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南开中学

我1928年夏秋之际考进南开中学时年11岁半，1932年底前因学潮被开除时年15岁半。这一段是我一生中最糊里糊涂无可奈何的岁月。究竟是否青少年大都要经过的类似阶段，还是我个人独有的发育期间无可避免的"痛苦"（grwingpain)阶段，我至今不能明确作答。就个人这期间所受教育而言，略有所得，也有不少失望之处。但总的来说，南开是一所很好的中学，而且可能是近现代世界史上最值得钦佩的爱国学校（请参阅"专忆3")。因此，本章 回忆的重心是我对南开中学的总印象和总评估，当然也不得不涉及个人求知历程中的得失。

为一般读者参考，有必要简述南开创校的特殊动机。南开学校的创建人jjg苓（1876—1951)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三大教育家之另两位是倡导大学自由研究风气的蔡元培（1868—1940)和清华大学最久任最成功的校贻琦（1889—1962)。张伯苓于1889年以第一名考进设在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人驾驶班。校长严复，教师中如伍光建等都是精通西学之人，所以科学及英语教学都极认真。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张伯苓以第一名毕业。因数月内北洋海军即几乎全军覆灭，张不得不赋闲两年多，至1898年7月始被派舰驶往威海卫，参加自日本收回该港、再将该港移交英国的典礼；两日之内，目睹三易国旗的奇耻大辱，使张伯苓深深感觉到救国之道在图强，而图强之本在教育。时天津巨绅严修，字范孙，翰林出身，曾任贵州学政、学部侍郎，聘张在私宅设立家馆，以新学授严氏子弟。1904年始扩充外迁公开招生。1908年更在其他邑绅捐赠天津已拆旧城西南角外的开洼野地建成校舍，始更名为南开学堂。在中美两国开始磋商筹创清华留美预备学堂之际，南开中学1908年第一班毕业生中已有像梅贻琦这样的人物。南开中学早期毕业生中成名之人甚多，要以1917年毕业的周恩来最为显赫

张伯苓自创校伊始即注重智、德、体、群的全面发展。早期尤能与学生同操练，同生活，所以学生都受到张的精神感召，都能培养爱国爱群的公德与服务社会的能力。民国初年，曾任哈佛大学校长40年（1869—1909)之久的伊利奥（CharlesWElit,1834—1926)博士参观南开中学时，对张氏的办学精神及已有的成果作出高度的赞扬，以致南开的声名不久即远播大洋彼岸，引起美国教育界、教会以及洛氏基金团等的注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胡适等人的言论中，南开经常被认为是全国首屈一指的中学。

我对70年前的南开中学集中回忆以下几点，并尽可能地试作"客观"的评估。

首先应该评估南开的教学水准，先自语文谈起。南中国文教学一向是相当认真的。我没有上过最为同学所廣服的孟志荪先生的国文课，但教我的先生都是北大及清华毕业的，都对古代文学有相当修养。他们在课堂上用相当多的时间在表现他们在大学中所获的小学、训诂方面的专识和追搠章 句更古的渊源。我当时的感觉是这种教法不免好高骛远，太接近大学的教法，不如专心改进我们的文言写作更实用些。今日反思，决不能怪他们教学不好。

我最大的不满是南中的英语教学。说起来，学校自始即极度注重英文的，每周6小时，天天有英文课。而且学校订的标准很髙：高中一年级起英文班上不准讲中国话。这项标准对基本文法的学习无甚影响，因初三全年在刘百高先生国语讲解及督促实习之下，我们对基本文法已相当清楚。回想起来，不但在南中，即使在清华大一，教师对学生动名词（gerund)及语气（md)的班内外实习仍是远远不够。南开髙中英语教学最大不足在读本的讲解和口语的练习。例如我高中一的英文老师是上海某大学毕业的，讲解原文较难词句时所用的英语往往比原文生硬得多，远远不能给我们以"英语感"。这显然远远不如早期南开的英语教学，有终身贡献于南开大学的黄钰生（子坚，1898—1990)为证：早期南开中学英语教学的一个特点：从二年级起年年都有美国或英国教员教我们。……总的说来，南开中学毕业，一般地能听懂美国人或英国人讲话，不仅是简单的句子，成段的话也能听个七八成。

我在南开四年半，只有最后三个月的英文老师才够理想，才能使我从口语和写作方面开始有"跳跃"式的进步，不幸我甫得良师，即因学潮被开除。这位老师是业已两度留美，南开大学外语系主任柳无忌的夫人，高蔼鸿女士。从她的口中第一次听到地地道道的美国口语，包括"dwntwn"(市中心、繁华区）、"uptwn"(离中心较僻远地区）等极通俗的名词和形容词;从她的讲书谈话中，才部分地、极粗浅地领略出进窥奥妙无穷的英语宇宙，必须不断学习应用最基本的几个动词-如cme，d，get，g，have，let，make，take之类说也奇怪，我自第一课就发现了这位理想老师，她差不多同时也发现了我这个学生。她十次口头考问全班，有六七次总是先问"吴彬第"（何炳棣，嘉善音读）。事后得确息，我被开除的第二天上午，柳太太从八里台赶到南中，对中学部主任张彭舂说，开除旁的学生她不心痛，但决不要开除像何炳棣这样的学生。1959年春美国亚洲学会年会在美京华盛顿举行，当我宣读"明清统治阶级的社会成分"论文，讨论完毕散会时，从台上看见柳太太速步昂然走向我来时，师生内心的欣悦是难以言喻的。

数学方面，我一向不喜欢代数，喜欢几何。初中太不用功，不愿经常作习题，初二、初三连年数学不及格，暑假中由同学帮忙补习，补考及格，幸而从未曾留级。学校规定初三起，数学习题及考试全部都用英文，这对我们毫无问题。而对我而言，问题在班上仅注重算题，很少讲到概念，以致高中二上学期开始上混合数学的课，竟对解析几何的性质和功用茫然不解。由于自己不用功，我对南中数学教学的评估可能太主观、有欠公道。科学课程方面，令我真正满意的是化学。老师是齐鲁大学毕业的郑新亭先生。他在黑板上所写的纲要条理清楚、内容充实，大有助于我对课本[BlackandCnant，《新实用化学》（Practicalern/y)]的啃读与消化。

学了物理还不足一学期，但巳感到教学方面不如化学。生物仅在初三学过一学期，南中是比较不注重生物的。我如不被开除，高三一整年会再度学习稍深一级的化学和物理的。近十余年来我与清华老同屋、第一流古藏文专家黄明信先生，曾不止一次地严肃回忆比较南开中学和北平师大附中的数学和科学教学（黄初中在师大附中，高中读南开），我们觉得后者的水准高些，可能是全国中学中最髙的。我个人觉得30年代的扬州中学的数理化学教学水准比南开有高无低。事实上，30年代江浙若干省立中学的数理化教学都比南开严格。我清华1934级入学的状元李整武就是浙江金华省立七中毕业的；榜眼汪篯，"文革"期间含冤而死，北大历史系柱石之一，就是扬州中学毕业的（入学考试数学100分）。总的来说，南开的语文、史地、数理化课程水平是很不错的，学校的传统注重学生全面的活动与发展，不专死"K"数学和理化。

以清华1934年人学考试为例，南开和扬中毕业生各占22名，同居首位。师大附中14名，居第三；北平汇文12名，居第四；通州潞河中学8名，居第五。但这统计未包括南开女中（与男中同校异舍）毕业生3人——出自巨富之家的名作家韦君宜（原名魏蓁一），已故北大校长张龙翔夫人刘友锵，和曾任东北数市市长和哈尔滨副市长的彭克（原名彭克谨）。更未包括像我这样基本受的是南开教育，而混的是北平弘达中学的文凭的人。和我情况相似，还有两位女中同班同时被开除的——为中共尽瘁的毛掬和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钱伟长夫人孔祥瑛（不幸于2000年病故）。此外，在南中受教育，最后一两年才转学他校考入清华的尚无法估计。这只能反映狭义的南开教学水平是合理的高，却远远不能反映南开中学在其他方面的卓越。

南开创校的主要目的既在培养学生服务国家社会的能力，所以自始即提倡学生组织团体、发展各种课外活动。课外活动中最有名的是话剧和运动。张彭春对发展话剧贡献甚大。众所周知，南开早期话剧中周恩来扮演女性角色。万家宝（即曹禺）戏剧创作的基础在南开中学时期已经奠定。1931年校中演出英国高尔斯华绥（JhnGalswrthy,1867—1933)的《争强》（Strike)，水平极高、令人赞叹；据说曹禺还未升学清华时，已协助张彭春把高氏的剧本译成国语了。

南幵注重体育是尽人皆晓的。在运动方面最脍炎人口的是远征日本、菲律宾全胜而归的南开篮球"五虎将"：唐宝M、魏蓬云（两前锋）、刘建常（中锋）、王锡良、李国琛（两后卫）。在不久前中国田径队在远东运动会曾造成吃零蛋的奇耻大辱，而这五位南中尚未毕业的学生（都比我高两班，1932年夏才毕业的），竟能威震远东，为中国扬眉吐气，实在不能不认为是南开中学无上的光荣、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对南中作总评之前，必须回到必要的叙事：我是怎样在1932年底大考之前被南中开除的。1932年秋高中二年级上学期确是我青少年时期的一个转折点。事实上这学期开课不久即举行全校运动会，我终于满足了我初中的心愿，获得乙组百米赛跑的第一名，所以坚决地挂起所有的钉鞋和足球鞋，专心致志准备清华大学的入学考试了。当时高中最后两年不分科，但实际上是文、理有别的。

由于上学年即须向学校表明将来拟习人文或理工，所以我被分到髙二年级最后一组，比较偏向人文的第六组。但因我高一下学期化学考试几乎100分，所以秋季开学时我要求和理科班一样选两门数学——由大代数、解析几何组成的混合数学和立体几何。出我意料之外，两次月考两门数学和物理都得90分以上，于是增强了我进大学主修化学的意愿。

这学期不但得到柳太太那样极理想的英文教师，西洋史的老师也能引起我对西史的格外用功。他是文学家端木蕻良（曹京平）的长兄曹京实先生。曹又是我组的辅导老师。不知何故，刚刚开课即指定我作为全级（六组大约200人）军训三个"班长"之一，全级另有一学生"排长"。责任是：教官事先教我们具体的操练，我们四人在全级军训班再分组教同学。我们在足球和田径场围墙外的棒球场操练，每次从海光寺兵营出发练习打靶的日本兵所搭的卡车经过时，车都有意开得极慢。此情此景，70年后犹如昨日。

西洋史班采用美国的标准高中课本，Hayes和Mn合著的上古及中古史和近世史简易的一册本。虽然只有三个月时间，这教科书与柳太太英文班所选读物配合得非常理想。历史教科书中的字汇、专词、文句、史实都极有用，促进我英文加速的进步。参照抽读《论》、《孟》、《左》、《史》的经验，我当时已有初步信念：为习作说理文章 ，历史方面的著作较纯文学、哲学等著作要有用得多。就在1932年的秋天，我偶尔披阅英文的《京津泰晤士报》大体已通顺无阻了。本来英文及其他课程都这样按部就班读下去，相信1934年夏毕业后考进清华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不幸的是我在学年之初被选为全高二级的出版委员。我虽已下坚强决心集中全力准备清华的人学考试，一切杂事置之不顾，但名义上既是髙二的总出版委员，照理也就是《南开双周》的第二资深编辑了（总编辑当然是高三的总出版委员）。这年秋天有一位来自江苏的朱启銮同学自动向我谈世界及国家大势，并不时供给我有关辩证法、唯物史观、《费尔巴哈》这类读物。我对这类读物毫无兴趣，既不懂内中所提的理论，读来又不似中文也不似英文，不过不愿拂朱的好意，只表示书深难懂。记得西洋史季中考试中有一问题，究竟是科学家抑或政治家对人类的贡献大？我认为是前者，而朱说政治家既可以利用并控制科学家，当然对人类的贡献大。我当时远无能力立即反问：如果政治家不受道义和制度的约制，对人类的福利将有何影响。迟到90年代，才有南中老同班孙乾方供我大陆上多年前的剪报，朱在五六十年代以中、髙干的身份相当活跃于宁、沪之间。

1932年秋我完全不过问的《南开双周》文章 内容越来越左，有些言论确实过于偏激，引起我内心的不满。最糟糕的是张伯苓校长不在天津，中学部主任张彭舂召集《双周》的编辑谈话，勒令停刊。这才激起同学的公愤，于是同学召开大会，对校方的命令表示强烈的抗议。那天大会的主席正是几月前扮演《争强》中工人领袖极成功的高三级的吴博，他演说到慷慨激昂之时，右手用力扯下中山装上一排铜扣，立时露出胸膛，同时两个锃亮的铜扣子猛猛滚向台下。事后有些同学分析，一切细节似乎都是事前熟思精虑过的，中山装里必须不着白色的"T恤"，新的铜扣一定要松松地缝在中山装上，才能由声、色、血、肉配合演说引致义愤填膺情绪的髙峰。当时南中同学人才之济济多样于斯可见！70年间多度反思，深觉这次学潮自心理学的观点确是无可避免的。校长张伯苓是宗教式的大家长型人物，是我们敬佩服从的对象。在当时礼教的影响下，青年人以亲生父亲为反抗对象者也不多见。但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往往需要一个"憎恨"反抗的对象才能维持心理和行为的平衡。张彭春正好供给我们情感上不可少的"反权威"的对象。他与乃兄伯苓先生性格迥异。伯苓校长热情洋溢，平易近人。张彭春却给人一种冷漠孤傲、装腔作势之感。大概全学年内星期一纪念周至少有三分之一是由他主持演讲的，久而生厌，厌极生憎。由于他以戏剧权威自居，讲话务求"舞台式"，声音完全是控制的、硬"憋"出来的，那种"假嗓门"使人听起来极不舒服。不但如此，他还模拟西方某派演说家的腰势手势，不时以右掌连连轻击前额，目光凝视远方，种种姿态引人反感。此外，他那长方形大过常人的脸庞与他的个性也很相称，同学中不乏称之为"驴脸"的。记得一位平素沉静寡言的同学曾对这位中学部主任作了风趣的总结："张九没别的，就是大便干燥。"

这次学潮开除了几十人之多，至今也未能得到可靠的统计，不过我是属于"罪魁"之类，学潮中即行开除，而不少同学是学期考试后才被革离校的。最"缺德"的是张彭春连转学证书都不发，逼得我在1933年初在北平不得不假造一张转学证书，盖的是"黑龙江省立第一师范"的大方木制的假图章 。反正跳了一班，不出几月就在弘达中学毕业了，北平市社会局不可能（似乎也明知不问）调查真伪。1933年在北平西单附近住了七八个月的公寓，与南开接踵开除的同班同住。此期间结识了北洋大学预科开除的黄诚、吴承明等未来的清华级友、学运的领袖人物。朋友中数学根基好的，1933年夏即考进清华和唐山交大。我数学底子不好，更因为南开高二上学期混合数学之中每样都学了一点，什么也没有学全。文史科目可凭自修，数学是靠按部就班不断做习题的，绝不是数学根基本来就差的我所能自修补上的。因此，1933年夏我投考清华失败，只好到青岛的山东大学去主修一年化学，补做数学习题，用功于英文，以期一年以后能成功地考进清华一年级。

回想起来，这16岁时所做的决定是生平第一次真正明智的决定——唯有在清华重读一年级，才能开始培养未来学术上的竞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