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芝加哥大学(中)

前章 略述芝大创校精神，特别凸现毕都、李维长校期间发展中史教研的气魄，本章 的回忆就可仍以研撰的时序为经，其他相关学术和人事等等为纬了。

I课程的设计

1963年10月开课时，除了一件不愉快的事件以外，我是在舒畅的心情下精心设计所授的课程的。麦克尼尔长系，作出毅然决然的决定：为促进系中同仁研究写作的便利，每人每年只讲课两季，每季只开两课，一门是演讲的课，一门是专为研究生设的断代或专题的研究班（seminarh演讲课每周3小时，研究班2小时，每周教书不过5个小时而已。我在UBC教书15年，最自认为满意的课是中国通史；可是初到芝加哥不便"侵犯"顾、柯两位上、中古断代的课，只好开讲明清两代的历史。此课除开头必要的叙事外，分别从政治制度、疆域变迁、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各方面试作"专刊"式（mngraphk的分析讨论。随时对学生（极大多数都是研究生）评介主要史料和近人著述，尤其是介绍我自己的见解和论断；但鼓励学生发问、自由讨论。

研究班是相当精心设计的。主要目的在训练学生阅读和运用丰富多样的明清史料。开头就对学生强调声明：研究明清史决不能以《明史》、王圻《续文献通考》、《清史稿》为原始史料，必须随时与更原始的史料相核对。姑举一例：王圻的《续文献通考》对明洪武间《鱼鳞图册》的综述是《明史食货志》之所本，影响极大，但必须与黄佐的《南靡志》和《明太祖实录》核对，才能判断前者是错误的，才能正确了解明初全国土地从未曾由南京国子监生"履亩丈量"过。即使《明史》的传记，明代嘉靖（1522—1566)以前的传记必须与焦竑的《[国朝]献征录》里的碑传校对；清代人物必须先査阅李桓的《国朝耆献类征》及其他传记大系如《碑传集》、《碑传集补》等。明代的《进士登科录》、晚明及清初的《进士三代履历》和晚清的《进士同年齿录》这类最原始、精确，表明统治阶级家世背景、社会成分的大量史料，其质和量是远非西欧任何国家和社会现存类似史料之所能比拟。这类齿录的格式、各种专词，以及中式进士祖上三代所受各种"封"、"赠"、"授"的荣衔如何解读，三代祖先本来身份如何复原，无一不需在班上实习。此外，我在研究班上还特别训练学生如何使用地方志和家谱。这个研究班在当时是很有特色的。除在芝大外，1967年全夏我曾在柏克莱加州大学开过一次，受益学生之一是每周自史丹福开车来参加的SusanMannJnes，即后来的史金诺夫人，1999一2000年美国亚洲学会会长。

此外，我必须讲授为本科学生原设已经多年的"中国文化导论"的第三部分。此课每年秋季由文学院的顾雅里讲授上古，冬季由柯睿格讲授自汉至宋末部分，我每年春季负责明清及现代部分。为了稍稍弥补蒙元这段，制度上的基本专词我事先已作了准备，请教过哈佛的柯立夫（FrancisWCleaves)，70年代初又受益于萧启庆。明初至中共这六个世纪，讲材与为研究生所开的明清史类似，较简略，但更勇于作宏观的论析。聪敏的学生从此课中能领略出三位教授讲课重点和风格的不同。一方面由于个人研究兴趣越来越趋向古代，一方面由于顾雅里几年之内行将退休，我从60年代末即开始准备，把为研究生所设的明清史扩大为两学期讲完的中国通史。这门较高水平的中国通史自哪年开始讲授，课程名称是否正式改过已记不清了。所能记得的是70年代有几位香港来芝大本科及研究院专攻经济的学生选过此课，不但成缋很好，而且和我结下长期学术和私人交谊。内中有现任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教授雷鼎鸣博士、港大经济系的陆炎辉教授和近年来芝大最重要的校董之一，袁天凡博士。当2000年1月16日晚以香港中大逸夫书院杰出访问学人身份，受袁在丽晶轩豪华款待、回忆芝大往事时，我半严肃、半开玩笑地问他：Fmncis,我实在记不清当年分数上我是否有对你不公平之处。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没有，我拿了"A"，很自豪，总记得你讲书有你自己的系统。正是由于袁在饭桌上的敦劝，我决定写撰芝大回忆之部时应自毕都、李维办学的非凡气魄谈起。

n研撰(上）：一再出入明清史的门槛在芝大的头四五年里，研撰的大方向很难决定。原因很多，主要是一时无心也无法脱离明清。早在1958年还在UBC，明清人口史论尚未问世的时候，剑桥大学汉学教授普立本（EdwinGPulley-blank)函告荷兰莱顿著名出版公司Brill，准备仿照其原有的"东方"(rient)分期多册社会经济史之例，筹划出版一系列中国社会经济史丛书，邀请我主撰明清专册，普本人将负责隋唐专册，我立即应允。1960年夏赴莫斯科之前过访剑桥时当面重行"肯定"。但不久普的研究兴趣由唐史转到语言，此事从此就无下文了。

今日反思，芝大最初几年的写作动机多半是"被动"的。例如巴黎大学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白乐日（EBalazs)教授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之后，我被邀请撰写一篇有关宋史的文章 以备白氏宋史纪念论文集之用。1964年一个月内很快就撰就宋金总人口的估计一文寄往巴黎。此文与一般宋史专家的研究方法不同，是从研究女真人侵华北以前部族原有的人口普査制度入手的。女真开始强大侵宋前夕，全部族的基本组织单位是由300户构成的"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每一谋克不仅包括服兵役的壮丁，而且包括所有男女老幼和本户的产业。忆及1937年七七战事爆发前夕，在北平清华读了孟森（心史）先生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八旗制度考实"长文，获益良多，深佩心史先生的卓识：八旗不仅是军事组织，而是满洲整个部族国家的组织。不期1964年我很快就得到类似的结论：金代女真的"猛安谋克"不单是军事组织，实际上是女真整个部族国家的组织，而且是满洲八旗制度的祖型。二者唯一的不同是：谋克以"户"为单位，八旗以"壮丁"为单位，但事实上300壮丁与300户几乎是一事之两面，没有根本的不同。当时使我诧异的是，日本学人研究女真及满洲制度者颇不乏人，而竟无人先心史先生和我这样明白地指出"猛安谋克"和八旗制度的真正性质。此处我有必要插入一项珍贵的回忆。1968年初赴新加坡过台北与核穆先生生平仅有的一次学术谈话中，涉及女真"猛安，谋克"实系满洲八旗之祖型，但有上述技术性的单位区别时，他马上打断我的话，指出："这点很重要，你是第一个明白讲出来的。"从这个看来近似专狭的按语，我立即体会到宾四先生一生读书治学的特殊用心、一丝不苟的积习和远超常人的悟性。

按：自日本老辈史家加藤繁以降，日本及中、西宋史专家无不认为两宋户口数字之中，户数大致可备参考，而口数大大偏低，不可凭信。拙文自不同思路提出金代三次普査治下全区人口皆遵循猛安，谋克旧制，包括每户男女老幼。普査结果如下：年份户数口数

1187 ,6789499 44705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