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泰山不是堆的，神童不是吹的

拼爹游戏应该这么玩

1311年，元帝国迎来建国四十周年，也是这一年，元武宗孛儿只斤?海山去世，他的弟弟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取代他，成为帝国新的统治者。

四年前，海山通过惊心动魄的政变取得皇位，但他最终只过了四年皇帝瘾。这四年里，他似乎做了什么，又似乎什么都没做，元帝国只是沿着历史的轨迹，一步步走进谷底。

可以说，海山的去世对帝国造成的影响力几乎为零。一个人最大的悲哀是什么？不是人死了钱没花光，而是人死了，却跟没活过一样。

甚至没有多少人记得他，人们只记得1311发生的另一件事——一个叫刘伯温的孩子降生了，无数人的命运即将改变。

1311年七月初一，浙江处州路青田县武阳村，刚刚降生的刘伯温正圆睁着好奇的眼睛打量这个陌生的世界。几十年后，这双眼睛会像利剑一样洞穿所有敌人的内心。但是在今天，不到一岁的小刘伯温需要面对他人生中的第一项艰巨任务：吃奶。

父亲刘炝正笑盈盈地逗着肉嘟嘟的小刘伯温。这是他的第二个儿子，像所有传统的父亲一样，他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健康成长，能够出人头地，至少要超越自己。

刘炝是一名分管教育的基层公务员，清水衙门，待遇并不高，而且他的任职地是隔壁的遂昌县。遂昌县位于温岭的群山中，那里非但没有多少肥沃的耕地，还常有猛虎毒蛇堂而皇之地出来害人。在这样一个不毛之地的清水衙门上班，刘炝在当地官场混得恐怕算不上风生水起。

刘炝当时的收入情况，大概刚够让小刘伯温有饭吃，有书读。刘炝知道，这个世界从来都是一个拼爹的世界，拼爹游戏已经玩了几千年，恐怕还将继续玩下去，而自己，似乎并不是一个特别值得一拼的爹。

“父亲给不了你太多，将来的路得靠你自己走了。”刘炝慈爱地看着小刘伯温，默默说道。

其实刘炝不知道，他能给予小刘伯温的财富远远超过他的想象。是的，他没有钱，没有权，没有地位，但是，凡事不能看表面，事实上，刘伯温投了个好胎，在拼爹这场游戏中，小刘伯温并没有输在起跑线上。

为什么这么说？这里，我们首先需要讨论一下拼爹游戏的几种规则。

拼爹有好几种拼法，最常见的一种，是拼钱、拼权、拼地位。这种规则下的胜出者被称为“某二代”，古人文雅些叫作“衙内”。这类人奉行的人生准则是：我的就是我的，爹的也是我的，你的是我爹的，所以还是我的。其中最知名的“某二代”莫过于《水浒传》中的高衙内。

世人最羡慕的往往是这种，殊不知这是最落于下乘的一种拼爹模式。

第二种拼爹，是拼平台。爹决定了儿的层次，什么样的爹能给儿什么样的平台，爹的起点就是儿的起点，爹的资源就是儿的资源，这是不争的事实。你以为曹操是白手起家？曹操他爹笑而不语；你以为比尔?盖茨是技术宅的逆袭？盖茨他妈笑而不语。

这是相对上乘的拼爹规则，所谓爹妈领进门，修行靠自身。虽然也借了爹妈的势，但终归靠的是自己的努力。

刘伯温的“爹优势”体现在何处呢？肯定不是第一种。如果连基层教育官员的子女都能称“官二代”，那这“衙内”二字未免忒廉价。

也不算第二种。事实上，刘伯温的爹除了让刘伯温能吃上饭、能读上书之外，就没能为他提供更多的帮助。后来刘伯温一步一步从浙东一介书生成长为天下第一策士，靠的都是自己抓住的机遇。

那么，在这场拼爹游戏中，刘伯温的父母留给他的财富到底是什么呢？

答案是：家风。

常言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一方面说的是遗传基因，但更重要的是家风的熏陶。成长于龙凤世家，每天听到见到的都是神仙论道，天材地宝，气质想不华贵都难；而若是不幸成长于老鼠世家，每天与泥巴腐肉为伍，耳濡目染的都是“今天厨房剩下几根鸡骨头，可别让苍蝇蚊子、特务小强他们给偷走了”之类的事情，想不“獐头鼠目”都难。

那么刘伯温从小又生活在什么样的家风之下呢？

在刘父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刘伯温的母亲。

和绝大多数勤劳善良的中国女性一样，这位母亲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在嫁给刘炝之后，她就一直被称为“富氏”。说起富氏这个家族，在刘伯温的老家青田县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若是往上，可以一直追溯到唐朝末年工部郎中、松州刺史，但是最有名的莫过于北宋大词人晏殊门下的富弼。当时晏殊门前有一副对联“门前桃李重欧苏，堂上葭孚推富范”，说的便是晏殊门人中数一数二的四位人物：欧阳修、苏轼、范仲淹和富弼。在北宋时期，富氏家族声名显赫，富弼的孙子甚至进入了北宋枢密院。

虽然到了刘伯温母亲的时代，富氏家族已经衰落了，但是这个家族从来不缺读书人。刘伯温的母亲就从小接受了良好教育，是个知书达理、温柔贤淑的女人，可以算是刘伯温人生中最重要的启蒙老师了。从这位身为贵族后裔的母亲身上，刘伯温学会了儒雅地为人，优雅地生活。

刘伯温的父亲刘炝不仅是个温文尔雅的读书人，还是个兢兢业业的公务员，安贫乐道，从来没有做过出格的事情。刘炝逝世后，朱元璋在《永嘉郡公诰》中这样评价刘炝：“刘炝身怀大才，却没有太大的官瘾，他只是致力于把自己的才华学问传授给他的儿子刘伯温，并教给刘伯温做人的道理，让刘伯温能够在行为上效法古人，在谋略上触类旁通，成为朝廷倚赖、百姓瞻仰的谋臣。这都是刘炝教导有方的缘故啊！（皆遗训之功，力善之征也。）”

的确，刘炝的学问可能比不上刘伯温后来的老师们，但他是一个领路人，正是他领着小刘伯温敲开了学问的大门。更重要的是，他教会刘伯温，应该以什么样的准则做人，而这一点，刘伯温一生都会铭记。

另一个时刻影响着刘伯温的人，是他的曾祖父，刘濠。

在刘濠的时代，刘氏家族还没有彻底衰落，刘濠还是个地主。我们平常说起地主，总会想到周扒皮，想到南霸天，似乎地主就没有好人，但至少刘濠是个好人，一个乐善好施的好人。后人记载，每次遇到“淫雨霏霏，连月不开”或者“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日子，刘濠就会找个山头爬上去——不是去健身，而是看看谁家没有升起炊烟，没有炊烟的家庭估计就是没米下锅了，接着刘濠就会打开自己的粮仓，赈济这些可怜的穷人。

可见，刘濠不光是个好地主，还是个家里有余粮的好地主。

刘濠有很多乐善爱民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是刘濠一桩智救万人的义举。《两浙名贤录》上对这个故事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元朝初年，一个叫林融的人起兵造反，然后毫无悬念地被扑灭了。本来这只是一次无甚亮点的造反运动，在封建王朝，这样的运动每个月总有那么两三次，可坏就坏在这次林融打的是兴复赵宋王朝的旗号！

这还得了，元帝国的统治者还清晰地记得当年自己与宋王朝鏖战四十余年，还搭上一个可汗性命的惨痛经历，往事不堪回首。

于是，元朝派了使者专门往青田调查，发誓要把林融的余党都揪出来，来个斩草除根。

余党，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个腥风血雨的词儿，所有人都知道，清洗余党正是以公徇私、公报私仇的最好机会。说你是余党，你就是余党，不是也是。不小心跟主谋说过一句话，写过一封信，对过一个眼神，甚至于，人都不认识主谋但不幸和主谋的仇人有仇——这样的人都可以扣上一顶余党的帽子，然后一刀杀掉。

特使就是拿了这么一张空白的“死亡笔记”来到青田县，一个月下来，笔记上的姓名已经写得满满当当，绝大多数都是无辜群众。

作为青田县的大地主，刘濠看到了这份名单，读完之后悲不自胜，都是乡里乡亲，怎能见死不救！

可怎么救？

一瞬间无数个念头闪过刘濠的头脑。最简单的莫过于“杀特使，抢名册”，在民风彪悍的元朝，我们一直都用它。

但是，抢了名册，刘濠还能全身而退吗？更重要的是，抢了这份名册，难道他们不能再找个特使再弄一份名册吗？

不行！一定有什么更巧妙的方法！那天夜里，刘濠与自己的孙子，也就是刘伯温的父亲刘炝商量了一整夜，终于想到一个绝妙的计策。

第二天，刘濠以尽地主之谊的名义把特使请到自己家里吃饭。刘濠是个好人，但不是个“忠厚老实”的老好人。觥筹交错之间，只见他老人家口吐莲花、左右逢源，硬是把特使们灌得酩酊大醉——而他自己却没醉。

等特使差不多醉得雷都打不醒了，刘濠翻开他们随身携带的包囊，将那份名单找出来，从中挑出两百名真正的林融余党将其名字抄录下来，随后一把火将自家的楼烧了！

这个时候的特使，还跟猪一样醉死在楼里头，刘濠带领家人“奋力”将特使从火海里救了出来。当然，包囊已被烧成灰烬。特使吓得不知所措，因为包囊里有他必须拿回去复命的名单。

看着特使手足无措的样子，刘濠心里暗爽，脸上却洋溢着同情与关切，好言安慰特使，说自己在地头上有熟人，几天之内跑一趟，将名单重新列一次应该不成问题。此时特使一点主见都没有了，只好听从刘濠的安排。所谓做戏做全套，刘濠有模有样地“等”了四天之后，才将自己事先抄录下来的名单交给特使，特使千恩万谢地离去。

就这样，刘濠救下了许多无辜乡亲的性命。

刘濠就是这样一个好人：善良，但不迂腐；出得了奇谋（既救了人还让特使欠了他的情），下得了狠手（一把火就把自己的屋子烧了）。在强大的邪恶面前，他既没有退缩妥协，也没有以卵击石，而是以自己的智慧化解危机于无形。

小刘伯温默默地记住了这个故事，他第一次知道，原来有一种力量叫作智谋，有一种机变叫作方圆。

以上，便是刘伯温的父亲、母亲和家庭留给他的宝贵财富：儒雅的气质，深厚的学养，正直的品格，四两拨千斤的谋略和外圆内方的为人准则。

刘炝把这笔家传的财富深深地埋入了刘伯温的灵魂中，这是比任何香车、别墅、支票存折都更为宝贵的财富，刘伯温一生都将因此受益匪浅。

来自宋朝的铁血基因

青田刘氏家族传到刘伯温的时代已经辉煌不再，但至少刘伯温可以很自豪地说一句：“我祖上也阔过！”相信没人会反对。

刘伯温，和他爸爸刘炝，他爷爷，乃至他爷爷的爷爷都是如假包换的文人。可是，在此之前，刘氏家族是响当当的铁血军人世家，一个个都是曾经马上征伐、醉卧疆场的战将。

刘家世代将门，长年驻扎西北，统率着北宋王朝最精锐的部队——陕西军。他们的主要对手，是来自贺兰山的党项族。在与西夏多年的死磕中，刘氏家族的成员一个个练就了一身精湛的武艺和过硬的军事素养。当然，也立下了赫赫战功，其中以刘伯温的太太太太太太爷爷（八世祖）刘延庆和太太太太太爷爷（七世祖）刘光世最为显赫。

《宋书》上说刘延庆“雄豪有勇”，此人一生戎马倥偬，征方腊，伐辽国，抵御西夏入侵。在担任挪延路总管时，西夏进犯中原，刘延庆领命出击，大破西夏成德军，活捉了敌军元首，一时风光无限。

不过除了“雄豪有勇”、打起仗来不要命之外，刘延庆在谋略和统兵上似乎比较欠缺，如果以《三国志》系列游戏里的武将属性来衡量，他大概是属于武力值高，但是智力值和统率值比较低的人物，属于“猛将”一类。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北伐辽国的时候，刘延庆带领十万大军渡白沟，军容极为混乱。当时与他一起出征的辽国降将郭药师拉住刘延庆的马缰绳进谏说：“将军，以咱们现在这种军容，如果路上遇到敌人伏兵，恐怕还没交战就要溃败了！”刘延庆不听，他轻蔑地看着郭药师，心想你个辽国降将，两姓家奴，少来指手画脚（后来郭药师又投降了金国，成了名副其实的三姓家奴）。

而事实证明，郭药师是对的。大军到良乡就遭遇了辽国大将萧干的伏兵，任是刘延庆再怎么骁勇善战，也挡不住兵败如山倒，最后只能退守营寨。

大老粗刘延庆顿时没了主意，郭药师献计道：“萧干总共才带了万把人出来，现在全力跟我们这十万人死磕，后方肯定空虚。请将军给我五千奇兵，让我去偷袭燕山，将军只要记得派遣一支轻兵做后续部队就行了。”

有了上次的教训，刘延庆对郭药师言听计从，当下便答应了。事实证明，郭药师能连续在辽宋金三个大公司之间跳槽，确实有他的不凡之处。郭药师统率着五千人把萧干的后方留守部队打得人仰马翻，但刘延庆在统率方面的“天赋”实在是让郭药师无语到极致。左等右等，眼看敌人已经组织起了有效防御，自己这五千人也快打完了，后续部队居然还没来！

最后，长叹一声“竖子不足与谋”，郭药师无奈退兵。一条完美的妙计就这样破产。

郭药师长吁短叹，刘延庆也抓耳挠腮，那边萧干更没闲着。正如演义小说中常有的情节，当天晚上，辽军便“人衔枚，马勒口”兵分三路偷袭了刘延庆的兵营，刘延庆一败涂地，丢下所有粮草辎重，狂奔数百里，退守雄州城。

至此，一场声势浩大的讨伐战争，夭折了。

《宋史》记载：“契丹知中国不能用兵，由是轻宋。”刘延庆被当成宋军战斗力差的反面典型在辽国出名了。

可见，一支军队，光有万夫莫开的猛将是不够的；当然，光有神机妙算的谋士也是不够的。

这一点，刘伯温在以后的戎马生涯中将多次体会到。

尽管刘延庆作为统帅的能力差了点，但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是合格的。靖康之难中，刘延庆镇守开封城，城破，身死，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刘延庆殉国后，他的儿子刘光世继承他的衣钵，在南宋历史舞台上大放异彩。

刘光世，字平叔，南宋名将，在《宋史》中一个人独占了整整一章的版面。

即使是在南宋初年这个牛人辈出的时代，刘光世也是独当一面的绝代名将，与岳飞、张浚、韩世忠并称为“南宋中兴四将”，风光无限。只是由于刘光世这个人打仗有点喜欢投机取巧，不太乐意打硬碰硬的恶仗；做官上又左右逢源，跟秦桧走得很近，所以后世对他的评价越来越低，最后他在“中兴四将”中只能位列老幺。

刘光世一生身经百战，年轻时随父征方腊、伐辽国；建炎南渡后，刘光世扼守镇江，英勇阻击金国大军；之后一直奋战在抗金第一线，直到1142年兵权被秦桧收走。

刘光世一生留下了许多记载，但最能体现刘光世威望和性格的，莫过于1129年平定苗刘兵变的故事。

那一年，南宋军军官苗傅和刘正彦突然发动兵变，打出“清君侧”的旗号向杭州进军。这支叛军抵御外寇不行，打起自己人来却势如破竹，没几天就攻陷了杭州并逼迫宋高宗将皇位禅让给三岁的太子赵旉，苗傅和刘正彦则顺理成章地成了辅政大臣。

胜利来得太突然，让中级军官出身的苗傅和刘正彦有点手足无措，一时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毕竟只是两个小贼，一时脑热干了票大买卖，冷静下来后看着眼前烫手的赃款，存也存不了，花也花不掉，傻眼了。

但政变不是请客吃饭，容不得半点拖泥带水。就在苗傅和刘正彦犹豫的时候，各地的勤王军队已经纷纷汇集起来，那都是在抗金前线浴血奋战的王牌军，战斗力岂是苗刘的乱军所能比拟？

苗傅和刘正彦怕了。勤王的将领中，刘光世、张浚、韩世忠……哪个不是一等一的猛人，伸伸手指就能捏死他们两个。这个时候，硬扛是跟自己过不去，最好的方法是拉拢。拉拢谁呢？他们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当时南宋将领中威望最高的刘光世。

于是，正马不停蹄向杭州进军的刘光世突然收到一道敕令：他被升职为太尉了。随着升职信一起来的，还有叛军的信使。在刘光世面前，信使滔滔不绝，从三皇五帝到国家大义，说得头头是道，主题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能与刘光世合作。

苗傅和刘正彦并不傻，他们也不是真指望一个太尉的头衔就能收买刘光世，更不指望刘光世能够帮他们打退其他的勤王大军。他们只是想通过向刘光世示好的方式，传达一个和谈的信号，希望几位勤王将领能一起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商量出一个双方都满意的方案，你好我好大家好，没事儿打什么仗呢。

刘光世平静地听完信使的演讲，盯着信使的眼睛，突然笑了，仿佛看到什么好笑的事情，越笑越开心，最后几乎要从马上跌下来。信使被刘光世笑得心里毛毛的，再看刘光世身边的偏将也都皮笑肉不笑地盯着自己，有点发怵。

突然，刘光世不笑了，冷冷地盯着信使，一把将敕令撕作两半摔在信使面前，扬长而去，留下目瞪口呆的信使和被撕成两半的敕令。

谈？有什么好谈的。打，给我狠狠地打！打怕了，打疼了，打服了，打死了，才是最好的结果。谈？你还没睡醒吧。

接下来的故事没有悬念，在刘光世、韩世忠、张浚这些中兴名将的夹击下，叛军像豆腐一样轻易地被打成了灰灰。

而此役过后，刘光世也被顺理成章地任命为太尉，这次是真正的朝廷任命。

这是当年刘炝最爱给小刘伯温讲的故事，也是小刘伯温最爱听的故事。

乡下娱乐活动少，每当父亲有空，小刘伯温就会搬着小凳子听父亲讲先祖的故事，讲刘延庆如何大破西夏军，又是如何镇守开封城；讲刘光世如何抗击金兵，如何平定叛乱。听着这些故事，小刘伯温觉得热血沸腾，仿佛置身于金戈铁马的沙场。是的，军人世家的铁血基因在刘伯温的身上流淌。

尽管他是一个文人，但他绝不会成为文弱的书生。

神童是怎样炼成的

在刘伯温的老家青田，至今还流传着刘伯温小时候许多智斗财主老爷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老财主无不是又懒又贪，小财主无不是又坏又蠢，一肚子坏水，锲而不舍地找穷孩子刘伯温的麻烦，似乎欺负刘伯温是他们一生的重要使命、人生的全部价值。当然，他们每次都被刘伯温小朋友的妙计骗得团团转，最后好人胜利坏人吃瘪，就像灰太狼和喜羊羊。

这些故事有板有眼，情节紧凑，细节丰富，而且喜感十足——唯一的问题是，它们都是瞎掰的。

事实上，当刘伯温还是小朋友的时候，在青田没有哪个财主敢欺负刘伯温。因为青田刘氏虽然到他父亲刘炝时已经中道而衰，但世族毕竟是世族，响当当的名声摆在那里。所以，当一代军师还是“刘伯温小朋友”的时候，他的日子过得还是比较逍遥的，虽然不是显赫门第，但仍是颇有些根底的小康之家。

这样的家庭出来的孩子，往往是最容易成才的。穷人家的孩子肚皮都吃不饱，还成天被坏财主欺负，哪有时间精力读书？而阔人家的孩子从小吃穿不愁，前景一片光明，哪里还有动力奋发图强？

只有类似刘伯温这样的中产阶级子女，有余力学习，也有动力学习。

况且，刘伯温还有一个别人无法比拟（至少是同村的小朋友无法比拟）的先天优势：他的父亲刘炝是主管教育的官员，同时也是一个学养根底扎实的知识分子。

因为父亲有文化，又懂教育，所以刘伯温从小就能接受高质量的家庭教育；再加上青田刘氏家学渊源，刘伯温几乎是在书堆里长大的，从小就博览群书。当其他孩子还在争论到底是王二狗的蟋蟀还是赵三牛抓的蟋蟀更厉害的时候，刘伯温已经熟读蟋蟀宰相贾似道的故事了。刘伯温九岁的时候，就已经能够有模有样地给村里的其他小朋友讲故事，小朋友们也乐意听刘伯温讲故事。于是，在武阳村常常能看到这样的景象：一群小朋友，围蹲在刘伯温面前，托着下巴入神地听着刘伯温讲述正史野史上的掌故，或者笔记小说里的鬼狐仙怪，就像小刘伯温当年听自己的父亲讲刘氏玄祖的故事。

可见，在起跑线上，刘伯温小朋友就远远地甩开了其他小朋友，想不被称为神童都难。

更何况，除了出色的家庭教育，刘伯温自身的天赋也不低，特别是他有一项特殊的才华：记性好。不仅仅是“好”，而且是“过目不忘”。

这个才华对于理科生来说可能没什么，但对于文科生刘伯温来说，简直就是上天送来的一份大礼。

比方说，1332年，二十三岁的刘伯温到北京（北京在当时被称为大都，由于北京在历史上多次改名，为了防止混乱，下文叙述中一律沿用今天的称呼。本文中的南京、南昌等也是如此，请读者朋友见谅）参加公务员考试时，抽空去了趟书店。在书店里他看到一本好书，挺喜欢的，便站在书店里从头翻到尾看了个遍。

书店老板对这个站书店蹭书看的小伙子挺感兴趣，因为刘伯温正看得津津有味的那本书，是他们书店常年积压的库存书，别说买，连翻都很少有人翻。

反正也卖不出去，干脆做个好人。于是老板对刘伯温说：“小伙子，宝刀赠英雄，好书送才子。既然你这么喜欢这本书，我就把它送给你了，不用谢——以后有空常来我这里逛逛就行了。”

刘伯温翻完这本书，随手将书放回书柜，淡淡一笑道：“多谢老板美意，赠送就不必了，因为我已经背下来了。”

说完飘然而去，留下将信将疑的书店老板，深藏功与名。

当然，上天赋予刘伯温这样的才华，可不光光是为了给他省下买书的钱。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给“死记硬背”四个字正名。

如果你学过文科或者见过文科生，肯定会诧异于他们巨大的背诵量。许多人对此不满，以此破口大骂中国教育是“填鸭教育”。但其实，对于文科生来说，背诵储备足够多的知识实在太重要了。不错，知识固然要活学活用，但关键是，要灵活运用首先得有知识储备才行。就像打仗，主将用兵的能力固然重要，但首先也要有很多兵可用才行。你自己有一桶水，才能随时随地都舀出一杯水，在所有文科知识全靠人脑存储的古代尤其如此。

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

没有厚积，何来薄发？

除了记性好，刘伯温的悟性也好得惊人。不管什么书，只要扫一眼就能把书的精要提炼出来，看懂个七七八八（过目洞识其要）。

这还了得！一本书，看一眼就背下来了，非但背下来了，还读懂了、读透了！

到刘伯温十四岁那年，刘炝觉得自己再也没有什么能够教给儿子了，家里的藏书也被看得差不多了，于是刘炝决定送刘伯温去处州路括城的重点中学继续深造。

重点中学从来都不是那么好考的，刘伯温那个时代更是如此。没有扩招，也没有什么分校，一届只录取二十五名学生，都是从各个区县优中选优挑选出来的尖子生。要是分数进不了这前二十五，给再多择校费赞助费都是白搭。

不过，神童刘伯温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考上了，毫无悬念地进入了这所重点中学。这是他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家。

而即使在重点中学，和全省最精英的学生们相比，刘伯温依然是神童级别的人物。具体表现在，他几乎没怎么用功读书，从来没见他在课余时间诵读过什么经典。

这种吊儿郎当的学生不会太受老师的喜欢。当时教授《春秋》的老师看刘伯温整天没正形儿，没见他做笔记也没见他上自习，气不打一处来，每次抽背都会抽到刘伯温，只要刘伯温一句话背不顺溜，老先生就准备借机发飙。

但刘伯温始终没给他发飙的机会，不管哪篇课文，刘伯温都能倒背如流，最后，连老先生都服气了。

天生记性好，没办法。

就这样，在括城的重点中学里，刘伯温继续过着他的幸福生活——不费什么劲儿就能成为尖子生，能不幸福吗？

但如果仅仅如此，那么，刘伯温将来顶多也就成为一名普通的文官，在元史或者明史的角落上留下一段列传。

幸好刘伯温还有一个业余爱好：他喜欢看课外书。

喜欢看课外书的孩子总是比死读书的学生有出息些，特别是，刘伯温读的都是天文、兵法类的课外书。

兵法就先不提了，真正关键的是天文书。

在中国古代，天文学可不是一门研究什么果壳中的宇宙的学问，而是一门帝王之学。因为在古人看来，人和天是有对应关系的，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大到时代的气数，小到个人的命运，都能在天象上得到对应。

我们读《三国演义》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场景：诸葛亮或者司马懿“夜观天象”，见谁谁的将星暗淡，主损一大将云云。这就是古人想象中对天文星象的最高级运用。

当然，光靠夜观天象就能预知未来的技能实在是太玄奥也太逆天了，估计没有几个人能真正掌握。在古代，天文学的最重要应用领域就是：天气预报。可以说，谁占据了天气预报的制高点，谁就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中的天时。

而刘伯温另一个业余爱好——兵法，则教会了他如何占据地利与人和。

由此可见，小神童刘伯温从小就不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主儿，因为无论兵法还是天文，都是在乱世才能大放异彩的学问。

良师益友与重点大学

跟县里村里的学校比起来，郡里的学校（郡庠）师资力量总是要雄厚一些，所以，在郡里的重点中学读书，遇到名师的概率会大很多。

刘伯温便有幸遇到一个，一个将会给他带来重大影响的老师。这位老师的名字，叫郑复初。

可能许多人对这个名字比较陌生，也难怪，漫长的历史中能够被后人“耳熟能详”的人，要么是一等一的猛人，要么就是一等一的衰人。而在名将如云谋士如雨的元末，郑复初还稍微差了那么一点。

但在当时，郑复初的名气还是很大的，身边有一大群名儒为友，包括后来被朱元璋评价为“开国第一文臣”的宋濂。而宋濂曾评价郑复初是：“精通伊洛之学，望重当世，四方从之者号为‘四经师’。”

在郑复初的班里，刘伯温的表现一直很突出。经过几个月的观察，郑复初断定，眼前这个记性好、悟性好又胸怀大志的孩子将来肯定不一般。于是，在一次家长会上，郑复初满怀欣慰地对刘伯温的父亲刘炝说道：“你儿子将来必定会光耀门楣啊（此子必高公之门矣）。”

心理学上有一个现象叫作“皮格马利翁效应”，说的是两个心理学家通过“坑蒙拐骗”的手段，让老师相信他班里有几个学生是天赋异禀的优等生苗子，结果几年后他们再回来调查，发现这几个当时随口指定的“苗子”真的成了优等生。原因就在于，接受暗示之后，老师真的把这几个苗子当作优等生培养，最后就真的培养出了优等生。

在刘伯温身上，“罗森塔尔效应”体现得更加明显。为了培养这个好苗子，郑复初非但在学习上对刘伯温关怀备至，还经常带着刘伯温参加自己的文人沙龙，带他出去见世面。也正是在郑复初的沙龙上，刘伯温认识了宋濂，这对他后来的仕途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不过在当时，对于刘伯温来说，像宋濂这样举国闻名的大儒还有点高不可攀，最大的用途可能也就是拿来吹个牛，“我今天跟宋先生喝酒了”云云，在朋友面前装个相什么的。

当时真正对刘伯温产生影响的，是一个叫作吴梅涧的朋友。

吴梅涧是个道士，这个人留下的史料比郑复初还少，我们只知道他名自福，字梅涧，从小进入紫虚观出家，师傅的名字叫叶邦彦。叶邦彦羽化登仙（就是死了）后，吴梅涧成了紫虚观的掌门，而且这掌门一当就是五六十年——他活得确实够长。

刘伯温是在一次“驴行”中认识吴梅涧的。某个周末，刘伯温“驴行”至一个好去处，怎道是个好去处？有诗为证：

晚翠楼子好溪南，溪山四围开蔚蓝。

微阴草色尽平地，落日木杪生浮岚。

岩畔竹柏密先冥，池中茭荷香欲酣。

闻说仙人徐泰定，骑鸾到此每停骖。

这是刘伯温的《题紫虚道士晚翠楼》，亲笔所作，绝无代笔。从诗中描述的景象来看，这里真是个世外桃源，神仙般的去处。

这里就是少微山，吴梅涧的紫虚观便坐落于其中。

当时刘伯温还不认识吴梅涧，不过遇见道观，自然要进去看看，和道士聊聊天、论论道什么的。这是文人旅行在外的一种高雅习惯。

结果一聊之下，刘伯温就被吴梅涧的道家修养所折服，而吴梅涧也惊诧于眼前这个年轻人居然有如此学问，一来二去，两人便聊成了忘年交。

后来，刘伯温只要一有空就会去紫虚观找吴梅涧，吴梅涧便带着刘伯温在少微山上到处走走看看。每到一个地方，吴梅涧便像一个博学的导游一样，把景点的来龙去脉跟刘伯温介绍得清清楚楚。一直到日薄西山，吴梅涧便会在自己的道观炒几个小菜，温几壶素酒，两人再进行一番酣谈。

吴梅涧是个非常有道行的道士，自小便精研《道德》《黄庭》诸经，被当时的道教领袖、龙虎山道士张留孙册封为崇德清修凝妙法师，而当时的道教业内人士都称赞他是“教门高士”。可见吴梅涧在道法方面的造诣绝不会低。

后世传说中，刘伯温总是竹管道袍、飘飘然神仙之态，他身上这种仙气大概就是来自吴梅涧。在与吴梅涧交往的几年里，他多次表达了自己想修道飞升，“他日道成为列仙”的愿望。

当然，少年人要清心寡欲、心无挂碍地走上修仙道路谈何容易。事实证明，刘伯温也就是三分钟热度而已，毕竟，他本质上还是胸怀天下的有志青年，谁让他身上流着南宋大将刘延庆的血呢？

所以，刘伯温最终没有过上寻仙访道的日子，而是继续他的学业。1327年，尖子生刘伯温考上了有着近六百年历史的名牌大学：石门书院。

所谓书院，是中国古代的一类教育机构，类似于私立学校。与之相对的则是公立学校，正式名称叫“官学”（刘伯温之前就读的郡庠便是官学）。在中国历史上的书院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宋代的岳麓书院和明代的东林书院（就是东林党的东林）。

书院的雏形在唐朝就已经形成，到了北宋初年，天下承平，讲学之风蔚然，文士们往往依据山林和城市，在闲暇时间讲授儒学经典。元明继承两宋的文化，书院讲学之风也非常盛行，如果一个地方出产名儒，当地的有钱人往往会出钱出米资助这些学者，并且让他们开书院讲学。

与官学相比，书院的政治课学分更少，所以学风更加自由，学生思想更加解放——东林党就是个鲜活的例子。

刘伯温考上的石门书院始建于744年，位于青田县西北瓯江南岸的石门洞，属于天下名山三十六洞天之一，也是道教福地。石门书院位于石门洞的西边，群山环抱，环境清幽，自然环境好得没话说：其地两壁双峰对峙，就像两扇大门；四周山崖环绕，又如一座城寨；往里走，青松郁郁，修篁森森，还有数十丈高的飞瀑，随风飘洒，疑似银河落九天。

试问今天有几所大学敢说自己的环境好过石门书院？

就在这个清静幽深、冬暖夏凉的校园里，刘伯温修习了五年。这五年中，刘伯温并没有留下太多的史料，估计也没有太多值得叙述的内容，每天的生活无非是起床、吃饭、读书、睡觉。因为此刻的刘伯温，正在准备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科举考试，至少当时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应试教育没有扼杀人才

1332年八月的一天，太阳当头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刘伯温同学背起小书包。

他要去杭州，参加三年一度的科举考试。

刘伯温心里应该是很高兴的，因为他的运气实在很好。元代一度没有科举考试，直到十九年前才举办了第一次科举，之后总共也就举行过九次，其间由于伯颜擅权，执意废科，还曾停科两次。

究其原因，在于马上得天下的蒙古统治者，对寻章摘句的儒生丝毫不感兴趣。元帝国从开国之初就是个崇尚军事的王朝，而且大量的军费开支也使元王朝面临着严重的财政短缺问题，因此，帝国的统治者更加注重实用性的人才。例如忽必烈就一向嫌恶金朝儒生崇尚诗赋之作风，他认为“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焉”，对于遴选“真儒”的科举制度十分冷淡。

直到元仁宗即位，统治者们发现，专业技术型人才在治理国家方面确实没有儒生“好用”，毕竟国家是一部精密的机器，要让这部机器有效运转，除了需要能拧螺丝钉的技术人员，更需要能从宏观上设计并操控机器的操作人员。所以，1313年末，元廷终于不得不重新举行科举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道。

是的，“不得不”，这就注定了即使刘伯温考上功名，也不可能像唐宋明清这些朝代的举人进士们那样前途光明。

不过，此时此刻的刘伯温并不在意这些，他高高兴兴地来到杭州，参加第一轮考试：乡试。

刘伯温没有辜负神童的称号，最后的成绩：举人，名列十四。二十二岁的刘伯温第一次参加考试就在全国教育最发达的江南地区考了第十四名——估计排在他前面的十三个人中，还有不少复读生。

考中了举人，刘伯温再接再厉，一鼓作气，第二年就杀进北京参加会试。

会试可没那么简单了，刘伯温不光要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还要面对元王朝的民族歧视政策。

那时候的考试，榜分左右两种：蒙古、色目人为左榜，只需要考两场。第一场考经问，第二场考策问。汉人和南人为右榜，却要加上一场古赋诏诰章表的考试（即作文），总共考三场（元朝将百姓分为四种人：蒙古、色目、汉、南，基本上按照蒙古征服的顺序排列，征服得早的地区，当地人的地位高。色目人基本上是中亚、中东人。之所以称为色目人，大致有两种解释：一说中亚、中东的民族复杂，统称为“各色名目”人；二是说这些民族多属于白人，眼珠不是黑的，所以称为“色目”人。金的灭亡比较晚，金国人也就是汉人地位比较低。最晚征服的是南宋，南宋人也就是南人地位最低）。

幸好，对于出身文人世家的刘伯温来说，考作文并不是什么难事。这次会试中，刘伯温的作文题目是《龙虎台赋》。

刘伯温拿到作文题的瞬间有点担心，首先他没去过龙虎台，其次赋这种文体从汉大赋流变而来，少不了歌功颂德的内容，而作为元朝地位最低下的“南人”知识分子，刘伯温实在找不到一件事情能让他发自肺腑地歌颂一番。

不过刘伯温的忧虑只持续了四分之一炷香的时间。

他很快就释然了，不就是让歌颂写虚情假意吗？虚情假意我也能写得情真意切！不就是让写没见过的龙虎台吗？生编硬造我也能写得惟妙惟肖！刘伯温的笔，就像西门吹雪手里的剑，笔随心走，心随意动，不多久，《龙虎台赋》便已然完工。

这篇《龙虎台赋》收录于刘伯温的文集中，全文就不在此辑录了。客观地说，《龙虎台赋》并非一篇惊世奇文，但作为一篇考场作文，能写到这个地步确实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很有点汉大赋的壮阔闳衍。

不久，会试揭榜，刘伯温中第二十六名进士，汉人、南人第三甲第二十名。或许有人对这个成绩嗤之以鼻，心想：神马，才二十六名！别说状元，连个探花都不是！神童就这水平？！

要知道，不管是古代科举还是现代高考，想当状元都得靠七分实力三分运气。虽然我们在古装戏里老是看到某年轻书生进京赶考，一考便中状元，然后被招为驸马，春风得意马蹄疾。但那都是故事，是文人们的美好想象，现实中像范进那种几十年都考不上秀才的老童生不在少数，大部分举子想考中进士，都要花上不少年头一次次复读。

而那一年，刘伯温不过二十三岁，没有复读，一鼓作气便考中进士第二十六名。他可能不是那个年代成绩最好的文人，但依然不失为一名优秀的人才。

而且，年纪轻轻便中进士，对刘伯温来说最大的好处在于，他从此不用做考试的奴隶，不用再陷入圣贤书里面死啃圣贤的每一句话，他可以真正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读自己喜欢读的书。

而很多复读生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他们可能到三十岁、四十岁，还抱着孔子孟子，抱着朱熹（元朝科举也考朱熹）逐字逐句地钻研，寻章摘句，咬文嚼字，最后获得一个光荣的称号：书呆子。

不是说孔孟之道不好，但几十年如一日地读那么一两本书，想不变傻都难。这样的人，我们可以很遗憾地耸耸肩、摊摊手，暗叹一句：“应试教育的牺牲品。”

1333年，二十三岁的刘伯温很幸运地成为应试教育体制塑造出来的人才。他恰到好处地接受了应试教材（孔孟之道）中最精华的部分，但又没有被教材拐带傻，还有足够的时间汲取课外知识——主要是阴阳遁甲、兵法决策、天文地理类的杂书。现在的刘伯温，已经储备了足够多、足够庞杂的理论知识，只等着一次社会实践的机会，让他大展拳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