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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既有比较具体的人口总数可资利用，于是根据北宋、南宋历届全国户数及经济文化重心数世纪以来之逐步南移等因素，用三种不同的估计方法，得出12世纪宋、金版图之内，人口总数无疑义超过1亿的结论。聊堪告慰的是，拙文撰就于1964年，30年后在《剑桥中国史》第六册中仍被征用。但此文不足代表个人研究兴趣开始自明清上溯，因为它不过是严肃的"应酬"文章 而已。

事实上，决定研究方向，更不要提选择基本性大课题，不是简单的事。虽然早在40年代留美考试前后，郑天挺先生和我已不止一次谈到雍正一朝的特殊意义，如摊丁人地等财政改革和军机处的创置。但二战结束不久，日本京都大学史学系即组织了长期集体专攻雍正的研究班；不久少壮华裔及美国学人也开始研究雍正。

我也曾尝试着研究满人汉化的过程，对康熙朝满人采用汉姓问题已搜集了不少至今丝毫未曾发表过的资料。但我自始即不免踌躇，因为这类课题研究结果水平之高下，并不取决于方法与思路，而大部取决于资料搜集的多寡。尚未刊印的军机处档案在北京，想像中未见著录的满洲精英的文集、传记、笔记等等也只有到北京才能发掘。从史料看，海外是居于劣势的。所以满人汉化的问题暂时只好零星尝试着进行。此时纽约JhnWiley出版公司一位编辑，不但已从哥大出版社获得出版《明清社会史论》纸面普及本的权利，而且仔细地读过我扬州盐商的论文。他告我Wiley正想出版一系列城市历史的丛书，很希望我能写一部18世纪的扬州。稍事考虑之后，表示愿意一试，因我觉得对扬州的财富和盐商们的家世已有相当坚实的基础，名胜街巷等等大体都可利用李斗的《扬州画舫录》，所最需要的是可靠的扬州地图。不久我在国会图书馆找到一幅彩绘的盛清扬州城垣内外名胜示意图（不精确，无比例尺）和一张美国陆军部所藏二战后江都县城郭街巷图，虽有比例尺，但街巷不够清楚。我治学勇中有慎，慎的方面在警告我未去过扬州，写起来总不免会有错误之处的，应该持重。为了筹撰扬州一书，我几乎把所有中、日文有关古代中国都巿的著作都翻遍了，仍都不能使我满意。一半由于自己的好奇心，一半由于喜作历时性比较的习惯，深觉有先择一较早期中国都市作一详细研究以资与盛清扬州比较的必要。恰好南开、清华老同学徐高阮兄由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邮赠、经其精校并分别正文子注的《重刊洛阳伽蓝记》上下两册。北魏杨銜之这部名著和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都是中古极为珍贵的专著，史料价值极高，值得仔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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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前半写作往往"被动"另一原因是与台湾中央研究院有关。事缘1962年6月初访李卓敏先生于柏克莱加州大学之后，我即赴纽约看望蒋廷黻师。蒋师虽负蒋政权外交重任，仍对学术非常关心。由南京迁到台北的中央研究院1958年春决计举行第二届院士选举，蒋先生和姚从吾先生俱被选为人文组院士。1964年年初蒋、姚发起把我提名为第五届院士候选人。当时选举规章 甚严，候选人必须获得全体三组院士总票数的五分之四才能中选。第一次投票，三组没有任何人能得到35票的五分之四，即28票。连台大校长钱思亮都是第二次投票(26/29)才当选的。我第一次投票得25票，与35票的五分之四仅差3票，是人文组得票最多的。而第二、三、四次投票，所得票数递减而落选。这年春天史丹福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子健到台湾访问搜集史料。据台大一位朋友事后函告，刘在中院选举前夕对台湾院士们表示意见：何炳棣还年轻，院士之荣应该先给国内（台湾）的前辈。刘是景洛的表弟，我后来曾当面问他，他并不否认。他可能影响了三四票，不过我更相信姚先生的报告，台湾的院士确有几位对他明讲，何某没有中文专刊或论文，不能轻易地投他一票。姚先生于是劝我一定要写几篇中文的论文。

事实上，在1964年9月初，中央研究院第五届院士选举之前，我早因与Wiley口头书约动手研究北魏的洛阳。重读此文抽印本文尾"一九六四年圣诞前夕，芝加哥"，即可说明此文写撰的动机原与中院选举无关。杨銜之《洛阳伽蓝记》书中人名、地名、第宅、宫观、寺院、官署、里巷、风俗以及制度上的专词，无一不需细读、消化、考订。若非手头仍存有杨联陞兄相关的信，我巳不能清楚回忆当时此文稿写撰的特别审慎了。由于中、日学人对此课题巳有不少论著，更由于文章 涉及汉、晋洛阳旧城、官署、制度、掌故之处甚多，除联陞兄外，我还寄给劳干和严耕望两兄请加评正。这篇两万多字的"北魏洛阳城郭规划"是由耕望兄送到《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刊出的（台北，1965，由新竹《清华学报》负责出版费用，而不作为《学报》的专卷）。

该文从比较的历史观点所作的序言，似仍有征引以为读者参考的价值：

我国中古都城的规模与建置，实是人类史上相当特殊、极值得研究的问题。姑以都城所占的地理空间而论，罗马帝囯极盛时代的首都罗马所占的面积是大约九方英里，约合七十方清里强。东罗马帝国千余年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内外两城所占面积也大约是九方英里。罗马帝国的东西两京无疑义是传罗马和中古君士坦丁堡为小。即以中古的伦敦而论，直至十三世纪末，其王宫、教堂、官署、市廛、民居等项建筑还填不满上古罗马帝国驻军所筑的城垣，而这座城垣所占的地面不过三百三十英亩，即半方英里另十英亩。而我国唐代的长安，城垣所占的面积，不包括大明宫，已经超过三十方英里，亦即二百三十五方清里；全盛时代城内人口大约靠近一百万。其规模之宏远，不特在我国历代帝都之上，且为工业革命以前人类史上所仅见。至于这种伟大都城建置营划的渊源，陈寅恪先生曾作以下的结论："东魏邺都及隋代大兴即唐代长安之都邑建置，全部直受北魏洛都之影响。"该文主要结论之一就是：北魏帝国最后40年间（495—534)划出面积约30方英里的"大洛阳"全部城郭，即被隋、唐都城设计者采为城垣所圈的总面积。

该文所解决的第二个主要问题是北魏洛阳城垣的尺度和面积。按：东汉、魏、晋、北魏洛阳城垣的方位与尺度大致相同，都是由上古成周原址扩大重建而成的。汉、晋洛阳城垣的尺度和面积幸而保存于《续汉书，郡国志》的刘昭注所引的《帝王世纪》和已佚失的《晋元康地道记》。此外，根据1954年的实地勘査，阁文儒在1955年的《考古学报》刊出"洛阳汉魏隋唐城址勘查记"，并附地图。

本文做了前人所未做的工作，将所有文献上的城垣尺度都先照汉尺和晋尺互相核对，再与阎图核对；指出阎文中计箅的错误，但肯定了阎图的可靠性；最后纠正了一个传世1700年之久的数字错误:《晋元康地道记》所载洛城面积"为地三百顷十二亩有三十六步"，内中最大的单位"三百顷"实系"二百顷"传抄之误。最有趣的是，本文考证充分证明1934年加拿大联合教会驻河南区主教怀履光（WilliamCharlesWhite)出版的《洛阳古城古墓考》里的洛阳城垣图，一小部分是根据实测，大部分都是根据《晋元康地道记》错误的"三百顷"而虚拟的。

另一重要数字的考订是关于洛阳内城外郭的"里"的总数。《洛阳伽蓝记》全书最后有以下的综述："京师东西三十里，南北十五里。户十万九千余，庙社官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合二百二十里。"《魏书》纪传两则和《资治通鉴》皆作"三百二十三坊"（笔者按：总的里数包括已建和计划中尚未建置的坊"里"）。两位当代《洛阳伽蓝记》的校注者怀疑此书中最大单位数字"二百"系"三百"之误。我不厌其烦地认真步步推箅，证明杨銜之所指出的北魏洛阳附郭东西南北的极限都是相当准确的，全境之内，如果除去"庙社宫室府曹"、湖、泊、陂、池、沟、竭、渠、堰及巳开与待开的街道，只能容下220左右的坊"里"。本文再度肯定了这部中古名著的高素质和可靠性0

时贤所作北魏洛阳图类皆注重伽蓝、宫苑、建筑、名胜诸"点"，而不甚注意内城外郭及坊里的面积比例。该文初稿寄出之后，始有志步步跟随杨銜之的叙事，严格遵守他所说的规格，按每"里"300步（里正方，每边300步、每步6魏尺）试绘一粗具比例尺的洛阳城郭规划图。在杨联陞兄鼓励之下，1965年夏始以英文写撰全文，完成制图心愿。但因原书叙事不可能详尽，千五百年后我的考订诠释不当之处自所难免。谨将此英文为主的地图在本节复制，以备读者参考。：—,作者自行重制之洛阳地图（公元528年）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