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基于“义”的“信”

作为华人关系网的核心，由“义”生“信”的关羽的形象是如何形成的呢？为了探讨这个问题，让我们通过清人袁枚的怪异小说《子不语》中“关羽断狱”的故事来考察一下：

溧阳马孝廉丰未第时，馆于邑之西村李家。邻有王某，性凶恶，素捶其妻。妻饥饿，无以自存，窃李家鸡烹食之。李知之，告其夫。夫方被酒，大怒，持刀牵妻至。审问得实，将杀之。妻大惧，诬鸡为孝廉所窃。孝廉与争，无以自明，曰：“村有关神庙，请往掷杯珓卜之。卦阴者妇人窃，卦阳者男子窃。”如其言，三掷皆阳。王投刀放妻归，而孝廉以窃鸡故，为村人所薄，失馆数年。他日，有扶乩者方登坛，自称关神。孝廉记前事，大骂神之不灵。乩书灰盘曰：“马孝廉，汝将来有临民之职，亦知事有缓急重轻耶？汝窃鸡，不过失馆；某妻窃鸡，立死刀下矣。我宁受不灵之名，以救生人之命。上帝念我能识政体，故超升三级。汝乃怨我耶？”孝廉曰：“关神既封帝矣，何级之升？”乩神曰：“今四海九州皆有关神庙，焉得有许多关神分享血食。凡村乡所立关庙，皆奉上帝命，择里中鬼平生正直者代司其事，真关神在帝左右，何能降凡耶？”孝廉乃服。

此处描写的关帝并不像《演义》中的关羽那样强大，其裁判按照法律来说并不公正，却充满了人情味。即使是陌生人也要救助，关帝的“义”甚至到了连偷鸡并陷害他人的王某之妻都要拯救的程度。为了教给人们作为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关帝不惜裁判错误而遭到谩骂，也要优先救人性命。这就是过去中国人热爱的关帝之“义”。

中华文化圈的商业活动本来就有这样的特征。比起法律，基于“义”的交情更加重要，由此产生了“信”。晋商也是如此，他们并不是仅仅因为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密切联系而取得商业上的成功的。例如，前文提及的范毓馪有一次提前向运户支付了运送兵粮的运费，但清军却撤退了，结果就没有必要将兵粮运送至预先约定的场所，清廷只支付了将兵粮运送到近处的费用。尽管如此，范毓馪还是遵守与运户的约定，自行负担 262 万两白银的差额，由此显示出他的“义”。不用说，运户和清廷都因范毓馪的“义”而对他产生了“信”。

晋商正是通过构筑这种基于以关帝为核心的“义”的人际关系网，在全世界从事商业活动的。他们所维系的稳固的人际关系网，便是以“义”和因“义”产生的“信”为根基的。华人之所以能活跃于世界各地，也是因为他们秉承着“义”和“信”。

但在本该重视“义”和“信”的中国，当今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拜金主义蔓延开来，中国商人中出现了从事各种有悖于“义”的商业活动的人。这些为了获利而违背市场和社会伦理的行为，受到了众多的质疑和批评。

坐落于中华街的关帝庙向今后的全球性商业活动提出了古老而又崭新的方法论，即将以“义”和“信”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作为商业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