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天津私立第一小学

由于先父48岁（阴历算）才生我这个独子，我童稚之年除在家识字读书之外，也曾入过邻近的一家私塾。迟至8整岁（1925)父亲才决定送我去天津私立第一小学。这所小学的创立是与南开中学最主要的校董严范孙（修）有关系的。严是翰林出身，曾任贵州学政和清季学部侍郎，是天津有名的巨绅。南开中学就是从张伯苓先生所教的严氏家馆扩充建立的。

我插班三年级。级任老师刘逸民是河北省东光县人，圆脸，面色红润，声音洪亮。因童稚在家不时听父亲讲古代故事，所以时常能答老师所问历史上的问题。记得一天刘老师讲《论语季氏》，提到"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时大声问全班："谁是友多闻？"使我大吃一惊的是全班小孩子高声喊出："何炳棣！"当时我既感到自豪又觉得很难为情，那时和事后感受最深的是同班同学那样纯真宽厚，内心里没有一粒尘垢。

私立第一小学三年级每星期都有作文，白话和文言隔周对调。学校和学生对白话作文都不注意，都认为文言才是正式的作文。校董中有一位晚清举人赵元礼先生，他是天津两大书法家之一，字体结构工整，笔力秀劲。另位书家是精于颜体的华世奎先生，他的匾额几遍全市。赵老先生关切学生们的文言作文，坚持每次亲自选评级任老师的"荐卷"。每次最好的一篇老先生都亲写评语加盖图章 以示奖励。同学们都以获得他的评语和图章 为荣。这一学年我大概得到他盖章 发还的作文共八九篇，这大概是我下一年跳班的主要原因。

三年级终了，刘逸民先生有对家长的总报告和评语。他对我的总评开首几句已不记得，最后一句是："如能爱众亲仁，则美玉无。"70多年来每一念及，不禁懔然叹息，这第一位级任老师如此锐利地指出，并正确预测到我一生处世最大的缺陷——往往与中外学人不能和谐共处。古人"三岁看到老"这句名言是有部分道理的。

跳到五年级后，除了上学期算术（包括珠算）感到相当吃力之外，其余功课都不落后。国文的进步较快，因级任老师董凤衔是前清静海县的秀才，对文言作文的批改极为认真，书法也极工整。有一次他在黑板上解答了算术上一个较难的问题之后，问全班是否都会作了，大家齐声回答："会作啦。"不知何故他独独认为我热烈大声的回答是轻佻犯规，以讲书用的藤杆狠狠地打了我左手心三下，我大哭失声。直至70多年后的今天内心还是觉得委屈。此后董老师似颇有悔意，但他和我之间的关系始终紧张。附带说一句，我小学时代体罚还是相当普遍的。学校中午12点全体学生按班次排队走向校门即解散各自就餐，拥向校门时如有嬉笑抢先的，往往会挨刘胡子（副校长，京腔，已忘其名）的巴掌。

五年级终结，我的总平均成缋由三年级时的第一跌到全班第七。六年级的级任老师姓郭，名字巳不记得，说的是一口极纯的北京话。国文课上学期多半用在读《孟子》。多年回想都以为当时读了不少《孟子》，读了近乎半部。近年开卷核对反思才发现六年级上学期大概所读的《孟子》最多只有十分之一。可喜的是《孟子》里有名的章 句（当然不包括"告子"和专讲心性的部分），全班几乎都能背诵。那时已开始发现，背诵方面我远不及有些小级友，我已有不时以自己熟悉的字代替原文难认难读的字的极坏习惯。

由于盛传学年终结后全市各小学将举行会考，所以六年级下学期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温习各种课程。至今记忆犹新的是郭老师在历$班卜提出何以宋、明两代亡国之际死难之+11当时两三秒内无人回答，我举手回答：是由于朱熹和王阳明的影响。老师点头，紧接又提其他问题了。我多年后反思，觉得史实因果要比我童年的回答复杂得多。但照实追忆出来应有助于衡量20世纪20年代髙小国史教学的内容和水准。

小学期间社会风气方面有不少处是值得追忆的，但此处仅提一件最富象征意义的史实。天津旧城庚子（1900)乱后拆除，租界以外最热闹的地段是东北城角，俗称"官银号"。这是每天上学必经之地，也是上南开中学时每天搭乘比利时经营的有轨电车的地点。军阀内战期间城乡不靖，不时有"土匪"被捕杀头。最不能忘的是那斩下的人头，照例是放置在髙髙挂在电线杆上的木笼里；由于人头是从脖子后面猛砍的，所以笼里人头下排的牙齿突出于上排牙齿之外。凡是早晨看了这种人头，晚间总不免做疆梦。这种传统的"野蛮"，北伐成功（1928)以后就不再见了。我10岁以前，与清末还能连接得上的一些民间礼俗、社交称谓等等也随着北伐"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这类口号歌曲很快地消逝了。

专忆2

少年时代的朱英诞

的地位。他有如一只春蚕，一生呕心吐尽的丝已织成3000首以上别具风格的诗，这是值得庆幸的。在他生命最后几周应妻女敦促所赶撰的自传之中，对童少年的追忆，既失之过简，对年代记忆略有出入。作为他唯一的总角之交，我有义务，也有特权对他的童少年作点弥补和校正的工作。

仁健于1913年（癸丑）四月初十（农历）生于天津，长我整整4岁。我们两家住得很近，又是附近仅有的"南方人"。他祖母程太夫人是我外祖母的亲密麻将牌友，她每周来我家两三次，很喜欢我家的晚饭。我究竟几岁才开始和仁健玩已追忆不出了，只记得最初外祖母曾嘱咐过我："小牛哥（仁健属牛，小名小牛）一定会跟你玩得很好的，不过他有时会发牛性，你不去顶他就没事了。"说也奇怪，自始他从不对我发"牛性"。我恐怕至早要到七八岁才勉强跟他玩得上，因为我俩之间体力、智力的差距实在太大，虽然我的身材远较同龄男童高大。朱家所有的大人对我都极好，原因之一是有了我，仁健就不再跑出去和"野孩子"们玩了。回想起来，在我整个童少年时代我和他的关系一直是不均衡的：总是他给的多，得的少；我得的多，能给的少。妙在我俩从未有过得失的想法cf1入、"

由于先父47岁才有了我这个独子，所以我正式人学校较晚。1925年我已8岁，不能再不入小学了。仁健力劝我进他的学校——直指庵小学。他说校规严、教师好、学生水平高，又在河北公署区，离家不算远，来回更可彼此做伴。几天之后先父对我一人_

朱英诞著、陈萃芬选编（冬叶冬花集》,北京：文津出版社，1994,页317—322。

严肃地说："男孩子不可以有依赖性。"因此先父决定送我去天津私立第一小学，这学校最初也是严范孙（南开中学最初的校董）办的，校址在天津已毁旧城东门之南的经司胡同，我插班三年级。先父为我包了一部人力车，每天一接一送，中午另外送饭。先父的决定最足反映最初我对仁健依赖的程度。

一年之后我跳到五年级。仁健由于颈部淋巴腺结核曾一再休学，因此我们同时进入六年级。1928年初盛传天津市要举行小学毕业会考，因此整个春季级主任老师天天领导准备会考。国文方面，将五年级已读过十分之一的《孟子》和《古文观止》几篇里较难的词句都相当彻底地温习了一遍。这年春天，仁健每次见我都说直指庵一定会第一，私立第一一定是第二名亚军。我不服气，一再地说到时候再看吧。记忆所及，这是我童少年时代和仁健唯一的"争辩"，是为了热爱学校而争，不是个人之间之争。妙在这时奉军就要人关，似将引起内战，天津市临时取消了会考，仁健和我夏间一同投考南开中学。由于我们同时报名，考场里我坐在仁健的前头。考试一切都相当顺利，最后考的是箅术。我还有一题会箅而尚未箅，时间也还相当充足。仁健忽然捅了我后腰一下，轻轻地问我某题怎样做。我半回头叫他小心不要出声，不料恰恰被监考人看见，他抓了我的卷。这一下我就哭出来了。我事后才知道这位监考人是斋务股主任，问我："看你个头很大，脸却显得年纪很小，你究竟几岁了？"我说："12岁。"（照老习惯阴历多一岁）他说："既然这样小，卷子就不作废了，可是你得马上出去，题目不能再做了。"在场外等候仁健的时候，我已恢复了镇静。他出场正要提起抓卷，我说不必再提了，对任何人也不要提；卷子如果不作废，应该会考取。一周之后，结果是皆大欢喜，投考1000多人中，仁健考中第九名，我第十三名，同被分配到一年级的第一组。

从人小学到初中这一段，我对仁健的回忆比较清楚。这期间我们两家像有点默契似的，在假期和学年中的周末，仁健祖母在我家打牌的日子，我十九必去朱家大玩大耍，特别是跟仁健学习京剧舞台上的对打，包括"打出手"。最使我不解的是仁健唱、打、胡琴等等似乎件件无师自通。在初中时他自拉自唱，嗓音清亮之中略带一两分"沙哑"，那十分够味的谭派腔调，至今音犹在耳。他从不强迫我学唱，只在不知不觉之中引我刀枪练到勉强能与他对打的程度为止。我家的厨子非常能干，（河北省）武清县人，他无穷无尽的梨园掌故引起仁健极大的兴趣。他曾提到富连成最初以金钱豹出名的是裴云亭，裴的绝技是"怀中抱月"：赤膊把又响又亮的钢叉抱在双臂之中，不断地做垂直圆周旋转而不落地。继裴长期叫座的武戏之一是何连涛（饰豹），骆连翔（饰猴）的金钱豹。特点之一：猴先上场，豹紧随之，猴跑向台中，豹把钢叉在台上猛跺两下，声惊四座之际，立即将叉向台中心投掷，猴高高跳起，空中双手接叉的同时，以背平摔在台板之上，全部动作十分紧凑。没几天仁健一定要练，主动扮难度大的孙悟空。当他从正房中间的厅跑向右室右上角祖母的床，接枪（代替叉）在手，同时摔在床上"啪嚓"作响之时，正值管家张妈来上房取东西。她不禁大叫一声："牛少爷，瞧你这个坏呀，诚……坏啦！"（纯沧州音）三人马上检査床的底屉居然没断。没有少年时代自练的基本功，仁健怎能在40年代末与开滦煤矿工会职工合演《芦花荡》，扮演张飞，唱、做、武打，博得观众的热烈欢迎呢？

仁健童少年时代虽患淋巴腺结核，但身手非常灵敏，各种运动都很出色。南幵中学体育水准极高。田径方面按年龄、身高、体重分甲、乙、丙组，仁健和我都是丙组。甲组各项的成绩很接近全国记录，事实上高班同学中有几位是全国记录的创造者。即使丙组记录也相当可观。仁健的短跑在丙组中平时是遥遥领先的，可惜决赛时因不习惯穿钉鞋，未及终场绊倒在地，并震破颈部淋巴创口，鲜血淋漓。体育老师湖南人文大胡子竟以碘酒涂伤口，烧得仁健叫痛不止。文反而责他："谁让你跌跤的呢？"仁健不但因此休学，而且自此"弃武就文"了。他和我同校同班还不满一年，这是1929年春天的事。他休学在家自修大约两年，1931年夏以髙分考进天津汇文高中一年级，翌年U932)朱家就搬到北平去了。

文学方面，仁健自幼即才华不凡。他为人内向，极其含蓄，从不夸耀；他在直指庵小学，文言和白话的作文经常被选，贴校墙上陈列示范。我家老少都知道朱家累世仕宦，祖籍婺源，寄籍如皋，确是朱熹的后代，可是无人知道仁健父亲绍谷先生早岁诗才洋溢，有神童之誉。仁健经常到我家陪听古史，但从未曾约我去听他们父子解诵诗词。这或许是由于先父曾当仁健面谈到我的长期课业计划：当亲老家衰不久即将成为事实的情势下，我只有竭尽全力准备两个考试，先求考进清华，再进而争取庚款留美。这正说明何以仁健对"先天注定"投身于新科举的我，从不卑视为庸俗功利；相反的，他是唯一能洞悉，即使童少年的我一时会玩得昏天昏地，连数学习题都不肯做，我的心灵深处仍然永存着一种阴霾。

从南开一年级下学期尚未结束即"分手"后，仁健和我过从不如以前亲密了。但这反而增强了我俩之间终身不渝的友情。他知道我非走他不屑一走的途径不可，我知道他必然会逐步走向文学创造的道路。尽管我在30年代一再坦白地向他招供我根本不懂新诗，他也从不以为怪。因为一方面他懂得诗的教育是我课业异常繁重的童少年时代所无法享受的"奢侈品"；一方面相信我从不怀疑他对纯文学和诗的天賦与潜力。1939年8月下旬，我赴昆明就任母校清华历史系助教前夕与他话别之时，他肯定明了我必会把他此后积累的新诗创作认为是我的骄傲；我也坚信我此后在学术上如真能有点成就，也将是他生平引以为快的事。不期这次竟是他和我最后一次的话别！

最后我要向读者一提的是仁健自幼即非常含蓄。这或与他7岁即丧失母爱不无关系。诗的语言本来就是最浓缩的语言，再加上仁健含蓄的性格，这就可以部分地说明何以有些读者对他的若干首诗不免有"晦涩"之感了。但我深信，总的来说，仁健的诗是符合诗的普遍和永恒的要求的："真"与"美"。只有"真"与"美"的东西才会传世。

1993年4月5日撰就，4月7日寄出于美国南加州鄂宛市龟岩村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