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南联大(上)

I留美初试失败

我于1939年9月底抵昆明，任清华历史系助教，主要工作是教西南联大先修班的西洋通史（1939—1940年以后先修班取消）。外界不知，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后仅两月，清华校务会已接教育部命令筹办第五届清华庚款留美考试。双方一再磋商后决定了22个科门。文法方面只有工商管理和经济史。除医学（外科）、制药学、农学、纺织外，其余16门尽属工程。考试日期定为1940年8月下旬，考试地点定为重庆、昆明、香港。

除党义（不计分）、国文、英文外，每门要考五个专门科目。经济史门的五科目是：经济思想史、经济史、经济学原理、西洋通史和经济地理。五科目中我仅仅读过西洋通史。经济史和经济地理不难准备，而苦在本科时未曾选习经济学原理，遑论经济思想史。当时西文图书相当缺乏，幸而联大经济系名教授伍启元学长自英国带回不少经济名著，供我自由借阅。伍学长是沪江大学毕业后入清华研究院，第二届中英庚款公费生，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其博士论文《国际价格史纲要》回国前已在伦敦大学出版；此种成就当时留学生中甚为罕见。我本科时一向弱于理论，1940年春夏经济学原理与经济思想史多种专著双管齐下，互相补益、反复消化。数周之后特向陈岱孙先生请教。陈师说经济学原理以纯理论部分（供、求、价格）最能鉴别考生高下，建议我进一步精读马歇尔(AlfredMarehall)较深的《经济学原理》中的若干章 。

8月下旬考试，使我最震惊的是经济学原理三个试题无一涉及供、求、价值原理，其一是关于欧战末期及战后俄国卢布和德国马克贬值的历史。这类题目我几乎一个字也答不出来。至今此科目之命题者仍不清楚，只听说他是中央大学教授。其他科目答案差强人意，但自知经济学原理是全军覆灭了。考试结果1941年3月15曰公布，经济史的胜利者是东吴大学毕业、南开经济研究所研究生吴保安（后改名吴于廑）。一两日后清华注册主任朱荫章 先生对我说："这次可惜极啦，事实上你考得很不错，尤其是英文分数是全榜（考中与不中）最髙的，87分，但经济学原理只得了n分。就这样，总平均还是72分，这是历届留美考试从未有的现象。历届录取者最低的总平均是48分。这真太可惜了。"朱先生顺便告诉我，吴保安82分多的总平均是历届最高的。又告诉我经济思想史我得了85分，是北大赵乃抟先生命题，西洋通史得94分，是钱端升先生出题，经济地理得80分，是中央大学胡焕庸先生出的题。

这次考试失败给我最大的安慰是：强度自修经济学原理和经济思想史之后，自觉以后不会太怕理论性的科目了，对西方抽象而又系统思维的了解能力比以前大大增强了；将来历史研究攻坚有需理论之处，应有获取最低必要知识的能力。同时我对自己也做一瞀告:这次英文成缋全榜最高，决不能因此而翘尾巴，因我深信与考者中必有英文胜我之人。吴保安国文得90分(想系全榜最高者），而西洋史以英文答卷竟得95分，比我多1分，足征他的英文也是非常好的。我平心静气地反思，何以我英文得87分，较吴多12分的可能原因。按：英文与其他科目一样时限是三小时，分三部，汉译英、英译汉、作文。作文英文题目的措辞已记不清，意思相当于"论学以致用"。猜想中我之所以能得高分，十九可能是因我胆敢大作反面文章 ，力驳（当然避免过激语气）当时国民政府教育政策的短视与功利，只知注重理工，尤其是工程。我的作文相当长，主要是以19世纪德意志和意大利统一为例，说明其成功大都有赖德、意两民族的精神复兴运动，并举了些可歌可泣的人物与史实。因此，为了民族复兴，文、史、哲之为"用"较理工有过而无不及。阅卷人既必系人文学者，我的论调可能正合他的心理。事实上，从这次考试我自觉英文是无止境的，我更应该继续自修以求增强英文思维和写作能力。不过这次英文考试的结果，少数联大同仁也有所闻。1986年秋重访昆明时，云南大学历史系砥柱李埏(幼舟)教授对我谈到一项回忆："当年丁则良曾对我说，留学考试并不怕何炳棣，就是怕他的英文。"我听了大笑，马上对李说："这是我当时不知道的，他库该知道我何尝不怕他，特别是他中文下笔万言！事实上他学语文的能力比我强得多。"此事虽小，却反映当时联大教员、助教、研究生之间彼此相敬相"畏"，友谊竞争并存不悖，大的趋向总是互相砥砺力争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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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多年后不断反思，深觉1940年初次留美考试失败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如果那年考取，二次大战结束后我应早已完成博士学位，一定尽快回国了。以我学生时期的政治立场，加上我个性及应付人事方面的缺陷，即使能度过"百花"、"反右"，亦难逃"文革"期间的折磨与清算。1980年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刘大年教授请我开一海外华裔史家名单，以备该所邀请参加次年"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于10月1日国庆前完成北京节目后即到武汉参加正式的研讨会。事先该会为我在武汉大学安排了一个晚会，以便与吴于廑、唐长孺、姚薇元诸位名史家会话。这是我与吴仅有的一次晤谈。当我与这位清秀儒雅的学者握手时，不由脱口即说："保安兄，我是你手下败将，可是你救了我的命！"他茫然大窘，等我解说后他才明白。当晚与几位武汉史家谈话甚有收获，特别是事先已知吴先生在联大时曾听过雷海宗师的中国通史，解放后与雷师也有联系，对世界史的看法与雷师及丁则良等也大致符合。这是国内世界史基本教学上的大幸，因为主持者全是精通西洋史的学者。

n"尽人事"第五届清华留美公费生考试结果正式公布不久，清华评议会就于1941年4月10日公布了第六届留美公费生考试的"初拟"科目。"初拟"二字是我半世纪后反思而加的。当时我们非常兴奋，因为人文社科方面科门比往届都多了不少，计有：英文（文字学）、西洋史（注重16、17、18世纪史）、哲学（注重西洋哲学史）、人口问题、政治制度、刑法学、会计学和工业经济等8个科门。

近年读到《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册3(上），页320，才发现早在1940年1月9日，在向教育部提出第五届留美公费生考试科门时，清华评议会在梅校长领导下已做出以下的决议："下届（指第六届）招考留美公费生时，应将植物形态学、语言学、人口问题暨文法方面科目特予注意。"这项决议反映梅校长及评议会一向在响应教育部"提倡理工"的同时，无时不在极力暗中设法发展文法。因为清华精神之可贵正在它一向对通识教育的重视。

清华放出招考第六届留美公费生的可喜消息之后，很多联大三校文、史、哲、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教员助教、研究生和刚刚毕业的优秀学生马上就开始用功全力准备了。不料不到一个月，消息已自教育部传到联大，丁则良首先听到，随即对我说教育部巳把文法方面科门大加砍除，西洋史确实已被取消了。在极度懊丧之中，我没有完全丧失冷静：正如清华考试委员会所拟科门必须经教育部批准，教育部改拟的科目似乎也必须经行政院例会通过。

在漫长失眠之夜反复慎重考虑之后，次晨等景洛出去办公的时刻，我给蒋廷黻师写信，报告西洋史科门日前被教育部撤掉，下届行政院例会之中蒋师如据理力争，西史科门抢救成功可望，于公于私似皆无不当。蒋先生那时是行政院政务处长，当然不会回我信的。可是不到一个月，大约是6月间，清华正式公布业经教育部审核批准的科目之中，首门即西洋史（注重16、17、18世纪史）。此外清华原拟的人文社科八科目中，"人口问题"改为"社会学"（注重社会保险），"会计学"保留，另加"师范教育"一门，其余如"英文（文字学）"、"哲学（注重西洋哲学史）"、"政治制度"、"刑法学"、"工业经济"等五门都被砍除。西洋史报载证实之后，我才对景洛一人说，如果这次我考取，十九应归功于"尽人事、听天命"的华夏古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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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初夏西洋史这一科门既经行政院月会予以保留，联大历史方面如本人、丁则良、北大宋泽生，研究生中如清华级友欧阳琛等当然立即重整旗鼓，全力准备考试了。由于自孩提起我心灵深处即由外祖母和父亲灌输了华夏文化的"忧患意识"，所以年届青壮一向都是一个多愁而并不善病者。这时考试科门虽经公布，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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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每个科门所考的五个专门科目尚未决定，命题者亦待延聘。我臆测西洋史方面可能有两个科目：西洋通史和一个注重近古（16、17、18世纪）的大断代史。西史一切有客观标准，事先不必作杞人之忧。可能有一门世界地理，亦无大问题。国史方面最可忧者在中国通史，而且我的忧虑绝不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事缘两年前（1939年春）在燕京为研究生时，一天下午陈鳘来访。他是清华历史系七级学长，清宫太子太傅陈宝琛之孙，清华法学院院长陈岱孙先生的堂弟，字壬孙，书法秀劲颇类乃祖，古文根基在同学辈中亦较深厚。他又是邵循正的妹夫。其近作"戊戌政变时反变法人物之政治思想"，已被接受，即将刊于《燕京学报》第25期，1939年6月号。陈蓥面容戚戚，对我说："炳棣，对不起今天要你破费请我吃晚饭，让我喝几杯闷酒，因中英庚款考试揭晓，我没考取。"随即告我中国通史命题之"奇"为其致败主因。命题者事后知道是陈寅恪师。通史三题为（措辞不失原意义）：（1)评估近人对中国上古史研究之成绩。（2)评估近人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之成绩。（3)解释下列名词：白直；白籍；白贼。

乍看之下，第一、二题至公至允，毫无可非。但事实上当时全国资望之可为中国通史命题者除陈师外，有傅斯年、柳诒徵、钱穆、邓之诚、雷海宗、缪凤林、吕思勉等七八家之多二由于命题人学术修养和观点之不同，同一答卷结果可能有数十分的差距。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六七百年间政治、军事、民族、社会、经济、宗教、哲学等方面之荦荦大端，陈师试题几全未涉及，仅以至奇至俏之"三白"?衡量试子的①"白直"有二义。（1)南朝自刘宋起，以白直充仪仗，有时亦充侍卫军士。（2)北朝自北齐始，以白直充品官的力役。至唐代，凡州县官员流外九品以上，皆给白直，以供役使。天宝（741—756)初全国白直总数达10万以上。不久废。"白籍"是东晋及南朝时，北方侨居江南地区的临时户籍，因以白纸书写，故名白籍，以别于江南土著民户之"黄籍"。白籍民户可免税，可免服役。"白贼"是南朝对身无官爵的庶民或白民造反者的诬称。南齐485年唐寓之于富阳起事后，被称为白贼。（以上摘自《中国历史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上，页807—810)t 高下，甚至影响他们的前程和命运，其偏颇失衡实极明显。正在思虑中国通史可能命题人选的一两天内，在文林街上遇见陈岱孙先生，即以陈鳘的不幸经验面告。岱孙先生叫我几天之内上书清华评议会，请求慎选中国通史命题人。大约半月之内清华注册课正式公布所有22门的专门科目，西洋史（注重16、17、18世纪史）门所考五项专门科目是：（1)西洋通史、（2)西洋近代史、（3)明清史、(4)史学方法、（5)世界地理。以明清史代替了中国通史完全出我意料，但三思之后觉得非常合理，心中一大隐忧总箅解除了。

但史学方法这一科目引起丁则良和我的新忧虑，事缘姚从吾先生多年在北大讲授史学方法，以德国伯伦汉（ErnstBernheim)的《历史学方法教科书》为蓝本，内容远较法国朗格诺瓦、瑟诺博（ChVLanglisandChSeignbs)合著的《史学序论》为翔实。丁则良聪明绝顶，没几天就笑着对我说，他不过向姚先生请教如何准备此一科目，而姚竟立即讲出不应讲的实话：清华考试委员会确曾请他为史学方法科目的命题人，但他马上辞掉了，理由有二：（1)他本人英文有欠精通；（2)他建议清华考试委员会应改聘我国史学造诣至高、方法至通的大学者。他并且对丁说，谁是史学宗师是尽人皆知的，不必道出他的大名。几天后姚先生对我也说了同样的话。因此，丁和我都相信史学方法的命题人定是陈寅恪师无疑了。当时我心中在想，陈寅恪师命题是无法猜中的；但这样也好，因为这力就不需要多准备，要靠平日所读所见所领悟的第一流考证文章 。至于所谓的"纯方法"方面，如版本、校雠、史料评价等一般原则，在陈师眼里都极浅显，不会受到他的重视。即使他题中涉及这方面，我从第十一版《大英百科全书》相关几篇专文的卡片摘录似较章 学诚《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以及近人几种目录学、伪书考诸书所论要更周详、系统、科学。再则答卷时多以陈师考证结果为例总不致有大偏差。无论是何科目，陈师命题总有一定比例的"不可知数"，①陈鍪，中英庚款考试失败后赴东北教书，不数年即病死但史学方法的"不可知数"总比中国通史要少得多。

五项专门科目之中竟无中国通史，而有明清史，是我意想不到的，似乎可认为是我"再尽人事"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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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夏准备第五届留美公费生考试期间已接到天津二妹莲生的信，知道大妹又星（1919一1940)已因肺病逝世。又星小我两岁，自小学至天津河北女子师范毕业一直是校中首席"歌星"。她的夭逝无疑加速父亲的衰老。留美初试失败之后，一再"尽人事"准备东山再起之际，再接莲妹的信，父亲果然在1941年春夏之间去世了。事实上我几月前胃部即感不适，十余年后在加拿大才证实自少年时期（尤以南开中学初中二年级时1929—1930年）即患十二指肠溃疡；1933年第一次考清华照X光时发现左肺左下角曾经传染，幸而不知不觉之中已经钙化。回想起来，"旧中国"的公共卫生、体格检査等实在太落伍了，只有"适者"才能生存。无可奈何之中，只好继续准备考试。珍珠港事件打破了沉闷，清华校务会议终于1941年12月26日正式议决第六届留美公费生考试延期举办。在这种情势之下，连系主任雷海宗师也看不出我的前途，所以才不得不试问我是否有意暂去他校独当一面讲授西洋史。

各方面考虑之后，只有暂离昆明，先回故乡金华料理父亲遗产以期接济天津母妹了。在沦陷区从事"经营"的15个月（1942年2月底至1943年5月底返抵昆明）是个人生命史上最不堪回首、最失败的篇章 。最可叹的是明明从景洛一系列信中得悉，清华第六届留美公费生考试初定于1943年3月举办、又延到同年5月举办，我是干着急，自问绝赶不上，因为预计5月上旬只能赶到重庆，恐怕连报名期限都要错过，遑论考试。如期赶到重庆之后，住在两路口中央社宿舍世交赵漠野兄（清华经济系教授赵人镌之弟）处。恰巧叶企孙先生代理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经常到两路口办公。我问他第六届留美考试是否日内即要举行。他说："你来得将好，由于四处（重庆、昆明、成都、桂林）招考，筹备来不及，考期已延至8月下旬。"喜出望外，但我也确有隐忧，不觉脱口："可惜只有三个月不到的时间，无法好好地准备。"叶先生说："这也难说，考试主要要靠平时的用功。"我终于5月中旬赶回春城昆明。

V东山再起

回到昆明并不能立即集中全力准备考试。过去的15个月所受的精神打击实在很大，又自知荒废巳久，两个多月之内主要只能从事温习反思的工作。终于在1943年8月16日正式报名参加考试。考试是十天后8月25日星期四开始的，共考8门，为时4日。当时由于防日本空袭，上午一场7—10时，下午一场3—6时，每场3个小时。非常出我意料的是，头一天头一场党义等候试场开门的时候，22科门百余位试子之中独独不见丁则良。党义完卷之后仍不见他的踪迹。到晚上才得悉他因患病便血不能参加考试。我这才暗中忖度是否那只"看不见的手"（InvisibleHand)正在安排凡世间人的命运，两年多笼罩着心灵深处的阴霾似乎显出了一线曙光。

这次考试，国、英文及两门西洋史的试题都已不大记得了，因为答案平平无奇，远远不能令自己满意。明清史五题都记得，但答得好的不过两题，自以为得分也不会很髙。世界地理因自初中即特别有兴趣，答得还可以。最令我惊喜的是史学方法。我通常总是把全部考题过目之后立即动手逐题作答，因为人文科目必须争分夺秒才能尽量言所欲言。可是这次我却足足用了两分钟在忖度：如此内容合理、中西均衡的四大题目的命题人，绝不可能是丁则良和我臆测中的陈寅恪师，十之八九会是雷海宗师。兹将记忆所及的四题内容列述如下。-

第一题问：何谓"外证"（externalcriticism)；何谓"内证"（internalcriticism)?试申述外证与内证的方法和原则。

作者，1943年第六届清华留美报考证第二题列出西洋史学中的三大名著，至今只记得三中之二：HenryThmasBuckle(1821—1862)的《英国文化史》和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三部中任选一部加以评估。我从未读过Buckle，但我可能是西洋史门真正精读过吉朋巨著最初十几章 的唯一考生。吉朋全书最精彩的部分就在开头的十几章 ；尤其是头三章 综合描述罗马帝国全盛时期的版图、军事、政制、首都和地方的关系、民族政策、社会、经济、文化、宗教信仰以及其他造成百数十年和平康乐的种种因素和现象。再则长逾3万字的第十五章 ，详述早期基督教屡受压制而终能胜利成为国教的种种原因，也是全书精华所在。令我最满意的是在我周详的答案中，居然能把吉朋全书中最令举世史家拍案叫绝的一句，一字不错地全部默出：Thevariusmdesfwrship,whichprevailedintheRmanwrld,wereallcnsideredbythepeple,asequallytrue;bythephilspher,asequallyfalse;andbythemagistrate,asequallyuseful 流行于罗马帝国寰宇之内的各式各样的[宗教]信仰[和膜拜]，一般人民看来，都是同样灵验；明哲之士看来，同样荒诞；统治[阶级]看来，同样有用。

这句名言全部默出对阅卷人打分数的可能影响，似可从本人另一亲身经验中体会出来:60年代末（确切年份已记不清），芝加哥大学有一个神学院主办的演讲及讨论，我随兴背诵吉朋这句名言以讥讽基督教胸襟之窄狭，并马上借此机会指出，吉朋之所以能写出如此永恒至高理性之句，正是因为18世纪西欧顶尖哲士深受古代中国人本主义哲人的影响。事实上吉朋的名句虽是以英文表达的，而其精神却可认为是"中国的"，非西方基督教的。我这短短的发言竟引起校长毕都（GergeWBeadle,1958年诺贝尔奖金得主，生物学家）和历史系同仁布尔斯廷（DanielBretin，不久即荣任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异口同声的喝彩。

史学方法第三试题是《左传》、《史记》、《资治通鉴》任选其一，加以评估。

最后一题是《史通》、《文史通义》任选其一，加以评估。

我想天下后世都会同意，这门史学方法的试题真可谓是极公允之能事。四题涵盖中西古今，重本弃末，从人人皆有所知的基本课题中，甄别答卷中所表现的知识的深浅和洞悉能力的强弱——与第六届中英庚款考试陈寅恪师中国通史"三白"命题之偏颇，适成一有趣的对照。

1944年夏考试结果揭晓，我考取了。据清华注册主任朱荫章先生面告，我的总平均785分是全体22科门公费生中最髙的。当然，理工科门与人文社科科门性质迥异，不可类比，但师友间仍不1944年初夏第六届清华留美公费生录取名单(采自杨振宁《读书教学四十年》）时照传统习惯逗趣。回忆中最富戏剧情趣的是，60年代我在香港初访全汉昇兄的新公寓时，一开门，全夫人这位巾帼豪杰就吓我一跳，大声叫我"状元哥"！如果今后有人研究20世纪前半的新词林掌故的话，历届清华留美考试的"状元"，按总平均分数多少排列如下：第五届经济史门吴保安828;第三届戏剧门张骏祥8224;第四届英国文学门孙晋三7886;第二届考古门夏鼐和第六届西洋史门何炳棣同得785。如以专门科目论，孙晋三的莎士比亚98分，第三届概然逻辑门王宪钧的数理逻辑97,4分和我第六届史学方法的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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