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上)

I西迁温古华

景洛1946年12月下旬到纽约与我重聚时，我们结婚已将近六年半了，而内中两度别离就占去了三分之一的岁月。我们在纽约共处一年又半，此期间经过多方考虑之后，觉得应该准备成家了。我们于1948年7月1日离纽约去华盛顿，在景洛清华同屋许如琛家小住三日（许的丈夫凌立博士也是生物学家，杭州人，其妹和景洛是杭女中同学），参观华府内外的名胜，即乘火车横贯北美洲赴西雅图"消夏"。事先选定西雅图是基于三种考虑。景洛表弟刘子健已在匹兹堡大学读博士学位，暑假在华盛顿州立大学远东方面作短期研究工作，可以代我们找房子。景洛预期9月初分娩，听说华大医院产妇科很好。再就是西雅图和温古华不过一百四五十英里之遥，都是避暑胜地。果然，景洛一切正常，9月初长子可约出世，我们一家三口在9月16日人加拿大境，预期在温古华小住一年。

我们不得不暂住UBC的客房三天，租赁基本家具，才能住进原来四壁萧然的板房单元（hut)。最好的一件家具不是租的，是校长NrmanMckenzie夫人所赠的紫檀木可折叠展开的书桌，此惠终身不忘。所有二十几所板屋单元都是战时所建，每一单元都有一间宽敞的客室、一间厨房、一间浴室和两间卧房。另外前后俱有可遮雨雪的平台。战时物资统制余波所及，这种单元的厨房仅有煤气做饭设备，并无电器冰箱，客室仅备有一个大型铁炉，专烧木头。所以用斧劈柴是我经常工作之一。好在后边平台相当大，可以堆柴，还容得下一个中型木箱，天天有人包送大冰块，生肉剩菜和约儿的牛奶就可以保鲜了。每晚冷水洗尿布并不算苦，真辛苦的是可约出生头两个月每夜两点钟的喂奶，喂完慢慢轻轻拍出他的气泡后，有时难以成眠巳经听到鸡鸣了。

所有邻居多半是加拿大本国及欧洲来的资浅教员（最初似无副教授级的住户），或几家有家眷的学生（无例外都是退伍享有政府津贴者），大家克勤克俭，守望相助，十分和睦。只苦在购买菜肉及曰用品必须搭学校的班车，因为学校建在温市大半岛的西端，英属哥伦比亚省政府原来划归大学的区域，不但风景绝佳，而且面积2方英里以上（1方英里是640英亩，1300年前后伦敦的城区占地仅330英亩）。多年后景洛和孩子回忆，UBC最初的几年，房屋虽简陋，四周草地空旷，空气清新，离最好的海滩又不算远，实堪称孩子们所需最健康的自然环境。可惜我是惯于大都巿生活的，来温古华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最初几月，黎明听到后面鸡场的鸡鸣，不免凄凉之感。

就是在这种清简、孤寂，并谈不到艰苦的生活条件下，逆料不到地开始了我半个多世纪国史教学研撰的长征。

第一年在海外执教对我来说是一种双重的考验。首先是英语的考验。很多学人不明白，在UBC这种规规矩矩的学校，对外国教员英语水平的要求，反而会比美国第一流大学华裔汉学教授英语演讲水平的要求要严格。理由很简单，因为后者引用中国成语及专词，往往为专修中国语文及历史的美国学生所欢迎，学生并不介意老师口语及句法之部分"中国式"。英文写作虽不易达到潘光旦师所认为真正"够用"的标准——"能有三分随便"-一但我自始即发现英语讨论和演讲遣词造句不必如写作那样严格，口语表达比书面表达可以自由得多。事实上，在教学的头一两个月里，就高度自觉穿插运用《左传》、《史记》里人物和轶事不但相当自然，而且可以观察到学生衷心的"欣赏"。此外，从30年代起，我对英文字汇就相当用心。历史这门学问的字汇要比其他专业的字汇广而多样，但中国哲学、思想方面字汇，英译的工作困难较大，并非历史学人所能胜任；所以七七事变前夕，我以15元的髙价在东安巿场买了刚刚出版的卜德（DerkBdde)英译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奔波流徙中始终随身携带。没有它，中国哲学史的字汇英文很难"通关"。卜德这部英译"杰作"大有益于我在海外的中国通史教学。

记得我在温古华的第四年冬假，由一位系中同事邀请在他家晚餐后对本系同仁及家属"介绍"孔子。讲完之后，著名女校BiynMawn 出身的Margaretrmsby(专长是英属哥伦比亚省及地方史）对我凝视，事实上也是对所有参加晚会的人说："瞧你的字汇！"[中国佛教史上华梵词汇的通关，要等到陈观胜（KennethChen)的Buddhism inChina:AHistricalSurvey1964年问世之后才能勉强办到。]第二个考验是课程的内容和水准。不亢不卑地回忆，自始我所讲的中国通史就与西方汉学家的研究重点很不相同。1948年我尚无机会系统地翻检西方汉学著作，但已经知道他们的长处在物质文明、宗教、欧亚大陆诸民族及其语言、中西交通等方面个别性的专题研究，百余年来积累的成果可观，但不能对中国历史上几度动态大演变加以分析、解释、论断。我选KSLaturette的TheChinese：TheirHistryandCulture为课本，因此书论述平实、少偏见、西文书目最详。我的演讲很大部分是出自对雷海宗、陈寅恪、冯友兰、萧公权诸师，钱穆、孟森、郑天挺等先生著作的初步综合消化。雷师对中国历史分期的看法，对自春秋，经战国，至秦汉的"旷世"大变局的析论，供给我这门通史以"理想"的宏观视景。所以即使在生活压力极大的第一年，这门通史还是能博全班30多人（内中男生多退伍军人，远较战前大学生成熟，女生多半很用功）的好评。

最吃力的是准备远东国际关系这门课。由于政治、外交人物、多边史实、谈判和条约等等细节繁多，事先必须写出详细的纲要，甚至有时还需抄录整段的条文。因有多年外交史的基础，此课虽尚能胜任，但不能像中国通史那样自始即觉得大有"开拓"的可能。

n博士论文计划受创

1948年秋冬在UBC安家教书生活初定。工作紧张之中始终觉得前途相当光明，因为春间赴哈佛应商学院教授兼商学院图书馆长寇尔"面试"时，他不但赞成我延缓一年接受美国经济史学会的博士论文资助金，并且明讲多了一年大学教书经验将更有助于下年该资助金之重行批准。因此，景洛和我考虑我一人赴英搜集稀有史料、访问权威学人的三四个月期间，她和可约最好不要搬动；等我论文完成获得学位之后再看机会，决定去留。

1949年i月中我正式致函寇尔教授重新申请资助金，并特别"提醒"他曾当面赞同我延缓一年接受资助金的申请。两周之内，接到他的回信，充满了道歉，告我这项资助金的来源新近断绝。对我而言，这真是晴天霹雳，半个多世纪教书生涯中最大的打击。我深深自责处世无经验，未当面请寇尔出一书面"保证"，更不能宽恕自己连下年究竟还有没有此项资助金这个极基本的问题，都脸软得不敢幵口一问。在极度悲愤之中，我"坚信"他当时故意骗我，甚至他当时的微笑回想起来多少有点像是奸人的"狞笑"；我申请延缓一年接受资助金，他正好假此济私，转让给他所喜欢的青壮学人，甚至很可能是与哈佛有特别关系的学人。和柏师通信之后，我又和柏师UBC的挚友郝桑（HarryBHawthrn，原籍新西兰/NewZealand，加拿大最资深的人类学家，此后成为我终身不渝之交）冷静研究之后，我接受了他们两位的劝告，不要向"坏"的极端去推想，但他们不谋而合地指出寇尔对一个初出茅庐的学人，至少有道义的责任当面提醒他资助金下年来源有无保障不可预知，应该慎重考虑请求延缓一年是否明智。但凡我与人不合或有争执时，景洛一向总是先尽量替对方着想，劝我缓和，而这次她却完全同意柏师和郝桑的意见，认为寇尔确实没有尽他最少必要的道义责任，不应该完全不警告我延缓接受资助金可能的风险。

半个多世纪，每一忆及此事，我总觉得受了寇尔的蒙骗，因为哈佛，尤其是哈佛商学院，一贯最注意基金及经费的来源、总额、生息、利用等问题的。寇尔以美国经济史学会博士论文资助金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照理应不会不知道资助金的总额、按年分配或总共一次颁发等基本问题的。据他1949年春的回信，他的委员会实际上仅仅在1948—1949年度颁发过一次总共六名资助金，次年经费或基金就无着落了。在这种情况下，1948年春3月不当面警告我，而且还赞成我申请延缓一年，岂不是故意引我走人陷阱吗？为撰写这部长篇学术回忆，我春间曾托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前芝加哥大学同事郑迥文先生代向哈佛商学院索求ArthurHarrisnCle的详细履历。哈佛只存有他的简历，内中毫未提及他与美国经济史学会的关系；所以我对早期学术生活中这一极不愉快的插曲，也无从再做详细的考证了。

正如古人所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哈佛的坏消息传来之后，几个月里增加了我在历史系里地位的困难。事缘我的聘书是为期一年的，双方的了解是一年之后我会拿着美国经济史学会的资助金去英国小住三四个月，回到北美完成哥大的博士论文。在此期间可再商洽去留的问题。不幸的是Sage不久即将退休，曾不止一度想把儿子Dnald安置在系里，但都不成功，原因是后者一直拿不到多伦多大学的博士，对英属哥伦比亚省及地方史方面也不能做出研究贡献。在我极可能被迫在UBC续教第二年的情势下，Sage不得不为儿子做最后的努力，只有对我"开刀"。所以1949年是我来北美后最艰难的一年，更不要提祖国旷古稀有的大变局给我带来的忧思和精神"号召"了。

在百感交集、极度愤懑之中，我曾对个人、家庭、异邦、祖国等问题做过理智和情感的考虑。我甚至向校长的右手安朱（JeffreyAndrew,虽无副校长之名而有副校长之实）先生请求学校考虑津贴我们一家三口回上海旅费不足之数，大约700元。他劝我暂时容忍，务求尽速完成博士论文；为了避免"干涉"历史系系务，他不能为我明白表态，只有到必要时暗中协助；并劝我千万不要回中国，一定要完成哥大学位。但此年夏季我心思非常烦乱，经济上也不允许去柏克莱加州大学及史丹福搜补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年英国议会档册。当时家中急需的冰箱（330元，6个月后付清）和缝衣机（150元）就巳用掉全年的积蓄，此外，我坚持以49元的代价为景洛添置一件上好红哔叽半长外衣。（当时加拿大仍受战时物资统制影响，电器远较美国昂贵。我们近邻一位老白俄农业土壤专家看见我们的冰箱，马上就说:"你们已经变成布尔乔亚了！"）半世纪后反思，寇尔与哈佛是不能完全等同的；但在1949年春我内心深深觉得寇尔那种对外人有欠公道，甚至可能有意欺蒙的作风，是与哈佛资源雄厚、睥睨一切的派头分不开的。至少，事实上我1949年春事业上所受的创伤是来自哈佛的。

无论从个人情绪、家庭责任、经济状况任何观点着想，我在UBC的第二年只有充实两门功课教材的工作可做。加州湾区搜补英国议会资料之行，只有等到1950年舂季大考之后才能实现。

in哥大论文的完成

加拿大大学暑期一般都很长，至少有四个半月。其原意在鼓励学生半工半读，以暑期工作的收人支付全学年七个半月的费用。1950年4月底我两课的考卷既已看完。一两天之内我就搭乘"灰狗"（GreyHund)公共汽车南下1100多英里，直达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住在学校附近的"国际学舍"（InteniatinalHuse)，简称I-HUse。全美国只有三所I-Huses，柏克莱之外，只有纽约哥大附近和芝加哥南59街芝加哥大学附近两所，都是洛氏基金团出资兴建的，都是为促进文化交流执行男女学生必须异邦和美国各半这个基本规章 的。最高兴的当然是与罗应荣[请参阅本书"上篇"

第九章 "师友丛忆"之张奚若（附）]久别重逢，更使我欣慰的是罗深受访问教授、国际法维也纳学派奠基人HansKelsen老先生的特别赏识，博士工作进展顺利。闲谈之间，他看我天天穿同一件棕色细格厚呢皮扣子上衣，忽然问我为什么穿这种"麻口袋"般粗的上衣。我笑着回答他，别看不起这种麻口袋，牛津和剑桥的教授、导师几乎经常穿麻口袋上衣和灰法兰绒长裤，甚至亲王去苏格兰度假平常也是穿这种服装。我所穿的这种粗花呢叫作HarrisTweed，产自苏格兰东北端外Shetland南北二岛，传统上在搓成毛线、手梭织成厚呢的过程中，小农家（crfters)—直烧着香木屑。我1937年深秋在上海买第一件海利斯粗呢上衣时，店主人叫我先用鼻子闻一闻，确有香味。二次大战后这种呢料已无香味了。罗应荣说晚间与一位巴西小姐有约，要借穿我这件上衣。次晨早点时他笑着对我说，昨晚跳舞，巴西小姐对这件麻口袋赞不绝口。我之所以涉及此项琐事，是多年后反思，1950年5月初罗应荣借穿我的麻口袋，事实上代表他悲苦一生之中最后快乐的日子！由于柏克莱的英国议会档册晚至1907年才开始收藏，不符我的需要，我三两天内即移到海湾西岸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图书馆工作，它的英议会档册始自19世纪70年代，正好补上我在哥大来不及批阅的一段。三周后再回柏克莱小住两天，和罗应荣话别，不期竟成永诀！韩战爆发，他立即买了船票赶回前此丁则良信中所说"有光有热"的新祖国，毫不可惜放弃他完成加大博士论文机会之不能再来。

我6月初回家，立即赶撰论文未了的章 节，并同时请系中加拿大史砥柱GilbertTucker教授检查各章 的内容和英文。因为他早岁的博士学位得自英国剑桥，曾在耶鲁大学历史系任教数年，是系同寅中最知史学标准、最受尊敬的。我请他严肃回答我的问题："是否可达博士论文的平均（average)标准？"他坦诚地回答："这是一篇思维缜密（clselyreasned)之作，显然是超过一般水准的论文。"这部论文的正文至少10万字以上，不算每页下端密密麻麻的底注，而底注中不少处的有关细节，与正文不可分割。证以柏师1950年11月7日的手书，我的论文至晚10月底已寄达哥大了。幸而论文已经完成，我才能把注意力集中到准备初冬第二个孩子的诞生。

论文章 目如下：LANDANDSTATEINGREATBRITAIN,1873-1910ASTUDYFLANDREFRMM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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