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义释曹操

华容道

刘备与关羽会合后，于建安六年（201 年）投靠刘表，驻屯于荆州新野。刘备感叹自己“髀肉复生”，同时为改变手下缺少文士的劣势，于建安十二年（207 年）尽三顾之礼迎来了军师诸葛亮。当时，曹操消灭了袁绍的残存势力，统一了华北。建安十三年（208 年），曹操为统一中国而南下，刘表恰在此时病死。辅佐刘表的蔡瑁拥立了刘表的次子刘琮，后向曹操投降。结果，刘备遭到曹操军的突袭，兵败长坂坡，于是派诸葛亮去吴国与孙权结盟。在吴国将领周瑜的指挥下，吴军使用黄盖献策的火攻计击败曹操，即建安十三年的赤壁之战。由于刘备因疑心周瑜的指挥而疏远军队，因此赤壁之战的主力是吴军。尽管如此，在诸葛亮的声望和鲁肃的努力下，刘备还是得以保有荆州南部作为根据地。以上是史实。

如果刘备不能在赤壁之战这场《三国志》里最精彩的战役中发挥作用的话，《三国志演义》在其文学性上就不成立了。因此，《演义》以诸葛亮和周瑜的暗斗为主线，将“借东风”等六个虚构故事加以组合，以此来表现赤壁之战的胜利是依靠刘备之力才取得的。其中，对关羽而言最重要的虚构故事就是“义释曹操”。

诸葛亮预测到了在赤壁战败的曹操的撤退路线，并让张飞和赵云埋伏在那里，击破曹军。随后，曹操又在华容道遇到了关羽的埋伏。人困马乏的曹操做好了被杀的准备，但程昱向曹操提议，应该让关羽报答之前的恩情：

操从其说，即纵马向前，欠身谓云长曰：“将军别来无恙？”云长亦欠身答曰：“关某奉军师将令，等候丞相多时。”操曰：“曹操兵败势危，到此无路，望将军以昔日之情为重。”云长曰：“昔日关某虽蒙丞相厚恩，然已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以奉报矣。今日之事，岂敢以私废公？”操曰：“五关斩将之时，还能记否？大丈夫以信义为重。将军深明《春秋》，岂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乎？”云长是个义重如山之人，想起当日曹操许多恩义，与后来五关斩将之事，如何不动心？又见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一发心中不忍。于是把马头勒回，谓众军曰：“四散摆开。”这个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操见云长回马，便和众将一齐冲将过去。（《演义》第五十回《关云长义释曹操》）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孔明知操命不当尽，乃故使羽扼华容道，俾得纵之，而又故以军法相要，使立军令状而去，此叙孔明止见狡狯，而羽之气概则凛然。”他指出，诸葛亮让关羽立军令状，虽然有着展现诸葛亮狡猾一面的反面效果，却更加表现出关羽的凛然气概。毛宗岗本在第五十回的总评中极力称赞关羽在华容道放走曹操之“义”：

或疑关公之于操，何以欲杀之于许田，而不杀之于华容？曰：吾为朝廷斩贼，忠也；华容之不杀，义也。顺逆不分，不可以为忠；恩怨不明，不可以为义。如关公者，忠可干霄，义亦贯日，真千古一人。

这是最能体现《读三国志法》中所说的关羽作为“三绝”之“义绝”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第二十回中表现臣下之“大义”的关羽试图杀曹操之举，毛宗岗在此处将其评价为“忠”，而将关羽在华容道放走曹操之举评价为“义”。

毛宗岗本《读三国志法》也继承了嘉靖本的序，指出《三国志演义》是为了弘扬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之义。因此，继承汉的季汉之关羽为防止曹操篡汉，在许田试图杀掉曹操之义举本应得到更高的评价。毛宗岗本在许田打围一回的总评中将关羽之举评价为“义”，但在华容道一回的总评中又将其评价为“忠”，而将关羽放走曹操之举评价为“义”。也就是说，毛宗岗本高度评价了华容道放走曹操之义举，而且不仅是与许田一事相比，在众多表现关羽之“义”的虚构故事中，华容道义释曹操都是最大的亮点。这是因为，关羽为救敌人之命而不惜危害自己的性命。

何为“义”

“义”字指的是人所遵循的正道（其规范即“春秋之义”）和崇高德行，孟子认为“义”与“仁”都是最高的道德，都存在于人的内心，将其并称为“仁义”。但关于这种对“义”的理解，也存在有力的反驳。《孟子·告子》中记载了告子的观点：“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对此，孟子展开了辩驳。孟子主张“义内说”，将“义”作为一种自律的道德观的确很好，但作为外在之物更容易理解。《礼记·表记》也将“仁”和“义”对立起来阐释其关系：“厚于仁者薄于义，亲而不尊。厚于义者薄于仁，尊而不亲。”

《论语·颜渊》中说：“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如其所述，“仁”即“爱”。但正如墨子所批判的，这种爱是有差别的爱，并不是像墨子的“兼爱”和耶稣的“博爱”那样，对所有人都怀有同样的爱。孔子虽提倡爱父母，爱兄弟，爱同族，爱同村之人，乃至及于国中之人，但他所说的“爱”是像一个同心圆那样向外发散的，程度各有不同：比起他人，更爱同族；比起同族，更爱兄弟。

与之相对，“义”则以与他人的关系为中心。由于并不是真正的亲人，所以称作“义”兄弟。如果是真正的兄弟，就不会祈求“虽非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了，因为总要有人活得长久一些，来守护家人并尽其孝道。刘、关、张“义”兄弟三人同日而死的誓言并未实现，因此刘备不惜豁出性命，也执意要远征杀害关羽并接纳暗杀张飞之凶的吴国。为了他人豁出性命，这就是刘、关、张三人誓言中的“义”。

“忠义”并称，为了君主献出性命，既是“忠”又是“义”。但为了“忠”而行的“义”，意义并不那么重大，因为其中隐藏着来自君主和社会的强制力。与之相对，关羽舍命搭救的曹操是敌人，是“他人”中最远的关系，并不在“仁”所及的范围之内。曹操出征是为了消灭刘备和关羽。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敌人而拼命，无勇便无法成义。正是勇武超群的关羽，才能够为了向曹操表示“信义”而赌上自己的性命。因此，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形成的“义”，在华容道上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宗教性与“义”

此后，《演义》中还有其他表现关羽之“义”的虚构故事，但最佳体现还是华容道义释曹操。这些故事中基于史实的部分，是关羽离开曹操回到刘备身边时曹操对他的评价。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演义》的主人公不只是诸葛亮和关羽，“三绝”之一的曹操也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将关羽评价为“义”的，事实上正是其敌人曹操。

“义”是在与他人的互动关系中形成的。关羽后来之所以成为神，他的“义绝”应该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作为义神，即使是面对毫无关系的陌生人，为践行信义也要施以救助。而仁德之人刘备即使成为神，救人的时候也是优先救助亲近之人。基督教的“博爱”与孔子的“仁”之间存在区别，这与儒家本身的宗教性也有关系。朱子学之后的儒家日益削弱其宗教性的影响，是事出有因的。

“义绝”关羽不同于儒家之“仁”。即使面对不奉行信义亦可的敌人曹操，他也要拼命搭救。这就令人想起基督教的“爱你的仇敌”。关帝信仰成为海外华人社会的中心，也是由于关羽将为他人所尽之“义”作为道德的中心。义神守护着“义仓”“义田”等陌生人之间各自拿出的共同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