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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春我在温古华小书店买到一小本《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印刷极坏，里边有毛在1925年游湘江所作的"沁园春"。几年之后才发现内中"张寥阔"的"阔"字在我手头本里误印成"阁"。我意译给Birney听，他很有兴趣，叫我撰一专文说明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历史和思潮，以及他于1921年参加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背景；然后他和我各自英译，同刊于加拿大皇后大学知名的Queen，s(?warteWy(1958年夏季号）。此文及我们两人所译毛泽东1925年和1936年两篇"沁园春"，经哥大的王际真教授私下转示胡适之先生，以致胡先生于1960年8月18日面谈时对我文中称赞毛颇不乏诗才之不满（请参阅本章 末所附的"专忆5")。我试译的十首唐诗与宋词也在加拿大专门印诗和文学批评的Ddta(1958年7月号）刊出。我之所以对40多年前的英文游戏加以回忆，为的是说明一生都感到英文的重要，而感叹自己英文写作永不能达到"三分随便"的程度。

(二）发展东亚教研：努力与失望

我虽在最艰难的岁月（1948—1952)极想离开UBC回到美国较好的大学教书，但随着1952年夏国史研撰飞跃的进展，离加返美的迫切感渐趋淡泊。很明显，即使久留加西，每年赴美东研究的机会不会中断，大部头的著述定会逐步问世，个人的学术贡献定会被举世中国学界所公认。不能准确预测的是，如果真回美国的话，是在哪年哪月，到哪种声望规模的大学。50年代中期UBC巳初具发展东亚教研的意愿。日本方面请了英国杰出的RnaldDre，不久又聘了日本研究欧洲文学知名的加藤。当时学校方面的了解是他们是首批"客卿"，几年后便各自回到他们祖国的。但是他们的教学水准和课程规划对后继者会有参考价值。我因深知燕京研究院历史系同班（1938—1939)的王伊同国学（尤其是骈文）根基深厚，而博士后只能在哈燕社"帮闲"，于是推荐他任主授髙级中文及文学史的副教授。那时连我在内，中、日两方四人都是副教授。我要等到明清人口史1959年复秋之际正式问世，再加上玛丽，莱特对我明清人口一书备极恳挚赞扬的长信(包括她在耶鲁立即执行的课规：研究生必须精读此书全部，本科生必须细读若干章 ），才克服了全校冻结副教授升格一年的决议。大约早在1957—1958年，安朱先生就私下建议我积极"主持"远东教研发展规划，我坦诚地告他，我对行政既无兴趣，又无应付人事、做预箅等的耐心与才干，但我愿尽力为学校向美国某些基金会申请巨款。我1958—1959年任哥大东亚研究所髙级研究员期间，与福特基金会的DakBamett初识即彼此敬重。1959年返加之前曾与他和JhnScttEvertn试探福特有无资助UBC的可能。我次年春夏之交欧游前夕在纽约又与这两位福特的远东专家再度恳谈。他们几乎口头向我"保证"资助的总额应在80万至100万美元之间，UBC则必须做出一个具体方案，以发展东亚教研为主，但须筹划用资助金的一部分，不超过总额的四分之一，资助斯拉夫学系；此外最好创设大英联邦（BritishCmmnwealth)的课程与研究，初步只限于太平洋区的澳大利亚与新西兰。

这个前途似锦的局面何以终无所成的原因很多，摘要回忆如下。

(l)UBC麦校长NnnanMckenzie原是国际公法专家，二三十年代在日内瓦国联工作，那时即结识Pfwifw4m>s(《太平洋事务》）青壮编辑之一、原籍新西兰的荷兰（WilliamLHlland)0由于二战后美国右派声势凌人，作为偏左的《太平洋事务》编辑的荷兰多年甚为潦倒。麦校长心地淳良，并未与任何人商量，突然决计召荷兰到UBC，一方面负责草拟发展东亚研究的计划，一方面维持《太平洋事务》的继续出版，而且还允许他把该刊编辑人员也搬到学校。荷兰为人温和，似乎经验丰富，事实上却仅是"记者"水平的"专家"，绝非真正学术中人。最大的毛病是办事一拖再拖，没有驱力、没有迫切感。在1959—1%1这两年内，与我多年相知甚深的斯拉夫系的主任，原籍澳洲、出身伦敦大学、俄文极流利的JamesStClairSbeU 屡度以不耐烦、不恭的语气问我："荷兰那家伙什么时候才能做出向福特提出的计划？"(2)由于荷兰的拖延，我眼看着福特方面的机会步步地消逝。肯尼迪I960年冬大选胜利，下年即委派JSEvertn为驻缅甸大使；不久DakBamett也辞了福特去华盛顿包尔提摩教书作研究了。我对福特可谓前功尽弃了。

(3)麦校长即将退休，本来资深的郝桑和我希望安朱能顺利接任。不料情势将将相反，逼得安朱不得不辞职，去渥太华担任"全加大学与学院协会"主席。维系个人与UBC感情上主要的纽带既已切断，内心觉得一旦毅然决然离UBC，人情上亦可无憾了。

(4)最大的不愉快是自己对学术的胸襟怀抱之"大"，与日常周遭所见所闻之"小"越来越不相侔。按：我的《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959年秋在哈佛出版之后，佳评如潮。料不到的是1960年2月底接到至友郝桑从英国寄来的剪报，我生平第一部书竟引起Lndn7Ym(《伦敦泰晤士报》）一篇"leadingeditrial"(主要社评）（I960年2月12日）。郝桑在剪报的天头写了一句："ThisisanhnurIhaventseenbefre"(这是我前此未曾见过的荣誉。）[90年代前半，芝大已退休同事邹谠电话中告我，陈志让(JermneChen)，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后转攻中国近代史而成名，时为加拿大Yrk大学荣休教授，提到我人口史书是20世纪人文社科方面唯一华人著作引起《伦敦泰晤士报》一篇"主要社评"的。我电请陈代向英国媒体核对，正确无误。]我1960年夏欧游回校以后，逐步感到在UBC尚未正式成系的东亚教研单位之中，荷兰已容不下像我这样国际"知名"的同寅了。最露骨的是1961—1962年的冬假里荷兰居然当面"请求"我的"谅解"；唯有我"慷慨地"同意自己暂时不按教研优异而加薪，其他同寅才有加薪的可能。至此，我才下了决心离开UBC IV极不寻常的邀聘与考验

1962年2月下旬我终于给多伦多大学的古代汉语专家William ACHDbsn写了一封短信，重要的只有一句："你送我一份双程飞机票的时机到了。"背景是：1960年舂加拿大政府的学术基金会(CanadaCuncil)决定组织一个六人代表团参加此年8月上旬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二十五届国际东方学者大会，由Dbscm任团长。他原是牛津的资深汉学家，孜孜治学，孤僻傲慢，但在苏联六天与我相处甚好。分手前再也料不到从他口中会讲出："咱们在加拿大一向认为是姊妹学校（sisterinstitutins)，不作兴掠夺彼此的校园；不过你如果在UBC呆厌了，不妨给我一封短信，我马上就给你寄上双程飞机票。"此言可感，因为是出自他口。3月中旬我在多伦多历史系及远东语文系给了两个演讲。Dbsn天天晚间在不同的讲究的法国餐馆款待我。但是历史系的用心不是给我便利，使我更有效地攻治大课题，以增强该系中国史教研在世界上的地位，而是要求我多尽力于栽培"教员"（我当时的了解是大学里的"instructrs")、研究生和本科荣誉生，所以每周授课要多至10小时（必要时还有面对面的讲授）。更妙的是第三天和牛津出身的文学院院长JhnBladen 的午餐。他除了大讲多伦多的种种优点之外，还谈到皇家安大略考古博物馆的中文藏书是已故怀履光（BishpWilliamCharlesWhite)主教在洛阳及北京购置的，很有名；问我UBC有没有中文藏书。我回答："有，仅线装书即五万册，是我1958年12月经手买下的。"从此直到握手告别，他就对我不再发一言了。多年来每与中西友人论大学风格，涉及多伦多时，我总不忘与Bladen午餐轶事。

说也奇怪，我飞回温古华翻检几天内积累的信件时，最触目的是一封来自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的信。信是由代理系主任写的，主要的事是邀请我充当1962—1963学年的访问教授。由于一家四口搬家的麻烦，更由于我已请到加拿大学术基金会充分的资助，已决计在UBC休假一年全力写作，所以我马上就回信谢绝，对此事不再加以思索。半月之后又接到该系的信，因为他们知道我每夏赴美东大汉学图书馆搜集资料，他们请我中途下来在芝加哥做几天客人。这个邀请我毫不踌躇地接受了。

我对美东中文藏书已很熟悉，但对西岸诸馆的收藏不很清楚，所以1962年春夏之交我决定先去柏克莱和史丹福走走，再去芝加哥和东岸。我在哥大充任东亚研究所髙级研究员期间，何廉先生曾提醒我，如果去柏克莱，应该去看看他南开老同事，替蒋廷黻师主管的中国善后救济总署出力最多的李卓敏先生。我于6月4曰星期一到加大商学院办公室拜访李先生，他说办公室人太多不便谈话，最好在校园散步，有重要的话对我说。李先生一看就是坦爽精干之人，没有废话。校园内开口就说："炳棣兄，我们虽然初见，我就应该讲出肺腑之言。不久前我在东岸看了TF(即蒋廷黻先生），我们谈起清华历史系的人物如……他一个个地听了只嗯嗯不加品评。他一下打断我的话，对我说：我们清华学生里真能成为世界级历史家的恐怕只有何炳棣，他班次低，你不认识，他并没有正式上过我的课。这是我第一次听见你的大名。所以今天我一定要告诉你这件事，并且劝你一定要去看看蒋先生。"我非常感动，立即对李招供一直不去看蒋先生的原因。事情是这样的：我在清华大一读西洋通史时，何廉的弟弟何基是助教。

我多年都以兄礼待之，对他无话不谈。没料到在哥大读学位时我对中国同学私下的评语，何基全部向他们泄露，使我窘得难以做人。一气之下我与他"绝交"。何基回大陆之前，良心发现，托哥大同学转给我他出于仟悔的忠告：要考虑和中共的关系，不要与国民党方面的人，如蒋和胡适等太接近。[在这部长篇回忆里，我理应借此机会把我和蒋先生的关系作一交代。和李卓敏先生恳谈之后，我当然到纽约去看蒋先生。我首先问他，1941年春接我信后，蒋师是否果真在行政院月（例）会中说服了陈立夫，才没有把清华原拟的第六届留美公费考试里西洋史这个科目砍掉。蒋师证实。我迟迟才补寄蒋师我在《哈佛亚洲学报》、《美国人类学家》、英国《经济史评论》、《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等期刊内论文的抽印本，蒋师回信都一一赞赏。蒋师1965年10月因癌症去世，我以次年第一本中文著作《中国会馆史论》敬献蒋师。半年前何汉威博士供给我一项新史料：《我的一生——沈锜回忆录（四）》（台北，2001自印本），页122,1965年1月22日，蒋先生对沈谈对美宣传问题："尽管美国的知识分子如费正清、留美学人如何炳棣，对我们并不友好，但仍应设法拉栊。"这毫不足异，因为蒋先生和我之间的师生关系和政治立场从来是分开的，我学术上能给他几分安慰，于心也可无大憾了。]

访问芝加哥的日程是芝大历史系拟就的，我抵达后才知道适值学年终了的典礼周。我始终无法知道何以要订在课务结束而校园活动纷繁的几天。事先也无法了解何以前此邀请访问的信都是代理主任写的。1963年夏秋抵校后才迟迟知道系主任威廉，哈第-麦克尼尔（WilliamHardyMcNeill)用1961—1962全年休假集中撰就他一生最重要、最享盛名的世界通史TheRisefthe(《西方的兴起〉〉）；他要在排除一切杂务、在熙熙攘攘的典礼周内闹中取静，专心应付我一人。他特别的用心在我刚到的那天（6月6日）就已相当明显了：晚餐在他家做主客。到后发现陪客是东亚语文文化系的宋史专家、哈佛出身的柯睿格（EdwaidKracke,Jr)夫妇。在西方，陌生初见之人即被请到家中晚餐是很不寻常的。更不寻常的是麦夫人除主菜烤牛肉之外，专意为我做了希腊的"美食"洋"葱油饼"，真是香酥可口之极。在我盛赞之下，麦夫人开怀自述身世，父亲原籍希腊，曾任牛津教授，后人美籍，给她留下一所新英格兰康乃克提卡州沿海一座消夏乡居，麦退休后将长期移居到东岸。柯教授身高六英尺四英寸，半秃，静默寡言，经我催促，他也简述身世，父亲是新泽西相当成功的会计师，1936—1940年曾去北平的哈燕社和聂崇岐搞宋史。柯夫人娇小玲珑，父系哈佛已故名教授。她很诚恳，又善言谈，对着我说，哈佛教授们一般都不讲究饮食（我感觉到她特别影射费正清，家中与学生及过客聚餐不过是吃"热狗"和冷饮，照例要参加者自备或临时出钱），明晚你在我家做主客，务请多多原谅，我做不出像麦太太那样的美食。大家都哈哈大笑，而我进一步感到他们事前安排确是煞费苦心。饭间主要的谈话对象是我早岁在家，青年时期在清华所受的教育。麦先生尤其要深探我的双语训练和在哥大攻治英史的经验。我也反问他的身世与教育。他说祖父母还是同远祖一样的普通乡土的苏格兰人，父亲毅然移民，先到加拿大东海岸的PrinceEdwardIsland，后西移至温古华，中年后才移至芝加哥，为神学院及历史系合聘的宗教史教授，尚健在。麦讲他自己时，主要是"言志"，谈他的世界通史大异于汤因比之处，在不以宗教为中心观点，而特别注重物质文明、社会和经济基础，既"自信"又"自抑"——特别是涉及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我因童稚即由父亲带出去见场面，练得逢场说笑的"本领"。我对麦说，我知道你中学及本科都是在芝加哥念的，你之所以去康奈尔读博士，主要是为了体验CarlBecker这位大师怎样作大综合、大诠释。我们在外间早就听见有此说法：在CarlBecker—生弟子之中，第一个是LuisGttschalk[芝大历史系资深教授，是研撰参加

第十六章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下）法、美两大革命传奇式人物Lafayeue(1757—1834)的世界权威]，最后的一个是WilliamMcNeill。连麦自己都大笑了。将近11点钟，Kmcke夫妇才送我回到湖滨的旅馆，麦和我约好，明晨9时许另有人接我到社会科学院的小方场。

次晨(6月7日）很从容地在旅馆里吃了早点看报，果然9点15分左右有人开车接我去社会科学院的大楼里的一间会议室稍稍休息。一分钟内，专攻血iaintheMakingfEurpe(自16世纪起欧洲人著述中的亚洲，尤其是中国，终身研究的多卷巨著）的DnaldLach进来了，略作自我介绍之后即请我去另室会见几位历史系内外的同寅。一进这间屋子，马上就感到空气严肃，教授们都正襟而坐，好像准备听课似的。记得Gttschalk和McNeill之外有两位英史教授，JhnClive(哈佛学院院士会的书记）和CharlesGray(哈佛学院青壮院士junirfellw，未来芝大校长HammGray的丈夫），授俄国史的MichaelCheniavsky,Lach已坐下……还有隔院隔系的顾雅里(HerrleeG-Creel，自30年代后半即在芝大主授古代中国）和Kracke 等位。我最初相当生气：为何事先不明白请我准备一篇演讲，但一看气氛肃穆我反而变得非常镇静：没什么可怕，索性就拿他们当作学生，给他们表演一下就是了。

先用几句话总结了我已经刊出的书文，我就集中报告秋冬间即将由哥大出版社问世的《明清社会的成功阶梯》（直译）全书的内容。那时思维极缜密，先讲一下书序及书内诸章 不便明言的一点：我所根据的明清两代进士登科录、进士三代履历、同年齿录等原始史料，是研究社会精英家世背景最佳最精确的史料，无论论质论量都是西欧各国所不能及的。原因是中国是祖先崇拜最高度发展的国家，科举和学校制度从生童第一天人学起，就必须填写祖上三代的履历。没有任何西方传统社会可以像对明清社会那样更圆满地研究各阶层间的血液循环。我随即对古代社会意识，尤其是孔子"有教无类"理论和历史实践的重要加以扼要的述论。然后分别检讨传统中国的价值观念；财富和功名在"成功阶梯"上相对的重要性；明清社会阶层构造之一般流动性；明代进士中出身三代平民之家者竟占总数之半，即以明清五个半世纪而论，进士之出身于三代普通平民之家者也还占31%，出身于普通及书香平民之家者总共占全体之40%;促进此类上向流动的"机缘结构"（特别指出西方社会学家研究社会流动的著作中，尚无类似我书中论"机缘结构"的专章 ）；再以家谱为主要史料统计分析最显赫的家族何以无法防阻长期"下向"流动之故（这更是西方社会学家未曾研究的社会现象）；明清550余年间，三品以上能享有"荫"的特权家族的子弟所占进士尚不足总数的百分之六——这与18世纪英国贵族大地主次子一般被视为"先天注定的议会议员"（predestinedparliamentman)适成一鲜明的对比。此书研究的规模，包括15万名明清进士和24万名晚清举人与特种贡生家世背景的统计分析，固然给在座者深刻的印象，但真正使他们惊异的是，在完全没有讲稿的条件下，我能随时做出两种比较性的概括——屮国历史上不同时代社会阶层间流动之不同[即所谓"历时"（diachmnic)的比较]和明清中国与同期西欧间的比较（即所谓不同文化间"intercultural"的比较）。不时参以自己的语言"征弓I"或重述英史名家如Tawney和Namier等名著中的警句，更能引起"听众"（特别是Gttschalk)颔首的微笑。总之，至今反思，这次是我一生最"成功"的学术谈话之一，使我加倍感谢童稚之年父亲对我煞费苦心"见世面"的训练。

这天晚间在Kracke家饭后谈东、西的汉学研究很久，回到旅馆已经是10点50几分了。刚刚走进洗手间，电话铃响，拿起一听，是麦克尼尔。他抱歉地说，这是他当晚第四次的尝试，如果再没有人接，他就要明早再试了。要紧的话是：你明天能不能早起，8点半钟等车接你去看（社会科学院）院长。我说，没问题。院长GaleJhnsn是农业经济学家，一见面就代表总教务长EdwardHLevi致歉，由于今天的毕业典礼，他实在想见但实无法亲自见你，只有由我代表他和你谈话了。我以为他要大谈公事，他却很自然地谈我有关中国农作物史的文章 。十几分钟后麦克尼尔说到他系办公室去谈公事。他没多话，拿出一页打字的聘约合同，对我说："何教授，请你仔细看过之后，就签字吧。"我完全没有工夫考虑到景洛和孩子们的意愿，就签了字，午后即飞波士顿〕傍晚在哈佛大院外遇见玛丽莱特，她从街对面大声招呼:"啊！你就要去芝加哥啦！"几天后回到温古华，刘广京的信已经在等候我，内中永不能忘的一句是："此邦中国史，均势一变矣！"事态的发展往往不是单向单维的。1962年夏芝大之聘在教研地位而言自然是一大跳跃。无意中陪随而来的是国际"学术网"之扩大。正在接受芝大聘约之后不久，收到台湾"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黄季陆先生航信，说1962年10月上旬台北将举行第二届亚洲历史学家大会，兹事体大，因这是国民党迁台后首次与友善亚洲国家建立学术关系、打破前此孤立苦闷的理想机会。内中一严重的"技术性"问题是英文会议各组中的主席人才备极缺乏。有鉴于西语外宾表示参加之踊跃，与论文性质几乎广泛到文、史、哲、社会科学等范畴，唯有"足下"（我）堪充主席，无论如何希望我务必承允此项邀请。正巧我1962—1963年休假，也正好给景洛远游的机会，所以立即接受了台湾的邀请。

景洛和我9月间先到日本京都、奈良观光数日，欣赏了不少曰本的古刹名园。值得一述的是，京都帝大中国文史方面最资深卓越的教授——宫崎市定和吉川幸次郎——都以重礼接待我和景洛。我和宫崎在哈佛曾几度交谈（笔谈），种下互相尊重的史学关系。我曾请他和夫人在康桥吃中餐。在京都宫崎夫人准备了京都著名的牛排，请我和景洛在他府上午餐。宫崎家中的家具是西式的，宾主都不席地而坐。宫崎小姐献茶时双手捧着无把的茶杯由内向外呈献给客人，这种日本献茶手势是我生平首度观察到的，觉得很有意思。日本传统中国文学第一权威吉川幸次郎在1928—1931年曾在北京留学。1954年夏恰巧他和我在几乎完全相同的日期之内分别在哥大和哈燕图书馆看中文典籍。在纽约时我曾不止一次请他到西119街一家日本面馆，以9毛9分的代价就能吃到一大碗汤鲜牛肉薄嫩的真正圆粗爽滑的udn面。吉川和我都是一枝接一枝的吸香烟者，餐间餐后总有几十分钟学术和学人掌故的谈话。1954年6月间，他、我、劳干晚饭后同去杨联陞家以国语畅谈上下古今，非常愉快。按：日本传统，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要求必须能读大量多样的汉文典籍，不必能讲汉语，而日本研究中国语文和文学的学者必须能以国语（以北京口音为主的中国话）自由谈话。我观察到那天晚上吉川兴致之豪，几乎明示这次四人以国语论学是他近年来难得的精神"享受"。他的国语确实流利，三个多钟头只犯了一个发音的错误："地痞流氓"的"痞"读成了"否"。景洛和我赴他下午的茶会时，吉川和夫人都穿和服接待，形式相当"隆重"3吉川和我一直维持相互的尊敬。1979年4月16日晚和他相遇于北京饭店三楼，他酬应百忙中约我次晨与他同进早餐，并告我他于那天搭正午飞机赴成都，专访杜甫草堂，以偿夙愿。不巧邓小平对我的单独接见就是订在同日早上10时，所以失去了和吉川会谈的机会。吉川大概次年（1980)就去世了。他一生酷爱传统中国文人文化，诗文集中早年记事往往和、汉历并用，自述生于明治三十七年（1904)，大清光绪三十年，兹附及。

第二届亚洲历史学家大会如期在台北举行。中文各组会议进行顺利，英文分组会议节目排得过于拥挤。我决定以身作则，把自己牵涉甚广数据坚实的论文"明清统治阶级的社会成分"，在15分钟之内作了双语的口头摘要。然后以主席身份要求每篇论文都照此原则处理。但论文的撰者不少仍是按原稿逐字逐句宣读的，以致讨论的时间感到严重的不足。不过总的说来，这次国际性的学术会议的结果总算差强人意，在台湾史学界起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当时不太了解何以会议结束之后，"教育部"通过吴相湘兄一再劝我和景洛在台湾多留几天。最后才知道"教育部"要等到香港资深太平天国史料专家简又文先生离台返港之后，才订于10月22日举行仪式颁发予我"学术金[质]奖[章 ]"，奖章 当然不是金质的，背后的号码是"005"。几年后便中我自杨联陞兄口中证实，他所获的同样奖章 的号码是"004"。

景洛和我随即到香港小住几天，就飞回温古华，开始作东迁芝加哥的心理准备了。在我个人教研事业上，1962年称得起是一个里程碑。

专忆5

台湾海峡两岸回忆、批判、研究胡适的文章 和专书，恐怕已有数百万言之多，但自觉胡先生对我谈过的话，有些是外间从未得闻的，因此应该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谈话既多半是随兴而发的，追忆的方式是以"编年"为主，辅以略加分类和不加分类的杂忆。

我初瞻适之先生风采是在1945年12月的一天下午，地点是纽约曼哈顿东城华美协进社。那时我们同船来美的第六届清华庚款留美公费生，于11月24日在第42街码头登陆之后，还有一部分留在纽约接洽或更改人学事。只有我一人早巳决定进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英国及西欧史的博士学位。那天在百人以上的集会中，胡先生仅仅向大家遥遥举手招呼而未作谈话，可是那中小型身材和儒雅的风度却十分具有魅力。

我首次和胡先生交谈是1946年3月初。他接受了哥大公开演讲的邀请之后，注册课的外籍学生顾问就选了我作为学生四人小组的成员，届时要坐在台上向胡先生发问。那时哥大校董会耐心地期待艾森豪元帅迟早会接受哥大校长的职位，所以一时没有校长。胡先生演讲那天晚餐的主人是代理校长。这位主人坐在长桌的下端，胡先生坐在直对着他的上端，右手边是政治系国际关系教授NathanielPeiffer，左手边就是我。入座前胡先生略略问了我的背景。我告他我原籍浙江金华，生在天津，曾在南开中学和清华大学读书，何炳松是比我大20多岁的嫡堂哥哥。他立即谈到金华南宋时人文之盛，"试看现存的《金华丛书》多么了不起"。我回答说："金华明初以后人文大衰，到了清朝已变成徽州人的三等殖民地。"他问我："何以三等？"我说："头等的去扬州，二等的去苏、杭，金华的徽州人很少是殷商大贾，多半几代前已经落籍，我们何家有些姑娘就嫁给徽州方、郑诸姓。"胡先生顺口作一按语："看你虽在北方长大，对乡土的情形还是相当清楚的。"初次交谈中我最大胆的一招是故意引他老人家发笑。我说:"记得南开中学1932年刚放暑假，下午有不少同学聚在范孙楼前空地无所事事。一位同学指着那穿着白T恤、骑在几乎完全不动的自行车上的又矮又白又胖的，说就是胡适的儿子，由于过于贪玩，国文竟不及格。"胡先生听了，果然大笑，大声用英文对Pdffer教授说："你听，这是多有趣的故事——中国20世纪文艺复兴之父的儿子居然国（中）文不及格！"当晚胡先生演讲的主题是：第二次大战后远东国际新形势。指出最可虑的是苏联势力的膨胀及其可能对中国内部问题的影响。他完全不带讲稿，流利的英文中略带一点下江音。演讲中只有一个过于大意之处，他曾以一个小孩作比喻，说他爱吃糖（sugar)，一两秒之后马上就自我纠正，说："对不起，应该是糖果（candy)。"这场演讲内容平平，略近宣传，但胡先生态度极其,然，对全体听众和台上台下的发言者完全镇得住。

我唯一的一次在纽约胡府吃饭是1952年6月5日。那时我巳完成哥大英国史的博士论文，已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了四年书，并且已经得到温古华侨领们的允诺，秋间可以完成5000元筹购中文图书的捐款。我拜望胡先生主要的目的是洽购他私藏的全部伪满原本《清实录》。由于早就知道他老人家经济状况并不宽裕，从我的立场总以相当超过当时市价买进为快。不料胡先生却极坚定地说，他已决定把它赠送给普林斯顿大学的远东图书馆了。

这次晚饭前后，我们的谈话大体上是围绕着我当时所作的研究——18世纪的两淮盐商及商业资本。这可能是他和我之间唯一一次有真正共同兴趣的学术谈话。主题谈完，胡先生送我一本《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并感慨地对清华和北大加以比较和回忆。他说："清华文学院一向是比较谨慎、比较小，而北大则大不相同。只要我一天当北大校长，我就有把握把文学院办成世界第一流；可是……"这时他和我对大陆上的院校改组计划都还不知其详，但是胡先生的话，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是有其重要性的。此后三四年间每个夏天都到国会、哥大、哈佛燕京等图书馆搜集有关明清人口、土地数据及土地利用、超省际移民、新旧农作物的南北交流与传播等问题的大量资料。胡先生曾和我通信讨论局部的人口问题。1956年全部夏天，我都在哈佛，为费正清教授新成立的研究中心，扩充我的明清以至中共的人口及其相关诸问题的研究和写撰。胡先生曾在杨联陞学长家中住过几天，并选抄了一些我所搜集的人口资料。他抄好之后对我说，方志中徽州及浙西一带人口在洪杨期间损失的严重，正与他父亲钝夫先生年谱里的记载相符合；可见他康奈尔的老师威尔恪思（WFWilcx)教授(人口学家，曾任世界统计学会会长）一直相信中国人口从未超过3亿的说法是正确的。

事实上我在信里和以前的谈话之中，已经不止一次地指明，威氏的人口总数是以清初的全国"丁"数乘五或六推得的，他和陈达教授等人口专家都无法懂得这种"丁"数早已与壮丁无关，早已变成了纳税单位。我也曾一再说明以中国幅员之广，研究人口的升降不能过于重视某一区域，并且必须顾到种种经济和制度因素。胡先生给我的印象是：他一贯有先入为主的成见，始终相信威氏之说，并对社会科学多维面的推理不感趣。因此，我前此在远东学界和西方社会科学期刊所发表文章 的抽印本，从来没有寄过给胡先生。我一直揣想，胡先生对我研撰的评价是间接的，大部都是根据何淬廉（廉）、李润章 （书华）两老先生的直接评价的。

1958年9月初至1959年8月底是我和适之先生接触最频繁的一年。这一学年的首尾四个月，他和我都在纽约。我是充任哥大东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任务是完成《明清社会史论》的研究。胡先生因口述自传，经常来所录音，由唐德刚整理翻译。即使胡先生返台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务期间，我也于1958年12月奉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之命，飞往港澳洽购一个5万多册线装书的私人收藏，返美途中曾在南港中院院长新居做客六日（12月20日至26曰晨）,据胡先生面告，我是他的第二位海外留宿客人，第一位是半月前离开的第一届院士陈省身先生。第一天晚饭一桌三人，另位是前任院长朱骝先（家骅）先生。在这饭桌上我初次品尝了于景让先生成功育出的无子西瓜。

我虽然在胡寓原则上做客六天，可是天天忙于访问史语所和台大等处的旧师友，结识新学人，被迫在台大公开演讲明清人口及其相关诸问题，此外还要在圣诞前夕去台中东海大学探视杨绍震学长。记得当晚露天盒餐，睡时发烧。翌晨（圣诞日）返南港，幸而胡先生最不信宗教，节日一如平日，再一晚即匆匆飞回温古华报告完成洽购图书任务。这六天胡先生更是天天忙于会客，他和我反而很少长谈机会。但有三点，我永不能忘。（1)我在港澳每天海鲜小吃大宴，在胡寓第一晚即泻肚。由于胡先生习惯于夜静写作，听见我夜间的动静，第二天早晨亲到厨房嘱咐他最依赖的徽州厨子为我准备些面条等素净软食，不可多用青菜，因肚泻者不易消化大量的植物纤维。从这小事即可反映出他老人家待人的极度细心。(2)某晚稍闲，我问他说："胡先生，据我揣测，您生平醒的时间恐怕三分之二都用在会客，对不对？"他沉思片刻，说这估计大概与事实相差不远。（3)某日上午9时左右，我刚要进城，厨子向胡先生递上一张名片。胡先生相当生气地流露出对此人品格及动机的不满，但想了一想，还是决定接见。当我走出门时正听见胡先生大声地招呼他："这好几个月都没听到你的动静，你是不是又在搞什么新把戏？"紧随着就是双方带说带笑的声音。可以想见，这才是胡先生不可及之处之一：对人怀疑要留余步；尽量不给人看一张生气的脸。这正是我所做不到的。

离台返美时，徐高阮兄的预言不幸而言中。原来他告我胡先生有两部二手的轿车可备公私之用，一部是雪佛莱，一部是别克(Buick)，前者不常出事，后者较大而体面，但机件靠不住。胡先生一向坚持以后者接送客人。果然，这部车中途抛了锚。幸而我们故意早一小时离南港，徐兄陪我搭上一辆驴车赶到松山机场，得不误点。

我和胡先生最重要的谈话的时间是1960年8月18日的下午和傍晚，地点是他纽约的公寓。这年夏天我主要的任务是代表加拿大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二十五届国际东方学者大会，并宣读"明清统治阶级的社会成分"（即《明清社会史论》一书的主要统计部分）一文。唐德刚兄在机场接我，一见到我就说胡先生向他留了话，叫我在哥大旅舍订了房间之后，马上就给胡先生打电话。我当然照办，胡先生在电话里说："这次要你小破费，不要搭地下铁，马上坐计程车尽快到我家，恰好太太出去打麻将十二个钟头以上还没回家。"

我赶到之后，第一句告诉胡先生的话就是：中共原定派遣的大代表团临时取消了，所有8月初与会的汉学家们马上就知道中苏关系严重地恶化了。我随即摘要讲述我对苏联的正面、特别是负面的种种印象，胡先生兴致极浓，不觉已占去至少半个钟头。

胡先生说正因为兴致好，所以要把闷在心中将近两年的话向我直说。大意是我曾于1958年英译毛泽东两首《沁园春》，一首是1925年所作，以"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开头的，一首是1945年到重庆后立即发表的，以"北国风光，千里冰封"开头的由咏雪而论古今人物的。英译之前我并且写了序文，发表于加拿大《皇后[大学]季刊》夏季号。胡先生责我说："看了很不舒服，因为你还夸他颇不无诗才；事实上，他当初在北大还不配上我中国文学史的班呢！"我说我并未曾把抽印本寄呈。胡先生说是王际真（哥大中国文学教授）给他看的。更接着说，毛那两首词里有些句子还不配称为薛墦体呢。我却坚持不让，指出毛词修辞、气魄、意境（例如1925年那首前半写景之中渗进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等等）实不无可取之处。胡先生两三分钟仍坚持原见。我不得不指出他老人家和黎锦熙、邓广铭合写的《齐白石年谱》，说齐诗好就好在它的薛瑶体，

第十六章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下）Ml 为什么对毛用双重标准来挑剔指摘呢？胡先生看我也坚持立场不稍让，忽然用英文说："ButIhavetadmitthatMaisapwerfulprse writer"(但是，我必须承认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我随兴也用英语回答："Nw，sincethefatherfthe20th-centuryChineseRenaissancesaysthatMaisapwerfulprsewriter,hwcanhebetlusyapet?!"[既然中国20世纪文艺复兴之父都承认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他怎么会是一个特别糟糕的诗（词）人呢？！]胡先生和我不由得同时哈哈大笑，握手结束了这小小的争执。

再也没想到胡先生立即严肃地说："炳棣，我多年来也有对你不起的地方。你记得你曾对我说过好几次，傅孟真办史语所，不但承继了清代朴学的传统，并且把欧洲的语言、哲学、心理，甚至比较宗教等工具都向所里输入了；但是他却未曾注意到西洋史学观点、选题、综合、方法和社会科学工具的重要。你每次说，我每次把你搪塞住，总是说这事谈何容易……今天我非要向你讲实话不可：你必须了解，我在康奈尔头两年是念农科的，后两年才改文科，在哥大研究院念哲学也不过只有两年；我根本就不懂多少西洋史和社会科学，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怎能要求史语所做到？"这番话使我肃然起敬，使我深深感觉到胡先生这人物要比我平素所想像的还要"大"；唯有具有十足安全感的人才会讲出如此坦诚的话。这番话他生平可能只讲过一次。

胡先生接着说："今天谈得非常高兴，我答应给你写字已好多年了，现在请你磨墨吧。"他于是很用心地给我写了每字寸半见方的八句杜甫的"羌村"。海外朋友中保藏的胡先生墨迹字体很少有这样大的。

写完之后，胡先生仍是海阔天空，谈兴甚浓。稍事休息之后，他站起来伸腰，我也随着站起。他突然问我："你相信胡适的儿子在大陆会骂他的老子吗？"对这冷不及防家人父子间的问题捉摸不住，我只好不甚加思索地回答："当然不会。"没多久胡老太太江冬秀回家了。她问我住在哪里，我告她在哥大王冠旅馆。她说纽约治安不好，天真黑了回去不大安全。我已与胡先生谈了足足三个钟头，虽亟望能请二老出去好好吃一顿晚餐，也不能不为胡先生体力着想，就此告别了。不料这是和胡先生最后的一次谈话。

当1962年早春得悉适之先生遽归道山的消息，我对我们之间最后一次的谈话重作反思时，才感觉到当时胡先生的一种相当神秘的迫切感——要把多年想说而不肯说的话说出，平常不会提出的问题提出。最后问我有关思杜（胡先生留在大陆的次子）的问题，内中似有隐痛。

胡先生一生虽以博雅宽宏，处世"中庸"著闻于世，但由于他深深自觉是当代学术、文化界的"第一人"，因此他自有目空一切、粗犷不拘、恣意戏谑、大失公允的一面，而这一面是一般有关胡先生书文中较少涉及的。例如：陈寅恪就是记性妤。

笔者按：陈寅恪师国学根基之深厚、亚欧古代语言之具有阅读之能力、中古史实制度考订之精辟、诗文与社会史相互阐发之清新深广，世罕其匹，自有公论。所有陈师之不可及处仅以"记性好"三字轻轻点过，就足以反映胡先生内心中是如何自负，语言中如何不肯承认其他当代学人有比他更"高"之处。

马寅初每天晚上一个冷水澡，没有女人是过不了日子的。

笔者按：胡先生每喜戏谑，这话在1958—1959年同我说了不止一次。最后一次是在1959年8月下旬何廉先生为我饯别的晚餐时当着几位太太面笑着说的。妙在太太们瞠目不解冷水澡的作用，无人接话。但这铁事却很好地解说马老生命力之强，能活到百岁是有原因的。

胡先生另一可爱之处是他到老都还保留了一些顽童以明知故犯为乐的痕迹。由于胡先生知道我午餐的邀请，不但出于至诚并且对我不是经济负担，所以1958年秋和1959年夏他和我曾几度在哥大附近天津楼吃午饭。这家饭馆韩老板是天津人，第二老板是福州人，所以红烧活鲤鱼、炸虾球、酸辣汤、锅贴等等都极可口。不止一次饭后胡先生不太好意思地微笑着说："今天吃的谈的都很开心，似乎可以破例抽一枝烟了。"也就在一次抽完烟十分轻松的情绪中，胡先生把领带翻过来给我看，下端有一小拉链，内中藏有一张5元的美钞。他说这是太太非常仔细的地方，即使真被人抢了，还有这5元钱定可以搭一辆计程车平安回东城公寓。这个小秘密似乎从未曾刊印过。

此外，从胡先生长公子祖望先生获悉适之先生的生活片面，弥足珍贵。祖望在南开中学比我晚两班，当时未曾交谈过。60年代前半，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馆一等秘书朱晋康先生是我温古华的老朋友，又是祖望华府近郊的邻居。祖望那时是大使馆经济专员。1962和1963年初夏我都到国会图书馆短期搜集史料，祖望两度邀我晚饭后到他寓所，同享当地名产半软壳的海螃蟹。

祖望证实了胡先生对国画的爱好，并提到胡先生与徐悲鸿很不寻常的交谊。七七抗战以前，徐曾在北平胡府做过几个月的客人。徐经常画马，凡不甚中意的照例"给你们小孩子拿去玩吧"。袓望以未经心收藏为憾。胡先生喜爱齐白石的画和与这老画家的交谊是屡见著录的。但胡先生一生两袖清风，并没有充裕的经济能力大事收藏古今名画。祖望手头仅存有齐氏大型仕女册页四帧，笔力遒劲，色墨和谐（青头皮极醒目），构图精简，生趣盎然，为坊间极为罕见之最珍品。

记得一次我告诉祖望，我多年讲授中国通史，有两篇适之先生妙趣横生的文章 是全班必读的：一是讲禅宗的"中国的印度化"，一是《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复兴》五讲中有关传统中国社会与妇女的一文。后者指出传统中国妇女不但地位远不如一般想像之低，而且没有任何其他传统文化产生过比中国还多的以怕老婆为主题的故事和小说。这看法虽太偏颇，但用以矫正近代西方社会学家相反偏激的看法是幽默而又有效的。袓望听了之后，不由得指出世上确有不少笨伯认为适之先生是终身惧内的。他向我提出："炳棣兄，请问哪一个洋洋得意向全世界宣扬传统中国文化是一个怕老婆文化的人，会是真正怕老婆的呢？那真怕老婆的人，极力隐藏还来不及，怎敢公开宣扬呢?"知父莫若子，祖望的观察是具有权威性的。

追忆适之先生，也不能不一提至今尚未见于著录的一位保守硕学的史家对他经常的"骂"。我1937—1938年在上海光华大学借读而算是清华大学毕业，拿到一年哈佛燕京奖学金，所以1938—1939年我到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做了一年研究生。曾旁听一门邓之诚（文如）先生的课。邓的祖父是曾任云贵和两广总督的邓廷桢，之诚先生是在云南长大的。他最不喜欢白话文，学生试卷中凡用"的"之处，他都一律改成"之"。一天，他用沉重的西南官话说："同学们，千万要听明白，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地胡说。"据说，每课每学期他要这样骂一次。至于邓氏仪式般骂胡是出自白话文运动，或是出自胡先生早期考证（如《红梦楼》作者之类）曾获益于邓氏《骨董琐记》或其他札记而不明言，尚待有闲详考。

结束这篇回忆，必须征引唐德刚《胡适杂忆》119页："学历史的人当然更要说胡适之不懂现代史学，但是那目空当世的我的朋友何炳棣就硬说胡先生不世出。"

德刚与我在50年代接触频繁，但他此处对我误解了。从我这篇回忆里，很显然胡先生最后才同意我对他再三的建议——搞历史必须借镜西洋史的观点、方法、选题、综合，必须利用社会科学，有时甚至自然科学的工具。我对胡先生的景仰之处绝不是他的史学，而是他在整个20世纪中国的独特历史地位。

[此专忆本为"胡适之先生杂忆"，原刊于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主办的《历史月刊》，第七十期。原文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