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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北魏洛阳的坊里制决不仅是京都土地利用的制度，而是根据统治阶级及被统治阶级不同社会经济性能的全盘都市设计。这一点当代学人一般都不甚注意，而《伽蓝记》对坊里间的区域性和阶级性的社会经济描述最详又最精彩。希望以下征引的拙文结束语，能多少有助于读者了解我国都市功能及设计长期演变的荦荦大端：北魏洛阳城内坊里既全部保留为统治阶级之用，四郭坊里之间区域之划分又大致根据社会阶级身份，则北魏洛都坊里之制与西汉长安宫室、衙署、市廛、民居之混杂交错者大有不同。这两种不同的都邑规划反映两个不同时代的社会现象与观念。汉初长安营建之际，六囯冑裔早已式微，贩夫狗屠竟成将相，一般社会阶级身份观念本甚模糊。北魏迁洛同年之中，孝文帝下诏"制定姓族"，换言之，即是将鲜卑和汉族的统治阶级通盘地门第化、世袭化、品级化。在"以贵承贵，以贱袭贱"的原则下，将全部社会各阶层，至少在法律上，予以凝结。

甚至不赞成孝文帝这种将社会阶层全部凝结的汉人韩显忠，在他建议洛都规制的奏章 里，都认为"寺署有别、四民异居"是"永垂百世、不刊之范"。北魏洛阳坊里制中呈现出相当严格的阶级与身份的区分，自是情理中事。

唐两京坊制，无论就地理空间利用或都城社会经济设计而论，大体皆遵照北魏洛都规制遗意。……[但]李唐享国垂三百年之久。其间均田、府兵、租庸调之弛废，土地私有、募兵、两税诸制之代兴，工商诸业发展因而促成举国上下之交相逐利，关中、齐、赵阀阅之渐次削弱，胡汉寒门之借戎伍科举而致身通显——凡此诸端，无一不对原有定制发生长期的侵蚀作用。降至赵宋，农商经济续有发展，社会门第业经消融，阶级身份已趋流动，故汴京里巷之间，第邸同闹巿毗邻，仕宦与庶万肩擦，身份行业区域禁限消除，北魏洛都坊里遗意尽失。甚至里巷形状面积亦无复后魏隋唐之整齐规律。……关于该文，至今不忘的是，杨联陞兄生平最得意弟子、才气横溢、自视甚高的余英时，居然有信致我，赞我"才大如海"，使我既感且愧。虽然即以陈寅恪师的衡量标准而言，北魏洛阳是中古史上称得起第一等重要的课题，但对我一生治学而言，它只能代表我长期摸索国史上真正基本性大课题过程中，偶然超出明清的练习写作而已。部分由于玛丽莱特与我在清史上已建立了较深的交谊，大部由于自身对隋史、佛教及唐代长安等问题长期的注意，耶鲁的亚瑟，莱特有信致我，称赞拙文考证细密，叙事有条有理，描写洛都社会生活文笔生动。这大概与四年后邀请我为第十三位学人，主讲耶鲁亚洲方面每年一度的EdwardHHume纪念讲座不无关系。

1964—1965年是"被动"写作非常忙而效率很高的一年。原来以为北魏洛阳一文可应新竹《清华学报》稿件之需，不期严耕望兄读后未与我和杨联陞兄函商，立即代投《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所以杨兄仍然催稿。我保证短期必可撰就明清会馆制度一文应急。大概1965年春，洛阳一文英译初就，立即动手写会馆。由于50年代从近4000种方志中已梳理出几种"成套"的大量资料（如有关土地、作物、超省际移民、会馆等等），所以的确很快就完成了会馆的文稿。不料资料太多，文章 太长，《清华学报》容纳不下，我就不得不通过台大吴相湘兄寻找印成专册最快途径。正巧他是台北学生书局的出版顾问，而我手头还有芝大社科学院每年几乎经常都有的研究费以资贴补。吴兄和该局经理刘国瑞先生特别细心之处是书尾印出出版的年和月份："中华民国五十五年二月初版。"据此回推，全书完稿当早至1965年秋季开课之前。但前此数周，联陞兄又有信来，云会馆一文多发前人之所未发，资料充实完备，如此44

大鱼"，《清华学报》不能完全令它"漏网"；于是请我特撰一篇英文摘要。我不愿将序论章 "籍贯观念之形成"及"会馆起源详考"等章 进行英译，决定以英文专讲前此中、日、西方学人所完全未注意的长江中、上游超省际移民的"客民"会馆。这篇大概1965年秋季授课之余信手写就之作,"TheGegraphicDistributinfHui-kuan [Landsmannschaften]inUpperandLwerYangtsePrvinces-With SpecialReferencetInterreginalMigratins"，终于出现于《清华学报》，1966年12月号

在扼要解释《中国会馆史论》书名及主要内容及立论之前，应该略述我在60年代中期"特殊"的治史心理。学人之间，无论交谊如何深厚，偶或不免有史料"独揽"不与人共之""。日本的中史学人，史料用功之勤远超一般中国学人是公认的事实。杨联陞兄治史诀窍之一是先以日人著述为"引得"，不时再加自己穷检遍EHTJ

所获的心得，所以在海外汉学界赢得博学无双的声誉。50年代我自己和1956年夏秋王德昭兄两次梳理成千种方志经济社会史料掉的一小项目，是南宋科举各路府州县试子赴京考试旅费津贴问我写撰《明清社会史论》第五章 "论社会流动的机缘结构"时1度函杨请示南宋最早的地方记录，当然说明引用时一定申谢，而杨兄屡度婉拒。直到杨兄"科举时代的赴考旅费问题"在新竹《清华学报》第2卷第2期（1961年6月号）发表之后，才知道周藤吉之《中国土地制度研究》（东京，1954)发现赴考旅费是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在荆湖北路18个州县最初筹办的。此事虽小，却使我生治史，史料上务求超过日本学人的志愿更加坚决

此，我对会馆的起源讨论最详。按：日本早辈史家和田清及加藤繁皆采取明末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所云京师会馆"始嘉靖，1522—1566]隆[庆1567—1572]间"。杨联陞尾随仁井田升，根据道光（1834)《重续歙县会馆录》所保存的原序，认为会馆最早创设嘉靖三十九年（1560)，在国际上几成定论。而我从50年代大方志札记中找出民国1919年版《芜湖县志》，内有可以互相印证的记录两则，确切地证明永乐迁都北京（1420年）后，即有芜湖人工部主事俞谟在北京前门外长巷三条胡同购置房地产，随即捐为芜湖会馆。可见会馆的起源要比一般中、日学人所采取的年代要早130多年。芜湖并不是唯一的实例，清初周亮工《闽小纪》"林佥宪"条讲到至晚在明武宗（1506—1521)时，京师已有福州会馆了。就性质与功能而言，京师最早的会馆属于本籍京官俱乐部性质应无可疑。明中叶后有全由商人创建之例，如嘉靖1560年创置歙县会馆之36人之中尽皆商人，无一仕宦。但自晚明起，歙县会馆的主要功能逐步变为本籍在京仕宦俱乐部，大比之年变成本籍来京试子的旅舍了。随着科举之深入人心，自晚明至清末300余年间，全国各省，经济人文繁荣的府、州、县在京师纷纷设立会馆，总数达到400之多。日本学人研究主要对象为北京等地若干行会和工商性质的业缘会馆，资料翔实，得自实地调查，但研究范围专狭，贵在示例。拙著根据各省方志及二战后碑记资料，着眼于京都、各省省会、一般州县以至工商市镇的不同层次的地缘及业缘组织，比较全面。从宫庙之名之见于方志者探索出长江中上游大批客民会馆，尤为前此中外学人闻所未闻者。至于结论方面，前此日本及西方学人皆认为我国行业及地缘性会馆制度的发达，反映民族小群观念特盛，大群观念薄弱，有阻碍延缓社会经济近代化的作用。拙作发现大、中城市以及繁荣市镇的种种业缘、地缘组织，表面上虽企图专利垄断，呈现出支离破琐的分割局面，但实际运作上无时不由竞争进而折中妥协，更进而谋求合作以图共存共荣。一般而言，无论地缘观念最初如何深固，同业的经济利益迟早能克服了同业之内原来的窄狭地缘观念，所以最后总是趋向于超地缘的业缘组织的形成。

清末民初各大商埠"商会"的出现就是明证。至于近300年间，数以千万计，非商业性向长江中上游诸省，尤以四川的大规模移民也大有裨于窄狭珍域观念的消融、社会经济文化语言的同化和大群民族意识的勃兴。

最后关于拙著书名《中国会馆史论》有略加解说的必要。本书研究的对象明明是重要性仅次于血缘家族的地缘组织制度，而偏偏不用"制度"两字，完全反映当时个人治史的特殊"心理"。二战后西方的中国史研究往往先以日本学人著述为"向导"。所以我在1965年初秋本书"卷后语"中解说"因鉴前此学人最喜长篇抄引会馆公所规章 ，所以本文除必要一二处外几乎完全未用会馆的组织、功能、经费、规章 这类最现成的资料"。这里的"前此学人"指的就是日本的几位中国史家，因此故意省掉"制度"一词，聊泄胸中暗讽之意。刊印后不久即深悔事出唐突，本应备有会馆制度的一章 ，尽管此章 除就现存几种会馆录中选抄组织、经费、规章 之外，毫无阐发新义的可能。多年后反思，当初书名如以"地缘组织"一词代替"会馆"两字，全书的学术意义就更凸显了。

在1967年年初芝大主办的中国问题国际研讨会上，我初度提出此书主要的结论，引起数位与会者的共鸣。会议最后一篇论文的宣读者是以色列著名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SNEisenstadt),60年代前半已不止一次短访芝大，业已相识。会议结束前晚餐中谈到我会馆这部书，他说欧洲史上虽不乏地缘组织，但远远不如传统及近代中国发达;这是一个社会学上很重要的课题，希望我能以英文写撰，届时他可能贡献比较和理论的专章 。2000年1月我主持香港中文大学邵逸夫爵士杰出学人讲座时，社会系主任并主持中大成人教育的吕大乐教授告我，《会馆史论》一书，是他班上指定的必读之书，使我十分感动。我本有意以英文扩大写撰，但由于种种学术和人事因素，更由于我潜意识中虽然觉得地缘组织在明清及近代社会史上堪称重要课题，在整个中国历史和文化上似尚不能认为是基本性的；而且生也有涯，光阴不应一再耗于双语的写作。此处应顺便一提的是，1966年7月中央研究院举行第六届院士选举，我以高票当选。一年之内我成功地化解了钱穆先生和中研院（其实是傅斯年）间的"不睦"，促成钱先生顺利当选为第七届院士。

"北魏洛阳"和《会馆》接踵问世之后，我马上就要和邹谠计划

第十八章 芝加哥大学（中）

召开为期一整年的中国问题讨论月会，和1967年年初为期10天的中国问题国际研讨会。我必须尽快在1966年6月初撰就，寄予其他论文主讲人和评论人。这种授课之外的写作和活动真可谓是马不停蹄了。细细回想，事实上工作比以上所述还要紧张。值得略提的是，1964年1月下旬曾应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之邀，参加"家庭制度的危机"的多学科研讨会，宣读了"历史家眼中的中国家族制度"。这是唯一无关美国家庭问题的一篇论文，并且讨论时必须能应付哈佛社会系柱石柏森斯（TalcttParsns)提出的问题。众所周知，柏是以译介韦伯（MaxWeber)并自行建树宏观社会学理论、铸造专词闻名的。我论文中提出中国历史中封建宗法式、中古佃客部曲等依附于士族大地主为核心的非血缘庄园组织（纠正了冯汉骥享名的哈佛博士论文中，中国家族制度以中古为最发达的错误），及北宋范仲淹以降近代型下达平民的父系血缘家族三大类型，对与会者是一"新"的启示。不过最有趣的是：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上电视（听众要付钱的电视），每人限时30分钟，到时幕后钟响，演讲切断。当晚宴会，医学院副院长贺我，说我刚刚读完，幕后立即敲钟，分秒不差，真是"perfecttiming"，真像是"ldpn>"(老手），一笑。再有就是1966年初春，由耶鲁玛丽莱特建议，我在美国亚洲学会年会的清史专组，以10分钟的时限内读完了"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一篇论文。这些都是有用的练习。

此期间还有其他学术与职业性的活动使我无暇静坐沉思今后研撰的大对象，只能多方酬应，足踏明清门槛内外。自从1962年6月在柏克莱初识之后，香港中文大学创校校长李卓敏先生与我即建立了很不寻常的长期友谊。他聘我为中大历史系第一任校外考试委员兼充校长的历史教研顾问，为期三年。三年之中必须亲访视察一个月。芝大中国问题国际研讨会既已订于1967年1月下旬开始，为期10日，会期间以"主人"地位，工作及酬应必甚繁忙，故特选1966年12月访港四周，借视察而"度假"。中大成立伊始，新亚、崇基、联合三院之间关系并不十分和睦。此外，中大国史与西洋史之间因平时不善沟通，关系相当紧张。卓敏先生创校前夕要我推荐大学西洋史讲座教授(按英制，即一系只能有一正教授），我鼎力推荐梅可锵兄。梅梅县人，粤语、英语俱佳，西史自中古而及近代英国及西欧根基坚实，研究英国海外贸易史成就卓越，本应为极理想之人选。当时梅兄未飞函告我，何以自加拿大纽芬兰大学移民入港有困难。中大所聘之西洋史教授为NahEFehl，教会中人，40年代芝加哥博士，其夫人为中大会计。中大国史方面重心当然在新亚，苦在新亚史系诸友英语不佳，系务方面往往不得不采守势。

四周之内，我除作两次演讲之外，最多只能缓和中、西史间之"紧张"，提出治国史须应用西洋史及社会科学观点方法之长处，劝勉三院史系同仁推诚合作而已。至今反思，此行对中大并无贡献可言。

但此行所获珍闻趣事一则，愿与读者共享。此次访港重要收获之一是初识饶宗颐先生，并被邀品尝铜锣湾暹罗燕窝大酒家上上潮州海鲜筵，主客是中大国史讲座教授牟润孙先生。事缘香港(英文）大学中国文学系林仰山（FSDrake)教授1%6年退休在即，饶兄已知罗香林先生内定承继系主任、两年后亦即退休，故知自己一时无望。牟为之批八字流年，谓不出年底，必获教授之荣。饶谓绝无可能，如真有佳音，当以豪华潮州筵席为报。不期圣诞之前中文系讲座教授礼聘专函竟从新加坡大学飞到！

芝大1967年2月中国问题国际研讨会开完不久，就先后接到吴相湘兄及新加坡南洋大学校长的信，聘我为历史系校外考试委员及校长顾问，并希望我能从速往访视察。我复信中顺便提到，该校地理系教授邹豹君"中国文化起源地"一文，认为"中国古代[仅指商周]文化为小河流域农业而非大河流域农业"，甚有见地。不期我1968年1月抵达新岛之后，发现这位出身于北平师范大学的邹先生已被任为文学院院长了。事前实不敢相信我随兴而作的评语竟被该校最髙当局如此重视。此行除得缘初赏热带风光，再度享受海鲜盛筵于潮州会馆，结识古文字家李孝定先生外，两项偶然事件竟对我学术活动及研究方向发生长期的影响。（1)1968年2月初返美之前，被寄寓新岛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单士元先生邀请，在中华会馆作一学术演讲。我讲的主要内容是根据《明清社会史论》的大量统计，说明传统科举制度确实还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公道"：一方面出自平民家庭的进士的比率相当可观，另方面出身于三品以上拥有"荫"的特权家庭的进士仅占全部进士百分之六以下。顺口感慨这种科举时代最低的社会"公道"，与国民政府当政22年期间的政权一党独揽和孔、宋的贪污盗国，适成一鲜明的对照。不料台湾的《新闻天地》把我演讲的重心歪曲为对在台"国民政府"正面的攻击，以致引起蒋介石向中研院院长王世杰的质问。因此，我和台湾中研院的关系中断二十有二年。（2)从赤道北124度的新加坡飞回冰天雪地的芝加哥，我连日伤风，无聊之中在1968年2月8日去图书馆试翻印度考古方面的书册，发现印度史前稻比仰韶村文化遗址中的稻还要晚些，文献记载更晚，于是终夜难眠，决心钻进史前考古资料，探个究竟，不期就此长期跨出明清了。

in研撰(下）：探索中国文化的起源事实上，跨出明清、开始探索中国文化的起源绝不是出自一时的冲动。30年后反思，深觉这个研撰方向的大转弯是与芝大校风、人事因缘和自我培养治史浩然之气的志向都牢不可分的。转向之后的两部著作，中文的是《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英文的是77CradleftheEast：AnInquiryinttheIndigenusriginsfTechniquesandIdeasfNelithicandEarlyHistricChina,5000-1000C,(《东方的摇篮：新石器时代及有史早期中国技术和理念土生起源的探讨，公元前5000至前1000年〉〉），后者无可置疑是中国历史上最基本性最大的课题，所以在70年代一出版就成为最富争论性的著作(内中还有极复杂的人事问题）；引起《哈佛亚洲学报》一篇30页的书评长文，尤为罕见。此书的主要资料、内容、论点、赞扬性和毒攻性评论，甚至此书出版所经受的"厄运"，和个人对此书30年后就当时尚未发现的关键性考古资料必须要做的自我检讨，只好留到下章 附录。本节限于择要追忆何以毕都、李维时期的芝大，在1976年诺贝尔经济奖金得主密尔敦，弗里德曼（MihnFriedman)口中认为是"averyspecialplace"(—个很特殊的社团），何以种种不寻常的同寅交流和良性"压力"，使我半知半觉之中就立志"恶补"以攻中国史上最大最坚的城堡。

我想人性一般是这样的：越被人家看得起，自己也就越有自尊心，也就越来越想做得更好。我1963年10月开课后不久，即获得一项密闻。事缘芝大自创校以来历史系扩充最力的一年就是1962—1963年，增聘三位正教授。第一位是耶鲁的LenardKrieger(1918―1990)以TheGermanIdeafFreedm：HistryfaPliticalrmm(《德国的自由理念：一个政治传统的历史》）（1957)被一般史家认为是"卓越"的政治思想史家，由芝大聘为首任大学讲座教授。第二位是我，名义为中国历史及制度教授。第三位是JhnHpeFmnklin，最资深的美国黑人史家，为美国（南部）史教授，在当时美国种族政治激变中红得发紫的人物。1963年10月开学不久，承英国近代史教授JhnClive[哈佛院士会（HarvaidScietyfFellws)书记]面告一项秘闻。由于同时增聘三位资深教授事件之重要，全系约40位同仁不分资历一律参加讨论与投票。结果Krieger和Fmnklin都不免有反对票，唯独我获得全体一致的赞成票。我感谢他的盛意后，他才讲出他是发言人之一，仅仅提醒全系在LrdErnie标准著作《英国农业的过去与现在》（1962年扩大修订版）200页长篇书目论介中，我哥大未经出版的英史博士论文得到高度的赞扬。我从不怀疑麦克尼尔自1962年6月8日至1963年10月开学之前先后两次面谈的绝对诚实——他认为三位新聘资深新同事中，我才是真正使他完全满意的一位。听了Clive的话以后，我益发觉麦为人的严格、正直、诚实。他著述勤奋，以其世界通史《西方的

第十八章 芝加哥大学（中)

兴起》闻名寰宇，终获1995年荷兰的伊拉斯谟（Erasmus)奖金——人文方面最高的荣耀。最难得的是直至今春，他仍回忆："我羡慕你能一贯吸引、造就系中最杰出的博士生。"这种受本系同仁的"尊重"，据我多年后的分析，是我良性"压力"的主源。

在芝大最初几年我自订的生活原则是教研方面积极主动，交际方面保守被动。最早扩展我的广义交际圈的不是任何历史系的同仁，而是社会系最资深的人口学家PhilipHauser他交游极广，介绍我时习惯的最后一句是："Heisnefurmajrfinds"(他是我们主要发现之一。）20世纪90年代我重翻手头芝大旧刊物，才了解当年（1962—1963)芝大人文社科方面其他"主要发现"，包括以研究极权主义而被举世研究的女政治哲学家HannahArendt(每年教秋季及春季之半）和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金得主SaulBellw，社会思想委员会教授，他的办公室就在我的对面，略小，因为学生较少。

大概是我到芝大的第二年，和我同龄、成名较早的当代政治理论名家伊斯敦（DavidEastern)先自我介绍，请我到教员俱乐部午餐，随即请景洛和我到他西南郊寓所晚餐谈叙。他和出生于温古华的夫人Sylvia都保留加拿大国籍，和我们初面即成莫逆。20余年后我甫自芝大退休，即到南加州充任加州大学鄂宛分校杰出访问教授，是与伊斯敦的影响分不开的。但我在芝大社交圈扩大过程中，最重要而最未能预料的是1965年春季结束后，骤然来自席奥都舒尔兹（ThedreWilliamSchultz,1902—1998)的邀请。我和他素不相识，被邀请后我才发现，他是经济系资历最深，国际敬仰的农业经济权威（1979年诺贝尔奖金得主，可是他本人更珍视1972年所获经济学界最高荣誉每四年颁发一次的Walker奖金）。那晚上我和景洛是主客，陪客是大名鼎鼎的弗里德曼和他夫人R0se(也是经济学家）。

弗往往被认为是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代表人（其实芝大经济及其他院系有好几种不同的经济学派）。由于弗氏对经济自由主张最为极端，我原是费边社会主义的倾慕者，当时对中共体制相当同情，和他颇不无争执。舒老先生和夫人只坐在主人位上微笑，居然很芝大经济系ThedreWilliamSchultz教授有耐心地听两种不同信念无法接轨的争辩。最后我对弗说不管信仰及历史经验的不同，我很想对资本主义有较深的了解，是否可以到他办公室，请他给我开一张有关资本主义的简要书单。他说当然欢迎。两周之内我果然去他办公室，但他想了又想始终一本书都开不出，再三再四地说："只有精读亚当斯密的《原富》。"但弗和我有一共同点：不佩服哈佛（当然大多根据我们自己的专业着眼)

只能说是巧合，他和我都是哥伦比亚的博士。

大概又是半年以后，景洛和我被请到弗里德曼的公寓做客

那晚是较豪华的盘餐和酒会，被邀请的有20人之多。饭后弗对我大谈哈佛在最近五年之内所增聘的年轻经济学人的质素绝比不上MIT(麻省理工）、芝大、耶鲁等校所选拔的人才。我说这大概是由于哈佛习惯上的自满和inbreeding(近亲繁殖）的传统。我们的谈话被左近的乔治舒尔兹（GergePShultz，时为芝大商学院院长）听见了，他马上插了进来："YushuldneversellHarvardshrt"(你们决不应该低估哈佛。）他谈话的大意是诚如弗和我所论，哈佛确有自大自满的积习，也确有某期间某某方面人选并非第一流，但是，哈佛迟迟发现了某些错误之后，往往会下最大的决心，不惜工本尽力延聘相关方面真正杰出的学人恢复优势。如此深刻、客观、平衡、睿智的按语使我终身不忘。所以80年代里根（RnaldReagan)任总统期间，有乔治，舒尔兹这样髙度理性稳健的人充任国务卿，我对美国外交，尤其是对华政策，相当放心。

回到席奥都舒尔兹，他于1965年秋请我给他农业经济博士生研究班讲当代中国农业及其相关问题（当然会涉及农业史）。由于这次演讲及讨论相当成功，舒氏一连三四年都请我每年讲一次。按：舒氏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非常有研究（尤其是对印度），并且相信这类国家企图实现经济现代化，第一步有赖农业的改进，然后应投资于"智力"的培养（教育）。我曾由衷地面誉他的经济学不是使人忧郁（dismal)的科学，而是能给广大人群带来希望和光明的科学。舒氏兴趣广阔，对我50年代中国农作物历史诸论文甚为欣赏，并不止一次劝我多作中国农业史的工作。我1968年初自赤道的新加坡回到冰封的芝加哥，伤风未愈，发现印度稻米考古及文献记载之晚，虽是决定大搞中国农业起源的直接冲击力，但其背后积累的理性思维却是与舒氏的学术交谊颇有关系。

由于当时早于仰韶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和震撼世界的浙江余姚河姆渡史前大量稻谷尚未发现，我的注意力不得不集中于华北的黄土区域。自1968年春季开始系统地构思，到同年暑期的最后两周，《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全书初稿已经撰就，分别请正于植物分类学家李惠林博士及通识古今的史家劳干。修正稿于1969年1月底寄至香港中文大学，在潘光迥先生督促下，数月即刊印问世。此书出版之前，我巳完成两万多字的英文论要，并且把中文初稿中有些错误加以纠正。

我国黄土区域史前农业的本土起源的主要论据将于下章 自我检讨《东方的摇篮》时再加析论。本章 本节结束之前，只宜择要追忆当时同寅（广义，包括伊州大学）间极不寻常的交流砥砺之乐。

最不能忘的是1969年春季行将结束的一天午后，我正准备去讲一点半钟开始的高级中国通史的课，在小方场里ChauncyHarris(著名苏联经济地理专家，我到芝大前曾任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一位非常清秀儒雅的资深学人）迎面叫住我，告我午餐时Ted舒尔兹在大圆桌上垄断了谈话，谈话的唯一对象是我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当然是英文摘要）。他说早年在威斯康星大学读博士时曾选过土壤学的课程，所以读到我论文对很厚的黄土地层中每个地层植物孢粉分析，便感到所运用的科学资料确实相当到家。恐怕只才配称为"主要"（majr)贡献。……当时我内心的感受是难以形容的。（笔者按：舒尔兹对拙文的重视，2000年1月下旬在香港再度得到证实。我是以香港中文大学邵逸夫爵士1999一2000年度杰出访问学人的身份访港的。除袁天凡外，香港芝大校友中几位经济和政治系的博士请我晚上便餐，最后赶到的是传奇式人物林毅夫博士。他见了我所谈第一件事就是当他初次谒见主要导师舒尔兹时，舒就给他一篇论文叫他必读，那就是我英文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论文。）(1)两天内忽然接到一位素不相识伊州州立大学科学家哈兰(JackRHarlan)的信，开头第一句非常幽默："TiankyufrntmentiningEmperrShenmmg!"(谢谢你不曾理会神农皇帝！）原来从他的芝大老友，古代近东研究所主持考古发掘的布瑞德武德（RbertBmidwd)处收到，并立即读了我为《美国历史学报》所撰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觉得文章 对他很有用，因为前此感到关于中国农业起源，简直没有值得一读的著述。他正在撰写所有粮食作物及全世界主要农业系统的起源，中国方面有了我这篇之后，他相信"Thingswillbegintfallintplace"(—切可望开始就绪）。他和我同龄，初识即成知己，他对我中国农业起源研究方面直接间接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

(2)两月后我拿起电话就打到未曾相识的伊州大学芝加哥分校人类系主任芮德（CharlesAReed)的办公室。我们初谈即至少45分钟之久。这位出身耶鲁，于50年代后期参加芝大古代近东研究所Jarm考古发掘和兽骨鉴定的动物学家（事实上，非常渊博，研撰与编辑都极严谨），初谈就给我上了兽骨考古非常有价值的第一课。打电话之前我早已读过中国地质调査所古生物（动物）方面不少专著，电谈中发现芮德对中国资料相当熟悉。他极诚恳而又幽默地对我说，他首先就应尽力减少我思维方面可能的"紧张"，不必忧虑史前近东的猪年代上比仰韶的猪早若干千年，猪理应是各大地区独自驯化的；刻下"盛行"柏克莱加州大学地理学家CarlASauer世界的猪都源于东南亚一个亚种之说是荒谬绝伦的（连我都已发现，日本动物学界所鉴定的旅顺史前的猪就不是东南亚亚种）；除了山羊以外，今日中国版图之内都已具备后来普通家畜，如马、牛、羊、鸡、犬、豕的原始祖型。这种爽直痛快、具有真知灼见的初度谈话是终身难忘的。

我曾严肃地问布瑞德武德，从他丰富的考古经验和个人直觉，回答我究竟史前中国文化和两河流域古文化有无关系。他非常坦诚地回答："每次参观一个富于中国文物的博物馆，我个人就感觉到好像走进了一个[与古代近东文化]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这就部分地解释了何以他早在I960年《科学美国人》农业革命的论文里，强调指出新大陆农业无疑义是独立起源的，而旧大陆史前中国的农业很可能也是独立起源的。我对他的直觉非常重视。

《东方的摇篮》全书初稿除结论章 外，1970年初业已撰就。利用年假我以已撰诸章 就正于前任芝大古代近东研究所所长、新任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亚当士（RbertMcCrmickAdams,Jr；)。他对我谈了几件启人深思的见解。他说学人应该对古本《竹书纪年》和《史记》里夏、商诸王世系及两代积年加以"重视"，因为与古代西方比较，中国最古有记载的年代的历史真实性应该很高，决不应轻易更动抹杀。关于彩陶，石兴邦的一系列仰韶及其他文化彩陶图案的演化作得很好，很能说明中国彩陶与古代西方彩陶不是同源。因而劝我在《摇篮》中不妨把所有史前西方彩陶图案全部复制问世以备广众学人参考。他进而提出不少考古和人类学家的"剌激性传播"论不易使人信服。即以伊朗著名的Halafian彩陶而论，一两千年之内传播的半径也不过是250英里而已。他坦诚地对我说:"你的看法和结论，我们古代近东学人会觉得很合理，但是你绝对不能改变麦克尼尔的看法！"真是再巧也没有了，第二天我就收到麦用黄色格纸两面写满粗笔大字，说读了我书稿六章 之后，觉得中国文化本土起源的论据很有道理，他将来重版《西方的兴起》时，在序文中应该相机修正旧大陆文化皆源于两河流域之说。我实在无法原谅我平素将信件乱放，此页亲笔信屡寻不获，但是麦克尼尔在为我《东方的摇篮》所撰的"前言"中确实强调说明我书出版之后，文化一元论不能不加以修正了。

亚当士还很热心地介绍了古代近东研究所一位年富力强瑞典籍的HansNissen，他对西方考古文献非常熟悉，几月之内成为我史前西方考古文献的义务顾问。我在《东方的摇篮》的"序言"中，虽谦逊地申明我无能力把中西史前文化作一系统的比较，事实上我所引用的西方考古著述是相当可观的，有些是芝大之外很难看到的。不到一年Nissen即被聘为联邦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馆长，可见我西方考古书目顾问的卓越。应该顺便一提的是，几年后亚当士被任命为美国国家博物院(SmithsnianInstitutin)院长。

我探索中国文化起源大课题就是在上述的学术和精神环境之下操作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