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危害与犯意的共同变奏：当代英美刑法的真实困境

在当代英美刑法体系内，无论是危害性原则的崩溃还是犯意原则的流变，其共同的实质是都不再服务于为惩罚提供正当性根据，而是开始服务于危害的预防与风险的控制。换言之，它们在古典政治自由主义语境中所具有的消极意义上的去罪化和限制刑罚权的功能，已经完全地丧失或者至少部分地瓦解。在很多时候，它们甚至一改作为刑罚制动器的形象，反过来成为支持刑事责任范围扩张的重要利器。

审视刑事责任范围不断扩张的现象，不难发现它主要借助以下两个路径来实现：一是从行为层面上，通过使成立犯罪的界点不断地提前（或者说通过朝引发危害或危害之危险的风险源头的因果链不断地后退），在纵向维度上放宽犯罪成立的条件；与此同时又通过模糊犯罪和反道德行为之间的传统界限，设法从横向维度拓宽犯罪的成立范围。二是从行为人层面上，通过提升人身危险性的刑法意义，使人身危险性在刑事责任评估过程中的分量日益加重，而客观上的危害行为的重要性则被大大削弱。行为层面与行为人层面所经历的重大变化，无疑是由于对危害性原则与犯意原则进行调适与改造的结果。最终，行为层面从纵向维度上放宽犯罪成立的条件与从横向维度拓宽犯罪的成立范围，不仅被认为没有违反危害性原则，反而正是贯彻危害性原则的结果；从行为人层面对人身危险性的刑法意义的提升，也基本不被认为是对犯意原则的背离，而恰恰是遵循犯意原则的逻辑的产物。可见，尽管表面看来危害性原则与犯意原则仍然具有作为刑事责任基本原则的地位，但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已经与古典自由主义的语境之下大不相同，尤其是，它们基本丧失了消极意义上的去罪化的批判功能。

危害性原则与犯意原则所经历的蜕变，显然不能归为灵活性上的微调。失去锋利牙齿的它们，早已使自身沦为任人任意揉捏的面团。危害性原则与犯意原则的批判功能的丧失意味着，在刑法体系之中，已经不存在任何可供凭借的实体性工具来制止作为犯罪定义主体的国家对规范优势的滥用。在国家刑罚权大举扩张的今天，可以想象这会带来怎样的灾难性后果。

（一）自由保障工具的失落

在刑法普遍处罚危险之行为的今天，问题的重心已经不是对法所保护的利益构成侵害危险的行为是否应当处罚，而是如何将离法律保护利益的侵害距离太过遥远或太过抽象的危险排除在刑法的处罚范围之外，以求取自由保障与秩序保护之间的平衡。然而，危害性原则与犯意原则对此却毫无作为。通过改造危害概念的意义而使之富于弹性，对非道德行为的刑法制裁与危险犯、持有犯及未遂犯的扩张，都在危害性原则的名义下获得了正当性；而借助于重构罪责意义上的犯意内涵，并引入犯意的要素分析模式，过失犯与严格责任犯罪成为与犯意原则相容的新型责任形式。如此界定原则的意义与适用范围，自然难以对之进行挑战，但代价是它们不再具有有助于我们理解与批判刑事实体法的任何能力。本来是为维护危害性原则与犯意原则作为刑事责任基本原则的不可侵犯性而作出的知识努力，最终却完全消解了原则本身的力量，无论如何有些让人扼腕。

危害的内涵裂变与危害性原则的功能转型，还有犯意内涵的客观化与犯意要求的弱化，显然并非孤立发生的现象，而与风险社会中刑法变成风险控制工具的基本语境有着密切的关联。一旦对危险的管制成为刑法的主要任务，刑法的关注重心也必然会由保障个体转向保护社会。在强调危险管制的刑法框架中，犯罪人被剥夺其人格而化约为威胁，即危险的来源；与此同时，作为个人的被害人在这种规制性框架中也没有位置，因为是公共的福利，或者确切地说是社会利益，而不是个人的具体权利，需要得到针对所有威胁的保护。^【844】在这样的去个人化的危险控制体系中，犯罪的本质蜕变成对国家权威的不服从。尽管刑法仍然维持着传统的形象，但体系的基本内核已经被更换。保留传统刑法的痕迹，并通过操纵既定准则对传统刑法予以渗透而不完全废除它，无疑符合规制性政权的利益。^【845】它既能让旧准则改弦更张地服务于新的刑法体系，又有助于掩盖变化的真相，使之免受正当性方面的挑战。

这或许也是在表面上保留作为传统刑法之基石的危害性原则与犯意原则的根由所在。由此，危害性原则与犯意原则不仅没有影响新的模式的运作，反过来受后者支配，被塑造为贯彻与巩固危险管制策略的强有力的工具，犹如披着羊皮的狼。它们锋利的牙齿不再对准国家权力，而是对准个体自由。相应地，它们也从古典时期保障个体自由的进步的权利斗士，而一跃成为替国家扩张刑罚权提供正当化色彩的秩序的卫道士。

（二）个体权利的工具化

在一个法治社会里，总是存在着个体自由优先的推定。这种推定是强制性的但也是可推翻的。所谓的强制性意味着，在提出反证之前，任何情形之下都必须作出自由优先的设定；所谓的可推翻，则意味着提出允许推定的不利方提出适当的反证推翻推定的效果。自由优先的推定，将提出反证进行说服的证明责任放在国家身上。因而，任何时候，如果需要限制个体自由，作为推定不利方的国家就必须提供相应的正当根据，这一点当属确定无疑。引起争议的问题只在于，推定的效果究竟有多强，或者说国家提供怎样的反证才能完成推翻自由优先推定的说服责任。自由优先的推定在效果上可能走向两个极端：足够强有力总是不容推翻；非常弱以致能够为任何功利性的考虑所超越。就历史的发展看，走极端的情形极为罕见，自由优先的推定效果通常处于两极之间的某个点上。当然，它的位置是动态的，会随着社会与政治语境的变动而发生变化。在突显个体权利的时代，往往是强势的自由优先推定占据主流；在强调社会保护的时代，则更偏爱弱势的推定效果。如何使自由优先推定的效果处于两极之间的适当位置，一直是现代法哲学与政治哲学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危害性原则与犯意原则所经历的变化，在表征限制个体自由（或者说准许国家权力干预）的起始条件被大大降低的同时，也揭示出自由优先推定的效果正被日趋弱化的事实。由于个体自由在法律上表现为权利，自由优先推定在效果上的由强而弱的走势，势必影响权利本身的地位。

在正统刑法理论体系内，旨在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危害性原则与犯意原则，对国家而言是应予遵守的义务，从个人的视角来看则是权利，即个人拥有在行为不具有危害性或不具有主观可非难性时不承担刑事责任的权利。刑事责任基本原则反映了正义的要求，因而，为其所尊重的个体权利不应被理解为只是法律上的权利，它也是公民相对于国家权力所享有的道德权利。^【846】在刑法领域，有关权利地位的争论从一开始就与作为刑罚之正当根据的报应（惩罚）与预防（危害）之间的紧张密切相关。具体而言，权利究竟应该被认定为服务于权利体系之外的目的，所以随着社会与政治目标的改变而容易被重新界定，还是说我们的一些核心权利超越其他的考虑，不允许因结果上的功利主义考虑而变得无效。^【847】在一个强调危险控制的刑法体系里，公共福利或其他结果价值上的收益往往被认为足以抵消对权利的侵犯，相应地，对于权利的工具化定位也就在所难免。在此，权利的成立与否在根本上取决于对功利性结果因素的权衡。换言之，制止危害的可能性与权利的定义高度地相关，个体（既作为潜在的刑事被害人也作为刑事被告人）的权利为刑法所保护的程度需要参考前者来进行定义。如果个体的权利行使不利于刑法的危害预防，则权利往往成为牺牲的对象，或者确切地说，个体将被认为并不拥有相应的权利。在此，权利已经失去独立的自洽性，而是取决于权利体系之外的社会与政治目标的设定。

（三）刑事司法的政治化

在当代英美的刑法体系内，法定犯所占的比重日趋提升已是不争的事实。法定犯危害评价中的行政支配性，实质是将危害的界定权完全置于国家之手。在此种背景下，模糊的危害内涵与危害性原则批判功能的丧失，无疑为国家将任何不服从国家权威的行为犯罪化的做法扫除了基本的障碍。而犯意要求的弱化，又使国家进一步越过主观罪责这一犯罪化途径中的最后屏障。这为假借防止危害之名而行国家压制之实的行径提供了现实的温床。国家经常将“公众的”与“福利”定义为“社会的”与“利益”。公众指的是社会中的主流群体，但国家也可能逐渐将自身认定为公众，从而将公众的福利与国家的福利相混淆；由此，压制便可能表现为两种形式，或者是主流社会群体通过国家对外部人进行压制，或者是国家直接对共同体进行压制。^【848】一个旨在消除威胁或使威胁最小化的刑法体系，特别容易成为滋生刑事司法政治化的温床。

危害性原则的崩溃与犯意原则的流变，对推崇正统刑法理论体系的社会显然并非福音。由此，刑法体系开始无法制止刑事政策对政治需要过于亲密的迎合，也无力约束大众性的报复主义对犯罪的政治化所制造的压力。应该说，当代英美社会刑事司法政治化现象的日趋严重，有着非常复杂的社会与政治根源，并非危害性原则与犯意原则的蜕变本身所能解释。不过，危害内涵的模糊化与犯意要求的弱化，尤其是相关原则批判功能的丧失，至少助长了国家对规范优势的滥用，并为国家的压制行为穿上了合法的外衣。以权利保护为名行强化控制之实，成为英美刑事司法一种独特的现象，被害人问题便是其中的典型例子。

20世纪70年代以后兴起的被害人运动（victims' movement）与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是在保障被害人权利的旗帜下展开的，但它们对被害人保护究竟有多大意义，值得质疑。从一开始，被害人问题进入公众视野就是政治需要的产物，它的直接起因是既有刑事司法体系在控制犯罪方面的功能失调，是政治家鉴于公众对现行体系丧失信任而设法寻求替代性工具的结果。以保护被害人权利为名，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不断攻击与指责对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声称对被告人的权利保障严重影响了被害人的保护，使后者陷入悲惨的境地。在这些保守主义者看来，社会成员只有截然的两类，要么是被害人要么是犯罪人。相应地，被害人权利理所当然地被置换为未然被害人（future victim，即一般公众）的权利。于是，借助于公众对被害人的认同情绪，对犯罪人的权利保障顺理成章地变为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反题：谁关注被告人的权利，谁便是反被害人；谁反被害人，谁便是反公众。被害人权利为保守主义者攻击被告人权利保障提供了口实，成为报复犯罪人、加重对犯罪人处罚的工具。赫希的观察揭示了这一点：处刑的严厉性与被害人参与同步骤升，暗示着被害人正被用来服务于传统的以犯罪人为中心的惩罚，而并没有达到救济被害人损害的目标。^【849】

在这样的语境中，被害人保护问题完全被政治化了。正如达博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被害人运动其实一直深陷与犯罪作斗争的政治语境之中，被害人的权利经常被用作实现、维续乃至扩张国家权力的工具。将被害人定位在暴力犯罪受害者的形象上，以使国家所制定的更模糊、更广泛与更严厉的监禁性指令免受公众的审查。^【850】由是之故，尽管“被害人”于一夜间成为众所瞩目的新贵，甚至成为政治正确性的一面新的旗帜，以致任何对被害人权利运动的立场上的犹疑，都可能成为千夫所指；但那些旨在保障被害人权利的改革举措实际上对真实的被害人几乎没有意义，甚至恢复性司法中“犯罪人—被害人”之间的协商程序，也可能沦为收集证据的一种手段。被害人的象征性控制，在成功地回避了某种更为严肃的探讨——刑事司法程序应该如何被建构——的同时，也因此忽视了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改革举措。^【851】最终，人们发现，“被害人权利”不仅没有改善被害人的命运，没有消除既有刑事诉讼结构的诸多弊病，反而“催生的是与反自由的‘犯罪控制’模式极为相近的刑法与程序结构”。^【852】

随着对刑事司法系统的功能有限性的广泛承认，主权国家能够在其领土范围内赐予“法律和秩序”和控制犯罪的神话已然破产。^【853】然而，尽管如此，对于刑法的一味倚重在当代的控制文化中仍然相当普遍。作为“表达性正义”（expressive justice）的结果，对由于犯罪问题而激发的公众怒气的最常见的政治性反应，便是报复性的刑事立法；这种立法的主要目的在于舒缓公众怒气、安抚公众和恢复刑事司法体系的可信性，而所有这些关注显然都是政治性而并非刑罚性（penological）的。^【854】此外，刑法还经常被用作对付政治反对派的有力工具。^【855】一方面，刑事惩罚的道德性根据越来越不被关注^【856】，刑事被告人沉默权的适用日益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即使面临尖锐的批评，现行的刑事政策仍对两种群体予以区分，即允许享有不受规制的自由的群体和必须被严密控制的群体。^【857】

由于诸如吸毒、未成年怀孕、单身母亲（或父亲）和对福利救济的依赖等，经常与所谓的“下层阶级”相连，在英美社会，犯罪逐渐成为对穷人进行有效惩罚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的修辞上的正当根据，并使强有力的规训显得正当。在清楚地认识到这种趋势之后，有学者这样表达其深切的忧虑：

我们容许自己忘记刑罚福利主义想当然认定的东西，也即犯罪人也是公民，他们的自由利益就是我们的自由利益。随着“我们”和“他们”之间在文化社会上的不断分野以及恐惧与不安全达到全新的水平，许多人满意于一种更具压制性的国家权力的出现……今天的刑事司法国家表现出更加赤裸裸的威权主义，它甚至不带任何伪善的托辞。^【858】

注释

【1】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英国议会上院的最高司法终审权于2009年10月1日被新成立的英国最高法院所取代，但是，议会上院同享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宪政架构在英国已经存在了数百年。

【2】　2003年6月，英国政府宣布废除大法官，设立宪法事务部部长，负责司法行政管理。参见何海波：《司法审查的合法性基础：英国话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7页。

【3】　〔爱〕J. M. 凯利：《西方法律思想简史》，王笑红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68页。

【4】　这里之所以不同于传统教科书，将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称之为“宪政革命”是因为这场革命的斗争焦点是围绕着国家政治统治权的归属之争展开。参见程汉大：《17世纪英国宪政革命的博弈分析》，载《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5】　阿尔戈（Argonaut），希腊神话中的英雄，随同贾森乘船去海外寻找金羊毛的英雄。

【6】　Sir M. Hale, The History of the Common Law of Englan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p. 40.

【7】　J. Griffith, "The Political Constitution", 1 Modern Law Review, 1979, p. 19.

【8】　〔美〕罗斯科·庞德：《普通法的精神》，唐前宏等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9】　同上书，第45页。

【10】　〔英〕J. 坎农、R. 格里菲斯：《简明牛津英国君主政体史》，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转引自程汉大主编：《英国法制史》，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6页。

【11】　〔英〕A. 夏普：《英国内战时期的政治思想》，朗曼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134页。转引自同上书，第201—202页。

【12】　〔英〕R. 劳恩：《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政府》，伦敦1984年版，第56—57页。转引自同上书，第202页。

【13】　〔美〕孟罗·斯密：《欧陆法律发达史》，姚梅镇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36页。

【14】　〔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页。

【15】　程汉大：《英国宪政传统的历史成因》，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1期。

【16】　J. E. A. Jolliffe,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Medieval England, A. & C. Black, 1937, p. 28.

【17】　〔英〕肯尼斯·O. 摩根主编：《牛津英国通史》，王觉非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99页。

【18】　J. E. A. Jolliffe,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Medieval England, A. & C. Black, 1937, p. 27.

【19】　Ibid., p. 31.

【20】　C. R. Lovell, English Constitutional and Legal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11.

【21】　〔法〕基佐：《法国文明史》（第1卷），沅芷、伊信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95—196页。

【22】　F. W. Maitland & F. C. Montague, A Sketch of English Legal History, G. P. Putnam's Sons, 1915, p. 193.

【23】　Ibid., p. 60.

【24】　蒋孟引主编：《英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

【25】　据史籍推论，这一时期形成的王国至6世纪前后其数量已不少于10个。其中主要的是7个国家，即肯特王国、埃塞克斯王国、苏塞克斯王国、威塞克斯王国、麦西亚王国、诺森伯利亚王国、东盎格利亚王国。这就是《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的7世纪形成的“七国时代”。

【26】　张之恒：《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14页。

【27】　刘新利：《基督教与德意志民族》，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7—50页。

【28】　F. W. Maitland,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8, pp. 143—144.

【29】　F. W. Maitland,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8, p. 38.

【30】　〔英〕J. K. 布伦齐尔：《国家理论》，牛津1921年版，第382—386页。转引自孟广林：《英国封建王权论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31】　这里认为封建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封建契约”关系的观点，在西方基本上是学者的一致共识，代表学者主要有英国史学家卡莱尔、扎考尔以及“牛津学派”的代表人物斯塔布斯。但是，近些年来也有一些史家批评此观点，认为上述的那种“封建契约说”将近代宪政主义历史观借鉴而来的社会契约观念大力阐发，将领主与封臣之间本来并不对称的权利义务关系视为能够制约双方权威性的规定，过分渲染了封建契约的效力。正如对这一观点持批评意见的德国著名学者科恩所言，将领主与封臣之间的紧张关系粉饰为类似私人契约中的简单共存，认为契约本身就能够提供出权力制衡所必需的全部社会基础纯粹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参见同上书，第1—49页。笔者认为，以德国学者科恩为代表的批评观点告诉我们，不应过分地夸大这种“封建契约”关系，因为西方宪政主义的生成是多种历史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科恩的观点无疑是具有合理性的。但是，不容我们忽视的是，无论科恩等批评者多么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一观点，他们批评的话语始终无法摆脱或超越，这种“封建契约”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权力的事实。因此，在这里笔者仍要强调封建制度为后来宪政生成所提供的这种“双向性契约关系”，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古代东方国家在相应历史中不具备宪政生成土壤的原因。

【32】　J. E. A. Jolliffe,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Medieval England, A. & C. Black, 1937, p. 158.

【33】　〔英〕温斯顿·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上册），薛力敏、林林译，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34页。

【34】　〔美〕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应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4页。

【35】　F. W. Maitland,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8, p. 156.

【36】　Ibid.

【37】　Sir F. Pollock & F. W. Maitland, 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w before the Time of Edward Ⅰ, Vol. Ⅰ,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232.

【38】　F. W. Maitland,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8, p. 161.

【39】　W. Stubbs,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In Its Origin and Development, Clarendon Press, 1926, Vol. Ⅰ, p. 290.

【40】　〔英〕J. B. 伯里等：《剑桥中世纪史》，剑桥1925年版，第507—511页。转引自孟广林：《英国封建王权论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7页。

【41】　对此，梅特兰曾指出：“盎格鲁-萨克森时代的悲剧不在于这个民族没有强有力的领袖，而是因为他们本身不够强大。真正需要的是一些人手中多一些军事和政治技巧，少一些派系猜忌——多几个阿尔弗雷德，少几个埃塞尔雷德。”就是说，王权虚弱是当时英国文明发展的一个严重不足。幸运的是，这个不足很快便通过诺曼征服得到弥补。因此，对于英国历史而言，诺曼征服不是一个灾难，而是一个福音。参见〔英〕M. M. 凯纳普恩：《英格兰宪政与法制史》，王林敏译，载http://www.fatianxia.com/weekly/list.asp?id=24818#_Toc176337398，最后访问时间：2010年12月18日。

【42】　〔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38页。

【43】　〔英〕S. F. C. 密尔松：《普通法的历史基础》，李显冬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44】　“法治含量”概念是程汉大教授提出的。他认为：“任何国家都有一定形式的法律制度，任何形式的法律制度中都含有一定量的法治因素，但是，不同形态的国家法律制度中的法治含量是大不相同的，因为法制和法治是两个既密切相关又有重大区别的概念，而衡量一种法律制度法治含量多少的主要价值尺度是法律权威的高低和司法独立于权力的程度。”参见程汉大主编：《英国法制史》，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4页。

【45】　〔美〕肯尼思·W. 汤普森编：《宪法的政治理论》，张志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8页。

【46】　〔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70页。

【47】　F. W. Maitland,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8, p. 100.

【48】　〔美〕马丁·夏皮罗：《法院：比较法上和政治学上的分析》，张生、李彤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页。

【49】　R. C. van Caenegem, Royal Writs in England from the Conquest to Glanvil, Quaritch, 1958, pp. 265—266.

【50】　J. K. Lieberman, The Enduring Constitution: An Exploration of the First Two Hundred Years, Harpper & Row, 1987, p. 275.

【51】　E. W. Ives, The Common Lawyers of Pre-reformation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44.

【52】　C. R. Lovell, English Constitutional and Legal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328.

【53】　J. H. Baker,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egal History, Butterworths & Co. Ltd., 1979, p. 44.

【54】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15页。

【55】　〔美〕博西格诺等：《法律之门》，邓子滨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491页。

【56】　R. M. Jackson, The Machinery of Justice i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3, P. 481.

【57】　T. R. S. Allan, Law, Liberty and Justice: The Legal Foundations of British Constitutionalism, Clarendon Press, 1993, p. 4.

【58】　F. W. Maitland,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8, p. 68.

【59】　C. R. Lovell, English Constitutional and Legal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164.

【60】　F. W. Maitland,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8, p. 73.

【61】　参见程汉大：《英国政治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127页。

【62】　“政治社会”是英国学者在解释英国历史现象时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其含义等同于自19世纪以来流行于世界学术界的“市民社会”和“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概念。

【63】　亨利八世曾对议会说：“朕在任何时候都不像在议会中那样高耸于王位之上。在这里，朕如同首脑，你们如同四肢，我们联为一体，组成国家。”G. R. Elton, Studies in Tudor and Stuart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70.

【64】　〔美〕C. H. 麦基文：《宪政古今》，翟小波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

【65】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20页。

【66】　“representative”一词在英语中与“deputy”（代理人）和“delegate”（被委托人）含义有所不同，后两个词只适用于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私法关系领域，而前一个词属于公法范畴，意味着各社区居民体公共利益的“代表”。

【67】　D. Held, Models of Democrac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19.

【68】　〔美〕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应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8页。

【69】　H. Hallam,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Henry Ⅶ to George Ⅱ, J. M. Dent & Sons Ltd., 1912, p. 8.

【70】　Ibid., pp. 178—185.

【71】　钱乘旦、陈晓律：《英国文化模式溯源》，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

【72】　W. R. Prest, The Rise of the Barristers: A Society History of the English Bar 1590—1640, Clarendon Press, 1986, p. 234.

【73】　W. S. Holdsworth, A History of English Law, Vol. Ⅴ, Methuen & Co. Ltd., 1956, p. 429.

【74】　Ibid.

【75】　1533年的《上诉法》，是英格兰宗教改革中扩张王权、限制教皇权力的一部主要法律。该法禁止英格兰大主教法院的案件向罗马教廷上诉，扩大了理查二世在《侵犯王权罪法》中的原则，如禁止将婚姻案件的上诉从英格兰大主教法院移交到罗马教廷。该法所包含的主要观点是，国王在教会和世俗事务方面均是国家的元首。参见薛波主编：《元照英美法辞典》，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289页。

【76】　W. S. Holdsworth, A History of English Law, Vol. Ⅴ, Methuen & Co. Ltd., 1956, p. 431.

【77】　Ibid., pp. 431—432.

【78】　Ibid., p. 432.

【79】　Ibid., p. 511.

【80】　Ibid.

【81】　Ibid., p. 513.

【82】　〔美〕小詹姆斯·R. 斯托纳：《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柯克、霍布斯及美国宪政主义的诸源头》，姚中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页。

【83】　S. Sheppard, The Selected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Sir Edward Coke, Vol. Ⅰ, Liberty Fund, 2003, pp. 479—481.

【84】　F. W. Maitland,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8, p. 270.

【85】　Ibid., pp. 270—271.

【86】　W. S. Holdsworth, A History of English Law, Vol. Ⅴ, Methuen & Co. Ltd., 1956, p. 439.

【87】　J. Hostettler, Sir Edward Coke: A Force for Freedom, Barry Rose Law Publishers Ltd., 1997, p. 104.

【88】　W. S. Holdsworth, A History of English Law, Vol. Ⅴ, Methuen & Co. Ltd., 1956, p. 444.

【89】　C. D. Bowen, The Lion and the Throne: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Edward Coke, Little & Brown, 1957, p. 442.

【90】　W. S. Holdsworth, A History of English Law, Vol. Ⅴ, Methuen & Co. Ltd., 1956, pp. 451—453.

【91】　R. S. Walker, The Constitutional and Legal Development of Habeas Corpus as the Writ of Liberty, Vol. 57/9, Okla State University Publication, p. 73. 转引自齐延平：《自由大宪章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4页。

【92】　M. Landon, The Triumph of the Lawyers: Their Role in English Politics 1678—1689, Alabama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42.

【93】　Ibid., pp. 24—25.

【94】　“天主教阴谋”案参见Ibid., pp. 63—64.

【95】　Ibid., p. 70.

【96】　M. Landon, The Triumph of the Lawyers: Their Role in English Politics 1678—1689, Alabama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78.

【97】　Ibid., p. 91.

【98】　Ibid., p. 99.

【99】　《人身保护法》规定，任何监禁行为必须说明理由，法院依据人身保护令可以审查监禁理由的合法性，并且根据各案的实际情况，法院可以作出释放、交保释放或重新召回犯罪嫌疑人予以羁押的决定。参见G. B. Adams & H. M. Stephens, Select Documents of English Constitutional History,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4, pp. 440—448.

【100】　M. Landon, The Triumph of the Lawyers: Their Role in English Politics 1678—1689, Alabama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143.

【101】　Ibid., p. 168.

【102】　Ibid., pp. 201—206.

【103】　Ibid., pp. 209—214.

【104】　Ibid., p. 249.

【105】　M. Landon, The Triumph of the Lawyers: Their Role in English Politics 1678—1689, Alabama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246—247.

【106】　这些曾经势不两立的两党人之所以捐弃前嫌联合起来，主要是因为他们都害怕詹姆斯二世在英国恢复天主教，又不愿依靠下层民众发动革命。天主教一旦恢复，他们就得归还原来在宗教改革时期获得的教会财产；而发动革命则会把英国推向流血和动乱，旧制度旧传统将会被冲击，他们不仅会失去财产，甚至会失去他们的爵位和相应的特权。参见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4—195页。

【107】　虽然通过该法案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法官任职的独立性，但是这一法案仍然存在很大的漏洞。因为国王去世后，所有的司法诉讼需要终止，新任国王有机会可以以不续任委任状的方式，免去一些法官和大臣。如安妮国王即位后，有些王室法官在1702年就以这种方式被免除职务。这个漏洞直到1760年才通过立法得到弥补。参见J. H. Baker,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egal History, Butterworths & Co. Ltd., 1979, p. 192.

【108】　中世纪宪政和现代宪政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在承认社会存在不同等级的前提下，以社会等级、地方主权为基础，各种利益集团权力的混合，在本质上是一种封建形式的宪政体制；而后者则是以个人权利、人民主权为基础，强调职能划分的一种宪政体制。

【109】　〔英〕M. J. C. 维尔：《宪政与分权》，苏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1页。

【110】　〔美〕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应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页。

【111】　〔英〕M. J. C. 维尔：《宪政与分权》，苏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4页。

【112】　同上。

【113】　〔美〕C. H. 麦基文：《宪政古今》，翟小波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5—86页。

【114】　〔英〕M. J. C. 维尔：《宪政与分权》，苏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4—35页。

【115】　〔英〕威廉·布莱克斯通：《英国法释义》（第1卷），游云庭、缪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2—63页。

【116】　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亚氏曾用议事、执行和司法概括政府的职能。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5页。

【117】　〔英〕M. J. C. 维尔：《宪政与分权》，苏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4页。

【118】　〔英〕威廉·布莱克斯通：《英国法释义》（第1卷），游云庭、缪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4—175页。

【119】　〔英〕威廉·布莱克斯通：《英国法释义》（第1卷），游云庭、缪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1页。

【120】　同上书，第293页。

【121】　同上。

【122】　〔英〕威廉·布莱克斯通：《英国法释义》（第1卷），游云庭、缪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3—104页。

【123】　胡康大：《英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124】　〔英〕沃尔特·白芝浩：《英国宪法》，夏彦才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62页。

【125】　〔英〕威廉·布莱克斯通：《英国法释义》（第1卷），游云庭、缪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7页。

【126】　F. W. Maitland,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8, p. 415.

【127】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2009年10月1日随着联合王国最高法院的设立，英国议会上院已经彻底失去了最高审判权。设立最高法院的建议，最初由工党的布莱尔政府在2003年6月正式提出。在提出建议前，由于政府未广泛咨询公众，使方案备受争议，不过建议后来仍在国会得到详细讨论。在2004年间，上议院一个特别委员会对成立最高法院的正反意见作出详细审视，经修订后方案最终随2005年《宪制改革法案》获通过而正式落实。根据该法案，2009年10月1日联合王国最高法院成立，它对于英格兰法律、威尔士法律（由威尔士国民议会为威尔士制定，并与英格兰存异的法律除外）及北爱尔兰法律三个司法制度下的事务拥有终审权，也是这些司法管辖地区的最高上诉司法机关。

【128】　程汉大、李培锋：《英国司法制度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页。

【129】　G. R. Y. Radcliffe & G. Cross, The English Legal System, 6th ed., Butterworths, 1977, p. 221.

【130】　〔英〕M. J. C. 维尔：《宪政与分权》，苏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13页。

【131】　高全喜：《现代政制五论》，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88页。

【132】　F. W. Maitland,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8, p. 382.

【133】　〔英〕戴雪：《英宪精义》，雷宾南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18页。

【134】　同上书，第119—120页。

【135】　F. W. Maitland,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8, p. 381.

【136】　程汉大：《英国政治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6页。

【137】　〔英〕M. J. C. 维尔：《宪政与分权》，苏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7页。

【138】　同上书，第41页。

【139】　当下院不信任内阁时，内阁首相须带领同僚集体辞职，此外，首相也可以提请国王解散下院，重新大选，但内阁解散下院只能行使一次。

【140】　〔英〕戴雪：《英宪精义》，雷宾南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454页。

【141】　K. O. Morgan,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Brita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458.

【142】　K. O. Morgan,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Brita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461.

【143】　D. B. Horn & M. Ransome,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1714—1783, Eyre & Spottiswood, 1957, p. 122.

【144】　〔意〕圭多·德·拉吉罗：《欧洲自由主义史》，杨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145】　〔英〕T. R. S. 艾伦：《法律、自由与正义——英国宪政的法律基础》，成协中、江菁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8页。

【146】　参见〔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盛葵阳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84页。

【147】　程汉大：《英国政治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48页。

【148】　〔英〕W. Ivor詹宁斯：《法与宪法》，龚祥瑞、侯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3页。

【149】　参见阎照祥：《英国政党政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页。

【150】　〔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2、3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0—271页。

【151】　〔英〕W. Ivor詹宁斯：《法与宪法》，龚祥瑞、侯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8—100页。

【152】　同上书，第117页。

【153】　詹宁斯对于议会主权的具体限制方式，具体参见同上书，第15、116—131页。

【154】　〔英〕T. R. S. 艾伦：《法律、自由与正义——英国宪政的法律基础》，成协中、江菁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155】　同上书，第21页。

【156】　同上书，第93页。

【157】　〔美〕格伦顿等：《比较法律传统》，米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

【158】　〔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1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132页。

【159】　W. Geldart, Elements of English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1, p. 9. 转引自胡伟：《司法政治》，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86—87页。

【160】　〔英〕戴雪：《英宪精义》，雷宾南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420页。

【161】　参见A. V. Dicey,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10th ed., Macmillan, 1959, pp. 409—410.

【162】　〔比〕R. C. 范·卡内冈：《法官、立法者与法学教授——欧洲法律史篇》，薛张敏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163】　顾荣新：《浅析英美法强势地位形成的原因》，载《理论月刊》2006年第11期。

【164】　The Lord Cooke of Thorndon, Turning Points of the Common Law, Sweet & Maxwell, 1997, p. 78.

【165】　参见H. W. 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贺卫方、高鸿钧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7—228页。

【166】　〔英〕戴雪：《英宪精义》，雷宾南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37页。

【167】　这四条标准是1985年迪普拉克勋爵第一次系统提出的，后被司法界和学术界普遍接受。

【168】　〔英〕威廉·韦德：《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79页。

【169】　〔英〕T. R. S. 艾伦：《法律、自由与正义——英国宪政的法律基础》，成协中、江菁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170】　〔英〕戴雪：《英宪精义》，雷宾南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39页。

【171】　同上书，第240页。

【172】　同上书，第242—245页。

【173】　在罗马共和国时期除公民大会和元老院制定的法律外，罗马法的渊源还包括以罗马习惯法为主要内容的市民法、法学家的解答以及裁判官的告示等。

【174】　李红海：《普通法的历史解读——从梅特兰开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4—268页。

【175】　高全喜：《法律秩序与自由主义——哈耶克的法律思想与宪政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页。

【176】　其实，在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之前，发生于1959年的“安尼斯米尼克案”中，法院在普通法的庇护下，废置了议会立法关于“任何法院不得审查”的禁令，为英国法院今后抵制议会“恶法”提供了先例。参见何海波：《司法审查的合法性基础：英国话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4—239页。

【177】　同上书，第261页。

【178】　范特泰姆是一家在英国登记的渔业公司，其股东和董事多数是西班牙人。英国1894年的《商船法》允许外国船只在英国登记，从而有权在英国海域捕捞。到了20世纪80年代，总共有95艘类似船只。为了限制这些“外国”船只在英国海域捕捞，新制定的1988年《商船法》要求全部船只重新登记，并改变登记条件，要求股东和管理层具备比原法律要求高得多的身份。结果，这些西班牙船只无一符合条件。几位西班牙的船主控告说，1988年《商船法》从根本上违背了欧盟法。高等法院向部长发出了阻止令，要求部长不要实施1988年《商船法》。上诉法院撤销了阻止令，上议院则把这个问题交给了欧洲法院。欧洲法院裁决，成员国法院有义务保证欧盟法直接适用；如果现有国内法阻止相应的司法救济，成员国法院应该废弃那个规则。参见EC Commission v. UK, C-246/89R, 1989, ECR3126. 转引自同上书，第241—242页。

【179】　同上书，第173页。

【180】　该法案的第3条确立的是一条解释规则，用于解释任何时候颁布的基本立法和附属立法，“只要有可能，无论对基本立法还是附属立法的解释和给予效力均应与公约权利保持一致”。该法案第4条确立的宣告抵触原则是指，授权某些指定的法院在运用第3条的法律解释规则解释立法时，在立法不能与公约权利相调和的情况下，作出“不一致的宣告”。关于这两项机制的详细内容参见李树忠：《1998年〈人权法案〉及其对英国宪法的影响》，载《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4期。

【181】　例如，英国1977年《房屋租赁法》规定政府福利房的租赁者死亡后，“其配偶”有权继续租赁该房，但该法没有考虑同性恋者。为了与《人权公约》第8条有关“尊重家庭生活”和14条“禁止歧视”的规定保持一致，法院把与房屋的租赁者同居的同性恋者解释为“配偶”。参见何海波：《司法审查的合法性基础：英国话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8页。

【182】　例如，英国1999年《移民与避难法》规定，不论是否故意，对他人偷渡英国负有责任的人，都将给以惩罚。上诉法院在一个案件中宣告这一规定违反文明国家公认的原则，从而抵触了《人权公约》第6条。随后，议会在2002年《国籍、移民和避难法》中通过立法修正了1999年《移民与避难法》的相关规定。参见同上书，第249页。

【183】　K. D. Ewing, "The Human Rights Act and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79 Modern Law Review, 1999. 转引自同上书，第250页。

【184】　A. L. Young, "Judicial Sovereignty and the Human Rights Act 1998", 53 Cambridge Law Journal, 2002. 转引自同上。

【185】　英国人培根曾对英国的经验理性与经验主义、理性主义之间的差别做过一个恰如其分且生动形象的比喻：经验主义者就像蚂蚁，收集食物并使用它们；理性主义者就像蜘蛛，从自己肚中吐丝织网；而理性化的经验主义者，就像蜜蜂，既采集又整理，在采集基础上进行整理。参见〔英〕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5页。

【186】　参见〔德〕K. 茨威格特、H. 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58页。

【187】　〔英〕迈克尔·H. 莱斯诺夫：《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57页。

【188】　哈耶克也有类似的划分，名称则为进化论的理性主义和建构论的理性主义。前者认为：人类的“各种自由制度，如同自由所造就的所有其他事物一般，并不是人们在先已预见到这些制度所可能产生的益处以后方进行建构的”，因此，“制度的源起并不在于构设或设计，而在于成功且存续下来的实践”。哈耶克强调，这种存续下来的实践的特征就是“赢者生存”。而建构的理性主义则与此相反，他们认为，“人生来就具有智识和道德的禀赋，这使人能够根据审慎思考而形构文明”。参见〔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册），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1页。

【189】　〔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1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190】　高全喜：《法律秩序与自由主义——哈耶克的法律思想与宪政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3页。

【191】　同上书，第274页。

【192】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哈耶克的语境中，作为普遍行为规则的“内部规则”或“正当行为规则”与作为组织规则的“外部规则”所作的界分，大体上相当于人们所熟知的“私法”与“公法”之间的区分。参见〔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1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8页。

【193】　同上书，第209页。

【194】　同上书，第210页。

【195】　参见〔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1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页。

【196】　M. J. Detmold, The Australian Common Wealth: A Fundamental Analysis of Its Constitution, Law Book Company, 1985, p. 97. 转引自何海波：《司法审查的合法性基础：英国话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2页。

【197】　J. W. Tubbs, The Common Low Min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66.

【198】　颇具意味的是，尽管在有关议会的问题上，哈耶克与戴雪观点相左，哈耶克反对无限制的议会立法权，但两人在宪法观上却表现出一致性，即他们都认为宪法乃私法之结果，英国的私法有助于宪政的形成。参见〔英〕戴雪：《英宪精义》，雷宾南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39—245页。

【199】　〔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1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

【200】　〔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1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

【201】　〔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1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134页。

【202】　〔意〕布鲁诺·莱奥尼：《自由与法律》，秋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154页。

【203】　N. Barry, Hayek's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Macmillan, 1979, p. 135. 转引自高全喜：《法律秩序与自由主义——哈耶克的法律思想与宪政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页。

【204】　〔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2、3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205】　〔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2、3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206】　J. H. Baker and S. F. C. Milsom, Sources of English Legal History Private Law to 1750, Butterworths, 1986, p. 49. 转引自李红海：《普通法的历史解读——从梅特兰开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5—306页。

【207】　同上书，第306—307页。

【208】　〔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1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页。

【209】　〔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2、3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210】　高全喜：《法律秩序与自由主义——哈耶克的法律思想与宪政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

【211】　N. P. Barry, Hayek's Social and Economic Philosophy, MacMillan, 1979, pp. 127—128. 转引自同上书，第60页。

【212】　〔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1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4页。

【213】　〔英〕沃尔特·白哲特：《英国宪制》，李国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214】　参见程汉大：《17世纪英国宪政革命的博弈分析》，载《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215】　M. Landon, The Triumph of the Lawyers: Their Role in English Politics 1678—1689, Alabama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229.

【216】　Ibid., p. 231.

【217】　G. E. Aylmer, The Struggle for the Constitution, Humanities Press, 1968, p. 220.

【218】　J. Miller,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Longman Group Ltd., 1983, p. 22.

【219】　参见〔美〕霍伊：《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哈耶克的政治思想》，刘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6页。

【220】　从西方哲学史词源上考证，logos来自动词legein，意为“计算”、“思想”和“理性”；nous来自动词noein，意为“思维”、“思想”。

【221】　〔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1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222】　刘军宁：《保守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

【223】　〔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1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224】　建构理性主义也许有高尚的动机，也许有实现其目标的可能，但是这种改造人类命运和完善社会的空想企图，注定会害大于利，走向人类自由的反面。

【225】　〔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册），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80页。

【226】　格雷在《哈耶克论自由》一书中，对于哈耶克后期表述的融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于一体的独特宪政法治思想，提出了“普通法的法治国”的概括性论断。他指出：“正像经济资源的集中分配导致了无序的浪费，各种活动间的协作远没有市场过程产生的协作那样恰切，同样集中的立法在应对复杂多变的环境方面也无法与普通法的敏锐性相匹配。此外，普通法在为公民提供了一个有关他们的活动的牢固架构方面，比之那些易于流为短暂的多数之奇思异想的立法可能更为成功。鉴于推论，哈耶克的思想对于我似乎就解决了他早期有关立法和普通法在自由国家中的地位的模棱两可的问题。正像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三卷集的最后一卷所阐释的，他的现行的观点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具有普通法的法治国形式。”参见高全喜：《法律秩序与自由主义——哈耶克的法律思想与宪政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7—208页。

【227】　〔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册），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47页。

【228】　〔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册），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99页。

【229】　〔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2、3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9页。

【230】　高全喜：《法律秩序与自由主义——哈耶克的法律思想与宪政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8页。

【231】　〔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联邦论》，尹宣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612页。

【232】　〔美〕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上册），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7页。

【233】　同上书，第26页。

【234】　M. Farrand (ed.), The 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of 1787, Vol. 1. Revised,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190.

【235】　〔美〕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上册），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96页。布瑞利的发言。

【236】　同上书，第97页，佩特森的发言。

【237】　〔美〕马克斯·法仑德：《设计宪法》，董成美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86页。

【238】　〔美〕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上册），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页。

【239】　〔美〕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上册），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127页。

【240】　同上书，第131页。

【241】　〔美〕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上册），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33页。

【242】　同上书，第234—235页。

【243】　同上书，第257页。

【244】　〔美〕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上册），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90—291页、第301—302页。

【245】　〔美〕马克斯·法仑德：《设计宪法》，董成美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94页。

【246】　〔美〕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上册），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92页。

【247】　同上。

【248】　同上书，第300—301页。

【249】　〔美〕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上册），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92页。

【250】　同上书，第293页。

【251】　制宪会议时代表们对各邦的人口只有粗略、不完整的数据。表中1790年第一次人口统计数字来自：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

【252】　〔美〕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上册），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16页。

【253】　同上书，第343页。

【254】　〔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联邦论》，尹宣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篇，第1页。

【255】　同上书，第3篇，第13页。

【256】　同上书，第3篇，第14页。

【257】　同上书，第3篇，第16页。

【258】　〔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联邦论》，尹宣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6篇，第30页。

【259】　同上书，第6篇，第30页。

【260】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4—15页。

【261】　〔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联邦论》，尹宣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6篇，第32页。

【262】　〔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联邦论》，尹宣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9篇，第53页。孟德斯鸠的原话见〔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30—131页。

【263】　〔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联邦论》，尹宣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9篇，第55页。

【264】　同上书，第10篇，第62页。

【265】　〔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联邦论》，尹宣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0篇，第63页。

【266】　同上书，第10篇，第63页。

【267】　同上。

【268】　〔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联邦论》，尹宣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0篇，第58页，译文稍有改动。在党争问题上麦迪逊与休谟的思想关联，见D. Adair, "'That Politics May Be Reduced to a Science': David Hume, James Madison and the Tenth Federalist", 20 The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no. 4, 1957, pp. 343—360.

【269】　同上书，第10篇，第61页。

【270】　〔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联邦论》，尹宣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5篇，第97页，译文稍有改动。

【271】　〔美〕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上册），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页。

【272】　同上书，第22页。

【273】　〔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联邦论》，尹宣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39篇，第263页。

【274】　同上，译文稍有改动。

【275】　同上。

【276】　1913年美国宪法第十七条修正案通过后，参议员改由各邦人民直接选举。

【277】　1787年《宪法》第3条规定，合众国的司法权适用于“合众国为一方当事人的诉讼；两个或两个以上邦之间的诉讼；一邦和他邦公民之间的诉讼；不同邦公民之间的诉讼；同邦公民之间对不同邦让与土地的所有权的诉讼；一邦或其公民同外国或外国公民或国民之间的诉讼。”1795年第十一条修正案规定：“合众国的司法权，不得被解释为适用于由他邦公民或任何外国公民或国民对合众国一邦提出的或起诉的任何普通法或衡平法的诉讼。”将一邦与他邦公民之间的诉讼排除出去了。

【278】　McCulloch v. Maryland, 17 US 316 (Supreme Court 1819).

【279】　Ibid.

【280】　参见〔美〕阿奇博尔德·考克斯：《法院与宪法》，田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9章。

【281】　Dred Scott v. Sandford, 60 US 393 (Supreme Court 1857).

【282】　Cass R. Sunstein, "Dred Scott v. Sandford and its Legacy", in Robert P. George (ed.), Great Cases in Constitutional Law,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64—89.

【283】　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167页。

【284】　Dred Scott v. Sandford, 60 US 393 (Supreme Court 1857).

【285】　Dred Scott v. Sandford, 60 US 393 (Supreme Court 1857).

【286】　Ibid.

【287】　〔美〕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上册），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288】　〔美〕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上册），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289】　同上。

【290】　同上书，第36页。

【291】　同上书，第39页。

【292】　〔美〕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上册），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6页。

【293】　同上书，第47页。

【294】　同上书，第51页。

【295】　〔美〕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上册），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页。

【296】　同上书，第147页。

【297】　同上书，第148页。

【298】　〔美〕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上册），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71页。

【299】　〔美〕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上册），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57页。

【300】　同上书，第356页。

【301】　同上书，第355页。

【302】　〔美〕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下册），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04页。

【303】　同上。

【304】　同上书，第605页。

【305】　同上。

【306】　〔美〕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下册），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69页。

【307】　〔美〕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上册），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61页。

【308】　〔美〕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上册），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94页，译文有改动。

【309】　〔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联邦论》，尹宣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51篇，第355页。

【310】　参见〔美〕罗伯特·A. 达尔：《美国宪法的民主批判》，佟德志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9页。

【311】　〔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联邦论》，尹宣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0篇，第62页。

【312】　〔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联邦论》，尹宣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49篇，第343页。

【313】　同上。

【314】　同上书，第344页。

【315】　同上书，第10篇，第61页。

【316】　同上书，第50篇，第349页。

【317】　〔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联邦论》，尹宣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51篇，第354页，译文有改动。

【318】　〔美〕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0—110页。

【319】　〔美〕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上册），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8页（文中横线上空白处是待议决的比例，如“2/3”等）。

【320】　同上书，第54页。

【321】　〔美〕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上册），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9页。

【322】　同上书，第79—80页。

【323】　〔美〕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上册），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90页。

【324】　〔美〕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下册），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24页。

【325】　据说就是1787年5月18日就参加费城制宪会议，但因为反对制宪会议于7月10日就离会的纽约邦制宪会议代表雅茨。 Hamilton et al., The Federali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436.

【326】　Hamilton et al., The Federali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502—503.

【327】　Ibid., p. 503.

【328】　〔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联邦论》，尹宣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81篇，第558页。

【329】　Hamilton et al., The Federali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525.

【330】　〔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联邦论》，尹宣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78篇，第535页。

【331】　同上书，第536页。

【332】　〔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联邦论》，尹宣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78篇，第537页。

【333】　同上书，第539页，译文稍有改动。

【334】　同上书，第540页。

【335】　同上。

【336】　〔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联邦论》，尹宣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78篇，第535页。

【337】　同上书，第81篇，第559页。

【338】　同上。

【339】　同上书，第560页。

【340】　Marbury v. Madison, 5 US 137 (Supreme Court 1803).

【341】　Ibid.

【342】　1789年《司法法》的原文是：“The Supreme Court shall have […] power to issue […] writs of mandamus, in cases warranted by the principles and usages of law, to any courts appointed, or persons holding office, under the autho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343】　Marbury v. Madison, 5 US 137 (Supreme Court 1803).

【344】　D. M. Douglas, "The Rhetorical Uses of Marbury v. Madison: The Emergence of a Great Case", 38 Wake Forest L. Rev., 2003, p. 375; Mark A. Graber, "Establishing Judicial Review: Marbury and the Judicial Act of 1789", 38 Tulsa Law Review, 2002—2003, p. 609.

【345】　〔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联邦论》，尹宣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0篇，第60页，译文有改动。

【346】　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 376 US 254 (Supreme Court 1964).

【347】　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 376 US 254 (Supreme Court 1964).

【348】　Ibid.

【349】　〔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联邦论》，尹宣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84篇，第593页，译文有改动。

【350】　同上。

【351】　〔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联邦论》，尹宣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译文有改动。

【352】　同上书，第84篇，第594页。

【353】　同上书，第595页。

【354】　Sir William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Vol. 4, J. Exshawl, 1773. pp. 151—152. 又见〔美〕安东尼·刘易斯：《言论的边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简史》，徐爽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355】　Leonard W. Levy, Legacy of Suppression: Freedom of Speech and Press in Early American History,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356】　参见周小舟：《中心含义与原初意图之争：美国1964年‘纽约时报’案判词背后的历史叙事》，载强世功主编：《政治与法律评论》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又见Irving Brant, "Seditious Libel: Myth and Reality", 39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1964, p. 1; Judith S. Koffler and Bennett L. Gershman, "New Seditious Libel", 69 Cornell Law Review, 1983—84, p. 816; William T. Mayton, "Seditious Libel and the Lost Guarantee of a Freedom of Expression", 84/1 Columbia Law Review, 1984, pp. 91—142.

【357】　Harry Kalven, "The New York Times Case: A Note on 'The Central Meaning of the First Amendment'", The Supreme Court Review, 1964, pp. 191—221.

【358】　Walter Berns,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the Alien and Sedition Laws: A Reappraisal", The Supreme Court Review, 1970, pp. 109—159.

【359】　如〔美〕安东尼·刘易斯：《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局长沙利文案》，何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7—128页。

【360】　Schenck v. United States, 249 US 47 (1919).

【361】　Abrams v. United States, 250 US 616 (1919).

【362】　Gitlow v. New York, 268 US 652 (1925).

【363】　Whitney v. California, 274 US 357 (1927).

【364】　Dennis v. United States, 341 US 494 (1951).

【365】　Stephen M. Feldman, Free Expression and Democracy in America: A Histo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p. 261. 又见〔美〕安东尼·刘易斯：《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局长沙利文案》，何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7页。

【366】　参见Alexander Meiklejohn, Political Freedom: The Constitutional Powers of The People, Greenwood Press, 1979. 中译文参见〔美〕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侯健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67】　同上书，第27页。

【368】　〔美〕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侯健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27页。

【369】　同上书，第18页。

【370】　同上书，第20页。

【371】　Alexander Meiklejohn, "The First Amendment Is an Absolute", The Supreme Court Review, 1961, pp. 245—266.

【372】　这一点也完全为布伦南所接受，而对第一修正案持绝对主义观点的布莱克则不然。William J. Jr Brennan, "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Meiklejohn Interpretation of the First Amendment", 79 Harvard Law Review, 1965—1966, p. 1.

【373】　Alexander Meiklejohn, "The First Amendment Is an Absolute", The Supreme Court Review, 1961, pp. 245—266.

【374】　Harry Kalven, "The New York Times Case: A Note on 'The Central Meaning of the First Amendment'", The Supreme Court Review, 1964, pp. 191—221.

【375】　William J. Jr Brennan, "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Meiklejohn Interpretation of the First Amendment", 79 Harvard Law Review, 1965—1966, p. 1.

【376】　美国宪法第十修正案规定：“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邦行使的权力，由各邦各自保留，或由人民保留。”的确用的是“权力”（power）一词。

【377】　〔美〕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侯健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译文稍有改动。

【378】　同上书，第71页。

【379】　同上书，第74—75页。

【380】　Alexander Meiklejohn, "The First Amendment Is an Absolute", The Supreme Court Review, 1961, pp. 245—266.

【381】　Ibid.

【382】　Ibid.

【383】　Brandenburg v. Ohio, 395 US 444 (Supreme Court 1969).

【384】　Robert H. Bork, "Neutral Principles and Some First Amendment Problems", 47 Indiana Law Journal, 1971—1972, p. 1.

【385】　Robert H. Bork, The Tempting of America, Free Press, 1997, pp. 139—141.

【386】　对中国行政法学知识来源的考察，参见何海波：《中国行政法学的外国法渊源》，载《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6期。

【387】　英国政府法制部门给政府官员编写的一本司法审查指南《法官在你肩上》，称：“司法审查以及司法审查所依据的行政法原则，是促进良好行政的重要部分”；“没有什么捷径能够逃避法院的监督，避免司法审查最好的办法就是遵循良好行政的那些原则”。参见《法官在你肩上》，叶逗逗、何海波译，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第12期），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388】　戴雪曾言，“我们的宪法，简而言之，是一部法官制定的宪法；不管是好是坏，它具有法官立法的全部特征。”See A. V. Dicey,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10th ed., Macmillan Education Ltd., 1959, p. 196.

【389】　Lord Woolf, Jeffrey Jowell & Andrew Le Sueur, De Smith's Judicial Review, 6th ed., Sweet & Maxwell, 2007; Paul Craig, Administrative Law, 6th ed., Sweet & Maxwell, 2008; H. W. R. Wade & C. F. Forsyth, Administrative Law, 10th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390】　Council of Civil Service Unions v. Minister for the Civil Service [1985] AC 374.

【391】　Bagg's case [1615] 11 Co. Rep. 93 b.

【392】　R. v.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723] 1 Str. 557.

【393】　关于早期英国法的自然法渊源，See Henry Maine, International Law, London, 1888; H. H. Marshall, Natural Justice, Sweet & Maxwell, 1959, pp. 6—11.

【394】　R. v.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723] 1 Str. 557, p. 567.

【395】　Ian Holloway, Natural Justice and the High Court of Australia; A Study in Common Law Constitutionalism, Ashgate, 2002, p. 13.

【396】　De Smith, Woolf & Jowell, Principles of Judicial Review, Sweet & Maxwell, 1999, pp. 249—250; H. H. Marshall, Natural Justice, Sweet & Maxwell, 1959, pp. 17—20.

【397】　De Smith, Woolf & Jowell, Principles of Judicial Review, Sweet & Maxwell, 1999, pp. 250—256.

【398】　在巴格案件后75年，当洛克首先意识到国家存在三种不同性质的权力时，他说的行政权还仅仅是国王的“对外权”，也就是今天的国防、外交权力。参见〔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9—91页。甚至到18世纪中叶，当法国的孟德斯鸠观察英国的状况而借题发挥地阐述三权分立时，他描述的行政权离洛克并不太远。〔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55页。

【399】　Cooper v. Wandsworth Board of Works [1863] 14 CB 180.

【400】　Mersey Docks Trustees v. Gibbs [1866] LR 1 HL 93, p. 110.

【401】　Cmd. 4060 (1932), 73.

【402】　Nakkuda Ali v. Jayaratne [1951] AC 66; R. v. Metropolitan Police Commisioner, ex parte Parke [1953] 1 WLR 1150. 这两个判决遭到了韦德等学者的批评。See W. Wade, "The Twilight of Natural Justice?", 67 Law Quarterly Review, 1951, p. 103.

【403】　Hartley Shawcross, "The State and the Law", 11 Modern Law Review, 1948, p. 5

【404】　J. Devlin, "Public Policy and the Executive", 9 Current Legal Problems, 1956, p. 14.

【405】　G. W. Keeton, "The Twilight of the Common Law", 14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 1949, p. 231. Also See G. W. Keeton, "Natural Justice in English Law", 8 Current Legal Problems, 1955, p. 24.

【406】　Ridge v. Baldwin [1964] AC 40.

【407】　R. v. Gaming Board for Great Britain, ex parte Benaim and Khaida [1970] 2 QB 417, p. 430. 其实，丹宁只说对了一半。里奇诉鲍德温案件没有放弃司法性行为这个概念，只是使争论一个行为是司法性的还是行政性的失去意义。司法性、准司法性行为这个概念逐渐淡出，但没有彻底消亡。

【408】　Re H. K. (an Infant) [1967] 2 QB 617, p. 630, per Lord Parker CJ.

【409】　"England and Wales Reported and Unreported Cases", http://www.lexisnexis.com/ap/auth/，最后访问日期：2006年3月14日。LexisNexis上各个时段判决书的总量，不易统计。下面是几个年份的数字：1970年1186件，1980年2571件，1990年3495件，2000年5885件。有少量案件，同一份判决重复出现。

【410】　关于自然正义与程序公正关系的讨论，参见J. M. Evans, "The Duty to Act Fairly", 33 Modern Law Review, 1973, p. 93.; D. Mullan, "Fairness: The New Natural Justice?", 25 Unitersity of Toronto Law Journal, 1975, p. 281.; M. Loughlin, "Procedural Fairness: A Study in Crisis in Administrative Law Theory", 28 University of Toronto Law Journal, 1978, p. 215.; P. Craig, Administrative Law, 5th ed., Sweet & Maxwell, 2003, pp. 415—418.

【411】　Council of Civil Service Unions v. Minister for the Civil Service [1985] AC 374.

【412】　R. v. Board of Visitors of Hull Prison, ex parte St. Germain [1979] QB 425; R. v. Board of Visitors of Hull Prison, ex parte St. Germain (No. 2) [1979] 1 WLR 1401; Leech v. Parkhurst Prison Deputy Governor [1988] AC 533; 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ex parte Hickey [1995] QB 43. 对该问题的详细讨论，See M. Loughlin & P. Quinn, "Prisons, Rules and Courts: A Study in Administrative Law", 56 Modern Law Review, 1993, p. 497.

【413】　R. (on the application of Smith) v. Parole Board [2005] UKHL 1.

【414】　Nagle v. Fielden [1966] 2 QB 633; McInnes v. Onslow-Fane [1978] 3 All ER 211.

【415】　Gaiman v.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ntal Health [1971] Ch. 317

【416】　Lawlor and Others v. Union of Post Office Workers [1965] Ch. 712.

【417】　Glynn v. Keele University [1971] 1 WLR 487; Brighton Cpn. v. Parry [1972] 70 LGR 576.

【418】　R. v. Aston University Senate, ex parte Roffey [1969] 2 QB 538; Herring v. Templeman [1973] 3 All ER 569; R. v. Liverpool John Moores University, ex parte Hayes [1998] ELR 261.

【419】　Glynn v. Keele University [1971] 1 WLR 487.

【420】　R. v. Hull University Visitor, ex parte Page [1993] AC 682.

【421】　Coleg Elidyr (Camphill Communities Wales) Ltd. v. Koeller and another [2005] EWCA Civ 856.

【422】　Local Government Act 1972, s. 236 (as amended).

【423】　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Health, ex parte US Tobacco International Inc. [1992] QB 353.

【424】　Pearlberg v. Varty [1972] 2 All ER 6.

【425】　De Smith, Woolf & Jowell, Principles of Judicial Review, Sweet & Maxwell, 1999, pp. 379—386。

【426】　Wiseman v. Borneman [1971] AC 297, pp. 317—321, per Lord Wilberforce. 法院在该案中驳回了原告的请求。

【427】　Re Pergamon Press Ltd. [1971] Ch. 388.

【428】　Rees v. Crane [1994] 2 AC 173. 该案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429】　Planning (Listed Buildings and Conservation Areas) Act 1990, s. 20. 但在实践中，行政机构通常会非正式地告知房主。

【430】　Customs Consolidation Act 1876, s. 42; Customs and Excise Management Act 1979, s. 139, Sched. 3. 另见Obscene Publications Act 1959, s. 3 (3). 如果当事人提出异议，争议通过诉讼解决。

【431】　更为详细的讨论，参见余凌云：《行政法上合法预期之保护》，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英国法上对正当期待的保护有程序保护和实体保护两个方面，这里指的是程序性的正当期待。

【432】　Schmidt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Home Affairs [1969] 2 Ch. 149, p. 168—170, per Lord Denning.

【433】　Council of Civil Service Unions v. Minister for the Civil Service [1985] AC 374.

【434】　Oloniluyi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1989] Imm AR 135.

【435】　R. v. Croydon Justices, ex parte Dean [1993] QB 769.

【436】　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ex parte Khan [1984] 1 WLR 1337.

【437】　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ex parte Ruddock [1988] 1 WLR 1482.

【438】　HTV Ltd. v. Price Commission [1976] ICR 170.

【439】　R. v. Inland Revenue Commissioners, ex parte Unilever [1996] STC 681.

【440】　Kington by-pass案件就是这方面一个绝好的事例。交通部部长提出一条主干公路的建设规划，并依照法律进行“公开调查”。在听证会上，部长派出的官员宣读了一份有关该建设规划的说明，出示了相关文件和具体方案。他没有传唤任何证人，对反对意见也不回应；当反对者质问该计划的必要性、主张替代方案的优点，他拒不回答任何问题。就是这样一个纯粹走过场的听证，法院仍然认为它是有效的。Re Trunk Roads Act 1936 [1939] 2 KB 515. 相关规则的发展，See H. Wade & C. Forsyth, Administrative Law, 8th ed., Oxford Press, 2000, p. 950.

【441】　Kanda v. Government of Malaya [1962] AC 322, p. 337.

【442】　R. v. Ealing Magistrate's Court, ex parte Fanneran [1996] 8 Admin. LR 351.

【443】　Wilson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Environment [1973] 1 WLR 1083; Waitemata County v. Local Government Committee [1964] NZLR 689, pp. 698—699.

【444】　The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 1990, s. 65.

【445】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mendment) Act 1972, s. 7 (1).

【446】　Board of Trustee of the Maradana Mosque v. Mahmud [1967] 1 AC 13, pp. 24—25.

【447】　R. v. Assistant Metropolitan Police Commissioner, ex parte Howell [1986] RTR 52.

【448】　R. v. Paddington etc. Rent Tribunal, ex parte Bell London Properties Ltd. [1949] 1 KB 666.

【449】　Fairmount Investments Ltd.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Environment [1976] 1 WLR 1255.

【450】　R. v. Criminal Injuries Compensation Board, ex parte Ince [1973] 1 WLR 1334, p. 1345. 法院撤销委员会决定的主要理由是，该委员会对于“为防止犯罪”这一赔偿条件理解错误。

【451】　R. v. Rodney and Minister of Manpower and Immigration (1972) 27 DLR (3d) 756; R. v. Chance, ex parte Coopers & Lybrand [1995] 7 Admin LR 821, 835 H. “突然袭击是公正的敌人。”Ibid, 835 H.

【452】　R. v. Deputy Industrial Injuries Commissioner, ex parte Jones [1962] 2 QB 677.

【453】　University of Ceylon v. Fernando [1960] 1 WLR 223; Re Pergamon Press Ltd. [1971] Ch. 388.

【454】　R. v. Joint Higher Committee on Surgical Training, ex parte Milner [1995] Admin. LR 454.

【455】　R. v. Poole Borough Council, ex parte Cooper, The Times, October 21, 1994.

【456】　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Health, ex parte US Tobacco International Inc. [1992] QB 353.

【457】　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ex parte Abdi, The Times, March 10, 1994 (High Court); The Times, April 25, 1994 (Court of Appeal); [1996] 1 WRL 298 (House of Lords).

【458】　R. v. Gaming Board for Great Britain, ex parte Benaim and Khaida [1970] 2 QB 417.

【459】　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ex parte Duggan [1994] 3 All ER 277.

【460】　R. v. Kent Police Authority, ex parte Godden [1971] 2 QB 662.

【461】　Errington v. Minister of Health [1935] 1 KB 249.

【462】　Edward Coakley, Coakley Bus Company Ltd. and Central Bus Company Ltd. v. Transport Tribunal (No. 2) [2004] LLR 211 (Court of Session).

【463】　Palmer v. Inverness Hospitals Committee [1963] SC 311; Wilcox v. HGS [1976] ICR 306.

【464】　R. v. Thames Magistrate' Court, ex parte Polemis [1974] 1 WLR 1371; R. v. Grays Justices, ex parte Graham [1982] QB 1239; R. v. North and East Devon Health Authority, ex parte Coughlan [1999] Lloyd's Rep. Med. 306.

【465】　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Social Services, ex parte Association of Metropolitan Authorities [1986] 1 WLR 1, p. 4, per Webster J..

【466】　Priddle v. Fisher and Sons [1968] 1 WLR 1478. Also See Re M (an infant) [1968] 1 WLR 1897; Rose v. Hunbles [1972] 1 WLR 33; Lucy v. Royal Board of Kensington and Chelsea [1997] COD 191.

【467】　Ostreiche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Environment [1978] 1 WLR 810.

【468】　Supermarches Jean Labrecque Inc. v. Labour Court (1987) 43 DLR (4th) 1. 这家少年法庭还拒绝了一名社会工作者为被告提供的援助。法院认为，这也是违背自然正义的。

【469】　De Verteuil v. Knaggs [1918] AC 557, pp. 560—561.

【470】　James v.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1907] 98 LT 225.

【471】　Glynn v. Keele University [1971] 1 WLR 487.

【472】　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ex parte Al-Mehdawi [1990] 1 AC 876. 与之不同的判决，参见R. v. Immigration Appeal Tribunal, ex parte Rahmani [1985] QB 1109, [1986] AC 475.

【473】　R. v. Kensington and Chelsea Rent Tribunal, ex parte MacFarlane [1974] 1 WLR 1486.

【474】　Lloyd v. McMahon [1987] AC 625.

【475】　Brighton Corporation v. Parry [1972] 70 LGR 576.

【476】　分别参见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ex parte Doody [1994] 1 AC 531; 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ex parte Duggan [1994] 3 All ER 277.

【477】　R. v. Army Board of the Defence Council, ex parte Anderson [1992] 1 QB 169.

【478】　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ex parte Malhi [1991] 1 QB 194.

【479】　R. (on the application of Smith) v. Parole Board [2004] 1 WLR 421 (CA); [2005] UKHL 1 (HL).

【480】　R. v. Army Board of the Defence Council, ex parte Anderson [1992] QB 169.

【481】　R. v. Kingston-upon-Hull Rent Tribunal, ex parte Black [1949] 65 TLR 209.

【482】　R. v. Housing Appeal Tribunal [1920] 3 KB 334; Re Wilson [1985] AC 750.

【483】　相关讨论See J. Alder, "Representation before Tribunals", Public Law, 1972, p. 278; D. Galligan, Due Process and Fair Procud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61—369.

【484】　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ex parte Tarrant [1985] QB 251, pp. 285—286, per Webster.

【485】　分别参见R. v. Board of Visitors of HM Remand Centre Risley, ex parte Draper, The Times, May 24, 1988; R. v. Board of Visitors of Parkhurst Prison, ex parte Norney, The Times, July 29, 1989.

【486】　R. v. Leicester City Justices, ex parte Barrow [1991] 2 QB 260.

【487】　R. v. Canterbury of Archbishop, ex parte Morant [1944] KB 282, p. 292.

【488】　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ex parte Leech (No. 2) [1994] QB 198. 目前，新的狱规规定，监狱管理人员不能拆看犯人与其律师的通信，不管该犯人是否处在诉讼过程；除非监狱长有理由相信该通信夹带违禁物品或者可能危害监狱和他人安全。

【489】　相关的案例，参见Campbell and Fell v. UK, ECHR [1984] Series A, no. 80.

【490】　Enderby Town Football Club Ltd. v. Football Association Ltd. [1971] Ch. 591.

【491】　R. v. Board of Visitors of Hull Prison, ex parte St. Germain (No. 2) [1979] 1 WLR 1401.

【492】　R. v. Bradford JJ, ex parte Wilkinson [1990] 1 WLR 692.

【493】　R. v. Hereford Magistrates Court, ex parte Rowlands [1998] QB 110.

【494】　University of Ceylon v. Fernando [1960] 1 WLR 223.

【495】　R. v. Commission for Racial Equality, ex parte Cottrell & Rothon [1980] 1 WLR 1580.

【496】　R. v. Panel on Takeovers and Mergers, ex parte Guiness plc [1990] 1 QB 146.

【497】　Bradman v. Radio Taxicabs Ltd. [1984] 134 New LJ 1018.

【498】　Herring v. Templeman [1973] 3 All ER 569.

【499】　R. v. Deputy Industrial Injuries Commissioner, ex parte Moore [1965] 1 QB 456, p. 490, per Diplock LJ.

【500】　Errington v. Wilson, The Times, 2 June 1995.

【501】　Nicholson v. Secretary of Sate for Energy (1978) 76 LGR 693.

【502】　R. v. Blundeston Prison Visitors, ex parte Fox-Taylor [1982] 1 All ER 646.

【503】　Bushell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Environment [1981] AC 75. Lord Edmund-Davies. 法官表示异议。他坚称，“传唤对方证人以供质证是自然正义的要求”。

【504】　R. v. London Regional Passengers Committee, ex parte Brent LBC, The Times，May 23, 1985.

【505】　Re Pergamon Press Ltd. [1971] Ch. 388, p. 400.

【506】　Hanson v. church Commissioners [1978] QB 823.

【507】　Ladd v. Marshall [1954] 1 WLR 1489. 另见Al-Mehdawi v. Home Secretary [1990] 1 AC 876; Hertfordshire Investments Ltd v. Bubb [2000] 1 WLR 2318, p. 2325.

【508】　Bushell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Environment [1981] AC 75, p. 102, per Lord Diplock. 法院同时指出，如果新的证据在案件的关键问题上有重要意义，部长应当重新组织调查，或者给相关当事人发表书面意见的机会。

【509】　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Environment, ex parte Fielder Estates (Canvey) Ltd. [1988] 3 PLR 62.

【510】　E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2004] 2 WLR 1351.

【511】　国内关于这个主题的译著，参见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11—314页；王名扬：《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0页，页下注；姜明安主编：《外国行政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160页；〔英〕威廉·韦德：《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页下注。

【512】　Ashbury Railway Carriage Co. v. Riche [1875] LR 7 HL 653. 相关评论，See Ian Leigh, Law, Politics, and Local Democr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38—41.

【513】　H. Rajak, "Judicial Control: Corporations and the Decline of Ultra Vires", 54 Cambridge Law Journal, 1995, p. 9; I. Leigh, Law, Politics, and Local Democr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46—56.

【514】　De Smith, Woolf & Jowell, Principles of Judicial Review, Sweet & Maxwell, 1999, pp. 95—96.

【515】　案卷表面错误与越权原则的兴衰交替，详细的介绍参见W. Wade, Administrative Law, 4th ed., Clarendon Press, 1977, pp. 257—274.

【516】　De Smith,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 1st ed., Stevens & Sons, 1959, pp. 61, 75, 210.

【517】　London and North Western Railway Co. v. Mayor of Westminster City [1904] 1 Ch 759, [1905] AC 426. 威斯敏斯特卫生当局建设了一个地下公共厕所。该设施横穿街道，两头与路面相接，非常宽阔，实际上构成一个地下通道，其附属设施对邻近的当事人造成了损害。而依据公共卫生法，卫生行政当局的职责是提供公共卫生设施，而不是营建地下通道，因此其行为构成越权。尽管如此，上议院还是认可了既成事实，原因在于修建这条地下通道符合公众的需求。

【518】　R. v. Brixton Prison Governor, ex parte Soblen [1963] 2 QB 302. 在该案中，内政部决定驱逐一名外国人。原告认为，内政部作出该决定的真正原因是美国要求引渡他，驱逐令纯粹是为了非法引渡而作的掩饰；因为他既不是美国公民，他被指控的罪行也不是一项在法律上可引渡的罪行。

【519】　R. v. Inner London Education Authority, ex parte Westminster City Council [1986] 1 WLR 28. See Similarly R. v. Lewisham London Borough Council, ex parte Shell UK Ltd [1988] 1 All ER 938.

【520】　Porter v. Magill [2002] 2 AC 357.

【521】　De Smith, Woolf & Jowell, Principles of Judicial Review, Sweet & Maxwell, 1999, pp. 91—95. For more details, see D. M. Gordon, "The Relation of Facts to Jurisdiction", 45 Law Quarterly Review, 1929, p. 459; D. M. Gordon, "Observance of Law as a Condition of Jurisdiction", 47 Law Quarterly Review, 1931, p. 386.

【522】　Anisminic Ltd v. Foreign Compensation Commission and Another [1969] 2 AC 147. 上议院在这里混淆了司法审查的程序性问题（法院的受理条件）与实体性问题（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把实体问题置于程序问题之前。这一点与我国诉讼法的精神明显不同，但在英国并非新奇事物，虽然也遭到一些批评。

【523】　Lord Diplock, "Administrative Law: Judicial Review Reviewed", 33 Cambridge Law Journal, 1974, p. 243. 韦德也作出了类似的评论，see W. Wade,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Aspects of the Anisminic Case", 85 Law Quarterly Review, 1969, p. 211. 关于支持性的司法意见，see Lord Denning (the difference could not be sustained logically) in Pearlman v. Harrow School Governors [1979] QB 56; Lord Diplock (the distinction was for practical purposes abolished) in Re A Company (Racal Communications Ltd.) [1981] AC 374; and Lord Browne-Wilkinson (any error of law may be quashed) in R. v. Hull University Visitor, ex parte Page [1993] AC 682.

【524】　安尼斯米尼克案件没有彻底清除在越权概念上的混淆。实际上，就在该案雷德法官代表多数法官阐述的判决理由中，仍然在一个比较狭隘的意义上使用jurisdiction一词。在此后的案件中，一些法官也认为越权原则不包括违背自然正义、动机不正等普通法创造的原则。例如，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Environment, ex parte Ostler [1977] QB 122.

【525】　戴雪指出，“议会只能通过立法发表意见”，而且“法案一旦通过成为法律，它就受制于法院的解释”。A. V. Dicey,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10th ed., Macmillan Education Ltd., 1959, p. 409.

【526】　在Burmah Oil Co. 一案之后制定的1965年《战争赔偿法》可能是一个罕见的例外，该法被学者谴责为“违宪”。T. R. S. Allan, Law, Liberty and Justice: The legal Foundations of British Constitutionalism, Clarendon Press, 1993, pp. 77—78.

【527】　A. V. Dicey,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10th ed., Macmillan Education Ltd., 1959, pp. 409—410. 法院拒绝援引议会辩论的状况，直到晚近才有了一些改变。Pepper v. Hart [1993] 1 All ER 42。相关评论，see D. Oliver, "Pepper v. Hart: A Suitable Case for Reference to Hansard?", Public Law, 1993, p. 5; B. Davenport, "Perfection—But at What Cost?", 109 Law Quarterly Review, 1993, p. 149; D. Miers, "Taxing Perks and Interpreting Statutes: Pepper v. Hart", 56 Modern Law Review, 1993, p. 695; M. Style, "The Rule of Parliament: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after Pepper v. Hart", 14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1994, p. 151; David Robertson, Judicial Discretion in the House of Lords, Clarendon Press, 1998, chap. 5, "In Re Pepper v. Hart: Comments on the Nature of Laws"; Kenny Mullan, "The Impact of Pepper v. Hart", in Paul Carmichael & Brice Dickson (eds.), The House of Lords: Its Parliamentary and Judicial Roles, Hart Publishing, 1999.

【528】　[1959] Ch 363; The Times, 11 June 1958. Quoted in R. F. V. Heuston, Essays in Constitutional Law, Stevens & Sons, 1964, p. 54.

【529】　Lord Cooke, Turning Points of the Common Law, Sweet & Maxwell, 1997, p. 78.

【530】　韦德在一篇论文中称，虽然法院很少明确表达，“越权无效已经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原则。对公共机构进行司法审查的所有依据，除了案卷表面错误这一例外，都可以建立在这个原则之上”。W. Wade, "Unlawful Administrative Action: Void or Voidable?", 84 Law Quarterly Review, 1968, pp. 98—99.在1971年版的《行政法》中，韦德断言“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越权无效”，但当时没有系统地论述。W. Wade, Administrative Law, 3rd ed., Clarendon Press, 1971, p. 51.

【531】　W. Wade, Administrative Law, 4th ed., Clarendon Press, 1977, p. 40.

【532】　W. Wade, Administrative Law, 4th ed., Clarendon Press, 1977, pp. 40—43. 在第8版中，作者在定义越权原则时，已经不那么强调“制定法赋予的权限”了。

【533】　相关讨论见C. Forsyth（ed.), Judicial Review and the Constitution, Hart Publishing, 2000; M. Elliot, The Co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Judicial Review, Hart Publishing, 2001. 中文的介绍和讨论，参见何海波：《“越权无效”是行政法基本原则吗？英国学界一场未息的争论》，载《中外法学》2005年第4期；何海波：《司法审查的合法性基础：英国话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34】　Dawn Oliver, "Is the Ultra vires Rule the Basis of Judicial Review?", Public Law, 1987, p. 543.

【535】　R. v. Panel on Take-overs, [1987] 2 WLR 699, p. 724. 该案涉及对一个证券交易所的司法审查。这个交易所既非行政机关也没有制定法赋予其权力，却行使规制和惩罚的公共职能。

【536】　Barnes Woolf, "Droit Public—English Style", Public Law, 1995, p. 66.

【537】　John Laws, "Law and Democracy", Public Law, 1995, p. 79.

【538】　De Smith, Woolf & Jowell, Principles of Judicial Review, Sweet & Maxwell, 1999, pp. 112—113.

【539】　P. Craig, "Ultra Vires and the Foundations of Judicial Review", 57 Cambridge Law Journal, 1998, p. 635. Also see P. Craig, Administrative Law, 4th ed., Sweet & Maxwell, 1999, pp. 12—17.

【540】　P. Craig, "Ultra Vires and the Foundations of Judicial Review", 57 Cambridge Law Journal, 1998, p. 63; P. Craig, "Competing Models of Judicial Review", Public Law, 1998, p. 428; P. Craig, Administrative Law, 4th ed., Sweet & Maxwell, 1999, Chap. 17. Also see L. Jaffe & E. Henderson, "Judicial Review and the Rule of Law: Historical Origins", 81 Law Quarterly Review, 1965, p. 345.

【541】　奥利弗检索lexis系统发现，自1975以来20年间，该系统中1058个案件提到“司法审查”，但没有“越权无效”或者“权限”（jurisdiction），196个案件提到“越权无效”，只有39个案件同时提到“司法审查”和“越权无效”。Dawn Oliver, "Is the Ultra vires Rule the Basis of Judicial Review?", Public Law, 1995, p. 543, note 1. 这个结果暗示，“越权无效”原则并没有在司法审查中广泛应用。

【542】　Councit of Civil Service Unions v. Minister for the Civil Service [1985] AC 374.

【543】　P. Craig, Administrative Law, 4th ed., Sweet & Mxwell, 1999, pp. 552—577.

【544】　Jeffrey Jowell, "Of Vires and Vacuums: The Constitutional Context of Judicial Review", Public Law, 1999, p. 448; Jeffrey Jowell, "Beyond the Rule of Law: Towards Constitutional Judicial Review", Public Law, 2000, p. 671.

【545】　C. Forsyth, "Of Fig Leaves and Fairy Tales: The Ultra Vires Doctrine, the Sovereignty of Parliament and Judicial Review", 55 Cambridge Law Journal, 1996, p. 123.

【546】　Ibid.

【547】　Ibid.

【548】　C. Forsyth & M. Elliot, "The Legitimacy of Judicial Review", Public Law, 2003, p. 286. Also see M. Elliot, The Co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Judicial Review, Hart Publishing, 2001, p. 143.

【549】　M. Elliot, The Co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Judicial Review, Hart Publishing, 2001, pp. 4—10. 依照爱略特这个逻辑，福赛前面的限定是不必要的。

【550】　C. Forsyth, "Of Fig Leaves and Fairy Tales: The Ultra Vires Doctrine, the Sovereignty of Parliament and Judicial Review", 55 Cambridge Law Journal, 1996, p. 122.

【551】　南非1953年的《公共安全法》授权总统在紧急状态下制定紧急条例，而且据此制定的条例任何法院都不得审查。面对20世纪80年代席卷全国的反对种族隔离运动，总统援引该法制定了若干内容含糊的紧急法规，例如新闻记者不得采访、报道和拍摄任何“骚乱”事件和场面。在针对紧急条例的诉讼中，一审法院以紧急条例内容过于含糊以致超越权限为由而宣布其无效。最高法院认为越权原则过于牵强，不能适用，“授权立法内容过于含糊本身就是一个攻击理由，而不必把它看成越权的一种表现”。最高法院的最后结论是，紧急条例虽然内容宽泛，但仍然属于总统权限范围，因而法院不能审查。Staatspresident en andere v. United Democratic Front en'n ander 1988 (4) SA 830 (A). 判决书原文是用南非荷兰语写的，相关引述和讨论参见同上。

【552】　C. Forsyth, "Of Fig Leaves and Fairy Tales: The Ultra Vires Doctrine, the Sovereignty of Parliament and Judicial Review", 55 Cambridge Law Journal, 1996, p. 122.

【553】　这一原则是欧盟法院在Costa [1964] 和Simmenthal [1978] 案件中确定的，英国上议院在Factortame (no. 2) 案件中接受了该原则。See 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ransports, ex parte Factortame Ltd (no. 2) [1991] AC 603.

【554】　M. J. Detmold, The Australian Commonwealth: A Fundamental Analysis of Its Constitution, Law Book Company, 1985, p. 97. Detmold是澳大利亚学者，也是澳大利亚学者中批评议会主权的领军人物。

【555】　T. R. S. Allan, Law, Liberty and Justice: The Legal Foundations of British Constitutionalism, Clarendon Press, 1993, p. 10.

【556】　R. Brazier, Constitutional Reform: Reshaping the British Political System, 2n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55.

【557】　韦德评论说，就“前届议会不能拘束后届议会”这一信条而言，议会主权理论在此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W. Wade, "What Has Happened to the Sovereignty of Parliament?", 101 Law Quarterly Review, 1991, p. 1; W. Wade, "Sovereignty—Revolution or Evolution", 112 Law Quarterly Review, 1996, p. 568. Also see, John EEkelaar, "The Death of 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A Comment", 113 Law Quarterly Review, 1997, p. 185. 但克雷格倾向于认为，这只是一个法律解释规则的问题。P. Craig, "Sovereignty of the United Kingdom Parliament after Factortame", 11 Yearbook of European Law, 1991, p. 221.

【558】　Alison L. Young, "Judicial Sovereignty and the Human Rights Act 1998", 61 Cambridge Law Journal, 2002, p. 53.

【559】　Lord Woolf, "Droit Public-English Style", Public Law, 1995, p. 69.

【560】　Sir John Laws, "Law and Democracy", Public Law, 1995, pp. 87, 92. Also see, Sir John Laws, "The Constitution, Morals and Rights", Public Law, 1996, p. 635.

【561】　为议会主权的最新辩护，See Jeffrey Goldsworthy, The Sovereignty of Parliament: History and Philosophy, Clarendon Press, 1999.

【562】　"Blunkett to fight asylum ruling" (Feb 20, 2001), http://news.bbc.co.uk/1/hi/uk/2779343.stm; "BBC Breakfast with Frost" (Nov 18, 2001), http://news.bbc.co.uk/1/hi/programmes/breakfast_with_frost/1662785.stm，最后访问时间：2012年5月1日。但是，当上诉法院宣布维持高等法院的判决后，这位内政大臣谦卑地表示服从，并感谢法院“澄清”了法律规则。"Appeal court upholds asylum ruling", The Guardian, March 19, 2003.

【563】　R. Cranston, "Reviewing Judicial Review", in G. Richardson & H. Genn (eds.), Administrative Law and Government A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Justifying Judicial Review", in C. Harlow & R. Rawlings (eds.), Law and Administration, Butterworths, 1997, chap 17, and also in M. Elliot, The Co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Judicial Review, Hart Publishing, 2001, chap 1.

【564】　W. Wade, "Constitutional Realities and Judicial Prudence", in C. Forsyth (ed.), Judicial Review and the Constitution, Oxford: Hart Publishing, 2000, p. 431. 文中提及的“司法浪漫主义驱使下的司法至上主义”的批评，参见Lord Irvine of Lairg, "Judges and Decision-Maker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Wednesbury Review", Public Law, 1996, p. 77.

【565】　这一点我们从他《行政法》导言那饱含激情的文字中不难读出来。W. Wade & C. Forsyth, Administrative Law, 8th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19. 当韦德第一次提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越权无效”时，他强调越权原则本身就是普通法的产物：“显然，司法对行政的控制建立在法院固有的管辖权之上，虽然它几乎处处与制定法有关……最终说来，行政法的基础是普通法，它通过具体的法律原则实施法治。”W. Wade, Administrative Law, 3rd ed., Clarendon Press, 1971, p. 51. 在他的宪法原理系列讲座中，韦德甚至说，“凯尔森意义上的基本规则，或者哈特意义上的承认规则，是掌握在法官的手里，并由他们来决定什么样的制定法是有效的……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法官才是主权者”。W. Wade, Constitutional Fundamentals, revised ed., Stevens & Sons, 1989, p. 33.

【566】　P. Craig, "Ultra Vires and the Foundations of Judicial Review", 57 Cambridge Law Journal, 1998, pp. 86—87.

【567】　Associated Provincial Picture Houses Ltd. v. Wednesbury Corporation [1948] 1 KB 223.

【568】　由于英语表达方式以及语词含义本身的多变，“不合理性原则”的译法是个令人困扰的问题。在英国法上，通常用reasonableness表示行政裁量的实体合理性问题，但作为实体合理性的审查标准，它的反义unreasonableness更为常用。unreasonableness可以在相当不同的审查标准含义上被使用，有人甚至主张它可以代替比例原则。在温斯伯里不合理性原则（Wednesbury Unreasonableness），则是审查强度最低的标准，与其说它是“不合理”原则，不如说是“不合理性”原则；在此意义上，它可以与irrationality互换。本章中，“温斯伯里不合理性原则”简称为“温斯伯里原则”，有时也取其反义，称为“理性原则”。

【569】　1952年的《电影放映法》规定许可机关在发放许可时有“义务”附加条件和限制，以“禁止儿童进入电影院观看那些被确定为不适合儿童观看的电影”。该法并未废除1932年《星期日娱乐法》授予许可机关的权力。但它所关心和强调的是电影的内容，而不像原先的法律那样，从字面上看，授予地方当局在规定许可条件时享有无限制的权力。

【570】　笔者检索Lexis-Nexis，发现除了一起对未经许可擅自放映电影的刑事诉讼外，此后再无其他案件。

【571】　A. V. Dicey,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10th ed., Macmillan Education Ltd., 1959, p. 202.

【572】　Roberts v. Hopwood [1925] AC 578, p. 606.

【573】　Harman v. Butt [1944] QB 491. 高等法院在此案件中之所以维护行政当局，部分是出于实体的考虑：当时正值战争时期，当地电影院星期天的观众“几乎全是军人”，因而不是儿童的好去处；而如果允许儿童进去观看，对那些士兵也不好。

【574】　Roberts v. Hopwood [1925] AC 578.

【575】　Theatre de Luxe (Halifax) Ltd. v. Gledhill [1915] 2 KB 49.

【576】　John Griffith, Judicial Politics since 1920: A Chronicle, Blackwell, 1993, p. 52.

【577】　Harman v. Butt [1944] QB 491.

【578】　Associated Provincial Picture Houses Ltd. v. Wednesbury Corporation [1948] 1 KB 223, p. 230.

【579】　Associated Provincial Picture Houses Ltd. v. Wednesbury Corporation [1948] 1 KB 223, pp. 231—232.

【580】　M. Elliott, "The Human Rights Act 1988 and the Standard of Substantive Review", 60 Cambridge Law Journal, 2001, p. 306.

【581】　J. Griffith, Judicial Politics since 1920: A Chronicle, Blackwell, 1993, pp. 52—61. 按照格里菲斯的看法，格林勋爵“性格就是一个保守派”，也“经常被看做是一位对司法功能秉持最为严苛观点的极其保守的法官”。

【582】　Padfield v. Minister of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Food [1968] AC 997.

【583】　Lord Irvine, "Judges and Decision-Maker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Wednesbury Review", Public Law, 1996, p. 67. 欧文勋爵在文章中坚定地维护温斯伯里原则。

【584】　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ex parte Bugdaycay [1987] AC 514, at 531 G; 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ex parte Brind [1991] 1 AC 696, p. 748. Also see Michael Fordham & Thomas de la Mare, "Anxious Scrutiny, the Principle of Legality and the Human Rights Act", 5 Judicial Review, 2000, p. 40.

【585】　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ex parte Bugdaycay [1987] AC 514, p. 531.

【586】　R. v. Ministry of Defence, ex parte Smith and Others [1996] QB 517, pp. 554, 565.

【587】　J. Jowell & A. Lester, "Beyond Wednesbury: Substantive Principles of Administrative Law", Public Law, 1987, p. 368; J. Jowell & A. Lester, "Proportionality: Neither Novel Nor Dangerous", in J. Jowell & D. Oliver (eds.), New Directions in Judicial Review, Stevens & Sons, 1988.

【588】　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ex parte Brind [1991] AC 696. 在该案中，内政部长禁止英国广播公司（BBC）播映北爱尔兰反政府组织代表的讲话录像。BBC记者Brind以内政部长的决定违反《欧洲人权公约》和比例原则等理由，提起诉讼。上议院驳回了原告的请求。坦普尔曼勋爵则对多数派法官的观点持有异议。

【589】　R. v. Ministry of Defence, ex parte Smith and Others [1996] QB 517.

【590】　Lord Irvine, "Judges and Decision-Maker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Wednesbury Review", Public Law, 1996, p. 74.

【591】　Ibid.

【592】　J. Jowell, "Beyond the Rule of Law: Towards Constitutional Judicial Review", Public Law, 2000, p. 571; P. Craig, "The Courts, the Human Rights Act and Judicial Review", 117 Law Quarterly Review, 2001, p. 499; M. Elliott, "The Human Rights Act 1998 and the Standard of Substantive Review", 60 Cambridge Law Journal, 2001 , p. 301; I. Leigh, "Taking Rights Proportionality: Judicial Review, the Human Rights Act and Strasbourg", Public Law, 2002, p. 265.

【593】　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ex parte Daly [2001] 2 AC 532, esp. pp. 546—549.

【594】　R. (Mahmood)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2001] 1 WLR 840.

【595】　A (FC) and others (FC)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2004] UKHL 56.

【596】　Council of Civil Service Unions and Others v. Minister for the Civil Service [1985] 1 AC 374.

【597】　R. v. Ministry of Defence, ex parte Smith [1996] QB 517.

【598】　Ibid, p. 533, per Simon Brown LJ.

【599】　Ibid.

【600】　R. v. Ministry of Defence, ex parte Smith [1996] QB 541.

【601】　Ibid, p. 546.

【602】　Ibid, p. 553.

【603】　Ibid, p. 556.

【604】　Smith and Grady v. The United Kingdom [1999] ECHR, no. 33985—96 & 33986—96.

【605】　Smith and Grady v. The United Kingdom [1999] ECHR, no. 33985—96 & 33986—96.

【606】　John Griffith, Judicial Politics since 1920: A Chronicle, Blackwell, 1993, pp. 56—57.

【607】　本章的写作，得益于笔者的夫人李鸻女士协助搜集和整理前期资料，得益于马英娟教授惠寄美国学者Cushman教授于1941年撰写的名著《独立规制委员会》，也得益于长期以来就此问题与周汉华教授、余晖教授、朱芒教授、马英娟教授、刘鹏博士、胡颖廉博士、苏苗罕博士等进行的交流。当然笔者应为本部分的所有文字负责。

【608】　该书中译本参见〔美〕古德诺：《比较行政法》，白作霖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09】　〔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王军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8页。

【610】　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下册），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574—581页。

【611】　刘军宁等编：《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1页。

【612】　〔苏联〕费多罗夫：《外国国家和法律制度史》，叶长良、曾宪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1页。

【613】　〔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王军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129页。

【614】　G. Miller, "Independent Agencies", Supreme Court Review, 1986, p. 41.

【615】　Ibid., p. 42.

【616】　Ibid.

【617】　M. Berger & G. Edles, "Established by Practice: The Theory and Operation of Independent Federal Agencies", 52 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 2000, p. 1115.

【618】　谭克虎：《美国铁路业管制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1—53页。

【619】　亚当斯的观点是，立法分支不能有效进行以智识为基础的规制，“智识不可能静悄悄的就潜入到立法机关，因为没有哪个立法机关的成员有足够长的时间去学习”。为了填补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鸿沟，在政府中必须有某个恒久的部分，有相应的分析专长，来处理相关的问题。参阅M. Berger & G. Edles, "Established by Practice: The Theory and Operation of Independent Federal Agencies", 52 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 2000, p. 1123.

【620】　M. Berger & G. Edles, "Established by Practice: The Theory and Operation of Independent Federal Agencies", 52 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 2000, p. 1124.

【621】　A. Moreno, "Presidential Coordination of the Independent Regulatory Process", 8 Administrative Law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1994, pp. 461—463.

【622】　R. Cushman, The Independent Regulatory Commiss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p. 41.

【623】　R. Rabin, "Federal Regul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38 Stanford Law Review, 1986, pp. 1189—1207.

【624】　Wabash, St. Louis & Pac. Ry. v. Illinois, 118 U. S. 557 (1886).

【625】　G. Kolko, Railroads and Regulation 1877—1916, W. W. Norton & Company, 1965, p. 3. 转引自M. Berger & G. Edles, "Established by Practice: The Theory and Operation of Independent Federal Agencies", 52 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 2000, p. 1127.

【626】　该法的英文版本见于“The Interstate Commerce Act", 24 Central Law Journal, 1887, p. 152. 中文译本可参见谭克虎：《美国铁路业管制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1—241页。

【627】　美国州际贸易委员会最初在美国地质调查局大楼中的两个房间，但很快就在华盛顿最早有电梯的一座建筑中有了自己的办公场所。该委员会先后于1917年、1934年迁址，办公面积不断扩大。M. Berger & G. Edles, "Established by Practice: The Theory and Operation of Independent Federal Agencies", 52 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 2000, p. 1128.

【628】　R. Cushman, The Independent Regulatory Commiss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p. 62.

【629】　M. Berger & G. Edles, "Established by Practice: The Theory and Operation of Independent Federal Agencies", 52 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 2000, p. 1130.

【630】　R. Cushman, The Independent Regulatory Commiss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p. 68.

【631】　C. Aitchison,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state Commerce Act: 1887—1937", 5 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w, 1936, pp. 289, 326—327；谭克虎：《美国铁路业管制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6—67页。

【632】　R. Cushman, The Independent Regulatory Commiss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p. 87. 另，1913年10月22日，贸易法院为威尔逊总统签署的法律所废止。

【633】　Ibid., pp. 86—102.

【634】　R. Abrams, The Issue of Federal Regulation in the Progressive Era, 1963, p. 50. 转引自M. Berger & G. Edles, "Established by Practice: The Theory and Operation of Independent Federal Agencies", 52 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 2000, p. 1131.

【635】　51 Cong. Rec. 11, 092 (1914) (参议员纽兰兹的陈述).

【636】　这五个委员会与1887年建立的州际贸易委员会、1914年建立的联邦贸易委员会，并称为20世纪30年代的“七大”（Big Seven）规制机构。参见K. Davis, Administrative Law: Cases—Text—Problems, West Publishing Company, 1977, p. 2.

【637】　G. Bryner, "Trend in Social Regulation", in Handbook of Regul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Law, 1994, p. 74.

【638】　18 Cong. Rec. 848 (1887).

【639】　Landis,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ss, 1938, p. 2，转引自G. Miller, "Independent Agencies", 41 Supreme Court Review, 1986.

【640】　L. Bressman and R. Thompson, "The Future of Agency Independence", 63 Vanderdilt Law Review, 2010, pp. 599, 612—613.

【641】　于丹翎：《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美国公司治理领域中的重大变革》，载《环球法律评论》2003年第3期。

【642】　P. Verkuil, "Independent Agencies", Duke Law Journal, 1988, pp. 260—261.

【643】　L. Bressman and R. Thompson, "The Future of Agency Independence", 63 Vanderdilt Law Review, 2010, pp. 599—615.

【644】　如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联邦通讯委员会、联邦贸易委员会、联邦矿山安全和健康审查委员会、民权委员会等。

【645】　P. Strauss, An Introduction to Administrative Just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1989, p. 15. （“因为独立委员会的成员有固定任期，无特定原因不能将他们解职，因此相对于通常的‘行政’机关而言，它们较少受到总统的影响和控制。”）转引自M. Berger & G. Edles, "Established by Practice: The Theory and Operation of Independent Federal Agencies", 52 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 2000, p. 1138.

【646】　42 U. S. C. A. § 1975 (West Supp. 1986).

【647】　25 U. S. C. § 2704 (b) (1) (1994).

【648】　38 U. S. C. § § 7101 (b) (1), 7101A (a).

【649】　29 U. S. C. § 153 (a) (1994) (NLRB); 29 U. S. C. § 661 (a) (1994) (OSHRC); 30 U. S. C. § 823 (a) (1994).

【650】　12 U. S. C. § 241 (1994).

【651】　39 U. S. C. § 3601 (a) (1994).

【652】　42 U. S. C. § 2286 (b) (1) (1994).

【653】　12 U. S. C. § 241.

【654】　Senate Comm. On Gov't Operations, Study on Federal Regulation, S. Doc. No. 95-25, p. 129 (1977). 转引自M. Berger & G. Edles, "Established by Practice: The Theory and Operation of Independent Federal Agencies", 52 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 2000, p. 1140.

【655】　Ibid.

【656】　G. Miller, "Independent Agencies", Supreme Court Review, 1986, pp. 96—97.

【657】　Shurtleff v. United States, 189 U. S. 311 (1903).

【658】　Myers v. United States, 272 U. S. 52 (1926).

【659】　Humphrey's Executor v. United States, 295 U. S. 602 (1935).

【660】　Humphrey's Executor v. United States, 295 U. S. 602, 624, 625—626 (1935).

【661】　Wiener v. United States, 357 U. S. 349 (1958).

【662】　357 U. S. 349, 352, 354—55 (1958).

【663】　25 U. S. C. § 2704 (b) (6) (1994).

【664】　Wiener v. United States, 357 U. S. 356.

【665】　L. Lessig & C. Sunstein, "The President and the Administration", 94 Columbia Law Review, 1994, pp. 1—110.

【666】　42 U. S. C. § 5841 (e) (1994).

【667】　Shurtleff v. United States, 189 U. S. 311, 313—14 (1903).

【668】　Board of Regents of State Colleges v. Roth, 408 U. S. 564, 576—77 (1972); Cleveland Bd. of Educ. v. Loundermill, 470 U. S. 532, 538—39 (1985).

【669】　Goss v. Lopez, 419 U. S. 565, 573 (1975).

【670】　Morrissey v. Brewer, 408 U. S. 471, 481 (1972).

【671】　Mackey v. Montrym, 443 U. S. 1, 17 (1979).

【672】　29 U. S. C. § 153 (a) (1994); 5 U. S. C. § 7104 (b) (1994).

【673】　P. Verkuil, "The Purposes and Limits of Independence Agencies", Duke Law Journal, 1988, pp. 257—263.

【674】　R. Cushman, "The Constitutional Status of the Independent Regulatory Commissions", 24 Cornell Law Quarterly, 1938, pp. 38—39.

【675】　K. Davis, Administrative Law: Cases—Text—Problems, West Publishing Company, 1977, p. 440.

【676】　R. Cushman, "The Constitutional Status of the Independent Regulatory Commissions", 24 Cornell Law Quarterly, 1938, p. 29.

【677】　〔美〕科尼利厄斯·M. 克温：《规则制定——政府部门如何制定法规与政策》，刘璟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678】　T. Lochn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ffice of Solicitor General and the Independent Agencies; A Reevaluation", 79 Virginia Law Review, 1993, p. 567.

【679】　M. Berger & G. Edles, "Established by Practice: The Theory and Operation of Independent Federal Agencies", 52 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 2000, p. 1153.

【680】　28 U. S. C. § 2323 (Supp. Ⅳ 1998).

【681】　N. Devis, "Unitariness and Independence: Solicitor General Control Over Independent Agency Litigation", 82 Galifornia Law Review, 1994, pp. 278—279.

【682】　M. Berger & G. Edles, "Established by Practice: The Theory and Operation of Independent Federal Agencies", 52 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 2000, p. 1205.

【683】　49 U. S. C. § 1131 (1994).

【684】　42 U. S. C. § 7412 (r) (6) (C) (1994).

【685】　M. Berger & G. Edles, "Established by Practice: The Theory and Operation of Independent Federal Agencies", 52 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 2000, pp. 1164—1165.

【686】　D. Welborn, Governance of Federal Regulatory Agencies, 1977, p. 150. 转引自M. Berger & G. Edles, "Established by Practice: The Theory and Operation of Independent Federal Agencies", 52 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 2000, p. 1165.

【687】　R. Cushman, The Independent Regulatory Commiss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pp. 747—748.

【688】　Reorg. Plan No. 8 of 1950, 3 C. F. R. 1005 (1949—1953), reprinted in 5 U. S. C. app. at 1470 (1994) (FTC).

【689】　M. Berger & G. Edles, "Established by Practice: The Theory and Operation of Independent Federal Agencies", 52 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 2000, pp. 1167—1168.

【690】　10 C. F. R. § 1.11 (a) (2000).

【691】　M. Derthick & P. Quirk, The Politics of Deregulation, 1985, p. 77—78. 转引自M. Berger & G. Edles, "Established by Practice: The Theory and Operation of Independent Federal Agencies", 52 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 2000, p. 1177.

【692】　G. Robinson, "Independent Agencies: Form and Substance in Executive Prerogative", Duke Law Journal, 1988, p. 245.

【693】　29 U. S. C. § 153 (b) (1994).

【694】　FTC v. Flotill Prods. Inc., 389 U. S. 179, 183—184 (1967).

【695】　17 C. F. R. § 200.41 (1999).

【696】　Falcon Trading Group, Ltd. v. SEC, 102 F. 3d 579, 582 (D. C. Cir. 1996).

【697】　Assure Competitive Transp., Inc. v. United States, 629 F. 2d 467, 472—474 (7th Cir. 1980).

【698】　Farmers Export Co. v. United States, 758 F. 2d 733, 736—737 (D. C. Cir. 1985).

【699】　17 C. F. R. § 201.411 (f) (1999).

【700】　Secretary of Labor v. Pennsylvania Elec. Co., 12 F. M. S. H. R. C. 1562, 1563—1565 (1990).

【701】　In re Shapiro, 392 F. 2d 397, 399—400 (3d Cir. 1968).

【702】　King v. New Jersey Racing Comm'n, 511 A. 2d 615, 618 (N. J. 1986).

【703】　Withrow v. Larkin, 421 U. S. 35, 58 (1975)（判决认为，同一规制机构中起诉权和决定权的混合，不构成正当程序的违反）。

【704】　FTC v. Cement Inst., 333 U. S. 683, 701 (1948), Skelly Oil Co. v. Federal Power Comm'n, 375 F. 2d 6, 18 (10th Cir. 1967).

【705】　28 U. S. C. § 455 (a)—(b) (1994).

【706】　425 F. 2d 583, 591 (D. C. Cir. 1970).

【707】　Ibid.

【708】　254 F. 2d 90 (D. C. Cir. 1958).

【709】　254 F. 2d 90, 91 (D. C. Cir. 1958).

【710】　363 F. 2d 757 (6th Cir. 1966).

【711】　363 F. 2d 757, 763 (6th Cir. 1966).

【712】　18 U. S. C. § 208 (199)（禁止政府雇员从事影响个人经济利益的活动，否则将被处以刑罚）。

【713】　17 C. F. R. § 200.60 (1999).

【714】　121 F. 2d 235 (3d Cir. 1941).

【715】　16 C. F. R. § 4.17 (b) (3) (ii) (2000).

【716】　马英娟：《政府监管机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3页。

【717】　参阅陈仲嶙、陈薇芸：《谈美国独立管制委员会的合宪性问题》，第21页，www.is-law.com/old/OurDocuments/CT0004CL.pdf，最后访问时间：2012年3月8日。

【718】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 4 (a), 48 Stat. 881.

【719】　马英娟：《政府监管机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3页。

【720】　参阅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902页。

【721】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Authorization Act of 1987", Public Law, No. 100—181, 101 Stat. 1249. 参阅A. Peters, "Independent Agencies: Government's Scourge or Salvation?" Duke Law Journal, 1988, p. 294.

【722】　Ibid., p. 295.

【723】　E. Gellhorn and R. Levin, Administrative Law and Process，法律出版社2001年影印版，第59页。

【724】　R. Cushman, The Independent Regulatory Commiss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p. 290.

【725】　"Reorganization Act of 1939", Pub. L. No. 76-19, § 201, 53 Stat. 565.

【726】　A. Peters, "Independent Agencies: Government's Scourge or Salvation?" Duke Law Journal, 1988, p. 295.

【727】　王俊豪等：《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及其运行机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版，第97页。

【728】　参阅马英娟：《政府监管机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132页。

【729】　S. Breyer et al. (eds.), Administrative Law and Regulatory Policy: Problems, Text, and Cases，中信出版社2003年影印版，第97页。

【730】　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910页。

【731】　C. Coglianese, "Presidential Control of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A Debate over Law or Politics?" 12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2010, p. 645.

【732】　E. Gellhorn & R. Levin, Administrative Law and Process，法律出版社2001年影印版，第58页。

【733】　15 U. S. C. § § 1101, 1103.

【734】　S. Breyer et al. (eds.), Administrative Law and Regulatory Policy: Problems, Text, and Cases，中信出版社2003年影印版，第119页。

【735】　同上书，第119页。

【736】　L. Bressman and R. Thompson, "The Future of Agency Independence", 63 Vanderdilt Law Review, 2010, p. 644.

【737】　A. Peters, "Independent Agencies: Government's Scourge or Salvation?" Duke Law Journal, 1998, p. 293.

【738】　G. Miller, "Independent Agencies", Supreme Court Review, 1986, p. 81.

【739】　P. Verkuil, "The Purposes and Limits of Independence Agencies", Duke Law Journal, 1998, pp. 260—261.

【740】　J. Mashaw et al. (eds.), Social Security Hearings and Appeals, Lexington Books, 1978, pp. 20—29.

【741】　P. Verkuil, "The Purposes and Limits of Independence Agencies", Duke Law Journal, 1998, pp. 262—263.

【742】　M. Berger & G. Edles, "Established by Practice: The Theory and Operation of Independent Federal Agencies", 52 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 2000, p. 1155.

【743】　295 U. S., pp. 628, 630.

【744】　Robinson, "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An Essay on Regulatory Watchdogs", 64 Virginia Law Review, 1978, p. 173.

【745】　Bowsher, 106 S. Ct., p. 3189.

【746】　G. Miller, "Independent Agencies", Supreme Court Review, 1986, p. 65.

【747】　C. Miller, "Independent Agencies", Supreme Court Review, 1986, p. 66.

【748】　Ibid., p. 67.

【749】　参阅周汉华：《现代监管度下监管权的配置与监管秩序问题——以基础设施产业为例》，载高世楫、俞燕山编著：《基础设施产业的政府监管——制度设计和能力建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546页。

【750】　周汉华：《政府监管与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3页。

【751】　参阅《中国环境问题的思考——潘岳副局长在第一次全国环境政策法制工作会议上的讲话》，http://www.mep.gov.cn/gkml/hbb/qt/200910/t20091030_180621.htm，最后访问时间：2010年8月9日。

【752】　参阅周汉华：《政府监管与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753】　H. Maine, Ancient Law, John Murray, 1906, p. 379.

【754】　黄东熊：《中外检察制度之比较》，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6年版，第25页。

【755】　黎敏：《普通法诞生后英国刑事检控分权体制的初步形成》，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9期。

【756】　国内学者黎敏博士曾对英国检察制度的发展历史做过较为详尽的考察，参阅黎敏：《西方检察制度史研究——历史缘起与类型化差异》，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0—266页。

【757】　J. Stephen, The History of the Criminal Law of England, Vol. 1, Macmillan and Company, 1883, p. 493.

【758】　J. Mill, On Libert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80.

【759】　〔德〕格尔德·克莱因海尔、扬·施罗德：《九百年来德意志及欧洲法学家》，许兰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56页。

【760】　〔英〕韦恩·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李桂林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页。

【761】　N. Christie, "Conflicts as Property", in G. Johnstone (ed.), A Restorative Justice Reader, Willan Publishing, 2003, p. 59.

【762】　J. Dressler, Understanding Criminal Law, 3rd ed., Matthew Bender, 2001, p. 27.

【763】　储槐植：《刑事一体化论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0页。

【764】　See D. Garland, The Culture of Control: Crime and Social order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pp. 8—20.

【765】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赵旭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页。

【766】　同上书，第211页。

【767】　S. Kadish, "Fifty Years of Criminal law: An Opinionated Review", 87 California Law Review, 1999, p. 969.

【768】　P. Robinson, "Punishing Dangerousness: Cloaking Preventive Detention as Criminal Justice", 114 Harvard Law Review, 2001, p. 1429.

【769】　S. Radin, "Corporate Criminal Liability for Employee-endangering Activities", 18 Columbia Journal of Law and Social Problems, 1983, p. 55.

【770】　〔美〕理查德·A. 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10—224页。

【771】　M. Dubber, "Policing Possession: the War on Crime and the End of Criminal Law". 91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2001, p. 835.

【772】　根据英美正统的刑法理论，刑事责任基本原则一般包括八项原则，即危害性原则、法定性（即罪刑法定）原则、犯罪行为原则、犯意原则、犯意与行为同时发生原则、危害结果与行为间的因果关系原则、辩护原则与证明原则。J. Hall, General Principles of Criminal Law, 2nd ed., Bobbes-Merrill, 1960, p. 16. Hall后来去掉惩罚原则而增加了辩护原则与证明原则。

【773】　D. Husak, Philosophy of Criminal Law,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87, pp. 30—31.

【774】　B. Harcourt, "The Collapse of the Harm Principle", 90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1999, p. 114.

【775】　J. Hall, General Principles of Criminal Law, 2nd ed., Bobbs-Merrill Company, 1960, p. 213.

【776】　J. Mill, On Libert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39.

【777】　工业社会的风险当然早就存在。不过，在20世纪中叶之前，对工业和技术发展的益处的认同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尽管风险被系统地制造出来，但它们并非公共讨论的主题或政治冲突的中心。Ulrich Beck, "Risk Society Revisited," in Adam et al. (eds.), The Risk Society and Beyond,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0, p. 223.

【778】　Ulrich Beck, Risikogesellschaft, Suhrkamp Verlag, 2003, S. 31.

【779】　白建军：《关系犯罪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4—286页。

【780】　J. Hall, General Principles of Criminal Law, 2nd ed., Bobbs-Merrill Company, 1960, p. 217.

【781】　高宣扬：《卢曼社会系统理论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9页。

【782】　See J. Feinberg, Harm to Oth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33—36.

【783】　See J. Feinberg, Harm to Oth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35.

【784】　某种活动作为整体有害但在许多特定情形下并不有害甚至可能有利时，危害是“整体性”的，如喝酒。

【785】　在只有许多人从事它才有害，而如果只有一些人从事则没有危害的场合，一种活动引起的便是“累积性”的危害，如过量使用共同拥有的资源。

【786】　H. Steward, "Harms, Wrongs and Set-Backs in Feinberg's Moral Limits of the Criminal Law", 5 Buffalo Criminal Law Review, 2001, pp. 54—55.

【787】　J. Feinberg, Harmless Wrongdo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7—29.

【788】　B. Harcourt, "The Collapse of the Harm Principle", 90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1999, p. 110.

【789】　一般认为，早期普通法历史中只是偶然对特定的未遂情形予以定罪。现代意义上的处罚未遂的一般准则由1784年的Rex v. Scofield案与1801年的Rex v. Higgins案这两个判例所确立。在Rex v. Scofield案中，Mansfield勋爵宣布，意图可以使本身无辜的行为变得有罪。在Rex v. Higgins案的判决意见中，Lawrence法官重申了Mansfield的立场，并指出所有具有公共性质的犯罪，也即所有意图危害共同体的作为或未遂都是可起诉的。Sayre, "Criminal attempts", 41 Harvard Law Review, 1928, pp. 834—836.

【790】　M. Dubber, "Policing Possession: The War on Crime and the End of Criminal Law", 91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2001, pp. 841—842.

【791】　P. Robinson, "A Theory of Justification: Societal Harm as a Prerequisite for Criminal Liability", 23 UCLA Law Review, 1975, p. 269.

【792】　J. Hall, General Principles of Criminal Law, 2nd ed., Bobbs-Merrill Company, 1960, p. 558.

【793】　M. Dubber, "Policing Possession: The War on Crime and the End of Criminal Law", 91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2001, pp. 907—908.

【794】　M. Dubber, "Policing Possession: The War on Crime and the End of Criminal Law", 91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2001, pp. 865, 924.

【795】　J. Hall, General Principles of Criminal Law, 2nd ed., Bobbs-Merrill Company, 1960, p. 18.

【796】　R. L. Misner, "The Attempt Laws: Unsuspected Threat to the Fourth Amendment", 33 Stanford Law Review, 1981, p. 223.

【797】　持有被正统刑法理论认为符合行为要件原则，显然不是因为持有恰好在行为的意义范围之内，可以归入作为或不作为，而只是因为刑法只惩罚行为，既然只有行为能被犯罪化，持有因而被宣布是作为的特殊表现形式。

【798】　〔美〕马库斯·达博：《积极的一般预防与法益论》，杨萌译，载《刑事法评论》第21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57页。

【799】　D. Husak, Philosophy of Criminal Law, Rowman & Littlefield, 1987, p. 15.

【800】　J. Balkin, "Ideological Drift and the Struggle over Meaning", 25 Connecticut Law Review, 1993, p. 870.

【801】　伯纳德·哈考特认为，危害性原则的简单化是引发危害论证普遍化与危害性原则崩溃的起因。他指出，哈特对危害性原则的源初的简单叙述的回归，反映了对法律与道德进行清楚区分的愿望。然而，简单的危害性原则将其他重要的规范性维度（如密尔对人类繁荣的讨论与哈特对人类遭受痛苦的憎恨）排除在外。它消除的正是驾驭危害性原则且实际上赋予危害分析以重要优势的那些准则。这直接引发危害论证的剧增与对危害内涵的斗争。危害原则的简单化可以解释，为什么危害变成普世性的，有关危害内涵的斗争最终如何摧跨了危害性原则。B. Harcourt, "The Collapse of the Harm Principle", 90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1999, pp. 186, 192.

【802】　B. Harcourt, "The Collapse of the Harm Principle", 90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1999, p. 113.

【803】　J. Feinberg, Harm to Oth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245.

【804】　J. Feinberg, Harm to Oth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3.

【805】　王雨田：《英国刑法犯意研究——比较法视野下的分析与思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806】　F. Sayre, "Mens Rea", 45 Harvard Law Review, 1931, p. 1026.

【807】　M. Gardner, "The Mens Rea Enigma: Observations on the Role of Motive in the Criminal Law Past and Present", Utah Law Review, 1993, p. 635.

【808】　F. Sayre, "Mens Rea", 45 Harvard Law Review, 1931, p. 975

【809】　Ibid., p. 1022.

【810】　D. Ormerod, Smith & Hogan Criminal Law, 11th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30—131.

【811】　F. Sayre, "Mens Rea", 45 Harvard Law Review, 1931, pp. 1016—1017.

【812】　在英国，正统理论至今仍以背离犯意准则为由批评疏忽过失型犯罪。A. Ashworth, Principles of Criminal Law, Clarendon Press, 1991, p. 128.

【813】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反对惩罚疏忽过失的犯罪。即使是认为疏忽过失不属于犯意形式的学者，通常也并不否认它是一种法律上的罪过（legal fault）。

【814】　D. Ormerod, Smith & Hogan Criminal Law, 11th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31.

【815】　G. Williams, Textbook of Criminal Law, 2nd ed., Stevens & Sons, 1983, p. 90.

【816】　A. Ashworth, "Belief, Intent and Criminal Liability", in John Eekelaar & John Bell (eds.), Oxford Essays in Jurisprudence, Clarendon Press, 1987, p. 9.

【817】　Ibid., p. 7.

【818】　许玉秀：《当代刑法思潮》，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291—294页。

【819】　许玉秀：《当代刑法思潮》，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265页。

【820】　H. L. A. Hart, "Negligence, Mens Rea and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in A. Guest (eds.), Oxford Essays in Jurisprud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45.

【821】　D. Husak, Philosophy of Criminal Law,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87, pp. 24—25.

【822】　J. Hall, General Principles of Criminal Law, 2nd ed., Bobbs-Merrill Company, 1960, pp. 133—145.

【823】　R. Wasserstrom, "H. L. A. Hart and the Doctrine of Mens Rea and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35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1967, p. 92.

【824】　H. L. A. Hart, "Negligence, Mens Rea and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in A. Guest (eds.), Oxford Essays in Jurisprud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825】　D. Husak, Philosophy of Criminal Law,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87, p. 98.

【826】　H. L. A. Hart, "Negligence, Mens Rea and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in A. Guest (eds.), Oxford Essays in Jurisprud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46.

【827】　A. Simester & A. Smith, Harm and Culpability, Clarendon Press, 1996, p. 8.

【828】　李立丰：《美国刑法犯意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2页。

【829】　李立丰：《美国刑法犯意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6页。

【830】　D. Garland, The Culture of Contro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p. 15.

【831】　M. Dubber, "Policing Possession: the War on Crime and the End of Criminal Law", 91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2001, p. 852.

【832】　李立丰：《美国刑法犯意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2页。

【833】　D. Husak, Philosophy of Criminal Law,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87, p. 137.

【834】　J. Dressler, Understanding Criminal Law, 3rd ed., Lexis Publishing, 2001, p. 143; D. Ormerod, Smith & Hogan Criminal Law, 11th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37; R. Card, Card, Cross & Jones Criminal Law, 17th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54.

【835】　R. Card, Card, Cross & Jones Criminal Law, 17th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55.

【836】　P. Robinson & J. Grall, "Element Analysis in Defining Criminal Liability: The Model Penal Code and Beyond", 35 Stanford Law Review, 1983, p. 689.

【837】　储槐植、杨书文：《再论复合罪过形式——兼谈模糊认识论在刑法中的运用》，载《刑事法评论》第7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3页。

【838】　此处所谓的结果要素，指的是构成要件结果意义上的具体危害结果，而非抽象意义上的危害结果。前一种意义上的结果只存在于结果犯中，而后一种意义上的结果则为一切犯罪所共有。

【839】　〔美〕保罗·H. 罗宾逊：《刑法的结构与功能》，何秉松、王桂萍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46—47页。

【840】　Model Penal Code 2.02 (2). 该条规定可责性类型有四种：

（a）蓄意。在下列情况下，行为人对犯罪的某一实体要素具有蓄意：（i）若该要素涉及其行为或由此导致的结果的性质，实施具有该种性质的行为或引起该结果是行为人的有意识的目标；（ii）若该要素涉及附随情节，他认识到这样的附随情节存在或他相信或希望其存在。

（b）明知。在下列情况下，行为人对犯罪的某一实体要素具有明知：（i）若该要素涉及行为或附随情节的性质，他认识到其行为是具有该种性质的行为或认识到这些附随情节存在；（ii）若该要素涉及其行为的结果，他认识到其行为引起这样的结果具有实际的确定性。

（c）轻率。行为人对犯罪的某一实体要素具有轻率，当他有意地无视该实体要素存在的实质的不正当的风险或者有意地无视将由其行为导致的实质的、不正当的风险。该风险必须具有这样的性质与程度，即从行为人的行为性质、目的与为其所明知的情节考虑，这种对风险的无视大大偏离了守法公民处于行为人的位置将会遵守的行为标准。

（d）疏忽过失。行为人对犯罪的某一实体要素具有疏忽过失，当他应该意识到该实体要素存在的实质的、不正当的风险或将由其行为导致的实质的、不正当的风险。该风险必须具有这样的性质与程度，即从行为人的行为性质、目的与为其所明知的情节考虑，行为人对该风险缺乏认知，大大偏离了理性人处于行为人的位置将会遵守的注意标准。

【841】　Law Commission, the draft Criminal Code Bill. 该条规定：

（a）行为人对某一情节要素具有“明知”，不仅在他意识到该要素存在或将存在时，而且在他避免采取可以使其确认对该要素存在或将存在的认识的措施时；

（b）行为人对（i）某一情节要素具有“故意”，当行为人希望或明知该要素存在或将存在时；（ii）对结果具有明知，当他或者为引起它发生或者意识到它在事件发生的一般过程中将出现而实施行为时；

（c）行为人对（i）某一情节要素具有“轻率”，当他意识到该要素存在或将存在的风险时；（ii）对结果具有“轻率”，当他意识到该结果将会出现的风险，并且从为其所知的情节来考虑冒此风险是不合理的时候。

【842】　D. Ormerod, Smith & Hogan Criminal Law, 11th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09, 131.

【843】　陈露：《刑事严格责任之厘清与解构——兼及对本土性研究反状之反思》，载《刑事法评论》第2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40页。

【844】　M. Dubber, "Policing Possession: The War on Crime and the End of Criminal Law", 91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2001, p. 862.

【845】　M. Dubber, "Policing Possession: The War on Crime and the End of Criminal Law", 91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2001, p. 834.

【846】　D. Husak, Philosophy of Criminal Law, Rowman & Littlefield, 1987, pp. 30—31.

【847】　H. Steward, "Harms, Wrongs and Set-Backs in Feinberg's Moral Limits of the Criminal Law", 5 Buffalo Criminal Law Review, 2001, pp. 47—48.

【848】　M. Dubber, "Policing Possession: The War on Crime and the End of Criminal Law", 91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2001, pp. 956—957.

【849】　A. Hirsch, "Victims; Rights, Defendants' Rights and Criminal Procedure", in A. Crawford & J. Goodey (eds.), Integrating a Victim Perspective within Criminal Justice: International Debates, Ashgate Publishing, 2000, p. 186.

【850】　M. Dubber, Victims in the War on Crime,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2, Introduction, pp. 3—7.

【851】　L. Henderson, "The Wrongs of Victim's Rights", 37 Stanford Law Review, 1985, p. 952.

【852】　Ibid.

【853】　D. Garland, The Culture of Control: Crime and Social Order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pp. 109, 126. 约翰·拉克思也同样指出，刑事司法体系看来已经失败，或者说并不能对于犯罪人实施有效的控制。这包括逮捕和起诉违法的行为人的能力、惩罚已决犯的能力和为犯罪人提供积极生活的机遇的能力。J. Rakis, "Helping Offenders Accept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in Jack Kamerman (ed.), Negotiating Responsibility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1998, p. 157.

【854】　D. Garland, The Culture of Control: Crime and Social Order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p. 173.

【855】　S. Rose-Ackerman, "Corruption and the Criminal Law", Forum on Crime and Society, 2002, p. 4.

【856】　乔治·弗来切早在1978年就表达过这样的担忧：“制裁是否符合社会利益的问题已经遮蔽了这种更为基本的追问，即是否惩罚犯罪人在道德上具有正当性。”G. Fletcher, Rethinking Criminal Law, Little Brown Company, 1978, p. xix.

【857】　D. Garland, The Culture of Control: Crime and Social Order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p. 202.

【858】　Ibid., pp. 102, 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