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纽约和哥大（上)

I，选校补忆

在未回忆哥伦比亚大学两年半的学生生涯之前，有必要补述未出国前选校的经过。抗战期间亦师亦友和我相处最得的是伍启元学长。他原是上海沪江大学毕业后考入清华研究院经济学系的，不久即考取第二届中英庚款公费生，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三年内不但完成了博士学位，而且博士论文《国际价格史纲要》已在伦教出版。这在当时是罕有的现象，因此颇为中英庚款理事长朱家骅及国内知名大学所器重。伍当然决定回母校清华任教，战时是联大少壮派经济学家中最知名的一位。我1940年投考清华第五届留美公费生经济史门，经济思想史居然能得到85分之高，主要是靠他借给我自英带回的一批参考书籍。他和我之间的友谊是我终身不忘的。

1944年初夏，清华第六届留美公费生考试结果揭晓。我不但考取西洋史（注重16、17、18世纪史），而且总平均785分居全榜22度考虑在美选校问题。同时我也与雷海宗师讨论此事。雷先生认为当时美国有四个大学可以考虑：哈佛、哥伦比亚、芝加哥和柏克莱的加州大学。不过马上就甩掉了加州大学，因为它近一二十年发展很快，究竟只是州立大学中的领先者。人文社科历史方面，仍以前三者私立大学为胜。雷先生提到他连续在芝加哥读了五年，头两年完成学士，后三年完成博士，受到非常满意的训练。因芝大虽迟迟创于19世纪90年代初，由于洛克菲勒捐资充裕，芝大创校校长哈波（WRHaiper,1856—1906)自始即有志把芝加哥建立成第一流世界级的大学，所以教学风气与众不同。但雷师极客观，认为还是哈佛和哥大历史久根基雄厚，要看个人的志趣如何，才能作最后的决定。

启元兄除了就一般学术水准着眼之外，特别提出了"实际"的看法。他认为就历史系和社会科学诸系而言，哈佛和哥大都是实力雄厚、规模最大的，哥大而且是"新史学"的诞生地。他说今后国内和世界的大局也应该考虑在内。大战后中国以五强之一的地位，必然需要大批人才；而在中国"校友"的关系，似乎比在其他国家更重要些。在中国高知中，再没有比哥大校友更显赫的了。试看:外交界哥大校友以顾维钧、蒋廷齩为最；哲学方面有胡适之、冯友兰、金岳霖三巨头；教育界有蒋梦麟、张伯苓（访问研究生）、张彭春等；政治学方面有张奚若、陈之迈等；经济及财商方面人才甚多，要以马寅初为最杰出，试看他1914年出版的博士论文——《纽约州的财政》，一直被认为标准著作。甚至地质方面，哥大的拉茫（Lam-mit)实验室是世界驰名的，内中训练出找到恐龙蛋、中瑞（典）新疆考察团中方领队袁复礼等人。即使在化工界，国内唯一一位享誉国际，以苏尔维（Slvay)方法炼碱成功，领导塘沽永利碱厂打进世界市场的侯德榜，也是哥大的博士。哈佛当然造就出不少学者和专才，但哥大替20世纪中国造就出不少"领袖"人物——这是哥大与其他美国著名大学不同的地方。

启元学长这番话说得如此真切透彻，对我选读哥大影响极深。此外，我个人早有如此的想法：清华公费的年限既短，两年以后最多仅延长半年。人文历史方面两年半完成博士学位，几乎完全没有可能，更何况哥大对博士论文的要求较一般为严格，必须能发表成书才能获得博士学位。论文有待继续写撰期间总需要半时工作始能维持。纽约这大都会找工作的机会应较一般大学城为易。更重要的是一生来美读书机会只有一次，预期三四年间论文及学位完成之后立即回国服务。既来到美国，就应该尽可能地开眼界、饱耳福。试想：如果不住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响遏行云的最杰出的男髙音，人生能得几回聆！？回忆所及，1944年冬和张奚若先生谈选校时，他特别提出纽约这个大都市"文化高"，这是他当年选人哥大的主因之一。

此处必须补一笔的是，我选校之后非向前清华经济系专授髙级统计学及髙级货币学的赵人镌（守愚）先生写封"道歉"的信不可。守愚先生和我是世交。他是浙江兰溪人，是平汉铁路局局长赵清华的堂侄，和张学良同居的赵四小姐的堂哥。守愚父亲和我父亲，因考举人未中，曾同在杭州住一两年书院。记得守愚在1930年左右辞掉南京铁道部科长，路过天津去清华任教授时，父亲特别订了明湖春的酒席（第一等济南馆，汤菜之清鲜醇美举国无二；极可惜解放后这个极优良有特色的烹饪传统中断了），守愚坐上座，这是父亲对哈佛博士的崇敬与补贺。我1932年冬未大考即因《南幵双周》学潮而被开除，所以1933开年即到北平人弘达中学跳班混华新南园十号暂住赵寓以待弘达开学。那时正巧因喜峰口情势紧张，守愚两周前已把家眷送往南京，身边只有一个男仆，为他也为我做简单的饭食。守愚去北平城里的时间多，我发现附近有很好的小饭馆，一切都很方便。守愚在家和我谈话时总是勉励我第一步先求考进清华，然后再长期准备考留美。我如果考取留美，选校问题很简单，选哈佛总不会错。哈佛是美国最早建立的学校，300年来人才辈出，而且校友对母校捐款之热心与髙度制度化是举世无双的。至今哈佛是全世界基金最多的学府。他并以手头的哈佛年鉴和几种纪念册见示，进一步谈近年美国大学教授们自己投票评估各方面的专长，只有物理学芝加哥髙居第一位，医科霍普金斯(JhnsHpkins)居第一位，其余大都是哈佛领先。我当时只有唯唯谨谨，冼耳恭听，机械式地说出如果有朝一日考取留美，当然去哈佛攻博士。

正由于这个"故事"，所以我在1945年初写信到成都华西坝燕京大学时(守愚因婚变，战时离开清华赴成都），幵始感谢他1933年初的款待和对哈佛的赞扬和推介，然后不断以抱歉的口吻告他已选人哥伦比亚(事实上说不出明白的道理），希望他不要过分"失望"。再也料不到他回信中不但丝毫未表失望和惊异，反而大夸我有眼光，选校选得对，因中国的哥大校友，学问之外，往往有干才。他举的例子与伍启元兄所举的大都符合。全信不足300字，词义俱极恳切，可惜我只记得他对自己、对有些国内的"哈佛人"的自嘲。他说中国的哈佛人往往是："自命不凡，目空当世，又臭又美，碌碌半生，一事无成，如小兄者！……"这封信使我深深感动，因为只有真正具有安全感的人，才敢自嘲，才会欣赏他人的成就。赵守愚和陈岱孙先生是抗战前清华经济系仅有的两位博士，都是哈佛出身的。赵守愚的统计学在当时国内是首屈一指的。我很早就知道他不断自修髙级数学工具，并曾坦白地对我说过，他如果不用功，很容易就会被杰出学生如徐毓楠等追上。守愚对何廉在南开所领导的经济研究工作每加赞扬，并承认清华经济系人才虽比南开多，而干劲却远不如南开。这种高度的坦诚是与战前清华优良学风分不开的。

n，旅途观感由于大战关系，我们这批第六届留美公费生，考后在国内整整等候了两年才能出国。考试是早在1943年8月下旬即举行了的，考试结果是1944年春夏之交揭晓的，可是我们要等到日本投降之后，1945年8月28日才能搭一货机自昆明出发，在缅甸腊戍小停，飞抵印度加尔各答候船赴美。在加尔各答等了几乎两个月，因为船期无法预知，也因为行囊羞涩，我们只好在加尔各答"死等"，根本无法游览任何印度的古迹和名胜。我们俱知孟加拉不能代表全部印度次大陆，但我们对印度的印象只有根据一地所见所闻：处处都见到乞丐，贫民街头露宿，骨瘦如柴的"圣牛"横行街道，这一切与纪念维多利亚时代印度帝国建立的雄巍庄严的Chrinjee(拼音巳不能确记）广场适成一鲜明的对比和讽刺。清华同班同系的刘广秋，时任职中央信托局驻印办事处，请我到他公寓晚餐，说明不得不雇两名用人打扫清除，因为印度种姓阶级（caste)制度不允许"不可接触的贱民"（untuchables)摸桌上的东西。我当时即有一个内心拒求甚解的历史判断：源于印度的婆罗门教，特别是大盛于东南亚的佛教是被人宰割的"鱼肉"，而基督教却是一手执《圣经》、一手持利刃的宰割者。

这时陈寅恪师也在加尔各答等候飞机赴英讲学。他两年前已应牛津之聘为汉学讲座教授。与陈师同行的有邵循正、沈有鼎和孙毓棠三位，他们都将充任牛津的汉学导师（tut0r)。陈师双目网膜已半脱落，最忌强烈震动。由于我身材比较高大，所以陈师登飞机时由我扶持。令我终身难忘的是，在登机的前几天，陈师突然有所感触，特别当着我，对美国人尽情地发泄："欧洲人看不起中国人还只是放在心里，美国人最可恶，看不起中国人往往表露于颜色。"因此，我长期对美国歧视华人的问题有直接的观察与体会，将于本章 下节中有所讨论。

我们等到10月26日总箅搭上了美国大批新造的万吨级的"自由船"之一，USSGeneralStewart号，绕锡兰（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经过风平浪静的红海、苏伊士运河和地中海，最后几天才真正领略到一个重要的历史和地理事实：冬季的北大西洋堪称全地球上最狂暴无制的区域。我们华夏大陆文化修辞家所用的"惊涛骇浪"实在不足形容冬季北大西洋昼以继夜、日又一日、风浪凶险可怕的程度。晕船期间，曾作历史反思：近数百年来西北欧在全球拓殖事业方面处处领先，是与此区居民自古即有征服海洋的知识与能力牢不可分的。

自太史公司马迁起，行万里路一直被传统士人认为是广义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这次海空跨洲越洋之旅也不例外。

m令人留恋的纽约生活

我们一行20人(农学及纺织二门无人录取），终于在1945年11月24日下午抵达纽约，在曼哈顿西42街码头登陆。东行不到1英里即是世界闻名的泰晤士广场了（事实上是三角地带）。20人中只有我是以纽约为旅行终点的，因为哥伦比亚大学就在曼哈顿。纽约多姿多彩，向导之类的大小书册，不胜枚举。我只能就个人的经验与感受，漫忆纽约生活的片段。

作为哥大的研究生，我在纽约共住了31个月零1周（1945年11月24日至1948年7月1日）。纽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它的地下铁道系统。纽约市区很大，陆地面积325方英里。全市共分五区，曼哈顿之北是勃朗克斯，东南的布鲁克林和东北的皇后区都在长岛的西端，只有斯塔汀是海湾内的大岛，与曼哈顿的交往靠轮渡。在这样辽阔的大市区内，地下铁无远不达，票价5美分。我和景洛离开纽约的那一天（1948年7月1日），车费的价钱才加倍到1毛。诚然，伦教和巴黎的地下铁较纽约的为早，莫斯科路线有限的地下铁站台颇不乏艺术点缀，加拿大很晚才建造的多伦多的地下铁整洁可喜，但全世界所有的地下铁，没有一个路线较纽约的更多更长，票价更低，更能做到真正为市民服务。70年代我曾两三度试乘北京单一路线的地下铁，感到最奇怪的是乘客不挤，出人的站口离主要的街口（如王府井和西单），至少距离是三四百步之遥，因为地下铁设计的重点考虑之一是为运作管理的方便，而不是为市民经常用者的方便。

为了解决住的问题，抵纽约后的第一个星期一（1945年11月26日）才首次搭乘地下铁到西116街去参观哥大校园和研究生宿舍。研究生宿舍是以著名校友政治家曾任国务卿的JhnJay(1745—1829)为名的。一见这座14层褛的宿舍心里就喜欢。一进门左墙边玻璃橱多层陈列品中，一眼就看到一个银盾，上面刻字说明1910年哥大与耶鲁演说比赛，哥大胜利，哥大辩论的领队者是顾维钧（WellingtnK)0这个银盾是多么充满魅力，给予中国新生多少自豪与自尊！我当时即决定初游校园之后，即回到这宿舍午餐。点了最贵的菜，以两厚片鲜猪肘为主，配菜、甜食都很丰富，只可惜主菜淡而无味，餐价1元2毛，较外边略髙。宿舍房间整洁，公用淋浴极为方便，出楼即是图书馆，地点理想之至。当时清华所发每月生活费仅100元（次年下半年才加到每月135元），住是住得起，不过买书的余钱就很有限了

此，决定住附近民房。

在哥大头一年我单身一人，在校中心四五条街之内曾三易其居。记忆犹新的是113街的一所公太，为人正直"严厉"，每天早晨来铺床，一定按时换床单,偶尔也清理书桌。租金每周5元半。不知何以故，她有一次拿起我的两只手端详又端详，最后说："Yurhandsaresdelicatelysmallthatyuwillbecmefamus，famus，andever-mrefamus-，，(你的两只手那样柔小，你将来会越来越出名）。大概只一两个月之内，我泛读英史，过BeatricePtterWebb(1858—1943)的早年回忆录MyApprenticeship(《企鹅》两本）。她系出名门，早岁以貌美才髙，同情劳工，闻于当房东是原籍爱尔兰的老太

世,最后竟决意下嫁原籍犹太、体貌不扬、静默深思、文如泉涌的SidneyJWebb(1858—1947)0他是"费边社"（FabianSciety)的写作柱石，号称英国工党之"父"，最后晋封男爵的。她在回忆录中曾提到婚前注意到他那小而笨拙的双手。我读了一笑置之，至今仍一之。我事后反思，或许房东老太收拾书桌时曾看了教授在我文章 封面页的评语。不幸的是，一天夜晚朋友来访，谈话声音较大，次晨她绷着脸对我警告，以后不许这位客人来访。这使我无法容忍，虽已预缴了一周租金，我还是尽快搬到115街极杂极乱极其自由的一所公寓了。1946年12月景洛自上海来到纽约时，我们就在这所公寓勉强对付了几个月，好在可以烧饭。

1947年春，清华日本史教授王信忠先生访美已近一年，决定回北京母校，慨然以他的公寓私下让给景洛和我。他这公寓是在西107街312号，向西走就是有名的河滨大道，再向北走就是河滨公园了。这条街上多数的房子都比较矮小，门面窄，全部只有四层。照例二房东兼经理住底层的后小半边，景洛和我住二层。较大的一间是主要的起居室，可以勉强会客，晚间充卧室。另有一小间基本设备齐全的厨房及一间浴室。这种公寓真可谓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解决了景洛和我的生活问题。我们就是在这小小公寓里接待老同学和过往客人，包括五级学长孙毓棠。1947年夏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物理博士的工作即将完成，我们同届的公费生，清华十一级李志伟芝大经济系博士的科目口试业已考过。他们和其他一两位芝大同学同买了一辆用过的汽车，驾驶到东岸各处游览。

景洛用心地为杨、李准备了一顿晚餐，最好玩的是，一进门李志伟第一句大声笑着讲的话是："杨振宁这小子，一到芝加哥就打听诺贝尔奖金怎样申请。"杨当时笑而不答。不过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确切年月份已不记得）他在芝加哥一个大型华人谈话会中，我追述1947年夏李志伟所讲有关他的故事时，杨振宁极力否认。他的否认恐怕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不会不知道诺贝尔是提名的，不是能申请的。好在他近两年来在台峡两岸，已不止一次公开承认12岁时即立志要获取诺贝尔奖金，这个壮志巳经并永将是现代炎黄子孙中的佳话。

回到住的问题，当时我们并不觉得太苦。活动的空间确实稍感不足，但生活却十分便利。一切基本需要在几条南北向的短街之内都可以解决。纽约兼卖多种日常用品的"药房"之多，是举世大小都市所望尘莫及的。我当时曾梦想总有一天会回哥大执教，哥大为教授们营建的公寓地点幽静，内部明朗宽敞。即使住不进哥大的公寓，学校附近的民营公寓，尤以沿着河滨大道的，也不失上选。至于噪音，问题不如外间人想像之甚，原因有二。（1)久而习惯了，不会太觉得。（2)纽约楼房建筑材料上乘，能减少噪音。清华第二届留美公费生，成本会计门的宋作楠先生（金华人，赵人镌的妹夫，六七十年代在台北成功地经营被誉为东亚第二大的会计公司），曾对我解说何以纽约的噪音远不如一般想像之甚。他对哥大附近生活是感到十分满意的。

吃是纽约和哥大附近华人的骄傲。我们初抵纽约之夕，华美协进社社长孟治博士"公事式"招待我们20名公费生的中餐平淡无奇。第二天是星期日，泰晤士广场附近剧院区非常清静，我却发现了一家chpsuey("杂碎"），这可能是纽约最廉价的中餐馆了[按：近查《牛津英文字典》，chpsuey初见于美国CurrentLiterature(《当代文学》），1888年10月号，确是杂碎的粤语音译，最初主要的原料是鸡杂，以后随时随地配菜，成分有所改换。足征某项传闻，谓"杂碎"之起源与李鸿章 1896年访美有关之说之不确，附及]。蛋花汤及蛋卷在内，主菜是肉丝炒芽菜，可能略揍芹菜丝、鲜蘑片，白饭管够，取价仅4角5分。这样公道的午餐给我极好极深的印象。

住到哥大附近以后，饮食极为方便。学校附近就有一两家中餐馆，菜、面都很合口。午饭为节省时间照例吃西餐，汤、生菜、甜品、茶或咖啡，应有尽有，代价9毛9分。晚饭与清华八级周新民学百老汇和125街街口的永兴饭店相聚。鸡、肉、鱼、虾价皆在1元上下，包括汤和饭后的几片橙子。我最喜欢的是腐竹猪肚汤，其次是牛腩萝卜汤。大概是1947年春，景洛到了纽约之后不久，125街路南开了一家上海楼。这是纽约第一家非广东、真正下江口味的餐馆，一时轰动，晚饭往往要排队候座，犹太顾客比例相当高。不久在百老汇111街又开了一家绿杨邨，老板是哥大师范学院地理专业博士候选人江应澄，他是江北人，居然请到了一位真正扬州的厨师(据说也是股东），能做出地道的扬州干丝和菜肉大包，一时脍炙人口，门庭若市。哥大一区也因此为大纽约市华人所艳羡。最可惜的是不知何故，生意如此兴隆的上好饭馆竟因不能续签租约而停业。但是，风气既开，有特色的"北方馆"在50及60年代相继出现于96街与125街之间，而哥大附近也成为大纽约市物美而取价最公道的中国美食区。

由于公费生的生活费有限，景洛来美后我们平时当然自己做饭。搬到107街后，清华老级友陆家驹、王原真夫妇也来纽约读学位。我们四人晚饭合吃，营养充足，又很经济。在加拿大西岸住定之后，景洛对哥大附近吃的问题曾作反思。40年代学校附近尚无超级市场，蔬果供应虽然还可以，但远不如西岸新鲜。再则当时不加重量，鸡的质量尤甚差。这是学生时代生活美中不足之一，我们事后和较小都市比较之后才明了的。

关

由于老师辈中每有忆及留美期间曾遭种族歧视者，我觉得对个人不同的经验似有作些具体追述的必要。事实上，纽约两年半多的学生生活中最愉快的回忆之一是我从来未受到种族歧视，反而不时受到相关方面的"优待"。本人相信，时代、国际情势、个人行为和机遇都有关系，种族歧视问题不可一概而论。

开始即出乎我意料的是，远在开课（哥大采两季制，要等到1946年2月初才开课）之前，就从新识的哥大中国同学处获悉，半年多前哥大注册课即传出消息：一位清华留美公费生已决定来哥大攻读西洋史。注册课"重视"此事，是因为那年正值东亚语文文化系的丁龙（DeanLung)讲座，富路特（LutherCaningtnGdrich,1894—1986)教授兼任注册课主任。富先生是在北京东郊通州出生并度童年的，华语是极纯的京腔，可是几句以后就改用英语谈话了。因此，我1945年11月底首次到注册课报到，即受到外籍学生顾问、"祖籍"挪威的怀特（DemingHyt)先生特别亲切的关照。他中等身材，满头金发，一上来就给人一个极不寻常的印象——居心"纯善"，从不会想到人性可能有它不太光明之处。若干年后反思，我始终认为他代表美国人性格中最"天真"淳良的一面。他对我的英文口语过分的夸奖使我不安，表示要尽力帮助我多多了解美国生活却使我十分心感。

早在1945年圣诞前10天左右，他就在家里开了一个饭后的晚会，让我和十几位外籍研究生和他父母和三姐妹交谈跳舞。这是我唯一的机会参观半个多世纪前很盛行的"城里住宅"（tmm huse)这类房子都是成排共墙连栋、四层另加地下室，门面照例是以淡灰或淡褐色方石块砌成的。怀特这所内部已经改装并已另加屋顶日光浴的玻璃房，晚到70年代我才听说，这类纽约东城中部的旧式城里住宅已至少价值百万以上，甚至二三百万元了。怀特父母都健在，三姐妹谈吐大方。大姐听说我不会跳舞，主动地叫我跟着她跳——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学"跳舞。1946年2月初开学后一个月左右，怀特又为我作了安排：胡适博士到校演讲之夕，饭前和晚餐时要我和他多多交谈；胡演讲时我要与另三位同学坐在台上，讲后要轮流发问。这次晚餐的主人是哥大代理校长，胡先生的另一主要陪客是一位政治系的远东国际关系教授。胡先生的演讲和我与他的交谈另详（专忆5)。

再也想不到1946年春怀特成功地为我做了一个极不寻常的安排：一个周末日我将到纽约市北郊著名WestchesterCunty富人区一位华尔街投资银行家包威斯（MrPwers)家，独自一人竟日做客。

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奇缘，也是一项考验。上午10时半包少爷就开车来接，午前和午餐与包夫人及公子必须有话可谈，而且无论谈话方向如何转移,我必须能应付、小心谨慎以防失误。午餐后包公子开车充向导，给我机会匆匆观察高级之中仍有等差的、各式各样的寓宅、巨厦、园林、幽径，真可谓大开眼界。晚餐提前，6时左右即开始吃。包先生已回家，正式做主人。他常识丰富，很了解中国和东亚的局势。就在谈到国民党贪污和通货膨胀时，包夫人插了话，说半径1英里内的主妇们聚会时有人对宋子文表示不满，因为他每次外出回家，离住宅铁门一二百码之外就按喇叭。等到苹果派已经吃完，我对主人声谢时，先微微称赞厨子（中年黑妇）烹调得法，就特别提出午餐主菜鳎鱼（sle)和晚餐主菜小羊排（lambchps)正是中文"鲜"字的词源（我事先早已知道在英国不可以当主人面称赞烹饪，在美国可以）。这引起他们三位满意的微笑和对古代中国文化的好奇。包氏一家三人（可能有不在家的成年子女）俱皆修长清秀，夫人50多岁，望之如40左右，待客诚恳，富而不骄不露。正在饭后夕阳尚未全落，最后在住宅附近稍稍散步即准备将我送回哥大时，包夫人突然指着住宅私家车道外矮墙门外停着的一辆还价格相当昂贵），不觉脱口而出："这是我们厨子的丈夫半年前买的二手的Cadillac(凯迪拉克），这样早就来接她了。"在包夫人整天待客之中，这是她唯一无意中间接地反映出自己的富。我对美国上层社会上了极为有用的第一课。

幵学后与研究班上两位特别友善的同学的课外交往，扩大了我对美国社会不同阶层的初步认识。年仅23岁的麦尔顿（A1Melden)，出自中上阶层律师之家，而且是独子，一放暑假几乎每个周末日都驾驶他一人独用的别克（Buick)轿车，成为我理想的大纽约的导游者。由于他住在辽阔的皇后区地下铁东端更东南的StAlbans，所以我很早就有机会路经并参观美国最著名的网球城"林岭"（FrestHills)。我曾两度蒙他父母款待。他父亲事业有成，36岁才结婚，而母亲当时尚未满17岁。父亲很会说笑，谈到英、美发音不同时，他笑着说，如果是一个平常的瓷瓶，应按美音读为vase;如果是明朝的瓷瓶，那就必须按英音读为vfise。我这单身学生偿还人情的办法是，预订一个周末日，A1将他父母开到哥大，由我请他们一家三人在哥大附近一家中餐馆吃叉烧汤面，因这家煮面先将叉烧与蒜瓣炒过，所以汤很有味道。果然他们三人都说好吃。后来麦律师告我，他自己一人因过路曾再度去吃叉烧面，给了半元银币的小费（面价只9毛），伙计一时不知所措，因为通常小费不过1毛而巳。麦律师曾极诚恳地对我说："彼得（Peter，不是我正式的英文名字，同学却如此叫我），你对西方的历史和文化已有研究，此外你对自己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更深的了解，这正是你之所以能够得到人们的尊敬。我很高兴，A1能和像你这样的人做朋友。"我之所以不怕唠叨地追忆，是我相信麦律师所说正中要害，中国人是否受种族歧视是因人、因时、因地、因事而异的，不可一概而论。当然，其中最基本的事实是二次大战后来美的中国人大都是高知，不再是苦力工人了；中美友好关系方兴未艾也大有助于两国人民的接触。

研究班上另位与我特别友善的是马基（BillMcGhee)0他是爱尔兰种，出生于布鲁克林码头工人之家。他一生最感铭的是战前父母亲极力撙节，资送他到位于纽约州中部，私立名誉很好而学费相当昂贵的汉密尔顿学院（HamiltnCllege)读书，希望他借此永远脱离工人阶级，上升到自由职业阶层。马基不时和我讨论英文修辞的种种小技巧，使我十分心感。他曾两度请我到他家吃晚饭。他们住的是成排连墙的两层连地下室的小房子——老马基先生一生辛苦工作积蓄的果实。老先生红润健康的面色，诚挚无华的谈吐给我留下极好的印象。景洛抵美后两三月间，他们要请景洛吃饭。景洛经我敦劝同意带一大块较瘦猪肉和一棵中国大白菜，临时在马家炖红烧肉，炒大白菜，获得两代主人和马基中学"甜心"的好奇、欣赏与称赞。

马基对我性格之形成无意中具有相当影响。因为他的关系，我从1946年夏起即成为布鲁克林达济（Ddger)职业棒球队的忠实拥护者fan(Ddger字义是躲避者，因为最初球场墙外有有轨电车，球员人等出入都要躲车）。这个组织有勇气有毅力打破百年种族禁约，球员中颇不乏可歌可泣的事迹，但命运多舛，1955年以前，好像永无可能在世界锦标赛中击败傲慢成性、一向走鸿运的洋基(Yankee)队。我至今在很多方面对所谓的"弱势者"或"失败者"（即美俚中的underdg)都具有同情，是与1946—1955年期间苦痛的"达济经验"分不开的。

两年半学生生涯所能了解美国社会的程度当然很为有限，不过纽约和哥大给我难得的机会去初步了解美国女常春藤大学毕业生的生活片面。我1946年2月初开课试选了初级俄文，教员是哥大俄国研究所的博士生巴夏罗夫女士（JustiniaBasharff)0她父亲原是黑海区的亚贵族地主，革命爆发携带财宝流亡国外，丧妻不复娶，始终能维持优裕生活。她新近毕业于著名的瓦沙学院（VassarCllege)，学校位于纽约之北约50英里哈德逊河东岸，学生差不多都来自中上人家。我因课程负荷甚重，不到六周即放弃俄文，但她喜欢和我谈文史，维持私谊。她另外一位中国朋友是她同所的博士生唐盛镐。唐中央大学毕业，曾任南京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馆三等秘书（几十年来唐是波士顿学院苏联及国际关系名教授）。巴小姐坚持我们叫她的小名"乌特卡"（Utka)，俄俚"小鸭子"。

记得这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天气骤寒，秋风凜冽之中，Utka开车接我和唐盛镐去她的"乡居"餐聚。地点大概离瓦沙女校不远，树木葱郁，颇有田野风趣。瓦沙同学六七人，男士人数略同。大家动手，生火取暖，分工准备一顿相当丰盛的盘餐。Utka同学中只有一人结婚，且已怀孕，嫁的是哥大古巴籍的研究生。看他中等宽肥的身材，尽情摇摆着跳古巴黑人发明的伦巴（rumba)舞，很难想像若干年后他在学术或其他事业上会有真正的成就。当时脑海中一闪而过：虽然战后美国大学毕业的女孩子们自认为与男子完全平等，充分解放，一般而言，究竟难逃"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社会"真理"。再如Irene，当晚大家都俄式叫她Irushenka，修长端秀，头发微红，略有雀斑。Utka私下向我们作简介，说她为人极好，性格温柔，不知何以尚无适当男友。但最令人不解的还是Utka为她自己设下的陷阱，她不能也不愿跳出。她自幼即笃信天主教，在哥大遇到已有妻室而又身患不治之症（忘记何症）的爱尔兰种的研究生Kelly，由同情而陷入情网。我在图书馆中遇见过他，肥、相当丑、脾气坏、右眼微斜，显然是在利用剥削Utka淳良的天性和程度还不箅太深的"受虐狂"。景洛1947年两三度遇见Utka之后，同意我的观察。

我缺乏小说家的天才、洞察和想像能力，匆匆两年半中对美国社会的了解当然甚为有限。但久后反思，纽约和哥大给我接触社会某些层面的机会究竟要比其他城市多些。最大的安慰是，我从来没有在此最大城市受过种族歧视。

半个多世纪后反思，纽约对我最深最大的影响是帮助培养我形成一种特殊的求知欲——不是对任何事物都想知道，而是对自己有兴趣的事物力求知道其中最高的标准。纽约世界第一和第一流的东西实在较其他都市为多。第一次做"纽约客"（NewYrieer)虽不足三整年，伹耳闻目濡，自然而然地已开始对不少事物的最高标准有所领悟。姑举琐事一则为例。

纽约的大都会歌剧院是举世闻名的，似乎比意大利米兰的歌剧院还要出色。在北美洲只有在纽约才能听到世界最好的歌星演唱。哥大学生照例托学校的麦克米伦剧院代买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票，往往能得同价诸排中较好的座位。由于传统印象最杰出的男高音往往出自意大利，所以我最初决定试听塔利亚维尼（Ferruc-ciTagliavini)，结果并不满意。我和景洛随即在1947年底去听瑞典男高音桕约龄（JussiBj6rling,1911-1960)他嗓音之刚劲、淳美抒情实令我有"听止"之叹。我毫无西乐训练，当时对自己的分辨能力极乏信心。我到加拿大教书巳10年之后，《纽约时报》有记者访问卡鲁索（EnricCarus,1873—1921)遗孀，问举世健在男髙音中，何人歌喉最近似这位被公认为前无古人，而且可能后无来者的卡鲁索？卡夫人的答复是：柏约龄。柏知悉后，公开宣称："这是我一生最大的荣耀。"可惜柏氏不久即逝世，时年四十有九，比卡鲁索仅仅多活了一年。至此，我暗中摸索领悟最高标准的一课才能自己打分：及格。

纽约历史上是世界最大的移民入口港。"纽约客"确实包括来自地球上每个偏僻角落的各色人种。联合国本部之设在纽约绝不是偶然的。这个开放性和世界性（csmplitan)的大都市，对我一生治学的胸襟和心态都有直接间接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