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两年彷徨：光华与燕京

早在1935年清华已开始做南迁长沙的准备。七七抗战揭幕之后，个人的读书应试计划虽成泡影，当然还是只有跟着母校走。所以自北平到天津与父母及两妹短聚数日即行告别，搭太古洋行的顺天号客轮赴烟台，渤海中遇台风。翌晨船人港时，级友林从敏即开了自家洋行的小船来接我、黄明信和梁瑞麒三人至他府上做客。承林府款待10天左右，大家决定去长沙等候联合大学开课。过济南时，韩复榘的省政府竟发给我们流亡大学生每周每人2元5角的生活费。在国难生活一切从俭的口号下，我只故犯了一次"清规"：偷偷独跑到沂州小馆吃了一碗片汤和红烧一条斤半重真正的黄河活鲤鱼，因深知这种品尝全国驰名的地方美味的机缘是非常难得的。我和他们几位在徐州分手，原因是我必须先去杭州探望邵景洛，试劝她和她姊妹们也做内迁准备。由于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我不得不大绕其道，自南京乘江轮至九江，自南昌搭浙赣路火车至祖乡金华小住几日再北上杭州。获知景洛一家老少六口计划一时难定之后，只好怏怏一人去上海，再图西转长沙。

不期抵沪之后，德奎迅即代我向光华大学缴了学费，一切生活费用由他承当，两学期后我可拿淸华文凭。他热情地希望我能在光华借读期间继续准备将来的留学考试，练习英文写作。光华的师资和图书其实相当不错。文学院院长钱基博、历史系吕思勉等位都是著名学者，教西洋史的耿淡如是翻译名家，政治系也还有一两位好教授。外语系张歆海先生英文演讲之流畅，遣词造句之典雅，令我十分敬佩，我时常旁听他的课。但是，由于环境和学风的不同，更由于个人感到前途茫茫，实在无法安心读书。10月间得悉邵景洛全家巳搬回绍兴陶堰老家，我更感忐忑不安，因为东南战局如何扩展很难预料。12月初我搭轮船去宁波，经慈溪、余姚、上虡，渡曹娥，至陶堰，劝她父亲邵文镕（铭之，1877—1942，早岁在北海道札幌工专习铁路工程，曾任沪杭甬铁路工程师，后在苏北东台经营棉业，与鲁迅为生死不渝之交）先生最好全家先搬到上海租界，然后再做长期打算。果然此行不虚，开年景洛全家都迁到上海，住霞飞坊,成为鲁迅夫人许广平和周建人先生的近邻。1938年春季景洛在暨南大学借读，1939年初完成了清华文学士的学位，比我学位的完成仅迟了一个学期。

就学习而言，1937年秋至1938年夏这一整年是恍恍惚惚度过的。只精读了英国19世纪中叶天才政论家白芝浩（WalterBageht,1826—1877)的《英国宪法》和崔维林（GMTrevelyan)的《英国史》各主要分期的序论。英文写作可能有些微的进步。这一年主要的收获是巩固了我与邵景洛之间的爱情。

就在1938年的8月，仍在北平的燕京大学以哈佛燕京社500被录取，9月北上报到，为历史系研;生。回想起来，足以自豪的是我们这班历史系研究生只有三人，王锺翰和王伊同是燕京本科毕业的，成绩优异，不必经过考试直升人研究院的。前者目前是一般公认的清史名家，长于满文的中国民族史权威。后者是江阴才子，骈文典雅，同辈学人罕有其匹。后在美国他曾面告40年代后半在哈佛东亚语文系博士论文口试时，日本史资深教授而又与费正清合撰东亚史的雷晓尔（EdwinReischauer,1910—1990)不时做笔记，足见哈佛教授中国史知识有限。王伊同任教于匹兹堡大学20余

第八章 两年彷徨：光华与燕京125邵景洛（1938年春，上海）作者（1937年秋，上海）年，不知何以久久未有鸿文问世，殊为可惜。我们三人都以邓之诚(文如）先生为导师，锺翰学长与我修清史，伊同学长修魏晋南北朝史。主要的工作是各自去摸索史料再选研究专题。洪业（煨莲，1893—1980)先生主持哈佛燕京社引得编纂的大工作，已出版的几种引得引起举世汉学界的重视。引得编纂所收容了不少专才，间接地增强了历史系的教研资源。最重要实例之一是美国哈佛柯睿格（EdwardKracke，后执教于芝加哥大学），他在1936—1940年访问燕京研究宋史的"真正"的导师，是引得处的聂崇岐学长。洪先生所开之课，据记忆所及是初高级的史学方法和远东近代史。研究生不必上方法的课，有专门问题时可与洪师讨论研究。我只曾旁听过远东史的几个演讲，注重故事与趣味，如乾隆末年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LrdMacartney)是否始终未向乾隆下跪等，英文流利，笑话连篇，引起全班（尤其女生）兴趣，但内容多无关宏旨，与蒋廷黻师严肃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适成对比。

由于燕京图书远较光华为富，我恢复了清华自修西史长期准备留学考试的习惯。不但尽量利用燕京的西文藏书，并不时进城去北池子一个小型精致、外交史书籍及档案收藏可观的图书馆。

按:30年代在社会科学方面我国唯一具有国际学术水平的英文期刊是《中国社会及政治科学学报》（77ChineseScialandPliticalScience，北池子这所图书馆就是这个学会的会员教授们所主办的。据主持该馆的陈先生讲，当时对此馆最热心的是蒋廷黻先生。就我记忆所及，30年代该学报中不时有蒋先生精选、嗨邦福先生英译的帝俄《赤档》文件，以备不懂俄文的外交史家参考。雷海宗先生在清华已经发表的"皇帝制度之成立"，也在该学报另以英文发表。我特别记得丁文江先生一篇批驳法国汉学、社会学家葛兰言（MarcelGianet)的《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中所描述的，郁郁葱葱、池沼密布的黄土高原与平原。黄土高原是在长期半干旱的状况下累成的，一般而言树林仅生长于较低近水处和山坡上。这篇极重要的书评影响我日后研究中国农业的起源甚为深巨。1938—1939这一学年，我利用燕京和北池子图书馆的藏书，对欧洲战前外交史及近代国际关系方面巳具有比清华期间更坚实的基础。

正因为恢复自修西史，对清代史料几乎完全忽略。学年结束之前有中西史初步综考（cmprehensive)的考试。西洋史方面由齐思和先生出题，我们三人都通过，王伊同和我成绩相等，王锺翰兄略低。国史皆由邓文如先生出题，题目因人而异。二王皆高分通过。我的考题全部皆有关清代史料，尤其是要较系统地说出清三通编纂的经过；问题之较专狭者，甚至仅涉及某晚清学人的笔记。

我几乎完全无法作答，久久不能动笔。邓先生对有些知名学者甚为严厉，而为人实际上非常慈蔼。他好像比我还难为情，对我用极温厚的西南官话说："随便写一点。"我仍是交了白卷。一周后他另出了些明清史实制度方面的题目，如明代内阁和宦官，清代康、雍、乾之治等，我总箅过了关，但自觉赧然，非另作他计不可了。

1938年秋冬之间我利用中、英、美的外交和传记资料撰就"英

第八章 两年枋徨：光华与燕京127国与门户开放政策的起源"，刊于1938年度的燕京《史学年报》。当时外交史是国际上最热门最拥挤的领域之一，拙文观点和分析能略有新（决不敢云"创"）见，至少堪充外交史上一个有用的底注，这是60多年后回想起来还不脸红的。1952年夏在哥伦比亚大学重晤罗孝超学长时，他坚持要请我吃饭，提醒我他1939年的燕京政治系硕士论文"张伯伦（JsephChamberlain，1830—1914)的外交政策"的序论章 是我代撰的（因他那时忙于网球比赛）。

1939年春夏间，我曾与哈燕社赵丰田学长几度谈论晚清人物和史料。他首先问我对清季外交人才的看法。我告他翻检中西史料的过程中，发现甲午、戊戌（1894—1898)之间，总理衙门大臣之中真正了解国际情势、真心倡议维新、最受光绪信任的是南海张荫桓(838—1900)。张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帝俄财相维特伯爵(CuntWitte)流亡期间所述的回忆里提到，旅大交涉时他曾令北京俄使向李鸿章 和张荫桓行贿；而《赤档》中却只讲李受贿、张坚拒受贿。张反对李的亲俄政策，主张联英以制俄，理由是英国志在推广商利，而俄则志在鲸吞我国的东北。百日维新失败之后，赖英使援救，张未与六君子同时受戮，流戍新疆；但拳乱发生，卒为后党所害。我觉得这位国内毁多于誉，而受到西方外交家一致赞扬的悲剧人物值得进一步研究。赵学长深以为然，并告我北平图书馆有抄本《驿舍探幽录》言及张流戍经过。我第二篇"习作"论文"张荫桓事迹"之刊于《清华学报》第13卷第1号（1940)是受赵学长鼓励的结果。另篇受益于赵学长启示的"习作"论文是"翁同解与戊戌百曰维新"（英文），刊于FarEastern(?Warte々（不久即改名为77ieJurnalfAsian&uw,《亚洲研究季刊》），1951年2月号。

"张荫桓事迹"和"英国与门户开放政策的起源"，对我报考第六届清华留美公费考试（1943年8月下旬）的成功不无小补。因为留美考试除语文及五门专课外，还有一项"服务研究成绩"，占全部分数的百分之五。这一项我之得到满分，无疑是靠燕京这一年巳刊及待撰的两篇论文。虽然报考时还另缴有"意大利统一的思想背景"，主要根据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马志尼（GiuseppeMazzini,1805—1872)英译文集（刊于《清华月刊》，1937年第1号），但此文原系二年级时欧洲19世纪史半研究性的读书报告，事实上是最初步的论文习作。

1939年夏燕京历史系虽不停止我的哈佛燕京社奖金，我已自觉难以久留。正巧刘崇铉师暑假自昆来平探望师母，问我是否有意回母校任助教。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机会，所以8月下旬即赴上海，经香港、海防、滇越路去昆明了。更堪告慰的是景洛已决定和四妹景渭，连同杭高老同学数人秋间同赴昆明。

自课业观点看，燕京研究院的一年成绩远远不能令人满意，但课外与洪煨莲、邓文如、齐思和系中三师，以及政治系主任吴其玉博士多度谈话，都增广见识，获益匪浅。由于教授并不终日坐守办公室，研究生可趋教授寓所就教，不时且承留饭。可憾的是，当时个人没有足够的知识和意愿去了解洪师"礼记引得序"、"春秋经传引得序"等篇考据之犀利周至，以及邓师对历代典制之博洽精深。从观点、方法、论断上我获益最多的，是与齐思和师几度对中西封建制度的比较，因为这是齐先生哈佛博士论文的题目。据说国内自1949年迄今半世纪内对"封建"有五种不同的看法和主张，我相信最合理、最正确的是齐先生的看法，大体上也是国内西史大师雷海宗和吴于廑们的看法。

1938—1939年在燕京与清华借读同学辈中，如陈国庆、姚念庆、程明洲、南开中学的林镜东、"小弟弟"黄宗江等人相处的欢洽，也是一生难忘的。

谨以生平难度最高的一篇论文——"司马谈、迁与老子年代"——献给近年复刊的《燕京学报》，聊表对当年未名湖畔师友的怀念，并以匡早岁史识与考据能力之不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