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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家翘为副团长，唯一一位人文学者刘子健自荐为书记。

这时我巳全心全意投入钓鱼台爱国运动，时常被邀各处演讲，而且很受欢迎。集当时演讲和谈话"大成"的是1974年年初所撰的一篇长文："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此文刊于香港《七十年代》，并一连五期转载于北京的《参考消息》。据国内亲友函告，此文在国内影响很大（其实在海外影响更大），至今不少海外爱国人士仍劝我在文集中把它重印。我却愿意把它忘掉，因为它虽有史实与感情，但对国内新气象只看到表面，未能探索新气象底层真正的动机。同样愿意忘掉的是70年代和80年代初所撰有关中国资源和经济前景的一系列文章 。

值得一谈的是筹组全美华人协会的经过。1977年春龙绳文觉得爱国人士应该有个正式组织，而组织的第一个关键是会长的人选。他问我有无可能请到杨振宁充任会长。我说可以由我向他试探。这年夏天一到北京就抓住旅游局副局长岳岱衡，请他务必在北京安排我和杨的会见。大概是奈于规章 ，旅游局就是不予安排。景洛和我在8月上旬某日飞抵乌鲁木齐机场小憩准备进城的时候，有人喧嚷半小时之内杨振宁将由伊宁到达，转机返北京。和杨谈了一二十分钟，他原则上同意主持这个华裔组织。不久就订于9月3日这个周末日在龙绳文华府近郊新建豪华的第二北宫饭店(旧北宫名YenchingPalace，在使馆区是华府最有名的中国餐厅）举行成立大会。杨振宁当选为会长，我为副会长。自始大家都同意协会由会长决定方策。杨觉得会名既是全美华人协会，美国各地华人城内的主要事务应是会务的一部分。不幸纽约市华人城内部派系之争甚烈，杨热情无私的调解久而无功。我最初曾向杨建议，尽管一般华侨权益是协会应该努力促进的，但协会会务的重心在高知。如果每个终身会员缴捐1000美元，1000高知就能筹足百万基金，会务就容易推展。我的长处是去各地演讲劝引高知入会，壮大组织。杨以为一上来不宜如此大搞。1980年任期将满之前，我清楚地记得杨曾对我说了一句："现在回想起来，你当初的建议可能是对的。""可能"两字是杨讲话的风格。工作较成功的是向美国国会议员的游说。1979年1月中美建交时，全美华人协会于1月30日晚在华府希尔顿饭店欢宴邓小平先生。我以副会长的身份双语介绍两国贵宾，杨以会长身份正式演讲，申说中美两国搭桥梁共谋发展互利的重要。这是全美华人协会工作成绩的髙峰。

HI衰象：东亚教研的暗斗

就成分言"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能有些夸张，但此语确有相当道理。非常可惜，我所谓的芝大第二黄金时代，即毕都和李维长校期间，过于短促。事实上，早在1974年李维即牺牲个人的将来（当时一般舆论都认为他芝大校长任满之后必会充任最高法院的法官），加入福特（GeraldFrd)内阁以拯救和整顿水门事件后的司法部。因此芝大失去了卓越的领袖。三四年后我就观察到中、曰历史及远东语文文化系聘任及教研等标准的逐步下降。在"芝加哥大学（上）"章 内我曾提到60年代中我完全接受了杨联陞的劝告：研究方面积极向博大精深的大路走；切不可多加人委员会参与系中的"政治"活动。对实行他第二个建议，我非常后悔，因为一向不管系务，像聘任等委员会中的重要位置都被一些有行政野心的同事占据了。东亚方面，历史系的同仁，也是远东语文文化系的成员，一起开会决策。历史系的资深教授早有口碑，日本方面，当然以出身外交世家，曾在欧洲留学的AkiraIriye学问最好，口碑最为可靠。他和我的办公室同在五楼，某天在厕所中秘密告我，教日本近代思想史的TatsuNsjita的日文程度可打90分，但他所推荐的福柯(Fmicault)信徒HarryHartunian的日文根本不行，是"卖膏药"者流。但是后者不久充任了语文系的主任，与Najita拼命要把中国史教研的重心移到思想史，而且人选方面越来越趋向空诞派。此外还有一系列提议中国传统历史方面增添新人，而新人名单多半都是Najita和Hartunian草拟的。由于我坚强的抗御，他们的议案未能通过，可是我所提的最佳人选也遭受同样的命运。我对这种年复一年的学术政治斗争极感厌倦，到了80年代我索性有时连系会都不参加了，由他们去破坏吧。李维前校长的信箱之一在社会科学学院的一楼，一天遇见了他，我问他可以不可以陪他走几步，借机说几句真心话。他说当然欢迎。我话的大意是：近年来大学校长有越来越年轻的趋向，有些大学以为善教本科导论课、表面能干、年富力强者（尤其是女性），就能成功地领导有名望的大学。殊不知第一流大学的校长必须自身是第一流的学者，否则没有真正的能力去判断谁是第一流学者。就我个人而言，毕都、李维的黄金时代不幸已经过去了。李维当然懂得我话的用意，不好意思说什么，仅仅答我："衷心感谢你的这番话。"-

除了远东系明争暗斗以外，同期间还有另外的苦闷。首先是爱国运动使我的心变"野"了，不能像往昔那样持续地专心于国史的研撰。再则我虽不太重视《东方的摇篮》所引起学术圈内"反何"的暗潮，我却相当注意国内新的考古发现。70年代末迟迟发表的有关浙江余姚河姆渡史前稻作发现的报告非常重要，但新资料尚远不能使我全部加强《东方的摇篮》的结论。最大的烦恼是中国文化土生起源是国史上的超级课题，选择另外一个具有相同基本性的新课题实在是不容易。Najita和Hartunian的动机和手段引起我对某些思想史家学问和操守的怀疑。多年对一二代当代新儒家及其信徒著作的不满，迟早必须有一个发泄的机会。清华一年级时既已养成扎硬寨打死仗的脾气，快要退休的几年里，不但必须开始自修西方经典哲学和当代哲学分析方法，而且在先秦思想史方面也必须扎起硬寨。不过为扎新的硬寨，我决定在芝大退休之前从旧的硬寨再打一次死仗，以测验自己还有没有以往那种研撰的精神和毅力。这仗打出"南宋至今土地数字考实"长文，连着两期在《中国社会科学》1985发表。此文考证之缜密与原创性之高，弓I 起以考证精详闻于当世的谭其骧教授的回应：心仪积岁，缘悭一面。屡赐鸿文，受益良殷，顷又奉到大著论南宋以来土地数字。覃思卓识，远逾前修，钦佩无量。

然后希望我指导他治人口史的第一位博士生葛剑雄副教授。出自谭先生笔下的"远逾前修"四宇是我终身珍视的。

IV师生关系

学生选校、学校选学生是双轨的。我在芝大共24年之久，最令人难忘的是师生互选的例子——李政道先生长子中清（JamesLee)0芝大选学生有一良好传统：学生被取后一定再由一位资深望髙的教授把所有申请者都再检査一遍。我照例冬季不教课。1970年一天午后1时左右，正在地室书房工作，忽有电话来自地球科学系主任JulianGldschmklt，开头第一句就是你认识TDLee(李政道）吗。我说认识。他马上告我李的长子James在申请本科的信里说已经读过你的两部书，决定要来芝加哥跟你读书。你能不能写信或示意鼓励他来。大概考虑了半分钟后，我对Gldschmidt说，他愿来芝加哥当然很好，但是我们要考虑他一定非常用功、成绩超群，在本科即尽量听研究班的课，这点倒不是主要的考虑，因为他本科毕业，我可以教他比一般研究班还深的课，可以为他一人开班。问题在芝大及其周遭有似一座寺院，生活和文物远非曼哈顿比。年轻的人在这寺院般环境中熬了四年之后可能感到厌倦。我愿意保留他为一博士生，不必急着鼓励他来读本科。我将设法劝他四年后再来跟我读习。Gldschmidt同意了我的建议。

当晚我老老实实地和李政道电话中谈及此事，建议中清去耶鲁读本科，最好能从RbertSLpez(他利用Gena的档案，对欧洲中古晚期经济史做出重要的贡献。他有一篇论文和我讲中国的早熟稻在英国的EcnmicHistryReview同期发表）学到些专识和方法。知道我不久会路经纽约，李政道预约请我在他家吃饭，当面详谈一切。李政道开头就证明我的揣想完全正确。他先读了我的《明清社会史论》(即TheLadderfSuccessinImperialChina：AspectsfScialMtility,1368-1911)后，即向哈佛购买了我1959年秋出版的《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读完后让中清读。又告我中清幼时曾在日内瓦住了一年，所以法文尚有基础。同意我的建议，先去耶鲁读本科。

李的公寓是向哥大租的，房间宽敞、地点幽静。夫人秦蕙箬女士的父亲是画家又是收藏家。公寓走廊所挂四幅傅抱石的大山水册页是巿上见不到的精品，是李太太从家里带出来的。吴作人绘赠李政道的大横幅骆驼队一看就是精心之作。难得的是一幅李可染水墨山水，颇有创意，墨色深浅层次有序，不像一般李可染的画给人一种墨色压人的感觉，是我所见李可染的最精品。此外还挂了书画同帧的赵之谦。卧房有仇英大型山水册页，李说拍卖时他只买了夏和秋的两页，因为有题款和印章 的春与冬两页的价钱要髙出几倍。此外，专橱内的宋瓷、汉代青铜的虎符和印玺，两个足堪与故宫比美的明代白玉蕭，真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应顺便一提的是，据我多年的观察，李政道夫妇能把传统中国家庭的好处移到美国，中清中汉兄弟读书出色，及两媳都孝顺父母，每年除夕前后全家一定团聚。兄弟二人读本科时都是向学校贷款，几年后各自偿还，很早就养成自立的习惯。

三年后，1973年，李中清已申请芝大研究院。大概是初秋一天午后1：20分,我将要下楼去讲1：30分开始的研究班中国通史的课。电梯一开，不料走出李政道夫妇和中清。李政道是应芝大之邀请来给一个五天的seminar，并特别说明"今天早晨特别早一点从Cleveland开车，希望中清能赶得上听你一点半的课"。进了课室，我临时宣布改讲中国古代的年代问题，尤以武王伐纣之年为中心。在没有带任何参考资料的情况下，我原原本本地批判了董作宾的主观错误及考订年代的任意性，证明"武成篇"伐纣之日之内在矛盾，根本是两千年来无法利用的史料。进而说明《国语》周景王时伶州鸠说武王伐纣之年"岁在鹑火"的无稽，因为十二分野中的鹑火是东周的洛阳，绝不会是几百年前西周在陕西的丰镐两京。最后详阐《古本竹书纪年》伐纣是公元前1027年最为可信；司马迁获于鲁都的《史记鲁周公世家》史料价值极高，因除去一世鲁公伯禽之外，自二世鲁公以降都有具体年代和年份。积年到二世鲁公元年是公元前998年，距前1027仅29年，与成王元年伯禽被封为鲁公的年份很相符合。更重要的是《竹书纪年》是东周魏国的史书，西晋时始于墓中发现，是汉代史家所完全不知的，是独立于《史记鲁周公世家》以魏为主的周代纪年之书，而与鲁国纪年竟能如此合理的互相补益。所以《古本竹书纪年》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公元前1027年应该认为是绝对的年代。坊间论伐纣之年之作不下数10篇，其共同错误是把若干根本无法考订的记载强不可知以为知（近年在香港谈起，著名经济学者雷鼎鸣那天就在班上）。讲完之后，李中清走向前来，说："何先生，你讲的比耶鲁深多啦！"芝大最多只能给李中清三年资助，每年5500元。事后中清告我，耶鲁方面亚瑟莱特（ArthurWright)苦留他在耶鲁读博士，答应他如果有必要去中国大陆、日本或任何地方研究或搜集资料，以及去英国剑桥短期与Twitchett教授研究，所有费用都可由耶鲁负担，更不必提耶鲁本身助学金的宽裕了。结果中清还是决定来芝加哥跟我读博士。ArthurWright气得说出一句警告："Yuaregingtthe tigerpit!"(你竟情愿人虎穴！）

至于博士论文选题，学生当然可以自选之后和我商榷，但我也不时量材建议。例如两位语文、历史及社科根基都好，都要先去哈佛读完法学博士，再回芝大完成中史博士论文。一位是PrestnTr-bert，在普林斯顿四年级时已曾留学苏联，现在芝加哥任律师。他在哈佛出版的清代内务府研究，就是我建议的。另位宋格文（HughScgin)，我很早就建议他研究汉代的"孝"。重心是孝在制度史上的意义和作用。可惜他获得哈佛法学博士之后，既有律师的业务，又不忘从事中国古代法律的教研，始终没有完成他芝大历史系的博士论文。攻读图书馆学博士的马泰来请我做他博士论文的导师，他想作明代书院与东林运动。我说论东林之作已经不少，而专作书院制度者不多，而且二战前所谓的"标准作"盛朗西的《中国书院制度》，谓全国书院见于记载者300有余。我明明记得刘伯骥专门研究清代广东的书院，总数就在400以上。我建议马泰来第一步从所有的明、清、民国的各省府州县方志里有关明代书院、社学、义学的记载都梳理出来，按年代和地区制成纵横两表；统计有经有纬，即有望发展为第一流的专刊。果然，不足两个月，马泰来就制就书院纵横统计表。再加上他书目之熟，利用了芝大所藏全部北京图书馆和日本明代文集的胶片，以致对有关书院发起人身世资料搜集之完备，引起普林斯顿牟复礼（FritzMte)教授的赞叹。马为人非常谦和，虽经我屡劝，还是不肯将他的博士论文印成专刊。但前此他早已在欧洲著名的《通报》发表了重要的考证：晋代嵇含的《南方草木状》是南宋人依托伪作的。至今海外论东方图书馆界人士之真有学问的，众口同推马泰来不是没有原因的。

讲到长期师生关系，我以MarkEdwardLewis(现任史丹福大学历史系——可能兼他系——李国鼎讲座教授；今舂荣获InstitutdeFrance,AcademicdesInscriptinsetBelles-lettres奖金)应我学术回忆之需所写的长信，请人译出，以供读者参考。我觉得这种出于至诚的回忆应该有其史料价值的（我的回忆仅有一点与Lewis所言不符。我未曾主动建议他习梵文。他去台北之前来看我，说想专攻中国中古史，我劝他不要，因为要成第一流的中国中古史家必须要通梵文。不料他说既需要梵文就去学梵文。再有一点补充：经我函介，北京任继愈先生对他也帮了忙。那时任先生职务之一是宗教研究所所长。任先生曾派所中一位专家教Lewis读佛教典繪。

据我所知，目前西方汉学界学人工具之多、研撰志向之大无过Lewis者）。Lewis(2002年7月25日）的原信中译如下（原稿附后）：敬爱的何教授：

数曰前我已把刚完成的书稿（《早期中国的空间建构》）寄出，目前搬运工人正在帮我把藏书装箱，准备运往加州。趁这个机会正好给您写封信，就如您曾要求的，忆述一下我如何与|中国研究结缘，以及你我之间的一段师生缘。

当初我是因为Hutchins重视旧经典著作的传统，而决定入读芝加哥大学的。最初对乔姆斯基（NamChmsky)的语言学很感兴趣，故选修了语言学学士/硕士同步的课程。该课程要求学生要选修一科非西方语言，并要修读两年。当时我想阿拉伯文和中文一样重要，所以唯有掷钱决定，结果选了中文，想不到当时随意的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很快就给精彩的中国字体迷住，同时我选读KarlWein—

tmub的西方文化导论也令我意识到我对历史的兴趣比理论语言学浓厚，于是我设法集两者于一身。大学最后一年，我转为主修中囯历史，并且非常幸运地遇到您、MichaelDalby和Philip Kuhn,你们非常详细地把古代中国到民囯时期（除了宋元时期）的历史详细地教了一遍。我选了您的古代史（《东方的摇篮》由此引申）和明清史；Dalby的汉史，魏晋南北朝史和唐史；以及Kuhn的近代史。此外我还选修了Ry教授的文学课程和旁听了Ginsburg教授的东亚地理课。那是我读了西方文化导论后首次较深广地接#历史。无论在教学或研究方面，您已成了我的心目中的楷模。

其后的一年，我去了台北的史丹福中心学习现代汉语（白话文），并在台大修习文言文。之后到了柏克莱。蒙您的指引，在柏克莱我跟张琨学习语言学，并修读了一些Keightley、Strickmann和Wakeman的课。也全靠您的帮忙，那个署假我才能到香港中文大学跟严耕望先生学习汉朝的碑文，这两方面的学习对我整体的学术训练弥足珍贵。

返回芝加哥，我选了两门中国历史课程及一门您所提议的印度史，包括跟VanBuitenen学习梵文，这甚有助我对中国佛教的了解。您这次的提议又一次令我掌握到甚为有用的知识，有助拓阔我对中国历史研究的视野。

后来我决定要专修中囯早期的历史，并撰写关于战国时代和汉代的论文。最初我选了MichaelDalby指导我写论文，但当他不被大学留任时，我顿时陷入极大困境，学术研究前景也可能因而大受影响。幸而在这时，您及时解救了我。虽然当初在选择论文题目时您并没参与，您仍答允当我的导师；虽然您较后才加入我的论文工作，但您全情投入，细阅我的每个章节并在每个研究细节给予宝贵意见。假若少了您的帮忙，我的论文绝不可能那样快完成。

即使在论文口试顺利完结之后，您仍继续给予我无尽的支持。您建议WilliamMcNeill推荐我为哈佛"院士会"资浅院士(JunirFellwfHarvardScietyfFellws)，这是我从学生生涯过渡到教研生涯一个重要基石。除此之外，您又尽心尽力推荐我得到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的教席，虽然由于Hartunian和Najita在历史系的把持影响，以及负面的聘任教员记录，使我没有申请这个教席，但我仍十分感激您知遇之恩。回想起来，或许当时我留在芝大任教可能会较在剑桥为好。

我在剑桥期间，出版了两本书并完成了第三本的著述。在这段期间，我俩仍保持联络，我对您有关早期中国的论文非常感兴趣。虽然您对明清的社会史和人口史的研究早成经典，您早已是在国际上享有应得崇高声誉的学者，但您对新知识的追求，即使在您事业的后期仍一如以往般狂热，就算在退休后也十分积极及著述良多。这足以成为后之学者一个绝佳的典范。我真的希望将来我可以像您一样。

在剑桥这么久，我觉得我应在教学和研究上寻求一个新突破，而您对我的支持从未间断。在我申请柏克莱和史丹福的教席时，您的推荐是极为权威的。很多历史学者都尊崇您作为这方面的权威，并认为无人可与您媲美，而您对我的高度评价，令不少人对我另眼相看。虽然我一再强调我一直得到您思想上的引领和学术上的指导，您更是我进行教研工作的典范；您只要求学生尽力去达到学术上的精确和创新，但很多人对您给我的极高评语仍惊讶不已。我相信您的帮助绝对是我得到史丹福讲座的关鍵。由于这个讲座的基金来自台湾，因此很多人相信这一讲座必属华人，我相信只有像您这位备受东西方人士高度尊敬的学者才能为我廒得这一讲座。

同样，您的帮忙对香港中文大学给予我教授一职极为重要。因为您的推荐使中大对我感到兴趣，而您对我的称许才使他们决定予我教授一职。虽然后来我考虑到社会医疗保险的因素，决定留在美国执教，但中文大学的这个职位对我来说是一份莫大的荥誉。我会继续与中大历史系保持联络，希望将来有机会到中大去半时教学。您看看，这样妤的机遇也是全靠您一力促成。

由我最初读大学时选择研习中国历史，到研究生、哈佛时代，再到现时执教于史丹福大学，及得到香港中文大学的聘任，我学术生涯的每一步都得着您的扶持。作为学习榜样、导师和学术上的推荐人，自我选了中国研究开始，您就像守护神一样照顾着我。我相信这些对您来说是不足挂齿的小事，但您对我的引领和帮助，已超越了任何一个学生对老师、学者所能期望的。我在面对学生时，常以您为榜样，但我知道我永远也报答不了您的恩情。

学生Mark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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