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南联大(下)

I建校史略

众所周知，抗战期间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由北大、清华、南幵三校组成的。其中北大资格最老，但联大的重心是清华。这是由于清华一向经费充足而有保障，学校办事认真，髙瞻远瞩，早在1934年已开始筹划在南方内地省份预设据点。于是自1935年起即在长沙岳麓山下兴建校舍，即将珍贵仪器图书分运四川及长沙。卢沟桥事变前一日梅贻琦校长奉召参加庐山会议期间，即与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商讨平津沦陷后的计划，并联袂往长沙参观清华预建的校舍。随即同意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收容行将南下的三校教师学生。就经费、校舍、仪器、图书言，清华无形中自始即成为三校的重心。C因战火弥溲，1938年1月教育部和学校当局已决定将长沙临时大学正式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②一俟临时大学①赵飏,《梅貽琦传稿》（台北：邦信文化资讯公司，1989)，页55。

?郑銅仁，"郑天挺与北京大学"，《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0),页73。

学期结束，学校即准备迁至昆明。是年11月初在昆明报到的学生，计清华631人、北大342人、南开147人；教师计清华73人、北大55人、南开20人。此外尚有北大及清华联合招考所取新生及他校借读者共学生1452人。?

联大三常委中，张伯苓原是梅贻琦的老师，蒋梦麟长北大之前曾任教育部部长。张不久即被任为国民参政会议长，经常驻重庆；蒋梦麟应邀担任国际红十字会中国负责人，亦不愿经常处理校务。于是唯有资历较"浅"的梅贻琦不避劳怨承荷艰巨。八年抗战，三校合作，弦歌不辍，培育英才，饮誉寰宇，永垂史册。但联大草创伊始之际，三校教职员以至学生间亦未尝没有实际的摩擦。南开、清华之间自始即密切合作，因为南开行政及教学方面领导人物多是两校共同栽培出来的，自梅贻琦以降大体都是如此。最初较严重的是北大与清华之间的摩擦，主要是由于北大资格最老，而在联大实力不敌清华，畛域之见最突显于暂时设在蒙自的文法学院。钱穆（宾四）先生留下生动的回忆：一日，北大校长蒋梦麟自昆明来，入夜，北大师生集会欢迎，有学生来余室邀余出席，两邀皆婉拒。嗣念室中枯坐无聊，乃始去。诸教授方连续登台竞言联大种种不公平。其时南开校长张伯苓及北大校长均留重庆，唯清华校长梅貽琦常川驻昆明。所派各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皆有偏。如文学院院长常由清华冯芝生连任，何不轮及北大，如汤锡予（用彤），岂不堪当一上选。其他率如此，列举不已。一时师生群议分校，争主独立。余闻之，不禁起坐发言。主席请余登台。余言："此乃何时，他曰胜利还归，岂不各校仍自独立。今乃在蒙自争独立，不知梦麟校长返重庆将从何发言。"余言至此，梦麟校长即起立言："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题上①赵赓飏，《梅贻琦传稿》，页56争议，当另商他事。"群无言，不久会亦散。①我1939年秋始抵昆明，因工作限于教先修班西洋通史，与三校同仁接触面不广，只能略略看出三校事务人员关系不甚和睦，尤以南开一向奉校长如家长的老职员们不免有受"排挤"之感；而远远不能从表面上发现像钱穆追忆中所述，北大文法科教师们门户之见竟如此之深。迟迟于1991年（郑天挺先生去世后10年）读了"郑天挺自传"（刊于《郑天挺学记》，北京三联书店，1991)，再加反思，才相信我当时直觉性的揣测是正确的：1940年2月北大秘书长及历史系教授郑天挺，在多方再三敦促之下，允继沈履（清华秘书长、联大首任总务长）为联大总务长，是保证三校合作到底的主要人事因素。除了郑先生学术文章 和行政才干俱孚众望之外，我将在师友丛忆专章 之中，首先涉及他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过人的智慧、正直、厚道和幽默。

此外，具有威望的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和实际领导南开的理学院院长杨石先及不久即长联大师范学院的黄钰生（子坚）皆能处处顾全大局，自始至终促进三校合作，保证联大长期的稳定和发展，都是功不可泯的。

n联大社群

北大、清华、南开虽各有特色，要而言之，三校皆以学术自由、议事依照民主原则与程序闻名全国。战时的西南联大把三校的优良传统更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联大与战前三校最大的不同是地理环境的巨大改变和生活空间的骤然紧缩。按：工业革命以前传统中国和西方的城市面积，因缺乏动力的交通工具都不可能很大。

即以公元！300年左右英国首都伦敦而言，城区的总面积不过是330①《西南联大在蒙自》（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页53英亩，即半方英里零10英亩，尚不足1方公里，其他一般城市市区之小可以想见。①日常活动的范围取决于每人两条腿的速度与耐力。战时的广义联大区域当然更是如此。

联大教职员、家属和学生主要都集中在昆明旧城的西北一隅：东起北门街、青云街，西迄大西门，而倾斜横贯东西的文林街是日常生活的大动脉。街上商店、饭馆、茶馆、书店林立。街南坡巷尤多，人口密集，府甬道晨间菜巿供应充足。清华办事处所在的西仓坡地点最为适中而又宽敞。与西城垣北端平行的凤翥街，茶馆更为集中，黄弱电光之下夜夜客满，弥补了图书馆座位的严重不足。根据目前所能得到的"最佳"的英文昆明旧城示意图而"重温旧梦"，我相信当时"联大人"的日常活动半径不会超过25或30分钟的步行。生活空间如此急剧的紧縮是造成联大高度"我群"意识的有利因素。

当然，我们不应该过分简化事实。实际上，生活空间紧縮之中有扩散：自始联大工学院（原清华工学院加南开的化工）就安置在昆,东南城角外拓东路迤西等会馆；清华理工农方面的几个研究所设在北郊的大普集，国情普査研究所设在呈贡；北大文科研究所设在北郊龙头村。由于日本疯狂的空袭，不少教授都在郊外（尤其是东郊）安家，平时住乡下，有课才进城。另外应该指出的是，在迁①60年代我曾对我国中古都会设计发生兴趣，发现北魏洛阳及唐代长安城垣面积之大为人类史上所仅见；拙文序论中曾涉及西欧及近东历史名城面积。请参阅何炳棣，"北魏洛阳城郭规划"，《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台北《淸华学报》编辑部，1965);及Ping-tiH,"L-yang,A,D495-534：AStudyfPhysicalandSci-EcnmicPlanningfaMetrplitanArea"，HarvardJurnalfAsiaticSti?iie5,Val26:1965-1966,pp52-101，特别是页51—52。

为本章 读者参考，北平清华大学原来校园面积为960华亩，约合160英亩，略不足公元1300年伦敦的1/4;抗战前清华面积扩充到1200市亩。我们当时日常活动范围大概不超过清华园原来面积之半。关于抗战前清华校区面积，可参考赵廣飏同书页112。数宇不包括后来划归清华的5000余亩圃明园故址土地。

到西南的最初两年里，教授们的经济状况仍是相当优裕，住处也先选北门街（美国领事馆所在）、翠湖东路（英国总领事馆所在）这类考究的"边缘"地带。教授和学生在生活方式上还是有显著的不同，在后者心目中教授仍是髙不可攀的。①但是，从1941和1942年起，持续的恶性通货膨胀，逐渐使一贯为民主自由奋斗的联大，变成一个几乎没有"身份架子"、相当"平等"、风雨同舟、互相关怀的高知社群。?达到这种精神意境的高知社群是我国近现代史上的佳话，也是永恒的怅惘，因为它确似一朵昙花，随着战后三校的复员和新中国的诞生而永逝不复现了。

in学风(上）：人文社科

一般而言，有幸的是学风上联大能吸取三校之长而去其短。自五四时期起北大即以"兼容并包"树立优良学术风气，而失之于对学生生活及课业完全采取放任政策。清华及南开对学生的纪律比北大严格得多，所以联大学生通常都不得不用功。至于早期北大"兼容并包"的传统，联大不但承继，而且加以发扬光大。"文革"后，冯友兰对五四时期北大的"兼容并包"有极深刻第一性的追忆和解说：①抗战前大学教授与学生间的"鸿沟"是普遍存在的，例如南京中央大学："那样的学风，教授高髙在上，除了上课，学生与老师没有接谈的机会。"见卢月化，"英国文学三杰之一：楼光来老师"，《中外杂志》（台北，第6卷，第5期，1969)，页6。所谓的"三杰"另有中大的张歆海和清华的吴宓。

②已刊清华及联大史料中颇不乏教职员及家属生活日艰的文件。1942冬"昆明教授家庭最低生活费的估计"是按照当时昆明物价指数所估、最不夸张的估计。教授薪给已远不及战前每月50元的购买力。其结论："过去教授家庭生活的维持，一面靠典卖衣物，一面则减低营养和停止子女教育；现在典卖已尽，有许多家庭实有无法维持生活的情势。"[《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下），页336]……在十年大动乱的时候，这["兼容并包">也是一个批判的对象。所谓"兼容并包"，在一个过渡时期，可能是为旧的东西保留地盘，也可能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在当时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的。因为他的"兼容并包"，固然是为辜鸿铭、刘师培之类反动人物保留了点地盘，但更多的是为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人物开辟道路。毛泽东、邓中夏、李立三等也是顺着这条道路进入北大的，在他们的领导下，革命的道路越来越宽阔，革命的力量越来越壮大，终于导致了五四运动的高潮。①我认为联大的"兼容并包"具有新旧二义。旧义就是五四以降北大的"新旧兼容"。三校人才济济，以中国通史为例，前后即有四家:钱穆、雷海宗、吴晗、孙毓棠。四人见解俱有不同，而钱、雷观点及治学方法最为悬殊。新义就是"中西并包"，这个新学风在联大历史系中表现得最显著，可以溯源到30年代的清华。蒋廷黻主持清华历史系六年之中（1929—1935)，坚信只有先体会西洋史学分析、综合、观点、理论的种种长处，国史研究和写作才有望能提升到世界先进水平。联大历史系国史及西洋史课程之丰富均衡?，事实上可认为是战前清华历史系课程设计的延伸。联大哲学方面，"中西并包"的学风也很显著，内中北大的贡献可观。

人文社科方面，联大与战前大学另一不同之点是知识传授方式和渠道的多样化。虽然就大多数学生而言，知识的传播主要仍是靠教授的演讲和经常阅读参考书，但战时的物质环境与学术气候有利于师生间较频繁的接触。更重要的是师徒"私"相授受式研究所的建立，北大的贡献尤足称道。1939年夏北大决定恢复文科①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84)，页325—326。

(2)迄今最佳联大校史是JhnIsrael，Lianda：AChineseUniversityinWar andRevlutin(StanfrdUniversityPress,1998),pp146-153，对联大历史系的详介颇富史料价值，对雷海宗讲课的精彩有生动的描述。

研究所，傅斯年任所长，主持实际所务的副所长郑天挺留下弥足珍贵的回忆：北大文科研究所设在昆明北郊龙泉镇（俗称龙头村）外宝台山响应寺，距城二十余里。考选全国各大学毕业生入学，由所按月发给助学金，在所寄宿用膳，可以节省日常生活自己顾之劳。所中借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清华图书馆图书，益以各导师自藏，公开陈列架上，可以任意取读。研究科目分哲学、史学、文学、语言四部分，可以各就意之所近，深入探研，无所限制。

研究生各有专师，可以互相启沃。王明、任继愈、魏明经从汤用彤教授；阎文儒从向达教授；王永兴、汪篯从陈寅恪教授（我亦在其中）；李埏、杨志玖、程溯洛从姚从吾教授；王玉哲、王达津、殷煥先从唐兰教授；王利器、王叔珉、李孝定从傅斯年教授；阴法鲁、逯钦立、董庶从罗庸教授；马学良、刘念和、周法髙、高华年从罗常培教授。其后，史语所迁四川李庄，也有几位（任继愈、马学良、刘念和、李孝定）相随，就学于李方桂、丁声树、董作宾诸教授。

宝台山外各村镇，有不少联大教授寄寓，研究生还可以随时请益。清华文科研究所在司家营，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在落索坡，都相距不远，切磋有人。附近还有金殿、黑龙潭诸名胜，可以游赏。每当敌机盘旋，轰炸频作，山中的读书作业从未间断。这里确是个安静治学的好地方。英国学者李约瑟(JsephNeedham)、休士（ERHughes)到昆明都曾在所下榻。①①冯尔康、郑克晟编，《郑天挺学记》(北京：三联书店）"郑天挺自传"，页391

文科研究所只略有所知，对后来在文、史、哲、语言、校勘方面卓然有成的这批研究生，除李埏、汪篯、王永兴外，连姓名都不知道；对清华同级本来主修中国文学的王永兴，迟迟于1937年11月在长沙临时大学因旁听陈寅恪师的课，才改主修为历史，也是半世纪后才发现的。①这种隔阂固然是战时生活状况所造成，主要还是由于他们和我走的是两条很不相同的治学道路。

总之，西南联大人文方面所表现的研究自由和治学途径的多样是永远值得我们憧憬的。

IV学风（下）：理工

数理方面，联大教授阵容之坚强远非当时国内一般学人所能深悉。根据最近与林家翘学长三度电话长谈，30年代清华物理系最难能可贵之处，是已经明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物理研究主流和取向；而且系中如吴正之、赵忠尧等做出的成绩，确与他们相关诺贝尔获奖人的研究成果非常接近。?杨振宁在联大本科及清华研究院所受的训练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他大一物理、大二电磁学、大二力学分别是由赵忠尧、吴正之、周培源讲授的——这种教学水平，除美国少数第一流大学以外，实不多见。联大数理教学风气异常认真，学生做习题极为勤奋。教师中尤足称道者是南开出身、北大专任的吴大猷。在战时图书设备不足的情况下，他理论物理的论文已能连续刊载于美国和英国几种权威物理期刊，实际上已跻身于理论物理先进之列。他是影响杨振宁一生研究工作最深的两位老师之一。在吴指导之下，杨振宁1940年完成的联大学士论文，已能初步领悟到"群论的美妙和它在物理中应用的深入"，因此开①王永兴，（陈门问学丛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前言"。

②如吴有训（正之）有关光学的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刊载于美国国家科学院1923年的Prceed;，不但是当时中国科学家的殊荣，而且反映此论文与业师ArthurHCmptn之获1927年的诺贝尔奖金的密切关系。

始走向一生主要研究领域之一：对称原理（应该指出的是群论的人门是靠父亲杨武之先生开导的）。影响他最深的另位老师是清华五级（1933年毕业）中英庚款学成归国的王竹溪教授。在王指导之下，杨振宁1942年完成了有关统计力学的联大（实是清华）研究院的硕士论文，并从此以统计力学作为长期研究的另一主要领域。①从杨振宁回忆中不难窥测20世纪中国物理学界"世代"之间的传承关系@，特别是此一实例中所暗示的课堂之外"面对面"的"师徒关系"。由于师资、学风、学生素质的配合运作，联大造就了不少卓越的青年科学家，如清华十级（1938年毕业）的胡宁和与杨同时的黄昆、张守廉及姗姗来迟年18岁的李政道。吴大猷回忆："他（李政道）求知心切，真到了奇怪的程度。有时我有风湿痛，他替我捶背，他帮我做任何家里的琐事。我无论给他什么难的书和题目，他很快地做完了，又来索更多的。我由他做问题的步骤，很容易发现他的思想敏捷，大异寻常。"③

联大数学方面师资之卓越足堪与物理媲美。30年代南开和清华就特别注重天才学生的培育。最著名的例子是南开姜立夫全力教导陈省身及吴大任，和清华算学系主任熊庆来提拔仅仅初中毕业的华罗庚。华在数论方面的卓越成就久为国人所稔知，但很少学人了解回国前的陈省身业已受到法国大数学家嘉当（ElieCartan)的特殊赏识，回国在联大执教期间（1938—1943)已初步莫定其日后被目为嘉当承继人、世纪级数学大师的研究基础。④更少人知的是联大新一代教授中，还有世界第一流的数理统计学家许宝碌（清华第五级，1933年毕业，庚款赴英，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剑桥大学科①杨振宁，（读书教学四十年》(香港：三联书店，1985)，页114一115。

②早期亦师亦友式亲切学术传承最生动的陈述是吴大猷对南开大学饶毓泰老师的回忆。饶在为吴请求奖学补助金时曾得到清华叶企孙的联合推荐。详见赖树明《吴大猷传》（台北：希代公司，1992)，页58—62。

③吴大猷，《回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页54。

④《陈省身文选》（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页21。

学博士）。陈省身（1911年生）、许宝騄和华罗庚（两位都是1909年生），也都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全体81位院士之中最年轻的3位。再加上姜立夫老教授，中研院第一届5位数学院士之中，联大已占了4席，可见联大数学师资之雄厚。

在如此雄厚师资及优良传统之下，抗战前已毕业于清华及联大早期毕业的数学新秀陆续脱颖而出。林家翘（清华九级，1937年毕业于物理系），就任联大助教期间考取中英庚款数学门，20年后即成为举世公认的应用数学大师，并为国人人选美国国家科学院之最早5人之一。清华七级(1935年毕业）已任联大数学系讲师的徐贤修出国后亦显名于应用数学界。清华十一级（联大，1939年毕业）之王宪钟与十二级(联大，1940年毕业)之钟开莱不久俱在美国做出重要的贡献。后者与本文作者及杨振宁同为第六届中美庚款公费生，二三十年前已被公认为第一流"或然率"（prbability)统计专家。王浩本来主修数学，后又攻哲学，在海外称雄于数理逻辑界。联大数学系为国内造就高素质数学教学及研究人员不胜枚举。

化学方面，三校师资及其专长分配均衡。北大曾昭抡、钱思亮、孙承谔、朱汝华等实力视清华有过之无不及。南开杨石先主授生物化学，其专业知识、髙度责任感及行政才干，受到联大普遍的尊敬。联大期间三校原有的教员助教或由半资助或由其他途径出国深造者不少。联大毕业的新秀由庚款考试出国，日后成就以朱汝瑾、唐敖庆、王瑞銑为最著。地质、气象等方面联大所造就之人才亦颇可观，不能一一列举。

联大工学院，除南开对化工有所贡献之外，基本上就是抗战前的清华工学院。清华工学院是梅贻琦长校（1930年底）以后才建立并迅速扩充的。从目前所能获得相当残缺的早期中英、中美庚款考试资料，可以看出抗战前清华工学院毕业学生录取的人数远远不如交通大学之多。可是，抗战期间举行的第五（1940)及第六(1943)两届清华留美庚款考试，清华及联大毕业生占总共17工程科门公费生中11名之多。大战结束后中英庚款和教育部公费考试中情况应大体相同。可见联大(清华)工程方面巳经是后来居上了。

总之，联大理工方面，尤以数理，最能发扬光大战前三校优良学风。我多年来和科学界老朋友忆往的积累印象是：当年联大在数理知识的传授上已是非常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了。实证甚多，姑举其二。（1)1957年杨振宁、李政道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是与他们早年所受联大的训练分不开的。（2)首批5位华裔人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其中4位都曾是联大的教师和学生：陈省身、林家翘、杨振宁、李政道。另位吴健雄是中央大学毕业的。

此外，现代科学史中有一数学与物理"殊途同归"的佳话，也应视为联大的光荣。其中内容和经过最好用杨振宁自己的话来说明：纤维丛（fibrebundle)理论中的陈氏级（ChernClass)……不但是划时代的贡献，也是十分美妙的构思；把一个完整的流形(manifld)切开，再巧妙地接起来，天衣无缝还原形。我在一九七五年懂了此中奥妙以后，真有叹为观止之感。

我是研究物理的，为什么去求了解陈氏级呢？经过是这样的：近代物理研究自然界的"力"，发现共有四种：核力、电磁力、弱力和引力。四种力和它们的能（Energy)都是规范场（GaugeField)，这是三十年来的一项基本了解。规范场的方程式是物理学者从十九世纪的电磁学方程推广出来的。惊人的地方是这些方程式后来发现和数学家的纤维丛观念有密切的关系。一九七四年又发现了这些方程式与陈氏级的关系。物理学者因而知道有了解陈氏级的必要。至于为什么自然界的各种力都要建筑在几何学中的纤维丛观念上始终是不解之谜。陈教授今天在几何学界的地位已直追欧几里得（Euclid,公元前300年左右）、高斯（Gauss，1777—1855)、黎曼（Riemann，1826—1866)和嘉当（ECartan，1869—1951)。①(D杨振宁，《读书教学四十年》，页100。原文作于1983年。

联大的历史只有8年，而其数理方面学风之优异与成果的卓越是永垂史册的。

V个人生活漫忆

诚如第三节所述，联大人文社科方面学风自由，兼容并包。但部门及途径繁多，反而难有共识。加以战时物质缺乏，及图书的搜集亦有困难，一般教师和学生生活都比较散漫。就我个人而言，战前所拟长期自修计划根本无法实现。联大工作前后6年，一半都消磨在准备两度留美考试和应付父丧家难之中。如果在广义的"教育"上还能有点收获的话，那就只有是真正地行了万里路和读了些心理学和英、俄小说。

那时清华西文的历史图书放在联大历史系办公室，而这个办公室是在昆明城西北隅外荒冢中的地坛。不知何以内中有一部HavelckEllis(1859—1939)的上下两册《性心理研究》（Sfuiwinthe PsychlgyfSex)0读后大开眼界，曾和潘光旦先生做过较深入的讨论。英文小说开头先读简奥斯汀（JaneAusten,1775—1817)的经典诸作，虽极佩服她对人性观察的锐敏和描写技术之高超，但她的小说的对象和背景太"小"，不能引起我持续的兴趣。翻读英国19世纪著名小说诸家也还觉得不合口味。转移到19世纪俄国几位大小说家，兴味才越读越浓，对陀斯妥耶夫斯基（FydrDstevsky,1821—1881)，更有观止之叹。小说对我最大的作用是大大地丰富了我"间接"的人生"经验"，使我这一介书生能体会到人间宇宙之大，人类品型之多，性格言行之无奇不有，于是有效地增强我对"人"的了解与"容忍"。

名义上我在联大前后6年，事实上我在昆明只4年零9个月。

此期间我未参加任何政治运动，也很少参加别的活动。年前杨振宁先生函告，谢泳《大学旧踪》书中有涉及我当年的学术活动：……四十年代初，在西南联大，有一个学会叫"十一学会"("十一"二字合起来是一个"士"字），意谓"士子"学会，这个学会是由教授和学生共同组成的，有学历史的、有学哲学的、有学社会学的，也有少数学自然科学的，其宗旨是士大夫坐而论道，各抒己见。教授有闻一多、曾昭抢、潘光旦等，学生有王瑶、季镇淮、何炳棣、丁则良、王佐良、翁同文等，由丁则良和何炳棣召集，每两周聚会一次，轮流一人（教授或学生）作学术报告。教授报告时，学生听，学生报告时，教授同样去听，听后都要相互讨论。正是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成长起一批批学者。一位参加者回忆说："我做毕业论文时，我的导师张荫麟先生对我说：在学问的总体上，你们青年现在不可能超过我们，但在某一点上，你们已经完全可以超过我们了。这种学术空气，回忆起来，真是如坐春风，令人不胜神往。"（李埏"谈联大的选课制及其影响"，《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81页）像这样的学会组织，在过去的大学里不是一个两个，而是许多。这个"十一学会"中的学生参加者如王瑶、季镇淮、丁则良、何炳棣、王佐良、吴征镒等，后来都成了著名的学者。①这段"重建"的小小学术掌故读后使我非常瀲动，因为作者用心良苦，不免把我们当时的学术活动过分"理想化"了。首先应该说明的是，我虽然后来和丁则良同为"十一学会"的召集人，但该会创建于我离开昆明的期间（1942年2月底至1943年5月中旬），因为我如在，会对丁的会名提议提出意见的，这是由于我虽不得不以新的科举为晋身阶梯，我对传统"士大夫"阶级的行为意识有很大的不满。"十一学会"的创建不会早于1942年的舂天。上面征引文所述每两周教授学生轮流主讲很可能是初成立后的情形，那时师CD谢泳，《大学旧踪》(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页51生两方都情绪高，手头有"货"，不必事先多作准备。但是，如此频繁而又相当认真的学术讲述是很难维持长久的，特别是"学生"们(事实上早已是助教和教员了）肚子里怎能有那么多的现成"货"。

再则现存清华校史档案中，1942年9月5日梅校长已拟稿函呈教育部"组织第六届留美公费考试委员会"0，虽然档案有缺，我猜想至晚1942年初冬，因珍珠港事件而延期的清华第六届庚款考试即将举办的消息已传遍昆明和西南其他都市，丁则良等多位必已全副精力准备考试，不暇大力推动"十一学会"的活动了。@我终于1943年5月中旬返抵昆明，8月底考完第六届庚款考试之后，才能从容地准备在"十一学会"中给一个演讲。吴雨僧师的《日记》又供给了最简确的记录："十月二十四日，星期日：……（晚）7—10至T H赴十一学会，炳棣讲Dstevsky小说。偕（李賦）宁归。"③记得有些不满10人的学术谈话，常是在王佐良家里举行的。这次讲谈是在清华办事处，听众较多，或许是讲题有吸引力，或许丁则良等事先怂恿朋友来听，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演讲。这次演讲和讨论居然3伟大与深刻，特别从《卡拉马佐夫兄弟》（TheBrthersKflTm2i;)窥测俄罗斯民族复杂、矛盾、多维的性格，甚至涉及俄国的十月革命。1944年"十一学会"的活动还是继续的，但已绝不是两周一次、教授"学生"轮流主讲，而且教授已很少参加了。我曾讲过一个外交史上的题目，19世纪末叶以降，英、美是否合作与世界政局能否稳定有密切的关系。1944年"十一学会"里最精彩的一讲是北大何鹏毓的"明代内阁"。他运用史料之熟练，分析内廷宦官与内阁首辅关系之细致生动，远胜战前吴晗明史课中的演讲。联大后期郑①《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上），页239—240。

②我的推測是根据景洛前后的信。她讲明清华留学第六届考试初订于1943年3月下旬举行，第二信言展期至5月下旬，而我5月初才赶到重庆，由叶企孙师始悉考试又延至8月。

③吴,《吴宓日记，1943—1945》，页139。

天挺先生明清史课与何鹏毓合开，最后全部由何一人开，是有充分道理的。何体胖、善烹饪。我出国前他曾请景洛和我吃饭，事先半笑半叹地告我，为了做好一碗酸辣汤，他晨间特别买了"十滴麻油"，可见当时（1945年夏）通货膨胀的严重了。他是国民党员，我一直未能探悉他在新中国的命运，更不知他是否有机会发挥明史的专长了。

尽管征引文中所述的是多少加以"理想化"过的"十一学会"，但文章 开头所讲1949年以前大学师生关系很中肯要，值得我们反思：单纯的以学术为纽带的关系。旧大学里的师生之间重趣味重性情，而轻利害，当然这只是个一般的说法。师生之间关系躲洽，除了彼此道德水准外，还与大学里的自由空气有关。……与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和流亡台、港、海外人文社科方面先后世代的学人相比，"旧大学"确是"重趣味重性情而轻利害"、"道德水准"较髙，没有鱼目混珠、自欺欺人、互相吹捧、树立利益集团等不良风气。

一般生活当然不限于读书治学。抗战期间最幸运的是住在昆明。昆明位于北讳25°，而海拔5700尺，所以气候得天独厚，昆明真不愧"春城"的美誉。夏日与南京、南昌、武汉、重庆等"火炉"比，昆明真是天堂了。我个人特别受到春城气候的"恩惠"。在日机疯狂轰炸的情况下，我患了可怕的斑瘆伤寒。我只能专雇一辆驴车逃到东北郊岗头村，被锁在小山坳一间茅屋里静躺七天，按时由景洛（她那时在南菁中学教书）开门送饮食，第八天便能搭驴车回昆明了。据医生说，如果是在重庆等地得了此病，就会非常严重，只有在春城才能无药自愈。

衣食住行，食最基本，而一般回忆联大之作仅着重通货膨胀、营养不足方面，很少提到昆明吃的文化的。我没有忘记景洛在乡下工作时，我吃联大教职员包饭的"紧张"：像我、葛庭燧、牛满江、卓励等彪形大汉(1)，每人都尽先吞下压得满满的一大碗干饭，然后再狼吞虎咽那几道所谓的菜；我也没有忘记逃警报回来，只能聊以两小碗，总共不过四五两纯面条的汤面充饥。但是，任何事都需要决心，如有决心，五六年之中总还有倾囊去尝一两次"新"的机会。因此，我反而要专向"美"的方面回忆了。

今夏（编者按：指2000年）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和在昆明长大的著名经济史家李伯重（云大李埏教授哲嗣，现为北京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教授）谈到昆明的常食和特食，很惊讶，他居然有很多东西都不知道。我本以为讲吃太琐碎，但从和他谈话中感觉到我所想谈的，可能具有些微社会文化史料价值；此刻不讲，真会逐渐湮没无闻了。先就云南特产而言，菌类中的鸡枞早已屡见于明清笔记，名贵非我辈战时所能常享，而且说实话，并不是像传统文人仕宦说得那样特别美味。滇中菜蔬之美当以"豌豆尖"（即今日海外华人城俗称的"大豆苗"）与蚕豆。蚕豆在西方从其意大利名，叫作Favabean，是髙级意大利及法国式餐馆中配菜珍品，成本很高。六七美元的蚕豆荚也还剥不出一满盘蚕豆粒，而且内中部分已经淡绿和微黄不嫩了。豌豆和蚕豆一般鲜嫩季节甚短，而在昆明鲜嫩季节可以长到八九个月。更妙在晨间上市的全是已经去壳的蚕豆粒，价钱不贵。50年代遍翻美东诸馆所藏中国方志，发现明代江南志书之中巳数见"云南豆"，可见云南的豆类自古即很有名。

我祖籍是金华，食品中最足自豪的当然是金华火腿了。但我①葛庭燧对物理及金属学卓然有成，后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因病延期于1937年毕业于清华，战时为联大物理系教员。牛满江，生物学家，时为北大教员，不久即离联大，后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卓励当时是北大物理系教员。

必须承认如果光吃火腿片的话，宣威腿或许要胜过金华腿，尤其是昆明绥靖路东月楼的"锅煬乌鱼"（纯凭拼音而不知原来"乌鱼"是哪两个字）。这道连李伯重先生已经不知的名菜，事实上是取宣腿最精嫩的部分切成薄片之后，裹以粉浆，像北方软炸里脊那样炸成的，但至今屡求仍不得其解，何以叫作"乌鱼"。另一美食是"过桥米线"，以正义路三牌坊一家饭馆为最有名。它基本上是一大碗滚烫的鸡、肉（有无火腿已无法追测）汤，食者以盘中已经切好的生鸡、生猪、生鱼等薄片放进热汤一泡，即可取出调味人口，原理和涮羊肉相同，就是不用火锅而是用滚汤。米线或面条当然都是先煮到略熟的。火腿月饼、五香和玫瑰大头菜也是以三牌楼一带专店的最为有名。

昆明甜食业相当发达，据说是与吸鸦片有关。文林街上就有一家甜食店，"炖牛奶"很有名。难得的是鸡蛋和牛奶打得非常均匀，绝不像"甩果"那样乳蛋分离，并且很讲究地用冰糖煮。1939年底前我以助教的薪给还吃得起这个髙级补品。

最平常的食物要箅面、米线和饵炔了。我嫌后二者无黏性，经常吃面。昆明的面条近似广东的伊府面，比较宽条。一般先将大量的面条煮到六七成熟即取出晾在大竹盘上，稍涂些油以防黏着。我总点"焖鸡"面，至今也不知道"焖鸡"是哪两个字。事实是以蒜和酱油煮好的瘦猪肉丁，汤咸而鲜，味精很多，而面条几乎历历可数。大概由于常吃"焖鸡"面，而昆明本地人又没有吃大饼、油条、包子、佼子的习惯，所以我时常觉得肚子空空。即使景洛回到联大工作，我们晚饭后还是常走过小西门内武成路，去五华山东边的一家专卖煮羊肉的回民店补充营养。这家店铺每夜灯光四射，大铁锅里满满滚滚乳白色的汤和其中发出的羊肉香味，使你至少非点一碗"羊肉拐骨"过过瘾不可。偶尔有老人点"一碗灯笼"，夏间我考李伯重"灯笼"是什么，他说完全不懂。"灯笼"是羊眼睛，要好几只羊才能供应一碗"灯笼"，所以不是随时都有的。如果中国烹饪词典未曾收进的话，应该收进，这才是昆明第一"特"食呢。

随着美国"飞虎"空军大队和其他陆战及情报部队来到昆明及其郊区，随着跑仰光的暴发户和游资的集中，昆明生活的两极化日益显著。"新富"穷极奢侈，教授及薪水阶级生活越来越艰难。吃的方面开始多样化，昆明东南城外南屏街一带已有下江餐馆出现了，以全家福为最有名。它的招牌菜是炒鳝糊、烧肥肠、虾子冬笋等。沿街摊上卖美国香烟和美国罐头食品，以五磅装的牛油最受欢迎，价钱比奶酪（cheese)高。真行家如雷海宗师买后者，因既价格较廉又富营养。可是髙知之中懂吃喜吃奶酪者甚少，而肉、蛋价格逐月飞升。总的来讲，通货膨胀不断恶化之中，联大师生一般营养成为严重问题。

美军既集聚昆明四郊，美国新拍五彩电影供应源源不绝。南屏电影院装修扩充之后，夜夜客满。彩色长篇《白雪公主》因争先购票挤出人命。造成连演售票空前记录的是约翰，斯特劳斯（J-harmStrauss,1825—1899，其所编制大量华尔兹舞曲风靡19世纪欧洲）的meGwiITaZte(《翠堤春晓》）。联大"穷学生"竟有连看七八场之多者。一时联大社区大街小巷随处都可听见低吟、髙哼、哨吹"蓝色的多瑙河"、"维也纳林中故事"者。据说不少昆明土著中学生亦不乏效颦者。

就是在昆明旷古未有的世变之中，我于1945年秋飞往印度，候船去美国留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