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谋天下容易，谋己身难

朱八八，你变了

1368年秋，攻克北京的消息传到南京，朱元璋正舒舒服服地坐在刘伯温为他精心打造的龙椅上，享受文武群臣毕恭毕敬的朝拜，心里感慨万千。

该拥有的我都已经拥有，普天之下莫非我土，率土之滨莫非我臣，从一无所有的放牛娃到拥有一切的九五至尊，朱元璋还没有从梦幻般的人生跌宕中回过神来。

但一丝忧虑已经爬上他的心头。一旦拥有就会害怕失去，占有越多，恐惧就越多，当占有一切之后，朱元璋的恐惧已经无以复加。

他望向匍匐在脚下的群臣，这些人曾经都是忠诚的鹰犬，但瞬间也会变成龇牙的虎狼——必须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剪断所有能够威胁到自己的利爪。

只有最睿智的人才能感觉到，那一刻，朱元璋的眼神中已经透出刺骨的寒冷。

刘伯温感觉到了。

从朱元璋即位吴王的时候，刘伯温就感觉到朱元璋的变化，那个曾经和李善长、宋濂彻夜长谈，和徐达、常遇春推杯换盏，那个义气深重、宁可人负我不愿我负人的朱八八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猜忌心重、疑神疑鬼、手段残忍、城府深不见底的朱元璋。

刘伯温首先察觉到的，是朱元璋对李善长的态度变化。李善长主管后勤，一直以来低调务实，工作严谨负责，可自从当上丞相之后，就开始飞扬跋扈起来，公然结党营私，排斥异己。这些都是朱元璋所忌讳的，所以朱元璋私下里对他的态度已经不再那么和善。

但刘伯温知道，就算李善长依旧低调，朱元璋的态度也不会比现在好多少。

因为朱元璋的偶像是刘邦。

了解刘邦的人都知道，刘邦的人生可以分成两部分，当皇帝之前，他礼贤下士，宽厚待人，因此身边聚集了一大批当时一流的人才，最优质的莫过于被称为“蜀中三杰”的韩信、张良、萧何。

可是做了皇帝之后的刘邦，第一件事情就是剪除功臣。先是彭越和英布被诛杀，然后是“蜀中三杰”：韩信身死，萧何入狱，张良出奔。

朱元璋文化程度低，但对刘邦的研究很透彻，并且一直以刘邦自比——说到底，这还是李善长当初教给他的。

既然朱元璋已经当了皇帝，那么一直被比作当世萧何的李善长，自然不可能有善终。

而一直被比作当世张良的刘伯温，结局又能好得到哪儿去？

其实，即便是在蜜月期，刘伯温与朱元璋之间的关系也没法像三国时的刘备和诸葛亮，这和他们二人的性格有很大关系。朱元璋不如刘备宽仁，却跟曹操一样喜欢猜忌，而刘伯温也缺少诸葛亮的委婉，却和荀彧一样刚直。

在创业阶段，这些人民内部矛盾都可以内部处理，但随着朱元璋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他对刘伯温的态度也越来越傲慢。

刘伯温最早感觉到朱元璋对自己态度的变化是在1367年，那时刚刚平定张士诚，朱元璋、刘伯温、陶安一起讨论夺取天下的大计。

刘伯温还是像以前一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主公现在地盘越来越大，壮丁越来越多，差不多该北上收拾元朝了，腐朽的大元根本不是咱们的对手（天下可以席卷矣）。”

陶安还没来得及插话，朱元璋就开口反驳了：“地盘大，人口多，这没什么值得倚仗的。我这些年来之所以连连打胜仗，是因为我用兵谨慎，重视对手的缘故（每临小敌亦若大敌，故制胜），元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你怎么能够如此轻视呢？”

这本来只是正常的讨论，但朱元璋这种抬杠的态度和说话的语气让刘伯温有点不爽，他心说你朱元璋明明是个赌徒，最重要的几场战役全是以小搏大的决死战，除此之外，不管是救援安丰还是围剿陈友定，还真没看出你谨慎在哪儿。

当然，可以这么想，却不能这么说，刘伯温又继续坚持己见，“主公，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现在咱们刚刚灭了张士诚，威震天下，北方那边心慌得很呢，若是趁机长驱直入，谁敢来触咱们的兵锋？这就叫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啊！”（近灭张氏，彼闻而胆落，乘胜长驱，中原孰吾御者，所谓迅雷不及掩耳。）

刘伯温说得很有道理，元王朝还没从朱元璋的实力威慑中缓过神来，而朱元璋军队此时的士气战斗力也正在巅峰状态，这是北伐中原最好的战机。

朱元璋不乐意了，又强词夺理地反驳道：“你懂什么！凡事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你懂不懂（深究事情，方知通变）！现在元朝几大军阀相互之间掎角之势，我们哪里下得了手！？不要动不动就跟我说什么长驱直入，想要毕其功于一役是行不通的，一口吃不成胖子你懂不懂！？如果天下真的如你所说的那么容易打，哪里还轮得到咱们（若谓天下可以径取，他人先得之矣）！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等待战机，等到大元朝自己露出破绽，我们才进攻。”

末了，朱元璋还意犹未尽地补充了一句：“打仗要谨慎，不要太骄傲，骄兵必败你懂不懂！”

没法跟他沟通了。话说到这份上，朱元璋的情绪都开始激动起来，刘伯温自然不好继续执拗下去，会场气氛一度陷入尴尬。

最后，还是刘伯温率先告退。朱元璋挥挥手，也没说什么，就把他打发走了。

而最让刘伯温郁闷的是，没过多久，朱元璋就召集全体谋士将领，讨论如何趁着大破张士诚的兵威北伐中原，一个月后，徐达带着二十万大军出征了——这一切，都是当初刘伯温谋划却被朱元璋否定的策略。

这还看不出门道来，那刘伯温干脆别混了，很明显，朱元璋已经厌倦自己像个小学生一样对刘伯温言听计从，他开始故意抬杠，他要向群臣显示自己的谋略水平不比刘伯温差。

这还不是最危险的，最危险的是，连朱元璋自己都发现，他的谋略水平就是比刘伯温差，他只能按照刘伯温谋划的套路走。

能力比领导强不一定是坏事，只要领导足够包容。可惜，刘伯温知道，朱元璋已经变了，如果说原先他的胸怀有海那么宽阔，那么现在也就只剩下鄱阳湖那么大了。

这一变化正是来源于恐惧，当朱元璋拥有权力之后，他开始对一切威胁到自己权力的人产生本能的恐惧。当恐惧填满心头，留给包容的胸怀自然所剩无几。

随着朱元璋权力的逐渐扩大，他的恐惧与日俱增，1368年，当朱元璋坐拥天下时，他已经不会再容忍刘伯温这样功高盖主的人存在了。

此时此刻，对于刘伯温来说，坏消息是，他在朱元璋眼中的地位，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无所不能的“刘先生”了。

不过好消息也是有的，那就是，他的主要对手李善长在朱元璋眼里也不再是那个亲切、值得依靠的“李先生”了。

或许有人会奇怪，李善长和刘伯温什么时候成为敌人的？这两人一个管军谋一个管后勤，似乎从来都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哪来的矛盾？

这一切，要从明初官场的权力斗争说起。

一匹来自淮西的狼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斗争，有斗争的地方就需要人跟人抱成团。

在大明王朝长期的政治斗争实践中，逐渐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团体，后人称之为淮西集团。

所谓淮西集团，其实就是淮西老乡会。明朝官员都是来自天南海北，为什么唯独淮西集团坐大呢？

因为淮西老乡会的名誉会长是朱元璋。

朱元璋是个重乡土观念的人，尽管手下猛将如云谋士如雨，但真正能够得到他信任的，还是当初和他一起在淮西起家创业的原班人马，比如李善长、常遇春、汤和、周德兴等。

在这些人当中，李善长的功劳最大，建国后官职也最高，于是理所当然地成了淮西老乡会的执行会长。

在朱元璋的偏袒和李善长的积极运作下，朝廷几乎成了淮人的天下，机要部门全部被淮人掌控，相互之间结党营私，一时权倾朝野，以至于当时普通官员甚至以说淮西方言为荣，说一口流利的淮西话比现在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还管用。

而刘伯温是被排除在淮西集团之外的，因为他既不是淮人，也不是最早跟着朱元璋起兵的人，因此，在这场政治竞跑中，刘伯温先天就输在起跑线上。

但刘伯温也不是省油的灯，他背后也有一个老乡会——由朱元璋渡江后所招浙东儒生构成的浙东集团，主要成员就是刘伯温和章溢。

不过，浙东儒生本来就不是特别受朱元璋信任，再加上刘伯温一直以幕僚身份参与朱元璋集团的核心决策，地位高，身份却不高，导致浙东集团的凝聚力也不如淮西集团，相对而言更像个松散的共同体。

如果把淮西集团比作北约，浙东集团也就相当于非盟。

这种情况直到刘伯温担任御史中丞，掌控御史台后才开始改观。

前面说过，御史是一群不受制约的骂将，理论上他们可以找任何人的茬，骂任何人，战斗力极为强悍。刘伯温掌控了言官集团，等于掌控了国之利器，瞬间就从手无寸铁的谋士变身为手握大杀器的恐怖分子。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终于拥有了和淮西集团抗衡的资本，刘伯温怎么会错过？于是，在他的苦心经营下，浙东集团与言官集团资源整合，一个强大到足以和淮西集团分庭抗礼的政治集团诞生了。

而朱元璋这个时候也已经有点不太喜欢李善长，自己虽然是淮西老乡会的名誉会长，但现在全中国都是他的，他自然不能坐视淮西集团一家独大，特别是淮西集团垄断了相权，一旦李善长做大，对皇权难免产生威胁。

这里涉及一个更深层次的矛盾：相权和皇权的矛盾。

理论上，皇帝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但是皇帝本人的精力实在有限，再加上皇帝的质量本身也是良莠不齐，国家大事一个人根本管不过来，就需要有人来帮他打理。这个人就是丞相——你可以理解成国家的管家。

很早以前，皇帝和丞相相处是很融洽的，因为那时候国家的事情本来就少，很容易分权。但随着国家越来越大，机构越来越庞杂，皇帝发现他管不过来的事情越来越多，而这些他管不过来的事情，都成了丞相的权责，丞相所担负的责任越大，相权也就越来越大。

权力总量是守恒的，相权坐大，就意味着皇权旁落，历史上许多皇帝都意识到这个问题，努力削减相权，但是鲜有成效——原因很简单，一个几十口人的大家族都得请个管家，有着几千万人口的国家怎么可能不设丞相？这是客观规律，没有办法的。

但朱元璋就是要人定胜天，打定主意要跟延续三千年的相权死磕。

为了这个目的，他当然不能眼看着丞相李善长的势力日益庞大，而刘伯温和浙东集团正是制约淮西集团的一粒棋子。因此，两大集团明争暗斗，朱元璋很乐意搬把椅子看热闹。

李善长也逐渐感觉到来自浙东集团的威胁。行军打仗，他不如刘伯温，后勤保障，刘伯温不如他，但要说起搞政治，两个老狐狸正好棋逢对手，酒逢知己。

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刘伯温占了先手，1368年五月，刘伯温率先下手了。

两大集团的首轮PK

被刘伯温拉出来开刀的倒霉蛋叫李彬。

1368年五月，朱元璋去汴梁出差，临走之前嘱咐刘伯温一定要履行好检查职责，凡是有贪官污吏全都抓出来，就算是宫里的人也不要手软（督察奸恶以肃辇毂，虽内府之事亦宜纠举）。

受到朱元璋如此高的信任，刘伯温自然要做出一点成绩来，偏偏就在这个节点上，李善长的亲信——丞相秘书（中书省都事）李彬东窗事发，被查出严重的经济问题。

明朝初年虽然政治相对清明，但是用经济问题去查当时的官员还是一查一个准，这本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李彬倒霉就倒霉在偏偏是刘伯温要大干一场的时候被捅了出来。

更重要的是，他还是淮西集团的内围成员。

那还有什么好客气的，刘伯温大笔一挥，立刻向皇太子朱标弹劾李彬。朱标派人调查结果情况属实。几天后李彬被捕，经过一番没有悬念的审问，最后判决：李彬论罪当斩。

李善长很生气，打狗还要看主人，刘伯温擅作主张要杀李彬，分明就是在跟自己过不去，用一句电影台词说就是：刘伯温打的不是李彬的屁股，而是李善长的脸。

李善长知道刘伯温的用意，因此他更要保住李彬，于是，他亲自找到刘伯温，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讲道理谈条件——可刘伯温就是软硬不吃。

一方面，刘伯温需要一个敲打淮西集团的机会，另一方面，他也的确痛恨贪官污吏，所以这件事情没得商量。

李善长没办法，只能退而求其次，想把这个李彬的死刑拖到朱元璋回南京再执行。明朝执行死刑非常谨慎，必须由皇帝亲自批准后才能上刑场，李善长的想法是希望用这段时间再活动活动、打点打点。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拖”字诀是每一个政坛老油条的必修科目。

刘伯温当然明白李善长的想法，本着做事做绝的原则，连夜派人送信给身在汴梁的朱元璋，把李彬的种种劣迹生动形象地讲述了一遍。

朱元璋比刘伯温更恨贪官污吏，一看刘伯温的信气得哇哇叫，当即做出最高指示：“斩！”

事情到了这份上，李彬的脑袋已经离落地不远了。李善长决定打出最后的底牌——他相信，这张牌一出，刘伯温必然无法招架。

原来，当时南京地区大旱，李善长正在准备祈雨工作，于是，他找到刘伯温说：“这个时候杀人，不祥！”

事实证明，玩这种把戏，李善长还太嫩——拿封建迷信说事，这可是刘伯温的专利。在刘伯温看来，李善长放弃自己擅长的政治斗争，却要在封建迷信领域跟自己较量，这实在是班门弄斧。

刘伯温想都没多想就回话说：“武王消灭纣王之后，年景立刻好起来，卫国讨伐邢国之后，旱情立刻就缓解了——只要杀了李彬，老天必定下雨！”

李善长顿时没话说了，在刘伯温这个老牌神棍面前，他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反驳。

最后，李善长终于没能保住李彬，第一回合，刘伯温胜。

但刘伯温没有注意到，李彬脑袋落地的一瞬间，浮现在李善长嘴角那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李彬死了，刘伯温曾预言杀了李彬天就会下雨，许多人都相信刘伯温的预言，刘伯温无数次成功预报天气，人们相信，这一次他也不会错。

可问题是，即使气象卫星预报出来的天气都有不准的时候，更不用说刘伯温的纯人力预报了。更何况，刘伯温的那番话其实是被李善长逼出来的，他根本没有经过精确的推算。

因此，直到朱元璋回南京，传说中的雨也没有来。

这个时候，李善长出击了，狞笑着使出他真正的杀招。

他先是指示爪牙上书诋毁刘伯温，指责在这件事情上刘伯温借助天意为己谋私，等火候差不多了，李善长亲自上奏折，弹劾刘伯温借助怪力乱神的那一套理论“执法专恣”。

李善长这一手太狠了。朱元璋并不在乎李彬的死活，但他在意的是有人专权。他扶植浙东集团的目的就是要制衡淮西集团，绝不希望刘伯温成为第二个权臣。

刘伯温瞬间陷入被动，这个时候，除了见招拆招，他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于是，刘伯温立刻上书为自己辩解，申明自己并不是假借天命专权妄为。

那么怎么解释杀了李彬天却没下雨呢？刘伯温说，这是因为做的好事还不够，光杀李彬还不足以感动上天，想要感动上天，朱元璋还必须再做三件事。

哪三件？

第一，撤销寡妇营。

第二，好生安葬在服徭役的时候死去的工人。

第三，恢复原张士诚部投降军官自由民身份。

这三件事情需要解释一下。

所谓寡妇营，是朱元璋本人出的主意，他要求把所有阵亡将士的遗孀全部集中在一个地方居住，终生不得接触其他男人。朱元璋最初定下这条法令的用意是稳定军心，让将士们没有后顾之忧地上前线卖命。但是，从人本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条法律对于阵亡军人遗孀本人来说，是极不人道的。

第二件事情好理解。第三件事情说的是打败张士诚后，朱元璋实在太痛恨张士诚了，把他本人挫骨扬灰不够，还下令将从张士诚那里投降过来的军官全部充军，发配为奴。如今明军还在和元军残部打仗，朱元璋这种做法无疑会丧失民心。

可见，刘伯温提出的每一个要求都是针对朱元璋本人做出的错误决定，刘伯温早就想进谏朱元璋废除这些苛政暴政，但一直没找到机会说，正好趁此机会，打着求雨的名义跟朱元璋提个意见。

在这个与李善长斗法的节骨眼上，刘伯温心里居然还想着寡妇营的悲苦、役工的尸体和被发配为奴的东吴降将，这不是刘伯温政治上的幼稚，而是他人格上的高尚。

听到这三件事，连李善长都懵了。刘伯温这不是自己找死吗？且不说最后是不是真的会下雨，光提出这样的要求，就足以让朱元璋火冒三丈了。

朱元璋的确很生气，他感觉刘伯温是在抽自己的耳光，但是在天气预报这种事情上，他还是相信刘伯温的。

于是，他点头同意了。

这下李善长可以确定，刘伯温死定了。

刘伯温也知道自己死定了。他已经习惯用天气预报、星象预测那一套做幌子来发表自己的军事政治观点，但这一次真的玩大发了，他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安全收场。

但有一点刘伯温可以肯定，即使最后这一招玩砸了，至少他已经为国家为百姓做了三件实事。

这就值了。

很快，朱元璋签发诏令完成了刘伯温的三个要求。这段时间，刘伯温除了请求老天破例下场雨就没干什么别的，但老天依然晴空万里。

一个月过去了，刘伯温预言中的雨还是没有出现。那些对刘伯温寄予厚望的人纷纷摇头叹息，感慨刘伯温老矣，当初的神机妙算似乎过时，连老天爷都不买账了。至于李善长则暗自得意，这一回合的较量，胜利属于淮西集团，光荣属于他李善长。

而朱元璋则陷入无尽的愤怒中，他意识到自己被刘伯温骗了，擅长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朱元璋甚至进一步意识到，刘伯温已经用他那套神棍理论骗了自己很久。

你可以侮辱我的人格，但不能侮辱我的智商。

朱元璋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蜜月期，结束了

朱元璋的愤怒像当年龙湾的那场暴雨，来得迅猛，连傻子都能看出来，朱元璋已经很不爽刘伯温了。

朝臣之间再怎么斗，最后决定胜负的裁判还得是皇帝陛下，刘伯温之所以能跟淮西集团斗法，说到底也是倚仗朱元璋撑腰，无论如何，朱元璋这根粗大腿不能丢。

这时候，正好家中传来消息，刘伯温的二夫人病逝。刘伯温决定趁此机会跑路，离开暴风雨的中心，既能化解朱元璋的愤怒，也能掩护浙东集团的主力。

于是，刘伯温向朱元璋递交了辞职申请。正在愤怒中的朱元璋非常流于表面地挽留了一番，就让刘伯温滚蛋了。

当然，刘伯温也不是善茬，他的主要目的是避祸，而不是归隐，所以卷铺盖之前，刘伯温在御史台布置了一颗小小的棋子：杨宪。

杨宪这个人之前露过几次脸，参与修订法律有他，举报张昶也有他，但总体而言，这还只是一颗不起眼的棋子，可正是这颗棋子，为浙东集团的反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枚棋子还需要时间成长，在此之前，刘伯温只能韬光养晦。

1368年八月，刘伯温再次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

在回乡的路上，刘伯温的心情低落到了极致。

在官场上，想做点事情真的太难。刘伯温并不热衷于玩弄权术，从年轻的时候开始，他就深深厌恶官场上的尔虞我诈。但是，为了能够施展自己的抱负，甚至仅仅是为了生存下去，他又不得不一次次被卷入政治的漩涡中。

在战场上游刃有余的刘伯温，再一次感觉到无能为力，就像回到几十年前的浙东和江西官场。二十八年前，他就是这样心灰意懒地离开官场，在家宅了整整八年。

昨日重现。唯一不同的是，今日刘伯温的处境比二十八年前凶险无数倍，因为他同时得罪了朱元璋和李善长。作为帝国的一把手和二把手，这两个人跺跺脚，亚欧板块都能抖三抖。

所以，在家的这段时间，刘伯温秉承低调低调再低调的原则，不敢言功，但求避祸，每天早上睡到自然醒，午觉睡到半下午，要么就是在家里喝闷酒，要么就是一个人出门短途旅行，要么就是坐在门口长吁短叹。

刘伯温辞职后创作的《老病叹》很能表现出他此时的心境：

我身衰朽百病加，年未六十眼已花。

……

有眼不视非我目，有齿不啮非我牙。

三黄苦心徒自瘵，五毒浣胃空矛戈。

……

不如闭户谢客去，有酒且饮辞喧哗。

十几年的戎马倥偬让六十多岁的刘伯温落下一身的病，而此刻官场失意，老年丧妻，再加上天威难测、每天提心吊胆的隐居生活，慢慢消磨了他的意志，也消磨了他的身体。

老子说过：“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狂风暴雨总有过去的时候。

很快，朱元璋十八级台风般的愤怒慢慢消了，冷静下来想想，刘伯温虽然骗过自己，但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公利而非私权，两人毕竟同患难这么多年，况且国家也确实离不开他。

最重要的是，杨宪这枚棋子开始发挥作用了。

在杨宪的组织发动下，御史台的文官们对淮西集团发起了有组织、有预谋的口水攻击，不断搜罗李善长等人的把柄，从贪污腐败到欺男霸女，从无才无能到好吃懒做，凡是你能想到的罪名杨宪都用上了，凡是你想不到的，他也用上了。

朱元璋不蠢，他当然不会让杨宪当枪使，理都懒得理他，但杨宪锲而不舍，使出死缠烂打的功夫，时间一久，朱元璋经不住“杨唐僧”天天磨叨，对李善长的印象逐渐变得更坏了。

所以，刘伯温在家里待了不到三个月，三个月后，朱元璋下诏书，召刘伯温回南京，官复原职。

刘伯温早就过了喜怒形于色的年龄，收到诏书后并不是太激动，只是仔仔细细地把诏书读了好几遍。

诏书写得很程式化，首先肯定了刘伯温在南征北战中的功劳，然后赞扬刘伯温在帝国草创阶段所做的贡献，最后展望了一下群臣齐心、其利断金的美好前景。

朱元璋的语气非常正式，也很恭敬，但在恭敬的背后，刘伯温看到了两人的生疏，特别是诏书中朱元璋再三强调，这封信不是找枪手代笔的，而是他自己写的（言非儒造，实己诚之意），更是给人一种刻意的感觉。

而且诏书中还有一句话，“我听说，很多当年跟我打天下的人，因为有了异心，所以离我而去了（朕闻同患难而异心者，为辅）”，这话与其说是褒奖，不如说是一种警告：你不来，就是有异心。

读懂朱元璋的诏书之后，刘伯温轻轻叹了一口气。因为他知道，朱元璋和他的蜜月期，已经结束了。

前面的路，越来越难走了。

凤阳不可都，王保保未可轻

1368年十一月，跑路三个月的刘伯温再一次回到帝国权力的中心。但此时此刻，他一点都高兴不起来，相反，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担忧。

在回南京的路上，刘伯温就听说朱元璋正在大肆征集能工巧匠，打算第二年开年就建设中京凤阳。

他不禁又叹了一口气。

凤阳是朱元璋的老家，虽然这座城市没有给朱元璋带来过任何快乐的回忆，但家乡毕竟是家乡，承载了朱元璋太多的思念。

而朱元璋表达乡情的方式也很奇特：他打算把凤阳建设为第二首都。中国古代一个国家往往有好几个首都，比如汉朝就有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到唐朝又加了个北都太原。明朝开国后也有两个首都，一个是应天，也就是南京，一个是汴梁，称为北京，而朱元璋则打算把凤阳规划成中京。

这个方案从一提出来就遭到刘伯温的激烈反对。

并不是每座城市都有资格被建设为首都的，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真正受到大家一致好评的首都城市也不会超过10个。

一座城市想要成为首都，首要条件是地势险要。

首都是国家的心脏，神圣不可侵犯，除了有足够高的城墙、足够多的军队把守，最重要的是要有名山大川把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首都莫过于长安，这座被秦岭、崤山等大山包围的城市，真如铁桶金城一样，只要内部不出乱子，基本很难被攻克。北临燕山的北平、倚靠长江天险的南京在这方面也都做得不错。

另一个重要条件是交通发达。京城里养着一大群只吃饭不干活的达官显贵，还有全中国最能打仗——也就是说最能吃饭的禁卫军，同时还要储藏大量战略储备物资，要吞吐来自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的客人，没有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络是绝对搞不定的。

很明显，在这两个方面，凤阳都没有任何先天优势。交通网络还可以花大价钱修筑，可是天险方面的不足根本无法弥补——凤阳北边的邱湖，芦苇丛生，埋伏百万大军都不成问题。而凤阳边上的大山马鞍山非但不能提供天险，还是一处绝佳的攻城制高点，若是在马鞍山头架一门襄阳炮，整个凤阳城你想砸哪儿砸哪儿，想砸谁砸谁。

所以，刘伯温坚决反对定都凤阳，在他三个月前离开南京的时候，还以离别赠言的形式送给朱元璋一句话——“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也”。这一次，刘伯温倒没拿风水星象鬼神这一套来糊弄朱元璋，反正这套把戏也已经过时了。

但很明显，朱元璋根本没有把刘伯温的劝谏当回事。此时的朱元璋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对他言听计从的朱重八了。

最后，朱元璋终于意识到凤阳不适合建都，不过那已经是1375年的事情，建设了6年之久的中京凤阳就这样变成一堆烂尾工程。

除了凤阳不可都之外，离开南京之前刘伯温还送给朱元璋另一句离别赠言：

王保保未可轻。

王保保，又名扩廓帖木儿，他的父亲是汉人，姓王，他的母亲是元末名将察罕帖木儿的姐姐。

是不是觉得这个名字很耳熟？对，察罕帖木儿就是《倚天屠龙记》女主角赵敏的父亲，所以王保保是赵敏的表哥。

所以说，如果张无忌最后娶了赵敏，那么王保保就是朱元璋的老上司的大舅子。

在《倚天屠龙记》里，王保保连个便当都没领到，但是在元末的风云际会中，他却是天字第一号牛人。

有多牛？据《明史》记载，有一天朱元璋大宴众将领时突然问道：“大家觉得谁是天下第一奇男子？”众人想都不想就回答：“那还用说，肯定是常遇春啊，这小子带着不到万把人，就敢在敌人的腹地横行霸道，简直无敌了。”朱元璋却笑着说：“常遇春虽然是个豪杰，但是我能收服他，而王保保我却无法彻底收降他，这个人，堪称天下第一奇男子啊。”

连敌人都对他佩服万分，做人做到这份上也值了。当时民间凡是有人自吹自擂，边上的人就会上去讥讽一句“尝西边拿得王保保来耶”，意思就是：“哥们儿，挺牛呗，有本事去西边把王保保给我抓来呀。”被嘲讽的人立刻哑口无言。

作为大元王朝最后的名将，王保保一直是朱元璋最忌惮的心结，所以当初制订北伐计划的时候都刻意避开王保保所统辖的区域。

拿下北京之后，朱元璋不得不和王保保硬碰硬了。

由于元顺帝的瞎指挥，王保保的发挥一直不太稳定，1368年三月和闰七月，徐达两次与王保保会战，都是大获全胜。战败的王保保集结主力割据太原，一边舔舐伤口，一边虎视中原。

这下，朱元璋信心爆棚了，当初自我标榜的谨慎不见了踪影，积极主张直取太原，防止王保保逃窜到北方沙漠中。

这个时候，刘伯温正要离职，走之前，他甩给朱元璋一句话：“王保保未可轻。”要谨慎行事，绝不能轻视王保保。

跟对待“凤阳不可都”一样，朱元璋把这句话抛在了脑后，1372年，徐达大军以蓝玉为先锋，大军进入山西境内，与王保保决战。

名将之所以被称为名将，就在于能够审时度势，做出在当前局势下最有利于自己的战略决策。在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后，王保保果断决定：放弃山西根据地，在内蒙古北部设下伏击圈，用伏击战消灭明军。

为了让鱼大胆上钩，王保保在雁门关和土剌河设计了两次规模浩大的佯败。

蓝玉果然上钩了，带领先锋部队一路狂追，一直追到伏击圈边。

蓝玉鼻子灵光，嗅出了一丝阴谋的味道，于是决定等徐达的大军到齐之后再进攻。

不怕你来，怕你不来！

王保保早就在等待徐达的大军，他像一个狡猾的猎人一样，注视着即将步入自己陷阱的猎物。

五月，徐达的大军终于到齐。与蓝玉的谨慎相反，徐达被一直以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毫不犹豫地向王保保发起了总攻。

终于来了。我从太原一路狂奔到大漠深处，等的就是这一天。王保保狞笑着挥动令旗。

早已等得不耐烦的蒙古骑兵从山区杀出，带着这些年来的屈辱，怒吼着冲向明军。前方是让他们无家可归、四处流离的中原大军，后方就是蒙古帝国的龙兴之地，他们再也没有退路，只有决一死战。成吉思汗的血液在他们体内沸腾，在这一刻，伟大的蒙古铁骑又重新伟大起来，像一把利刃刺入明军的咽喉。

战场瞬间变成了屠宰场，傲慢的明军从千里追踪的猎人变成等待宰割的猎物。

明军被突如其来的反扑惊呆了，自从北伐之后，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生猛的蒙古大军，没有见过这么狡猾的将领。当蒙古人的弯刀扫过自己的颈部大动脉，很多人都还圆睁着惊恐的双眼——但他们再也没有机会闭上。

直到1375年王保保死去的那一天，许多人都还保留着对他的恐惧。

这是朱元璋一生以来最大的败仗，一直到1397年，一想起这场战役朱元璋的心还隐隐作痛，后悔没有听取刘伯温之言。在写给自己儿子的一封信里，他这样说道：“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输得这么惨过，这都是用兵太轻敌冒进的原因啊。”

现在才知道后悔，早干吗去了？

“凤阳不可都，王保保未可轻。”刘伯温临走之前送给朱元璋的临别赠言没有一句引起朱元璋的重视。

1368年秋天，朱元璋已经不再重视刘伯温的计谋，正如他不再重视刘伯温本人。这个时候回到南京，等待刘伯温的，是更加莫测的前途。

最后的宿敌，登场

刘伯温回到南京之前，李善长已经被杨宪骂得灰头土脸了，更重要的是，在朱元璋心里的天平上，他已经慢慢输给了刘伯温。等到刘伯温归来重新掌控御史台，淮西集团已经全面处于劣势。

李善长这才发现刘伯温的高明所在。

像他和刘伯温这样身份的人，就算掐架也要顾及自己的形象和影响，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只有杨宪这样无所顾忌的小辈，才会死缠烂打，王八拳撩阴脚齐上阵，揪头发吐口水咬耳朵无所不用其极。

刘伯温这种关门放狗，让杨宪打前锋自己坐镇后方运筹帷幄的手段，高，实在是高！

在第二轮交锋中被全面压倒的李善长，决定也推出一个代理人跟杨宪死磕。

他选中了胡惟庸。

这是噩梦的开始，在刘伯温人生的最后几年里，“胡惟庸”这个名字像个挥之不去的梦魇，把他一步步逼入绝境。

胡惟庸，安徽定远人，也是朱元璋的淮西老乡。从资历来看，1353年朱元璋还在和州创业的时候胡惟庸就追随朱元璋，陪着朱元璋住地下室，泡方便面了。

然而，作为一个元老，胡惟庸在革命年代混得相当失败，非常对得起他名字里那个“庸”字。

那段时间，他先是在朱元璋的元帅府当奏差，然后改行成为宣使，接着又被分配到宁国当主簿，又相继当了一段时间知县和通判，最后终于熬到佥事，至此事业总算稍微有了点起色。

等到朱元璋自封吴王时，胡惟庸终于熬出头，熬成太常寺卿。

说到底，这依然是个清水衙门里的芝麻绿豆官，但对于胡惟庸来说，似乎已经是职业生涯的顶峰了。

总之，当朱元璋正和陈友谅、张士诚生死搏杀的时候，胡惟庸仿佛身处这部历史大片的镜头之外，存在感连给龙套演员分盒饭的小弟都不如。

如果不是机缘巧合地卷入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的斗争旋涡，胡惟庸也就会这样平平淡淡熬到退休——这对于胡惟庸来说，未必是件坏事。

可惜历史不容假设，李善长看中了胡惟庸。

在李善长的保举下，胡惟庸像坐上直升机一样一路飙升，从一个清水衙门瞬间飞升到了帝国权力核心：中书省参知政事。

还没来得及坐热屁股，1370年，李善长从台前退到幕后，而胡惟庸突然之间就成为中书右丞，一个月后又被任命为中书左丞——明朝以左为尊，左丞的地位比右丞高。

出将入相，几乎就在一夜之间。

如此令人瞠目结舌的升迁速度，自然离不开李善长的高效运作，而胡惟庸升官的速度同时也决定了他在中书省内根基浅薄，独木难支——李善长依然是淮西集团的影子首领。

李善长用这种方式来确保自己能够牢牢地把胡惟庸这颗棋子攥在手里，对抗浙东集团是胡惟庸这颗棋子唯一的使命。

可惜，事态的发展逐渐超出李善长的掌控范围。胡惟庸不是个庸人，相反，他的野心远远超过李善长的想象。

一个平庸了半辈子的人，不一定就是一个自甘平庸的人。

很快，胡惟庸就失控了，他用一种绝妙的方式摆脱了李善长的控制：小心翼翼地迎合朱元璋，讨好朱元璋，最后取代李善长成为朱元璋眼中的淮人NO.1。

胡惟庸甩开二老板直接扑向大老板的怀抱，有了朱元璋的认可，还要李善长干吗？前浪李善长偷鸡不成蚀把米，被后浪胡惟庸拍死在沙滩上，黯然退出了权力的舞台。

胡惟庸终于独自伫立在权力舞台的巅峰。

然后，被权力迷醉的胡惟庸终于也犯了一个他的无数前辈犯过无数次的错误：他开始飞扬跋扈，目中无人。

跋扈到什么地步？

他可以不经皇帝批准私自执行死刑。

朝廷内外各官署呈上来的密封奏章，他比朱元璋先看到，而凡是他不想让朱元璋看到的内容，朱元璋就真的看不到。

各地急着升官的人以及失去官职的功臣武将，都争着托他的关系，送给他的金帛、名马、珍玩，多得数不过来。

权力欲望膨胀的胡惟庸甚至连开国元勋、大将军徐达都不放在眼里，徐达憎恨他的奸邪，他居然引诱徐达的守门人福寿企图谋杀徐达。

到1377年（这时候刘伯温已经死了两年），胡惟庸的癫狂达到顶峰。

上天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朱元璋对胡惟庸的态度变了。他不再宠信胡惟庸，开始一步步地削弱中书省的权力。这个时候，胡惟庸根本没有感觉到危险即将降临。

直到1380年，屠刀落下，山巅崩塌，胡惟庸被朱元璋以谋反的罪名诛杀。

同时被牵连诛杀的，还有三万余人，李善长也不幸包括在内。

这就是明初四大案之首的“胡惟庸案”。

1368年的李善长不会想到，他和刘伯温之间的争斗，居然会引出如此大的动荡，牵连如此多的冤魂，他只想利用胡惟庸对浙东集团发起反击。

1368年的胡惟庸也没有想到，自己将来会以这样的方式在明朝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当时他的想法还很单纯：听李善长的话，跟浙东集团死磕。

与此同时，朱元璋也放弃了裁判身份，穿上球鞋亲自加入这场博弈中，只是在朱元璋眼里，没有浙东集团和淮西集团，在他的对手栏里只有两个字：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