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关帝庙与华人关系网

华人的关系网

如果关帝信仰盛行的原因仅仅在于晋商与清朝的合作，那么这种信仰就应该随着鸦片战争后晋商的衰落和清朝的灭亡而结束。然而直到现在，关帝信仰依然是华人社会的中心，拥有广泛的信众。《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和关帝灵签等民众教化手段，是关帝信仰能够延续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在此基础上，关帝身上体现着居于华人社会价值观中心的“义”。

在三国时期，关羽已经被曹操评价为“义”，其原因在于无论受到曹操何等的优待，关羽都没有背弃对刘备的忠信。清代的毛宗岗本《演义》将关羽作为“义绝”，极力强调他的“义”。在《演义》中，关羽在赤壁以压倒性的兵力伏击败逃的曹操，却为了报答曾经受到的恩义将他放走，悄然垂首而归。关羽曾与诸葛亮约定，若放走曹操便可取走自己首级。即使对方是敌人，“义绝”关羽宁可丢掉自己的性命，也一定要报答曾经受到的恩义。对于以相互信赖为最重要标准的商人来说，这种“义”应该被置于价值观的中心。关帝至今仍作为财神在商人群体中受到笃信，原因正在于此。

号称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强大的华人关系网，一方面对抗着自秦朝以来持续两千多年的专制政治，同时成为一种生存的手段。华人的关系网以被称为“帮”的同族、同乡、同业的连带组织为中心。其中，同乡人之间的信用十分牢固。若能得到“帮”的信赖，就能得到全世界同乡人的帮助。同乡之人在各地创建中华街（唐人街），人际关系网由此扩展到全球。

但各地的中华街很少是由单个“帮”形成的。若既不同乡也不同业，如何构筑相互之间的信赖关系呢？方法之一就是在供奉“义神”关羽的关帝庙中起誓。

关帝庙的作用

明代中叶以后，进入扬州的晋商将关帝置于其异乡共同体的中心地位。他们向关帝庙投入共同财产，将资金借给因经营失败而陷入困境的人，为失去父母的孤儿提供求学所需，守护绝嗣者的坟墓。关帝庙不仅是信仰的纽带，更是生活在异乡的商人相互扶助的组织。

在异乡，商人依靠的是人际关系网。但缺少核心的人际关系网是很容易松散解体的。因此，晋商在前往各地从事商业活动时，仰仗自己的守护神关帝，经营活动取得成功后便修建关帝庙进行祭祀，作为关系网的据点。此外，关羽重“义”的生平事迹也为商人提供了应该遵守的规范。基于“义”和“信”的人际关系网由此遍及中国各地，又随着华人的足迹扩展到海外，关帝庙也在海外兴建起来。

横滨的华侨刚开始在现在的中华街居住时，首先便建起了关帝庙。据说，1862 年，一位商人抱着关帝的木像建起一座小庙，这就是横滨关帝庙的雏形。1892 年，关帝的神像由香港被搬运至此并受到祭祀。此后，关帝庙作为中华街的精神纽带一直延续至今。

函馆的关帝庙于 1910 年建成，是一座纯中式的建筑物，并成为中华会馆的一部分。提议建造该庙的是“三江帮”的成员张尊三和潘延初。他们呼吁修建关帝庙，以供整个北海道和库页岛的华侨联系，并投入巨额经费，共筹集了大约 2 万日元，又从中国买来材料，建造了这座金碧辉煌的庙宇。

图 28　函馆关帝庙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由于会员急剧减少，中华会馆陷入了困境。为了筹措运营经费，负责人潘莲夫（潘延初之侄）邀请后来移居函馆、势力不断增强的“福清帮”成员陈必举等人加入，使他们成为中华会馆的会员。1940 年的《中华会馆设立振兴商会函馆支部规则二十条》中规定：每年五月十三日关帝诞辰日祭祀出资 60 日元，清明祭祀扫墓出资 30 日元，盂兰盆会烧香出资 10 日元，九月十三日关帝祭祀日出资 40 日元；在每年的关帝诞辰日和祭祀日，会员按三班轮流担任“福首”，负责组织纪念和祭祀活动及其费用管理；发生火灾出资 10 日元，有人去世出资 5 日元，以此相互扶助；并调停内部的纠纷。通过关帝庙的维持，中华会馆成为华侨相互扶助的中心。

但到了 1957 年，卧病在床的潘莲夫突然以中华会馆本来由三江帮（具体而言是他的叔父潘延初）所建立并维持为由，试图将中华会馆申请登记为私有，建成中华料理店。陈必举召集函馆的华侨进行反对，主张中华会馆应由北海道华侨共有。

陈必举极力向法庭说明中华会馆发挥了冠婚葬祭、奉祀关帝、保管共同棺柩、管理义冢（共同墓地）、扶助贫困、防卫共同危险（在函馆大火后设立避难所）、保护商业权利、保障行政居住的安全（以颁发国籍证明书为中心）、调停纠纷等功能，使法庭认可了自己的主张。于是，函馆中华会馆渡过了最大的危机，一直延续至今。

从陈必举列出的中华会馆的功能中，我们可以看到关帝庙在华人社会中的重要性。关帝庙并不仅仅祭祀关羽，而且是华人关系网的中心，发挥着从墓地管理到扶助贫困、从管理商业活动到颁发国籍证明等各种功能。关帝庙之所以能发挥这些功能，是因为存在着基于关羽所秉持之“义”的信赖关系。人们通过在“义绝”关羽面前起誓的行为，形成了相互之间的信赖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