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文武搭配，干活不累

下一个目标：张士诚

结束了与陈友谅的战争，朱元璋像考完高考的学生一样，一身轻松地回到南京。刘伯温定下的“先陈后张，先南后北”战略虽然只完成了三分之一，但随着各方势力的此消彼长，到现在长江流域除了苏南以东，其余都是朱元璋的管辖范围。

也就是说，朱元璋到处装孙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稳重政策已经过时。

很多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没多久，李善长、徐达等人纷纷上表，让朱元璋称帝。

朱元璋心里也想把名片上的头衔升级一下，但是他心里还有些小小的顾虑，毕竟现在整个中国北方还在元帝国的统治之下，行事太嚣张总归不是什么好事，最重要的是，现在他头上还有个正牌皇帝小明王韩林儿呢。韩林儿本来就是自己救回来的，现在一脚踢开他自己称帝，那叫个什么事儿？

想到这里，朱元璋再次后悔当初不该不听刘伯温之言，给自己找了这么个麻烦。

于是，朱元璋发文件“拒绝”了李善长等人的好意。

当然，李善长不会就此“善罢甘休”，按照惯例，李善长等人继续上表，不依不饶地要朱元璋称帝，最后，朱元璋“勉为其难”地“退而求其次”，自立为王，立国号为“吴”。

很不巧的是，朱元璋这次跟张士诚的国号撞“衫”了。

张士诚的国号原来叫大周，投降元朝后就取消了。没多久，张士诚觉得还是做王过瘾，于是上表请求朝廷给他封王，朝廷觉得这个要求有点过分，会让自己很没面子，所以拒绝了。

这叫给脸不要脸。张士诚气呼呼地撕毁了朝廷的诏书，自立为王。朝廷拿他彻底没辙，非但没有当场发飙，没过多久，又巴巴地跑来跟张士诚催粮食赋税，张士诚冷笑着对身边的人说：“什么朝廷，根本就是群乞丐。”没搭理朝廷。

朝廷还是没辙。

而张士诚给自己定的国号，也叫吴。

历史上，朱元璋的吴国被称为西吴，张士诚的吴国则叫作东吴。

从时间顺序上来看，明显是朱元璋抄袭了张士诚的创意，因为张吴政权比朱吴要早一年，但是朱元璋有理由斥责东吴政权是山寨货，因为他的西吴占据着南京。历史上，凡是国号叫吴的国家基本上都会占据南京城，换句话说，连南京都没有，你也好意思管自己叫吴国？

奋斗了十多年，当年的穷和尚朱元璋终于称王称霸了，但他还有一个更宏大的理想，那就是称帝。而挡在这条路前面的最大障碍，就是张士诚。

在朱元璋和陈友谅死磕的那几年中，张士诚一直没闲着，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吃喝玩乐，竭尽全力搞垮自己辛苦打下来的江山。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江浙是全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再加上张士诚执政初期的精心打理，东吴政权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

然而在艰苦奋斗七年之后，张士诚陷入了深深的职业倦怠。他倒不一定是个骄奢淫逸的人，但他就是不想干活了，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七年之痒。

张士诚把所有工作交给了弟弟张士信。

可惜，他选错了接班人，张士信比张士诚堕落得更早，当张士诚还在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时候，张士信就已经进化为大色狼了。这家伙最有名的故事就是在家里蓄养了一支“天魔舞队”。

所谓天魔舞，听上去就不像是一种健康向上的娱乐形式，事实上也确实有悖于大元精神文明建设，具体的跳法是十六个舞女，把头发梳成若干小辫，戴着象牙制成的佛冠，身披若隐若现的薄纱，下边再穿条超短裙，每人手执法器，翩翩起舞，要多性感有多性感。

天天沉迷在这种娱乐活动中，张士信才懒得管理烦琐的政务，于是，他又转手把东吴的政务外包给身边的参谋黄敬夫、蔡彦文、叶德新三人。

就这样，东吴政权经过三道转手，成了彻彻底底的烂尾楼。

江南的老百姓难得过了几天好日子，一夜又回到解放前。不堪其苦的老百姓编了一首歌谣传唱：“丞相做事业，专用黄菜叶，一朝西风起——干瘪。”这首讽刺歌里的黄菜叶，指的就是黄敬夫、蔡彦文、叶德新三人，至于西风，可以指秋风，但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的解读下，变成对西边朱元璋西吴政权的指代。

朱元璋在平江安插了无数地下工作者，张士诚的种种劣迹都被朱元璋看在眼里。

是时候拿张士诚开刀了。比起陈友谅和张士诚，朱元璋最擅长的就是把握机遇，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

接下来的问题不是打不打，而是怎么打。

早在刘伯温回家守孝期间，宁海人叶兑就曾给朱元璋写信，对征讨张士诚一事献计说：“张士诚的地盘，向南包括杭、绍，北跨通、泰，而以平江为巢穴。今欲攻打，不如声言袭取杭、绍，而大军直捣平江，这是上策。张士诚的重镇在绍兴，绍兴悬隔江海，之所以很难攻克，是因为他们的粮道在三斗江门。如果带领一支军队去佯攻平江，断他粮道，一支军队攻打杭州，切断援兵，那么绍兴肯定就拿下了。等绍兴攻下了，杭州就成了孤城，湖州也就完蛋了，然后再以主力攻打平江，把平江打下，江北各地也就如探囊取物，这是次计。”

朱元璋在同刘伯温具体商量作战计划时，拿出了这封信。刘伯温仔细看了叶兑的策略，边看边把头点得跟鸡啄米一样，看完一拍大腿，“太有才了！”

朱元璋一听，很高兴，问道：“那先生觉得我们是该采用上计还是下计呢？”

刘伯温沉吟了一会儿，回道：“属下以为，可以把两计合并起来，采取先北后南，先打外围后取核心的战略。第一步，先攻取淮东，剪除他的两翼，主要攻取泰州、通州、徐州、淮安、宿州（今安徽宿县、安丰）等苏北和淮河下游地区，逼迫张士诚把军队压缩到长江以南；第二步，扫荡浙西，攻湖州、杭州，形成对平江的包围圈；最后再用南北夹攻的战法，合围平江，彻底捣毁他的巢穴。”

刘伯温的策略主张着重在一口一口蚕食张士诚，把张士诚的全部家底都逼到平江城，最后来个连锅端。

朱元璋越听越解气。张士诚啊张士诚，这些年我没招你没惹你，你蹬鼻子上脸跟我没完没了地闹腾。出来混迟早要还的，今天就是你还债的日子！

1365年十月，朱元璋命徐达、常遇春等攻取淮东。马、步、舟师水陆并进，势如破竹，相继攻克泰州、兴化，包围了高邮。

高邮，是张士诚的光荣与梦想之城，十年前，他在这座城市起家，在这座城市创造了奇迹，从此走上霸业图王的道路。

高邮不能丢。得知高邮被围的消息后，张士诚一边命令高邮守将固守，一边亲自出马，拿出围魏救赵的势头猛攻宜兴、安吉、江阴等地。

可惜的是，上天没有再一次眷顾张士诚，因为这一次，张士诚的对手是徐达。

得知张士诚的动向后，徐达急令冯国胜指挥部队，继续围攻高邮，自己则率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败围攻宜兴的东吴军，俘获三千余人。

在张士诚还没有彻底反应过来的时候，徐达又突然挥师北指，在冯国胜的配合下猛攻高邮城，很快将高邮占领，执杀守将。接着，移师淮安，打败张士诚的援军徐义所部于马螺港（今江苏涟水苏家嘴以东）。

淮安守将梅思祖见徐达来势不可阻挡，便开城请降。

不久，徐达又分兵攻下通州、兴化、徐州、宿州、安丰、沛县，淮东地区全部平定。

张士诚的势力范围被压缩到长江以南。

1366年五月，徐达、常遇春大兵压境江南，对张士诚的战争进入收尾阶段。

按照惯例，决战之前要写一篇作文，用来说明为什么我要打你以及为什么你活该被打，这类作文的官方名字叫“檄文”，最有名的莫过于骆宾王的《讨武曌檄》。

而朱元璋写给张士诚的这篇檄文有点奇特。按照古例，檄文中一般要列二十四或十大罪状。但张士诚跟陈友谅不一样，这人确实是个好人，简历上也没有太多污点，朱元璋手下的笔杆子们憋出尿来也只勉勉强强凑成八条，而且有七条是骂不忠于元朝、诈降、不向北京上供钱粮、谋害朝廷命官等，给人的感觉好像朱元璋是元朝大将似的。

只有第八条才是正文，“诱我叛将，掠我边民”。其实，朱元璋对东吴岂止诱叛将、掠边民而已，还派遣过大批间谍诈降，图谋里应外合，真是乌鸦落在猪身上，光看见别人黑了。这篇檄文最有意思的是，替敌人骂敌人的敌人倒也罢了，檄文中还详细说明元末形势和朱元璋自己的起兵经过。这里不但攻击了元朝政府，对他自己的红巾军也破口大骂，指斥为妖术、妖言，否定弥勒佛，打击烧香党了。

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而伴随着这样一篇奇葩般的檄文，朱元璋的大军开拔了。

张士诚，该收摊了

当时的东吴军队已经烂透了，从内到外，与众不同。尤其是在“黄菜叶”班底的领导下，东吴军队终于彻底沦为一支雇佣军，有好处的仗就打，没好处的仗坚决不打。

而跟朱元璋打仗，明显是捞不到好处的。

1366年九月，朱元璋以徐达为元帅，常遇春为副将，率二十万精兵，集中主力消灭张士诚在长江以南的兵力，由南向北逼近平江城。

张士诚集结兵力在湖州迎战。这一仗，张士诚下了血本，派出自己麾下第一号猛将吕珍以及绰号叫“五太子”的五位养子，率领数万精锐严阵以待。

这是张士诚在江南地区能集结起来的最强大的力量，经过这么多年的经营，他有信心御敌于国门之外。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经过一轮苦战，湖州沦陷，吕珍、“五太子”及数万精锐全部投降。

张士诚几乎跌破了眼镜。他知道自己的军队不行，但不知道这支部队已经烂到骨子里。

当年底，徐达和常遇春的大军攻克了湖州、杭州、绍兴，平江城彻底失去了南方的屏障，而与此同时，朱元璋的部队也已经打到平江城脚下，完成了对平江的合围。

又是一场惨烈的围城战。

张士诚是靠守城起家的，当年在四十万大军的兵锋下死守高邮，最后耗死了一代名臣脱脱，也成就了张士诚在东南的事业。

所以，张士诚对守城非常重视，也非常有心得。这几年来，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平江城城防的技术升级，不断研发各种补丁来弥补城防漏洞，到1366年，呈现在朱元璋面前的是一座毫无漏洞的城市。

这样的城防，如果硬攻，必然会带来惨重的伤亡，不过幸运的是，在叶兑写给朱元璋的信里已经提出了一个应对策略：销城法。

听上去就是一个特别缺德的方法，事实上也是。

此法分为两步，首先是出小股部队把平江城周围提供粮食的县邑全部打下来，断了平江城的粮食补给，等城里的粮食一吃光，张士诚就只能吃土了。

然后，在平江城外筑起一道比城墙还高的土墙，在土墙上又设置三层高的木塔，士兵站在木塔里，可以轻松地看到平江城里的防御情况。这下平江守军一点隐私都没有了，中午盒饭里放了几块肉都被偷窥得清清楚楚，想站在城头随地大小便也免不了被一览无余。朱元璋的士兵看谁不顺眼了，架起强弓硬弩就能轰炸城墙，守军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还不够，为了进一步发挥居高临下的工程优势，朱元璋还在土墙上架设了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攻城武器：襄阳炮。

所谓襄阳炮，可以看作冷兵器时代的“巴黎大炮”，是南宋末年襄阳守卫战中蒙古人发明的，一次可以发射一百四十公斤重的炮弹，一般人被砸到估计就只能在地上留下一张人形图，就算是坚固的敌楼乃至城墙，都能砸开一个豁儿，当真是无坚不摧。

在如此变态的攻城手段面前，换了其他任何人，都会吓得肝胆俱裂，再无战心。

可惜张士诚不是“其他任何人”，他是经历过高邮围城的人，是那个时代一等一的守城达人，在这方面，即便是在洪都创造了奇迹的朱文正，都只能甘拜下风。

1367年一月，朱元璋没顾得上过个好年，就对平江城发动了总攻。几十万大军一拥而上，骑兵在战场外围警戒，步兵在城墙下猛攻，土墙上的弓箭手、炮兵也铆足了劲不要钱似的往平江城里送箭矢、炮弹。

这是14世纪的陆空一体战。

张士诚实在无愧于“守城达人”的名号，在如此狂轰滥炸之下，平江城居然没有丝毫即将沦陷的迹象，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城墙依旧耸立，太阳照常升起。

朱元璋知道平江城很难打，但他没想到这么难打。不过朱元璋不急，他已经没有后顾之忧，粮草和援兵源源不断地送到平江城下，朱元璋耗得起。张士诚耗不起。

平江不是高邮，作为一座大城市，平江城内一天的消耗是惊人的。几个月后，平江城的粮食就吃完了，连老鼠都成了美味佳肴，一只老鼠要卖几百文钱，还不一定买得到。饥饿的人们再次发挥出惊人的创造力，士卒的皮靴、骑兵的马鞍都成了美味佳肴，煮一煮，勉强可以充饥——他们应该庆幸那个时候没有人造革。

这种情况下，张士诚只有两条路可以走：投降，或者吃人肉。

作为守城达人，张士诚的理论水平是过关的，他肯定知道守城史上最经典的战例：安史之乱中的睢阳围城。757年，弹尽粮绝的睢阳守军选择了吃人肉，从睢阳守将张巡的妻妾开始，一直吃到老百姓，吃到伤兵，吃到老弱兵卒。

但是，张士诚毕竟是个好人，吃活人这种事情，他做不出来。于是，他召集城中百姓说：“事已至此，我实无良策，只有自缚投降，以免城破时你们遭受屠戮。”百姓闻言伏地号哭，愿与士诚固守同死。由于城中木石俱尽，东吴军只能拆寺庙民居制作飞炮之料。

朱元璋拥有最强大的军队、最伟大的将领，但是在平江，张士诚拥有朱元璋所没有的东西，那就是民心。

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军民一心，全力死守，平江城居然坚守了整整九个月，打破了由朱文正选手在洪都创下的纪录。

但是，得民心者不一定得天下，很多时候，拳头硬才是硬道理。到第七个月的时候，张士诚就知道自己快撑不下去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

张士诚决定打出他最后的底牌：勇胜军。

所谓勇胜军，是张士诚的亲兵卫队，也是张士诚麾下最能打硬仗的一支部队。勇胜军中的十位头领被称为“十条龙”，都是些一个顶八个的狠角色，轻易舍不得拿出来用，但只要打出手，一般就锁定胜局了。

清晨天蒙蒙亮，张士诚就打开城门，勇胜军像下山的猛虎一样冲杀出来，可惜，他们遇到了一个最不该遇到的煞星：常遇春。

常遇春也不废话，一马当先上来就砍，同时还指挥另一位双刀猛哥王弼从侧翼绕出，夹击东吴兵，把张士诚的勇胜军逼进了城边的水潭中。“十条龙”全部战死，张士诚本人马惊坠水，几乎被淹死。幸好张士诚从小在海边长大，水性好，硬是爬上了岸，被亲兵抬着逃回城中。

张士诚极不甘心，咬咬牙，又精密谋划了十多天，带着仅存的万余亲兵再次突围而出。这一次，张士诚彻底玩命了，老实人发起飙来也是谁都挡不住，张士诚部越战越勇，常遇春渐渐有些抵挡不住了。

眼看胜利在望，突围在即，当时在城头观战的张士信不知道脑袋搭错了哪根筋，居然大呼：“军士打累了，可以歇兵了！”然后鸣金收兵。

鸣鼓必进，鸣金必退，这是铁一般的军令，可这个时候退兵，无论从哪个角度都说不过去，奋战中的亲兵一时之间有些不知进退。连张士诚也有点懵了，难道突围这种事情还有中场休息这一说呢？也就在张士诚发愣的一瞬间，常遇春立刻抓住战机，组织起更加猛烈的反击。

张士诚的军队本来就已经军心大乱，再加上常遇春的猛烈冲击，立刻一溃千里，抱头鼠窜。张士诚在亲兵的保护下再次灰溜溜地跑回城，再也不敢出来了。

真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啊。

从治国到打仗，张士诚这辈子就毁在张士信这个白痴弟弟手里。

接下来的几个月，张士诚的生活可以用“绝望”两个字来形容。他知道自己的末日已经注定，现在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临了，1367年九月八日，平江城沦陷。

要说张士诚也真是个人物，城门沦陷后，张士诚又组织起巷战，死守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桥头堡。

但这时候，连张士诚自己都知道，这不过是负隅顽抗而已，眼看着平江城不行了，自己十余年的经营即将灰飞烟灭，张士诚万念俱灰，找了一根绳子，打算自挂东南枝。

此时此刻，湖州战役中投降的前东吴大将李伯升正奉徐达之命满城搜索张士诚，正好发现张士诚吐着舌头悬挂在半空，赶紧上前解救下来，哭着劝张士诚道：“九四（张士诚小名）英雄，还怕不保一命吗？”张士诚还没来得及答话，就被紧随李伯升而来的军士捆成了粽子，扔上船，运到南京去了。

在押往南京的船上，张士诚一直绝食，表达自己不屈服的决心。到南京后，朱元璋派重臣李善长前来劝降张士诚，却被张士诚骂了个狗血淋头，两个人几乎动起手来。

当天夜里，趁人不备，张士诚终于上吊自杀，并且自杀成功。

张士诚就是这样的人，平时可能懦弱，可能寡断，但每到关键时刻，从不缺少铮铮硬汉的风骨。

对于江南人民来说，张士诚是一个宽厚仁义的统治者，在他治下的江南，赋税轻敛，战端不起，这在元末乱世中已属罕见。虽然张士诚后期纵容属下贪腐，但他并不残暴，也没滥杀无辜，加之吴地殷富，即使东吴官员爱钱，也不是挖地三尺那种贪婪。反观朱元璋，在攻下江南后，由于痛恨吴人为张士诚所用，大肆搜刮江南财富，提高赋税，并且数年时间便把吴地的中小地主基本消灭干净。也难怪直到现在，江南人民还部分地保留着一些纪念张士诚的习俗。

北伐：那一卦的风情

1367年九月，随着张士诚的死，江南地区已经没有能和朱元璋一决雌雄的割据势力存在，从十年民军内耗中抽出身来的朱元璋，终于有精力把目光投向北方的大元帝国。

即使曾与陈友谅、张士诚不共戴天，朱元璋也从没有忘记过自己真正的仇人是谁。是谁让他眼睁睁地看着父母饿死？是谁让他流离失所不得不四处乞讨？小时候，他只痛恨地主，痛恨官府，也曾经痛恨过上天，但随着见识的增长，朱元璋已经知道了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大元朝，和他那高高在上的皇帝！

这才是朱元璋，还有陈友谅，还有张士诚，还有徐寿辉、方国珍、吴成七等人以及成千上万穷苦人真正的仇敌！

不过，刘伯温心里又是另一番滋味。

一直以来他都希望能够成为大元朝的一名臣子，位列朝堂，光宗耀祖。他对大元朝倒也没特殊的感情，只是毕竟给大元朝打了半辈子工，大元朝虽然对不住他，但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一边是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新欢，一边是自己追求了半辈子的旧爱，刘伯温摇摇头，把纠结甩出脑袋，不想去思考这类问题。

现在更需要他思考的，是北伐的战略。

在朱元璋主持召开的一个北伐军事会议上，大家就北伐战略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常遇春最擅长带骑兵，来去如风，最喜欢直捣黄龙，所以一上来就提出要给元王朝一次外科手术式的精确打击，直接带兵冲到北京把元顺帝赶走。

对于这个试图毕其功于一役的方案，朱元璋觉得不太现实。北京再怎么说也是一顶一的大城市，常遇春的快速反应部队如果不会穿墙术的话，想攻城基本不靠谱。万一最后城没攻下，反而被各路勤王军队“包了饺子”，那可就危险了。

刘伯温同意朱元璋的意见。他提出了一个更为稳妥的战略方案，我们可以称之为“灭元四部曲”：

第一步，攻陷北京的屏障：山东。拿下山东之后，吴军在华北有了根据地，避免了孤军深入的危险，也可保证后勤补给稳定。

第二步，进军河南。河南是北京的羽翼，羽翼被剪掉，就不必担心会被各种地方割据势力夹攻。

第三步，攻克北京的门户潼关。潼关一破，一方面北京的西大门户大开，另一方面也阻挡了元朝的西北援军进入北京。

第四步，兵分三路，分别从潼关、河南、山东围攻北京。

“如此一来，则北京唾手可得。然后，主力由北京南下攻取山西，略定陕甘，则北方可传檄而定。”

刘伯温的策略立足于一个“稳”字，在稳的基础上突出一个“快”字，而且避开了当时屯军在西部的元朝第一名将——王保保（是个牛人，马上会提到），连一向以稳重著称的李善长都拍手称好。

按照刘伯温的战略部署，朱元璋的北伐出奇的顺利。1367年十月下旬，北伐大军兵锋刚到淮安，当时割据山东地区的军阀王宣、王信父子就屁颠屁颠地跑来投降。徐达很高兴，大军出师，各方来归，这是个好兆头，更重要的是，接管了王宣、王信父子的势力之后，徐达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穿过山东，等于直接打开了北京的门户。

没过多久，这条令人雀跃的战报也送到了刘伯温手里，刘伯温的神情却一如既往地淡如止水，看不出一丝波澜，只是一遍一遍地细读战报。

朱元璋是个聪明人，虽然自己心里很高兴，但看到刘伯温的神情，还是小心地问了一句：“先生莫非以为此人是诈降？”

刘伯温冷冷一笑，从身上取出几封信递给朱元璋，说道：“这是我根据最近从山东传回来的线报分析出来的情报。王宣父子一直在积极联络山东周围各路势力，大肆储备军械粮秣，怎么看都不像是会不战而降的人。”

朱元璋还是有点不愿意接受现实，虽然王宣就是降而复叛，对徐达的大军来说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这种失落感毕竟让人心里不舒服。

“王宣原先自然是想保土守成的，只是为我兵威所慑，权衡之下才不得已投降，只需慢慢消减他的羽翼，谅他在山东也掀不起大风浪。”朱元璋还是试图辩解几句，不是为王宣辩解，而是为自己的好心情。

刘伯温一看朱元璋说不通，于是再一次打出自己的必杀王牌：封建迷信。

自从龙湾会战之后，刘伯温越来越发现，在很多事情上怪力乱神的说服力远远超过摆事实讲道理。而刘伯温这些年为自己塑造的“天下第一神棍”形象也的确帮了他很大的忙。

于是，刘伯温又一拱手，道：“昨日我夜观天象，东北方金宿凌空，木宿暗淡，金主刀兵，则吾料定，山东方向必有干戈之祸。”

山东要打仗，谁跟谁打？还不就是徐达和王宣吗？

朱元璋到底吃了不懂科学的亏，小时候当和尚，长大了参加白莲教，一辈子都在神秘主义文化的圈圈里打转，是个地地道道的科学盲。现在听刘伯温一说，顿时就懵了。

刘伯温心里扬扬得意，这一招真的是高效快捷。可惜，这一招刘伯温用不了多久，他下半生的宿敌马上就要登场，那时候，曾经的制胜宝会变成夺命刀。

当然，那是几年后的事情，至少此时此刻，朱元璋还是相信刘伯温的“神棍”把戏的。

于是，在刘伯温的建议下，朱元璋先给王宣写了一封信往死里夸了他一番，目的是稳定王宣的情绪，然后密令徐达大军直抵沂州城下，武力接管山东。

王宣一看把戏被识破了，没办法，只好真投降了。但此时王宣的个人信用已经破产，心灵受到伤害的徐达再也不相信王宣，强令他写信给儿子王信，提出了交出山东的全部兵权，遣散直系军队，收押高级军官等苛刻条件。

王信当然不干，枪杆硬腰杆就硬，带着兵投降，还能当个封疆大吏，而光杆司令去投降，就只能给人当三孙子了。

徐达很生气，咔嚓一刀把王宣剁了，然后发兵攻下了沂州城，又是咔嚓一刀，把王信剁了。

这下王信连三孙子都没机会当了。

北伐军攻下沂州的消息传回南京后，刘伯温研究地图，觉得下一步应该把进攻目标锁定为山东益都。刘伯温的这一考虑很深远。益州位于黄河要冲之地，拿下益州，就能扼守要路津，以断敌人援兵。增援一断，敌军必因失去救援希望而自乱阵脚。

这个时候刘伯温当神棍已经当上瘾，在解释自己的战略意图之前还是忍不住装神弄鬼一番——他假装在朱元璋面前占卜一卦，然后告诉朱元璋，占卜结果是“宜大展兵威”，乘胜攻下益都。

装神弄鬼和摆事实讲道理双管齐下，朱元璋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刘伯温的战略，当即命徐达拔取益都，继而轻取潍州（今山东潍坊）、莱州（今山东掖县），到十二月，山东全境已在朱元璋的掌握之中。

山东的攻克，使元廷失去了左臂，而明军（这时候朱元璋已经称帝，建立了大明帝国）则得到一块厚重的跳板，在战略上为北伐造就了更为有利的军事态势。

山东战役过后，地图上代表明军的红箭头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在大元帝国的腹地横冲直撞。

三月，箭头一分为二，气势汹汹地闯进河南，那是徐达兵分两路合围北京。北京瞬间变成了一座孤岛。

五月，又有一枚箭头自山东而起，像一支离弦的箭，直捣北京，那是常遇春的骑兵。

闰七月初一，另一枚厚重的箭头渡过黄河，直逼北京城下，那是徐达的主力部队。

闰七月二十八日深夜，一条细到几乎看不见的黑色箭头从北京逃窜而出，直奔向北方的草原。

那是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带着后妃和儿子，很顺应天命地跑了。

八月二日，在大明帝国的地图上，红色箭头逐渐移向西北，而北京城变成了红色。

1341年，北京光复，元朝灭亡。

随着元顺帝的出逃，曾经显赫一时的大元帝国轰然崩塌，来自草原的苍狼重又回到了草原，曾经的世界征服者恋恋不舍地回望了一眼北京的繁华，便一头扎进塞外的寒风中，至少在两百年内，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回来了。

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帝国在朝夕间轰然崩摧，帝国的统治者至死都没有明白这是为什么，他们只是把亡国的愤怒宣泄在韩山童、刘福通、朱元璋、徐达、刘伯温，甚至脱脱、王保保身上，但这些只是表面而已。

蒙古帝国迅速瓦解的根本原因，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强大的武力让蒙古人迅速占据了亚欧大陆的半壁江山，但是，对于武力的迷信让他们迅速失去了手中的土地、财富和奴隶。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可叹，可鉴。

比起欢欣雀跃的朱元璋、李善长、徐达和常遇春，刘伯温感到一丝浅浅的感怀，不绝如缕。自己年轻时也曾中流击楫，希望能够扶大厦于将倾，可是到最后，他却变成了那个亲手推翻大厦的人。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刘伯温曾为元王朝做事，但他不像陈友定，他不是元王朝的忠犬，他只是履行了一个士大夫背负的职责：治国平天下。

如果，国已治，天下已平，老百姓即将过上安康的生活，刘伯温年轻时候的梦想也终于完成了。

做个了结吧，方国珍

朱元璋打下婺州后，地盘就和方国珍相连了。

当刘伯温在朱元璋军中屡立功勋，职业生涯如日中天的时候，他的“老朋友”方国珍却一直在原地踏步。曾经，方国珍是刘伯温最头疼的宿敌，但是在经历陈友谅、张士诚后，刘伯温的视野逐步开阔，“曾经沧海难为水”，方国珍在他眼里，就显得很小儿科了。

此时的方国珍，以台州为根据地，同时占据了温州和台州，打鱼晒盐，吃穿不愁，早已发家致富奔小康，日子过得要多滋润有多滋润。

跟张士诚一样，方国珍不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他也只想保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没有野心，只想当个乱世中的富家翁。因此，在强大的朱元璋面前，方国珍表现得很乖，又是送金银珠宝，又是送儿子去南京当人质。

对刘伯温，方国珍也是巴结有加，当初刘伯温的母亲过世的时候，方国珍还派人前来吊孝，并且送来大批礼物。

但是，狗改不了吃屎，方国珍的两面派性格是改不了的。就在朱元璋大军征讨陈友谅、张士诚的时候，方国珍就上书承诺要投降，但他都只是说说而已，认真你就输了。朱元璋收到降书后兴高采烈地等着接收方国珍的地盘，却发现被放了鸽子。

朱元璋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一声令下，胡深就带着大军气势汹汹地找方国珍评理去了，没花多少工夫就打下了瑞安，兵锋直逼温州。方国珍立刻了，派出使者，一脸无赖相，一边赔笑一边哈腰，承诺“等你攻下了杭州，我一定来投降（俟杭州下，即纳土来归）”。

朱元璋决定再相信方国珍一次。

1366年，朱元璋攻下杭州，更让他愤怒的事情发生了——方国珍非但没有如约前来投降，还立刻给北方的王保保和南方的陈友定写信，串联一气，互为掎角，共同抵御朱元璋。

朱元璋气疯了。对这种两面派，你不可能以德服人，必须先上去一顿揍，把他揍怕了，他才肯服气。

于是，在相继摆平陈友谅、张士诚之后，朱元璋立刻把方国珍提上了议程。在定下具体讨伐方针之前，朱元璋多次与刘伯温“屏人密语”，私下里商讨具体战略战术。而刘伯温给朱元璋的方针是“攻城为下，攻心为上”。

刘伯温对朱元璋分析道：“方国珍此人，言而无信，在江南群雄当中是出了名的，主公只需要先修书一封，把方国珍一直以来的所作所为公之于众，则方国珍的盟友必定离心离德。然后再发布敕令，只诛首恶，胁从不究，鼓励部下投降，则方国珍必定众叛亲离。”

朱元璋打了这么久的仗，确实也不想在方国珍身上耗费太多兵力，因此对刘伯温的攻心策略大为赞赏。

没过多久，朱元璋给方国珍的一封公开信就在浙东地区流传开了，信中不厌其烦地一一列举了方国珍背信弃义的实例，大骂他是个信义全无的小人……一时间，方国珍沦为笑柄。

同时，朱元璋又亲自下令：“都是方国珍的错，其余人都是受了方国珍的蛊惑，不是真心帮他造反，如果大家能够离开方国珍，我军将既往不咎，如果有能够斩了方国珍的脑袋送给我的，我一定给他加官晋爵！”（罪止方氏，其他士民有诖误者，皆非本情，毋妄致疑，各归本业。有能仗义擒斩魁党来归者，吾爵赏之。）

做完这些铺垫后，朱元璋便命朱亮祖进占台州、温州，汤和大军直取庆元。短短数月之内，方国珍一败涂地，逃入海中，又被廖永忠的水军打败。他走投无路，只得派儿子方关奉表乞降。

方国珍打仗不行，降表写得倒挺有水平，大概内容是这样的：

我听说老天能够覆盖一切，大地能够负载全部，而做王的人肯定是能够包容所有人的，而我也正是因为相信主公拥有天地一般广阔的胸襟，才跑来归降的。

俺老方原本是个庸才，因为没办法才造反的，从来没想过逐鹿天下。当初主公你打下婺州的时候，我就把我的儿子送到你那里当人质，这不就说明我早就看好你吗？等到主公把浙东当大后方打理的时候，我也是忠心耿耿，从来没有惹是生非过。

那么，我为什么要抵抗主公的军队，失败了还要坐船逃走呢？因为孔子曾经说过，老子打儿子的时候，如果老子用的是小棍子，儿子就乖乖挨揍，如果老子用的是大棍子，儿子就赶紧跑，免得自己受伤还连累老子失去了慈爱的名声——我们做臣子的也是一样的心理啊（孝子之于亲，小杖则受，大仗则走，臣子情事适于此类）。其实，我当初是很想把自己捆起来投降的，但恐怕主公一生气把我杀了——我死了倒不足惜，就怕世人不知道我方国珍犯了死罪，还以为是主公你不能容纳下属，那岂不是会对主公你的名声造成很大的影响吗？

这篇乞降表写得貌似卑恭，实际上处处为自己的反复无常辩护，在方国珍笔下，他自己的出尔反尔反倒变成刻意成全朱元璋的名声了。

朱元璋看完这封降表有些哭笑不得，却很佩服其中行文的机智，对身边的人说：“谁说方国珍手下无人才？写这封信的人，可以说是救了方国珍一命啊！”（孰谓方氏无人哉，是可以活其命矣。）

然后，他立刻请刘伯温代写书信，答复方国珍，同意了方国珍的投降请求。

方国珍得信，即率部属来到汤和营地，汤和把他送到南京。朱元璋见了他，生气地训斥道：“你为什么这样反复无常，劳我兴师动众？今日来见我，太晚了！”

方国珍赶紧叩头谢罪。朱元璋稍稍消了气，又问道：“前些天你所上降表，出自何人之手？”

“是国珍幕下谋士詹鼎。”

“噢，是詹鼎？那你让他到南京来吧。”

詹鼎来南京后，朱元璋亲自让丞相汪广洋授予他一个官职。

而对方国珍，朱元璋则给了他一个广西行省左丞的职位，但是不让他去上任，只让他待在南京领工资养老。

方国珍一役，朱元璋可谓完胜，虽然在攻克台州、庆元时遇到一些抵抗，但与迎战陈友谅时常常围城数月、空国而来，以图决一死战的情况明显不同。方国珍手下的主要将帅方国瑛、徐元帅、李佥院均先后率众请降，最后连方国珍本人也奉表乞降。因此，朱、方之间虽有台州、温州、盘屿之战，但并没有像鄱阳湖大战那样规模巨大的主力决战，这正是刘伯温攻心策略的功劳。

而刘伯温也终于了了一桩心事，他前半生的宿敌终于倒下了。在与方国珍明争暗斗这么多年后，他终于成了最后的胜利者。

钉子户大拆迁工程

相继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和方国珍的势力，整个南方地区已经是朱元璋一家独大了，再也没有哪家造反公司能和朱元璋抢市场。但也不能说他垄断了整个南方，至少放眼江南舆图，朱元璋眼里还有好几枚钉子。宋太祖赵匡胤有句名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不把这些钉子拔了。朱元璋睡不安生。

第一枚钉子是韩林儿，这枚钉子容易拔。

1367年二月，就在朱元璋和张士诚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在江苏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发生了一起特大交通事故，一艘载有多名神秘政要的船只沉没于瓜步地区，共计一人死亡。

死者的姓名叫作韩林儿，身份是大宋国皇帝。

没错，就是朱元璋眼中的第一枚钉子，小明王韩林儿。

自从安丰沦陷后，韩林儿就寄居在滁州城，虽然朱元璋不怎么待见他，但几年来日子过得倒也逍遥，至少不愁吃不愁穿的。

1367年初，韩林儿突然接到朱元璋的请柬，让他去南京居住。这实在不是一件好事，可韩林儿总得去吧，谁让是朱元璋养着他呢。

来接韩林儿的人叫廖永忠，就是后来在大海上逮住方国珍的那个廖永忠。韩林儿不太喜欢这个人，感觉这人看自己的眼神怪怪的，就像狼看着羊的眼神。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韩林儿踏上开往南京的船。

船到了瓜步，韩林儿突然听到咕噜咕噜的声音，然后，他发现水平面越来越高——船漏了，正在下沉！

韩林儿不会游泳，惊慌失措中，他突然发现身边的人都很镇定，扎好了裤脚，挨个儿跳下江，踩着水，看着他，却没有丝毫要救援的意思。

韩林儿全明白了，他早就想到会有这一天，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

直到确定韩林儿已经被淹死，廖永忠才游上岸，换了身衣服，骑上岸边早已准备好的快马，往南京方向奔驰而去。

在大明朝的官方历史上，韩林儿之死被解释成了意外事件，但事实上，朱元璋之心，路人皆知，连朱元璋自己都懒得去澄清此类“谣言”。

朱元璋对韩林儿一贯恭敬，即使在实际上没把韩林儿的权威当回事，但是从名分上从来没有少过他，为什么突然下决心要杀了韩林儿呢？形势变化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其中最不可忽略的是刘伯温的推波助澜。

在朱元璋麾下，最看不惯韩林儿的当属刘伯温，这也是刘伯温和朱元璋最大的分歧所在。当年救援安丰的时候，刘伯温就劝说朱元璋让韩林儿死了算了，但是朱元璋不听。

事实上，早在安丰之围前，刘伯温就已经很不爽韩林儿了。

由于朱元璋名义上是隶属于韩宋政权的，所以他曾在中书省内专门为韩林儿设了一个御座，每次都要装模作样地向着空椅子行三叩九拜大礼。其他人看朱元璋都拜了，也只好跟着拜，唯独刘伯温打死都不肯拜，梗着脖子骂道：“一个放羊娃而已，拜他干吗！？”（牧竖尔，奉之何为！？）

刘伯温非但自己不接受，而且在朱元璋耳边不停地吹风，最后，朱元璋终于做出了除掉韩林儿的决定，其间刘伯温可谓功不可没。

另一枚需要拔掉的钉子相对比较硬，就是陈友定。

陈友定，跟陈友谅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此人割据着福建中部地区，是大元王朝最后的忠犬，虽然出身屌丝，又是元王朝四大等级中最低等的“南人”，但其对元帝国的忠诚日月可鉴。

陈友定先是跟陈友谅死磕，陈友谅虽然彪悍，但在这位名字跟自己差不多的仁兄面前完全没有抵抗之力，屡战屡败，硬是被赶出了福建。

然后，陈友定把目标锁定了朱元璋。1364年，陈友定出兵朱元璋辖下的处州，虽然最后没占到什么便宜，但也让朱元璋好一阵忙活。

除此之外，陈友定跟方国珍的关系也很糟糕，因为方国珍老是在海上打劫他。

陈友定就像一条疯狗，谁对元王朝不忠，他就咬谁。悲剧的是，放眼四周，他身边没有别的忠于元王朝的割据势力了。

疯狗咬不死人，但被咬一口着实难受，朱元璋忍不了。1365年，朱元璋派遣镇守处州的胡深出兵打狗。

大家或许还记得胡深，当初他与叶琛、章溢、刘伯温四人共同构成石抹宜孙麾下的王牌谋士团。

胡深率部反击，打得无比顺利，还活捉了陈友定大将张子玉。

这一仗让胡深有点得意忘形，于是写信给朱元璋，让朱元璋派广信、抚州、建昌三路兵马协助他一起拿下整个福建。朱元璋对此非常高兴，他回信给胡深说，张子玉是陈友定的骁将，把他生擒必使陈友定丧胆，乘胜猛攻，没有不克的道理。

但刘伯温没这么乐观，在刘伯温看来，陈友定在福建经营十余年，可说是根深蒂固，万不可轻视。而朱元璋当时的主力都集结在长江一线，福建方面的力量很弱小。

朱元璋没有听从刘伯温的劝阻，命令朱亮祖率军南征，同时令胡深率处州兵马与朱亮祖会合。

刘伯温很为老友胡深担忧，特地修书一封，派人送往处州，嘱咐胡深不可冒进，切记进退有序，小心应敌。

可是大军主帅是朱亮祖，此人勇而寡谋，性情粗暴，胡深身为副帅，根本没法驾驭他。

接管胡深的部队后，朱亮祖立刻挥师南下，一路孤军奋进。

听到这个消息后，刘伯温十分不安。为了让朱元璋出马劝阻朱亮祖南征的脚步，刘伯温只好再次拿出自己那套装神弄鬼的神棍理论。

刘伯温找到朱元璋，说：“主公，属下昨日观天象，见日中有黑子，此主东南当损一大将！”

东南损大将，那不就是朱亮祖和胡深的那一路大军吗？朱元璋对刘伯温的这套神棍理论是深信不疑的，但前线传来的战报又显示战局无比顺利。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朱元璋很摇摆。

就在他摇摆不定之时，福建方面传来新的战报：胡深在建宁城下中了陈友定的埋伏，突围过程中马失前蹄被俘，不屈而亡！

继叶琛死于洪都之后，这是刘伯温失去的第二个前同僚，当初的处州四谋士只剩下了刘伯温和章溢。

刘伯温得信时正在饮茶，心里一惊，手中茶杯落地，摔得粉碎。朱元璋也是大吃一惊，仰天叹道：“全怪我没听刘伯温之言，才有这等凶事！”

这次讨伐行动就此夭折，直到两年之后，随着方国珍的归降，朱元璋再次调集兵力，在汤和、廖永忠的指挥之下才彻底攻克陈友定的治所延平，消灭了陈友定的割据势力。

而陈友定也确实是个硬茬子，深知大势已去，对左右从官说：“公等善自为计，我为元朝死耳！”然后服毒自杀。

但朱元璋偏不让他死，吴军将士（当时张士诚的东吴已经灭亡，而明王朝还没有建立，故朱元璋的军队可称为吴军）发现了半死不活的陈友定，急忙给他灌肠洗胃，好一顿收拾，终于把陈友定救活了，然后押送到南京。

然后杀了……

陈友定此人，虽然不识时务，但毕竟是大元朝末期难得的忠臣，战场上为其主，也是无可厚非的。所以，尽管杀了陈友定，朱元璋还是对他保持了一定的敬重，而后来由明朝史官编写的《元史》中，陈友定也被列入忠臣传。

可谓死得其所。

随着韩林儿和陈友定的相继故去，朱元璋眼里只剩下一枚钉子：盘踞西南地区的大夏国。

大夏国偏居一隅，乏善可陈。其开国皇帝明玉珍原是徐寿辉部将，徐寿辉死后明玉珍不待见陈友谅，自己拉大旗独立，盘踞在四川、贵州天险之地逍遥自在地当起了刘备。

1366年，明玉珍病死，成为元末大军阀中唯一一个善终的角色，他的儿子明昇继位。朱元璋没让小明昇过几年安生日子，1371年，已经攻克北京的明军兵临城下，明昇投降，大夏国灭亡。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小明昇后来跑去高丽，跟李氏王朝的开国皇帝李成桂关系极好。此人生育能力也极好，在高丽生了一大堆孩子，孩子又生孩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到现在，每年都有不少韩国人专程跑到重庆去祭奠自己的祖先：明玉珍。

至此，天下一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