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大口罩的姑娘（1）

戴大口罩的姑娘

朱佛恬

1966年夏末，著名文学翻译家傅雷和他的夫人朱梅馥，遭受极左路线的狂暴迫害，同时含冤死亡。

他们有两个儿子，都不在身边，大儿子傅聪远在国外，小儿子傅敏在北京工作。当时，只有傅雷夫人在上海的胞兄—我的姨父，和我的姨母，以及与傅雷夫妇朝夕相处多年的老用人菊娣，三人得到通知到场。

一个寒冷的晚上，我们在家等待一位陌生的来客

傅雷夫妇死后四个多月的一天，突然有一个戴着大口罩的姑娘出现在菊娣阿姨面前，她说姓高，是傅雷夫妇的寄女，打听他们的亲属。

不久，那个戴大口罩的姑娘又出现在一位老太太即傅雷的远房婶母面前，提起傅雷夫妇的骨灰，这个头脑清晰而又疑虑重重的老人说了声：“你到底是什么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就伸手去拉大口罩。“喔!”姑娘往后一退，说声“对不起”就转身离开了。

冬，该过而未尽；春，应到而不来。一个寒冷的晚上，还没有什么震响打破夜静，姨妈和我心情复杂，在家坐着等待一位陌生的来客—有人打来过奇怪的电话，写来了一封字迹劲秀感情诚挚的信，为的是傅雷夫妇的后事，信上没有具名。

快十点钟了，楼底下隐约传来几阵不重的叩门声和开门声。我想，陌生客果然如约而至了。轻微的脚步声上了楼，来客大约已经停留在二楼房门外，不等敲门，姨妈就从椅上起身，三脚两步过去把门打开。室外过道里没有灯，借着室内的灯光，出现一张特大的白口罩，和一对见到人后马上低垂下来的大眼睛。

啊，果真是一个年轻的姑娘!

我说不清楚她是陌生还是心怯，是惶惑还是恐虑，瑟瑟缩缩站在门外。

“噢，同志，是你写的信吧，请里面来。”姨妈用小声平静的口气，让客人进房。

“谢谢。”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她迟疑了一下，缓步跨进门槛，随手回身关上了门，就在房门口站定了。

我也站了起来，打量起她：瘦小的身材，一件陈旧的深蓝色布上衣，一条深色的长裤，一双普普通通的黑布鞋，一头短发。在这样的寒天里，浑身上下给人一种单薄的感觉。

她没有对房内看一眼，就和姨妈断断续续轻声说起话来：

“我冒昧前来的目的，信里已经写明白了，我读过傅雷的书，听过傅家的琴，唉，他们一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