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如果选择不对，努力白费

帝国到了崩溃的前夜

帝国终于失去了刘伯温。但此时此刻，帝国的统治者根本没有兴趣去关心一个小小五品官的去留，他们正在为一件更大的事情焦头烂额——红巾起义。

当刘伯温还在处州“镇压农民起义”的时候，这场令帝国统治者焦头烂额的农民起义早已席卷全国。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刘伯温最崇拜的一个偶像。

刘伯温有好几个偶像，诸葛亮算一个，张良算一个，严子陵也能算一个，但这些都是死人。在活人当中，刘伯温只崇拜一个人：当朝太师——脱脱。

“太师祗园英，聪明实神启。”这是刘伯温对脱脱崇拜之情的真实写照。在刘伯温眼里，脱脱简直就如同神庙里的神一样，英明神武，无所不能。

脱脱倒的确当得起刘伯温的崇敬，作为元朝最后一个名臣，为了挽救日薄西山的元帝国，脱脱确实也已经鞠躬尽瘁了。但也正是他，在无意间点燃了整个中国的火药桶。

故事要从1344年说起。那一年夏天，大雨下了整整二十多天。很快，北京的统治者就收到急报：黄河决堤了！这个时候，刘伯温正要准备北上旅游。

黄河决堤了怎么办？脱脱的主张是修。不要误会，脱脱主张修倒不见得是为了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而是因为黄河一决堤，一方面各地的漕运就断了，影响中央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灾区的流民也将影响整个华北地区的和谐稳定。

当然也有人主张不修，这批人倒也并不全是草菅人命之徒，他们的理由也很伟大光正：把一大批失去了家园的无业游民集中到一起干活，无异于埋下一颗定时炸弹。

两派一直争论了七年，直到1351年，脱脱才拍板，决定修河堤。

事实证明，“不修派”是明智的，因为一修就修出问题来了。

早在黄河决堤之前，一个庞大的秘密社团就已经在帝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了，它的名字叫——白莲教。

白莲教是从佛教分支白莲宗演化而来，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吸收了摩尼教（就是《倚天屠龙记》里的明教）、道教以及其他民间信仰，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秘密结社组织，流行于元、明、清三代。

白莲教尊崇弥勒佛，其教义认为世界上存在着光明与黑暗两种互相斗争的势力，弥勒佛降世后，光明将最终战胜黑暗。而现在，虽然黑暗势力占优势，但弥勒佛最后一定会降生，光明最后一定会战胜黑暗。

白莲教的教义主张打破现状，鼓励人斗争。这一点吸引了大量贫苦百姓，使他们得到启发和鼓舞。再加上教主平日发功治病的种种“神迹”，白莲教拥有众多来自下层社会的信徒。在白莲教内部，实行家长制统治，尊卑有序，等级森严，成为很多农民起义的组织形式。

到14世纪40年代末，白莲教已经拥有了几十万教众，而且拥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和成熟的组织纲领，俨然已经成了江湖上的第一大门派。

当时的白莲教教主是韩山童，他和教友刘福通等人已经经营这个社团很多年了，现在，他们的实力已经足够强，只需要等待一个机会。

现在机会来了。

几十万民夫被集中在黄河边上，吃住工作都在一起，行事起来方便多了。很快，一句原来只在小范围内传播的顺口溜传遍了整个工地：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就像现在的悬念广告一样，几十万人纷纷在猜测，什么是“石人一只眼”？与此同时，许多来历不明的人也在积极地活动着，他们出入各大工地、工棚，组织秘密集会，讲的都是弥勒佛、黑暗与光明之类玄之又玄的东西。也正是这些玄乎的理念，把整个黄河工地上的数十万民夫拧成了一股绳，结成了一块铁板。原来浑浑噩噩的众人终于找到了信仰，找到了精神依托——弥勒佛，而各自为政的白莲教教众终于找到了组织，串联到了一起。

监工的官员不会知道，他们眼前来自华北各地看似松散的民夫，其实已经成了一个严密的军事化组织。

韩山童和刘福通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某个夜晚，趁着工友们已经睡下，韩山童以常人无法察觉的幅度向刘福通点点头，刘福通立刻会意，等到夜深人静，他带着几个人，扛着一堆挖掘工具和一个石人雕塑走了。

第二天上午工地就炸锅了，因为有人挖出了一只独眼石人。这不正是传说中挑动黄河天下反的“石人一只眼”吗！消息传出，大河南北一片沸腾，反抗的火焰一点即燃，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韩山童、刘福通振臂一呼，从者云集，几乎是一瞬间，起义席卷北中国。由于韩山童、刘福通的义军都戴着红色头巾，所以义军被称为红巾军，而这次起义被称为红巾起义。

从1351年挖出石人到1355年，只花了5年时间，红巾军就完成了从被四面围剿到主动出击的转变。1355年2月，红巾军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定都安徽亳州，国号“大宋”（史称韩宋政权），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小明王（韩山童在起义初期就牺牲了），刘福通为丞相。然后，红巾军分三路出击，分别攻打辽东、华北和西北、西南省份，一时间，元军兵败如山倒。到1358年红巾军攻克河南，迁都汴京后，红巾起义达到了鼎盛时期。

但是好景不长，连续抱头鼠窜了8年之后，蒙古人血液里的彪悍基因终于被唤醒，跨上马背的蒙古大军记起了祖先的荣光，他们开始发起反击，急不可耐地要向天下人证明谁才是最伟大的战士。1358年之后，蒙古大将察罕帖木儿和孛罗帖木儿（就是被方国珍捉住的那位）率领两支大军开始从南向北步步紧逼红巾军。第二年，汴京沦陷，刘福通保护韩林儿拼死跑到安丰，但红巾军的余部依然在北方地区和蒙古军队持续不间断地斗争着。

直到1363年，张士诚攻陷安丰，刘福通战死，韩宋政权灭亡，轰轰烈烈的红巾军大起义才算是落下帷幕。

但对于元帝国来说，这不是黎明，而是黑夜的开始。因为当红巾军在北方吸引元军主力的时候，在南方，有三个枭雄正在崛起，他们的名字分别是张士诚、陈友谅和朱元璋。而元帝国真正的终结者，将在这三人中角逐产生。

朱八八升职记

1352年，刘伯温刚刚复出担任浙东元帅府都事，登上了他在大元集团公司职业生涯的最顶峰。与此同时，一个名叫朱重八的年轻人来到了濠州城义军元帅郭子兴的帅府前，踏出了他职业生涯的第一步。

朱重八之所以会走上这条路，要从1344年说起。

1344年，对于刘伯温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他正在北上旅行的途中，他的目标是北京城里一位有权势的朋友——普达世理原理，他希望普达世理原理能够看在同年进士的分上拉他一把。但刘伯温不会知道，京里这位朋友其实帮不了他多大的忙，真正能够改变他命运的，是远在安徽凤阳的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此时此刻，这个孩子正伏在父母的尸体上号啕大哭。

这个孩子就是朱重八，几十年后他还会有一个名字，叫朱元璋。

1343年，淮河流域遭遇了几十年不遇的大旱灾，旱灾过后是蝗灾。整个淮河地区几乎颗粒未收，很快，就有人被饿死。1944年春天，厄运降临到了当时十六岁的朱重八头上。五月到六月短短三个礼拜的时间里，朱重八的父亲饿死了；然后，他的母亲饿死了；然后，他的长兄饿死了。

都是被活活饿死的。

朱重八和他幸存的哥哥伏在父母的尸体上号啕大哭，除了哭，他现在无能为力，甚至连让父母入土为安都做不到。可叹两位老人一生劳苦，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处。最后还是好心人送了朱重八一小块地，让他得以安葬父母。这块地就是后来的凤阳皇陵。

两位老人在这里安详地躺了两百年，两百年后，这两个被饿死的苦命人又会被另一群饿得活不下去的苦命人从皇陵里拖出来。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死者已逝，但生者还要继续活下去。当年十月，朱重八被人送到了洛阳皇觉寺当和尚，至少能有口饭吃。但乱世之下，这些和尚也没有个慈眉善目的，他们把朱重八当作下人一样使唤，朱重八干的是最脏最累的活儿，吃的却是残羹冷炙。

但老天爷连这样的日子都不让朱重八过。同样是那一年，黄河决堤，连皇觉寺也断粮了。朱重八被迫端起饭碗，出去以讨饭为生。因为到处都受了灾，所以朱重八也只能像个盲流一样到处流窜，听说哪里年景好，就去哪里要饭。他从濠州向南到了合肥，然后折向西进入河南，到了固始、信阳，又往北走到汝州、陈州等地，东经鹿邑、亳州，于1348年回到了皇觉寺。

那时，刘伯温正好北上到达河南山东地区，他正在思考国家的前途、百姓的命运。而朱重八在思考自己能不能吃上下一顿饭。

对于朱重八来说，这段经历其实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在乞讨的这三年里，他遍观淮西地区的山川地理形势，认识了无数英雄豪杰，也拓宽了自己的见识。这段艰苦卓绝的生活，铸就了朱重八坚毅果敢的性格，当然，乞讨路上的卑微也让这个十几岁的孩子变得敏感、多疑、残忍。

回到皇觉寺后，朱重八继续着原来的生活，尽管当时起义的洪流已经席卷了全中国，但朱重八的生活依然是扫地、敲钟、吃饭、睡觉，他从来没想过要造反，更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义军的领袖。毕竟对于他来说，有饭吃就已经很不错了。既然已经吃上饭了，何必再冒着杀头的危险去造反？

然而——用演义小说的话说就是——大元朝气数已尽。当时的元军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打不过义军，却喜欢杀老百姓去领功劳。如果你还记得，方国珍就差点被当作海盗头子给杀了。

朱重八也时刻面临着这样的危险。1352年，一封来自儿时玩伴汤和的信彻底把朱重八推到了两难的境地上。在信里，汤和告诉朱重八自己已经参加了郭子兴的义军队伍，现在混得还不错，真诚邀请朱重八入伙。

前面说了，朱重八对造反兴趣不大，可是元军对抓反贼的兴趣很大。就在朱重八收到信的时候，他的一个师兄已经把这件事情密告给了当地元军。

朱重八进退两难，留下吧，必然被当成义军同党杀头；造反吧，估计也九死一生。牙一咬，心一横，既然如此，干脆反了。于是，在二十五岁那年，朱重八投奔汤和，加入了郭子兴的义军队伍，从此踏上了革命造反的道路。

以上是朱重八同志悲惨到极致的上半生。幸好，他的悲惨到二十五岁那年就终结了。

当时天下义军蜂起，元帅遍地走，将军多如狗，郭子兴部只能算是个创业型的小公司。小公司的招聘流程总是相对简单些，所以，前来应聘的朱重八获得了一次由郭子兴亲自面试的机会。

在面试中，朱重八使郭子兴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事实上，从看到朱重八的第一眼起，郭子兴就对这个小伙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伙子长得太丑了。

看过朱重八画像的人基本可以知道他的长相——额头高，下巴翘，眼睛鼻子嘴巴埋进平面以内，就像一轮弯弯的新月。这综合了猪腰子和鞋拔子全部特征的奇异脸形，堪称万众挑一。在军队里，这叫“生有异相”，是一种威猛的长相，在战场上起到的威慑作用远远超过小白脸。

凭借“出色”的外形，朱重八顺利地通过面试，并被分配到了一个有前途的部门——郭子兴的亲兵卫队。

当然，朱重八也不全是“靠脸吃饭”的。他有自己的核心优势，那就是精明能干，有智谋，懂思虑。这在员工普遍低学历的义军队伍里是很少见的。而且，朱重八虽然聪明，却从不抖机灵，打仗勇敢，奋勇当先。立下几次战功之后，朱重八第一次升职，被郭子兴提拔为九夫长，成了一名基层班组长。

升职之后的朱重八再接再厉，打仗时更加卖力，身先士卒，获得的战利品全部上交郭子兴元帅，得了赏赐，又说功劳是大家的，就把赏赐分给大家。不久，朱重八在部队中的好名声传播开来。郭子兴也越来越器重他，把他视作心腹知己，有重要事情总是和朱重八商量。

事业让男人魅力无限。蒸蒸日上的朱重八在收获了事业的同时，也收获了一个姑娘的芳心：元帅郭子兴的义女马氏——也就是后来母仪天下的马皇后。在郭子兴亲自牵线下，朱重八与马氏的革命爱情顺利开花结果，结成了一对革命伉俪。

从此，朱重八的身份就是郭子兴集团公司的驸马爷了，职位也从一名班组长升级为总管。因此，当时军中上下都敬称他为朱公子，这个名字听上去委实是风度翩翩。唯一与公子风度不符的，是朱重八这个土得掉渣的名字。在当时，这个名字和张狗蛋、赵阿牛是一个性质的。于是，正如汉高祖刘三儿功成名就后改名叫刘邦一样，朱重八也拥有了一个威风凛凛的大名：朱元璋。

长相有了，名声有了，地位有了，老婆有了，领导的信任有了，连名字都有了。朱元璋这时候已经俨然成了郭子兴公司风生水起的中层领导干部。

而朱元璋的职业生涯也遇到了瓶颈。这倒不是朱元璋的问题，而是整个红巾军集团公司的问题。

站在中层的位置上，朱元璋看到了许多在普通士兵的位置上看不到的东西，也看清了高层的混乱与堕落。

当时的濠州城，红巾军集团的分公司不止郭子兴一家，几路义军相互不服气，明争暗斗。其中最不爽郭子兴的，是孙德崖，这两人一直矛盾重重。这一年九月，徐州红巾军主将“芝麻李”被元军杀害，其部将彭大和赵均用率兵到了濠州，郭子兴觉得彭大这个人很有智谋，所以与彭大走得很近。孙德崖不太乐意了，趁机跟赵均用挑拨说：“郭子兴眼里只有彭大，根本没把你当回事儿啊。”赵均用是个粗人，一听这话立刻暴跳如雷。他的解决方式也很符合粗人本性：偷偷地把郭子兴抓了起来一顿暴打，然后将其关到了孙德崖家里。

堂堂大帅就这么被绑票，这还得了？！可是虽然全世界人都知道这是孙德崖指使的，但他们没有任何证据。而且就这么翻脸的话，群龙无首的郭部也根本不是孙部的对手，所以，郭子兴两个不成器的儿子急得团团转却一点办法都没有。正好朱元璋从外面带兵回来，一听到这事儿，大惊失色，心知一旦郭子兴有个三长两短，那整个郭部很有可能被孙德崖吞并。

于是，朱元璋立刻找到孙德崖，要求他放人。孙德崖肩膀一耸，手一摊，“不关我事，我根本没见过你家郭子兴。”但脸上的表情分明就写着：“人就是老子抓的，想怎么着？”一看到孙德崖嚣张到连演戏都懒得跟他演，朱元璋猪腰子形状的脸瞬间气成了猪肝色。

但没有孙德崖亲口承认，朱元璋一点办法都没有。当时的郭部失去了首领，已经是一盘散沙，唯一可以依靠的是彭大。朱元璋当机立断，带着郭子兴的两个儿子就找到了彭大，向彭大分析了整个濠州城现在的格局，说服了彭大出兵包围孙府。朱元璋则亲自带着剑盾冲进孙府地牢里，一剑劈开大门背出了奄奄一息的郭子兴。

孙德崖人赃俱获，无话可说，可是，也没有人敢进一步制裁孙德崖。最后几位大帅发挥和稀泥的绝技，这样一件事情居然不了了之。

这是朱元璋入职以来遇到的最大危机，虽然顺利地解决了问题，却让朱元璋感到万分失望。一个小小的濠州城就能斗得乌烟瘴气，这样鼠目寸光的队伍怎么可能求生存求发展？留在濠州城，跟着郭子兴这批人混是不会有前途的。

于是，朱元璋决定要拉队伍自己发展。

1353年六月，朱元璋回到自己的家乡，招募了一支七百多人的队伍，虽然朱元璋以后拥有了上百万的大军，但对他来说都不如这七百人重要。倒不是因为这是他的“第一桶金”，而是因为这七百人当中有一个人，一个让敌人闻风丧胆、立下不世战功的人：徐达。

凭空多出七百人来，郭子兴当然高兴，于是又给朱元璋升了职，升他为镇抚。

就这样，仅仅用了一年时间，朱元璋从普通工人升为班组长，再成为部门经理，到现在终于有了一支自己嫡系的团队。金麟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便化龙。现在朱元璋再也不满足于小小的濠州城，不满足于跟眼前这些没有档次的“大帅”们厮混。他要出去开一家自己的分公司，自己做总经理！

朱元璋的野蛮生长

1353年，朱元璋打定了主意要带着自己的团队离开濠州闯荡一番。朱元璋此时的嫡系部队有七百多人，但这七百多人在濠州这个大染缸里毕竟也待了一段时间，多多少少染上了些暮气。另一方面，带着这么多人出去自立山头，郭子兴也不是很放心。

所以，朱元璋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不要这七百人的部队，只带走二十四人。郭子兴一看名单：徐达、汤和、周祖德……都是些籍籍无名的小辈。他放心了，这么几个人能掀起多大的风浪来？甩甩手就放行了。

他没看到朱元璋嘴角的一丝浅笑。如果郭子兴还能再活二十年，他就会知道朱元璋带走的，是一批怎样的精英。

不过精英归精英，打仗还是得靠人数堆，一骑当千那都是游戏里才有的场景。所以，朱元璋离开濠州城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募兵。说是募兵，其实很有可能是拉壮丁，最后拉起了一支一千人的队伍。

不管队伍是怎么来的，现在朱元璋手里有兵有将，说话分量都不一样了，于是开始四处收购经营不善的小公司。他第一个盯上的是附近张家堡的驴牌寨。驴牌寨听上去威风凛凛，其实就是一群穷哈哈的土匪。一听说朱元璋来收购他们了，他们挺开心，吃饭是免不了的，饭局上觥筹交错，两边都聊得挺开心。

事实证明，这是一顿和谐的饭局、团结的饭局，却不是胜利的饭局。也就一顿饭的时间，驴牌寨寨主把朱元璋的老底摸清楚了——二十四个中层干部外加一千个刚刚拼凑起来的大头兵。

就这德行还想收购我们？驴牌寨寨主不乐意了，饭局一散就变卦了，再也没提收购的事儿。朱元璋也不生气，第二天又把寨主喊到自己的军营里吃饭。寨主收到请帖二话不说，抱着“既然合作不成就要把昨天的饭吃回去”的心态屁颠屁颠就去赴宴了。

他没想到，迎接他的不是美酒而是猎枪。朱元璋根本没打算请他吃饭，一见面就把寨主捆成了粽子，然后以寨主的名义，吞并了驴牌寨的几千军马。

此时，朱元璋的饭不是那么好吃的，驴牌寨寨主是第一个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可惜他不是最后一个。

解决了驴牌寨，朱元璋把目光移到了横涧山。横涧山上屯驻着两万名士兵，首领一个叫廖大亨一个叫张知远。张知远不足为虑，廖大亨不好对付，这个人治兵有方，带兵宽厚，非常得军心。

可惜在朱元璋面前，他依然是路人甲的档次。当夜，朱元璋趁夜色直接进攻横涧山，廖大亨几乎没怎么抵抗就一败涂地，老老实实投降了。

就这样，朱元璋的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一年下来，已经成了淮西地区不可小视的一支武装力量。

朱元璋不再满足于占据几个小山寨流寇一样东一榔头西一锤子地干了，在谋士的建议下，朱元璋决定南下占据滁州作为自己的根据地。

滁州地势险要，欧阳修《醉翁亭记》一开篇便是“环滁皆山也”的议论，可见此地确实易守难攻。不过，滁州城的防守力量并不是非常强大，所以朱元璋没有如临大敌的感觉，只是派花云带着一个骑兵小分队在前头开路。

花云是朱元璋手下的一员虎将，别看人名字秀气，其实长得五大三粗，脸黑得跟煤炭一样，凶神恶煞。花云在前面开着路，突然就遇到了数千敌军，花云根本没想过回去找援兵的事儿，拔剑跃马直冲敌阵。敌军大惊，“这个黑将军非常勇猛，不可当其锋”，一瞬间便被冲得七零八落。朱元璋的大军跟在后面没花什么力气，就把滁州守军给消灭了。

终于有自己的根据地了，朱元璋小小地松了一口气。这段时间，他的队伍继续扩大，相继有冯国用、冯国胜（就是后来的冯胜）、李善长、朱文正、李文忠、沐英等人加盟，朱元璋麾下猛将如云，谋士如雨。

就在朱元璋风生水起的时候，他的母公司老板郭子兴的日子越过越不顺心。

本来郭子兴还能跟孙德崖分庭抗礼，可是经过上次囚禁事件后，赵均用和孙德崖越走越近，两人先合力搞彭大，彭大玩不过他们，气闷不过，居然被活活气死了。接下来就轮到郭子兴了。孙德崖虽然忌惮朱元璋在滁州的几万兵马不敢直接下手，但还是把郭子兴赶出了濠州城，让他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郭子兴想来想去，也就朱元璋那儿比较凉快，于是腆着脸来找朱元璋混饭吃。

这个时候的朱元璋还是非常仗义的，一听说老泰山来了，立刻打开城门迎接他。朱元璋的态度让郭子兴非常感动，觉得这个女婿真没白招。更让他没想到的是，朱元璋居然把这三万军队的兵权也让给了郭子兴。

滁州的粮食本来就不多，现在郭子兴又带了几万张嘴过来，就更加不够吃了。为了不让老泰山饿着，朱元璋发兵打下了和州，然后自己搬到和州去住了。

这时候的濠州，粮食也不够吃了。孙德崖听说朱元璋打下了产粮地和州，便强行要求来和州混饭吃。他手下的人也不客气，拖家带口地跑到和州城，吃起了霸王餐。

郭子兴不高兴了，我的饭怎么能随便给孙德崖吃！？他气哼哼地质问朱元璋。朱元璋一脸委屈：明明是孙德崖来吃霸王餐，我一个小服务员，哪里赶得走？郭子兴不相信，带着军队驻扎在滁州城边上，死死盯住自己的饭碗。

谁吃饭的时候乐意被人盯着看啊。孙德崖心里毛毛的，当天早上便来找朱元璋说：“你岳父来了，这饭我吃不舒坦了，要不我先走人吧。”朱元璋当然乐意啊，倒不是舍不得那几碗饭，实在是小小的和州城装不下这两个火药桶。为了防止撤退途中两军发生摩擦，他建议孙德崖亲自殿后，让部队先走。为了让孙军撤得安心，他亲自送出城去。

这件事情上，朱元璋只做对了一半，他只知道留下孙德崖可以防止孙军找郭军的麻烦，却忘了自己的老岳父郭子兴也不是个省油的灯。郭子兴一听孙德崖要走，顿时暴跳如雷，去饭馆里吃顿霸王餐还要挨顿揍呢，来我和州吃饱喝足了抹抹嘴巴就想走？没门儿！

这边，朱元璋正把孙德崖的部队送出城，眼瞅着就要把瘟神送走，后方突然传来一个惊天霹雳般的消息：孙德崖被郭子兴扣下了！

朱元璋到底是朱元璋，反应不是一般的快，别人都还没反应过来呢，他就当机立断：跑啊！等孙部的军士反应过来的时候，朱元璋已经跑出老远了。孙军反应是慢了点，可是反应过来后一点不含糊，策马急追，什么投枪弓箭通通朝着朱元璋招呼过去，幸亏朱元璋穿着几层重甲，否则就给射成刺猬了。饶是如此，几十里狂奔下来，马累得够呛，朱元璋终于还是给孙军活捉了。

郭子兴一听朱元璋被活捉了，顿时没了主意。滁州城精锐都是朱元璋的嫡系，虽说指挥权送给了自己，可要是真害死了朱元璋，这帮人说不定会活剥了他。思来想去，一咬牙一跺脚，郭子兴同意拿孙德崖去换朱元璋。

可是，两家谁都不愿先放人。这倒不是说两人气量小，说到底还是个诚信问题。郭子兴和孙德崖相互之间尔虞我诈也不是一次两次了，那时候也没个第三方支付软件什么的，交换顿时陷入了僵局。

幸好，徐达提出了一个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具体来说是这样的：郭子兴先把徐达支付给孙德崖部，然后孙德崖部把朱元璋支付给郭子兴。确认收货后，郭子兴把孙德崖交付给孙德崖部，最后，孙德崖把徐达归还给郭子兴。

头晕吧？就这条理清晰的大脑，徐达就算没成为军事家也会成为优秀的企业家。军校的战术指挥专业都只招理科生是有一定道理的。

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支付流程，朱元璋终于安全地回到了滁州城。这件事情他倒没怎么往心里去，但郭子兴就不一样了。一想到到手的孙德崖就这样飞走了，郭子兴越想越气越想越气，但又不知道该往哪里撒气，最后，居然把自己给活活气死了！

一代豪杰，就这样被自己活活憋屈死，真是生得伟大死得光荣。

对于朱元璋来说，这无疑是件好事，经过数年的奋斗，他终于可以甩开郭子兴，放开手自己干了，去干出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来。

不影响历史的擦身而过

1355年，郭子兴病逝，朱元璋终于顺理成章地接管了郭子兴的军队和地盘，以枭雄的身份光荣地加入逐鹿天下的队伍中。此时的朱元璋拥兵十万，声势大振，但是朱元璋没时间庆祝，因为这只是表面光鲜而已。实际上，每次看地图朱元璋都会无比头痛，因为他的处境可以说是四面受敌：东有张士诚，西有徐寿辉，虎视眈眈地看着他，而南面、北面全是元朝的实际控制区域，相互之间都苦大仇深的，朱元璋夹在中间，连缩头乌龟都当不成。唯一让朱元璋欣慰的是，他和北方元军之间还夹着小明王、刘福通的红巾军主力，只要元军不使出隔山打牛的太极神功，至少北方暂时是靠得住的。

为了在这团包子馅儿一样的夹缝中生存下去，朱元璋听从了谋士朱升提出的九字方针：“高筑城，广积粮，缓称王”。高筑城，这个容易，反正身边都是惹不起的主儿，不如龟缩在自家院里修城墙。缓称王这条更容易，唯一比较难办的是广积粮——想广积，你也得有粮啊。

于是，朱元璋把目光投向了长江的对岸。江南向来是产粮之地，所谓“苏湖熟，天下足”，只要占据了江浙地区，至少粮食问题是不用发愁了。当然，促使朱元璋决定首先拿江浙开刀的原因还有一个：这里还是元朝的地盘，而且比起北方精锐的蒙古骑兵，这里的守军好对付很多。

说干就干，当年，朱元璋就率军渡江，攻克了太平（安徽当涂），占据了巢湖平原的产粮区。第二年，朱元璋再接再厉，攻下了南京（当时叫集庆），并把集庆改名为应天（和北京一样，南京在历史上多次改名，本文为了叙述方便一律沿用今称）。有了南京这样一个稳固的军事基地，到1357年，朱元璋已经基本控制了江苏西部和安徽南部的大部分地区。

当然，这几仗对朱元璋来说都不是太轻松，特别是南京城，打下它来可是费了老劲儿的，之所以一笔带过，是因为对于刘伯温来说，这些都不是重点。因为此时此刻，正在青田隐居的刘伯温真正关心的是朱元璋兵锋所指的浙东平原——这片他战斗过生活过的地方。

他知道，朱元璋迟早会来吃下江浙这块肥肉。这倒不是说刘伯温的战略眼光有多独特，因为当时就连隔壁邻居家的阿姨都知道朱元璋的下一个目标了。

果然，1368年，朱元璋派部将胡大海南下，十二月，大军攻克兰溪，直指婺州，婺州背后，就是处州。

这场战斗在朱元璋的史传里几乎不被提起，即便是总指挥官胡大海的传记中都只是寥寥数笔，原因很简单：这仗打得没有任何难度，轻描淡写就略过了。但是对于刘伯温来说，却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而在刘伯温的老朋友石抹宜孙的眼里，这是一件天大的事。

历史就是如此，它在每个人眼中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所能看到的，其实只是少数几个人眼中的历史而已。

石抹宜孙的天都要塌了，一方面，他是处州的守将；而另一方面，他的母亲还在婺州。面对朱元璋的大军，石抹宜孙最好的选择是投降，连南京都被攻下了，一个小小的处州如何守得住？即便不投降，他也应该放弃婺州，集中优势兵力固守处州。经过多年的剿匪战斗，处州城的军事设施和士兵素质都相对较高，比起婺州，这里才是最佳的决战地点。

石抹宜孙当然知道这一点，但他要抵抗到底，并且分兵救援婺州。他明知这样做是在自寻死路，但他对部将说了一句话：“做人的大义不过‘君亲’二字，守土而不抗战，这是对不起君王，母亲有难而不救，是对不起亲情。无亲无君，我还怎么在天地间立足！？”值得一说的是，史书记载，石抹宜孙是哭着说这句话的（泣曰）。他知道自己在以卵击石，他也知道自己是负隅顽抗，终将被历史的巨轮碾得粉碎，但他义无反顾。我们可以说他不识时务，逆历史潮流而动，但他尽到了作为臣子和儿子的本分。

石抹宜孙派胡深带领一万民兵前往婺州，自己率精锐殿后。这个胡深大家可能还记得，是当年剿匪之战石抹宜孙黄金班底的一员，但是后来刘伯温走了，章溢也走了，只有叶琛和胡深硕果仅存。

这场战斗连给石抹宜孙做传的史官都懒得写，只有两个字——“败绩”。一败涂地的石抹宜孙退回处州，但胡大海没有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1359年胡大海的军队出现在了处州境内。

石抹宜孙依然抱定死战到底的决心，派遣叶琛、胡深等人构筑防线，摆出一副人在城在、城破人亡的拼命架势。一开始胡大海还真被唬住了，俗话说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有文化的说法叫困兽犹斗。胡大海打仗比较愣，但石抹宜孙这次不要命了，所以胡大海有点犹豫。

关键时刻，当年黄金班底的成员胡深却做出了一个决定，一个不知道是该评价为可耻还是顺应潮流的决定——他叛变了。胡深找到胡大海，告诉胡大海处州是纸老虎，石抹宜孙早就是强弩之末了。顺道，他还把处州的布防情况耐心细致地传授给了胡大海。胡大海很高兴，立刻与另一路将领耿再成合兵一处攻打处州城。

没怎么费劲儿，处州城破，石抹宜孙只带十余骑便逃了出来，一路狂奔来到福建边境。但你要以为石抹宜孙是贪生怕死逃之夭夭，就太小看他了。到了福建，石抹宜孙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继续整编残兵，打算收复处州。遗憾的是，前线传来的消息一个比一个坏，朱元璋的军队像潮水一样席卷了江浙，元军毫无抵抗之力。更可怕的是，朱元璋的军队所到之处，与民秋毫无犯，老百姓像迎接家人一样迎接他们。有人还向他转述了胡大海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吾武人不知书，惟知三事，不杀人，不掠妇女，不焚毁庐舍。”一听到这句话，石抹宜孙就知道大势已去，自己必然被历史抛弃了。

他绝望地感叹：“处州，吾所守者也。今吾势已穷，无所于往，不如还处州境，死亦为处州鬼耳！”于是，他回到处州，在处州下辖的庆元县被乱兵所杀。

对元帝国来说，这是又一颗将星的陨落；对朱元璋来说，这只是南征路上的小小插曲；对刘伯温来说，他失去了一个好朋友、好战友。

石抹宜孙可能不是刘伯温最好的朋友，却是他最好的战友，但除了眼睁睁地看着处州沦陷石抹宜孙败走，刘伯温无能为力，因为这个时候刘伯温已经不为元王朝打工了。

很可惜，刘伯温就这样和朱元璋擦肩而过。只是因为晚了一年，那个时代最牛的谋士与最强统帅之间没能擦出火花，这实在是一件可惜的事情。有人感慨地说石抹宜孙之所以战败是因为缺少了刘伯温的辅佐，这种说法基本不靠谱。很多时候，一个伟大的统帅、猛将或者谋臣可以逆转战争局势，但这是在实力相差无几的情况下。而当时石抹宜孙的军队实力与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胡大海军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面，只有大罗神仙才救得了石抹宜孙。在绝对的优势面前，所有策略都毫无价值了。

所以即便当时刘伯温全程参与了处州防守战，历史的轨迹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故事大王刘伯温

辞官之后，刘伯温回到青田老家，一度心灰意懒，想要闲云野鹤终此一生。但刘伯温毕竟是儒生，很难真的像道家一样超脱世外。想过去，忆往昔，他此起彼伏，于是乎，他想写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郁离子》。书名比较费解，有必要解释一下，所谓“郁”，就是有文采的样子；所谓“离”，就是八卦中的“离卦”，代表火；所以郁离，就是文明的意思，书名的含义就是如果后世能按我书里说的做，必可抵“文明之治”。

那么，这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答案是，这是一本故事书。确切地说，是一本寓言集，全书共十八篇，一百九十五个小寓言，或长或短，无不反映了刘伯温治国、治军的观点、主张。

借寓言说理，这种模式是庄子首创的，事实上，连“寓言”这个词儿都是庄子发明的，但是把这种文体玩到登峰造极的人，是刘伯温。在这本书中，刘伯温用一个个生动有趣的小故事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不管后人如何评价《郁离子》的思想性，对于这本书的文学成就，没有人会有异议——这是一本好看的书。

在《郁离子》中，刘伯温拐弯抹角地揭露了元朝的民族歧视政策，统治者的昏聩、腐败以及对老百姓搜刮掠夺等弊政。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本书有点像一本杂文集。

比如，《郁离子》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郁离子的马产了一匹幼驹，人们说：“这是千里马呵，一定得送它到皇帝的御马房去。”郁离子大为高兴，遵从人们所说，把这匹千里马送到了首都。皇帝派太仆去察看后才献上，太仆说：“这马倒真是一匹难得的好马，但它不是河北出产的呵！”于是竟把这匹千里马安置在皇宫外的牧地里。

很明显，这是在讽刺元王朝把人按地域分成三六九等。刘伯温在元王朝郁郁不得志，和他“南人”的出身也有着不小的关系。在这个故事中，刘伯温用马做比喻：不是河北出产的马，再能跑也只能哪儿凉快哪歇着去，不是蒙古人色目人，再能干也只能沉沦下僚。这就是刘伯温面对的社会现实。

《郁离子》中有非常多这样的故事，有趣，辛辣，对社会的黑暗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讽刺，堪称开了讽刺小说的先河。但如果只是这样一些发牢骚的讽刺故事，这本书不过就是小愤青自费出版的杂文集而已。事实上，《郁离子》中还有许多更有深度的政论文章，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文人的牢骚。

比如这个狙公的故事：

楚国有个养猴的人，楚国人叫他“猴先生”（狙公）。每天早上，他一定在庭院中分派猕猴工作，教老猴率领小猴子上山去摘取草木的果实，抽十分之一的税来供养自己。有的猴子采回来的果实数量不足，就用鞭子抽他们。猴子们很害怕他，却不敢违背。

直到有一天，有只小猴子问大家：“山上的果树是猴先生种的吗？”大家说：“不是啊！是天生的。”又问：“没有猴先生我们就不能去采吗？”大家说：“不是啊！谁都能去采。”又问：“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仰赖他，还要被他奴役呢？”话还没说完，猴子们全懂了。当晚，猴子们在狙公睡着后，打破兽栏，拿走存粮，一块儿跑进森林，不再回来了。狙公最后被活活饿死。

在这个故事中，刘伯温借助主人公郁离子的口说：“在这个世界上，那种卖弄权术奴役人民而不依正道来规范事物的人，就像猴先生吧！他们之所以能够得逞是因为人民昏昧尚未觉醒，一旦有人开启民智，那他的权术就穷尽了。”

这样的言论，真如当头棒喝。不可否认，刘伯温曾经做过元王朝镇压农民起义的急先锋，但他对农民起义有着复杂的感情：一方面，他同情贫苦的农民；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容忍武装起义，必须除之而后快。但是，经历了这些年的冷静思考，至少当他写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刘伯温对农民起义的态度已经改变了，这为他将来投入朱元璋的起义军麾下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

而《郁离子》中另外一个故事就更有意思了。

一个赵国人忧虑老鼠为害，就到中山国去求猫。中山国的人给了他一只猫，这猫很会捉老鼠和鸡。过了一个多月，老鼠被捉光了，可是他的鸡也都被猫咬死了。他的儿子对此深感忧虑，便对父亲说：“何不把猫赶走呢？”他的父亲说：“这个道理不是你所能知道的呵。我的忧虑在于鼠，而不在于没有鸡。有了老鼠就偷吃我的食物，毁坏我的衣服，打穿我的墙壁，损坏我的器具，我将因此受饥受寒，这不比没有鸡更有害吗？没有鸡，不吃鸡就罢了，离饥寒还远，怎可赶走那猫呢？”

多么富有辩证意识的思维方法啊，一下子就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抓大放小，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个故事，也可以看成是刘伯温政治军事智慧的浓缩。

这些形形色色的故事构成了《郁离子》这本书，每一个有趣的故事背后都蕴含了刘伯温这些年来的思索。刘伯温身后留下了许多以他的名字署名的书，比如算命教材《滴天髓》、实战派兵法《百战奇略》、兵器知识读物《火龙神器阵法》以及鼎鼎大名的预言书《烧饼歌》。但遗憾的是，这些书多是托名刘伯温，相比之下，《郁离子》就没有这么神奇了，只是一本有些趣味性又有些思想性的传统读物而已。但它可以确定是刘伯温亲笔写就，是刘伯温上半生沉浮几十年所获得的智慧沉淀而成的。

也许我一开始就错了

在青田老家隐居的岁月里，除了著书立说、针砭时弊之外，刘伯温基本上没怎么走动。世道乱了，他不可能像1336年那样出去旅行了，因为全天下都在打仗，兵荒马乱的，不是旅游的黄金季节。而且经过这几年剿匪，刘伯温手上也沾了不少人的血，难说没有恨他恨到牙痒痒的人，还是留在自己家里安全些。

在老家，刘伯温手头还有些可调用的兵马。这些都是他在处州剿匪时训练的民兵。刘伯温辞官后，很多人因为害怕方国珍打击报复，都跟着刘伯温到了青田县安顿下来。这些人表面上是良民，其实跟刘伯温的私兵差不多，只听他一个人的。

刘伯温本人对此没什么想法，但有人动起了刘伯温的想法。

这人没留下名字，只知道是刘伯温的一位门客。有一次这位门客牛哄哄地跑来跟刘伯温说：“大人，您这样一直蹲在青田县不觉得憋屈吗？以您的才干，完全可以干一番更大的事业。”说完，做腹藏百万雄兵状。刘伯温一看他撅的这屁股就知道他要拉什么屎，却不说话，只是让他说下去。这人一看更来劲儿了，比比画画地指点着江山：“我们可以这么整：先占据括苍（丽水），然后吞并金华，然后就能不费吹灰之力攻下绍兴，这样一来，方国珍就只有躲到海上去了。然后我们倚靠长江天险割据一方，至少能做个越王勾践吧。”说到得意处，这家伙还摸摸胡子，颇有当年诸葛隆中对的气势。

刘伯温差点被他气乐了。刘伯温当然知道自己手里这点兵有几斤几两，更重要的是，他镇压了半辈子反军，怎么可能自己去造反呢？于是，他义正词严地驳斥道：“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方国珍、张士诚这种人，今天我要是听你的，那我和他们有什么区别！况且你看着吧，江浙的地盘已经有主人了。”没过多久，朱元璋攻克了括苍、金华，刘伯温专门找来这位门客，说：“你看我说得没错吧。”

其实，那个门客估计也没经过深思熟虑的谋划，毕竟那个年代造反跟吃饭一样随意，随便有几杆枪就敢出来当草头王，过几天瘾，然后被另一个草头王干掉。所以他也想怂恿刘伯温去赶赶潮流，也就一个随便说说一个随便听听。

但这段对话里有一个地方很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即便在和元王朝决裂之后，刘伯温对于方国珍和张士诚的态度仍是不太友好的，在他心中这些人依然是叛军，而不是义军。

对于后来的史官，包括现在的许多历史学家来说，这似乎是刘伯温永远洗不掉的污点。人们无法接受刘伯温的革命觉悟如此低下，如此热衷于给大元政府做狗腿子，丧心病狂地用武力镇压革命群众。在人民心目中，身为大明王朝“渡江第一策士，开国第一文臣”的刘伯温就该是个苗红根正、意志坚定的革命志士才对。

明朝的史官很为难，只能小心翼翼地处理这段史料，比如有学者考证，刘伯温很可能是参加了处州攻防战的，只是被作为不良记录偷偷抹掉了。

刘伯温的后人也很为难，只能捏造出一些刘伯温其实早就对朱元璋心驰神往的故事，比如著名的“西湖望气”（我们以后会讲到）。

而后来把朱元璋团伙作为偶像的反清义士们就更加为难了，只能想方设法给刘伯温辩护。比如章太炎就认为，刘伯温之所以镇压反军，是为了保卫家园，而不是维护元朝的社稷（公之起则为乡邑保障，不为元行省干城）。

其实真没必要。我们没有必要太苛责刘伯温，他只是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刘伯温确实对元王朝忠心耿耿，并且写过许多诗表示他的忠心。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不正是中国文人的传统价值观吗？而刘伯温时代的帝王家，不就是元朝廷吗？作为元朝的子民，元朝的进士，他为自己的老板竭忠尽智有什么不对？难道那些贪官污吏，不遗余力搞垮元王朝的蛀虫们才值得表扬吗？

屁股决定脑袋，坐什么位置做什么事情，这无可厚非。如果说刘伯温做错了什么，那就是太投入于自己的角色，而忘了自己竭力辅佐的元王朝其实早已走到了历史的对立面。

有个成语叫南辕北辙。如果走错了方向，跑得越奋力，错得就越离谱。我们只能惋惜刘伯温在最开始做错了选择，却不能责怪他做出选择之后的所作所为。

在青田隐居的刘伯温隐隐约约也感觉到了。他回顾自己这几十年的经历，总感觉自己做错了什么，但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做错，毕竟每一件事情他都尽力做得漂亮，每一个岗位上他都兢兢业业，没渎过职，没犯过错，更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但他经世济民的理想不但没有实现，反而现在一无所有了。

“或许我一开始就错了。”刘伯温自言自语道，“我真正想要的不是做官，而是能够为国家为老百姓做点事情，而大元王朝，根本就不是一个能实现我梦想的舞台。”

于是，刘伯温开始反省自己。

我们不知道他究竟反省了多久，更不知道他经过了怎样的思想斗争，但是没过多久，他就想通了。一方面，从他当时的作品《郁离子》中，我们看到了许多同情农民起义、抨击元王朝的寓言；另一方面他开始考察当时的局势，看看哪一家新公司才是自己未来的归宿。

话是这么说，但让刘伯温现在就主动跳槽到红巾军或者其他义军（比如张士诚）的队伍里，他心理上不一定能接受，所以，刘伯温继续淡定地在家隐居。

当时隐居在浙东的名士中，和刘伯温名声相当的还有几位，比如他的好朋友宋濂。宋濂没有刘伯温那么大的心理负担，所以一心希望出山辅佐明主，“今之入山著书，岂得已哉”？相比之下，刘伯温出山辅佐新主的意愿就没有这么强烈了——不是不想，但也不是特别想。毕竟年纪大了，刘伯温有点心灰意懒。

这就意味着，刘伯温是可以争取到义军的队伍里来的，但是想要请刘伯温出山，恐怕要费一番大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