Chapter_20

过于认真。多少世纪以来的实践一直在和死板的原则相对抗。②实际上，商人对国家权力的臣服并不表现为商业活动受到压制，而是表现为各种形式的控制与合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7和18世纪的食盐贸易。不过，这种臣服还是为主动性与发财致富留下了广阔的余地：扬州商人的豪富与权力便是明证。①或者经官僚阶层提拔，或者通过科举与捐官的道路，商人阶级中许多成员离弃自己的出身而爬上社会阶梯。不过这种向上爬的运动部分地为绅士阶层中一些成员相反方向的运动所抵消，这些人暗中或间接地投身于商业活动。

19世纪末，以官僚和绅士阶层为一方与以商人为另一方的合作增强，并部分地相互融合，结果产生了商业资产阶级。在政府的倡导下，在现代经济部门中出现了混合企业（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它们由公私两方共同出资，在上级官员的监督下由商人经营。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官僚资本主义变得不那么制度化了。当20世纪最初十年这种制度发展到它的最先进形态时，这类企业领导人的亦官亦商的双重依附关系构成了官僚资本主义的唯一基础，张謇或严信厚②就是例子。这一新的城市绅商群体的出现，受到19世纪中叶大规模捐官和20世纪初提高商人社会地位（1903年的诏书）的认可和鼓励，也受到官吏和退职官吏对经商表现出的日益增长的兴趣的鼓励。

在这一新的混杂的阶级里，各种成分的力量对比处于不断的变动中。在20世纪的初始阶段官吏们看起来处于主宰地位。上海和广州的各种慈善团体（爱育善堂）、作为市政参议会雏形的上海中国辖区的总工局，都有官吏担任首脑，甚至还有官员担任新出现的商会会长（清末商会的总数已达800左右）。③但是在以后的年代里，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1905年）、中央政权的衰落，以及各地区的军事化，官僚阶级受到削弱。商人们在城市精英中的重要性开始增加。他们对1905年反美抵制运动的干预，说明了他们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不可轻视的影响。加入了资产阶级队伍的官吏或他们的子孙的行为越来越像公司首脑和私人资本家，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在1920年前后成了中国工业雇主们这个庞大的集体的主要领袖和代言人之一。

条约口岸的作用

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也有外部环境的原因，即外国的干涉和条约口岸内的租界的成长。

在明朝最初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开花结果，没有促成一场技术革命，也没有产生现代资产阶级就枯萎了。历史学家们对这一挫折的原因至今还没有清楚的说明，他们各执一词地归咎于官僚主义的压迫（E.巴拉兹），制度运转不灵（费惟恺），原料缺乏以及习于常规办事的小生产者和信息比较灵通的商人之间缺乏配合（伊懋可），甚至还有认为是缺乏能源的。①充其量我们也只能像E.巴拉兹那样指出：在许多个世纪中，商人阶层的兴旺都与国家权力和官僚主义的束缚的减弱同时出现。但是，一旦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秩序受到削弱，从而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它或迟或早都会为随着这种减弱而发生的动乱所扼杀。因此，对于具有瘫痪作用的帝国权力与儒教权力，唯一的替代物似乎就是具有破坏性的无政府状态。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的勃兴，是由官僚主义束缚的衰落（它释放了商人们的能量），以及相对安全而有秩序的孤岛即“租界的庇护”（这种庇护保存了商人的能量）同时存在而引起的。①尽管居住在租界里的中国商人受到二等居民的待遇，长期被剥夺了参与城市管理的权利而又必须纳税，但也因外国人的存在而受益。租界里的巡捕，必要时为从外国居民中招募的志愿军所加强，保护了这些条约口岸不受动乱与19世纪末以来各省连年不断的小规模叛乱的侵扰。并不是说租界里的这些武装力量有什么了不起，而是来自停泊在各个主要港口和在长江里上下游弋的炮舰的威胁，足以保持这些“国中之国”的和平。在这种和平的保护下，各种公共事业（海关和邮政）引进了公正和正规化等行政优点。那些“模范租界”所提供的公用事业，如廉价的民用和工业用电、自来水、电车和电话，完全可以和西方的大城市比美。但是中国的精英们最希望从租界中得到的，似乎还是他们的货物及自己人身的安全。他们将财产委托给外国银行，其保险库是北京政府永远无法打开的；而为了反抗帝国官吏的高压政策，他们还可以向会审公廨提出申诉。②外国人为了本地区的商业利益，希望保证其正常发展而不受政府当局的干扰，导致上海工部局于1902年提出，在原则上任何租界内的中国居民未被会审公廨审判定罪之前，均不移交给帝国当局。在1903年的“苏报案”中，这一原则得到了具有象征意义的证明，当在南京的两江总督要求立即引渡激进的反满新闻记者的时候，工部局中的英国多数派对会审公廨施加压力，要求按西方法治原则审判，结果只判处了短期监禁。③

由于受惠于这些租界发展成的国际飞地，反抗帝制政权的斗争和资产阶级的形成齐头并进，互相加强。

① 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第298页。

② 同上书，第314页。

① 参考罗兹·墨菲的论文：《外来人：西方在印度和中国的经验》。

① 有关权力从占有土地的士绅转移到城市、商业或官僚精英手中的问题，参阅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第235、248—260页。伊懋可用农奴制的衰落来解释这一转移的观点至今尚有争论；但是似乎可以确定的是，所有权制度以及一般的社会结构在18世纪都经历了深刻的变动。参阅托马斯·A.梅茨格：《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根源：明末清初经济与行政日益分化》，第33—44页，载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编：《中国现代经济史讨论会》（台北，1977年）。关于名流在城市管理中的作用，可参看伊懋可：《上海的行政管理，1905—1914年》，载伊懋可和施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第241页。

① 郝延平：《19世纪中国的买办：东西方之间的桥梁》，第102页。

② 陈锦江：《中国晚清的商人、官吏和近代企业》，第15—25页。

① 何炳棣：《扬州的盐商：18世纪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研究》，《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7（1954年），第130—168页。

② 陈锦江：《中国晚清的商人、官吏和近代企业》，第6章《国家控制与官方主办人》。

③ 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革命》，第380页。

① 艾蒂安·巴拉兹：《中国的文明和官僚政治：一个主题的种种变奏》，第44页。费惟恺：《中国早期的工业化，盛宣怀与官办企业》，第242页。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第284—301页。S.A.M.阿谢德：《现代中国早期的一次能源危机》，《清史问题》，3.2（1974年12月）。

① 详细的分析，参看M.克莱尔·贝热尔：《“另一个中国”：1919至1949年的上海》，载C.豪编的《上海，一个亚洲大城市的革命和发展》。

② 费惟恺：《外国在华的存在》（本书第3章）。

③ 约翰·勒斯特：《苏报案：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早期的一段插曲》，《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学报》，27.2（1964年），第408—429页。

1911年：不明显的资产阶级革命

1911年：不明显的资产阶级革命

1911年真有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吗？

让我们首先抛弃一种或多或少被广泛接受的假说：1911年的革命不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在1949年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将他们的历史用马克思主义的词汇重新作了解释，把1911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或多或少地描写为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资产阶级阶段，把资产阶级设想成这次革命的指导者和主要受益者。这不是事实——除非极其广泛地将资产阶级定义为除工商界和城市知识分子之外，也包括高级官吏、地主、军官、秘密社会和各种武装集团的头子们在内。这些成分的特点和本性与这种看法是不相容的，这样会把资产阶级等同于基本上属于农业的和带传统性的统治阶级。①如果根据更严格的定义，将城市资产阶级限定为和现代工商业相联系的阶级，那么它显然在1911年的事件中只起了次要的作用。这第一次革命——地方精英们所领导的武装起义和暴动，越出了资产阶级并脱离了它的控制。②

在这次革命成功之后，资产阶级曾企图利用这一局势为自己谋取好处，但只获得了一半的成功。它成功地取得了对它的基本利益的尊重，但除了在局部地区以外，却未能夺取到权力。

虽然不能把辛亥革命称作资产阶级革命，事实上它仍然在资产阶级的命运中起了重要作用。它是资产阶级第一次卷入政治，正式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有人评论这第一次亮相说：“当前的革命清楚地指明了强大的商人阶层通过商会这个中介采取行动所表现出的影响和稳定”。①但是在这一特定时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还很脆弱，现代经济还很不发达，并且大部分掌握在外国资本集团手里。资产阶级的社会界限还不明确：它因和官僚集团重新言归于好而增强了力量，但却削弱了它的独立性。那么，它的政治作用的重要性是从何而来的呢？

1912年，农商部列举了794个主要和次要的商会，计有196636个会员。②由于商会的会员既包括个人，也包括为数众多的由个人代表的社团、同业公会或者公司，因此加入商会的商人——作为个人或者通过他们指定的代表——人数显然比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要多得多。如果连家属也算在内，商人阶级中最富有最受尊重的部分必然已超过150至200万人，几乎占总人口的0.5％。这个百分比看起来并不大。但是与统治阶级中的其他集团相比，商人的数目就比军官（17000）、③学生（30000）、归国留学生（35000）、④官员（50000），甚至比上层绅士（200000）⑤都多得多。商会多达794个，说明商人阶级遍布全国。由于上述原因（发财致富的新机会，财产和人身安全的保障），大多数最有活力、最富有的商人都聚居在大条约口岸，尤其是上海——这些人最直接地参与现代社会。虽然在全人口中只占少数，商人阶级却是统治集团中人数最多的阶级之一。和绅士阶级联合在一起，这个阶级主要指占主导地位的条约口岸新的现代化中国的精英。

在那个时期，中国资产阶级打算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也可看作一种由意识形态所决定的现象。这个阶级的出现正值自西方引进的民主思想和民族主义在全国传播，在18至19世纪的西方，这些思想的形成一般是和民族资产阶级取得政权联系在一起的。作为由青年知识分子和部分新军军官介绍进来的思想体系（不是没有歪曲和遗漏）的继承者，中国资产阶级力图将这种引进的意识形态与本国的实际联系起来。反清领袖们所宣扬的民主、宪政和民族主义正与资产阶级的愿望吻合，使他们急速觉悟的过程相应地加快了。

资产阶级十分活跃地支持反对派。改良派和革命派同样从他们的支持中得到好处。当意识形态正在摸索中形成的时候，当纲领的模糊不清尚待着名人物的影响来弥补之际，资产阶级表现出迟疑不决是不足为奇的。在下层资产阶级与上层资产阶级之间，在买办与民族企业家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分界线，改良派资产阶级和革命派资产阶级之间的划分似乎也很难预测：在这里，也像在许多其他领域里一样，私人关系在起作用，因此，反对派的领袖们在频繁旅行中和商人阶级建立联系就很重要了。不过在革命前夕，改良主义似乎为大陆上的资产阶级所拥护，而移居海外的华侨则表现得更激进。在条约口岸里的企业总是密切地和绅士阶级结成联盟，与他们一样信仰真正的社会保守主义，并无疑对整个中国的局势抱更现实的观点。通过商会，商人们在立宪运动中甚为活跃；1909年他们被选入省咨议局，1910年又参加了争取召开国会的斗争。①

海外华侨梦寐以求的是用建立最现代化的政治与经济组织的方法，恢复祖国的国际威望。香港、横滨和新加坡的华侨首先从财政上支持孙逸仙的活动。1905年孙逸仙被知识界和军界接受以后，他和商人们的牢固联系仍一如既往。当然，海外华侨参加反对派中的激进派这一事实，不可强调得太过分。改良派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也能赢得他们的海外同胞的理解，并从他们那里得到很多财政援助。此外，在清朝政府的最后几年中，有志改良的大臣们也在海外找到可贵的合作者，如富商张弼士从新加坡回国，帮助盛宣怀发展国家的铁路系统和建立商部。①而中国境内条约口岸里的商人们虽然参加了宪政运动并支持改良政策，却也并不妨碍他们在时机到来时转而投身革命阵营，支持起义，并管理地方事务以等待新政权的建立。

商人与革命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是由军界发动的。商人们并没有直接参加，虽然他们促成了导致革命爆发的局势。1911年春夏震动了四川省的反对铁路国有化风潮，得到了重庆和成都的商会和各同业公会的积极支持。是年10月，武昌商人迅速地起来支持军队的起义者。10月12日，起义者向商人提出保证，宣布：

虐待商人者，斩；妨碍商务者，斩；企图关闭商店者，斩；促进贸易者，赏。②

作为对这一保护的回报，商人们参加维持秩序，并组织民兵搜捕抢劫犯和纵火犯，商会会长甚至被任命为治安负责人。商会立即向起义者贷款白银200000两。

在上海，资产阶级与革命者的合作不是在起义以后，而是在以前为它铺平了道路。①

1911年4月，商人们与同盟会领袖陈其美、朱少屏，银行家沈缦云建立了联系。沈缦云是新成立的爱国组织中国国民会的正式代表，他还是商务总会的一名董事和上海华界（即租界以外由中国政府管辖的地区）自治公所的成员。同时，对1906年建立的商团进行了改组，将其置于统一的领导之下，原来估计为350至700人的有效兵力，在 1911年 11月初增至 2000。至少在政治上与公共租界的志愿兵中的“中国连”相联系的这一上海国民志愿队，交由华界自治公所的首领李钟珏（平书）指挥。李属于当地绅商精英中的官僚派。不过在上海，精英们组成了统一战线。②不论他们的出身是商人还是文人，居住在租界还是华界，似乎都同样地同情革命。对中央政权的不满和爱国心是不是足以解释这种一致呢？人们是不是也应该承认起带头作用的为数不多的领导人组成的精英组织的作用呢？他们顶多只有几十个人，却领导着商会、商团和华界自治公所。由于陈其美和李钟珏经常在由沈缦云出资经营的革命报纸《民立报》报馆会面，武昌起义之后两人之间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商团控制了城市，华界自治公所使当地警察保持中立，商会答应给革命者财政补助。③当陈其美在11月3日击败了清政府的守军并占领江南制造局以后，上海宣布共和。

在作为辛亥革命特征的中国人民团结精神大爆发中，各省市的情况是不同的。整个资产阶级所扮演的角色不能根据公认是一种例外的上海经验来作出正确的判断。在广州，10月10日起义的消息最初只不过促使两广总督张鸣岐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而宣布在内战中保持中立，并加强省的自治。他的计划得到绅士阶级的支持，却遭到商人的反对，他们于10月29日在爱育善堂集会拥护共和并宣布广东独立。①但是商人们却不能将他们的决议付诸实施；直到11月9日张鸣岐才在革命力量的压力下离开广州，将权力移交给同盟会的代表胡汉民。因此，尽管广州在商业上占有重要地位，广州的商人在这次革命中却只起了有限的作用。分裂是他们软弱无力的原因。商会不能支配其下的72个行会和9个善堂，不能成为整个商人阶级的代言人。这又是经济现代化的缓慢步伐阻碍了城市精英的团结一致。面对坚持其特权和传统利益的绅士阶级，商人们只构成一个重要性不大的孤立集团。

因此，商人们所扮演的角色在各个城市里是不相同的。在新近才移民垦殖的东北地区，他们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只满足于保持秩序和采取“等着瞧”的态度，而在内地各省，例如湖南，竞争只在军队、士绅和秘密会社之间进行。在沿海地区，如山东、浙江、江苏，或者在长江中游的大条约口岸如汉口，资产阶级比较活跃。

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在起义中都不是带头人。它只满足于根据自己的力量对其他集团造成的当地政治局势作出反应。即使在上海，它也只扮演了赞助的角色。不过无论如何，它毕竟以同情的态度满怀自信地欢迎革命。革命事件并没有引起任何严重的经济危机。交通受阻和流动资金短缺只导致了暂时的工商业活动衰退。但没有发生恐慌； 12月中旬，上海就开始复苏了。

一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强调资产阶级固有的内在矛盾，具体表现为他们站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军人一边投身革命，然后——被动荡的规模所吓倒——又马上打退堂鼓，以保障自己的阶级利益，站到绅士们一边去了。①1911年12月在广州商人中和1912年初在成都商人中出现的情绪逆转，使这种说法听起来好像有点可信；但是一般说来，似乎中国的商人们并不比他们的同时代人，更能看出起义的保守性质与作为起义的旗号的革命思想之间的差距。在这里我们是不是应该说“意识形态的混乱”和“政治上的不成熟”呢？②如果我们同意周锡瑞的看法，承认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自由主义不应从个人角度来说明，而是对中央政府极权主义的反抗，③那么，说地方的精英们看见他们自己的权力已经建立起来，就认为自由与民主已经获得胜利，就没有什么不恰当了。

商人与精英的联合阵线

在革命的前夜，由于缺乏中央权力，政府当局腐败，常常导致由城市精英管理市政。“清政权倒台以后，在长达数月之久的时间里大多数中国城市实际上是由商会和行会协同管理。”④

商界对地方政治与行政生活的干预，反映了城市精英自19世纪以来在全国（包括中国内地）所取得的重要地位。但这并不是一种新的政治现象，只不过是延续——并且扩大了——行会联盟的传统，其作用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危机时期就已经奠定了。①那时候这些行会联盟已经超出社团组织的框架，致力于城市集体的公务事业。在儒家公德责任心的推动下，他们尽力弥补政府当局的无能，并保护他们市镇的切身利益。

1912年，商会在许多大小城镇已经享有权威，它们的目的并没有什么不同。这是个保持社会秩序，与海盗、土匪、毫无纪律的士兵以及秘密会社进行斗争的问题。商人们和绅士阶层从事共同的事业：在这一由名流组成的联合阵线中，没有必要把商人特别突现出来，不过他们在行动中的活力的确是出色的。是商会和行会给军队关饷，贿买盗匪让他们离开，开始解散军队，并在你争我夺的将领们之间斡旋。一位当时人评论说，“在中国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中，商界是最团结同时也是最保守的”。②

但是不论商界的卷入有多么广泛，在政治上却只获得了有限的重要性。实际上他们只是要打进一个早已建立起来的体制的框架里面去，力图纠正其在运转中的毛病而已。商人们并没有为自己争取权力，通常只满足于和现有的当权者协商。真正的当权派是保住了职位的官僚、将领们，或者取得了大权的革命军人。这种间接控制的方法包含着不少风险；地方掌权者经常背叛商人，科以苛捐杂税，威胁和绑架他们。尽管商人掌握着施加财政压力的手段（因为他们提供资金或者为发行纸币作担保），并且为统治权的建立出了力，他们却成了这一权力的第一批牺牲者。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商人们并不准备直接承担传统一直把他们排斥在外的政治责任。他们的卷入只不过是短期的。

在这场波及整个政治体制的普遍危机中，这种权宜之计证明是无效的。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不但还在继续，而且越来越糟糕。广东省完全变成了“海盗共和国”。①商人们曾经企图废除的厘金制度，又在商捐或统捐的新名目下出现了。由于政府没有正规的财政收入，商人们也无力独自长期承担公共行政开支。争取安定的努力和统一市场的计划，由于地方政权之间缺乏协作和不关心农村而注定要失败。在中国的各个省份里，商人阶层的权力不可能取代中央政府和各省政府的权力。他们所能做到的只不过是力图对具有破坏性的无政府状态加以限制。和过去一样，无政府状态仍然是帝国体制的唯一替换物。

上海的资产阶级和南京政府

在上海，组织得更好的更强有力的商界精英在摆脱了过去的束缚以后，继续享受到租界内的安全和秩序。他们抓住革命提供的机会，力求实现其在本地和全国的雄心。

在1911年帝国的驻军被打败以后，公共租界和华界里的主要商人毫不迟疑地参加了陈其美将军组织的军政府。陈聘请总商会的董事们担任他的顾问（虞洽卿和周舜卿）。他将财政事务付托银行家朱葆三和沈缦云等人主管，并由一位买办郁屏翰协理；将商业管理交给船东兼工业家王一亭。市政管理则归公共工程承包商李钟珏和粮商顾馨一负责，他们成了陈的顾问。②

上海地处中国沿海，有世界主义倾向，现代化，是最适合于资产阶级的环境。置身其中的上海资产阶级竭力要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如果条约口岸真像一些作者所说那样，是与内地互不交通的外国飞地，上海的商人们也许就不会梦想把他们的活动推广到全中国了。但是沿海的经济却在相似的程度上既指向内地又指向海外。其繁荣同样地既依赖于各省又依赖于同外国的联系。这种经济上的一致性加强了民族统一的需要和愿望。上海的资产阶级接受了孙逸仙的共和纲领，并参加了他的现代化努力。他们和孙逸仙一样，并和他一起为塑造一个新的中国而呼吁海外华侨给予援助；他们想要控制广袤的内地，并将其按沿海的形象加以改造，以便那里的资本主义和民主的萌芽最终能够开花结果。

上海商人据估计资助了约700万两白银。①促成了孙逸仙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布建立中华民国，由各省代表投票使之合法化。这个新建立的自认为是全国性政府的纲领，重复了同盟会纲领的内容。孙逸仙在1912年1月5日发表的宣言中，谴责愚昧的清帝国“贼害吾民，以图自利，宗支近系，时拥特权……又复征苛细不法之赋税，任意取求，迹近掳劫。商埠而外，不许邻国之通商。常税不足，更敛厘金以取益，阻国内商务之发展……”孙逸仙保证：“吾人当更张法律……改良财政，蠲除工商各业种种之限制……”②

在新任命的实业总长张謇的倡议下，设立了工政司，将中央政府的指示贯彻到各省并协调它们的工作。③银行家沈缦云从海外华侨募得500万美元，在孙逸仙和上海总商会会长周金箴①的共同支持下创建了中华实业银行。可是南京政府执政只三个月，这就意味着它不可能有多大成就。不管怎样，它能不能有更大的成就呢？孙逸仙就任大总统后几个星期，“银行家、富有的商人和买办……开始感到这个政权很难忍受”。②商界和陈其美之间的关系恶化，这位上海都督有时为得到必要的款项而采取严厉的手段。③当政府决定以招商局轮船公司作为抵押向外国借款时，它遭到包括周金箴在内的股东们的强烈抗议。④

在上海出现的这一矛盾，与20年代坚持地区特殊论的广东资产阶级对国民党政府的抵抗看起来并不相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急于要将其活动扩展到全国，即使以艰难的北伐为代价也在所不惜。上海资产阶级支持孙逸仙迫切要求统一中国的思想。但他们无疑希望在他们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南京政府，能迅速扩大其基础并获得国内其他方面的支持。他们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由于缺乏适当的社会基础，南京政府不能指望得到一个高效率的政党的支持。同盟会本来就是个松散的组织，早在1912年初它就遭到一些新政党的竞争，没有多久就只剩下孙逸仙的少数追随者了。面对拥有大多数正规军并得到官僚和传统主义的士绅支持的北京-武昌轴心，孙逸仙被迫逊位，于1912年2月将民国总统的职位拱手让给袁世凯。

就这样，资产阶级的第一次政治实验于1912年春以双重的失败而告终。不错，资产阶级在这段时间里使人感到了它的分量。在各省，它曾协同保证商业照常继续，并维持一定程度的公共秩序。他们对南京政府的支持，阻止了不得人心的清朝复辟，并为共和政体的建立作出了贡献。但是它未能为了自己的发展而成功地建立起不可缺少的政治结构。在各省，它的社会基础的界限很不清楚，所采取的行动很难与士绅们的行动真正区别开来。连上海的企业家们也未能将一个全国性的政府单独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未能将立足于商业与技术、自由竞争与相对和谐的民主态度之上的新秩序移植到中国内地的农村与官僚统治的社会中去。这种新秩序在条约口岸由于外国的参与有可能建立。

尽管已经有了沿海地区的资产阶级，这个国家的命运仍然继续体现在内陆中国以及军事和官僚的政治机构——只有它能控制这个国家——之中。

倒退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开始了中国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倒退时期。经历了几个月混乱之后，商界急于恢复稳定与安全。他们在稍微迟疑之后就拥护袁世凯，这标志着政治转向的开始。与革命的共和派的联系变得松弛了。1912年4月，上海“敢死队”在他们的领袖刘福标①在公共租界被捕时，谴责上海总商会的背叛。资产阶级的依附者被吸引到新的更温和的政党方面，这些党派在1912年5月改组为共和党。在1912月年12至1913年1月的全国选举中，上海的温和派支持这个政党。此外，袁世凯努力向商人们提供补偿和保证：他承担南京政府与上海商界签定的合同的义务，①并答应赔偿汉口商人在1911年10月因商店被毁而蒙受的损失。②他长时间地出席1912年4月29日在北京召开的临时参议院会议，为争取资产阶级的支持而宣布了一系列的改革：取消厘金，减低出口税，统一币制和一项发展实业的政策。

在1912年最初几个月的停滞之后，商业的复苏转移了资产阶级对政治的注意。由于丰收和国际市场银价上涨，对外贸易的数字与1911年相比，减少甚微：1912年是关银8.43亿两，而1911年是8.48亿两。③繁荣扩展到工业。在上海，1912年必须将电力供应增加四倍以满足新厂——特别是苏州河两岸正在建设的碾米厂和正在扩充生产能力的纺织厂——的需要。④同一时期，面粉业经历了一次迅速发展（在上海、满洲和长江沿岸城市于1913年登记的53家中国公司中，有14家是在 1911年以后成立的）。⑤机械厂的数目也增加了，1912—1913年间新建了5家，大多数都在上海。⑥汉阳钢铁厂的高炉在1911年10月起义时被闲置不用，这时又恢复开工，操作人员自此以后全部都是中国人。⑦在采矿业方面，勘探和开采都在发展，有时得到外资的帮助。⑧上海华界的电车路系统（南道）的建设从计划到完工只用了几个月，完全没有依靠外国的帮助。⑨这一全面的努力得到10多个为鼓励实业而于1912年组成的省级或全国性的组织的支持和配合。①

在这样的情况下，商界最害怕的就是重新出现政治和军事动乱。1913年3月22日袁总统唆使人暗杀了宋教仁，这在上海的巨商中引起了深刻的不安。②不过，孙逸仙的敌对反应比袁世凯的背叛使他们受到更大的震动。在这样一个新建立的国家体制和自由遭到危险的时候，资产阶级唯一担心的是，新的危机将要给他们带来直接麻烦。革命实验带来的失望，有条有理的政权的吸引力，还有经济发展激发起的希望，这一切都综合在一起把他们推向一种互相勾结的中立。③1913年夏季的危机将逼迫他们作出决定。

1913年7月袁世凯与孙逸仙的冲突爆发以后，南方各省的军事领袖宣布独立。上海被卷入这次运动：陈其美担任叛军司令。商人们在和反叛运动公开敌对与为保护自己利益所必需的机会主义之间迟疑不决。总商会拒不赞成独立宣言，又不向陈其美提供他所要求的资金。商人们压倒一切的希望是避免叛军与重新占据了江南制造局的驻军之间的对抗：“鉴于上海是商埠而非战场……任何一方挑起战端均将被视为人民之公敌。”④一个集团的私利就这样简单明了地被等同于全体人民的利益了。

在广州，都督陈炯明于6月21日宣布独立，他遭到商人们的敌对或漠视。⑤国民党的为数不多的支持者来自海外华侨社区或港澳地区。可是没过多久他们之中最活跃的一位陈席儒就被港英当局取消了居民权。在长江流域的主要港口重庆、长沙、芜湖和南京，商人们同样表现得小心翼翼，同样对叛乱抱着隐藏的敌意。①当地的商会致力于保全他们的城市，贿赂叛军撤离，并为北军的和平归来作好准备，在这些方面他们获得了程度不同的成功。可是南京的商人们的这种努力失败了，他们被迫给南军大量的金钱，而在北军入城以后又遭到抢劫而倾家荡产（1913年9月1至3日）。②

资产阶级对“二次革命”的敌视只是极其谨慎小心地表现出来，在那些已宣布独立的省份中尤其如此。各地商会不曾表示公开反对，而只是拒不给与财政上的合作——只要压力不太大。无论如何，斗争的结局主要取决于那些军事领袖和他们部队的人数与质量。在这方面袁世凯占有压倒优势。在1913年，资产阶级的反对或者毋宁说他们的袖手旁观，并没有起决定性的作用，正如在1911年，他们的支持对事件的发展没有什么真正的影响一样。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革命，资产阶级都不过是次要的力量。

1913年起义的失败带来了沉重的赋税和抢劫，迫使资产阶级保护他们的近期利益。袁世凯鼓励商人回到他们社会孤立和脱离政治的传统中去。一旦获得胜利，袁世凯就不再满足于用迫使反对派领袖流亡，并首先解散国民党（1913年 11月）然后又解散国会（1913年12月）的方法来消灭革命。他还把他的攻击指向在革命前后为了地方精英的利益而建立起来的一切代表机构。1914年2月4日，他解散了1912—1913年冬天在扩大了选民范围的基础上（占成年男性人口的25％）复苏的省和地方的议会。①自革命以后，这些地方议会接管了许多原本属于国家官僚机构的行政、财政和军事职能。②此外，它们还成了当时人数日益增多的新的工业家、教育工作者、手工业者和妇女组织的讲坛和活动舞台。正是通过这些组织，一整个社会阶层——士绅，还包括文人学士和小商人——将自己结合进了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这些议会在中国政治传统之内代表很近似于自由主义的某种东西，起着保护地方利益和保护那些被官僚机构拒之门外或忽略了的社会集团的作用。在袁世凯眼中，它们因此对他个人的权力和国家的统一构成了威胁，因为他把国家的统一等同于一种严厉的行政上的中央集权。

对于上海的商人来说，这是一次异乎寻常的经历的结束。在革命以后，华界的市政当局重新命名为“市政厅”，称为“绅商”的城市士绅曾经有机会证明他们的管理能力、现代化才干、对民主程序的理解和他们对重大国家问题的兴趣。③现在，上海商界再也不能恢复这种行政上和政治上的自治了。袁世凯用来代替原来市政厅的“工巡局”（负责管理公共工程、巡警、捐税），被置于地方官的严格管辖之下。1914年制定的法律加强了对商会的控制，剥夺了商人表达政治意见的手段。

商人们就这样被剥夺了主动权，他们好像已经失去了过去10余年中曾经鼓舞过他们的那些伟大的理想。由于不能使全国都接受他们自己在中国所开创的现代化，他们就转而全神贯注于自己的短期利益了。面对这样一个虽然非其所求但也并不难接受的军事官僚政权，他们只得在外国势力的荫庇下努力去加强自己的地理和社会基础之上的自治。因此，他们要求在南京的英国领事将租界①扩展到下关的码头和商业区，以便得到更好的保护。在上海，华界闸北的一些显要人物请求公共租界的巡捕进行干预，并且，用一外国居民具讽刺意味的话来说，寻求“我们专制的市政权的保护”。

不过，袁世凯接掌权力并不是简单的旧政权的复辟。他在担任总统的时期内表现出一种新的进一步发展经济的决心，完成了商业的立法，稳定了财政与货币制度，鼓励私人企业。②自1913年10月至1915年12月担任农商总长的张謇促使关于商业企业和公司注册以及关于开设公司的法令获得通过。他建立了棉花和甘蔗的模范生产基地；并计划统一度量标准。1914年 2月，在梁士诒的创议下，作为统一货币制度的第一个步骤，铸造了袁世凯银元。这种鼓励商业的意愿，与拒绝给予资产阶级最微小的权利形成奇特的对比。这里，袁世凯又回到现代官僚主义的传统，他本人在清朝末年就是这一传统的主要代表之一。作为一个独裁者，袁世凯权力的支柱是军队和官僚集团，他没有必要去讨好商人。因此，如果把他的经济政策视为对资产阶级的支持，那就完全错了。同时，把袁世凯统治时期各大商埠的繁荣归因于他的这一政策，也是错误的。把中国资产阶级推向它的黄金时代的决定性的动力来自别的地方：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改变了的国际局势。

① M.克莱尔·贝热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历史评论》，230（1963年10—12月），第403—436页。

② M.克莱尔·贝热尔：《资产阶级的作用》，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第229—295页。

① 《北华捷报》，1913年11月1日，第352页。

② 参看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革命》，第380页。

③ 张仲礼：《中国士绅：对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作用之研究》，第117—120页。

④ 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第367、64、73页。

⑤ 参阅本页注3。

① M.克莱尔·贝热尔：《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辛亥革命》，第53页。

① 陈锦江：《中国晚清的商人、官吏和近代企业》，第131、164、168、183页。

② 贝热尔：《中国的资产阶级》，第59—60页。

① 伊懋可：《上海的士绅民主制，1905—1914年》（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67年），第230—246页。

② 1911年末出现的上海商会的短命的竞争者，也许正如J.桑福德所说的那样，反映了商人集团内部的政治分歧。即使确实存在矛盾，也很快解决了，因为这两个商会在1912年初就合并了。詹姆斯·桑福德：《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中国商业的组织和状况》（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76年），第259页。

③ 贝热尔：《中国的资产阶级》，第62页。

① 爱德华·J.M.罗兹：《中国的共和革命：广东的情况，1895—1913年》，第222—223页。

① 董必武：《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

② 贝热尔：《中国的资产阶级》，第41—42、125—126页。

③ 周锡瑞：《中国的维新和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和湖北》，第237—250页。

④ 《北华捷报》，1913年11月1日，第352页。

① 窦季良：《同乡组织之研究》，第2章（转引自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第337页，注18）。

② 《北华捷报》，1913年11月1日，第352页，关于商人在各省城行政中的作用，参看贝热尔：《中国的资产阶级》，第69—80页。

① 让·罗德：《中国革命生活的状况，1911—1914年》，第301、117页。

② 小岛淑男：《辛亥革命时的上海独立与绅商阶层》，《东洋史学论集》，6（1960年8月），第113—134页（《中国近代化的社会结构：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特辑）。

① 《北华捷报》，1912年7月13日，第109页；1913年3月1日，第650页。贝热尔：《中国的资产阶级》，第82—85页。

② 宣言译文，载F.麦考密克：《中华民国》，第457页。（原文见1912年1月5日《孙大总统对外宣言》——译者。）

③ 《近代史资料》专刊，《辛亥革命资料》，1（1961年），第58、201页。

① 《辛亥革命资料》，第96页。参看沈云荪：《中华实业银行始末》，载《近代史资料》，6（1957年），第120—139页。

② 《上海法国总领事的报告》，1912年1月13日。法国外交部档案：中国国内政治，中国革命。

③ 《上海法国总领事的报告》，1912年1月13、17、18日，法国外交部档案：中国国内政治，中国革命。

④ 《北华捷报》，1912年2月10日，第356页；1912年8月10日，第405页；1912年8月17日，第458页。《上海法国总领事的报告》，1912年3月2日。

① 《北华捷报》，1912年4月27日，第217页。

① 《北华捷报》，1912年3月1日，第650页。

② 《北华捷报》，1913年11月9日，第40页。

③ 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年》，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年。

④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1895—1914年》（此后简称《工业史资料》），2，第848页。

⑤ 同上书，2，第908页。

⑥ 同上书，2，第920页。

⑦ 《北华捷报》，1912年11月16日，第479页。

⑧ 《北华捷报》，1912年12月7日，第665页。

⑨ 《北华捷报》，1913年8月13日，第558页。

① 汪敬虞：《工业史资料》，2，第860—867页。

② 《北华捷报》，1913年4月26日，第226、252页；1913年5月10日，第427页；1913年5月24日，第531页。

③ 参看上海钱业公会通电，《北华捷报》，1913年5月17日，第495页。

④ 《北华捷报》，1913年7月26日，第283页。

⑤ 《南华早报》，1913年7月27日、7月29日、7月30日、8月1日。

① 外交部驻华大使与领事档案，书信，F.O.228：2499，卷277，革命，北方与南方，1919年7月24—31日。F.O.228：2500，卷278，革命，北方与南方，1913年8月16—31日。F.O.228：2501，卷279，革命，北方与南方，1913年8月16—31日。特别参考发自镇江、南京、重庆、芜湖的书信。

② 南京通讯，1913年8月29日，F.O.228：2502，卷280，革命，北方与南方，1913年9月。

① 参看本书第4章欧内斯特·P扬：《革命后的政治风云：袁世凯时期，1912—1916年》。

② 1911至1913年之间为地方精英的利益而缩小官僚机构的权力，以及地方精英与私商的结盟，参看周锡瑞：《中国的维新和革命》，第246—255页。

③ 伊懋可：《上海的士绅民主制，1905—1914年》，第73页：《上海市制进化史略》，载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第75—78页。

① 南京无租界，下关江边地带划有外国人居留地——译者。

② 关于袁世凯的经济政策，参考菊池贵晴：《中国民族运动的基本结构——关于排外性联合抵制的研究》，第154—178页。

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1917—1923年

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1917—1923年

不过，资产阶级对革命运动的有限参与和它对社会动乱的保守反应，还不足以驳倒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概念，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辛亥革命所产生的影响。虽然引入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对弄清1911—1913年所发生的事件没有多少用处，但是也许对较长时期的社会经济分析是有用的。这样，演变的观念（从“封建的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变和从官僚主义社会到阶级社会的演变）就应该代替革命性的决裂的观念。这种变化产生于漫长的过程。在中国，这一过程始于16至18世纪在传统经济中出现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一演变后来在19世纪变得十分明显。在1911年以后，它仍在继续，成为20世纪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变革的一部分。因此，不可能把像资产阶级的兴起这样一个发展包括进一次单一的革命事件。

但是，在10至15年这样的一个不长也不算短的期间内，辛亥革命是否加速了工业化的进程，是否改变了社会内部的力量对比和促进了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兴起呢？一些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在提到“野蛮的资本主义”以及据认为是由它所释放出来的各种力量的时候，曾经强调指出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多么迟缓。①在中国，情形却截然相反，革命后10年，在20年代初，民族资本主义就开足了马力，新一代的企业家就已经出现，他们直接与工业生产和对工资劳动大军的剥削相联系。但是这一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巨大进步，更多地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经济奇迹，而较少地受惠于一场早已被军人接管了的革命。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逻辑受制于外部的国际关系的演变。

战时与战后的繁荣，1914—1923年

大战把19世纪被“不平等条约”所剥夺了的一部分市场归还中国，致力于他们自己之间的斗争的参战国，无暇顾及中国。欧洲的衰落有利于恢复民族工业的发展，也助长了日本和美国势力的扩张——这就为新的困难和未来的冲突播下了种子。

同时，战争显着地增大了世界对食品和原料的需求（有色金属、植物油）。作为初级产品的一个主要供应者的中国，正处于满足这一需要的有利地位。再者，西方列强增加了他们在中国和印度等采用银本位币制的国家的采购，刺激了1913年墨西哥关闭它的银矿以后已经开始上升的国际银价。这样，中国的货币单位“两”变得坚挺，数年之内，它在西方市场上的购买力提高了三倍。可是，虽然外债的负担因此而减轻了，进口，特别是工业设备的进口却并没有受益；因为尽管战争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对这一机会的掌握和利用，却受到其“不发达”的经济框架的限制，而且当时中国经济所依赖的那种半殖民体系的活力又正受到波及全球的战争的损害。

由于交战国征用商船，用于商业性海运的吨位减少，其结果是运费上升，从而妨碍了国际贸易。外汇管制以及法国和英国在1917年实施对丝绸和茶叶的的禁运，使一些中国传统的出口商口失去了市场。欧洲列强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又对中国采购工业设备产生了不利影响。正当外国竞争减少而刺激民族工业增长时，这些工业要获得所需机器却变得十分困难。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的发展水平不能使它从外国势力相对的撤退中获得充分的利益。不过由战争引起的各种困难只是降低了好处而不是造成直接的损失。对于中国经济中的现代部门，战争年代是一个繁荣时期，但只是到和平恢复以后，民族工商业的“黄金时代”方才到来。

迟至1919年，现代经济部门才开始收获世界大战和重新恢复的和平所提供的利益。对初级产品的需求不但没有减退，反而加剧了。战争的需要被建设的需要所取代。1919年上海的出口值较前一年提高了30％。由于银价上涨以及随之而来的“两”的汇率的升高，出口的这种猛增尤其惹人注目。但是需求紧急的欧洲买主宁愿出高价。由于海运能力增加和战时工业转入平时，中国的实业家们能够回到西方市场去购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购买纺织设备所花费的钱，从1918年的180万两增加到了1919年的390万两。①由于各种条件异乎寻常的配合，中国企业能够从以前由外国进口货所开拓的国内市场需求得到好处，并从外国竞争的减弱、从购自欧美市场的设备，以及从有利的汇率得到好处。

对外贸易经历了直至1917年的中等程度的增长之后，其价值又由1918年的10.4亿两增至1923年的16.7亿两。出口量和品种两方面都有进展。②进口的增加不那么快，但结构有了很大的改变：消费品，特别是棉纺织品（中国的纺织工业正在发展）的进口下降，耐用商品则上升了，1920年占中国在国外采购总值的28.5％。③进口与出口增长的差异促成了贸易的平衡。1919年的逆差不超过1600万两。④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仍然属于“不发达”经济的类型；但这种贸易已经不再是附属型经济的了；它大致相当于现代国民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

由于受到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刺激，生产增加了。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相互配合以满足各种需要。缺乏海运能力和设备，1919年以前妨碍了现代工业的增长，但并没有影响手工业。在1915—1916年期间，华北和华中各省织布机的数量都在增加。生产是面向国内市场的。城市的作坊有所发展，商业资本主义扩展到与主要城市邻近的农村。纺织、成衣、针织、玻璃、火柴、制油各业的进展并不只限于原有生产方法的复苏。相反，这时的手工业常采用改进了的技术和来源于工业的原材料（绵纱、化工产品），表现出力图适应的能动性，这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过渡性的现代化的一个特别合适的例子。因此我们不能同意H.H.福克斯那种为他许多同代人所接受的意见，说“工业的进步只限于最主要的条约口岸”。①

沿海城市中现代企业的增长只是更加普遍的发展的一个方面；但毫无疑问，它是最显着的一个方面。从1912年到1920年，现代工业的增长率达到13.8％。②（这样迅速的增长率只是到1953年至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才再度遇到。）首屈一指的例子是绵纱。全国的锭数从1919年的658748增到1922年的1506634，其中63％属于中国厂主。③1928年所登记的120家纱厂中，有47家是在1920年到1922年这段时间里建立的。自1917年至1922年，开办了26家面粉厂，④还购进了一些原来由外商拥有的榨油厂，证明了食品工业的增长。烟草和卷烟工业也有相当大的发展。但是这一黄金时代的热情很少扩展到重工业。南方各省有色金属（特别是锑和锡）采炼的短暂繁荣，完全是由国际投机引起的，也随其消失而消逝。现代煤矿和铁矿仍然是75％至100％都掌握在外资手中。机械制造业的进步最惹人注目。①上海及其附近一带是这一发展的主要受益者，这种发展也影响了天津，并在较小的程度上影响了广州和武汉。

在整个繁荣时期，贸易和工业的增长都得到信贷发达的支持并受到物价和利润上涨的刺激。妨碍了对外贸易业务的外资银行的衰落，并没有影响国内市场，国内市场资金的供应一直由中国控制。相反，国内金融市场向民族工商业提供了大量财源，例如社会显要和买办们的大额资金，前此为了安全的理由一直主要供给外国企业，现在却转向民族工商业了。中国的新式银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兴起的。仅在1918和1919年，就创办了96家。②但是其中的大多数都与政府当局保持密切关系。官方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数十家省银行都属于这一类，还有许许多多的“政治”银行，它们的创办人都来自政界或者与高级官员有密切关系。所有这些银行的活动都只限于处理国家资金和贷款。另有10多家新式银行，大部分设在上海，则纯粹在商业基础上经营；但是，它们参与向民族工商业提供资金的活动继续受到古老的市场结构的阻碍。在战前，中国没有证券和商品交易所。设在公共租界的上海股票交易所只进行外国股票的交易。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建立与成功激发起许多仿效者。1912年末，上海共有交易所140家，大多数只买卖它们自己的股票，几个月之后发生了称为“信交风潮”的股票交易所倒闭风，才将这股雨后春笋般的交易所创建浪潮煞住。①

为了向企业提供资金，新式银行也不得不像旧式钱庄那样提供直接贷款。但是新式银行要求顾客以财产抵押或货物抵押作担保。而钱庄却接向来的惯例在私人关系的基础上“靠信任”提供贷款，这就使银行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尽管新式银行有了引人注目但本质上是投机性的发展，真正的商业银行还是“钱庄”。1920年上海有71家钱庄，而在1913年还只有31家，1920年钱庄所控制的资本为770万元，是世界大战前夕的五倍。

由于缺乏证券交易市场和国家贴现制度，上海金融市场上各银行间互相贷款的利率（银拆）可以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其月平均数由1919年的0.06（每千两每日1分）增至1922年的0.17。虽然这一增涨可以用纯财政的理由来解释（外国银行将黄金运回本国的储备中心和国际黄金市场上的投机抢购），但毫无疑问经济发展的需要起了作用；例如，为出口而在市场上购买农产品就要在金融市场上筹措越来越多的资金。

根据不同种类的调查和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推论出的物价指数，不可能加以精确的分析。②但它们的确表明，在第一次大战期间批发价格增涨了20％至44％。这和同时期内的西方国家相比是不算大的；这是因为和工业品价格猛涨相反，农产品价格是稳定的。在传统的农业经济中，除了某些供出口的产品外，农产品价格稳定较多地表明年景好，而不是表明市场疲软——也就是表明农业社会的相对稳定。农产品价格稳定和工业品价格上涨这是繁荣的互相补充的标志。

在这一繁荣中，最大的受益者是工商界。从1914至1919年，纺纱厂每支纱的利润增加了70％，而钱庄的利润增加了74％。①一些最重要的公司的利润增加了20倍，有些甚至50倍。红利达到30—40％，有时甚至90％。②因为企业家们并不与他们的雇员分享收益，这样高的利润就更加意义重大：实际上技工和壮工的工资在广州只上升了6.9％，在上海上升了10—20％。③

正是在这一物质繁荣的基础上，在沿海的大城市里发展了一种越来越对西方影响开放的都市社会。

都市社会的兴起和资产阶级的转变

伴随着经济繁荣而来的是加速的都市化。城市人口的年增长率似乎比全人口的增长率要大得多。这一现象在上海特别明显，华界人口在10年中增长3倍（参看表38）；其他条约口岸如天津、青岛也吸引了许多新来者。

内地城市也经历了迅速的发展，虽然不那么明显：在山东省的济南，1914—1919年的年增长率为3％，而全省人口的增长率只有10％。④

城市的迅猛扩展既不是因为内地碰到了饥荒，也不是由于社

表38 战争年代中国部分人口增加统计①

会动荡特别恶化。这实质上反映了新的发展中心对农业社会的吸引。贫苦农民、农业社会中的闲杂人员都到市内的作坊和新建的工厂里找工作。他们到码头当搬运工，当苦力或者拉洋车。许多乡村的名流也被吸引到省城或者本地区的大城市里居住，部分地是想在当地的政府或者各种自治组织里混个差事，部分地是急于为自己的子女保证受新式教育的机会后者是都市居民的特权。市区向外扩展；建设起郊区，困难地通过古老城墙的牌楼式城门而与市中心区交通。但是在许多城市里——例如长沙、梧州和广州——城墙被拆毁以修建新区。虽然新建的大多数是住宅，商业建筑却最宏伟。汉口的新世界商场大楼可与1919年在上海开幕的先施公司和永安公司的百货大楼媲美。在广州，大信商场的九家商店自1918年起雄踞在珠江岸上。上海工部局在1915年批准41项建筑工程（西式建筑），1920年批准109项。包括中式建筑、作坊、仓库以及其他各种建筑，工部局在这段时期内批准的建筑工程费用从500万两上升至1100万两。①

在这些迅速发展的城市里，人口从未停止增长，各个社会集团变得更加复杂，互相间的分化也更加明显。出现了工业无产阶级，从城市精英（绅商）中诞生了现代知识阶层和现代资产阶级。这一社会演变引起了外国历史学家的注意，他们注意到这些新的精英们怎样响应西方的经验；同时也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注意，他们有时将这些现象从它们所处的仍然基本上是传统的环境中孤立出来，以便更好地证明他们的理论。②

实际上这些演变是很有限的：不但从整个中国社会的观点来看是这样，即使从城市方面看，甚至相对地说从已经现代化了的沿海地区看也是如此。在辛亥革命前夜，被周锡瑞称为“城市改良派精英”的一群名流和法国历史上被称颂为“旧制度的资产阶级”的那些人十分相似，③不先研究这些人的固执和演变，就不可能了解新企业家们所起的作用（稍大于新型知识分子们所起的作用）。

虽然这些名流所从事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与农村绅士们所从事的很不相同，但是他们通过对地产的兴趣和与政府当局的密切关系这样两个方面，仍然和旧制度的结构保持着联系。辛亥革命普遍地使他们的地位更形重要。他们的领袖人物总是站在最前列。例如张謇（1853—1926年），他是前清状元，袁世凯手下的实业总长。他在南通的大生纱厂，在1914至1921年间纱锭增加了一倍。①再以虞洽卿（ 1868年—？）为例，他是上海总商会和宁波同业组织的董事，在战时投资200万两办轮船公司——三北（1917年）、宁绍（1917年）、鸿安（1918年）。②还有朱葆三（1847年—？），他在1919年72岁时仍任上海总商会会长。战争也巩固了荣氏兄弟——荣宗敬（1873—1938年）和荣德生（1875—1952年）的财产。③他们出身于无锡的商人兼小官吏的家庭。在1901年创办茂新面粉厂，1913年又创办福新面粉厂。在1914至1920年期间，这两家公司共开办八家新厂，其中有些厂资金高达150万两。同时荣氏兄弟还将他的活动伸展到纺织业，创办了申新纱厂。所有这些先驱者在经济上的成功都得力于他们超群的个人品质，他们在条约口岸通过和外国人接触获得了一些不完全的起码知识，进而了解到掌握现代技术与管理方法的重要性。

但是城市精英中的大多数都主要以他们的政治倾向和社会影响着称，而不是由于对现代企业的参与。辛亥革命以后，官僚机构被代表地方利益的各种组织所产生的新的权力网络所接管。这些组织即省议会、商会、各种教育与农业团体，它们在全国层次上与袁世凯的中央集权努力互相冲突，在地区层次上又与互相争雄的军人野心相矛盾。但是城市精英们的权力毕竟还是增长了。虽然他们未能成功地为当地各种组织保住1912至1914年间争取到的行政特权（尤其是税收权），他们对官僚机构的影响还是较革命以前大多了。其主要原因无疑是这些官僚中的大多数都来自当地。出身本乡本土的官员的比例在革命初期曾经很高（1912年浙江省政府的每7名高级官员中，有5人是浙江人），后来有所降低（ 1920年浙江每 8名高官中有4人是浙江人）。①但是，“回避法”并没有恢复，帝国时期的这一法律禁止从本地的学者中选择地方官。城市精英们或者通过地方代表机构这样的中介直接表达意见，或者间接地向官僚们施加压力，以保障他们的利益不受政府干涉，不受外国人侵犯，并防止广大群众的各种要求。

就这样，这一“旧制度的资产阶级”作为稳定力量，在中国社会内部出现了。在浙江省一个地区的首府，1925年掌管当地各级组织的人中，有40％早在1911年已经是活跃分子。不过在这一群人里面，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力量对比正在变化。有功名的文人学士（进士、举人、贡生）的作用已经减少。1918—1921年间，在浙江省议会中，他们的人数不超过6％，而在革命前夜占46％。②死亡减少了他们的人数，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以后得不到补充。在像财务官员和慈善团体管理人这些传统上属于他们的职位中，他们正越来越被政府当局和卫生与公共工程方面的专家所取代。例如济南，情况就是这样，1917年，广仁善局被政府的慈善局所代替。③

这一发展加重了城市精英和曾经是主要力量的士绅间的分裂。同时，它也扩大了城乡之间的鸿沟，迫使农村为城市的各种事业提供资金。以济南为例，维持负责广泛的卫生、公路、法律与秩序，以及救火任务的警察部队的费用，由全省收入提供的几乎和由都市岁入提供的一样多。

自此以后，城市名流来自商人、地主和新式学校毕业生。这些精英们的界限不很清楚，在省议会中团结在一起，并在省议会中占大多数——1921至1926年间在浙江占88％。①这些新的知名人物继续维护已重新组合进各农业社区的地主的利益，但现在更竭力保证商人的利益。商人们常在省议会中处于支配地位。商会会长兼任地方议会议长的情况并不少见。有时商会竟完全取代了地方议会的位置，例如 1922年在浙江绍兴就是如此。20年代商会的数目激增：浙江省的嘉兴县原来只批准设立两个商会，到1924年却已经有了13个。商会在地方各种代表机构中逐渐占居首位。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城市名流这一上层社会中出现了一个狭小的社会圈子，他们献身于振兴实业、自由企业和经济合理化的思想体系：这是一个真正现代化的资产阶级。在经济奇迹的影响下，这一转变的发生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半殖民地的环境中，却受西方的支配。包括现代的资产阶级的新一代企业家们曾经在外国留学。他们对当时世界的现实情况有更多的了解，并且比较不受旧传统的束缚。其中最着名的无疑是穆湘玥（穆藕初，1876—1942年）。他出生于上海，棉商之子，学习英语，并于1900年通过考试进入海关工作。由于1905年积极参加反美抵制运动而被迫辞职，他在33岁时赴美国接受技术教育。他先在伊利诺斯大学学习农艺学，然后又入德克萨斯农业与机械学院学习纺织工程。1914年归国以后，他努力改进设备以使自己的纺织厂现代化，并引进美国的长绒棉。1915年他在上海创建厚生纺织厂；1916年又创建德大纱厂；1920年再创建豫丰纱厂于郑州。同年，他参加组建棉花交易所，并一直担任首脑至1926年。这是少数经受住了1921年投机风潮的交易所之一。为了帮助中国实业界教育其所急需的领袖人才，他给他最好的学徒们奖学金到美国留学，其中包括1921年赴美，后来成为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的方显廷。①

银行家陈光甫（1880？—1974年）的事业和穆藕初十分相似。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1岁当学徒，1904年赴美国学习商业六年，回国后争取到几位以前的同学和曾在海关和邮局供职、精通现代会计方法的人的合作，于1915年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40年以前由陈自己经营，是当时最兴旺的私营银行之一。

还有一批工程师，他们出身小康之家，也在外国受过教育，从事双重职业——既当公务员又当企业家。代表人物有江顺德（1880年—？），近代油漆染料工业的先驱之一；和地质学家丁文江（1887—1936年），他创办并在1921至1925年间管理热河的北票煤矿公司。

最后，实业家中的新一代大量来自华侨，他们和留学生一样对现代世界有实际经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简氏兄弟——简照南（1875—1923年）和简玉阶（1877—1957年）——在香港创建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其产品在泰国和新加坡的华侨社会中行销。战争为南洋公司打开了中国市场。1912至1917年间，南洋公司的产量提高了610％。①它在宁波、汉口、上海设立了分支机构，上海的分支机构在1919年成了主要的办事处。简照南成了上海市最有影响的企业家之一，参加了总商会董事会。在他死后，其弟玉阶继承了他的事业，1949年以后在共产党政权下继续作一位民族资本家。

马玉山（1878—1929年）的事业要短暂些。他在菲律宾以饼干生产商的身份开始其事业。辛亥革命使他回到广州和香港，开设了一些新厂。其后他住在上海管理各地的子公司。1912年他企图为中国建立新式制糖工业，在吴淞开办了中华国民制糖公司，上海的资本家们投资1000万两。次年，马玉山游历西方各国，收集制糖技术情报。他甚至试图在满洲种植甜菜。但不久这个试验就失败了，马玉山返回东南亚。②

聂云台在上海商界享有特殊的权威和声望，成为城市名流和企业家两代人之间的纽带。他是曾国藩的外孙，是上层绅士中的一员。虽然居住在中国，却于英语有精深的造诣。当他24岁时，他的任浙江省长的父亲就让他去管理一家他自己用公款收购的纱厂。这家名为恒丰的纱厂在战时有了发展；到1919年，资本已达到100万美元，各车间共雇佣1300名工人。1921年，聂云台创建了大中华纱厂。他还向益中机器厂投资。他既是一个组织者又是一个企业家。1918年他参加创建华商纱厂联合会，并组建了一个改良原棉的委员会；他成功地促使东南大学和许多美国专家参加后一项工作。在1919至1920年的危机时期，当上海总商会中的保守派和激进派互相水火的时候，聂云台出面调解，由于他出任会长而开辟了和解的道路。①

让我们的回顾到此为止。还可以举出一些其他名字，一些威望不那么高的人。但是加起来也不会很多——也许几百人。这些真就能构成一个资产阶级吗？

首先必须指出，在这一群企业家出现的同时，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阶层也正在形成。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郭秉文等新型知识分子也大都在国外受过教育。他们也是在大战开始时归国，拥有新技能和新思想。他们也脱离了旧社会，并与国家开科取士和政教合一的传统割断了联系。同时，他们提倡一种以尊重个性主义为基础的新式教育制度。②这一新的知识阶层的出现，对于新生的资产阶级是一种鼓励。这两大集团的团结一致加强了各自的效能。但是，他们的影响主要在于他们继续和那些城市名流保持联系，在于和他们自己出身的旧制度下的改良派精英们保持联系。

这些年青知识分子和青年企业家受到他们的先辈很大的支持，这既便利了他们的行动，又保证了他们的影响和成功。如果没有像江苏省教育会这样具有代表性和强有力的机构的支持，蒋梦麟的新教育运动能成个什么气候呢？如果那些传统的商人不把战争爆发后，因自德国进口的染料来源断绝而进行投机所获的巨额利润付托给穆藕初，他又到那里去筹措开办他的第一个纺纱厂的资本呢？简照南刚从香港到上海，他就得到总商会的董事们的合作。以城市名流为一方，以知识阶层和现代资产阶级为另一方之间的团结，是以他们共同的保守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对政府权力的不信任为基础。

新生的资产阶级的经济与政治战略，是在第一次大战末期成立的各种商业协会内部形成的。这些协会与职业或手工业行会不同，也和同乡会不同，后两者只是在某些方面代表商人们的利益；也不同于帝国行政机关加给当地社会的那种商会，商业协会是团结一致和自发行动的结果。实际上，这是有关各方自己采取的主动行为。1918年组成的华商纱厂联合会，赋予了前一年为争取保留原棉出口税而团结起来自卫的人们以合法身份，当时日本的棉花购买商正要求废除这种税。1920年，北京的部分主要银行家每星期举行两次友好聚餐会，结果产生了银行联合会。华商纱厂联合会很快发展成全国性组织；第一个地区性银行联合会的成立与1920年12月全国银行总会的成立之间不过时隔三年。

这些新的商业联合会的现代性，表现于它们对自己的任务的了解。它们不再从事宗教或者慈善事业等活动，传统的行会为这些活动献出了它们的大部分财力。它们采取了国际资本主义以发展、进步和竞争为主旨的观点，它们开始传播经济信息，并且出版当时最卓越的经济学家合编的专业评论杂志。因此，在此后几年中，上海的《银行周报》（1917年）；《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1919年）；北京的《银行月刊》（1921年）；汉口的《银行杂志》（1923年）相继创刊。这些刊物提供了关于当时现代经济部门的活动以及在其发展途程中所遭遇的障碍的异常丰富而精确的证据，与此同时它们对研究外国市场的重视，说明了为从世界各种经济激流中寻找中国发展的地位所作的努力。

这时，阶级利益呈现出一种现代面貌，团结一致不再像过去的行会那样是既得利益方面的团结一致，而是争取尚未得到的利益的团结一致。发展的意识取代了垄断的传统。

这一群年青的雇主显然只代表商业资产阶级的一个狭窄的边缘部分。但是这个先锋队的影响却在商人权力的正式组织中发挥了作用——各个商会被迫使自己现代化，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使自己民主化。

在大战刚爆发的时候，上海总商会看起来还好像只是受强大的宁波帮所操纵的一个帮会联盟。高达数百两的年认捐额将会员名额限制在300人。除了各帮会以外，只有一些最重要的企业在商会中有代表。作决定的权力由以德高望重的朱葆三任董事长、35名董事组成的董事会所垄断，他们大都是从老一代商人和买办中挑选出来的。1919—1920年以后由于受到内外压力的影响，商会选举了新的董事会。虽然选举的范围并没有扩大多少，但这个组织确实自此以后有了稍大一点的代表性。自它诞生以后，上海总商会一直从现代部门接纳代表。但是这一现代部门的代表一般仍是那些同样与传统商业保持联系的商人：王一亭、虞洽卿。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商会的董事会扩大，包括银行家（宋汉章、傅筱庵、赵锡恩）；纱厂主（穆藕初、聂云台）；实业家（简照南、荣宗敬），他们的利益和活动完全是朝向现代部门的。在商会内，他们的活动继续沿着在各企业联合会的框架中已经开始的方向：传播经济情报，鼓励新技术，发展职业教育，和政府当局谈判协商。

不过，“旧制度的资产阶级”和新式企业家之间的合作并不完全一帆风顺。上海总商会内部在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时期出现了一场危机。①对抗并不发源于那些新的联合会，而是发源于一些旧式的同乡会，它们和帮会不同，一直让小企业主甚至普通工人参加。1909年由陈洪赉组织的宁波旅沪同乡会，较它所从属的并在一定程度上是它的上级的宁波帮会的贵族气少些。但是各组织中最激进的还要数由汤富福（汤节之）担任首脑的广州帮会。另外，在商会内部，一个由约60名会员组成的反对派迫使朱葆三在1919年7月辞职，并提出一个改革纲领，要求放宽会员条件，降低每年所交的会费，扩大董事会，并成立经济信息服务机构。1920年8月改选董事会，改革派在35席中占20席。他们是些什么人呢？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例如汤富福或者冯小山——都以其广州籍贯和积极的政治活动而惹人注目。许多人简直就是新一代的企业家。

改革派未能成功地将商会吸收会员的条件民主化。但是他们的影响却可以从1921年创办的《上海总商会月报》中表现出来，该杂志对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最卓越的分析家中包括方椒伯（积蕃），特别是冯小山，前者1884年生于宁波一个显赫的家庭，是一名银行家和实业家，曾在1922年担任上海总商会副会长；后者也生于1884年，广州人，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股东。

上海总商会所拒绝承担的政治先锋队角色，由1919年春季伟大的民族主义动员期间诞生并在以后继续存在的新组织承担起来了。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自它在1919年3月诞生之日起，似乎就成了当地各种组织的代言人。活跃分子广州人汤富福、冯小山扮演了重要角色。虽然联合会的激进主义经常和商会的保守主义发生冲突，在两个组织中身居要位的却常是同一些人（尤其是虞洽卿）。它们的社会结构几乎没有区别；它们代表同一个资产阶级的两副面孔。

几个月以后成立起来的许多“马路联合会”，代表上海各主要商业街道的中国商人。它们动员自己的会员——拥有自己的商店的店主——起来反对上海工部局的税收政策。因为上海是外国势力的堡垒，这一地方性的冲突在整个国家的解放斗争中就具有重要意义。

这样，上海总商会有时想加以抑制的呼声就在其他的组织里迸发出来了。“上海商会已经不能像往日那样代表中国社会了；其他的组织推翻了它的霸主地位”——上海工部局总董在1920年这样说。①在这些创建了自己的新组织或在传统组织的框架内活动的一代新人的指导下，资产阶级要在政治战线上再显身手了。

自绅士阶级衰落以后，资产阶级成了城市精英中占主导地位的部分。它团结“旧制度”的大部分名流和少数新生的现代企业家组成了一个朝气勃勃的联盟，并从前者继承了他们的社会稳定性，从后者继承了他们的改革与创新精神。这样一个资产阶级丝毫没有丧失它的典型性，相反，它似乎真正代表了当时的城市社会。但是，城市自身却越来越孤立于中国这个国家之外了。它们的进步和西方化——这必然和它们的现代化联系在一起——扩大了它们与农业社会之间的鸿沟。作为一个庞大的农民帝国的中国，怎么能够从少数几个沿海的大城市来加以治理呢？

① 弗朗索瓦·富列：《对法国革命的思考》。

① 贸易（1915、1917、1919年），上海和广州的报告。

① 伍德海编：《中华年鉴，1921—1922年》，第1004—1006页。

② 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年》，第73—124页。

③ 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72—73页。

④ 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第23页。

① 海外贸易局：《中国的贸易与经济状况》，H.H.福克斯的报告。

② 张长治：《共产党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计量分析》。

③ 严中平：《统计资料》，第134页。

④ 周秀鸾：《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第2章。

① 《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等编；并参阅托马斯.G.罗斯基：《制造工业的发展》，载德怀特.H.珀金斯编：《历史剖析中的中国现代经济》，第231页。

② 刘大钧：《中国的工业与财政》，第48页。

① 余耀枢：《论交易所之失败之原因》，《上海总商会月报》，2.8（1922年8月），第8—13页。

②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1913年—1952年南开指数资料汇编》，第2—7页；《物价调查方法》，《中国经济公报》，1924年6月21日。

① 严中平：《统计资料》，表61，第165页；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202页。

② 参考朱昌峻：《近代中国的维新人物：张謇，1853—1926年》第31页所引大生纱厂的例子。

③ 琼·切斯诺：《1919—1927年中国的劳工运动》，第197页；《上海总商会月报》，4.4（1924年4月），第35—36页。

④ 戴维·D.巴克：《中国城市的变化：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1890—1949年》，附录B。

① 根据H.O.龚：《中国六大城市的人口增长》，载《中国经济杂志》，20.3（1937年3月），第301—314页；同时参考德怀特·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1368—1968年》，附录E，第290—291页。

① 费唐：《费唐给上海工部局的报告》，两卷，1，第347页。

② 琼·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1919—1927年》。此书1962年出版以后，作者对中国劳工界似乎回到了较为实际的看法。

③ 周锡瑞：《维新和革命》；F.富列：《对法国革命的思考》，第159页。

① 朱昌峻：《近代中国的维新人物：张謇，1853—1926年》。

② 方腾：《虞洽卿论》，《杂志月刊》，12.2（1943年11月），第46—51页；12.3（1943年12月），第62—67页；12.4（1944年1月），第59—64页。

③ 《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卅周年纪念册》。

① 罗伯特·基思·肖帕：《浙江的政治和社会，1907—1927年：精英势力；社会控制和省的发展》（密歇根大学博士论文，1975年），第218页。

② 肖帕：《浙江的政治和社会》，第254、307页。

③ 巴克：《中国城市的变化》，第147—148页。

① 肖帕：《浙江的政治和社会》，第254页。

② 巴克：《中国城市的变化》，第149页。肖帕：《浙江的政治和社会》。关于其他例子，在河北省，参阅琳达·格罗夫：《农村社会：高阳地区，1910—1947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论文，1975年12月），第49—52页。

① 穆藕初：《藕初五十自述》；方显廷：《一位70岁中国经济学家的回忆录》。

①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第19页。

②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4卷，1，第502—509页。

① 陈真：《工业史资料》，1，第397—401页；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3版，第328页。聂其杰编：《崇德老人自订年谱》。

② 巴里·基南：《中国的杜威实验：民国初期的教育改革与政治权力》，第56—63页。

① 《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第221—247、376—394页。周策纵：《五四运动》，第6章。桑福德：《中国商业的组织和状况》，第5章。

① 关于联合会，参看《五四运动》，第648—664页。关于上海工部局总董，参看费唐：《费唐的报告》，1，第126—127页。

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失败

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失败

资产阶级和袁世凯政权的本来就并非情愿的合作，没有能持续多久。政府的独裁作风和随心所欲的苛捐杂税，在商人中引起了不满，这在上海总商会中引起了反响。商人的嘴可以被强行封住，但武力并不能防止他们的同情迅速冷却。②1915年各省反对复辟帝制的叛乱、1916年政府在财政上的失败，再加上官办银行延期付款的命令，这些合在一起把市场搅乱了，其结果是资产阶级与政府分道扬镳。

由于没有可能改变政府政策的方向，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只得独善其身，梦想在社会内部创造出一个安全与繁荣的孤岛。在仁爱传统的鼓舞下，他们想象出一种模范社会——有时甚至达到了想要付诸实现的地步。张謇要把南通建成模范城市；朱葆三在上海郊区买了1000亩地，想在那里建设一个模范区。①

走向政治卷入

另一方面，中国工商业的迅速发展要求某些制度的改革——统一币制，改革财政，恢复关税自主，这既是对中央政府的性质和活动的挑战，也是对中国由于各种国际条约导致的半殖民地地位的挑战。现代资产阶级的经济野心必然将它引上更广阔的战场；日益众多的企业家，开始认识到他们的命运是和国家及社会的一般演化分不开的。“人不能离开社会独自生活，吾人不能脱离纷乱而无组织之今日中国社会而自成一体。”②

在1921年的商联会年会上，汤富福发表了激烈的演说，要求参与政治。和过去不同，这已经不是支持这个党派或那个党派，拥护这个强者或那个强者的问题，“我们不能信任任何人……救世主是没有的……”各商会应该把某些直接的责任承担起来：

面对目前境遇的商人们，现在应该是抛弃过时的不过问政治的传统的时候了！我们长期以来拒绝参与所谓肮脏的政治，但是如果政治是肮脏的，那是因为商人们允许它肮脏。各商会过去一贯坚持不过问政治，但是今天，这种不过问已经变得可耻了。③ 穆藕初用稍微平和一点的语气重复了相同的意见：

以前我们认为工商业者只应该关心工商业，这种旧观念今天已经没有用了。团结起来，用一切办法迫使政府改良内政，已经成了我们工商业者的责任……我们相信只有这样办才有希望使我们国家的工商业复兴，如果我们不采取这样的步骤，其结果将是所有企业失败，国民将无以为生，国家将遭到毁灭。①

资产阶级因在经济发展中碰到各种制度性的障碍而突然出现的政治觉悟，是受到五四运动奋发精神的激励而产生的。国家的前途，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中国资本家在国家工业建设中的作用，成了每一次讨论的中心话题。一切都由同一个固定不变的事实引发：中国的贫穷与落后。只有一个药方：发展工业；只有一个建议：中国从欧洲和美国的经验中汲取教益，但必须避免出现劳资冲突。这些成了孙逸仙在1918年停战以后所写的《中国的国际发展》②一书的主要论题。这是一本带有圣·西门式的工业抒情诗调子的着作。同样的思想在约翰·杜威于1919至1921年间在中国各大学所作的讲学中得到进一步发挥，并在他的影响下由自由派知识分子（张东荪、胡适）加以扞卫，还在一个短时间内得到未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陈独秀的支持。③

五四思想家们所设想的部分地由国家控制的发展，是建立在一个新的生产者阶级这一基础之上的，这个阶级既包括资产阶级，又包括工人阶级。在1919至1920年期间，强调的重点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面对发展任务的中华民族所迫切需要的团结。“人类进化之主动力在于互助，不在于竞争”。①在自由派与激进派于1921—1922年期间爆发争论之前，经济发展的迫切性似乎要求将民族主义、工业发展、社会和谐等不同的选择作某种融合。当时中国的政治思潮以极为典型的方式追求乌托邦而开始了它的学徒时期。

直接或间接地集中于资产阶级的作用的讨论，引起了商界的密切注意。上海总商会接待了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