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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春3月，我第一次有机会参加美国亚洲学会在华府举行的年会。我迟迟才发觉前此我一人在加拿大西海岸，是如何与美国广众同行的学人们"隔绝"。我宣读了明清两代社会流动的论文，统计数字之充实与推论之"大胆"，引起不少听众的注意与惊讶。讨论时坐在第一排的一位清秀凝重的中年女学者发言最中肯，对我的推论甚为支持。可能因为散场时，我在台上全神注意到南开中学最敬爱的英文老师柳无忌夫人昂首疾步走向台前，我未暇顾及其他。事后才有人告我那位坐第一排发问的女学者是耶鲁的玛丽莱特（MaryCWright)，费正清第一个成名的大弟子，中国近百年史仅次于费的领袖人物。她和我不久即建立了真挚的学术友谊。

在哥大访问的这一年，研究方法上有三位益友。一是韦慕廷。他虽完全放弃了传统中国，专攻民国史，但因曾受古希腊史名家的训练，对于方法极为严谨。我计划全书正文之末附二三十个成功的个案，以微观的个案与分析数以万计的统计推出的宏观理论互相辉映。这点他完全支持。但他劝我对这些成功的个案不必作"类型"的分类以避免不必要的可能争执，全部按时代先后排列简单稳妥。他这建议我完全接受。另位对我的研究很有帮忙的是哈佛出身，哥大Barnard女校，社会系教授BemaidBari>er。他在漫谈中提到社会学界研究社会阶层间的流动，近年开始注意到"pprtunitystructure"(机缘结构）的重要。我首次听见这个专词短语，马上就感觉到它的重要性，并立即相信传统中国这方面的资料丰富多维，大有做头。30多年后回想，真是一两天内即就个人已知的制度及非制度的种种促进社会阶层间流动的因素，建构了一个"观念的框架"。书成之后，那专讲"机缘结构"的第五章 是较西方类似著作着了"先鞭"的，使我和读者比较满意的一章 。哥大这年与我结下长期学术友谊的是史金诺。他把我所有初步撰就的几章 都一字一字地细心读过，大小不妥之处都一一指出。我对他也巳有相当了解。他是理论训练极好，意志极强，有意对中国传统及近代社会建立原创性的分析体系，决不轻易恭维任何人的著作的。1959年夏我行将返加西之前，问他对我书坦白的意见，他说就史料及"汉学"的观点看，我的此项研究无疑义是"第一等又第一等"的，但在社会科学理论上会不免"clbbered"(挨揍）的。

史金诺最后一句话对我此后长期研究的对象和方针有深刻的影响。试想:50年代我正极力企图打出"汉学"的藩篱，跳进社会科学的川流，明明是一部用社会科学观点和方法研究社会学上一大热门课题的著作，居然仍会被一位很不寻常（不久即为事实证明）的社会科学家认为是"汉学"，可见社会科学的川流不是历史学人所宜轻易投入的，而"汉学"（史金诺此处所谓的"汉学"正是我所谓的"史学"，选题必须有较重要意义，必须从大量多维史料的考订、诠释、控制入手）还不失为史家"养命"之源，岂能弃之若敝屣！40多年后反思，正是当我最热衷于应用社科理论治史之际，潜意识中对某些体系甚大、似有创意而数据不足的社科理论巳越来越发生抗拒。此义待书末学术自我检讨中将再申说。

大体而言，1958—1959这一年不能全力集中写作。习惯上我不能在办公室写作，而住处又不理想，大大地影响了工作的效率。—家四口既来纽约，纽约可玩而且应该玩的地方又那么多，周末照例是不愁无处去的。更不必提春、暑自放的短假期内驶车出游波士顿、康桥、尼亚加拉大瀑布、华府本身和近郊的历史名胜了。这一年作客生活中值得回忆的有两件事。

(）1958—1959年在哥大工作的首尾四个月里得缘与胡适先生数度午餐谈话，这些谈话终于导致翌年（1960)8月18日他与我之间极不寻常富有史料价值的长谈(请参阅本章 末所附"专忆5")。

(2)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两度欣赏生平所听过的最好的女高音RenataTabaldi0

第十六章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下）in学习"随遇而安"的人生哲学

半个世纪后回忆，指导我度过UBC很不平凡的15年（1948—1963)的是似悖似反而又相辅相成的两句古谤："艰苦卓绝"和"随遇而安"。前一句的真理我一生无时或忘，因为从6岁起外祖母就极成功地向我灌输植根于周人开国的忧患意识（请参阅第一章 "家世与父教"）。处在事业中最困难的挣扎岁月之中，只有坚信卓绝必出自艰苦，才不会对美东书库连夏开矿的辛楚与寂寥觉得艰苦；事实上，每当闭馆后吸进第一口清新夜气，仰望着白玉般晶莹雄瑰的国会建筑群的分秒之间，内心不禁在狮吼："看谁的著作真配藏之名山！"随着50年代中期几篇论文的问世，大写作计划预期逐步的实现和经济状况的改善，我也越来越能欣赏温古华城郊之秀丽，中、加友朋人情之醇厚、海鲜之罕有的价廉物美……说句自嘲的话，我已不认为多尽几分丈夫和父亲的世俗责任就是"儒式清教徒"的"罪过"。在这段开始体会随遇而安人生哲学的智慧中，UBC公私可忆之事甚多，兹举其要如下。

(一）英文遗兴习作

由于自知早岁国内英文基础不够坚实，在海外专业内外英文表达能力的重要，一俟度过最艰难的挣扎岁月之后，我每每感觉到有必要练习史论以外的英文写作。正好从50年代中期起，我中国通史一课所涵盖的内容和质素传到少数资深教授夫人们（包括名誉校长Chancellr的夫人），于是在1954年春天请我星期四晚间给她们连讲两三次中国古典诗词。我对中、英文学都缺乏修养，但却敢开始即大胆地说，我的母语中文虽不甚适合科学的要求，但它恐怕是诗人理想的语言，它能以最经济的音节（也就是单字），通过那么铿锵的音韵，表达那么浓缩的情景。我的讲谈从《诗经》豳风"东山"和"七月"始，以毛泽东两首"沁园春"止，时代上涵盖了3000年。我讲谈的原则是先让她们任意选读已有的英译，我所讲的却只限于出自个人的体会与感受的。很多首谈完之后，我总朗诵原诗原词。记得他们听我选诵了"七月"一段之后，情不自禁地赞叹中国古诗拍节音韵之美的这个维度是一般英诗中很难碰到的。我朗诵的一小段是:"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应读gang)。女执懿筐，遵彼微行(hang)，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对这些教授夫人们和在通史班上一样，律诗最难翻译，最难介绍。每首八句，中央四句每句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等位置必须完全相当。七言律诗中古今人名、地名、典故、轶事之多，往往令译者生畏。更有甚者，中文这个全无形态变化的词位语完全不标明不同的语气（mds)和不同的时式（tenses；)。我前此曾以这些困难请教于知友EarleBimey教授[两度荣获英帝国联邦金盾诗奖，并是古英文大家乔叟（Chaucer)的专家]。他说中国古典诗言简意赅、极富形象，往往被西方读者认为过于简略晦涩（ciyptic)，所以英译时不可再简化；相反的，应该较充分地把原文词话中丰富的意蕴和意象表达于英译，然后才从事于译文的修辞。Biniey的意见无疑义是出自平素浏览那些自以为达到"得鱼忘筌"意境，而事实上大部或完全失去原诗情景修辞之美的英译。我从未得缘好好地读习英诗，自知英译能力极为有限，讲谈尚能引起听者兴趣的一半要靠对文化及社会背景、人物掌故等等的描述。唐诗宋词中少数含有深邃哲理的名作当然不敢一碰，但觉得一般写景抒情之作，未尝不可按原诗词忠实地译出，以求免鱼筌两失之讥。在我戏译十首之中最为西方友好及柏克莱陈世骧兄称许的是柳永的"八声甘州"；这也许与我先以婺州（金华）古调吟唱之后才把英译平诵有关。兹先录柳词，再列英译，以充一生偶或文字游戏的一个小小纪念。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绿减，苒苒物华休。唯有长江水，

无语东流。

不忍登高临远，

望故乡邈邈，

归思难收。

叹年来踪迹，

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长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依栏杆处，正恁凝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