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清华大学(下)

"天堂"与"精神"

如果我今生曾进过"天堂"，那"天堂"只可能是1934—1937年间的清华园。天堂不但必须具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充裕的物质资源，而且还须能供给一个精神环境，使寄居者能持续地提升他的自律意志和对前程的信心。几度政治风暴也不能抹杀这个事实：我最好的年华是在清华这人间"伊甸园"里度过的。

当1934年秋9月以一年级新生的身份走进清华校园的大门(现校墙已拆除，这南门巳不通行），空旷草坪的北面屹立着古罗马万神殿（Pamheii)式的大礼堂。无论是它那古希腊爱奥尼亚（Inic)式的四大石柱，古罗马式青铜铸成的圆顶，建筑整体和各部分的几何形状、线条、相叠和突出的层面、三角、拱门等等的设计，以及雪白大理石和淡红色砖瓦的配合，无一不给人以庄严、肃穆、简单、对称、色调和谐的多维美感。70年代我曾应邀赴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兹维尔（Charlttesville)城弗州州立大学演讲过夜，就下榻于杰佛逊（ThmasJeffersn，1743—1826)总统亲自设计的罗马万神殿式大礼堂左侧的宿舍，所以有充分的机会研赏这位多方面天才的杰作。

我觉得这座名满寰宇的建筑的形、线、面似乎稍稍失之过"繁"；再则这座大礼堂的东西南三方都是宿舍长廊，所以礼堂本身反有受"囿限"之感。相形之下，清华的大礼堂，因有南面无限的阳光和开阔草坪的"扶持"，显得格外"洵美且都"。也许是感情在作祟，我一直相信清华大礼堂是中国最美的古典西式建筑。

大礼堂东北越过小溪便是具有非常高雅柔美外形的图书馆。图书馆后面的北院是最西式的教授住宅群。向西从北边绕过古色古香"水木清华"的工字厅和古月堂的长廊荷池假山，便是田径场和"罗斯福"体育馆（馆之定名是因为老罗斯福总统任上决定以美国超收庚子赔熟归还中国）。再向西远眺就看到颐和园的塔尖和玉泉山了（30年代只有清华学生能从喷泉饮池中喝到"天下第一泉"的泉水）。清华园虽无四季不断的繁花，但每逢春假时节，三院前万朵怒放的榆叶梅所织成的粉红锦幔不知曾增加过几许"少年维特的烦恼"；工字厅畔的春藤夏荷和生物馆前的夹溪垂柳不知曾引起了多少青春骚客的幽思。

当时所谓的四大建筑——大礼堂、图书馆、体育馆和礼堂草坪西侧的科学馆——曾被外界批评为过于奢侈浪费。殊不知学校当局髙瞻远瞩以期一劳永逸，不但建筑外形设计美观，内部设备亦最先进，为当时（甚至到解放以后）国内所仅见。例如图书馆中西文阅览室的软木塞地板，书库中钢架和厚玻璃地板，暖气及卫生设备，等等，处处予人长期的享受和永恒的美感，正是因为清华物质环境的优美舒适，来自远方的莘莘学子才会情不自已地从内心发出暗誓：决不能辜负寄旅于此人间天堂的机缘与特权！

清华对学生生活的基本需要是照顾得很好的。校内学生食堂有四：二院、三院、四院大食堂和女生食堂。此外还有所谓的清寒食堂，全餐不超过1毛或1毛2分。我1934年秋入学时，住在二院，二院是唯一没有抽水马捅的旧宿舍，但其食堂不无特色。最受欢迎的是软炸微焦的肉片，不知何以称作"叉烧"。饭和馒头管够，全荤和半荤及素炒价格都很合理，大约两毛以内可以吃得不错，如邵景洛（1935年夏，杭州西湖）作者（1937年秋，上海）三四好友同吃可以更好。第二年搬到新盖好的七院，就经常在四院新的大食堂吃饭了。座位多、上菜快、极方便。我和生物系的林从敏、同屋的黄明信和其他南开老友们合吃时，常点西红柿炒蛋、炒猪肝或腰花、软炸里脊、肉片炒大白菜、木须肉等菜，均摊每人大约两毛。遵父命，一切应节省，唯吃饭和买书不可省。所以冬季大考我有时一人独吃，先几口吃掉红烧肘子（不大，2毛4分），再点半荤素菜吃饭。有时出校门去换换胃口，到倪家小铺叫一碗特别先以葱花、肉片、生大白菜"抢"锅的汤面和一张肉饼。想不到我1938年上海光华大学借读毕业后获得哈佛燕京社500元研究生奖金后，居然发现在自清华搬去的倪家小铺里很有些燕京顾客点"何先生面"！可见任何简单的事稍为用心总不会错，合口与否就妙在是否"炝"锅。：、清华园内教职员的厨房有三。西记厨房的菜略胜于大食堂，一般供应单身的助教和教员。我偶尔也去吃几顿。东记讲究，菜有大馆子风味，只有外卖，并无桌椅。只要有耐心，馋者如等到小柜台式"桌面"空出，也可以过瘾一顿。很纳闷，何以历史系高我两级的沈鉴，浙江孝丰籍，几乎经常占得到那尺半见方的柜面；他四季都穿西装，但穿在他身上西装也"变"成中装。他利用清华所藏陆军部档案撰成的论文（1936)，不久即刊于清华的《社会科学》。此夕卜，工字厅西餐馆最重要的经常顾客是吴宓教授。我三年级时曾承他两度赐馔。第二次主菜共有一大盘12薄片烤牛肉，主人吃了不足两片，其余我吃光。事后我在田径场慢步至少半小时才返回房间。

清华合作社备有日用品、水果、茶、咖啡、汽水、西点等物。法国面包房的点心相当的贵，可是很不错。英商柠檬山海关牌汽水是标准老牌，法商马记着色的櫻桃、柑橘味的酸甜汽水记得1毛4分一瓶，相当一顿饭的代价。北京附近水果，有鸭梨、小白梨、鸭广梨、紫葡萄、吃不尽而一般人也不愿多吃的各种柿子。北方长大的喜欢吃北京的紫萝卜，黄明信和我更爱吃天津小刘庄的青萝卜。有一次晚间我俩在屋里大嚼青萝卜、大喝其浓茶，老寇开门来灌开水时，一闻就大喊一声："您二位，这……是怎么回事啊？！"林从敏每年冬假后从烟台带来洋梨和苹果各一大筐与南开、潞河诸友，以及其他级友分享。此乐是一生难忘的。

清华有注重体育的传统。男生淋浴完全设在体育馆而不设在宿舍，就是为了"强迫"学生去运动出汗才能冼澡。每学期三元的洗衣费是再公道不过的。马约翰先生老而益壮，三九寒冬要我们和他一样只穿背心裤衩，在田径场先跑800或1500米再进体育馆做他项体操。除玩篮、足、排球外，我们也练木马和单双杠，但练得很不够。回忆南开初中时我最狂爱各种运动。1932年秋获乙组百米第一、初冬跑了一次往返八里台的"越野赛跑"之后，我就挂钉鞋不再运动，专心准备投考清华了。在青岛山东大学的一年（1933—1934)首次发现气力已可连续打四五十分钟的篮球了。南开是极少数有棒球场的中学，我南中棒、垒球的训练使我在清华第一年名列棒球校队之中。校队成员可免上体育课，但清华棒球队全被夏威夷的华侨特别生所把持，没人教我防守、击球、偷垒等较高的技巧，因乏味第二学期我就退出校队了。当时最普通的出汗方式是参加"斗牛"——不论人数和规则，由你乱抢、乱打、乱投的篮球。总的来说，我在清华三年从不特别训练，但因青春年华体力逐年自动增强，除游泳外，我各种运动的水平都肯定在一般之上，仅仅在校队之下。例如1937年春我穿网球鞋跑100米，成绩122秒。夏翔先生相当惊异，他说这是就他所知校队之外最佳的成绩，并问我何以不加练习，打破12秒就可望参加全校400米接力队了。这年春天，按肺活量、双杠和站立量器之上双手把木柄向上猛提三种举动计算所得的总分745，夏先生说是已达到标枪国手彭永馨的水准了。

但七七事变之后长期丧失经常运动的机会，以致在海外生活半个多世纪，也始终未能重新燃起锻炼身体的意志；一生体力再也无法超过20岁时的顶峰，实在令我不胜感慨。可是，中年自称"蒲柳先衰"的杨联陞学长永不能忘我曾经是"斗牛壮士"（见下页原诗）。1938年秋北平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日文秘书、燕京历史学会会员萧正谊先生和我初见之后，对清华七级学长陈(陈岱孙先生堂弟）表示惊异："我以为何炳棣是江南文弱书生，没料到他是关西六尺大汉。"

清华自然环境、物质设备、生活、读书、运动等条件固然均臻上乘，最令人怀念不已的是30年代清华的精神。诚如本章 开头所说，当我们步入清华校门远眺近望大礼堂及其周遭雅秀清简和谐"经典"之美之际，就不由己地感到精神上的自我提升和立志践履自强不息的古训（也是校训）。60余年后回忆，那图书馆柔美外观的背后有令人难以相信的服务精神与效率：西方新书出版不到一年往往巳经清华编目，或立即作为指定参考，或已插放在书库钢架上了。例如外交史名家兰格1935年中才在美国出版的上下册《帝国主义的外交，1890—1902》，我三年级开始（1936年初秋）巳能读到。这就必须归功于刘崇铳师经常对书目书评披阅之勤、选择之精和编目组主任毕树棠先生等工作的极度认真了。一系一课如此，其杨联陞写给作者的诗

余概可想见。

30年代清华精神的至髙表率是校长梅贻琦（月涵）先生。业师刘崇铳对梅校长性格为人论析最中肯要：他处事态度谨严，守正不阿，坚定不移。治事善辨轻重，明识大体。……实事求是，诚恳待人。最令人钦佩者乃其人格感召。其个人志趣高尚，严峻自持而富幽默感。自奉俭朴，数十年如一日。对清华巨额基金丝毫不苟。①我们1934年初秋入学后，最初只看到他洵洵儒雅、和蔼谦虚、近乎木讷、"过分"谨慎的一面，正如校园里流行的一首打油诗所描述校长讲话的特色：巧乎v>rvvv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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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录自台湾新竹《清华校友通讯》，新109期（1989年10月31日），页28。

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以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诚如生平至友、著名生理学家林从敏所指出，当年清华美丽幽静的生活背后却隐藏有"极不稳定的因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一系列游行、示威、罢课、请愿。1936年12月29日正当年终大考的第一天，军警来校逮捕无辜同学数十人，而名单上重要的同学数人被同学抢救。一部分左派同学认为是教务长潘光旦先生供给当局的，因此翌晨他们企图向潘围攻。林从敏目击此事并事后追思：

……我到达校门时，在警卫室的北面，潘先生的两个拐杖已经被丟在地上，他用一条腿边站边跳来保持平衡。我与级友方巨成（《周恩来传》作者之一）赶紧去左右扶持了他，将拐杖拾起，陪着他走到大礼堂阶上。这时前后还有人呼喊，但并未动手打，潘先生头发凌乱，却面带笑容。这时候从科学馆方向慢步走来了梅校长。梅师身着一件深灰长袍，登上礼堂阶后，站在潘教授之旁，面对着二三百同学，有半分钟未发一言，显然是尽量地在抑制他的愠怒。那些夹在人丛中呼喊推打的同学都安静下来。最后梅校长发言了：你们要打人，来打我好啦。你们如果认为学校把名单交给外面的人，那是由我负责。……事实上潘教务长与学校当局没有将鼓动学运同学的名单交给军警特工人员。潘先生，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倡言民主自由言行，不可能作出这种出卖同学之事。而梅师爱护学生如子弟，只有言教、身教，不会帮助他人来残害自己学生。在"战后"复校之后，他拒绝官方压力与要求，不解除吴晗教授聘约，以后甚至通知吴教授及早脱险离去，这才是梅师爱护学生的表现。……山

从这类已经罕为人知的史实，不难知道九一八以后梅校长这位舵手之所以能把清华这条船"安全"地航行于一系列惊涛骇浪之中，不得不归功于他性格中不轻易表露的坚韧与果毅。

与当时北大蒋梦麟大倡"校长治校"的口号（逻辑上暗含校长与教授的对立）迥异，清华传统"教授治校"的原则（本部分地源于早期教授与政客型校长的斗争）事实上变成校长教授互相尊敬、合作无间、共同治校，最和谐、美满、高效的新局面。30年代的清华不但是校史中的黄金时代，也构成全国髙教史中最令人艳称的一章 。

回忆战前清华三年里个人只笼统地觉到确曾受到清华精神的感召，但究竟什么方面怎样受到一些感召却不清楚。近来细读梅校长遗作"大学一解"（《清华学报》，第13卷第1期，1940年4月）而另加反思，才有进一步的体会。要而言之，梅师此文贯通中西古今，取义至高。他认为一般大学仅仅供给书本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寻常教学方法所不及顾"者是学生的意志与情绪，而这两方面皆有赖"教师之树立楷模"及"学子之自谋修养"。只有"为教师者果能于此二者均有相当之修养功夫，而于日常生活之中与以自然之流露，则从游之学子无形中有所取法"。文章 进一步指出"个人修养之功，有恃于一己努力者固半，有赖于友朋之督励者亦半"。梅师此语字面虽浅显易解，其内涵智慧与真理却只能出自对一般高教的优点和缺陷长期的观察与体会。

诚如梅师所说，我在北平清华的三年中身受师友督励之惠甚多。例如1935年夏季开学前初谒蒋廷黻师谈选课事，蒋师开始即说刘寿民先生和他已谈过我一年级的课业，因此特别精心为我计划二、三两年级应选的主要课程。系主任对低年级学生的特殊关①录自台湾新竹《清华校友通讯》，新109期（1989年10月31日），页29—33。

怀使我感到受宠若惊，更加激发我力争上游的决心。再如多年后我的连襟金属学专家王遵明（七级1935年毕业），留美之前在物理系充助教，因江西同乡关系与理学院长吴正之先生几乎无话不谈。

吴师曾以笑话方式告他，我级（十级1934年人学）状元李整武微积分班上时常不缴习题，引起教员华罗庚大大的不满；吴对华说："他缴不缴习题，你不必管，他在自己脑子里会作的！"这对天才学生是何等的关怀与了解！再如任之恭先生在昆明曾面告，他虽未曾教过九级（1937年毕业）人学状元林家翘的普通物理，但系中同仁不时追忆1933—1934年林以一年级新生选萨本栋先生普通物理季终考试时，萨和同仁研究某试题所有的可能答法，等着看林是否选最简捷漂亮的答案。结果林的答案出乎所有教授意想之外，比任何预想的答案都高明！这类亲历亲闻的"轶事"才真能深刻地反映清华的精神。

清华精神当然也反映于同学间的互相砥砺。我的性格有其外向和内向面，一般而言，我是不愿主动先向高班老大哥们"破冰"的。一二年级时朋友圈子较小，已记不清三年级时如何和高班及研究生中几位"闻人"开始交谈专业和个人志趣的。首先应一提当时经济系研究生徐毓楠学长。因该系主授统计的赵人镌教授和我家是世交，我常到赵家吃饭，见书架上有不少数学专著，我问他经济学家怎会用得上如此高深的数学。赵先生非常坦白地对我说，他有好学生徐毓楠，自己经济学的知识不过比徐占先一两步，如不用功很容易就被徐赶平。徐不久即考取中英庚款，获得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徐和我在西文阅览室一向是隔桌斜对面而坐，到第三年终于作了两三度恳谈。再如七级政治系研究生陈明翥学长，积累了不少留学考试经验。他有好洁癖，时常躲在门后，等人开门，他总是抢先跳出，以避免手触门上"污秽"的旋钮，绰号"老妖"。不知何以他最后主动告我考试经验和诀窍，并对我大加鼓励。八级学长政治系的靳文翰对我大谈基本功的重要，告我他把奥本海姆(ppenheim)的国际公法，包括小注，已经读了八遍。他终于考取中英庚款，现为复旦大学荣休教授。再如闻一多先生高足、东北籍日文极好的孙作云学长，毕业论文"九歌山鬼考"已在《清华学报》刊出，对我大谈诗歌与神话。七七以后他留在北平，1938年底读了我在燕京《史学年报》里"英国与门户开放政策的起源"后对我的鼓励至今难忘。1937年春，那位被张申府先生特别称赞"下笔万言"专修德国哲学和文学的李长植（长之）学长，也对我几度滔滔不绝地大谈哥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和"浮士德精神"，并鼓励我多读多背英文名著。不久他竟自招追求北大校花徐芳所遭受的挫折。我也竟敢劝他减温，指出徐芳自己既是"才女"，便不需要另位浪漫文人哲士，很可能喜欢具有高文化的武人。不期竟而言中，徐芳逃到台湾之后，果然嫁给中年断弦的儒将徐培根。

立言本身就是不朽；"言"的形式与内容如系日记，其史料价值尤高。吴宓先师充满矛盾的性格（浪漫诗人对爱追求而又处处受制于律己极严的伦理标准），中西古今人文修养的深厚，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长期倡导，对陈寅恪师终身不渝友谊及敬慕的亲切记录，以及坦诚率真、奖掖后进的嘉言懿行，都是我国20世纪人文学人所稔知，无待多言。不料《吴宓日记，1936—1938》（北京：三联书店，1998)中详尽地列举了我与他"初识"与过从。吴师的两年日记中涉及我的七条，既是我这长篇学术性回忆中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又是反映30年代清华精神最生动的实例之一。兹将相关诸条抄录如下：

[1936年]八月八曰盞期六

夕7—9独坐气象台观晚景，遇历史系三年级学生何炳棣(浙江）。谈甚洽。宓为何君述对于中国近世历史政治之大体见解；……何君以为然。其见解颇超俗，有望之青年也。宓力述寅恪学识之崇博，何君拟即从寅恪请业云。

八月十七日星期一

4一5寝息。5：00绚又来。潘光旦陪全增嘏来，未入室。待至7：00何德奎（上海工部局会办）率其叔何炳棣如约来。

在宓处晚饭（西餐）。……是晚，绚谈话太多，至于倦极不休，且神情惶忽；致宓无机会与何德奎叙谈，宓殊厌之。9：00何八月十八日星期二

夕4一6何炳棣来，多所请益，谈颇洽。

九月十五日星期二

上午10—11何炳棣来

[1937年]三月十五日星期一

4：30-6：00何炳棣介何基来，宓为述《学衡》、《大公报文学副刊》停办之实情，及碧柳之轶事。何基为何廉之弟，现为清华历史系助教。

七月四日星期日

晨8：00何炳棣来，谈其治学计划。直至10:30始去。

七月十七日星期六

正午12—1，访叶企孙。路遇何炳棣谈国难。

1936年秋季开学之前，8月8日周末立秋之夕，初次偶遇即与吴师谈达两小时之久，并承他暗许为"有望之青年"，60多年后读之感受之深，难以言喻。大概吴师问起，我就择要报告前两年读书概况:遵循蒋、刘、雷诸师教导，先从西洋史中体会方法、观点、分析、综合以及史学著述之最高意境，以为他日深入研究国史的参照。

因所谈治学步骤方向与吴师着重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之宗旨不悖，所以初谈即互有欣洽之感。恰巧中国科学社8月间在清华开年会，何德奎（参看"专忆1:何家的两根砥柱"）极欲重晤当年哈佛旧友，由我代约，遂有8月17晚间餐叙；由于餐叙谈话被另位女客所垄断，所以我次日下午又晋谒代德奎表示憾意之后，即借此机会再向吴师请教中西文史应读诸作，不期这次欢畅的谈话又长至两小时之久。最使我惊异的是1937年7月4日，卢沟桥事变前三日，上午8时我即趋谒吴师，谈我的"治学计划，直至10：30始去"。60多年后我仍无法想像那时我这头天不怕地不怕的"初生之犊"怎能有那么多的"治学计划"可谈到150分钟之久；更难解的是像雨僧师那般学贯中西、阅世知人的硕儒，竟能从头到尾耐心地听而亳无愠色。

无法解释的解释只有是：清华精神！

清华精神源自清华传统。清华学堂本为预备留美而设，所以自始即必须是文理兼顾，属于通识教育性质的学校。清华改为国立大学之后，特别是梅贻琦长校（1931年12月）以后，清华有很大的发展。当时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是"提倡理工限制文法"。梅校长与教授会只极力响应"提倡理工"；将原属理学院的土木工程系予以扩充，并与新创的机械和电机两系联合成立一规模初具的工学院。但绝口不谈"限制文法"。事实上30年代的清华文法两院表现出空前的活力。除各系师资普遍加强外，教授研究空气较前大盛，研究成果巳非《清华学报》所能容纳，于是不得不另创一个新的学术季刊：《社会科学》。冯友兰师的《中国哲学史》和萧公权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两部皇皇综合巨著更足反映文法教学研究方面清华俨然已居全国学府前列。

30年代清华文法教研之勃勃生机，必有赖于背后之治学理想，而此理想梅校长迟迟于1941年"大学一解"论文（刊于《清华学报》第13卷第1期，清华大学三十周年纪念号上册）中始阐述其要：……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

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止，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累民，此通专并未为恰当之说也。大学四年而已，以四年之短期间，而既须有通识之准备，又须有专识之准备，而二者之间又不能有所轩轾，即在上智亦力有未逮，况中资以下乎？并重之说所以不易行者此也。偏重专科之弊既在所必革，而并重之说又窒碍难行，则通重于专之原则尚矣。

通识之授受不足，为今日大学教育之一大通病。今曰而言学问，不能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部门。曰通识者，亦曰学子对此三大部门均有相当准备而已。分而言之，则对每门有充分之了解；合而言之，则于三者之间能识其会通之所在，而恍然于宇宙之大、品类之多、历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其一以贯之之道，要必有其相为因缘与依倚之理，此则所谓通也。今学习仅及期年而分院分系，而许其进入专门之学，于是从事于一者，不知二与三为何物，或仅得二与三之一知半解，与道听途说者初无二致。近年以来，西方之从事大学教育者，亦尝计虑及此，而设为补救之法矣。其大要不出二途：一为展缓分院分系之年限，有自第三年始分者；二为于第一学年中增设"通论"之学程。窃以为此二途者俱有未足，然亦颇有可供攻错之价值，可为前途改革学程支配之张本。大学所以宏造就，所造就者为粗制滥造之专家乎，抑为比较周见洽闻、本末兼赅、博而能约之通士乎？……我国20世纪论大学教育以通识为本、专识为末，从未有坚毅明通如梅师者。梅师长校之初即提出含有至理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唯大师始克通专备具，唯大师始能启沃未来之大师，此清华精神之所以为"大"也。

与梅师并肩维护通识教育原则，罗致并培育大师级科学家的是多年主持理科教研的叶企孙师（1898—1977)?。最足反映叶师之"大"的是他1928年致吴有训（正之，1897—1977)聘约中所订的年薪，髙过自己理学院院长的年薪——此事后来传为美谈，对学术界影响深远（吴是芝加哥大学诺贝尔奖物理学家ArthurHCmptn 的得意又得力的高足；吴的1923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立即刊载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叶随即增聘以研究无线电闻名的萨本栋和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此外，原东南大学毕业，受叶企孙赏识而带到清华用心培育的赵忠尧，1929—1930年间在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巳经作出"两项发现实际上是正负电子对的产生现象与正负电子对的湮没现象"——这两种现象的发现，几十年后在杨振宁严肃评估下，认为"绝对是诺贝尔奖级的工作"?。我在清华的三年(1934—1937)全校公认物理系为最接近世界先进标准、最有实力启沃未来大师级人才的一系，不是没有道理的。

不管在国内或是海外，如果有人问我何人何事何地何言最能代表清华（当然包括1937—1945的西南联大）精神，我必须重述业已被公认为世界级应用数学大师、清华九级学长林家翘1965年初秋自麻省理工大学来芝加哥大学作一周的学术演讲与对话时，在九级物理系毕业、不久获美国气象学会最高奖的郭晓岚家中和我握手时所讲的话："咱们又有几年没见啦，要紧的是不管搞哪一行，千万不要作第二等的题目。"①我愿在此注中介绍一部巨著：虞吴、黄延复合著的《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这本近50万言的书史料丰富、涵盖面极广：表述叶先生长期不懈地探求明悉世界科学研究的前沿，尽力提髙清华数理教研的水准，大量培育清华内外的青壮科技家，并诱导他们出国学习国家所最亟需的专业。自清华内部言，叶先生是仅亚于梅校长，影响最大的领导。从全国着眼，叶先生是庞大科技网早期最主要的筹编人。

②杨振宁，2001年2月22日致我信中的判断。全文见杨振宁《杨振宁文集》，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582。杨对赵先生研究贡献的英文评估前此已在美国发表。

雷海宗先师

(一）雷海宗生平和主要学术成就王敦书(笔者注：王敦书是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下文据原文略有删节）雷海宗字伯伦，是中外驰名的历史学家。一生在高等学校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博闻强记、自成体系、贯通古今中外历史著称。

1902年，雷海宗生于河北省永清县，家庭出身中农，父亲为当地基督教中华圣公会牧师，自幼在旧学和新学两方面都打下相当扎实的基础。1917年，人北京崇德中学，1919年转入清华学校高等科学习。1922年毕业，公费留美，在芝加哥大学主科学习历史，副科学习哲学。撰写博士论文"杜尔阁的政治思想"，192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时年25岁。深受导师詹姆斯汤普逊的器重，为中国留美学生赢得了声誉。

1927年，雷海宗返国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副教授、教授和系主任，兼任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1931年，转任武汉大学史学系和哲学教育系合聘教授。1932年，返任母校清华大学和抗日战争期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代理文学院长。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离清华大学任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直至1962年逝世。

-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这是雷海宗治学的特色。他一贯主张，历史学家只有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上，才能对人类和各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有总的了解，才能对某些专门领域进行精深研究，得出真正有意义的认识。他一生读书孜孜不倦，不仅贯通古今中外的历史，而且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地理、气象、数学、生物和科技雷海宗先师（1940年代初）

等方面都有渊博的知识和精辟的见解。曾先后讲授史学方法、中通史、殷周史、秦汉史、西洋通史、世界上古史、世界中古史、世界近现代史、基督教史、外国文化史、外国史学史、外国史学名著选读、施本格勒《西方的没落》（swaldSpengier,TheDeclineftheWest)研读、物质文明史等各种课程。他记忆力极强，从不带讲稿，但讲课极有条理，深人浅出，内容丰富，生动活泼，计时精确，引人入胜，人名、地名、史实年代准确无误，深受学生欢迎。！

在30年代，雷海宗的主要著述有"中国的兵"、"中国的家族制度"、"皇帝制度之成立"、"无兵的文化"、"断代问题与中国史的分期"和"世袭以外的大位继承法"等论文，后合编入《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由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此后，他为《战国策》半

月刊和重庆《大公报战国副刊》撰稿，其中主要文章 "历史的形态+

与例证"、"中外的春秋时代"、"外交：春秋与战国"和"历史警觉性的时限"，后编人林同济主编的《文化形态史观》一书，由上海大东书局1948年出版。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他写过多篇学术性论文和数量极多的政治性杂文，不赘述。此外，还编印了《中国通史》、《中国通史选读》、《西洋通史》、《西洋通史选读》两大套完整的讲授纲要和史料选编。

雷海宗的治史特点是：以一定的哲学观点来消化史料，解释历史，自成体系。他掌握丰富的史料，重视史实的准确性，对清代乾嘉学派的考据训诂和19世纪德国朗克学派的档案研究均颇推崇。

他本人也曾撰写"殷周年代考"、"汉武帝建年号始于何年"等文，考订周灭商和汉武帝建年号的年代，并得到当时著名史家洪煨莲和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重视与赞同。但是，他强调真正的史学不是烦琐的考证或事实的堆砌，于事实之外须求道理，要对历史作深刻透彻的了解。有价值的史学著作应为科学、哲学和艺术的统一，要作审査、鉴别与整理材料的分析工作；以一贯的概念与理论来贯穿说明史实的综合工作；用艺术的手段以叙述历史的表现工作。三者之间，分析是必要的历史基础，综合为史学的主体，艺术则是装饰。他着重从当今的时代出发，对中国和世界各地区国家的历史与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和消极方面，谋求在20世纪建设中国的途径。他主张吸取先进的理论和方法，来整理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当时他接受的是二三十年代西方风靡一时的德国施本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

在历史认识方面，雷海宗认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过去"，但过去有绝对和相对两个方面。历史学应研究清楚一件事实的前因后果，在当时的地位，对今日的意义，使之成为活的历史事实。历史的了解虽凭借传统的事实记载，但了解程序本身是一种人心内在的活动和时代精神的表现，所以同一的过去没有两个时代对它的看法完全相同。

就历史观和整个体系而言，雷海宗认为，有特殊哲学意义的历史时间以最近5000年为限。历史是多元的，是一个个处于不同时间和地域的髙等文化独自产生和自由发展的历史。迄今可确知七个高等文化，即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希腊-罗马、伊斯兰教和欧西。这些时间和空间都不同的历史单位，虽各有特点，但发展的节奏、时限和周期大致相同，都经过封建时代、贵族国家时代、帝国主义时代、大一统时代和政治破裂与文化灭绝的末世这五个阶段，最后趋于毁灭。

与施本格勒不同，雷海宗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有其独特之点。其他文化除欧西因历史起步晚尚未结束外，皆按照上述五个阶段的进展，经形成、发展、兴盛、衰败一周期而亡。唯独中国文化4000年来却经历了两个周期。以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为分界线，由殷商西周到"五胡乱华"为第一周期，这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古典中国时期。它经历了殷商西周封建时代、春秋时代、战国时代、秦汉帝国时代和帝国衰亡与古典文化没落时代(公元88年至383年）。但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不同，至此并未灭亡，却返老还童直至20世纪又经历了第二周期，淝水之战是一个决定历史命运的战争。第二周期的中国，无论民族血统还是思想文化，都有很大变化。胡人不断渗人和侵入与汉族混合为一，印度佛教与中国原有文化发生化学作用，这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一个综合的中国时期。第二周的中国文化在政治和社会上并无新的进展，大致墨守秦汉已定的规模，但在思想艺术上，却代代都有新的活动，可与第一周期相比，共经五个时期，即宗教时代、哲学时代、哲学派别化与开始退化时代、哲学消灭与学术化时代、文化破灭时代。

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雷海宗着重由军队、家庭和皇帝制度三个方面来考察评价。他认为文武兼备的人有比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会也是坦白光明的社会，这是武德的象征。东汉以下，兵的问题总未解决，这是中国长期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家族而言，春秋以上是大家族最盛的时期，战国时代渐衰，汉代又恢复古制，大家族成为社会国家的基础，维持了2000年。大家族似乎与国家不能并立，古今还没有大家族下面国家的基础可以巩固的。在政治制度方面，中国4000年间，国君最初称王，下有诸侯;其后诸侯独立，自立为王；最后其中一王盛强，吞并列国，统一天下，改称皇帝，直至近代。皇帝视天下为私产，臣民亦承认天下为皇帝的私产。秦以下的中国，是静的历史，可称为"无兵的文化"。

1935年前，雷海宗是一个基本上不参与政治的学者，史学体系也尚未完全建立。抗日的烽火，燃起了他满腔的爱国热情。他开始积极议政，将学术与抗战紧密联结起来，不仅确立中国文化二周说,并进一步提出第三周文化的前景。他强调中国之有二周文化，是我们大可自豪于天地间的。当前，欧西文化已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相当于中国古代战国中期阶段，其时代特征是大规模的战争和强权政治，发展趋势是走向大一统帝国的建立，而中国文化已发展到第二周的末期。抗日战争比淝水战争更重要，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大事，甚至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奇迹。中国前后方应各忠职责，打破非常记录，赢得胜利，使第三周文化的伟业得以实现。他慷慨激昂地写道：生逢2000年来所未有的乱世，身经4000年来所仅见的外患，担起拨乱反正，抗敌复国，更旧创新的重任——那是何等难得的机会，何等伟大的权利！何等光荣的使命！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雷海宗在解放前虽没有接受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但他热爱祖国和坚决抗战的立场与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他的贯通古今中外的渊博学识和精辟见解，独树一帜的囊括世界的史学体系，在当时我国史学界是很为难得和具有重大学术影响的。一些学者以他的名字来形容其学术成就：声音如雷，学问如海，史学之宗。……1952年秋后，雷海宗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世界史教研室主任，主要从事世界史学科建设，讲授世界上古史，兼及世界近代史和物质文明史。编写出《世界上古史讲义》一书，教育部定为全国高等学校交流讲义，并决定正式铅印出版。……1957年，雷海宗被错划为右派，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此后，他健康急剧恶化，患慢性肾脏炎，严重贫血，全身浮肿，步履艰难，停止了教学活动，学术研究也难以进行。但他仍精心译注施本格勒所著《西方的没落》一书的有关章 节，其译文和注释有许多独创精到之处。在听到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的消息后，他心情激动，用英文写下长诗加以歌颂。摘掉右派帽子后，为了把有限余生和满腹学识献给人民，他马上于1962年春毅然乘着三轮车来到教室门口，拖着沉重的步伐重上讲台，精神抖擞地为100多个学生讲授"外国史学名著选读"和"外国史学史"两门课程，一直坚持到该年11月底难以行动时为止。

雷海宗关心青年学生的成长，和蔼可亲，不仅在讲堂上认真讲课，循循善诱地引导研讨班学习讨论，而且课外悉心尽力地指导他们读书写作，并热情地关怀照顾他们的生活。他一生靠大学教书薪俸收人，勤奋读书，别无他好，律己甚严，俭以养廉。因父早逝，作为大哥负起了将弟弟、妹妹抚养成人，供应他们上学成家的重担。雷师母张景弗，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生物系，为了照顾雷先生，放弃工作，操持家务，伉俪情深。雷海宗的成就是与贤内助分不开的。凡到过雷师家的学生，无不从雷师母的亲切接待中体验到了温暖与关怀。

1962年12月25日，雷海宗因尿毒症和心力衰竭，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年60岁。雷海宗为建设祖国的历史学科和发展教育事业献出了毕生的力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代不少知名学者出自他的门墙，至今仍深深地怀念他。

(二）雷师母张景II的回忆（1989年7月）我于1930年与雷海宗结婚，1962年他去世。在这30多年中，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品德高尚、好学、虚怀若谷、遇事皆先人后己、热情帮助他人。举一件小事，证明他是先人后己的。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复员北上，我们全家由昆明乘飞机飞往重庆。飞机抵重庆时，有两位女同事所带行李比较多，无人帮忙，海宗即先将两位女同事的行李搬妥后，再搬自己的行李。

我们因等去北京的飞机，在重庆招待所住了约一个多月，但飞北京的飞机，许久才有一架，要按抵重庆先后的日期而排名次；等轮到我们时，直达北京的飞机停航了，我们只好改,乘去南京的飞机，飞往南京。抵南京后，知京浦路尚未恢复通车，要由上海乘海轮到塘沽，再转乘火车去北京。但去塘沽的船何日起航，杳无音信。我们在南京住了两个多星期后，乘京沪路火车去上海，等海轮北上。在上海又住了两周多，才买到去塘沽的轮船票。当时留在上海要去北方的同学有三四百人之多，都要乘这次去塘沽的海轮。这数百名同学本由一位教授带队，临开船时，那位教授忽对海宗说"雷先生，我不去了，由你带队"。那位教授怕困难，临阵脱逃，把困难推给别人。海宗面对这种困难情况，想到数百名同学无人带队照管，他就接受了那位教授的嘱托。很不幸，船至途中遇着大风浪，几乎沉没。在这险境下，海宗组织同学分队、分组，井井有条。

船抵塘沽后，换乘火车去北京。火车抵北京站时已是深夜12时。海宗让我乘三轮车先回到他二弟家中，他留在车站，把每一个同学的行李都安排妥当，他才回到他弟弟家中，已是凌晨3点多了。自那时起，我发现他的体力大降。

1952年院系调整，海宗被调到天津南开大学任历史系教研室主任，组内有位同事教课不受同学的欢迎，无法教下去。当时海宗授课的时数已满，但他仍勉力接受那位同事的课，该同事随班听课，海宗尽量不让那位同事有丝毫难堪。那位同事随班听课后对海宗大为感佩。

"反右"时，系内开小组会讨论如何批判雷海宗，轮到那位同事发言时，他说"雷海宗是我最好的老师"，使当时主持会议的人，大为恼火。

海宗写英文稿件时用英文思索，这是少见的。他至美国芝加哥读头一年时，写了一篇文章 ，大受教师的称赞，问他如何学得这样好的英文。此事他未对我说过，我是在他去世后，在他日记中发现的。他不仅英文好，也懂法文，可以看书。法文，是他考清华留美预备班时自学的。他考清华时，是考插班二年级，因考插班二年级，需考法文。他经常看法文书，故法文未忘掉。

海宗在美国学的是西洋史，回国后，他认为要做一个历史学家，应兼通中外历史，故他自1927年回国后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时，即着手研究中国历史。每当他想到关于中国历史的问题时，都即时写下来，由此积累了不少资料。1932年，他回到清华母校任教时，夜以继日编写中国历史教材，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三四点钟，—最后终于完成了一部中国通史讲义，共六册。

海宗为培养接班人，抽出时间在家中为他的一位助教，专开一门中国上古史。

海宗假如开了一天会，回到家中，第一件事，一定要拿本书看，一边说"今天整天未看过书"。他真是个十足的书呆子。

在南开时，除订阅《人民日报》外，还订了十多份外国杂志。他说"不看外国杂志，就不了解人家的科学一日千里"。

海宗在美国未完成学业时，他父亲病故了，他是老大，下面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当时除二弟在邮局工作外，其他弟妹都在读中小学，故家中的经济很困难，他便由国家给他在美学习的生活费中，每月节省五元美金寄回国内家中。

他父亲生前是牧师，按教会规章 ，牧师的子女皆免费读中小学，直到中学毕业为止。因海宗学习成绩优异，教会表示对他的供给不受限制，要用多少，就给多少，直至读完清华为止。但他不愿多花教会的钱，非常节约，每周皆步行进城。他感觉用教会的钱，心中十分不畅，故他回国后，即不再领用教会津贴，他弟妹的学习费用就由他自己负担。他1927年回国后，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月薪260元，每月寄回北京老家140元。我们结婚后，每月仍按原数寄回北京家中。1932年他回北京清华母校任教，北京老家及弟妹的学习费用，各人每月的零花钱，均由他一人承担。二弟的工资由二弟自己支配。每年暑假时，我们由清华进城后，带着全家老小去前门最大的绸锻店买衣料；他亲自捧着料子，走到两个妹妹跟前问"大妹你看这块料子做衬绒袍好吗？二妹你看这个料子做夹袍好吗？"料子买妥后，回到家中，叫成衣来，给每人量好尺寸，一切都完毕后，我们才乘车回到清华。照例，一年一度。

海宗自己虽已负担很重，但如有青年考取大学，经济有困难者，若向他求援，他都尽力帮助他们完成学业。

1957年夏，在天津市内开"反右"大会，会上海宗被划为右派分子，会后他回家进门时弯着腰，十分沉痛地对我说"对不起你"。这突如其来的噩讯，对他打击太大了。次日他忽然便血两马桶之多，他躺倒了，从此无人敢进我们家门，当时我能向谁求援，又有何人敢来帮助我们？我二人终日默默相对，食不甘味，寝不安眠，大约过了两个月后，系里叫他作检讨，不知写了多少次，直至骂得自己一无是处，方能通过。他的身体日渐虚弱，但有的会他必须参加，有一次他晕倒在会场，三轮车把他送回家中。

海宗学习的兴趣比较广，他在美学习时，主系是历史，副系是哲学，对佛学也略有探讨。曾记得1961年冬有一天晚间，南开大学外语系的一位教授来家中问起西王母的来历，海宗不顾自己虚弱的病体，滔滔不绝地将西王母的来龙去脉讲到深夜。

1961年他摘掉右派帽子后，系里纷纷来人，对他说，这门课无人教，那门课无人讲授，恨不得他成为孙大圣。

1962年春，他患慢性肾炎，是不治之症，已三年了。严重贫血，血色素只有4克，全身浮肿，步履艰难。为了把有限余生和满腹学识献给人民，他毅然乘着三轮来到教室门口，拖着沉重的步伐重上讲台，他先后讲授"外国史名著选读"和"外国史学史"两门课。"外国史学史"是一门新课，以前各大学历史系都未开过，据说此门课在北大是由几位教授合开的，而南开只由海宗一人讲授。海宗一直坚持到该年11月底难以行动时为止。

1962年12月15日夜，海宗病情加重，次日送往天津总医院，医治无效，于12月25日与世长辞，一代文人，从此离世！

他是无私的，他对自己的吃穿从不讲究，我若为他做件衣服时，他总要问"你有没有？"我婚后没有工作，但他对我从未表现过家长作风，或大男子主义，更未对我说过一句不堪人耳的话。他病中，有人送来由香港寄来的饼干，他知我爱吃饼干，他一块都不肯吃，留给我吃。如有人送来电影或戏票时，他总是催促我去看，对我说"你能出去散散心，我就高兴了"。我如在厨房做饭时，他搬个凳子坐在我身边，对我说"我不能帮你做，只好陪陪你"。我外出购物，若回来稍晚，他就在校门内踱来踱去，直到我回来。邻居的一位老太太说，"我从未见过夫妇的感情这样好"。我自慰选得这样一个品学兼优的终身伴侣，可叹好景不长，他过早地离开我，死者已矣，生者难堪！

我们只有一个独生女，雷崇立，她父亲是非常疼爱她，但不溺爱，如遇女儿任性时，他决不依从，并不责罚她，而是言传身教，循循善诱，使崇立后来成为贤妻良母，对公私事都是任劳任怨，不自私、不自傲，有乃父遗风，1952年，海宗调往天津南开大学任教，当时崇立在北大尚未毕业，她毕业后留校任教，因天津北京两地相隔，海宗未能有机会把自己所掌握的英文传授给女儿，这是他的一大遗憾！

我现已年近九旬，由童年到现在，我的生活条件，确实起伏不平，但我对生活的甘苦不太介意，只求能度过一个心情舒畅的晚年，于愿足矣！

(三）笔者的回忆

回想起来，连自己都不能相信一生受雷师影响至深且巨，而事实上只正式读过他的唯一一门必修的中国通史。正式读雷之课如此之少有二原因。（1)在北平的三年我专心于为将来的留学考试奠基，时间和精力上都挤不进雷先生的中国上古史和秦汉史。（2)1939年秋自北平至昆明任清华历史系助教以后，先忙于教西南联大先修班的西洋通史，随后忙于解决终身大事，投考第五届（1940年8月）清华留美公费考试失败（1941年夏始揭晓），迟迟因父丧不得不回沦陷区料理家务，等等，一直不知也未能旁听雷师西洋中古史、西洋近古史和罗马帝国制度史等课。这些西史的课都是雷先生的专长，战乱中完全错过是我终身憾事之一。北平清华二、三年级时课外虽不无向雷师请教的机会，但使我受益最多的是在昆明西南联大期间与他的经常接触和专业内外的交谈。

据我一生观察，雷先生是真正兼具基督教和儒家品德的学人。他律己极严，终身践履先人后己的原则。他对人的感情和关切从不轻易外露。我对雷师母回忆中所述雷师高尚品德有亲切的体会。例如1941年初冬，我留学初试失败后数月，迟迟始获悉父亲已在天津去世。有一天雷师在联大围墙外非常平静地对我说："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从公从私的立场我觉得不能不向你一问，你是否愿意去旁的学校做讲师或副教授？不幸的是联大教西洋史的教授相当多，你虽有教西洋通史的能力，因未曾留学，轮不上你教。

如果旁处有机会教西洋史，你是否考虑?"我的回答很坚定，我不在乎名义和待遇，昆明究竟师友相处融洽，学术空气和图书设备还是比较好，我无意他就。雷师这才说出心里的话："你这样决定，我很高兴，不过因为职责所在我不得不问你一问。"三个月后因家务回金华，我在浙赣路上遇见九级历史系王文杰学长回福建奔妻丧，他告我路费的极大部分都是雷先生私人供给他的。

雷先生最使我敬仰的是他大过人的"容忍"，而这种容忍是深植于一己学术和道义方面的自信。早在1937年春间全系师生茶会后的晚间，同屋黄明信告我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茶会中明明听见陈寅恪先生相当高声地和一位同学说，何以目前居然有人会开中国上古史这门课；那时雷先生不过几步之外决不会听不见这种讽剌的。同时清华历史及哲学系合聘的张荫麟备受陈寅恪师4

的赞扬，已着手为教育部写撰《中国史纲》第一辑。清华校园之内，新秀吴晗对雷之通史已有讽议。今夏通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教学，科研卷"，发现1938—1939年钱穆的中国通史列为甲组，雷的通史列为乙组；自1939—1940年起吴晗授甲组中国通史，雷师的通史列为乙组；1942—1943年，吴晗、孙毓棠、雷海宗分别讲授甲、乙、丙三组中国通史。当时的理由是甲组较详于史实与制度，最适合人文社科学生的需要，乙组史实及制度稍为简略，宏观视野及分析综合比较适合理工及不以历史为专业学人的需要。

当时雷先生为历史系主任，始终践履先人后己的原则。在此之前他早已解释过何以他在中国通史里故意略于制度：著者前撰"中国的兵"，友人方面都说三国以下所讲的未免太简，似乎有补充的必要。这种批评著者个人也认为恰当。但两千年来的兵本质的确没有变化。若论汉以后兵的史料正史中大半都有"兵志"，正续《通考》中也有系统的叙述，作一篇洋洋大文并非难事。但这样勉强叙述一个空洞的格架去凑篇幅，殊觉无聊。反之，若从侧面研究，推敲两千年来的历史有什么特征，却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探求。?

对历代宰相制度、内廷外廷、宦官等，雷师也采取类似的简化大"周"，当然不免引起少数同仁的明讥暗讽。新故老同班，前台北东吴大学历史系教授翁同文即回忆："在西南联大的一次谈话会中，我就听见吴晗先生表示讥弹之意。"②但可喜者有三。

①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香港：龙门书店，1%8影印本），页125—126。

②翁同文先生生前面赠打字未刊的"西方学者的4文明异同比较研究评述"，页13。

(1)当时联大助教学生求知若渴，胸怀开朗，决无门户之见。

例如1939年秋我初抵昆明，丁则良学长即兴奋地告我，年前钱穆(宾四）先生的中国通史，尤以唐宋间经济重心之南移，甚为精彩，其《国史大纲》即将问世，不可不读。钱氏之长无伤于我们对雷氏通史的服膺。我们那时吸取各家之长还来不及，怎会尽先去挑剔老师们的短处。

(2)当时助教学生中不少人相信欲知中国文化的特征，多少必须略知人类史上其他文化的同异与盛衰兴亡的各各段落，否则难免井蛙之识。翁同文早在60年代初在巴黎期间即接受我的请求，对雷师的通史作一扼要忆评。他强调指出，雷师为介绍当时风弥世界的文化形态史观"到中国之第一人。虽形态史观之价值尚无定论，且施本格勒、汤因比（ArnldTynbee)诸人原著因篇幅巨大亦尚迄无译本，但开风气之功，实舍雷先生莫属"。再则，"雷先生本人中西史讲义既依形态史观架构编制，其影响及于清华联大后学之任历史教席者必不在少数。就所知丁则良学兄授西洋史即沿其体制，弟去国前滥竽授中国史亦复循其规模……"①30多年后应该补充的是武汉大学吴于廑教授。我个人在海外讲授中国通史40余年，亦大多采取雷师的看法，因早在30年代他已纠正了施本格勒对两汉以后中国文化长期停滞，丧失生命力的错误看法。甚至当时联大学生方面，历史系最优秀的刘广京和任以都（二人二年级读后即去哈佛完成学士及博士学位）都是选雷师的乙组通史。广京近年通信曾几度提及，今日海外炎黄子孙先后同出雷门者已寥若晨星，所以这种共同师承关系弥足珍惜。他甚至还记得雷师阅世知人智慧之偶尔流露于课堂内外者。如1998年6月23日致我的信："……记得雷伯伦师曾云：西洋史家过了中年，著作虽精而罕能维持火气，而今则吾兄以八旬之年而作此精辟生动之大文……"信中所指是我驳斥美国亚洲学会、原日籍女会长1996年卸职演讲诋①翁同文先生1962年4月7日自巴黎致我信中语毁国史，攻击"华化"观点的一篇颇有"火性"却能使她无能回答的长文。事似琐碎，但反映雷师通史及其嘉言懿行对弟子辈影响的深远。

(3)尽管六七十年前雷师以施本格勒《西方的没落》理论架构应用于国史，引起一些不可避免的评讥，但经雷师修正以后的文化形态史观，确颇有裨于中国通史的宏观析论。盖两河（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希腊-罗马、伊斯兰教、欧西七大文化各有其不同的特征与风格，此即所谓的形态之异；但以上七大文化亦标示彼此之间确有类似的发展阶段、历程，以及最后大一统之出现、崩溃、没落共同之处，此即所谓的形态之同。因此，仅置中西两文化于一个视景（peispective)之下，本已是加深洞悉中西文化特征及其同异的最有效方法。遍观20世纪治史或论史对象最"大"的史家，施本格勒外，如英国的汤因比，德国提出古代哲学"轴心"时期的雅斯波斯(KadJaspers)，中国之雷海宗，美国与我同僚及学术关系久而且深的麦克尼尔（WilliamHardyMcNeill)等位实际上无一不预觉到世界之进人"大一统"局面，无一敢深信这行将一统世界的大帝国（及其盟属）能有最低必要的智慧、正义、不自私、精神、理想和长期控御无情高科技的力量而不为高科技力量所控御。今后全球规模大一统帝国继续发展演化下去，是否能避免以往各大文化的最后没落与崩溃，正是关系全人类命运不能预卜的最大问题。治中国通史不能仅凭传统经史的训练，必须具有近现代世界眼光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回忆清华和联大的岁月，我最受益于雷师的是他想法之"大"，了解传统中国文化消极面之"深"（如"无兵的文化"及其派生的种种不良征象）。当时我对国史知识不足，但已能体会出雷师"深"的背后有血有泪，因为只有真正爱国的史家才不吝列陈传统文化中的种种弱点，以试求解答何以会造成千年以上的"积弱"局面，何以堂堂华夏世界竟会屡度部分地或全部地被"蛮"族所征服，近代更受西方及日本欺凌。

50年代中期，"百花"之后，"反右"期间雷师成为国内学术界被批判的最主要对象之一，因为其他学人几乎不可能有雷师的胆识，公开声言共产及社会主义世界里的社会科学，自从1895年恩格斯死后，陷人长期停滞。雷师所受精神打击之外，物资生活亦陷人困境，工资立即减到半数以下，每月仅领人民币150元（多年后由雷师母信中得悉）。直到1959年秋我的《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由哈佛出版之后，我才于次年舂把此书及早巳在《美国人类学家》列为首篇的"美洲作物传华考"（1955年4月号）、1954年7月刊于《哈佛亚洲学报》的"18世纪两淮盐商与商业资本"及《经济史学报》(英国剑桥，1956年12月号）里的"中国历史上的早熟稻"等单行本一并寄呈雷师，聊充旧日弟子海外初步作业报告。

两年半后我终于接到雷师的回信。兹将原信全文抄录如下：炳棣：

首先我必须说：Iweyuathusandaplgies，因为我早就应该与你回信。你寄给我的几封信，你在1959年年底寄给我的你那一本精心之作StudiesnthePpulatinfChina和几篇论文，我都已收到；你叫我转交的几篇论文，我也都一并交南开大学图书馆。读了你那本书和论文之后，感到极为兴奋。最近又收到你本年八月十一日的信和所附的各种学术刊物对你的作品的异口同声的称赞评语摘要，我真是无法形容内心所感到的欣悦和赞叹。你仍在盛年，我深信你今后在学术上所要作出的成绩，一定还要越过你已经有的极不平凡的成缋。我希望，我最少还有机会能看到你今后一部分的成缋：我眼前正在急切盼望早日读到你那本关于scialmbility的新书。

我过去四年，一直在病中，大部分的时间不能工作；因体弱神衰，朋友间的信息往来也都断绝。我过去曾经屡次提笔，想要给你写信，每次都是提起就又搁置，没有能力写下去，以致劳你在万里之外长期惦念，每一忆及，内疾至深。最近一年，虽未完全康复，我巳又开始任课；因仍在病中，领导方面对我特别关注，叫我只担任一门课，以免劳累。课为新课，即"外国史学史"，主要是讲西方过去两三千年的史学发展情况。我极力希望，病能早日好转，以后可以多担任些工作。

我知道你将要担任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的中国史教授，非常欣慰，你今后必能更顺利地从事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工作。芝加哥巿内似乎有一个专门收藏中国图书资料的图书馆，对你从事经常性的研究，可能有帮助；当然，为特别专门的研究，恐怕仍需借助于东部的几个大图书馆。

我的病不好不坏，请勿多念。当局对我照顾周到，每次到医院就诊，都有青年同事陪伴，扶我上车下车。内子虽已年逾花甲，大致尚属健康：她叫我向你、向景洛多多致候，并告诉你们的两个孩子，说万里之外有一位老太太常常想到他们。小女现于北京大学西语系任讲师；她已自有家庭，也已有一子一女；她工作较忙，不能多来天津，所以经常只是我与内子两人相依度曰。

你写信给我，谈你在国外的工作和情况，用英文比较方便，今后尽管仍用英文。我给你写信，瑣琐碎碎地谈我的情况，用中文较为便利。

此祝

阖府安好。

海宗

1962915

世事往往有偶合。我迟迟于1962年圣诞前一日下午才收到10本我的新著《明清社会史论》（TheLadderfSuccessinImperialChi—

na：AspectsfScialMbility,1368-1911)(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2)。半个多月后接到天津雷师母的信，才知道雷师已于1962年圣诞日归道山。按时差推箅，当我忐忑疾越山坡将此书付邮之际或正当大洋西岸雷师弥留之时。

为冥冥纪念雷师，当1965年芝加哥当局决定为我设一讲座之时，我建议JamesWestfallThmpsn(芝大已故中古史名家）这一称谓，因为Thmpsn是雷师当年（1922—1927)最重要的老师。

师恩难报。我有生之年尚有一件心愿，能否亲观其成虽不可知，然当努力为之。将近30年前应香港中文大学创校校长李卓敏先生之约，曾特撰"周初年代平议"一文以恭预《香港中文大学学报》（1973，Nl)创刊之庆。此文25年后重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国学拙文主要结论之一是：

近代学人之中，雷海宗先生早在1931年就以《史记鲁世家》、《左传》、《孟子》等资料证明《竹书纪年》1027BC之说之可信。迟至1945年，瑞典汉学名家高本汉（BemhardKarlgren)教授，在一篇论商代某类武器和工具长文里，才放弃了刘歆1122BC之说，发表了与雷文几乎方法全同的对西周年代的看法。雷文在中国、在海外都甚少人知，而高文在西方影响甚大，一般称《纪年》武王伐纣之年为"高本汉的年代"。如果今后1027B(：在东亚、在西方被普遍接受为绝对年代，从学术公道的立场，我们有义务称之为"雷海宗的年代"。

可憾的是，迄今不是像南开大学雷门弟子王敦书教授所说，雷师这一极端重要的年代考证已"得到当时著名史学家洪煨莲和瑞典汉学家髙本汉的重视与赞同"。洪先生仅在他轰动西方汉学界的《春秋经传引得序》（1937)的一个底注（重刊于《洪业论学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267，注5〉里，指出按照《古本竹书纪年》"则武王灭殷当在前公历1027"。高本汉根本无一字解释何以最后放弃一向接受的刘歆年代1122BC，而突然采用古本《纪年》1027BC之说(BernhardKarlgren，"SmeWeapnsandTlsftheYinDy，nasty"，BulletinftheMuseumfFarEasternAntiquities，N-17，1945，PP101—144，特别是pp116—120)。即使台湾中研院史语所老友劳干（贞一）先生两年前神志尚清时，fi在电话中十九同意我的看法——古本《纪年》西周积年之重要，《尚书武成》篇纪日根本无法利用——仍是以1027BC归功于西方汉学家，而不公开承认雷师是近代1027BC说之首位肯定者。

真理所在，必须严肃论辩。雷师国史宏观诸论固已不朽；我仍须就纯粹史学方法，参照近年国内夏商周断代工程所积累的多学科资料，进一步努力，冀能为雷师贏得更大的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