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到官场去，磨一磨少年心性

撑不住了，要变天了

1333年，刘伯温考中进士，之后他就回家休息去了，一休息就是整整三年。这三年刘伯温干吗去了呢？毕业旅行？当然不是，答案是，回家守阙去了。

所谓守阙，就是候补。因为官职就这么多，就算你考中了进士，没有官职空着你也没办法，只能老老实实当替补，等着场上的主力队员下场。而刘伯温的板凳，一坐就是三年。

在刘伯温优哉游哉的这三年里，天下局势风云变幻，元帝国迎来了它的送葬者——元顺帝妥懽帖睦尔。

元顺帝其实不叫元顺帝，他的庙号应该是元惠宗，只不过他不幸身为元帝国的末代皇帝（也是北元的开国皇帝）。1368年明太祖北伐的时候，元顺帝识时务者为俊杰，二话不说收拾家当就退出北京，麻溜地跑回草原去了，让明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北京。为了表彰元惠宗拯救大明将士于滚木礌石之下的“功勋”，明朝的史官给了他一个新的庙号——顺帝，意思是元惠宗放弃抵抗是顺应天意的行为，值得表扬。

其实说起来，元顺帝妥懽帖睦尔也是个苦命的娃儿，命途一点儿都不顺。

他本是元明宗孛儿只斤?和世瓎的长子，如果没有意外，等和世瓎一死，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继承皇位，当上皇帝。

只可惜他生在元朝，对元朝的太子们来说，“没有意外”才是最大的意外。

1329年，元明宗和世瓎被弟弟图帖睦尔和权臣燕帖木儿谋杀，史称赫尔都政变。第二年，妥懽帖睦尔的母亲被杀害了，妥懽帖睦尔本人则被驱逐到朝鲜半岛上吃泡菜去了。没到一年，燕帖木儿连泡菜都不让他吃，又把他丢到了广西桂林——那时候的桂林，旅游资源还没有开发起来，是真正的蛮荒之地。

幸运（当然，对某些人来说很不幸）的是，赫尔都政变后的几个皇帝都不长命，短短三年里居然死了俩。1332年十一月，太皇太后卜答失里把正在广西“旅游”的妥懽帖睦尔接回了北京。

但妥懽帖睦尔不顺的命运并没有结束，燕帖木儿生怕妥懽帖睦尔追查他谋害元明宗的事情，居然拖着不让妥懽帖睦尔登基。这段时间里，燕帖木儿把持朝政，无皇帝之名而有皇帝之实。苦孩子妥懽帖睦尔一直等到六个月后燕帖木儿重病身亡，才终于登上早就应该属于他的皇位。

当皇帝当到这份上，元顺帝确实够衰的。

更衰的还在后头。

元顺帝本以为自己可以舒舒服服地过一把皇帝瘾了，谁知道老天刚收走一个燕帖木儿，又送来个伯颜，这是个比燕帖木儿更加飞扬跋扈的权臣。

据历史记载，伯颜当时的权势完全盖过了元顺帝，“诸卫精兵收为己用，府库钞帛听其出纳”，“天下之人唯知有伯颜而已”。元顺帝只能继续当孙子。

而且，也正是这个飞扬跋扈的伯颜，把蒙汉民族矛盾激化到爆发边缘。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伯颜极度仇视汉人，之前我们提到过，元朝科举考试几次停考就是因为他。为了遏制汉文化，他还下诏，汉人、南人严禁学习蒙古及色目文字，同时规定只有蒙古人、色目人才能担任中央、地方衙门中的各级长官。为防止汉人造反，伯颜还下令汉人、南人不得执兵器，并且把他们的马也都看管了起来，连农家铁禾叉也在禁用的行列里面。

最荒唐的是，为了削减汉人的实力，伯颜居然提出要杀光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虽然这个提议因为元顺帝坚决不同意而作罢，但委实让天下汉人捏了一把汗。

这简直没把汉人当人！

那时老百姓其实要求很低，不管坐龙廷的是姓刘还是姓赵，哪怕是姓孛儿只斤，只要给他们一口饭吃、给他们一间茅屋遮风挡雨，他们就满足了。但在伯颜的淫威之下，老百姓非但吃不上饭住不上房子，还差点因为姓氏连命都保不住，这还给不给人活路了？！

你让我没有活路走，我就让你有路没命走！

官逼民反，那时候的中国大地，开始要变天了。当时的情况，监察御史苏天爵的一封奏折上说得非常清楚：

这几年来，云南当地民族起兵造反，海南的黎族也不再听中央的话，南方民工组织的叛军队伍尤为猖獗，先是在广西一带盘踞，然后又攻陷了湖南道州，祸害已经不小了。北方的日子也好过不到哪儿去：山东地区黄河水灾，人民流离失所，中央那点赈济粮根本不够分的；本来富庶的江淮地区，老百姓也开始饿肚子了；而河北更是活跃着三千多支造反队伍，剿都剿不过来。

苏天爵一口气讲了云南、海南、湖南、广西、山东、江淮、河北等地的情况，灾民、流民、饥民遍地，反贼义军蜂聚，星星之火即将发展成燎原之势。

最后，苏天爵总结道：老百姓不是走投无路了怎么会愿意造反！作为国家的统治者，怎么能够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而自己享受奢靡生活呢？请求朝廷立刻想出一个平息叛乱的方案，同时赈济受灾的老百姓，这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啊！

但奏折石沉大海，因为这时候的元顺帝没有心情，也没有能力去管老百姓的死活，他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情：伯颜什么时候完蛋。

这个问题元顺帝整整思考了七年，直到1340年，在脱脱的支持下，他终于雄起，灭了伯颜，夺回了属于自己的权力。

当政后，元顺帝终于可以扬眉吐气，终于可以甩开膀子自己大干一把了。1341年，元顺帝正式起用脱脱，并支持脱脱改革，废除了伯颜留下的暴政，平反昭雪了一批冤狱，免除了对百姓强征的各种税收，放宽了对汉人、南人的政策。这些史称“脱脱更化”的改革措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老百姓的对立情绪。脱脱，元王朝这位最后的名臣，正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想把帝国从悬崖边上拉回来。

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厦将倾岂是一人之力能够扶持？

这个时候，离元帝国的末日只剩下二十八年，离那个“挑动黄河天下反”的独眼石人出土，只剩下十一年。

来不及了，已经来不及了。

忠臣就要比奸臣更奸

帝国高层的风云变幻对于还在浙江青田老家坐板凳的刘伯温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1336年，刘伯温终于得到了替补上场的机会，赴江西瑞州路高安县，担任县丞一职。

所谓县丞，可以理解为副县长，正八品。按元朝的制度，县分三等，人口六千户以上的是上等县，两千户之上的是中等县，不到两千户的就算下等县。而县丞这个职务只有上等县才有，中等县、下等县总共就没几个老百姓，有一个县长管管足够了。

高安县既然有县丞，那么应该也是个人口在六千户以上的大县。

但中国古代的县丞，虽然名义上是副县长，其实更接近于县长的文秘，所以在宋代的时候县丞干脆就由主簿（秘书）兼任了。而在元朝，县丞的权力更小，头顶上除了有个县长（县尹）之外，还有个叫作“达鲁花赤”的长官。

“达鲁花赤”是蒙语“镇守者”的音译，在成吉思汗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元朝建立以后在各级行政单位都设置达鲁花赤，一般由蒙古人担任。如果蒙古人实在不够，允许出身高贵的色目人替补，但绝对没有汉人和南人的份儿。所以，虽然达鲁花赤职位与路总管，府、州、县的令、尹相同，但实权大于这些官员，是一个地区的实际统治者。

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连县长都没有多大的权力，更别说刘伯温这个连七品芝麻官都算不上的文秘副县长了。

对于大多数像刘伯温这样通过科举考试从基层干起的小公务员来说，跟领导拉近关系，跟同事打成一片，踏踏实实办事，老老实实熬资历才是正道。熬个十年八年，总有熬出头的那一天。

这些道理刘伯温当然懂，可是上了几天班他就发现，他和他的同僚们根本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因为整个瑞州路的吏治已经黑透了。

黑到什么程度？刘伯温在自己的一篇文章里这样描述：城里的无业游民、地痞流氓都披上了一身军警的外皮，跟贪官污吏们勾结起来，敲诈勒索老百姓。如果有谁敢不服气，绝对让你家破人亡；你要跟他打官司？恭喜你，绝对有人会坐牢，不过坐牢的人是你自己。偶尔碰上个有良心的官吏想管管事，必然被群起而攻之，最后灰溜溜地被赶走。总之，黑得像黑狗骑着黑马奔跑在黑夜中。

刘伯温在这篇文章里说的其实是高安县隔壁的临江县，但粪坑里哪有不吃屎的苍蝇？临江县是那样，高安县又能好得到哪里去？

如果有时光机，几十年后的刘伯温肯定会对初到高安县的自己说四个字：和光同尘。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和光同尘是为人处世的一种智慧，在老鼠窝里谁也别装蝙蝠，在老鹰家里谁也别充猫头鹰。只有先跟敌人打成一片，才能从内部攻破敌人的壁垒。但是，世上没有时光机，1336年的刘伯温又怎么可能懂得这个道理？他毕竟还是一个年少气盛、眼里揉不进沙子的大学应届毕业生，所以，他非但没有同流合污，而且根本就不给他眼中这些人渣同僚好脸色看。

其实不合污就够了，不同流都已经略显幼稚，更何况还要跟整个官场撕破脸。

所以高安县的官吏们对刘伯温极度不爽。管你是什么副县长，不就是一新来的，嚣张什么啊！

而更让他们不爽的事情还在后头。

在这样的吏治环境下，当官的无非两类：良心喂了狗的都去贪污腐化了；还有一丝良心未泯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把茶水喝干报纸看穿，干脆当个庸官明哲保身。

但刘伯温既不想当贪官，也不愿当庸官。他还记得父亲的身教，还记得曾祖父的言传，更记得圣人的教诲。刘伯温当官的目的，往大里说是为了造福社稷苍生，往小里说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二十出头荷尔蒙分泌旺盛的刘伯温，一心想的都是“何当扬湛洌，尽洗贪浊肠”。

于是，刘伯温作为一个异类在高安官场被树了典型。他勤奋工作，他秉公执法，他不取群众一针一线，他成了老百姓口中的青天大老爷，也成了高安县全体公务员和地痞流氓的眼中钉。

金杯银杯不如口碑，可在当时，老百姓的口碑却不如官场的口碑。

被他挡了财路的贪官和在他的领导下混不下去日子的庸官，对刘伯温无不咬牙切齿，恨不得一口吃了他。

当然刘伯温不傻，他知道自己不招人待见，但他的想法很简单：我是朝廷敕封的正八品县丞，本县的三把手。就算你们恨我，你们能把我怎么着！

要说刘伯温毕竟不是书呆子，这么多年的闲书也不是白看的，什么样的人惹得起，什么样的人惹不起，他心里还有点数。

但是，毕竟他太年轻了。

因为高安县的老油条们马上会给菜鸟刘伯温结结实实地上一课，未来的军师刘伯温将第一次真正见识到“权术”的厉害。

1339年，他们的机会来了。当时的瑞州路下辖除了高安县和临江县，还有个地级市：新昌州。一次，新昌州发生了一起命案。像往常一样，州里的官员收了被告的钱，摇一摇笔杆，于是谋杀成了误杀，死刑成了有期，有期成了取保候审。没几天，凶手就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大街上了。

这种事情州里的官员做起来是轻车熟路了，只不过这次比较麻烦，原告一根筋，认死理，居然一纸诉状直接告到了瑞州路。

上访嘛，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不过是随便委派一个官吏，装模作样地审一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好我好大家好。但高安县那些老官油子听到这个消息，却笑了——奸笑。

他们向瑞州路总管推荐了刘伯温，说此人能力出众，一定能够审好这个案子。总管也没多想就同意了，谁审不是审。

年轻的刘伯温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陷阱，他还以为是县里的同僚故意给他一个表现的机会，好让他能够升官然后滚出高安县。

他只猜对了一半。

刘伯温一到新昌州便迅速展开了调查。他发现案情其实很简单，没有任何阴谋也没有丝毫高智商犯罪的迹象，就是一个土豪草菅人命的普通刑事案件。从立案到结案三天都花不到，凶手被绳之以法，原告讨还了公道，一时间百姓交口称赞。

但刘伯温也不想想，这么简单的案子为什么要大老远地从高安县把他调过来？在这个案子结束后，除了凶手，还有一个人也受到了惩罚，那就是此案的初审官，罪名是渎职——这是免不了的，既然刘伯温立了功，那总得有人来背黑锅。

似乎正义战胜了邪恶，但刘伯温在高安县的日子也到头了。背了黑锅的初审官怒了，一直以来，他兢兢业业收黑钱，勤勤恳恳作伪证，他容易吗！现在竟然还要背黑锅，他怎么咽得下这口气？他知道，这一切都是那个不上道的刘伯温一手造成的——如果不是他对刘伯温的不上道早有耳闻，他会认为刘伯温是在故意跟他过不去。

无论如何，必须让这个愣头青付出代价。一顿咬牙切齿后，初审官找到了自己的老熟人，也是他这么多年以来的靠山：瑞州路达鲁花赤。

刘伯温捅了不该捅的马蜂窝。如今，他终于知道为什么县里会推举他来审这个案子了。倚仗着达鲁花赤的势力，初审官充分发挥了他制造冤假错案的职业特长，于是，各种告刘伯温黑状的文书像纸片一样飞到了高安县县长和瑞州路达鲁花赤的办公桌上——刘伯温前脚刚把杀人犯送进监狱，眼看着自己后脚就要跟进去了。

幸好，当时刘伯温清正廉明的名声已经传遍了整个江西官场，连江西省行省大臣都听说了刘伯温的大名。行省大臣亲自出面，这才把刘伯温“捞”了出来，让刘伯温免去了一场大祸，但刘伯温在瑞州路的仕途也算是尽毁了。

就这样，初生牛犊刘伯温输给了高安县的老油子们，刘伯温第一次见识了人性的险恶，他终于知道，做好人光有一颗善良的心是不够的。在好人与坏人的博弈中，好人永远是处于弱势的一方，因为明枪永远斗不过暗箭。而要战胜奸佞，只有先精通奸佞之术；要防止坏人算计，只有先算计坏人。那一刻，面对高安县群小的嘲笑，刘伯温想起很多年前父亲给他讲的曾祖父暗算特使，智救乡亲的故事。

但这还只是他成长历程中的第一课，将来还有更多的课程在等着他。

刘伯温应该感到幸运，因为在遇到朱元璋、陈友谅、李善长、胡惟庸这些真正的老狐狸之前，他还有好几年历练的时间。

索性辞职，去旅行

被结结实实阴了一把的刘伯温，带着郁闷的心情离开高安县，来到省会南昌，开始了他的掾史生涯。如果说县丞只是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那么掾史简直小得跟绿豆上的小黑点一样，甚至于都不算官，只能算作吏。

但掾史的工作极为烦琐，不光要处理各种鸡毛蒜皮，而且要跟衙门里的各级部门打交道。这样一个官职小到不入流的小职员平时能有多少好脸色看？所以刘伯温在这个位子上只干了一年，就因为跟同僚吵架，一怒之下辞职，拍拍屁股回家了。

那一年，是1340年，刘伯温刚到三十而立的年纪，在江西官场上五年的沉浮（好像只有沉没有浮）让刘伯温看透了官场和人性的黑暗。

1336年，初出茅庐的刘伯温还是一个怀抱革命理想的愣头青，满脑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救世情怀。上任县丞的第一天，他就特地写了一篇《官箴》勉励自己：

“治民奚先，字之以慈。有顽弗迪，警之以威。振惰奖勤，拯艰息疲。疾病颠连，我扶我持。”大概意思是：恩威并施，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奖励勤劳，救济贫穷，我愿一步一步扶着老百姓走上康庄大道。

但1340年，被江西官场淘汰出局的刘伯温已经没有了这种天真，纯洁的少年感觉到无比委屈，“宁知乖方圆，举足辄伤趾”，意思是：我也知道我有时候不懂厚黑方圆，所以才跌了这么多跟头。

刘伯温的三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他想做个纯粹的好人，却发现纯粹的好人只会被世界抛弃。很多时候，手段和目的并不能被统一在同一套价值体系中。

“不行，我要去散散心，出去走走，好好想想将来的路怎么走。”

现在的文艺青年喜欢把旅游叫作旅行，旅行的意义不在于风景而在于寻找迷失的灵魂，与未知的自己在某个岔路口偶遇。所以当工作累了，内心疲惫了，找不到出路了，文艺青年就会给自己一个“gap year”（间隔年），辞职，去旅行。

毫无疑问，刘伯温也是文艺青年，而且文艺得十分彻底——他给自己放了整整七年的长假，用来读书，旅行。

离开南昌后，刘伯温并没有急着回家，而是绕道去了武夷山。

摆脱了乌烟瘴气的江西官场，刘伯温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我行固无期，况乃尘事毕”。在这秋高气爽的八月，寒花蔓蓠、枫林乌桕的美景里，刘伯温彻底放空了自己，忘记了五年来的烦闷。

从武夷山归来，刘伯温又绕道富春江，去了桐庐一游。

桐庐是东汉著名隐士严子陵归隐的地方。刘伯温正是带着对严子陵的滔滔敬仰来到桐庐的，因为他也不是没动过归隐的心。

中国文人都是亦道亦儒，春风得意的时候就是儒家，郁郁不得志的时候就是道家。此时的刘伯温正处于人生中比较郁闷的时刻（还不是最郁闷），“归隐逃避”可能是他最直接的想法。当然，想是一回事，做是另一回事，刘伯温可不是那种愿意一辈子稳坐钓鱼台、垂钓富春江的人。

经过一段时间的旅行，在江南的青山绿水间刘伯温受伤的心逐渐淡定了下来。他已经不再为发生在江西的事情而愤怒、抓狂，而是开始反思：这个世界是不会错的，因为对错本来就是世界的一部分，所以，只有可能是我错了。

从桐庐回到家后，刘伯温开始了三年的青灯苦读生涯。他必须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他祈求从书本中进一步寻求解决现实社会、人生的答案。

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找到，因为刘伯温没有留下太多的读书笔记，更没有像前人朱熹或者后人王阳明那样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但从他后来的成长经历来看，他似乎摸着门道了。

于是，1346年，刘伯温再一次收拾行囊，准备去旅行。这次他的路线，是一路向北。这次北上的真正目的可不仅仅是旅行，他还有一件小小的、自己都不怎么好意思说的事情要做。这件小小的、秘密的事情，可以看成是刘伯温从青涩少年一脚踏入成熟大叔行列的一个标志。

先不提这个小秘密，刘伯温旅行的第一站是南京。几十年后，刘伯温将以胜利者的身份再次来到这座城市，并且给予这座城市新的生命，但现在，他还只是一个扛着单反到处摆剪刀手的外地游客。

南京作为老牌旅游城市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历史知识丰富的刘伯温在这里如鱼得水，玩得非常开心，还留下了许多诗作。具体的旅游线路这里就不记录了，大家可以参考现在的南京旅游攻略，现存的大多数人文景观在元朝末年已经存在了。

接着，刘伯温在扬州短暂停留后，跨过了长江。

古代没有秦岭淮河分界线一说，过了长江就算到了北方。与南方的富庶相比，在北方的所见所闻深深地震撼了刘伯温。

元王朝多年的政治动荡、民族歧视、贪污腐化和苛捐杂税已经榨干了北方本来就贫瘠的财富，而老天爷总喜欢落井下石——1345年，在老百姓最艰难的时刻，黄河决堤了。

失去了束缚的母亲河瞬间变得无比狰狞，冲毁了沿途一切阻挡她的房屋和良田。一时之间，华北山东流民遍地，饿殍遍野。

刘伯温恰好目睹了这一切：

黄沙渺茫茫，白骨积荒藟。

哀哉耕食场，尽作狐兔垒。

然而，天灾固可怕，人祸却更致命。面对这场百年不遇的大灾难，朝廷的不作为让刘伯温无比愤怒。在自己的诗里，他这样控诉：

陈红太仓米，丰年所储偫。

为民备乏困，朝廷岂私此？

推余补不足，兹实王政始。

……

奈何簿书曹，暴慢蔑至理。

……

翻译过来就是：丰收的年份里储备了这么多粮食，等到现在老百姓饿肚子了，为什么迟迟不肯开仓放粮？多时储备少时补，这本来就是朝廷的义务，但那些可恶的官吏丝毫不愿履行这个义务！

天灾加人祸，灾区已经变成了一片人间地狱，正如刘伯温诗中描述：

……

去年人食人，不识弟与姊。

至今盗贼辈，啸聚如蜂蚁。

……

岂惟横山泽，已敢剽城市。

……

愤怒的种子在刘伯温的心里悄然种下，经过十几年的浇灌后终将开花结果。但此时此刻，他也只是一介草民而已，甚至连走官道的资格都没有，只能和人三五成群地走在小路上，哪里轮得到他去指点江山？

收起愤怒，继续北上。刘伯温相继参观了当时两个著名的旅游城市：河北范阳逎县（今河北涞水）和山东琅玡阳都县（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这里分别是东晋大将祖逖和三国名相诸葛亮的故里。

祖逖这个名字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闻鸡起舞”这个成语就是他和刘琨倾情奉献的。至于诸葛亮，虽然当时《三国演义》还没有截稿，但三国故事早已妇孺皆知。

关于刘伯温此次北上，因为史料不多，所以我们无从知晓他在祖逖故里和诸葛亮故里接受了怎样的革命主义教育，思想境界是否得到了升华。不过刘伯温在当时的游记诗里以诸葛亮自比，而最后他也确实成了诸葛亮一级的人物。历数中国古代的智谋人物，刘伯温绝对能进四强（排在前面的姜子牙、张良、诸葛亮，他的确无法超越）。

游历完河北山东，刘伯温来到了他的目的地：北京。

那时候的北京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资历尚浅，现在的绝大多数国家5A级旅游景点当时都还不存在。不过刘伯温并不在意这些，他到北京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旅游，而是为了他的那件小小的、秘密的任务。

刘伯温并没有在北京逗留多久，一个月后他就起程南下了。回去的路比来的路好走些，因为他接到了朝廷指派的任务：跟随封王使臣前往福建。

这其实就是一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快递任务，但对于刘伯温来说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因为有公务在身，他终于有了走官道的资格。

高速公路确实比乡间小道好走多了。仅仅一个月，刘伯温就跟着使臣把快递顺利地送到了福建。接着，他转头北上。

但不是回老家青田，他的目的地是杭州。

厚黑水平还有待提高

旅游回来，刘伯温并没有直接回老家青田，而是去了杭州。或许是觉得自己的“gap year”实在太长，刘伯温又决定出来当官了，职务是江浙儒学副提举。虽然也不算什么大官，但总算是正七品，比高安县县丞的级别高，这下刘伯温可以自豪地宣布他有资格被称为七品芝麻官了。

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刘伯温当个官这么容易。正所谓“当官不是你想当，想当就能当”，可刘伯温就是想当就能当，因为从北京旅游回来的刘伯温已经不一样了。

现在可以揭开刘伯温北上旅游的真正目的了：他是去“干谒”的。

所谓干谒，通俗地说就是拉关系走后门。在江西官场摸爬滚打，和几年的青灯苦读，刘伯温琢磨明白了一个道理：他在江西官场失败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他太特立独行（当然，这是重要原因），而在于他没有足够强大的靠山。事实上，官场上不是不能耍个性，关键是看你有没有牛人罩着，有多大的背景就可以耍多大的个性，没有背景就老老实实做人。

尽管刘伯温非常看不起拉关系走后门的邪道歪路，但接近不惑之年的刘伯温已经不是当年的毛头小青年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刘伯温终于决定：该走的关系还是要走。自己当官是为了做事，为一个正确的目的，不妨使用些不那么正确的手段。这是他从自己的曾祖父身上学到的。

在无数次审视自己的关系网后，刘伯温锁定了一个人：普达世理原理。关于这个人，史料不多，我们只知道他是蒙古人，而且是黄金家族的后裔。他跟刘伯温的关系是“同年进士”，就是说他们同一年考上了公务员。

这关系说远不远，毕竟元朝总共才那么几次科举考试，每次也才录取那么几个进士；但是说近也不算近，从刘伯温后来的经历来看，这座靠山似乎也并没有帮上刘伯温多大的忙。

与此同时，在之前的旅行中，刘伯温通过一位叫徐舫的好友认识了当时的江浙参知政事苏天爵——我们前文提到过他，就是给元顺帝上奏折说帝国快变天的那位。

就这样，现在的刘伯温不管在中央还是江浙都是“上头有人”的人了。1348年，已经三十八岁刘伯温告别了待业青年的身份，再一次成了一名光荣的国家基层公务员。

儒学副提举这个油水少、是非也少的位置倒确实挺适合刘伯温的。在任期间，刘伯温非但把江浙的教育事业办得有声有色，而且大搞希望工程，建了不少免费读书的“义学”，让更多比较穷苦的孩子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

顶头上司苏天爵对刘伯温的政绩是比较满意的，刘伯温自己却不太满意。虽然现在头顶上有人，头顶上的顶上还有个蒙古贵族罩着，工作开展起来顺风顺水，但刘伯温的志向远远不只是办好教育那么简单。在江浙官场混的这一年多来，他再一次亲眼见证了元末官场的黑暗，他发现自己耿直不阿的行事风格与元末沆瀣一气的官场氛围格格不入。

一样，都一样。天下乌鸦一般黑，江浙的乌鸦没比江西的乌鸦白多少。联想到自己北上时看到的种种人间惨相，刘伯温对这些庸官、贪官积压着无穷的愤怒。

“这是一潭绝望的死水呵，清风吹不起半点涟漪”，但刘伯温不是清风，他是一枚丢进粪坑的定时炸弹，随时都会引爆。

没过多久，引爆的机会来了。

行省监察御史渎职的消息传到了刘伯温的耳朵里。本来嘛，渎职才多大的事儿，在乌烟瘴气的元末官场，能不勾结匪类、杀人放火、草菅人命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谁来管渎职啊？更何况，就算是个事儿，也轮不到儒学副提举、七品芝麻官刘伯温来管。

但刘伯温居然还真就管了。刘伯温当夜伏笔疾书，第二天，一封实名举报信就送到了省宪台那里。

其实，这时候的刘伯温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愣头青了，摸爬滚打、起起伏伏的这十年，刘伯温成长了很多。官官相护的道理刘伯温不是不懂，江浙官场的水有多深刘伯温也不是不知道。他当然明白，就凭自己跟苏天爵还有普达世理原理那点转折子关系，说自己有后台都是侮辱了“后台”这个词儿。如果说自己这封举报信能搞死谁，那恐怕只有自己。

但刘伯温还是举报了。岂能因声音微小而不呐喊，刘伯温已经忍受不了元末官场的腐朽了，他必须反抗，虽然这是以卵击石的反抗。

结果显而易见，举报非但没有起到效果，反而让刘伯温被狠狠斥责了一顿，不追究他诬告就已经算很给面子了。

写举报信的时候刘伯温就想到了自己的下场，所以处理结果一下来，刘伯温也不多废话，就像八年前一样，潇洒地辞职，不带走一片云彩。

这时候的刘伯温已经四十岁了，但是在权谋场上，他依然不够成熟。从一年后他在战场上的表现来看，此时的刘伯温已经具备了足够的厚黑学底蕴，跟后来那个斗陈友谅、斗李善长的刘伯温相差无几了。但在江浙官场上，他还是狠狠地跌了跟头，就跟八年前在江西官场一样。

因为本质上刘伯温不是厚黑教中人，他是个有理想的人，对他来说，厚黑也好，权变也好，都仅仅是一种手段，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愿意使用的。

一个拿厚黑当手段的人，当然玩不过一群把厚黑当目的的人。

不过幸好，在遇到那个真正的克星：厚黑教主朱元璋之前，刘伯温的厚黑水平已经足够用了，毕竟，不管是打天下还是治国家，需要的都是真才实学。刘伯温可能不是厚黑高手，因为他真正的专长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这是历史的幸运，也注定了刘伯温在官场上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