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清华大学(上)

I考试与入学

经过山东大学一年的格外准备，我于1934年夏季终于考进清华，完成了童年的第一志愿。我们这级称为十级，是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改为大学后的第十班，应于1938年毕业。这年8月在北平、上海、武汉、广州报考者共4000余人，正取317人，我名列第二十一。此外尚有不少人总平均高于历届大一人学考试的最低录取标准的，于是清华当局决定增收备取60名。事后统计我级报到入学者共287人。自始我级即受空前国难沉重的精神压迫，隆重的开学典礼就是在九一八国难三周年前一日举行的。梅贻琦校长致词中强调指出严重国难中学生应尽的责任：……吾辈知识阶级者，居于领导地位……故均须埋头苦干，忍痛努力攻读，预备异日报仇雪耻之工作，切勿以环境优遇即满足自乐。尚有一事须大家极力注意者，即严守团体纪律，养成团体纪律化之美德，非但有利于己身，即异日服务社会亦受益莫大云云。

清华大礼堂（1930年代)

清华图书馆（1930年代）

上引《天津大公报》的报道既反映清华校风的笃实严肃，又预示政治风暴迟早势必来临。几十年来国内既已积累了相当大量资料忆述30年代清华领导学生抗日救国的事迹，本文自应一本初衷集中回忆个人的学习和自修的途径，并较全面地讨论一般不无误解的"清华历史学派"。

清华一向不公布入学考试分数。人学后注册课却公布了物理、髙级数学（大代数、平面解析几何）和初等数学的分数，这是-二=

-一

梅贻琦校长（1930年代)

为与理工方面选课有关。我的物理得77分，初级数学仅得55分，这两门都是我的弱门。既志愿主修化学，一年级必须选高级数学。为备今后教育史家参考，我在此应略追忆30年代国内主要大学入学数学考题的水准和难易。记忆犹新，在我被南开开除后的两年内，同学朋友间几乎一致的意见是大代数只做美国Fine所著教本中的习题是不够的，还需要做英国Hall和Knight合著的大代数课本中的习题才够用，因为后者较前者要繁难不少。当时一般的观察是交通（上海和唐山）、中央、浙大、武汉等大学的数学人学试题都比清华的繁难。我是数学方面终身的跛足者，不敢评估各大学间的髙下。但生平至友之一，已故天资颖异、多才多艺、第一流工程数学家易家训（1918—1997)教授，生前和我谈此问题不止一次。他说当时一般的观察是对的，这些大学入学数学试题是比清华的要"繁"不少，但他们的题目有些是"繁"而"笨"（stupid)，只有清华的题目出得似"轻"而实"巧"。最有意思的是易先生不是清华的校友，他是中央大学1939年毕业的。易先生对30年代的回忆，与杨振宁先生对八九十年代国内理工学科课程之过专、过繁、过难，是否可做历史的联系，尚有待专家们的考证。这问题的意义恐怕不仅限于数学教学，可能涉及全部高等教育设计的襟怀和取向。

n"发现"自己，磨炼意志

清华人学最初两三月内我作了不少自我分析检讨的工作。相当快即决定放弃化学改修历史。决意放弃化学原因有三。一是化学系自始即宣布大一化学成缋非达到相当高的标准，第二年不准人系。新建成四层高的化学馆是全校最大的建筑，但仪器等设备的限制使该系不能容纳太多的学生，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但当时化学系给一般同学的印象是太冷漠傲慢。二是张子高老教授的教学作风使我不满。他所采用的普通化学课本太浅，而试题一般都深过课本的涵盖，以致月考难倒了不少用功的学生。我在山大已自修过美国大二化学的标准课本：Chapin的SecndYearCllege aem/y,没有被他难倒。但我对他不主动指示同学参读较高一级读物，心中极不满意。第一学年终了，很有几位同学转入生物或地学系，就是由于化学课本太浅。第三原因是班上几位上海中学和苏州中学毕业的同学自始即表现化学根基的异常坚实。其中来自上中的刘维勤一两月内即贏得"BBNyes"的绰号（定性分析课本的作者是麻省理工教授AANyes)以我数学根基之差，如坚持主修化学怎能保证不落人后？

内心开始辩论的同时，西洋通史和大一英文给我带来无限的欢欣。西洋通史是全年8学分的奠基重课。由于外语系必修，其他文、理、法学院诸系选者亦多，班上同学超过百人，只能在星期-、三、五晚上在科学馆（已为物理系专用）三楼戏院式大教室上课。此课由刘崇镓（寿民）教授主讲。他出自福州世家，国学根基相当深厚，英文亦好，与夫人两江总督沈葆桢（1820—1879〉之孙女，书法俱甚俊秀。刘师教学的特色是笃实。课本不过是美国高中最通行的Hayes和Mn合著的上下两册的通史。他认为这两册细读消化之后应已能初步掌握基本史实。他另精选不少较高层次，但并非必读的参考书由学生自由抽读品尝。这些书都放在西文阅览室参考书专架上，由学生签字借阅，限时归架，违者罚款。

刘师为人谦虚和蔼，讲课极为认真。几乎周日晚间总在图书馆底层办公室里准备讲课的资料。他的演讲一般远较课本为深入，甚至有时太深人了而不能浅出，于是使我不避冒昧夜间就向他叩门请教，受到书目方面极好的指导。例如我最初抽读芝加哥大学近东考古和埃及学宗师jamesHBreasted(1865—1935)人门性的《上古世界》和耶鲁大学MichaelIRstvteff的《古代近东》两书后，即觉得眼界大开，趣味无穷，内心已在考虑是否应改修历史了。

恰巧此时一个小小的"挫折"更增强了我改修历史的决心。第一次月考我以为准备得很充分，不料因部分地误解有关埃及宗教试题的措辞重点，只得了89分。坐在我右上方的姚克广（后改名依林）得91分，对我说："能得89分也很不错啦！"这次月考得分最高的是张韵芝（上海中西女学毕业，英文极好，不久即加人中共，长期作研究和翻译工作）。姚的话是完全出于自然的，而且是纯友善的，我如果和他对调，也会如此脱口而出的。分数并不太重要，最书思维习惯如不认真改善，将来怎能应付全国竞争的留美或留英考试。所以我即刻下决心就以西洋通史这门课作为磨炼意志的对象。此后务必先求彻底牢记消化基本教科书中的大问题和细节，然后抽读较髙层次参考书中的精华，以期在考卷中能相机表现对问题了解的"深度"。果然第二次月考得了99分，上学期平均得"E"(Exceliem，超等）已居全班之冠。下学期更加用功深索，全年平均竟获"E+"，创了记录。追忆这项琐事绝不是幼稚的自我炫耀，而是直言无讳的招供——此后治学几无不遵守清华大一读西洋通史过程中所立的"扎硬寨、打宛仗"式自我磨炼的原则。

大一英文读本是陈福田先生选编的。陈是夏威夷的华侨，获哈佛教育学硕士后很早就来清华教英文，课余指导运动，尤其是棒球。读本内容极大部分皆选自美国作家及早期演说家。全书以美国散文及哲学家艾默生（RalphWaldEmersn，1803—1882)的"自信心"（sdf-reliance)和英国牛津散文及宗教辩论家牛曼（JhnHenry Newman,1801—1890)论大学教育的性质与范畴二文为最精深。这两篇的不少词句是我清晨常在气象台前空旷的草地上朗诵的。读本还有几位美国小品文家富有敏锐人性观察、幽默深刻、至今仍觉趣味隽永的文章 。当时外语系的政策是促使学生速读、速解、速习，所以读本读得极快。课堂上教授不停地抽点同学口答较难词句意义。工学院同学往往对此课叫苦连天，因此不敢不头一晚拼命捧字典查生字。每两星期作文一次，由助教或教员评改，教授抽阅。这门大一英文和西洋通史给我英文双管齐下用功的机会。

大一国文我班是由俞平伯先生主讲。除课本外，我们必须课外加读梁启超《饮冰室全集》中预选的不少篇，月考时由俞先生指定默写或重述其中的某篇。这题大约占总分的四分之一，目的在使我们能写出清通流畅的文言文章 。俞先生虽兼重章 句训诂，讲课精彩之处却在批评与鉴赏。讲到《诗经豳风，七月》"春日迟迟"，《古诗十九首》里"白杨何萧萧"，俞先生引起我们哄堂，因为"迟迟"和"萧萧"的美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所以俞先生只好再三地大叫："简直没有办法！"记忆所及，俞先生诠释《论语微子》荷荼丈人讥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时，引证了不少古籍（巳完全忘记），以期说明"不勤"就是"勤"，"不分"就是"分"；意思是人人四体都勤，人人都能分辨五谷，谁能被认为是夫子呢？至今思之，我对他这种诠释还很怀疑。俞先生风雅自赏，对学生要求不苛。大一国文最负责、最严格的要数朱自清先生了，我没有被排在他的班上。

回想大一这年，西史及英文投入时间虽多而仍自觉不足；化学和数学连最低必要的实验和习题都想逃避。年终化学虽因时常不做实验大大扣分，成绩仍相当高于人系的最低标准。但数学大考之后自知万难及格了。难道下学年一定要选逻辑以补足数学的6个学分吗？越想越不甘心，三十六策，"诚"为上策，决定去西院求见主授我这班高等数学的教务长郑桐荪先生。我首先向郑先生扼要说明全学年读书及志趣改变的过程和磨炼意志的决心。为了磨炼意志，我情不自禁地走向全心全力自修文史的极端，不幸丧失了自我控制，同时走向完全忽略数学的另一极端。自知数学不能及格是责无旁贷的，但如果下学年非以逻辑来补上数学的6个学分不可，我自修文史的计划将会受到相当大的挫折；如果我不是真用功有大志的学生，也决无颜面来请求教务长予以破格考虑。郑先生问我几个问题之后，说因高等数学考期晚，卷子还没有看，等看完卷子再行定夺。在西洋通史全年总分公布后一日，高等数学的分数才公布。我的学号是2356，怎样我也找不到，直数到2700以下，最低一行我的学号才出现，结果是"I-"(Inferir下等之下），总算极勉强地过关了。1990年春接到郑士宁学长（桐荪先生长女公子，世纪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的夫人）邮赠的、政协吴江县文史资料委员会所编的《郑桐荪先生纪念册》的次日，谢函中首次有机会表达蕴藏心中半个多世纪的一点挚情——追称桐荪先生为"恩师"。

永不能忘，与读书方面"扎硬寨、打死仗"平行的磨炼意志的办法是"自我诅咒"：今后在清华读书期间如果进城去听一次京戏，留美或留英考试就必名落孙山。这个预设的自我诅咒乍看非常幼稚可笑，特别是自幼最爱看武戏，杨小楼这位空前绝后的武生泰斗是在天津梦寐以求多年也看不到的；名净郝寿臣等也是慕名已久，而且在北平很容易买票。那时如周末进城看夜戏可以住在竹马之交诗人朱仁健(英诞）报子街家里，不必住客栈。此外，我当时非常明白，不是每个周末都能有效地吸收新知，有时会白白消耗于青春多维的烦恼，反不如偶或以"美"的享受妤解长期困读的疲乏。可是，看一次杨小楼就想看第二次，就想看郝寿臣……一件事"屈服"就会引起第二件事的"屈服"。预设自咒明明是"傻瓜"，傻瓜就傻瓜吧！

70年后，我还可以把这-种"傻瓜"的根苗追溯到13至14岁之间庚午的农历除夕（1930年2月16日）。照例，我家除夕之夜，全家老幼，包括用人，都去东天仙剧院包厢里看戏，只有厨子留在家中包素饺子以备次日元旦食用。我平素也极喜欢这个票廉戏美的剧院的戏。不知何以临时忽然冲动，决定不去，开了庭院所有电灯，戴上皮帽，围上围巾，踱来踱去，几十遍地朗诵那篇意义远远尚未全懂的、林肯一生最著名的盖茨堡（Gettysburg)战役后的演说(1863)。这个除夕半莫名其妙的怪癖和1934年秋冬间傻瓜式的意志磨炼，是我青少年挣扎成长期间两个终身难忘的里程碑。

in培养自修习惯

所谓自修是指课程以外有用知识和写作能力自我培训的工作。第一学年终结之时，我已深深了解应付课程不难，而自我学识奠基工作却是无止无休的。1935年暑期回天津小住半月，父亲对我主修历史的决定和西史及英文的成绩感到相当满意，随兴问我："你初中毕业那年暑假曾翻点过《史记》一二十篇列传，今后是不是也应该读点英国的4太史公？英国有没有类似太史公的大史学家？"我一知半解地回答："英国王室从来没有像先秦郝样的史官，但英国最有名的历史家恐怕是18世纪的吉朋（EdwardGibbn,737—794)，他的不朽巨著是《罗马帝国衰亡史》。"我本曾想过迟早应该试尝传统英文史学名著的滋味，经过父亲一问，索性就决定在大二这年自修吉朋了。好在北平东安市场很容易买到MdemLibraryGiants新印的三巨册吉朋，而且价钱极公道。

秋季开课前两三周，系主任蒋廷黻（1895—1965)先生巳自苏联及西欧休假返校，我下了很大的决心秋间选他近代中国外交史这门重课。不料开学前向他请教选课时，他极坦诚地对我说，（刘）寿民先生巳经把我读西洋通史的经过和他谈过，他觉得我在二年级应该继续集中攻读刘先生欧洲19世纪史这门非常重要的课。不但要读大量的参考书，还要写专题报告，这样用功一年之后，才能对欧洲近代史打下坚实的基础。蒋先生告我，下学年，也就是我三年级（1936—1937)这学年，他将开一门大战前欧洲外交史的新课，届时我除了选他年年都开的近代中国外交史之外，还应同时选这门新课。欧洲和东亚同时攻读当较易收融会贯通之效。他的指示和决定使我感佩欣幸不已，因为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对中美及中英庚款考试历史及政治等学门都很重要，他为我下学年课程的设计将大有裨于培育将来考试竞争的潜力。

二年级既未选近代中国外交史这门重课，自然能挖出时间自修吉朋。若干年后反思，自修吉朋，谈何容易；当时不但史实知识不够，英文程度有时亦感不足。吉朋那种对人性具有深刻了解、富于哲理的观察论断，绚丽堂皇、铿锵典雅而又略含讽刺的词章 短语，偶或不易真懂；可是，凡能真懂的卓思妙句却对我七年后的中美庚款考试发生出乎意料的积极作用。

1935年12月爆发了如火如荼的"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请愿、罢课、罢考使得任何人都无法专心读书。不幸我也被卷入校内的政治斗争。就求学而言，对我更大的打击是在此同月10个月后改任驻苏联大使。他为我精心拟定的三年级选课计划全成泡影。1936年初春复课之后，痛定思痛，下最大决心自秋季三年级开始，尽力抽出全学年的课余时间，实现系统自修欧洲外交史的计划，务求能达到为将来留学及学位考试真正奠基的目的。

上述自修计划是在异常沉重的课程担负和煞费苦心"偷取"时间的情况下实现的。因为蒋先生从政之后，我把三年级课程的重心转移到国史方面两门高水平的重课——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史和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当时的想法是：不管将来专攻哪些历史部门，决不能错过品尝体会这两位大师治学方法和风范的机缘。

陈师这门功课的起码自习的读物是《资治通鉴》的"唐纪"。班上学生可以自选一题练习考证，学年终了交卷，也可以不选题撰文，期终笔试。我选了唐代皇位继承问题，每星期至少要用两个半天在中文阅览室反复翻检《旧唐书》、《新唐书》及参考书架上唐代政典之类的资料，这是耗时最多的一门功课，所投人的时间大约相当于用在欧洲外交史的自修。冯先生上课有一特点：学生如不发问，他大都默坐不语，不主动开讲。可是回答学生问题时，他往往能用日常事物比喻乍看之下艰深的哲理，或把原文的意蕴层次分析得停当人微；而且有时妙语如珠，耐人寻味；他的口吃更增加他的幽默。我的政策是：事先把下周所讲的对象先速翻读一通，有问题即在星期一下午班上提出，星期三、五下午的班往往不上，偷出的时间投入隋唐史专题资料的勾稽和分析。

这学年（1936—1937)系中新开史学名著选读一课。孔繁露先生担任吉朋《罗马帝国衰亡史》；雷海宗先生担任当时轰动世界的德国历史哲学家施本格勒（swaldSpengler,1880—1936)的《西方的没落》（TheDeclinefTheWest德文英译）；刘崇铳先生担任SidneyBFay的《世界大战之起源》（TheriginsftheWrldWar)和刚刚出版的WilliamLLanger的《帝国主义的外交》（77ieDiplmacyfImperialism)0我选了吉朋是因为二年级时我已课外读了他这巨著中最精彩的部分，以此课余出的时间"自修"而不正式选修刘先生的欧洲外交史名著选读。此学年我还读习陈铨先生的第二年德文。为加强阅读德文的能力及外交史知识，我结交了避难来华犹太籍德文教员雷夏（EricReicher)先生，请他指导我攻读我自己选自德国外交密档DieGrssePlitik第九及十四册中几篇有关胶州湾交涉的电文，以作为利用外交档案的初步练习。

三年级不是平静度过的，中间经过西安事变的狂飙和校内的政治斗争，我不但卷人，而且受到校方严惩。但从求知的观点反思，这学年选课和自修的对象是古今兼顾，中西并包，收获差强人意，意志方面也得到进一步的磨炼。隋唐史论文"唐代皇位继承问题"原系国史考证分析初次练习之作，事实上，挖掘出不少前人未曾论及的史实细节，似尚不无参考价值。但因时间紧迫，事先未暇细检《全唐文》，以致将德宗贞元元年（公元后785)以后的神策军使都认为是宦官。陈师法眼，封页仅批12字："神策军使，非必宦官，尚需详考。"分数：80。我对此文投入不少时间，对结果并不失望;因陈师评语反映另一更重要事实：我在"处女作"中处理有唐300年间一个关键政治及制度问题并无大错。此课班上有高我一级的杨联陞，同级的汪篯等，和旁听生周一良先生的未婚妻、燕京的邓懿。据所知，杨联陞得最高分（87)，他的班上论文"中唐以后的税制与南朝税制之关系"不久就在《清华学报》第12卷第3期（1937年7月）刊出。据清华同屋黄明信老友回忆，当时隋唐史班上选作论文者得分一般在70—87之间，而不作论文仅参加大考者一般在65—75之间。那年大考只有一题：武则天在唐史上的地位。

北平清华三年之中，各课考试结果最令我"自豪"的不是西洋通史创记录的"超上"，而是中国哲学史的94分。那年全班大概不足40人，全年大考得90分以上者三人，另外两人是:冯宝麟（1915—1995;1935年入学考试第二名，即后来长期主东南哲坛的冯契）得96分;黄明信(古藏文一等专家，其力作《西藏的天文历算》2000年冬已由青海人民出版社精印问世，而且获得《大英百科全书》的邀请改正内中有关藏历文章 里的错误；但不知何以一生心血所在的《吐蕃佛教》至今迟迟尚未刊印）得90分。我之所以"自豪"有三个原因。一是对此课并未投人很多时间，事实上是不时"旷课"的。二是我前此的读习大都在力求掌握基本史实，很怕理论性的书，即使当时略翻经济、政治、社会等学原理和一两种欧洲思想史方面的著作，即对西方抽象而又极有系统的思维方式感到陌生可畏；不期"勇"读冯师名课竟能获得意外的高分。三是冯师最注重古今思想家体系之大小和体系中步步推理是否完全圆通；他对学生思维能力的要求也是相当高的。能得到他的"嘉许"（仅反映于分数）大有助于增强我以后处理较抽象问题的信心。但我一生治学"镡命"之源，在自始即有自知之明：我的资质和训练不宜过早从事思想史的研究，必须长期在经济、社会、政治、制度、文化诸史知识达到合理最低必需的深广度以后，才有能力钻研思想史；否则势必陷于过空、过迂或过浅，只能看到表面，不能窥探思想流派的深层意识。

IV30年代的清华历史系

早在旧制的最后四五年内（1925—1929)，清华学堂曾创办过"清华国学研究院"。这所极不平常的国学研究院，教师的选择极严、人数极少，而国史方面仅有的梁启超（1873—1929)、王国维(1877—1927)和陈寅恪（1890—1969)三位大师就已"富可敌国"了。该院对所收研究生国学基础要求之高而且专是古今罕有的。但是，原来作为留美预备的清华学堂行将改为四年制的国立清华大学，文、理、法、工四部诸系亦行将共筹创建一所规模完整的研究院之际，一所没有本科基础，只收专门国学人才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在体制上就与全校发展计划发生无可调和的冲突。再加上人事方面王国维的自杀（1927)和梁启超的长期告病，1929春清华国学研究院就宣布永久停办了。①在改制以后的历史系和中国文学系里，陈寅恪是国学研究院硕果仅存的大师了。由于这种历史关系，更由于近20年来国际汉学界对陈寅恪文史贡献的研究和讨论十分热烈，前后刊出不少篇论文和一本论文专集，目前不少学人认为陈寅恪是所谓的"清华历史学派"（如果这个名词是恰当的话）的核心。事实上，30年代的清华历史系绝不是以陈寅恪为核心的。可是，由于陈先生直接间接的影响，学生大都了解考证是研究必不可少的基本功。自1929年春蒋廷黻先生由南开被聘为清华历史系主任以后，历史系的教师、课程和教研取向都有很大的改革。与当时北大、燕京、辅仁等校的历史系不同，蒋先生强调外国史（西洋和日、俄史）的重要。在《清华周刊》1934年6月1日的"向导专号"里他明白指出："就近两年论，史学系每年平均有二十二种课程，其中①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一192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第十章 "清华国学研究所"；停办经过，页368—376。

中外史各占一半。"①

1980年被访问时，我对30年代的清华历史系曾作了以下扼要的回忆：当时陈寅恪先生最精于考据，雷海宗先生注重大的综合，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专攻中国近代外交史，考据与综合并重，更偏重综合。蒋先生认为治史必须兼通基本的社会科学，所以鼓励历史系的学生同时修读经济学概论、社会学原理、近代政治制度等课程。在历史的大领域内，他主张先读西洋史，采取西方史学方法和观点的长处，然后再分析综合中国历史上的大课题。回想起来，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只有清华的历史系，才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囯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清华历史系的方针虽然比较高噱远瞩，不急于求功，可是当时同学中并非人人都走这条大路。我自问是一直真正走这条道路的。②蒋先生革新和发展清华历史系的主要措施有四。

(1)首先由武汉聘请雷海宗先生回母校主持中国通史这门奠基课程。雷先生无疑义是当时国内对欧洲中古史和宗教史了解最深刻的学人。他1922年清华学堂毕业后，在芝加哥大学主修历史、辅修哲学，五年之内完成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之后，不久即在中央大学和金陵女大开始以文化形态史观试图建树中国通史的宏观理论架构。雷先生的中国通史引起多数学生极大的兴趣和好奇心，但在系内不是完全没有非议的。③清华大学校史编辑委员会，《清华大学史料选编》（清华大学出版社，，第二卷（上），1991，页336②引自何炳捸，《中国历代土地数宇考实》（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5)，"虔，，

③详"专忆4:雷海宗先师"。

(2)利用清华研究院为国家培植历史教研人才，内中一部分可以配合清华历史系的需要。清华研究院的最大吸引力是：学生的课程和论文如皆能达到相当水准，可由清华资送出国深造。根据已有教研资源，研究生只能自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和清史之间选择其一作为主修对象，好在选择中西史课程的范围是非常之广。兹将清华历届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年份及论文题目排列见下表。

年份姓名

1933

193419361940

正

1933朱延丰

1934王信忠

马奉琛姚糠元王栻

课程成绩

11

)

1080(上-）1140(上+)

1934张德昌,1143(上+)

1130(上+)

(成绩不详）(成绩不详）

1942吴乾就（成绩不详)

论文题目及成绩

"中法越南关系始末"(110，上）突厥事迹考"（110，上）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

(1175，超-）

"清代鸦片战争前中西海舶贸易之研究"（110，上）八旗兵制考"（成绩不详)北朝胡姓考"（成绩不详)清朝三品以上大臣之身家背景"（成绩不详）"清代云南回民叛乱"(成绩不详）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