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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更古习惯的11世纪英国法令，田地最大的纳税单位是海得(hide)，即120英亩。1086年调查记录之中，某寺院在17郡都有田产，各郡田产中海得的实际面积很不相同，最小的只48英亩，最大的258英亩，大小差距5倍之多。因此梅氏强调海得决不可认为是耕地面积的单位，必须认为是纳税单位。[以上两段，除几个字的变动外，都采自拙著《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台北：联经，1995)，序言]

上引1995年书序之言过简，事实上1952年冬昼夜翻检《清实录》我已发现土地折亩的实例。如雍(正)乾(隆）间陕西若干县份报垦之地，每四五亩折征一亩。平素分为五等的地，"以三等地减作五等，以五等地减作七等，以七等地减作八等，以八等地减作九等，俱照递减等则升科"。最使我兴奋的是在乾隆四年卷中已发现浙江象山、临海、太平等县开垦"额内田"后，"招回丁口"已有好几位小数点。举例:"招回丁口十丁口四分二厘一毫零；十八丁口五分七厘零"等呈报的数目。法国浪漫哲人夏多布里昂（FAChateaubriand,1768—1848)之传世名言，法国革命在爆发之前业已完成。1952年底，我革命性的明清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的系统研究尚未开始，业已能够保证它的成功。1952这一年确是我一生治学和事业的分水岭。

n埋首国会、哥大、哈燕图书馆

UBC历史系及校长办公室虽无法知道扬州盐商一文的价值与意义，但总了解《哈佛亚洲学报》的标准是相当严格的。所以1953年初春我直接向安朱先生申请暑期研究津贴时，他"责"我为什么上一年不先和他商量。他立即批准650元，比上年GeffreyDavis建议的多了一倍多。这使我能往返都坐得起火车。更想不到的是我一到纽约就见到梅贻琦校长。问了我家庭状况之后，梅校长就静听我报告英史论文完成及出版的种种周折，去年两淮盐商研撰的经过，和今后明清人口及其相关问题这个几年才能完成的大课题的研究计划。其中最"起码"的工作是遍检美东三大汉学图书馆所藏的3000多种地方志，以及北平图书馆善本甲库（已寄存在国会图书馆）三四百种善本的胶片。梅校长极坦诚地说："清华正有一小批款项资助中国学人的生活和研究，说老实话，他们不可能真像你那样作头等大题目，再说你也不能总像去年夏天那样过分节省吃苦。我觉得你应该向清华申请研究津贴1500元，一次颁发，由你自行分配贴补几个夏天费用的不足，也无须向我报销。"事后才听说，梅校长本人向清华支薪极少，不敷家用，有时梅师母还要工作，这使我对梅师的为人产生无可言喻的崇敬与感戴。1953—1955这三个夏天，我在国会图书馆工作的时间多过哥大与哈佛。华府太热，夜间也经常去专室阅读抄写史料，为了安全也不时需要短期住在参议院对门的CarlArms旅馆，每夜七八元，只有靠清华的津贴才住得起。我人口史基本功之得以完成是与梅校长的特别用心与关怀分不开的。

据我所亲见，很少有华府以外的学人在国会图书馆东方部长期作研究的。东方部在新馆（Annex)，冷气设备优于旧馆。中文书籍集中在书库的第八层。东方部所聘的馆员人数有限（从这点看，我觉得联邦政府不但不浪费，事实上是不合理地撙节），阅览室的读者所需之书都是由馆员去取出放回，根本没有像一般大学图书馆所用取书放书的零工（page)。我初到即由资深吴光清博士和辅仁出身的王恩保先生照拂，不但有经常进库看书自取自放的便利与责任，并取得夜间进馆工作的特许证。程序是：下午5点闭库之前，可以把所需书籍搬出书库，放在宽敞的ThmasJefiferen阅览室以备晚饭后翻读和抄录。在没有Xerx影印复制便利的岁月，利用晚间续抄史料对我工作迅速的进展是非常重要的。

从燕京老学长朱士嘉的《中国地方志综录》（商务，1935)，知当时方志收藏以国立北平图书馆为最多（3828种），次为上海东方图书馆(2082种，附属商务印书馆，1932年1月29日为日军焚毁），次为金陵大学（1993种）、故宫（1956种）。海外以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所收最多（1370种），哈佛仅收494种。美国两馆所收相差如此之巨是因为美国农业部WTSwingle博士从改良美国柑橘品种而逐渐了解中国《本草》及有关植物专谱以及地方志中植物及谷类记载素质甚髙，力劝国会图书馆大事收购。30年代美金1元折合国币5元，正是国会、哈佛、哥大、芝大等馆大批系统地收购政制、方志、文集、家谱以至盐法志等图书的理想时期。美国诸馆几乎都是委托北平方面最诚实精专的采购经理人顾子刚先生。顾先生对三四十年代美国中文藏书飞跃式的扩充是功不可泯的。我在国会图书馆开始工作时，该馆中国方志的收藏已达3000种左右。自从哈佛燕京社的成立和裘开明博士的充任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哈佛的中文藏书增长最速。因此，再加上哈佛附近生活的便利，我暑假短期搜集史料工作的重心，自50年代后半起，已逐步向哈佛燕京图书馆转移。我渐渐觉得该馆方志的总数已逼近国会图书馆所藏，1955年夏补充有关会馆制度资料时，发现该馆四川一省的方志竟已多达110种之多，真已堪称美备了。从掌故的观点我应在此顺便一提外界不甚了解的"哈佛心理"。我I960年夏代表加拿大参加8月初在莫斯科举行的第25届国际东方学者大会，赴欧前曾过哈佛，裘开明先生托我在俄国新旧两京探询能否影印复制全部《钦定平定准噶尔方略》，我大吃一惊，博闻穷搜如裘先生这样顶尖的图书专家，居然不屑一询近在"咫尺"的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再如80年代JannaHandlin博士（哈佛以移民为主要观点的美国史权威scarHandlin之女，《哈佛亚洲学报》编辑之一）专函问我，在我meLadderfSuccessinImperialChina,1368-1911(《明清社会史论》）中所引用的乾隆年间陈宏谋《全滇义学汇记》，究竟哪里有？这给我同样的诧异，哈佛竟"习惯地"不知"下问"国会图书馆东方部！

我1953年决定先往国会东方部书库和库外阅览书室昼夜开矿是明智的。没有那300多种北平善本方志的胶片，我对"丁"和"亩"制度内涵演变的讨论绝不会那样具有说服力；对近千年来由于早熟稻种的繁殖和新大陆作物的引进和传播所导致的农业生产革命的研讨，是绝不会那样充满信心的。在遍翻方志中人口、地亩的同时，我特别注重物产中的谷类，有关超省际移民、会馆、开山、伐林、水土流失等多方面的资料。随时札记，随时消化，随时联系。翻检抄录方志资料感到相当疲惫的"报酬递减"阶段，我就换个方向抽读制度、奏议、家谱、登科录、同年齿录等等以解困乏，并在脑子里初度播下另个大课题研究的种子。但为研撰效率计，1953—1955三个夏天必须集中精力于明清人口及其多种相关问题。当时我对作物起源及育种等科学部门已具最低必要的专识，所以写撰先从农作物开始。常识性的逻辑也先要求明了长期粮食增产的基本因素，才能部分地解释清代人口爆炸式的增长。1953年夏最令我兴奋的是明嘉靖1563版云南《大理府志》仅存第一、二卷，而卷二"物产"之中竟跳出望眼欲穿的"玉麦"[御麦，即玉蜀黍（maize)]!这是我研究美洲作物传华考的关键性实证之一。再则一连三夏已搜集了很多有关早熟稻品种、育种和传播的资料，独独找不到偶尔征引(林的儿女姻家)所辑综合性的《江南催耕课稻编》，心中怏怏不乐。1955年6月准备离国会赴哈燕的前两日，要求进平时封锁的善本书库浏览一下业已收购而尚未暇编目的线装和近代的书籍，不期内中竟有此书！正是这类"重要"和经常方志中不时启我深思的史料发现，才能助我"容忍"华府炎夏、旬以继旬、书虫过客生活上难以言喻的单调和寂寥。

哈佛的好处是生活方便，来往学人多，不寂寞。1955年夏我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也得到过类似上述求书得书的欣悦。事缘在我从多方面搜集史料的过程中，有关土地登记和"统计"的资料已尽到最大的努力，独缺偶见于日本论文里国民政府30年代中期财政部刊印的江苏萧县、江都和安徽当涂三县土地陈报的报告。6月下旬某晚10时闭馆后走回住处的时候，听见后面有人叫"何先生"；不用回头看，听声音就知道是馆长裘开明先生。他耳聋声大："刚刚接到山本（Yamamt)的电报，你所要的那三种土地陈报马上就要航空寄来了。"他进而告我一个小秘密：为争取哈佛没有的书，他与东京的山本书店有一密约，山本每月的书目提前一周直寄给他，他用电报选购，成交之后，哈佛付款按标价另加百分之十。就世界水准而言，哈燕之所以能成为东方图书名馆是与裘先生数十年"献身"的精神与积累的贡献牢不可分的。

回到方志，朱士嘉编辑《综录》时无法知道的一项事实应该在此说明。边陲云南的方志，一向比较难得，我在1954年夏在近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远东图书馆发现JFRck(生前长期住滇研究南诏历史）捐赠该馆云南方志之中，国会所无者竟有16种之多。

1956年以后我发现哈燕馆云南方志，亦有6种为国会所无。传统学人中以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1613—1684)参阅方志最多，据他《肇域志》（书稿有残缺，为南京国学图书馆珍藏）的序言和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商务《四部丛刊》本），他一生确曾阅读过千种以上的各省方志。由于美国各大图书馆高效系统的收藏和使用上的便利，我以三个夏天基本上遍翻了3000种方志和三四百种善本方志胶片，较之古人，真是幸运得多了。

m决心踏进汉学以外的世界

早在哥大英史论文尚未完成的阶段，我已私自下了决心把博士后国史研究的成果予以严格的考验：尽先试探能否打进西方第一流的历史和社科期刊。可是1952年夏暮完成的"扬州盐商：18世纪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的研究"，虽然从观点、内容、分析、论断看明明是更适合社会科学期刊的，我却不得不决定试投"汉学"、"东方学"髙水平的《哈佛亚洲学报》。主要因为当时"东"、"西"很少交流；文章 中制度专词、人、地、事、物等所需汉字过多，远非西方社科期刊所愿处理；因为"隔行"，文章 的审查可能拖得很久。杨联陞学长既是编辑之一，哈佛方面的审查不会拖延。我的决定证明是明智的，虽然文章 还是要等到两年之后才能刊出。

这篇研究18世纪两淮（由于当时西方学人每多不解两淮等专词，故论文标题用扬州）盐商论文的主要目的在考释两淮食盐生产及销售组织，估计场商、总商及运商的数目，以及全体盐商的利润与财富，最后分析何以这个全国资财最雄厚的商团不能产生资本主义。这篇论文所用的最主要史料是估计"成本"最详细而又最严格的乾隆1748年版的《两淮盐法志》，也正因为此一特色，乾隆《志》极少传世。乾隆初年上承雍正朝行政执法认真的良好遗风。雍正深深了解盐政或巡盐御史例皆维护盐商利益，而廉能的省方首长维护消费者的利益。所以雍、乾之交两淮盐价是由盐政三保与湖北巡抚崔纪会同核定。乾隆五年（1741)谕令江苏巡抚徐士林会同两淮盐政准泰，根据三保和崔纪合拟的成本，逐条逐项再度核定(当时为避免太多人名，文稿中这些官员的名字都未列出）。从如此认真编就的"成本"册估计两淮盐商的年均利润和长期（1750—1800)总的财富，应该是和事实相差不远的。至于研究盐商总数，最有用的史料是哥大独有的盐政高恒1757至1765年间的档册。有鉴于杨联陞兄数年前《哈佛亚洲学报》中讨论传统中国典籍中的数字往往属于"虚数"（pseud-mimber)性质，所以本文对盐商"数百家"这个广传的虚数做了特别用心的探讨。得出的结论是：生产方面场商30人；运销方面总商30，运商200人；湖北、湖南、江西占全部两淮三分之二的盐区，各县都只有当地的"水贩"，根本不列入两淮运商纲册之中。全部两淮盐商的年均总利润约5000000两，18世纪后半50年间的总利润应该不少于250000000两，远远超过广东十三行的总利润。这一事实可从以下的数字得到部分的反映：广东行商于1773至1832年这59年间共向户部捐输3950000两，年均捐输66949两；而两淮盐商于1738至1804年这66年间，共向户部捐输36370968两，年均捐输551075两。就乾隆年间长期积累的财富而言，两淮总商之家必不乏资产千万以上者，资产数百万者亦应有数十家之多。

当中国大陆研讨"资本主义萌芽"即将蔚然成风之际，我早在1952年夏就已经以两淮盐商为个案，初步探索何以在传统中国巨量商业资本的存在，并不能导致资本主义产生的主因。首先是两淮富商与其他社会的"新富"（nucmric/ie)往往因犯"炫耀式消费"(cnspicuuscnsumptin)的心理情结。两淮盐商"炫耀式消费"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方式。其中庸俗者"竞尚奢靡，一婚嫁丧葬，堂屋饮食，衣服舆马，动辄数十万"。其尤甚者以数千金购苏州不倒翁投诸长江，数万金订制金箔，散自金山塔顶，以博片刻欢笑。其中文化水平较髙者，往往长期搜集鼎彝、珍玩、碑帖、书画、图书，跻身全国收藏名家。如著名诗人马曰琯、马曰璐兄弟之"丛书楼"，1772年以后曾向《四库全书》编綦献书多种，内中776种珍本收人《四库》。乾隆年间"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筱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其他驰名全国的诗文沙龙（salns)尚多，定期诗赛，招待豪华，奖金优渥。乾隆一朝60年间，举凡下江一带经史大师、知名骚人墨客几乎无不做过沙龙主人的座上客，有些甚至是长期的座上客。两淮巨商之家不惜累世消耗大量财富从事风雅的社会活动，主要是由于富到一定程度之后，更多的财富并不能换取更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只有通过与大批文人的长期交往才能打进全国文化精英的内围。这现象当然是传统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深刻反映。与此息息相关的另外一面是两淮富商子弟读书中试成为进士、举人、生、贡的为数越来越多；家族成员中商人的比率越来越小，非商人（包括仕宦、进士、举、贡、生员以及无科名坐食祖产及沉溺于"声色犬马"者）的比率越来越大，以致巨富之家财产很少有能保持到四五代以上的。

这个概括绝不是"想当然耳"的，而是从两种高素质史料所勾勒出的盐商家族内部蜕变的史实而得出来的。乾隆1748年和嘉庆1806年两版《两淮盐法志》中传记资料甚为丰富。扬州（事实上是邻县仪征）出生的李斗，遍游南北诸省之后，走遍扬州城区内外所有大街小巷、河流港汊、名园胜迹，"又尝以目之所见，耳之所闻，上之贤士大夫流风余韵，下之瑣细猥亵之事，诙谐俚俗之谈，皆登而记之。自甲申（1764)至于乙卯（1795)，凡三十年，所集既多，删而成帙，以地为经，以人物记事为纬"，这样最后才写成的《扬州画舫录》，大有裨于研究百余年间两淮盐商家族成员身份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财富逐步淡化和分散的基本原因。本节以下之所以不厌其详地列举盐商家族成员身份的嬗变，正是为了说明中国近世并没有所谓的"商人精神"的出现，而"亚洲四小龙"经济的飞跃也绝不能归功于儒家伦理。试先以程、江二氏为例。

程氏原籍歙县。程量人明末"迁扬州，治盐笑。……年垂九十，子孙曾元科名蔚起"。长子程之靓充两淮总商20余年，康熙1674—1675年筹饷有功，"特膺五品服"。之燄有弟五人，其中举人、贡生、生员各一。第三代程渭航，之鍈长子，"承祖、父业鹾两淮"，以孝友、救人缓急、全人名节闻于乡。其弟文正，为程氏成进士之第一人，另一弟文蔚，副榜出身，官贵州修文知县。第四代（之鍈孙辈）30余人，入仕者二人，程梦蛟仕至直隶广平通判；程梦星，"康熙壬辰（1712)进士，官编修……诗格在韦、柳之间，于艺事无所不能，尤工书画弹琴，肆情吟咏。每园花报放，辄携诗牌酒枱偕同社游赏，以是推为一时风雅之宗"。他就是闻名全国的"筱园"主人，但最迟到他死前一年（1755)，筱园年久失修，两淮盐运使，著名藏书家卢见曾（1690—1768)加以葺治出租，不久即以租金赡养程梦星的后人。程氏一门身后入国史列传者仅有第五代的程晋芳(1718—1784)—人。他于1771年成进士，前此早已是举国闻名的藏书家，对经学方面已有几种著作。1773年充《四库全书》副总纂。

老年贫病交加，客死陕西，巡抚毕沅"经纪其丧，赡其遗孤"。大诗人袁枚焚毁程晋芳所欠5000两的借券。程氏第五、六两代仍有不少不知名的文人，内中有一副榜、一拔贡、三生员；虽然并未完全退出盐业，但这以盐笑致富、"风雅之宗"显赫一时的家族之中的商人成分已经微不足道是可以肯定的。

江国茂，明季歙县诸生，明亡迁扬州，以盐英起家。其长子江演始为两淮总商。第三代江演诸子之中，一人承家业为总商，一人任知府。江氏世族繁衍，至第四代人物峥嵘，而衰兆已现。这一代家业声望嬗变的中心人物是江春，"铢赏布政使秩衔"、最受乾隆宠遇的商总。社会上都称江春为"方伯"，这是盐商中从来没有的荣耀。江春"精于诗，与齐次风（召南，1706—1768)、马秋玉（曰琯，1685—1755)齐名。先是论诗有南马北齐之誉，迨秋玉下世，方伯璐遂为秋玉后一人。体貌丰泽，美须髯。……建随月读书楼，选时文付梓行世，名随月楼时文。于对门为秋声馆，伺养蟋蟀，所造制沉泥盆，与宣和金戗等。徐宁门外紫隙地以较射，人称江家箭道。……家与康山比邻，遂构康山草堂"。乾隆1780年南巡曾游江园及康山草堂。草堂筵客厅堂可容百余人，而客常满。袁枚所撰江春的墓志铭中总结他一生的殊荣："四十年来凡供张南巡者六，祝太后万寿者二，迎驾山左天津者一，而最后（1784年）再赴千叟宴。"可是，早在1771年乾隆巳知江春家道"消乏"，特谕内务"赏借"予他银30万两以充资本，每年生息，除部分息银须上缴内务府外，其余贴补江舂家用。

袁枚于铭文中特别说明数十年间江春行盐一贯打着江广达旗号，始终隐避真名——这是商人自卑情结强有力的反映。

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十七，记乾隆1793年谕："从前两淮总商江广达过继之子江振鸿，人尚明白，现在家道消乏。……江广达旧有康山园一处，本家无力修葺，着传谕众商出银五万两承买，作为公产，其银两即赏给江振鸿营运，毋庸起息。……并着于内务府闲款内拨借五万两，照例起息。"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很少能有如此权威、切实、数量性的第一手史料。

《扬州画舫录》虽然不能供给切实数字，但所涉及的江春同辈及其子孙仍是值得一一列举以备参考：江昉，江舂之弟，"家有紫玲珑馆，工词。……子振鹭……工词"。

江立，江春之弟，"工词，与昉齐名，称二江。……子安……工诗"。

江兰，江舂堂弟，由贡生遵例报捐，官至河南巡抚。因任内职误，"自请罚银十万两，奉旨宽免一半"。嘉庆六年（1801)直隶水灾，捐银三万两；十二年（1807)又捐三万两修河南水利。（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卷99，页24上至29上）江蕃，江兰之弟，"居扬州，购黄氏容园以为觞咏之地"。

江宓，江蕃之弟，"工诗歌，熟于盐笑。其子侄士相……工诗、鉴别书画古器；士栻、士梅，业儒"。

江晟，"……少喜乘马，足迹遍天下"。"……晚年以仿制古车轮轲闻名淮扬。其子江振鹧……工诗画。"江昱，"……工诗文，精于金石。……"江佝，"……官芜湖道。工诗画，收藏金石书画，甲于江南"。

江氏一族，只有第五代江恂的儿子江德量一人身后名入《清史列传》，他是"乾隆庚子（1780)榜眼，官御史，好金石，尽阅两汉以前石刻，故其隶书卓然成家。……"但不幸于乾隆五十八年即卒，"年四十二，，。

江氏族大，各支盛衰节奏虽不一律，但全族价值观念和社会流动的方向是一致的，越来离"商"越远，资产也越耗散。

程、江两氏虽有高度代表性，两淮盐商200余家之中当然也有处世恭谨，富不忘本，儒贾分工，富贵并臻的极少数例外

县雄

村曹氏即是一例。第一世曹世昌行盐于两淮盐区北方边缘的河南东南隅。生有二子，长景廷，次景宸（1707—1776)。景廷考取秀才之后，景宸深觉兄弟二人应该实行"一儒一贾"的分工政策。景廷专心举业，未能有大成功，最后只取得贡生资格。而曹景宸本人把父亲河南的资本全部挪移到扬州，经营得法，成为总商之一，奠定了坚实的家庭经济基础。他坚决执行三个儿子间的家庭分工，幼子曹文埴（1735—1798)竟于乾隆庚辰（1760)科取得传胪（二甲第一名，全榜第四）之荣，任至户部尚书。难得的是曹文埴一帆风顺的仕途中，很早就决定把长子曹錤送回扬州从表叔程氏习盐笑，不忘稼穑之艰难"。他仅仅把幼子振镛随身读书准备应试。曹振(1755—1835)36岁中乾隆辛丑（1781)科进士，历仕三朝，廉直恭谨，守正不阿，位至大学士，卒谥文正。由于他政治保守，少有积极建树，时人不乏讥讽他成功的秘诀是"少说话，多磕头"。但是他之所以身后能贏得士大夫最艳羡的"文正"之谥，是与他坚固的家庭经济基础与累世儒贾分功政策分不开的。请参看下表:氏男性成员身份表（1776年)

廷(贡生)一一增(盐商，早卒)——自鎏（叔祖磨养)景宸(盐商)

-文塾（盐商，候补主事)

铭（生员)

文境（主家计，候补郎中)

文埴（传胪，浙江学政)

「錤（盐商，监生）

振镛（生员）

4

已故

振铠（监生)

全文最后从曹氏例中指出传统中国社会里最不利于资本积累的基本因素——两千年来无论贵族或平民，财产继承诸子均分的法律、制度和习惯。

半世纪后反思，这篇18世纪两淮盐商论文，不但是我初跃龙门之作，而且确是先从事制度及家世考证，再按照西方史学和社会科学观点方法完成研撰的。它似乎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早在1954年秋，此文刚刚在《哈佛亚洲学报》刊出，杨联陞兄就飞函报告哈佛校园之内对拙文反应极好，甚至有人感谢他推荐拙文之功（事后与杨兄面谈，才知道是AlbertFeuemerker，现已自密歇根大学荣休，1990-1991年曾荣任美国亚洲学会会长，著名经济史家）。同时哥大东亚研究所何淬廉（廉）前辈有一封热情洋溢的英文信致我，内中指出拙文选题重要、史料上乘，分析精当，有声有色，为中国经济史建立了新标准，并预祝我学术上持续更大的成功。哥大英史导师柏莱柏诺信里说他虽对中国所知极为有限，但能"嗅"出文章 的够味；并指出一个极重要的方法论点——无论西方或东方，只有微观的个案配合宏观透视，才能相得益彰。信中他重申要继续尽力设法使我回到母校哥大执教。最使我不忘的是1962年3月31曰晚我与巴黎大学EclepratiquedeshautesEtudes(社会科学高级研究所）、唯一胆敢公开讥讽汉学有如"philately"(集邮）的、原匈牙利籍的白乐日（EtiermeBalazs)教授仅有的一次会面时，他劈头就说："我来美国想见的中国学者只有你和瞿同祖；我从1954年就一直注意你的著作；我I960年在牛津和剑桥讲宋代和宋以后的资本主义，清代部分特别借重你那篇扬州盐商。"#

将近半个世纪了，我已记不清1953—1954年间究竟用了多少时间即撰就了大约6万字的专刊，书名是：ThePpulatinfChina,1368―1850：AnEssayinInstitutinalandEcnmicHistry(《中国人口研究，1368—1850:—篇制度及经济史的论文》），而且1954年9月已经被《哈佛亚洲学报》编辑委员会接受，将列人Ha賺d-Yerwhing 丛刊）。我之所以拼命速撰这个专刊是出于以下的种种考虑。（1)我不愿对中共1953年的普查下工夫，因我既不是人口学家，又不懂俄文，中共已发表的报道过于简略，这对我这样的历史家而言，卷进1953年普査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2)如果全文写到道光末年为止，个人对明清人口编审制度较深刻的了解，以及对"丁"和"亩"革命性的重新界定等等，都可以写进去，并不需要牺牲研究结果的精华。（3)传统地亩数据和国民政府及金陵大学贝克（Buck)土地调査统计的比较，近400年来粮食生产等问题都可以留待几年后陆续写撰。（4)最主要的考虑是我只有尽早使研究成果公之于世，才有希望重回美国、打进第一流学府。最有趣的是杨联陞兄报告专刊被接受的信的原文："大作坚实明快，文精悍如其人……"进而劝我对西方某位误释明代人口数字准确可靠的学人，评语不可太厉害；最后用北方土话结柬："老虎亦有打盹时，若自己小辫被人抓住，亦甚难受也。"如此出自肺腑的话是我终身难忘的。杨兄此信中已告我费公（正清）就要请到福特巨款，我1954年的人口史小专刊，费先生希望我不要太快就发表，最好用一两个夏天把它充实延展到1953年普查，最后在他筹划中的《哈佛东亚研究》丛书中刊印成为专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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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53年夏开始全方位向极广义的"人口史"进军，不久即觉得有必要先筹撰有关新旧作物与农业生产方面的文章 。有鉴于植物学家、农业史家和人类学家对欧、美农作物历史的著述极为丰富，而独独对中国多种农作物的历史一向只有依靠西方汉学家、语言学家和能通读中文的人类学家的片段研究成果；另外因个人私下有一愿望（似乎可认为是"小虚荣"）：一生至少能有一篇文章 刊登于真正科学的期刊中；于是我在1954年秋季开课之前赶撰出一篇真正称得起"短小精悍"的论文，投到哈佛皮保底（Peabdy)博物馆的哈佛《植物学小册》，希望能以专册的方式问世。回信说，哈佛《植物学小册》读者很少，拙文史证坚实，析理平衡，将大有助于解决植物及人类学上一项基本性、时断时续的长期论战，所以建议代我向读者多、声誉高的3VAmericanAnthrplgist(《美国人类学家》）推荐。我当然欣然同意，不料此文竟以首篇的地位在该学报1955年4月号出现。

按：西方一直有两派不同意见，一派相信美洲作物是土生土长的，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是无从传播到旧大陆的，这学派一般称为"theAmericanists"(美洲主义者）。另派相信文化都是自然而然互相传播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前就应有东西两半球文物交流传播的可能。这学派一般称之为"theextremediffusicmists"(极端文化传播论者）。直到20世纪中叶两派辩论这问题所根据的重要文献之一是劳佛（BerthldLaufer,1874—1934)1906年分别考证玉蜀黍和落花生传华的两篇论文。劳佛精通梵文、古波斯等文，又能通读中国古文，并且是具有很强分析和综合能力的人类学家。他1919年任芝加哥Field博物馆东方部主任时刊出研究中国对古代伊朗文化，尤其是植物方面的贡献的Sfn-/mnfm，直至今日仍被认为是经典之作。

关于落花生传华，劳佛所见中国史料之中以万历三十六年(1608)浙江台州府内陆的《仙居县志》为最早，他因此推论落花生大约在1600年从海上贸易由葡萄牙人传人的。30年代后半哥大东亚语文文化系主任富路特对劳佛的结论予以新的肯定。劳佛论玉蜀黍传华一文所根据的史料主要是陈元龙所辑、1735年问世的《格致镜原》所引明代杭州学人田艺蘅的《留青日札》[序作于隆庆六年(1572)]卷二十六"御麦"条："御麦出于西番，旧名番麦，以其曾经进御，故曰御麦。干叶类稷，花类稻穗，其苞如拳而长，其须如红绒，其粒如茨实大而莹白，花开于顶，实结于节，真异谷也。吾乡传得此种，多有种之者。"劳佛所用西文资料最重要的是天主教士厄拉达（MartindeHermck)的回忆录。厄拉达曾于1575年随大明帝国访吕宋（菲律宾）官员匆匆访问漳州、泉州和福州，在回忆录中留下了惊人的"耳闻"：当时中国政府每年所征玉蜀黍实物租税已超过两千万hanegs(每一haneg略等1"|英国bushels蒲式耳）。劳佛未能洞悉厄拉达所述"事实"与数字之荒谬，但对《留青日札》中"出于西番"一语非常重视。因此，再征引了几种晚清西方人的中国游记，就得出玉蜀黍是在16世纪经缅甸输人云南及康藏的结论；并进而综论在作物传播史上，一般而言，陆路优于海路。

劳佛玉蜀黍传华的结论数十年内给予极端文化传播论者辩论上相当的"理据"；因为除非玉蜀黍在哥伦布以前就已传进中国，16世纪后半的大明政府绝不可能征收那么大量的玉蜀黍实物租税。1947年ThrHeyerdahl等乘原始式木筏飘到大洋洲岛屿试验的成功，更增强了极端文化传播论者的呼声。"美洲主义者"的领袖们，如久任纽约植物园园长、后移教哈佛的EDMerrill，及其同寅、终身研究玉蜀黍的PadCMangdsdrf等只能作纯揣想式的答辩：马铃薯之所以能在极短期间即"征服"了全爱尔兰岛是因为旧土著农业的落后；玉蜀黍之所以能很快地在中国传播广种，也是由于中国旧有农作物系统及农业生产落后。拙文之撰，主要虽是为广义人口史一书的准备，恰巧也是为了"解决"西方两个学派激化了的争辩。

我的文章 首先讨论落花生，因为史料优越，无须论辩。苏州学人黄省曾（1490—1540)在他所著《种芋法》中首度描写落花生的植物特征及其产地："又有皮黄肉白，甘美可食，茎叶如扁豆而细，谓之香芋。又有引蔓开花，花落即生，名之曰落花生。皆嘉定有之。"这并不是孤证，嘉靖1538年《常熟县志》物产之中已经列有落花生，而且年代与黄省曾同时。此外，福州文人王世懋在他的《学圃杂疏》，原序撰于万历十五年（1587)，再度证明以上两种记载的正确："香芋、落花生产嘉定。落花生尤甘，皆易生物，可种也。"（按：花生源出南美洲巴西，显然是葡萄牙人自海上输人中国的。）由于几种明代浙江方志都说花生是自福建北传的，我当时不能断定引进的地点，只指出花生的输人中国可能不止一次，不限一地。直到1977—1978年《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美洲作物的引迸、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长文中，我才重新推断花生是葡萄牙第一次使团带到南京作为进贡的方物的。这是因为1519年夏秋之际王阳明虽已平宁王宸濠之乱，明武宗仍亲自南幸征讨，在南京逗留9个月之久（1520年1月16日至9月19日），萄使团中的火者亚三（TmSPires)成为他豹房中男宠之一。只有这样解释，才能符合嘉定、常熟等最早种植的地区和《常熟县志》及黄省曾的年代。

与花生有关的另一史实及理论也应该顺便一提。当1520年夏秋之际王阳明虽已擒获宁王宸濠，福建沿海某总兵派人赶到江西探问王阳明是否需要新引进的"佛朗机铳"（明代称葡萄牙为佛朗机，铳是火炮）。王因叛乱已平无此需要。但由此一事可见大植物学家EDMerrill的信念是正确而又启人深思的：当东、西两半球或两种不同古文化初度相遇时，最先交换的东西是粮食作物和武器，都是与生命直接有关的，而不是与理念和精神生活有关的。这种"大师"的经验谈，对我十几年后研究中国文化起源里外来因素自订的"严肃"考査标准很有影响。

我文章 中讨论第二个自美洲引进的作物是甘菡或名番薯（/m—

pmceaMtt)，又有红薯、白薯、山芋等俗称。甘著传华自始即有两说。清初仕闽，久任福建按察使和布政使（1647—1654)的周亮工在其《闽小记》中有综述："万历（1573—1620)中闽人得之外国，瘠土沙砾之地皆可以种。初种于漳郡，渐及泉州、渐及莆[田]，近则长乐、福清皆种之。盖度闽而南有吕宋国……闽人多贾吕宋焉。其国有朱著。……其初入闽时值岁饥，得是而人足一岁。其种也不与五谷争地，凡瘠卤沙冈皆可以长。……"另一说法根据康熙1663年及乾隆1763年两版《长乐县志》而略加考订的施鸿保《闽杂记》(1875原刊）："《长乐县志》则称邑人陈振龙贾吕宋，丐其种归。其子经纶陈六益八利及种法献之巡抚金学曾，檄所属如法栽植，岁大获，民赖之，名曰金薯。……"其实两说并不冲突，1594年福建岁饥，巡抚金学曾把陈经给所献番薯种法刊成手册，教民广种救荒，后人名其手册曰《金薯传习录》。甘蒈宜于瘠土，亩产甚高，不久即成闽中重要杂粮。明末泉州著名学人何乔远在其所撰的崇祯1629年版《闽书》中，特别写了一篇"番薯颂"以介绍其种法，并颂扬其经济价值。徐光启同时在编纂《农政全书》，不但把何乔远的"番薯颂"全文收入，并派人到闽南去取薯种广泛试种于上海一带。

前此研究甘著传华的中外学人都只注意福建沿海；其实对甘著最早的记载是李元阳（云南大理人，1526年进士，官至御史）嘉靖1563的《大理府志》，卷二，除首度记下"玉（御）麦"（即玉蜀黍）外，并列举"薯蓣"之属五："山药、山薯、紫蓣、白蓣、红蓣。"11年后李元阳在他主撰的万历1574版的《云南通志》里更记录全省9个府和州已经有别于"山药、山薯"的各种颜色的"蓣"的种植。甘蔷由印、缅入滇应较由海路入闽要早至少二三十年，但在西南诸省早期的传播，在文献上却不易追溯，这大都要归罪于明清六版《四川总志》和《四川通志》（嘉靖1541、万历1581及1619、康熙1671、雍正1733及嘉庆1816)物产部分往往根本不谈粮食，专重非农作物的特产。明清两代的《贵州通志》和《湖广通志》也犯同病，以致这个劣例影响了西南数省不少的府、州、县志。

本分节开始已介绍劳佛玉蜀黍传华文章 的主要论点，及其所以被极端文化传播论者依重之故。此处仅需对劳佛所不知的重要史料加以剖析，就可得出比较平衡合理的结论。对本问题最重要的史料是李元阳1563版的《大理府志》和1574版的《云南通志》。

在前者，卷二列举"来笄之属五：大麦、小麦、玉（御）麦、燕麦、秃麦"。在后者，卷二指出万历初年全省巳经种植"玉麦"的地区有云南府、大理府、腾越州、蒙化府、鹤庆府、姚安府、景东府、顺宁州和北胜州。其中六个地区同时已种植甘蒈（红、白、紫蓣）。不用说，"御"字很早就被同音的"玉"代替，而且明代正式植物名称是玉蜀黍，也离开了原来的"御"。鉴于葡人远洋航行对食物作物的极端注意、在亚洲拓殖的积极和当时滇缅商务交通的频繁，玉蜀黍先传进云南是非常合理的。

初看令人不解的是，据我遍检北美所藏中国方志（包括善本胶片）之后，玉蜀黍最早却记录在嘉靖1555年的河南《巩县志》，卷三"谷类"列有"黍、稷、稻、粱、粟、麻、菽麦、荞麦、秫、鋅、稗、豆"，最后才是"玉麦"。本文中扼要说明巩县位于洛阳、郑州之间，离滇缅及闽广虽远，却是"西番"沿一系列茶马市而北人四川，再沿嘉陵江人陕，东经八百里秦川出潼关、洛阳、郑州北上人京贡方物必经之地。

24年后在我为《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所撰长文中才做出更具体的推论："按理玉蜀黍传到巩县以后，至少还要经过一段栽种时期才会见于著录。玉蜀黍初传到巩县的年份，应当大体相当1528年孟养（云南最西的土司）的平定和滇缅大道的畅通。"劳佛因西班牙教士厄拉达1575年目睹玉米已在漳、泉、福州种植，但轻信他玉米已经大量充田賦之说，所以不得不强行假设玉米在16世纪从云南很快就传遍大部中国省份。事实上，16世纪的方志记有玉米者极少，即使17世纪前半的志书之列有玉米者亦屈指可数。玉米在中国的传布是逐渐的。早期方志中罕见仅是一种"默证"，而"默证"在考据上当然应有一定的限度，可见明末有关植物和农事的三大综合之作决不能不受重视。

(1)李时珍《本草纲目》（1587年修订，1603年版）卷三十三，页11下：玉蜀黍释名：玉高粱

集解：时玲曰：玉蜀黍，种出西土，种者亦罕。

劳佛为自圆其说，文中征引《本草纲目》时，故意不引"种者亦罕"这极重要的四个字。

(2)徐光启在崇祯元年（1628)撰就《农政全书》，进呈御览。他对农事极为注意，对番薯的推广极为热心，但在这农业"百科全书"正文中根本未提玉蜀黍，只在底注中附带涉及（见《农政全书》道光1843年版，卷二十五，页14下）。

(3)传统中国技术史权威宋应星，在完成于明亡之前1年(1637)的《天工开物》首章 综述全国粮食生产与消费时，根本无一字涉及玉蜀黍，最能说明厄拉达数字之无稽。

全文总结论：花生证据坚强可贵，它是最早从海路引进到长江三角洲的；甘蒈及玉蜀黍都是从印、缅、滇大道和东南海路双向传入中国的；16世纪中国的粮食生产无疑义是领先世界的，"美洲主义"学派毋庸对厄拉达错误的数量"报道"试求解释，玉蜀黍在晚明中国的传播并不迅速；全部证据都支持"美洲主义"学派的信念，驳斥毫无实据的极端传播论者的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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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作物传华考"在《美国人类学家》以首篇显著的地位出现是部分出乎我意料的。我当即有动于衷，美国植物及人类学界排列期刊论文次序并不太重视投稿人的资历深浅，而取决于文章 的素质和"impact"(冲击力）——这是与中国学术刊物和西方汉学期刊相当不同的。更使我感动的是，植物和人类等相关学科的传媒立即广事报道这篇有助于解决两个学派长期论辩文章 的重要性。因此，我马上就接到美国植物学会的邀请，尽快撰一摘要在该会的机关报//UScie;Bu//n(《植物科学汇报》）中发表。我因已刊之文本已极精简之能事，无法再行删节，所以只好稍改题目，转移讨论的重心。题目是"AmericanFdPlantsinChina"(美洲农作物在中国），内容除了极简单叙述美洲作物是怎样初传人华后，即集中阐发何以美洲四大作物——花生、玉蜀黍、甘著、马铃薯——400多年来对中国旱地利用及杂粮生产贡献之大，直可目为近千年来第二个"农业革命"。至于由早熟稻自北宋初叶起所造成的第一个长期"农业革命"自当另撰长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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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西南联大尚未出国时，虽然国际史学消息很不灵通，当时我即有一印象:英国在经济史研究方面似乎已开始有了重要的革新。最重要的反映是EcwimicM/yWet;(《经济史学报》）编辑委员会的彻底改组。我到哥大后不时翻读这学报，觉得无论从史料发掘或方法分析而论，这个改组后的《经济史学报》可能是"最佳"的历史期刊（这当然和个人研究兴趣转移到经济史不无关系）；所以我一直有以未来的国史研究成果试图"打进"这个高水平学报的志愿。1955年春我的"美洲作物传华考"在《美国人类学家》甫经问世，我立即有信致《经济史学报》主编，剑桥大学经济史包斯坦(MMPstm教授，问他是否可考虑刊载中国经济史方面的论文，并告他我有两题待撰，一是传统中国土地数宇的性质（结论颇类似梅特兰《末日判决簿及其前史》的结论），一是中国近千年来早熟稻与粮食生产革命的研究。他回信说西方学人对后者兴趣较大。于是我在1955年季夏精心地撰就了一篇"EarlyRipeningRiceinChineseHistry"("中国历史上的早熟稻"；)。迟迟于1956年9月开课之后才收到他的复信，说明编辑委员会虽较快即认为适合学报的要求，但因文中涉及中国古史及词源学的讨论，文稿不得不经过汉学家的审查。信中对无法避免的拖延表示歉意，但指明很快就会于1956年12月号刊出。

这篇文章 是我一生学历中弥足珍贵的项目之一，因为它不但是《经济史学报》第一篇华裔学人的著作，而且是自创刊以来第一篇"非西方"的经济史论文。它在我精神生活里永久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为它是我是否有能力超出汉学畛域，踏人西方第一流史学及社会科学著述之林的主要"试金石"。[事实上这篇论文也建立了我和包斯坦之间的私谊。I960年7月我赴莫斯科开会，经英国时决计小访剑桥两天。郑德坤兄车站接我，第一句话就是："包斯坦午间才听说你要来，马上叫我通知你，今天下午4点钟，他在寓所为你开一个小型的茶会。">

这篇文章 主要讨论三点。首先论证自上古迄北宋初叶，我国稻作以高产的中、晚熟的粳稻为主；于是不得不检讨日本大正、昭和（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止）时期，名史家加藤繁（KatSuichii)古代中国稻作以早熟品种为主之误。这项检讨就必涉及词源和训诂的问题。按："籼"字在远古及近代虽为早熟稻种的总称，但自西汉末扬雄的《方言》直至南宋中期，千余年间所有的辞典里"籼"与梗无别，都是不黏的"饭稻"，丝毫没有早熟的意义。次则为追溯"籼"早熟之义的源起，就不能不谈北宋这个"重农"朝代的一项重要措施：有鉴于江淮旱灾，宋真宗于1012年谕令福建供应三万斛新近自越南中部占城国引进，业已在闽试种成功、早熟耐旱的"占城稻"在江淮广植备荒。本文第二部分的重点在详考此后数百年间，占城稻种本身的优选及占城与土生稻种杂交育种所促成早熟稻种不断的改良创新；因此推动稻作前沿，不断地自平原低谷向丘陵和本不宜梗稻的地带拓展。此外，江淮以南广大稻作区域，因水稻品种所需成熟期间一再的缩短，单位田地的复种指数得以逐步提高。凡此诸端都是造成笔者所谓的我国近千年来第一个长期的农业生产革命的主要因素。宋真宗1012年占城早熟稻开始传至江淮162年之后，南宋中期徽州博物学家罗愿在他的《尔雅翼》（原序1174年）里才初度给予"籼"字以早熟之义。

本文第三部分引用明末宋应星经典之作《天工开物》，以联系早熟稻与美洲作物所引起的两个长期粮食生产的革命；并释析我国近千年来农业系统中主要作物比重的变化。宋氏名著撰成于占全国粮食生产的七成。20世纪七七抗战前国民政府的统计说明稻米占全国粮食生产的百分之四十七。这两项数字虽不能认为是精确的，但大致应尚有参考价值。准此，则自明末至今日400年中美洲作物向旱地、沙壤、山地推展农作前沿、促进杂粮生产的积累贡献是无可否认的。我在本文开始及结尾都大胆地提出在最近千年的极大部分，传统中国的粮食生产要比传统欧洲的粮食生产进步优越。

这篇引起西方相关多科学人注意、而又自己认为"满意"的文章 竟不免大小两处错误。小错误是由于我当时没有足够的科学知识去判断明清稻种记载不免扩张之处。习惯上不少农家以插秧到稻熟之间所需日数以称早熟稻种，如"六十日"、"五十日"、"四十日"之类。道光1843版《髙邮州志》卷二，"食货"，首页上记载曾自湖北引进"三十曰"。明末湖州朱国桢《涌幢小品》(1622年序），卷二，我曾言及"三十日"极端早熟的稻种。但世界水稻育种权威张德慈博士20年前即于通信中指出这类记载绝对是夸张。较严重的错误是由于我轻信了林则徐。林则徐是种植早稻最热心的推行者，在他为姻家李彦章 所撰《江南催耕课稻编》序文中，曾作了以下的概括：……自四十日籽至六十日籽，皆于惊蛰后浸种，春分后入土，俟秧茁而分莳之。此数种者，固吾闽所传占城之稻，自宋时流布中国，至今两粵、荆湘、江右、浙东皆艺之，所获与晚稻等，岁得两熟。

根据林序"所获与晚稻等"，我在全文结语中作了错误的综述：晚清时早熟稻种的总产量大约与中、晚稻的收获相等。迟至60年代我才发现早稻年总产量仅居全部稻产的四分之一。这一错误虽不致推翻全文其他论述，但责无旁贷，我必须借此机会迟迟向国际读者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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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反思，1952—1955四个夏天已为一生国史研撰打下坚实而且相当宽广的基础。心情方面，由最初的"悲愤"很快地就提升到耐人寻味的"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