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下)

I哈佛与明清人口史论

前章 已涉及，当我明清人口史论要早在1954年秋刚刚被《哈佛燕京专刊》接受之后，费正清（JhnKingFairbank，1907—1991)先生已托杨联陞兄转告，他不久即可获得福特基金会资助，在哈佛成立一东亚研究中心，届时将请我夏间到哈佛充任访问研究员，继续明清人口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年代下限自道光末延展103年至中共的1953年人口普査。我虽很快即欣然同意，但也不是完全未做相反的考虑。一则即以杨联陞兄而论，他即将完成的中国货币简史就是篇幅不长纲要性质的著作。二则自己的明清人口史论要篇幅虽短，"丁"、"亩"等革命性的重新界定和人口相关诸因素精简的讨论必能发生相当的冲击力，引起有志加强中国研究较好大学的注意。我在UBC虽已升格为副教授，但我的志愿是尽快回到美国。我对学术论文和专著出版上几乎无可避免的拖延已略有领会，如果计划中扩大的研撰要延迟四五年才能正式出版，就个人教研机遇而言，不无得不偿失的可能。我之所以决定延缓第一部著作的完成，是回味1953年仲夏费氏谈话中流露的"智慧"。

有关费正清这位中国近代史教研领导人、"学术企业家"的回忆已经很多，不过我对他部分的回忆可能还多少有点底注的价值。1953年7月中旬结束了国会图书馆八周"开矿"，喘返温古华之前，我决定对哈佛作几天的访问。我和费正清是在他Widener图书馆的研究室中初次会面的。我首先补谢他1951年将我改写的旧作——"翁同龢与戊戌百日维新"——向FarEasternQuarterly汶远东季刊》）[g卩/umaZ0y?皿Aiwfes(《亚洲研究季刊》）的前身]推荐刊印。随即自我介绍1934年秋清华入学之时，费已赴牛津完成博士学位，刚刚错过在北平结识的机会。然后极度诚恳地恭维他是蒋廷黻之后，举世第二位学者研究引用《筹办夷务始末》的。他马上纠正我："是第三人，张德昌早我半年。"我们会谈大约半小时。我注意到他用软黑的铅笔不断地在本子上作速记，初面即给我一个"礼贤下士"，非常乐于听取他人意见的良好印象。听到我感叹明清人口及其相关问题工程浩大，绝非三两个夏天所能完成的时候，他插了话，大意是："第一等大课题如果能做到八分成功，总比第二等课题做到九分成功要好。我总劝我的学生求知应该广博，论文选题却不妨专狭。可是我劝你不宜急于求功，研究课题越大越好。"他这次谈话的要义，令我终身难忘。

加拿大大学暑期长逾四个整月，照合约我于1956及1957两个夏天连续充任哈佛东亚中心的研究员，1956年夏6、7、8三个月在哈佛继续搜集整理多方史料，1957年集中精力在温古华家里力求完成人口全书研撰的完成。事实上，我在1953—1955三个夏天确已遍翻了国会和哥大所有的方志，大量官书包括奏议等资料，所以1956年夏我在哈佛过半的时间在研究明清社会阶层间的流动和统治阶层的社会成分。正巧这个夏天我和北大1938级毕业的王德昭兄初遇即如故人，同住在一所民房，而且同占楼下原来很大的一间客厅，当中有帐幔分隔，毫不影响我们个人的起居习惯。王兄在台湾考取"教育部"留美公费，每月生活费太紧，无能力买书。我想出了一个小办法，由我向哈佛东亚中心提出要求，我9月初回温古华后，由王兄代我继续从哈佛所藏近3000种方志中爬梳全部作物及其俗名、伐林、水土流失、超省际移民、会馆等资料；因我在国会及哥大虽已遍翻方志，但研究初期对以上"广义"的人口资料未能一一都注意到。大概为时一年，王兄每月向东亚中心交札记取酬，中心每月寄我王的札记。20年后我在《香港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能列举玉蜀黍（玉米）俗名65个之多——这件小事曾引起洪煨莲老先生的惊喜与赞叹——是与1956年夏一举两得的安排分不开的。

就个人情感和学术公道的立场，我觉得此处应该对王德昭兄做一简要的回忆。1956年春季他为西欧思想史名家布伦敦（Cmne Brimn)班所撰有关法国启蒙大师伏尔泰（Vltaire,1694—1778)的课业论文，赢得罕有的赞扬。按：布氏著作淹博精深，时享有"Harvanl ScietyfFellws"(哈佛学院首席资深"院士"）之荣，可惜平素不把研究生放在眼里，对学生课业漠不关心（根据刘广京先生电谈）。布氏一向认为18世纪法国哲人对中国故意理想化以为抨击欧洲(尤其是法国）"旧制度"张本。王德昭在论文里能阐发唐宋以降学校与科举制度确不无基本社会公道，伏尔泰所颂扬的中国思想与制度确有相当史实根据。因此，布氏评语极好，其中最重要的一句我至今还记得："ThisisneftheraretermpapersfrmwhichIhavelearnedsmethingnew"(这是一篇罕见的课业论文，我从其中学到一些新的东西。）打分："A+"。

德昭兄中、英文根底俱佳，法文具有阅读能力，英文汉译甚见功夫。他是台湾、新加坡、香港等地区和国家学兼中西，能作中国近代史及比较历史研究的极少数史家之一。至迟在1981年10月参加在武汉举行的"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时候，已经被选人《世界名人录》。他在会上宣读论文和讨论，引起国内的重视，并因国内友好的敦促，决意返港后尽速完成有关近代中国制度及中西史比较方面的研撰。他生平嗜酒，血压靠西药控制。因服药有碍文思，三个月瞒着夫人拒绝服药，1982年春突然中风与世长辞。这不仅是海外中国史界的损失，也是我个人的损失，因为他是有识见、有能力、有胸襟，迟早会将我的主要英文著作向广大的中国读者加以系统地评介的。

1956年夏在哈佛特别值得回忆的是得缘与第一流经济学家、国民所得研究的世界权威库茨内茨（SimnKuznets)面对面谈了40多分钟。事情的经过是：也许由于费正清的习惯——经常以学生研究人门之作尽先以打字复印方式列人哈佛Papersnaina(《中国论丛》），备校内外相关学人参考评正，以为博士论文张本——也许是由于初获巨款，东亚中心急于表现成果，费决定召开一个小型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学术会议。地点选定附近NewHampshire州一个消夏村，会议将由他新聘的AlexanderEckstein充主席。论文总共七八篇，除两篇外至多只能认为是"irrterim"(过渡性）水平之作。好在费请了库茨内茨与哥伦比亚东亚研究所何廉先生充"顾问"。这次会议中争执的重心是华盛顿州立大学张仲礼博士TheIncmeftheChineseGeny(《中国绅士的收人》）专书的摘要。这时张尚未回上海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中的要职，不知何以将论文由实际主持华大远东中心教研的麦寇（FranzMichael)教授代为宣读。我是与麦寇辩论的主角。费不得不决定麦和我分别与两位顾问面谈。

我是最后才与库、何两位面谈的。库首先略问我的学历。我告他原是清华公费生，在哥大读英国史及西欧史博士学位的。他说他是从本科一直在哥伦比亚读到博士的。随即叫我简述清代人口爆炸的主要因素。我乘机扼要地解说"丁"和"亩"制度内涵的演变和前些中外人口学家研究近代中国人口方法上基本的错误。清代的"亩"确似中古英国的"hide"(海得，大的纳税单位，原则上应为120英亩，而实际亩数各地相差很大），决不可认为是真正的耕地面积。我紧接指出人口总数方面比较接近事实的，只是从乾隆四十一年（1776)到道光三十年（1850)这四分之三世纪期间呈报的。

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之后，直至清末就不再有完整的全国人口数字了；清末的"普查"几乎全是形式的、不可靠的。我进而解说张仲礼对"绅士"（gentry)的定义是不正确的，因为构成他所谓的"绅士"的最大多数底层的"生员"，在清代民俗上和小说里往往被讥笑为"穷秀才"。这与近古和近代英国的gentry(被18世纪法国启蒙大师伏尔泰认为是法国社会所没有的"亚贵族"地主阶层），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上实有天壤之别。根据《大清会典事例》等官书，张所谓的"绅士"的总数尚可勉强推算，至于他们的财产，甚至他们大多数是否有财产可言，根本无法知道。基本数据既如此残缺，绅士的定义又如此欠通，怎能严肃地进行绅士收入的研究？何廉先生大概是有意多给库先生发问和了解史实的机会，所以一直沉默静听，至此才插了一小段话。大意是自陶尼（RHTawney)教授LandandLaburinC&na(《中国的土地与劳动》）1931年问世以来，其序言被公认为中西文化及经济比较史论方面的不朽杰作。可惜他20年代末在南开大学研究这项问题时，没有人能够向他解释明清人口及土地制度内涵的演变和数字的性质。

这个两天半小型会议之后，费正清对这次宣读过的几篇论文是否刊成专册未明白表态。但这原计划要出版的论文集无声无息地终于流产了。

哈佛东亚研究规划扩大伊始，费正清有不少促进不同专业学人合作的设想。中国人口史就属其中之一。他于是邀请资深的人口学家艾琳陶柏（lreneTaeuber)来哈佛与我会谈。她和她丈夫Cnrad都是1906年生，1931年在明尼苏达（Minnesta)州立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丈夫现任联邦普查局助理局长，她本人当过教授，现任普林斯顿大学人口研究专室研究员。费正清的设想是，在我多维史料研究成果上，如能再加上陶柏对人口统计数字分析和诠释的深度，最终的研究成果应该与最高的"理想"相当接近。她初访匆匆，约我尽量利用一个周末日到她华府近郊家中深探合作途径。不幸的是，我们专业训练、研究重点、对明清分段人口数字评价等方面意见分歧过大，无法合作。但这种负面的结果，对费正清发展

1956年夏我在哈佛之外接触一批社会科学家的经过也还值得一提。在我最艰难的岁月，1950年夏，在温古华就结识了英国出生、UBC毕业、伦敦大学1931年博士、以第二部著作《中世纪伦敦的商人阶级》成名的女经济史家SylviaThrupp。她的导师是中古经济史奇才EileenPwer[她也是英国"新派"经济史领导人之一，对宋代文化十分倾慕，1920年代曾两度访华，以研究英国中古羊毛生产及贸易与中世纪一般人民生活鹊声史坛。她的丈夫MMPstan原是俄国犹太人，是她的博士生。EileenPwer的才貌和极不寻常的婚姻使得史家汤因比（ATynbee)决意离婚，短期失去理智平衡。她不幸1940年8月病死于伦敦]。Thrupp于1950年夏回UBC母校教暑期，那时她已是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副教授。她交游极广，50年代中获得十几个国家相关学术方面的资助，决意创办一高水平MJESHtfyl为CmparativeStudiesinScietyand 《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她事先函告将请我为特约撰稿人，该刊创办伊始亟需有关中国的"力作"以资国际学人批评比较，并告我将订一个周末日，在她新罕布什尔（NewHampshire)消夏别墅举行20人左右的历史和社科学人的餐叙与交谈。除主人外，其余参加者无一是旧相识。我采取静听政策，有问试答，不轻易主动发言。从五六小时内随兴的谈话和事后的反思，我只能得到以下粗浅的印象：这批社科专家几乎都觉得资料与理论应该并重，这大概与召集人的信念有关；在比较研究的"宇宙"内，就时空二维而论，中国都有超过寻常的重要性；前些西方和东亚"汉学界"的研究和视野实在是过于专狭琐碎。

[此处应诙顺便一提的是：Thrupp虽早已是国际知名的中古经济史家，但在芝大久久不得升格为正教授。她1962年受密歇根大学之聘为Palmer讲座教授，有信致我，开头一句："Begladthatyuarentawman!"(你幸而不是一个女人！)]由于Thrupp特约撰稿，我1956年夏最后五六周搜集和分析史料的工作重心，暗暗地移到明清两代统治阶级成员的家世背景。1957年夏照原定计划在温古华家中撰就StudiesnthePpulatinfChina,1368-1953(《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8月间即将全部书稿寄给费先生，完成了我与哈佛合作的任务。

n哥大与《明清社会史论》

我自1948年7月1日离哥大赴温古华教书以来，一直希望能有一天回到哥大执教。柏莱柏诺师以资深历史系教授身份曾屡度尽力促成我这愿望的实现。但困难重重。虽然副校长JhnAKrut(我1946年2月初注册时他是历史系主任）对柏师极为尊敬，对我英史论文的质素很有了解，但苦在行政及经费方面一时无法把我安排到历史系里。历史系只能有一位负责中国史的教授，而韦慕廷确可认为是杰出的中国史教授（他的博士论文《西汉奴隶制度》方法谨严，是历史系上古史名家LinnWestermann指导的，博士学位是历史系的，不是文学院东亚语文文化系的。此外，韦曾承继世界第一流语言及人类学家劳佛为芝加哥Field博物馆东方部主再搞中国古代史，完全转人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民国史的深入研究；我如能返回母校，应能与他形成中国史方面坚强的教研阵营。关键在传统中国历史的课程一向是设在文学院的东亚语文文化系的，主授者是该系主任丁龙讲座富路特先生。我从1952年夏与狄百瑞同在中文书库工作时即有预觉：狄将是富的承继人。此系将来如何决策，不是柏师、韦慕廷和我所能预料。50年代前半，柏师的健康大非昔比，又仆仆于大西洋两岸，不得不代表哥大庆祝莫斯科大学建校两百周年典礼（第一次大战后柏师牛津圣约翰学院人学考试以比较法、俄革命的文章 名列第一，为"示范生"），所以我很少有与他见面的机会。记得最后与他见面是1954年7月。他对我返哥大的前景已不乐观，忽然沉思不语，最后对我说："H，IhavethefeelingthatChicagwillbetheplacefryu，，[何，我有这个感觉，芝加哥（大学）将是你安身之地。]我说绝对不可能，因为我从未与他们发生过任何关系，再说他们在古代及传统中国方面早巳经有人了。柏师说，这很难说，不过我有一种预觉，只有芝加哥才有魄力和远见聘请像你这样的"freigner"(外国人）。1957年11月10日接到柏师因肺炎和心疾突发逝世电报之后，我怎能不以生平第一部精心之作，永久献给这位知我如此之深、信我如此之切的恩师

大概就在我与哈佛建立暑期研究关系的同时，哥大东亚研究所方面发生重要的人事更动。外交界出身老辈日本历史名家SirGergeSansm自哥大退休，东亚研究所所长一职由日本史专家HughBrtn继任，1957年5月Brtn出任HaverfniCllege校长，7月东亚研究所所长由韦慕廷继任。我1957年夏在温古华家中写撰人口史时，接到韦信，邀请我在下学年（1958年9月1日至1959年8月底）充任哥大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充分利用哥大图书资源从，个人研究，并无任何特殊的义务。但我和他之间默默的了解是，i满之后我会以一部以明清统治阶级成员家世背景为经脉的社会史论向东亚研究所交卷。为了保证不辱哥大此行的使命，并实现1956年夏为Umipp创刊撰文的承诺，我于1958年春夏之交，就手头已搜多种史料撰就一篇"AspectsfScialMbilityinChina,1368-1911"("有关明清社会流动的几个方面"），启程之前已寄给她。

我们一家四口，8月间搭横贯加拿大的火车，在加东三大都市，多伦多、首都渥太华和更东的蒙特利尔都下车小游，然后才折向东南抵达纽约。就快到10岁的长子可约，到了纽约，看到哥大，最为高兴，因为我很早就解释给他，可约一名就是纽约与哥伦比亚音译的简缩与结合。

这次回到纽约，美中不足的是住处很不理想。由于二房东的阻挠，我无法以原租住进何廉先生河滨大道的高级公寓，匆迫间只好住在UBCSward先生已人美籍儿子和岳家勃朗克斯全所三层公寓的底层。房子虽尚够用，但每天须搭地下铁，还要换车，才能往返哥大。所以这一年我完全无法晚间利用哥大图书馆，相当影响到我的工作效率。

值得回忆的是哥大独有的校际远东学人的晚间月会。这年10月第一次月会约我主讲明清人口及其相关问题，参加者来自曼哈顿、长岛及新泽西不少学校及基金会人士。在这次会上我初识普林斯顿的牟复礼（FritzMte)教授，金陵大学西史教学奠基人Searle Bates老教授，及福特基金会的第一等中国问题专家、分析能力极强的DakBarnett等位。哥大东亚研究所内，我和新聘的史金诺（GWSkhmer)初见即互相敬慕，结下长期学术的联系。可惜像他这样杰出的人才，虽与韦慕廷相处甚得，不久就返回母校康奈尔，随即长期执教史丹福。其实从史金诺的例子，我很早就应该明了哥大待遇和人事方面的局限。

1958年秋冬之际哥大工作刚刚就绪，就接到UBC图书馆馆长NealHarlem的信，说校长NrmanMckenzie已同意将近年捐募所得的大部投资于中文图书；叫我12月由纽约先回温古华，然后再飞香港洽购全部包括5万本线装书，号称"蒲坂"的私人专藏。事缘UBC于50年代后半已有意发展东亚研究，日本方面已请到英国日文杰出的社会学家RnaldDre为副教授，日文及日本文学方面亦已请有知名的日本学人任教。Hariw本为洛杉矶加州大学图书馆副馆长，UBC就任后发展图书不遗余力。此番远行足足用了三个星期，以下诸点值得回忆。

(1)生平旅行这是首次搭乘头等舱位。UBC原向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请打折扣，公司说经济舱向来不给折扣，头等舱可以给五成折扣，所以头等机票反较三等为廉。

(2)当时远洋飞行尚无真正的喷气机，旅途要四停：阿拉斯加的Anchrage、东京、琉球的冲绳（kinawa)、香港。我预定在日本停留三天半，一到东京即搭晚车去京都。在京都未见过面的朋友有哥大酷爱日本文化、日文中文都好的BurtnWatsn充向导，哥大读禅人迷的PhilYamplsky开车，密歇根艺术史家RichardEdwards参加，大皆由我午餐做东聊表感谢。我们三天之内游了京都区亭园古刹30余处，包括金阁、银阁、龙安、西芳等名胜。这次证实我艺术鉴赏方面没有种族及文化偏见，加深了我的感觉：日本园亭设计精简雅秀在苏州、扬州之上。

(3)由于不是喷气机，飞行高度有限，日间部分日本海岸，尤其是自冲绳飞向香港途中，屡屡看到晶莹有如蓝绿宝石嵌镶的岛屿群，包括泉、漳、潮、汕海湾以及台峡中央的澎湖列岛。那时完全被"美"吸住，丝毫未发史家得失兴亡的感慨。

(4)港澳小吃之价廉物美，今日难以相信。香港金龙、大同等酒家下午鱼翅奠每小碗仅港币2元。购书签约之夜，澳门书主姚老先生包下五洲饭店全部屋顶花园，请出83岁退休的首席厨师贡献专长，主客四人享用，男女四人环伺。我有幸，亦不能无憾地品尝和预测这种吃的文化的行将永逝。

(5)我旅游时一向极力避免发怀古之幽情；不过在澳门访问富有晚明闽南风光的"望厦村"时，我却要坐在1843年美使顾盛(CalebCushing,1800—1879)坐过的石凳上，签署《望厦条约》的石桌旁，拍一张照片以为多年讲授远东国际关系史的纪念。

六、归途中首度访问台湾六日，住在中央研究院胡适先生新居，并在台大作一明清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的演讲，听众之中有未来知名史家汪荣祖和他的未婚妻陆善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