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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挺1944年1月16曰曰记节录

德，确是足为后世法的。

n钱端升（1900—1990)

钱端升先生是我国著名政治学家。我与他个人的接触不多，但是我出国前他对我所讲的话使我终身难忘。为充分了解他所讲的话里的坦诚与智慧，有必要略事介绍他学术上的成就与事业上的失望。

钱先生1900年出生于上海。1917年毕业于上海南洋中学，考入清华学堂。1919至1924年留学美国，五年之内完成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是ParliamentaryCmmittees：AStudyfCmparativeGv-emme/a(《议会委员会制：一项比较政府的研究》）。这个题目就反映他长期对代议制度及民主法治的信念友其在中国可行性的希望。1924年回国，先后在北大及中央大学执教，经常发表政论。七七事变前夕完成巨著《民国政制史》上下册。同时对王世杰的《比较宪法》完成重要的补充和修订，以至1936及1942年两版《比较宪法》皆以王世杰、钱端升合著的方式列入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自抗战军兴至中共开国的12年中，钱端升四度出国开会和讲学。

1948年访问哈佛时，该校出版社刊印了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TheGvernmentandPlitiesfChina(《中国政府与政治》）。此书主要结论是：国民党初期改组后，本有可能使国民政府演变成为民主法治步骤，此项建立民主政制企图之失败，不得不归罪于蒋介石的个人野心和军事独裁。由于他一贯的民主信念，无论当国民党晚期或中共开国之后，钱端升的政治抱负都未能实现。①①HwardL-Brman，edBigraphicalDictinaryfRepublicChina(NewYrkandLndn：ClumbiaUniversityPress,1967―1971，Vl,l，"ChienTuan-sheng",pp376-379)。此传叙事及日期（特别有关钱氏出国访问）较为详细正确。关于钱端升的英文修养及1949年后的事迹，可参阅钱大都"父亲钱端升2000年9月），页85—89。

钱先生英文造诣甚深，生平酷嗜西方史学名著，尤其欣赏崔维林(GMTrevelyan)文章 的秀洁典雅。他不惜投入大量精力完成崔氏名著《英国史》的翻译。中日战争时期钱端升执教西南联大，被聘为清华第五届（1940)留美考试西洋通史科目之命题人。吴保安得95分，我得94分，这是我和钱先生唯一的书面学术"接触"。

1945年春，某日午前11点左右，我自地坛历史系办公室准备去联大新校舍里行政研究室去找朋友稍事聊天，再进城吃午饭。不期看见钱端升先生迎面走来，向我招手叫我同到他那小间办公室谈话。他讲的话大意如下：你们这一辈学问基础在国内就巳打得比我们（在国内时）结实，而且你们出国的时候就比我们那时要成熟得多。所以你们出国深造前途不可限量。要紧的是，不要三心二意，一边教书，一边又想做官。你看蒋廷截多可惜，他如果不去行政院，留在清华教书，他在外交史方面会有大成就。我希望你能专心致志地搞学问，将来的成就肯定会超过我们这一辈的。

清华及联大师友们对钱先生的印象是他的政法根基深厚，英文写作能力甚强（我个人觉得政治学系老师辈里英文以王化成和钱先生为最好，而王的英文口语之流利，声调之锂锵，视英、美一般政治学人有过之无不及），虽不能说与人落落寡合，但也不太容易和人亲近。最难得的是这样一位自视甚髙、受人尊敬的前辈学者，不但对后辈黾勉有加，而且敢于追认自己一辈早期学习的不够成熟，进而坦诚宽厚地预测后辈必有青出于蓝者。事后我越回味钱先生的话，越感到他治学为人之可敬：因为只有真正具有安全感的人才敢于讲出自己之不足，才有胸襟容纳、欣赏成就业已或行将超过自己的人。半个世纪以来，每一忆及钱先生赞勉之语，心中感动难以言喻。但同时总不免仍有点怀疑：钱先生只批过我第五届清华留美考试西洋通史的卷子，怎会即能对我做出那样肯定性的预期呢？他所说"你们这一辈"究竟还有谁最具代表性？苦索穷忆后的回答是：联大行政研究室钱先生指导下的陈体强。

IE陈体强（1917—1983)

七七事变以前我经常观察清华同学之中，在人文社科方面，有哪些位具有考取中英、中美庚款的潜力，哪些位英文根基最好。那时我已觉得十一级（1935年人学）外文系同学中如王佐良、许国璋、李赋宁等的英文要胜过我们十级的外文系同学。此外，十一级还有自幼即进美国学校、英文写作及口语流利有如母语的施铨元（主修工程、施肇基族人）和政治系的陈体强。陈系出闽侯世家，我和他在北平时就交谈过；联大共事期间不时讨论外交史和国际关系。他与我情况不同，我除准备两次留学考试之外，生活散漫，一直在渴待完成西史训练以为终身转治国史准备，而他能先在联大的行政研究所工作，又进重庆外交部，极为清华老师、外交部条约司司长王化成所赏识，拔升为科长，所以多年持续地专攻国际法，未出国前根基即异常坚实。

我于1945年秋赴印度候船赴美，陈体强后我于1944年考取教育部留英公费，但早我出国几个月。他抵英后数月即函告我中英文教基金会（BritishCuncil)?已为他选择了牛津大学，而他个人极望能去剑桥大学、从劳特派赫特（HLauterpacht)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因劳氏是奥本海姆标准著作《国际法》新版的编辑和诠注者，是世界公认的权威学者。陈体强曾亲赴剑桥，劳氏对他转学表示热烈欢迎，争奈中英文教基金会坚持原议，陈只好在牛津攻读学位。好在牛津国际法教授布莱尔雷（JLBrieriy)资望亦极高，胸襟宽宏，能容纳异己之见。我1948年秋赴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执教煳口，以求完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史博士论文，接陈体强信，知道他论文写作最后阶段虽曾发生"周折"，而旋即大功告成，且已决①国人多不知BritishCuncil的官方译名。"中英文教基金会"的官方称谓只见于有关中英庚款考试的资料中，现多译为"英国文化协会"。

定立即回国接受北京清华母校之聘，为政治系副教授，主授国际法。从他信中所述论文"周折"的性质及其克服的经过，我当时立即感觉到他这部牛津博士论文肯定是卓然成家之作。

陈体强的博士论文是：TheInternatinalLawfRecgnitin(《有关承认的国际法》），特别注重英、美两国在承认问题方面的历史实践。这部论文写作的最后阶段，不料剑桥的劳特派赫特教授新著RecgnitininInternatinalLaw(《国际法中的承认问题》)已先问世！

承认是极端复杂的国际法主题之一，两作内容部分重叠既无可避免，而劳、陈之间名位又如此悬殊，乍看之下，这一切对陈的论文真是迎头的冲击。幸而陈的论文功力深至，陈虽匆匆回国，不久与牛津音讯断隔，但其导师布莱尔雷教授认为这部论文优点甚多，值得大力推动出版成书。布氏亲自为它撰"前言"，特约一位伦敦大学国际法及国际关系讲师为它补充最新判例，并把它列为威望甚高的"伦敦世界事务研究所"（TheLndnInstitutefWrldAffairs)津贴推介的新书。①全书7部分、32章 ，共461页，范畴甚广，条目周详。首部"对国家的承诺"涉及基本观点，最为重要。陈体强本人对此曾摘要论述：关于对囯家的承认的性质问题，历来有两派学说。一派是构成说（cnstitutivetheiy)，认为承认可以创造新国家的法律人格，即一个新国家只有经过现有囯家的承认才取得国际上的人格。另一派是宣告说（declaratrytheiy)，认为一个地区的人民凡具备国际法所要求的构成国家的要件（即占据一定领土，拥有一定居民，并有一个对内能够进行有效统治、对外独①此研究所的会长是ADLindsay勋爵，牛津Ballil学院院长，政治及经济思想权威，副会长之一是Beveridge勋爵，战后英国福利国家理论的奠基人。

立的政府），就当然具有国际法上的人格。别国的承认只是宣告该新国家已具备国家要件的事实，并表示愿意把它当作国家对待。构成说在十九世纪盛行。那时原有国家认为自己形成一个排他性倶乐部，即"国际大家庭"，非经俱乐部成员的批准，别人不能加入。这种学说给现有国家（实即西欧国家和美囯）以同意或拒绝一个新国家享受囯际法杈利的特杈。在民族独立运动日益兴盛的时代，这种理论实际上起了阻碍民族独立的作用，已为国际实践所摈弃。①陈书1951年在伦敦出版，立即"在国际法学界受到髙度重视，被誉为国际法名著，并列为当代国际法必读书之一"?。

1952年北京大专院校改组以后，我和陈体强之间音信断绝。迟至1979年4月上旬，承主人十级女学长、交通部副部长郭建（原名见恩）美意，陈体强作为晚宴时我的"客人"。席间因有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学长及其他三四位客人，我和陈未便深谈。他说我1971年冬就已重访祖国，70年代又多度访问北京，都没有去看清华第五级（1933年毕业）学长朱庆永，朱临终前责我"不念旧"。我听了非常难过，也很"委屈"。朱考取清华第四届（1936)庚款东欧史（事实上是俄国史）门后，主动"屈尊"对本不熟悉的"小弟弟"黾勉有加，确是使我终身难忘；但在四人帮当权时期，我根本不知也不敢问朱的下落，否则必会引起旅游局的敏感。我对陈说："要不是邓小平的开放政策，我今晚也还看不到你。"比较可喜的是陈已接到英、美等数国短期访问讲学的邀请，迟早在美国和我总会有一倾积愫的机会。不期陈竟于1983年秋因脑溢血过早地离开人间。陈回国后很不得意，迟到1982年才被外交部聘为顾问。③①《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1984，页195—198，"国际法上的承认"。

②同上，页45—46，王铁崖撰"陈体强"传略。

③同注②。

但是，就20世纪华人在欧美著名大学所完成的博士论文而论，陈体强的论文应永居尖峰地位。据我所知，20世纪炎黄子孙博士论文一出立即被誉为国际名著者只有两部。一部是20年代萧公权先师康奈尔博士论文PliticalPluralism：AStudyinCntempraryPliticalThery(《政治多元主义：一项当代政治理论的研究》），1927年在伦敦出版。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多元论柱石拉斯基(HarldLaski)即撰书评谓萧书"学力与魔力均极雄浑，为政治学界五年来所仅见⑨。另一部就是陈体强牛津论文《有关承认的国际法》。此书穷征博引（除政府档册、条约选集、学人专刊及期刊论文外，所征引之国际法判例即达450项之多），体大思精，析理犀利，观点均衡。尤可贵者在其能了解并预期战后世界新形势（如全球性反殖民民族解放建国的政治洪潮）所需之国际法方面的理论依据。

因此，陈书甫经问世，立即被举世公认为标准著作，被列为国际法必读之书，其影响之大，似较剑桥大师劳氏三年前已刊之《国际法中的承认[问题]》有过之而无不及。

总之，以造诣论，萧、陈之作难分轩轾。以规模范畴而玲，萧书限于近代政治思想之一学派，其性质为一确具軍思卓识的大"专刊"（mngraph)。而陈书涉及国际法中承认大课题中之各个部门，其性质是理论及专业性水准极髙的重要参考书，是一部当之无愧的皇皇巨著。在这种意义之下，陈体强的牛津博士论文几可目为20世纪中国社科方面的一个"奇迹"气必须再度强调的是，以上的讨论只限于博士论文的阶段，而学人的成就还是要看一生积累的研究,成果。,萧师返国后十余年间完成其一生巨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下两册，在美国长期执教仍研撰不断，允称一代大师。而陈体强回国之后遭遇至为不幸。试读①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台北：联经，1982增订本），汪荣祖"弁言"，页6。

②王宠惠（1881—1958)1907年出版的英译德国民法被英国尊为标准英译，足堪谓为"奇迹"，但这不是王的博士论文，是论文毕功后两年完成之作。

他生命最后的第14天的"自序"：

……1957年后，格于形势，搁笔伏枥，坐视光阴流逝，报国无门。1979年后国际法学重见光明，我亦振笔再起，写了文章 若干篇，但已是强弩之末，力难从心，水平远低于客观要求，论述亦无补于实际。……①这项专忆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怀念和表彰一位老友，而是以陈体强极不平凡的早年成就为具体例案以求索今后发展人文社科教学研究的途径与步骤。

IV张奚若（1889—1973)附：罗应荣（1918—198?)我从未听过张奚若先生课堂内外的演讲，但抗战后期却和他有过几度谈话，特别是我考取清华第六届庚款之后、选校之前，与他是一位非常健谈、有肝胆、有正义感的人。他战时批评孔、宋，甚至批评蒋介石的勇气引起一般高知的共鸣和敬意，这是人所周知的。他在1956年最高国务会议上竟敢对毛泽东提出那传遍全球的16字评价："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②而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竟会公开征引张奚若批评他的这16个字。③这16字评毛妙语之所以行将永垂史册，主要是语后无比的政治道义勇气。我在此篇①陈体强，（国际法论文集》(北京：法律出版社，1985),页3。

②张氏名言发自1956年最高国务会议是根据钱大都"父亲钱端升的治号），页87。

③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页137。

短忆中所要添补的是远在1956年之前，张奚若先生就已经向毛讲过人所不敢讲的逆耳忠言。

这个前此无闻的真实轶事的供给者生前是我的好友、张先生清华政治系研究生罗应荣。容我略述罗不幸的一生，聊表我对他的哀思。他是广东兴宁人，小我1岁，1942秋考入清华研究院，1946年5月毕业，其硕士论文重点是研究外蒙古的对苏对华关系。?

1945年初春节前后，景洛和我外出小游，请罗看守房间，不料他那件当时很值钱的厚呢大衣被窃，但他完全不提此事，直到1950年5月我到柏克莱加州大学补充哥大英史博士论文资料和他重遇于国际学舍，他才告我当年被盗的事，足见其为人之尚义大方。可喜的是他研究国际公法极邀导师（维也纳学派奠基人HansKelsen老教授）青睐，两篇研究班文章 皆获A++殊荣，博士学位半年至10个月可望完成。我随即返加拿大温古华赶写论文的未了篇章 。6月底接到他的信，说韩战爆发，已立即买了船票回国以图报效。我想快信劝他慎思已来不及了。冬间忽接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先生信，热烈欢迎我去该校开西洋史课程，并附"聘书"而未明言名义和薪给。猜想中罗应荣必已在岭南政治系执教，聘我之事必是他发动的。

过了几个月，大约已是1951年的春天了，忽接一封自香港寄来罗应荣托人转致我的密封的航空信箴，内中报告他回国后立即到北京自动请求"受训"，希望能进外交部为国效劳。在京盘桓数月，终因缺乏"斗争经验"，不能进外交部，只好到岭南教书。在京期间曾和奚若师数度长谈，张先生秘密告他，中国正式派兵保卫北朝鲜之前，张曾特别请求深夜与毛泽东做一长谈，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中国不可以不尊重历史的教训；除非万不得已决不可轻易同美国作战。试看德国两次看错（意思是德国事前总抱着美国不致参加欧战的想法），就两次大吃其亏；日本一次错估，就遭受惨败。原因是，美国技术、生产能力与潜力，实抵得其余世界而有余(就1950年①《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上），页98及108的世界情势而言）。中国应该好好地从事建国工作、尽可能避免和美国武装冲突。韩战的经过与后果毋庸重温，但中共建国伊始、国际情势空前紧张之际，张奚若先生竟已经如此敢言敢当，是应该补人史册的。

至于罗应荣，此后即无音信。直到我1971年10月12日重人国门，数日后访问中山大学（时岭南大学已并人中山）时，由该校革命委员会主任少将某君接见，始获悉罗应荣尚在该校，因早经被批为"右派"，既不准教书，又不许出来和我见面。他大概80年代初含冤而死，一生未曾结婚。

V潘光旦（1899—1967)

潘光旦（仲昂）先生1935年自上海来清华，继郑桐荪先生为教务长。他与我第一次接触很不平常。1936年舂他陪着我从未见过的嫡堂哥哥、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来清华图书馆西文阅览室参观，潘先生走到我身边说："你哥哥来啦，你都不知道！"事后我相当诧异：潘先生这位大忙人，怎么会认识我这个二年级的学生？再同他有私人(其实是"公众"）的接触是同年12月圣诞日后，那时我因同学左右派斗争中曾违犯校规。

事实上，潘先生初来清华，我就知道他是社会学和优生学家，学术、兴趣和活动都是多方面的。他虽不从事文学创作，但与"新月派"主要人物以及当时主持著名英文刊物T、tenHsiaMnthly (《天下月刊》）和ChinuCric(《中国评论》）诸位关系密切，确是一位知识广博，态度开明，中、英文都能表达自如的一位和菡可亲的学者。因此，在我完全不闻问政治的联大"悠闲"岁月里和他有过几度交谈。

记得我和他交谈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一是性心理；幸而有他做顾问，我初读HavelekEllis两《性心理研究》，几乎就能懂得全部的内容。我甚至和他谈到两种当时在上海畅销的VanDeVelde 的IdealManie(《理想的婚姻》）和FrankHanis的MyL(feandLves(《我的生平和性爱》）[前者是荷兰医生，其书1937—1938上海已大量翻印，专讲性生理和性交技术；后者1942年上海所售翻版两册，价钱不贵，作者生前是记者（？），序中自夸其书中详细描写多度性交，曾被萧伯纳评为淫书之中唯一一部读后不令人作呕之作]。最有意思的是潘先生同意我的意见，从性技术可以洞窥中西文化的"基本"不同——西方如Hanis和法国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GuydeMaUpasSant，1850—1893)之流以性交连泄次数之多为能，而中国则以黄帝御女久而忍精不泄为能。谈至此，不禁相对大笑。潘先生随即指出，中国这种citusirvterruptus如成习惯，大大有害性生理。

最后我问他林语堂讥笑宋代理学和道学家性无能或性寡欢是否有道理，潘先生也只颔首微笑而不答，大概是不愿对宋儒太刻薄吧。

读性生理、性心理对自我教育的作用略同于读西方小说：丰富了人生"间接"经验，加深了解宇宙之大、品类之繁、无奇不有，因此感到"太阳之下，并无新事"。这种阅读协助培养我对人生若干问题的"容忍"与"同情"；但另一方面也激化我对伪道学、"装蒜者"(尤其是学术上的）的无法容忍与憎厌。此刻反思：后一趋向影响我大半生做人和治学更为深巨，因我性格中的反抗欲是很强的。在联大"闲散"岁月里，很幸运能有像潘先生那样"雍容宽厚、中正谦和、乐天知命"(1)的"儒者"做我偶或的"顾问"（毋宁说是"同情静听读书报告者"），帮助我保持情感理性间的均衡。

我和潘先生不谈英国文学，而专谈英文的实用方面。我一再认为清华改成大学以后，特别是我们在北平的最后几级，英文教学和习作在质与量的方面似乎都不如旧制留美预备学堂时期了。潘先生说也不见得，要看个人的用功和所修的学科。不过无论学哪一科，想知道自己的英文是否"够用"，必须要问自己两个问题：（1)①王志诚，"在清华大学和潘光旦老师相处的日子里"，《校友文稿资料选编》（《清华校友通讯丛书》，第六辑，2000年9月），页75。

写作的时候是否能直接用英文想？（2)写作时是否能有"三分随便"？（笔者按："随便"是多少带点"游刃有余"的意思。）我觉得潘先生论英文才是真正的"行家"话。师友中指出英文写作时必须用英文想的尚不乏人，可是只有潘先生向我提出"三分随便"能力的重要。在海外半个多世纪的学院生活中，我无时无刻敢忘潘先生的话，至少经常以他所提的第一标准用来检讨自己和窥测海外华人的英文写作。

VI闻一多（I8"—1946)

早在北平即从读八级学长孙作云"九歌山鬼考"幵始略略领会到闻一多先生治《诗经》、《楚辞》方法之新、功力之深、识见之卓和指导学生的热忱。我在联大前后6年，除准备两次留美考试，回沦陷区料理家务之外，在联大真正清闲的岁月无多，平时很少参加学术活动，而闻先生又久居乡下，所以见到闻先生的机会不多。1944年春间在联大新校舍遇到闻先生，他问我的近况，我告他为解决住的问题，我在大西门外昆华中学兼课已半年多，虽只一间，宿舍楼固窗明，条件还可以。他说住在乡下本来是为躲避日机轰炸，往返20余里很不方便，如果昆华中学能供给两间房子，他可以考虑去兼课。我立即把闻先生的意愿告诉李埏（云大文史系讲师，兼任昆中教务主任），他和徐天祥校长喜出望外，立即决定以原作医务室的小楼楼上全部划为闻先生全家住处。我记得楼转弯处的平台还不算小，可以煮饭烧菜屯放松枝。楼外空旷，住定了后，闻师母开辟了小菜园，颇不乏田园风趣。①据李埏的回忆，闻先生名为兼课，但校长徐天祥却慷慨地给予专任教师的待遇。报酬是每月1石（100斤）平价米和20块云南通①闻黎明、侯菊坤编、闻立騁审定，《闻一多年谱长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页716。

行的"半开"（两块"半开"合1个银元）。?这20块"半开"的待遇是我们一般兼课的人所没有的，银元在当时是非常"顶事"的，更何况闻先生已开始以篆刻收入补家用，所以那时闻先生全家的生活并不是像一般回忆文章 里所说的那么困难。我所要讲的正是闻先生生活"苦"中"乐"的方面。

由于这段时日里闻先生全家生活比较愉快，也由于我已考取清华第六届庚款不久即将出国，闻师及师母预先为我饯行，准备了一顿非常丰盛的晚餐。主菜是用全只老母鸡和一大块宣威腿炖出的一大锅原汁鸡火汤，其醇美香浓，使我终身难忘。在我由衷地赞赏之下，闻先生告我："我们湖北人最讲究吃汤。"我说少年时曾听到有些前辈$，饭饱不如菜饱，菜饱不如汤饱，确实很对；湖北吃的文化是很高的。我请教闻师：去年（1943)由上海兜大圈子、越秦岭过成都时，曾问当地哪种汤菜最实惠最有名，回答是："原锅子汤。"问及用料，以肘子、猪心、整颗莲花白对。这种大的锅菜是否源自湖北？闻先生说很可能是，因为明末张献忠屠蜀后，江西人人湖北、湖南，两湖人实四川，把大锅汤菜传统带进四川，这是非常合理的推测。

我记不清是这晚饭后还是在另一场合，闻先生曾对我讲过当年清华学堂同班潘光旦和罗隆基的趣事。闻先生原来比他们高一班，因坚持原则反抗校章 而自动留级一年，所以与潘和罗同于1922年出国留学。未出国前有一次潘光旦批评罗隆基某篇文章 不通。罗很生气地说："我的文章 怎会不通，我父亲是举人。"潘马上回答："你父亲是举人箅得了什么，我父亲是翰林！"闻师忙加了一句按语："你看他们够多么封建！"他讲完、我听完，同时大笑不止。

从纯学术的观点看，大多数的文史学人都公认闻一多是用西①闻黎明、侯菊坤编、闻立鹈审定，《闻一多年谱长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页811。1945年1月闻先生全家才搬进西仓坡新造的联大教职员宿舍。

方方法和多学科工具，配合传统训诂音韵考据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最富创意最有成果的典范。即使如此辉煌的学术成就还是不免被他多才多艺、多姿多彩、轰轰烈烈、光芒四射、悲壮结束的一生所部分地遮掩了。唯其如此，闻先生自己留下的学术、艺术、社会、政治活动的记录、清华学堂和大学以及联大档册中相关的记载、老友同寅和无数青年学生对他的回忆，再加上子女们在父亲身后数十年如一日始终不懈地搜集闻师的大小事迹，都说明现存有关闻一多资料之丰富，在近代学人之中，或仅逊于胡适。目前这部1100页、85万字的《闻一多年谱长编》，规模之大、内容之富恐怕是自有年谱专类以来所未有。

我这篇对闻师的短忆，聊以添补闻师罕为人知的生活小小片面和一个妙趣足以传世的小小真实轶事而已。

1孙毓棠（1911—1985)

孙毓棠祖籍江苏无锡，说得一口极纯的北京话。他是清华第五级（1933年毕业）历史系毕业，早我五班，我入学时，他已离校。他虽主修历史，性喜文艺，家境优裕，曾自费赴东京帝大续攻国史。七七事变前后他已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发表了两篇西汉和东汉兵制的文章 。既留过学，又有论文，所以自始在联大即有开课资格。联大晚期与雷海宗、吴晗鼎足各自讲授中国通史。1945年秋孙毓棠、沈有鼎等随陈寅恪师赴牛津，充访问导师（tutr)。陈师双目失明之后，孙自英赴纽约在联合国短期工作，1947年常来我们哥大附近西107街公寓（虽小，厨房浴室俱备，系1947年王信忠先生转让的〉晚餐谈新话旧。80年代初孙以交换学人身份曾到德州（Texas)州立大学访问，他曾要我为他致函前芝大同寅、国会图书馆馆长Brstin申请延长一年。他和景洛与我在芝加哥再度有短聚忆往的机会。

总括孙毓棠和我长期的交谊，我对他的私人生活和治史经验试做简要的回忆。孙毓棠身高5英尺9英寸左右，眉清目秀、皮肤细腻、白里透红，正西人所谓"peachandcream"(桃与奶油）理想肤。浪漫性格之中深藏忠厚，为人彬彬有礼，治学从容不迫而能持之以恒。我从不问他私事，而他却不时以私隐见告。例如1947年在纽约时屡次"自我检讨"良心，是否应该更积极地推进和比他年轻几乎20岁的沈履女儿的精神罗曼史，因他已与姚凤子正式离了婚。他曾去缅因州看她，归来后对我赞叹美国之大：看来纽约和缅因都在东北部，好像不远，可是单程距离就是400多英里，简直等于从伦敦到苏格兰纵贯不列颠岛那么"辽远"。几经扪心之后决定不再增长与沈的感情。80年代初在芝加哥舍间晚餐后回忆他与凤子的关系，一再激动地说："我当初完全是因为可怜她才和她结婚的。"这句话有史料价值，因为当时社会上一般认为（包括近年英文有关联大历史的标准著作）孙毓棠之所以尚为人知，是他的太太凤子是名满大西南的话剧明星。孙毓棠忍不住还讲曹禺对不起他，因他离昆明时曾以凤子托曹"关照"，而曹竟与凤子发生暧昧。但孙最后还是宽恕他们，因曹禺究竟是浪漫戏剧家，而凤子生理上"特别"，好像犯"花痴"。我决定写进这篇短忆是因为三位局中人俱已作古；历史主要任务在求真；这个真实故事有助于加深了解人性和人生，并有力地说明孙毓棠浪漫而永存忠厚的高尚品质。

治学方面，孙毓棠在联大期间研究兴趣已转移到经济史。受了蒋廷黻影响，他深信西史名著可为治国史的典范，所以在教书之暇广事阅读欧洲社会经济史方面的著作。可惜的是，清华运到昆明的西文图书之中经济史类的书不多，而且大战期间很难知道英、法两国在经济史的资料扩展、研究取向、理论、方法等方面都已取得初步"革命"性的成果。孙毓棠对Rstvzeff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法国PBissnnade的《生活、工作在中世欧洲》及HenriSe6的经济史及论资本主义的兴起等书确是时常披阅的。我的印象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孙毓棠在社会经济史方面一向受到尊敬，"文革"之后他实际上是重要学术期刊《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社经史方面的编辑"顾问"。

回想起来，最可贵的是早期孙毓棠谈他治学经验时曾引起我的"焦虑"，而晚期却给了我多年"亟需"的慰藉。引起我焦虑的是:联大期间及1947年在纽约，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从西洋史转到中国史研究总需要一个5年的过渡期间。我尊重他的经验，所以立即开始焦虑，因为眼看着青春就（或巳经）消逝，而还必须考留学、完成西洋史的博士训练，再加上一个5年的过渡才能系统地攻进国史领域岂不过晚，实际生活和教研岗位方面岂不将要吃亏过甚？！迟至1952年春夏之交，在纽约经过整整一星期的踌躇和论辩，我毅然决然全力投入18世纪两淮盐商的研究，不期一举即跃过龙门，走迸辽阔无垠的国史领域，解除了前此被孙毓棠引起的焦虑。详情于下篇章 节会有忆述。

孙毓棠晚年给我的慰藉是他对我《南宋至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长文的反应：

文章 仔细读过两遍，很好很好。使我增长知识，大开眼界；且给我以很大启发。……感到吾兄十分可佩服：在忙于教课之余，还有志于着手写这样大规模的文章 ，实在难得。我应该好好学你的精神和韧力。（1984年9月16曰）这个出自清华老学长的评价，使我感到很大的安慰是因为它含有深层的肯定：（1)旧日清华历史系社会科学和中西历史兼容并重的政策是髙瞻远瞩、十分正确的；（2)只有长期忠实地践履此项政策，才会达到当年老师们对后辈所企盼的新水平。

1985年6月初我到北京探望孙毓棠时，他已气喘不能起床，同月与另位清华历史系老学长、新中国考古事业领导人夏鼐（作铭）先后陨逝。孙毓棠从西史转国史需一过渡的经验谈应该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丁则良（1916—1957)

丁则良是清华第九级（1933年人学）历史系同学中最杰出的，大概由于政治活动，迟了一年于1938年才在昆明西南联大毕业。他的古文根基坚实，主要是因为他在北平四存中学受到很好的旧式古文训练。经过雷海宗先生的推荐，数学系杨武之先生请他为长子振宁补习古文。据杨振宁面告，当时他在初中，丁则良为他讲解《孟子》中不少篇章 ，并讲述了不少历史人物及其他古代掌故，使他获得不少古文和古史的知识。由于屡次的政治风暴和罢课，在北平的三年里我始终和丁则良没有任何接触。

但是，我1939年秋到了昆明联大以后，立即发现所有历史系同学之中，丁则良和我的治学步骤和取向最为相近；因此我们二人之间很快就产生了高度的相互了解。我衷心钦羡他记忆力之好、悟性之高、学习语文之快、中文表达能力之强。他的学术及其他消息也比我灵通。相形之下，我觉得自己几乎处处都比他要慢一步半步；最奇怪的是我从第六直觉中，感到他对我恐怕也会有过髙的估计。联大期间值得回忆的是，丁则良无疑问是"十一学会"的倡议和创建人，而这个由教授、教员、助教、研究生自由演讲讨论的学会，已在历史上留下片段的记录。?我要迟到1943年秋参加清华第六届庚款考试以后才协助他推动会务。我始终没听过丁则良在学会里的演讲或报告。多年后我在揣想，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在我返昆（1943年5月上旬）之前、"十一学会"创立的最早阶段中他已做过演讲；他既因患便血未能参加1943年8月下旬的留美考试，便需要集中精力准备未来的中英庚款或教育部的留学考试。总之，"十一学会"晚期的活动中我比丁则良出力多些。

①谢泳，《大学旧踪》(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西南联大的十一学会"，页49一51。

我到哥伦比亚以后，丁则良考取留英，决定赴伦敦大学深造。

他函告有意进该校的"斯拉夫研究所"（TlieSlavnicInstitute)习俄文，修俄史。我函劝他修英史，不宜以大量时间精力投入新的语文；如能从髙深的英史研究中了解并达到史学较髙的意境，将较俄史更有裨于长期国史的研究。他意志甚坚，还是决心专攻俄文俄史。我1948年秋不得不到加拿大温古华教书养家以期终能完成博士论文，半年多以后得悉他的俄文考试业已通过，只是论文仍需时日。这期间英国肉食供应管制仍严，我曾两三度供给他美国的大罐头火腿和鸡肉。1949年秋冬之际接到他致我的最后一信，内中非常激动地说，英国费边（Fabian)式社会主义福利国家无光无热，就要建国的中共有光有热，他已急不能待，放弃论文，马上就要回国报效了。

此后我只能间接听到丁则良在国内的活动。50年代初他曾出版了一本《李提摩太（ri/my/?ic/kurf)，1845—1919》的小传，内中否定了这位英国传教士引进西学和协助维新的一面，着重揭露他充当英帝国主义工具的另面。我虽无法看到此书，但当时深信此书之撰，反映丁则良业已由衷地接受了马列和中共的观点，但也不免为他大材小用而兴叹。此后又听到丁则良参加世界史讲义的编纂工作，内心又多少为他"庆幸"，因为这正是表现他史识、史才、史笔的机会。"百花"、"反右"期间不免为他担心，但再也料不到他竟于1957年自沉于北大的未名湖，如此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998年4月下旬，在北京清华园参加毕业六十周年大庆期间，从级友赵石（儒洵）学长的深夜长谈中才知道丁则良在清华和联大期间，就已经加入又退出过中国共产党。我自始即知丁则良是富于感情的人，可是从未了解他是感情如此易趋极端的人。

我1945年秋出国之前数月，丁则良曾对我说，我们不要学林语堂，搞学问专以美国人为对象；我们应该学胡适之，搞学问要以自己中国人为对象。谨以这番使我终身难忘的话，略表我对这位具有大史家潜力的老友的永恒哀思。

关于丁则良的悲剧，最近又有两种新资料。

(1)我清华同级而从未交谈过的史家兰州大学教授赵俪生，《篱槿堂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有一专章 "记被《一二九运动史要》说作是右倾投降主义者的一伙人"，页152:……1957年春夏之交，他（丁则良〉正从巴基斯坦参加全世界史学年会飞回北京，东北方面已经派人守候着，叫他回校"交代问题"。那时，他住在周一良家，留下一封遗书，就投未名湖自绝了。我追忆起1954年夏一大批在思想改造中刚刚洗了第一次脑筋，从而不大舒畅的知识分子到青岛来舒畅一下胸怀，有邓广铭、齐思和、阎简弼，也有丁则良。在山大历史系的欢迎晚会上，我与丁握手时，顺便说了句"我们还是一二，九的老战友呀"，丁脸色微沉，用不大的声音说："惭愧，我走了弯路。"这句话在我脑际盘旋了若干年。我想，他是说了一句诚实话，不失为真诚的君子；但什么"弯路"呢？直到六十年代西北师院的外语教授李学僖才告诉我，当年他在英伦留学，每天早晨打开mrningbradcast(晨间广播）时，总听见丁的播音。这一下我才明白了，原来他"失"过"足"。笔者按：赵俪生的回忆与赵石的回忆证实了丁则良确曾加入而又退出过中国共(2)周一良，《钻石婚杂忆》，北京：三联书店，2002，页123:……而丁则良根本在国外开会，没有参加国内任何鸣放平时的话可作把柄。据最近他在美囯教书的儿子到北大数学系来署期讲学，告诉我说，丁所在的东北人大有一位老党员领导，写了一部历史著作，让丁则良提意见。其实这只是一种姿态，而丁则良本着学术良心和对党负责的态度，尽其所知提了不少正确的意见。这就触犯了这位老党员领导，反右一开始，就缺席裁判丁则良划为右派，并且捏造出一个小集团。丁则良被逼自杀以后，当局连他的子女也不放过。他的儿子丁克i全报考大学被拒绝，退而报考中学也不获准。丁克诠只能发奋自学，至"文革"结束后考取研究生，又赴美取得博士学位，获聘在伊利诺州大学任教，并受邀于2000年到北大数学系讲学。丁则良1957年至北大水塔下未名湖内含冤自沉，当客座教授丁克诠三十多年后来到湖光塔影的伤心地凭吊亡父时，丁则良夫人（笔者按：李洁）因饱受折磨，先于几年前辞世，夫妇二人只能在九泉下庆幸儿子成才。

丁则良可谓有后矣！这是我对这位老友绵绵长恨中的唯一慰藉。

K冯友兰（1895—1990)

计划撰写本章 之初，我已决定请冯友兰（芝生）先师来唱"压轴"。因为本章 所有忆及的师友全是联大社团的成员，而最能表彰联大社团精神及其特殊历史意义的莫过冯师所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为方便读者参考，我将征引冯师这篇不朽文章 以结束本章 和全书的"上编"。征引之前，我只讲述个人所独知涉及冯、胡（适）关系的一项轶事，并臆测冯师长期学术行政成功的主要因素，以求避免与大量研究纪念冯师的资料重复。

1947年盛夏，冯先生从宾州大学过访纽约，住在哥大附近一家旅馆。我晚上去看他，长谈中提及朋友见告，杨绍震夫人许亚芬(清华第六级1934年毕业）在斯密丝女校（SmithCllege)的硕士论文的题目是"1927年以前胡适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冯先生听了，急不能待，口吃地以极纯极浓的河南腔说："这……这……这个题目很……很……很好，因为过了1927，他也就没……没……没得影响啦！"文人相讥，自古已然，相形之下，冯之讥胡要比胡之讥冯温和多了。[许硕士论文事，最近在曹伯言整理的《胡适日记全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第七册，页376,1940年4月10日条下得到证实]。

不少清华内外人士对冯友兰之能居清华（战时兼联大）要津20余年（1928—1952)之久甚为不解。冯系北大出身，与清华学堂毫无关系。北伐成功以后，新被任命为清华校长的罗家伦从燕京大学延揽冯友兰以为"班底"，冯初任秘书长，迅即为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成员，兼哲学系主任虽然梅贻琦长校（1931年12月）以前清华屡有学潮，校长迭换，而冯能屹然不撼者，主要由于：（1)头脑冷静、析理均衡、明辨是非、考虑周至。（2)深通世故，处世和平中庸，而观点进步，学术上有高度安全感，故能与清华资深教授（如叶企孙、吴正之、陈岱孙等）合作无间，以延致第一流学者提高教研水准为共同鹄的。（3)国学根底雄厚，文言表达能力特强，初则勇于起草，继则众望所归，经常被推执笔。但凡任何政治或学术会议，意见纷纭，发言者众，愿做综合报告者寡，凡执笔者往往被公认为最干练"得力"之人。冯友兰在清华及联大正一贯是"得力"之人。钱穆追忆联大文学院初设蒙自之际，北大师生开会谓清华事事"有偏"，"如文学院长常由冯芝生连任，何不轮及北大如汤锡予(用彤），岂不堪当上选"。②这真书生门户之见，完全不懂三校事务之繁巨与槃槃干才之难得。冯友兰主持清华联大人文行政二十有余年绝不是偶然的。

兹举一例以说明冯友兰对联大的重要。缘1939年秋至1940年春夏之交，陈立夫以教育部部长的身份曾三度训令联大务须遵守教育部核定应设的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新规定。此项训令的目的当然是加强蒋政权对高等教育及高知的思①冯友兰初进清华的经过，可参阅苏云峰，《抗战前的清华大学，19281937》（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页31—49。

②《西南联大在蒙自》（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页53。

想统治。联大教务会议以致函联大常委会的方式，抵抗驳斥陈立夫的三度训令。这封措辞说理俱臻至妙的公"函"的执笔者舍冯友兰莫属。由于此文在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联大光荣校史上意义的重要，全文征引如下：西南联合大学教务会议就教育部课程设置诸问题呈常委会函

(1940年6月10曰）

敬启者，屡承示教育部廿八年十月十二日第25038号、廿八年八月十二日高壹3字第18892号、廿九年五月四日高壹1字第13471号训令，敬悉部中对于大学应设课程以及考核学生成缋方法均有详细规定、其各课程亦须呈部核示。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 ，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唯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如牛津、剑桥即在同一大学之中，其各学院之内容亦大不相同，彼岂不能令其整齐划一，知其不可亦不必也。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而无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髙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缋，以为赏罚殿最。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律以孙中山先生权、能分立之说，则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杈、能分职，事乃以治。今教育部之设施，将使权能不分，责任不明，此同人所未喻者二也。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师严而后道尊，亦可谓道尊而后师严。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之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在教授固已不能自展其才；在学生尤启轻视教授之念，与部中提倡导师制之意适为相反，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教部今曰之员司多为昨日之教授，在学校则一筹不准其自展，在部中则忽然智周于万物，人非至圣，何能如此，此同人所未喻者五也。然全国公私立大学程度不齐，教部训令或系专为比较落后之大学而发，欲为之树一标准，以便策其上进，别有苦心，亦可共谅，若果如此，可否由校呈请将本校作为第……号等训令之例外。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缋，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若何之处，仍祈卓裁。此致常务委员会。

教务会议谊启

廿九六十

清华大学档案①

结束本章 ，让我们细嚼回味冯友兰这篇文情并茂，事理明通，遣词叙事，融古烁今，铭文形韵，典雅铿锵的"至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①《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下），页191一192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西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变，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变起，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唯以文化力量与曰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于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迀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曰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院，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唯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曰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转乾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可纪念者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虛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离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铭曰：痛南渡，辞宫阙更长征，经蛲崠抵绝徼，继讲说尽笳吹，情弥切见仇寇，如烟灭视金瓯，巳无缺中兴业，继往烈为一体，如胶结联合竟，使命彻以此石，象坚节，驻衡湘 ，又离别

，望中原 ，遍洒血

，诗书器 ，犹有舌

，千秋耻 ，终巳雪

，起朔北 ，迄南越

，大一统 ，无倾折

,维三校 ，弟兄列

，同艰难 ，共欢悦

>神京复 ，还燕碣

,纪嘉庆 ，告来哲

此碑树立之时，我已在大洋彼岸进修西史；此碑永存，而它所代表的学术自由精神未数载即开始消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