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斯克 一九三九
我和帝国初次相遇在连结波兰品斯克小镇和南方边界的桥附近,那是一九三九年的九月底,遍地烽火,火烧村落,人民在沟渠和森林里躲空袭,寻求任何可能的救助。死马横尸路上,如果你想通过,大人会建议你得先移开牠们,这浪费掉多少时间啊,又流了多少汗:死马可重得很。
一群群难民在灰尘、泥土和恐惧当中逃窜,为什么他们需要带那么多的包裹、那么多的行李箱?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水壶和锅子?为什么要诅咒个不停?为什么要不停地问问题?所有的人都走着、骑着、跑着要到某处去,却没人知道确切的去向。但我的母亲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她牵着妹妹和我,三人一起往品斯克、往我们位于魏索拉街(Wesola Street)附近的公寓走。意外接获战争消息时,我们正在雷欧维奇(Rejowiec)附近舅舅家玩,所以现在要回家去。Tutti a casa(人人都要回家去)!
曲折行走数日后,我们已经接近品斯克,从远方就看得见城里的房子、漂亮公圔里的树,以及教堂的塔楼。瞬间,海军士兵现身在桥旁的路上,他们几天前从黑海一路航行到这里,击沉我们的砲舰,杀掉我们的海军,现在又不想放我们进城,把我们隔绝在一段距离之外,手执步枪瞄准着大叫:「不许动!」母亲和其他围拢到我们身旁来的妇孺都哭着求饶。「恳求饶恕,」撇开自己恐惧的母亲们叫我们跟着说。但是我们这些孩子还能做些什么呢?我们已经跪倒在路上,伸出双手哭了好长一段时间了。
叫喊、哭泣、步枪和刺刀、生气流汗的海军士兵们震怒的脸庞、某种怒气、某种可怕又无法参透的特质,全部集结在品纳河(Pina)上的桥旁,在我七岁时进入的这个世界。
与帝国的初次接触
上学从一年级开始,我们便得学习俄罗斯字母,从「S」这个字母开始学起。「从『S』开始是什么意思?」教室后头有人发问:「应该从『a』开始才对!」
「孩子们,」波兰籍的老师用一种丧气的声音说:「看我们书的封面,第一个字母是什么?『S』!」
皮垂斯是个白俄罗斯人,唸得出整个标题:史达林着,《研读列宁主义》(Voprosy Leninzma)。这是我们学习俄文的唯一读本,也是这本书的唯一版本,大大的金色字体烙印在灰麻布包覆的坚硬封面上。
「离开我们之后,列宁同志下令我们……」谦逊文静的瓦德利卓结结巴巴的从第一行唸起。最好不要问列宁是谁,所有的母亲早就教过我们什么都不要问,其实根本用不着警告,我无法解释,也不知道从何而来,总之在空气中就是有种惊恐的气氛,有种紧绷与沉重,使得我们以往狂野、恣意欢乐跳跃的居住地,突然变成了暗藏危险的地方,我们连深唿吸都怕,更不用说爆发出情绪了。
所有的孩子都可以成为先锋团的成员!有天一辆车开进学校操场,走出几位身着天蓝色制服的先生,有人说那是苏维埃秘密警察,什么是苏维埃秘密警察,我们搞不太清楚,不过有件事却很肯定,也就是每逢大人提到这个名称时,总是压低声音嘟哝着说。苏维埃秘密警察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因为他们的制服优雅、簇新、一尘不染。一般的军队总是穿得破破烂烂的四处走:揹的不是背包,而是小麻布袋,大部分还是旧的,就用一条旧绳子绑着,靴子看起来好像从来没有擦过似的;反观,要是某个苏维埃秘密警察走过来,那在他方圆一公尺内就会散发出天蓝色的光辉。
苏维埃秘密警察给我们带来白衬衫和红领巾。「在重要的节日里,」我们的老师用惊恐又悲伤的口气说:「每个小朋友都要穿这件白衬衫,繫红领巾上学。」他们还带来一盒头像别针分派给我们,每个别针上的人物头像都不同,有些有小鬍子,有些没有,有位先生下巴蓄鬍,还有两个没有头髮,戴眼镜的有两、三位。其中一个苏维埃秘密警察走过一排排的座位发头像别针。「孩子们,」我们老师用像中空木头发出的声音说:「这些是你们的领袖。」这些领袖共有九位,叫做安德列耶夫、伏罗希洛夫
、日丹诺夫
、卡冈诺维奇
、加里宁
、米高扬
、莫洛托夫
和赫鲁雪夫
。第九位领袖是史达林
,他头像的别针是其他人的两倍大,但这是可以理解的,写出我们正在读的《研读列宁主义》这种书的人,理应拥有一枚比别人都大的头像别针。
我们跟着大人戴徽章的方式,用安全别针把头像别在左侧,可是问题很快就来了,头像别针不够,以史达林为整组的开头,一次戴上所有的领袖当然是理想、甚或是必要的作法,苏维埃秘密警察也交代说:「必须全部戴上!」但在此同时,却是有人有日丹诺夫,但没有米高扬,或者有人有两个卡冈诺维奇,却没有莫洛托夫。有天杰内带来四个赫鲁雪夫,交换一个史达林(他的史达林之前被人偷了)。不过真正的大财主是皮垂斯,因为他有三个史达林,他会从口袋里掏出来展示,大吹大擂。
有天,隔壁座位的查姆把我找到一旁去,说他想要用两个安德列耶夫换一个米高扬,但是我告诉他安德列耶夫没那样的价值(这是真的,因为没人搞得清楚安德列耶夫是何许人也),加以拒绝,隔天查姆又把我拉到一边去,从口袋里头掏出了伏罗希洛夫,我为之震撼,伏罗希洛夫可是我的梦啊!他身着军服,散发出战争的气息,而我已经知道何谓战争,所以跟他有种亲近的感觉,我用日丹诺夫、卡冈诺维奇和他交换,还加上了米高扬。普遍来说,伏罗希洛夫满有价值,莫洛托夫也是,一个莫洛托夫可以换三个别的头像,因为大人说莫洛托夫是重要人物,加里宁的价值也高,因为他长得像波兰人的爷爷,留着白鬍子,脸上还带着某种像是微笑的表情,在这群领袖当中堪称独一无二。
有时上课会被枪炮打断,附近迴响着砲击的声音,狂暴、剧烈,引得窗格颤抖不已,连墙壁都跟着摇动起来,我们老师会一脸恐惧绝望的看着窗户,要是爆炸声后安静下来,我们就回到书上去,可是如果听到铁板爆裂、断墙隆隆,外加石头崩落的巨响,整间教室就活了起来,会听到吵杂的声音说:「他们打中了!他们打中了!」待钟声一响,我们已经冲到广场上去看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小小的平房学校位在名叫「五月三日」的广场旁边,广场上矗立着一座很大、真的很大,算是城里最大的一间教堂,想要看清楚教堂与天空的界线,你必须把头抬得老高,而那正是大砲轰炸的目标,朝着塔楼轰炸,要把它打下来。
所以当时在教室的我们会这样推论:在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员朝我们开进时,在他们看到波兰、看到我们镇上之前,一定已经先瞥见品斯克教堂的塔楼,它们就是那么高,显然令他们心烦气躁,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但光从俄罗斯人一进城,还没来得及喘口气,还没来得及四处看看,搞清楚街路巷弄,还没来得及好好吃顿饭,也还没来得及吸几口他们的廉价菸,就已经在广场上架起一尊大砲,开始朝教堂开火,就足以让我们做下教堂铁定搞得他们心烦意乱的结论。
因为所有的砲军团全部开至前线了,只留下了一尊砲。他们一阵乱轰,如果命中目标,便会有黑色的尘烟飘上塔楼;有时还会冒出火燄。人们在广场周围幽深的通道寻求掩护,抱着沉重又有些许好奇的心情看着这些砲轰;女人们跪下来唸玫瑰经,一个喝醉的砲手在无人的广场上四处晃着大喊:「瞧,我们砲轰了你们的上帝!结果他做了什么?什么都没有!连哼一声都没有!他是在害怕,还是什么?」他放声大笑,然后打了个嗝。我们邻居告诉我母亲,有天尘烟落定时,她见到圣安德·保保拉的身影站在废墟顶端,她说圣安德的脸极度痛苦,他们把他活活烧死。
走路上学的我必须穿越火车站旁的铁轨,我喜欢这个地方;喜欢看火车到站及离站,尤其爱看火车头:好想成为火车头机师。有天早上穿过铁道时,我看到铁路工人忙着集合货车厢,一排接一排的,火车站内沸沸扬扬:火车头移来移去;煞车吱吱叫;保险桿叮噹响,里头挤满了红军,还有苏维埃秘密警察,最后所有的活动终于静止下来;那里沉寂了好几天。然后某天我看到木头小货车载满了人和行李,停在货车车厢前,每个车厢旁都站着几个军人,人人一把步枪,像是随时都会开火似地端着枪,但他们是要打谁啊?货车上的人不是已经饿得、就是已经吓得半死了,我问母亲他们为什么要带走这些人,她很紧张的说驱逐出境已然展开。驱逐出境?奇怪的字眼,那是什么意思?但母亲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她不想跟我说话,已经哭了起来。
夜晚,窗上传来叩敲声(我们住在半埋于地下的一栋小屋里),压在窗格上的,是父亲扁平且彷如融入昏暗夜色中的脸庞。眼看着父亲走进来,我却几乎认不出他。在夏天说再见时,他穿着公家制服;脚踏高筒靴,腰繫黄色皮带,还戴着皮手套,当时我陪着他走过街道,骄傲的听着他一身装扮嘎吱喀啦响,现在他却穿着波兰的农夫服站在我们面前,身材瘦削、满面于思,身上的棉制衬衫长至膝盖,用条粗麻绳绑着,脚上穿的是草鞋,从母亲的话语中,我知道他被苏维埃当局捉到,往东载运,他说他趁着列队穿过森林时脱逃,然后在某个村子拿身上的制服跟一个农夫换来衬衫和草鞋。
「孩子们,」母亲对妹妹跟我说:「闭上眼睛睡觉去!」从隔壁父母所在的房间,可以听到轻声细语和突然的骚动。等到早上醒来时,父亲已经出门了。走路上学途中,我不断东张西望到处看,心里想着或许还可以瞥见他的身影?我有好多事情想要告诉他,关于我自己、关于学校、关于大砲,还有我已经学会俄罗斯字母,以及我目睹了驱逐出境,可是即便极目所及,看到了洛奇宁卡那条说不定远至世界尽头的长街最远处,却还是看不到父亲的身影,秋天的冷风阵阵,我的眼睛不禁刺痛起来。
隔大晚上,窗门上传来一阵搥打声,敲得那样的密集、那样的侵犯、那样的粗暴,好像天花板随时都会掉落下来,几个红军和文职人员冲了进来,紧张快速,横冲直撞,好像后头有凶勐的狼群追着不放似的,步枪立刻指向我们,让人怕得要命:要是他们开枪呢?要是他们杀了我们呢?眼睁睁看着一个死人,是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看着一匹死马也一样,会让人战慄。
手执步枪的那几个如雕像般挺立,几乎没怎么动,其他人则把一切都搜出来丢到地板上去,翻箱倒柜,从衣橱、柜子的抽屉和床上,翻出衣服、帽子、我们的玩具,草垫、鞋子、父亲的衣服,还有问母亲:Muz Kuda?(妳丈夫呢?)而面无血色,苍白如纸的母亲摊开颤抖的双手说她不知道,但是他们知道父亲回来过,再问一次:妳丈夫呢?而母亲,呃,依然什么都没说,她不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嘿,妳啊,其中一个说,并做出一个像是要打她的动作,她的头急往后缩,避开了这一击,其他人还在找啊找的,床底下、碗柜下、扶手椅下,他们在找什么?他们说是在找武器,但我们可能有什么武器啊?我过去用来和印地安人打仗的玩具枪吗?呃,是啦,枪还好好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用枪把印地安人从庭院中赶出来啦,但现在我手枪里的弹簧坏了,根本毫无用处。
他们想要带走母亲,为什么,以示惩戒吗?他们不但挥舞着拳头威胁她,还拼命咒骂着,Idi!(过来!)一个士兵对她叫嚣,并企图用枪托把她赶到外头的暗夜里,就在这个时候,我妹妹突然往他冲过去,开始拳打脚踢外加撕咬,慌乱、愤怒、疯狂的死赖着他不放,事发突然,却又蕴含着惊人的决心,如此的强悍、顽固、死不让步,最后红军当中的一个人,或许是最年长的,也或许是位长官,总之,他在迟疑了一下后,便戴上帽子,繫紧手枪的枪套,然后对他的人说:「Pashli!」(「我们走!」)
活在惊恐中
在学校里下课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结伴回家时,谈的都是驱逐出境,现在没有比这更有趣的话题,我们的城镇充满绿意;房子周遭都是庭园;每个开放的空间长满了高高的青草、绿野、灌木和树木;所以很容易藏起来眼观四方,还可以把自己隐形起来。在比较高年级的人之中,甚至有人想办法熘出家里,藏在矮树丛底下,从头到尾看完放逐全程的,所以我们实际上算是有论述驱逐出境的专家,他们可以用行家的口吻,热切的高谈阔论这个议题。
驱逐出境都在夜间进行,我们这边的方式叫做「事出意外」。那个人原本在睡觉,然后突然被叫醒,往上看到军人或苏维埃秘密警察严厉的面庞;他们会把他拖下床,用步枪枪托推他,命令他离开住处,他们还会下令交出武器,当然,根本没有人拥有任何武器,全程口出恶劣的秽言,当他们用「资产阶级」叫某人时是最糟的,「资产阶级」是最恐怖的施虐术语,他们会将整个屋子倒翻过来,而且乐在其中,在他们搜索房子,制造出这团难以形容的混乱期间,马车来了,那是一般农家的货车,用匹弱小不堪的马拉着,原因在于贝拉鲁斯区很穷,有的只有劣马。指挥官看到马车来了以后,就对着那些遭到放逐的人大喊:你们有十五分钟打包上车,碰上心肠好些的指挥官,会给他们半个小时,然后那些人会扑上去什么都拿,塞进找得到的任何一个手提箱里,根本没有办法选什么、考虑什么,快点、马上、立刻、动作快、快一点!然后跑向马车,是真正的跑,马车上坐着一名农夫,但是这个农人不会帮忙;不准帮忙;连回头看谁坐上马车都不准,遗留下来的房子空荡无人,因为他们已经带走了整个家庭,包括祖父母、孩子、所有的人,他们关掉了灯。
马车循着黑暗、循着荒芜的街道往车站的方向前进,车身颤动摇摆,因为大部分的道路都没有铺沥青,甚至没有鹅卵石,轮子掉进大洞或陷入泥地里,但这里的每个人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不便,来自波雷西亚的车夫和他的马,甚至是这些坐在他们包袱上颠簸不幸的人,全都死气沉沉又惊恐万分。
那些想办法目睹驱逐出境的男孩们说,他们必须打着赤脚,一路跟着这些马车走到铁道,货车车厢矗立在那里,准备好做长程运输,每晚在那儿都有一打左右的车厢,或者二十个,甚至更多,马车会在车站前的广场停下来,他们得徒步登上货车厢,要这样上货车车厢并不容易,因为车厢很高,护送的那些人驱赶被放逐的人上车,挥舞步枪,又叫又骂,塞满一车后,再继续下一个车厢,塞满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用膝盖和枪托把这些人塞进去,满得连根针都再也挤不进去。
没有人知道他们哪个晚上会来,又会找上谁,对驱逐出境知之甚详的男孩们企图从这件事中找出某些规则、某些阶级,以釐清关键,唉,全部徒劳无功。因为,举例来说,他们会从贝纳斯加街(Bednarska street)开始赶人,然后突然打住。他们会追捕基合威斯加街的住户,但只挑门号是偶数的住处。那柏日纳的某个人会突然不见,但也就是在同一个晚上,他们又会从城的另一头,从布洛瓦纳开始把人带走。从我们家被搜过之后,晚上母亲就不再让我们脱下衣服,鞋子可以脱下来,可是要一直摆在我们身旁,外套放在椅子上,以便眨眼间就可以穿上,原则上我们是不准睡着的,妹妹和我并肩躺着,我们会彼此戳来戳去、彼此动过来摇过去,或者拉扯彼此的头髮。「嘿,你,不要睡着了!」「妳也一样,不要睡着了!」而理所当然的,在挣扎和推挤之间,我们都陷入了梦乡,但母亲是真的没睡,她会一直坐在桌边,耳边尽是街上的沉默,要是在这沉默中响起了某人的脚步声,母亲就会一脸苍白。这个时候出现的人是敌人;在学校,我们从史达林那里学会了何谓敌人,敌人是可怕的人物。这个时候还会有谁来?好人害怕起来;他们都躲在自己家里。
就算在睡着的时候,我们也都是手脚发麻,说是睡着了,其实什么都听到了,有时在天快亮之际,会听到木头小货车的隆隆声,从黑暗中悄悄浮现,而当马车经过我们家时,那喧嚷就像是某种恐怖的机器,母亲会踮着脚走到窗旁,小心的拉开窗帘,在这一刻魏索拉街其他为人母者很可能都在做着同样的事,她们看着慢慢经过的马车,上头有挤做一团的身影,红军跟在后头,而之后又回到一片黑暗,看到他们把圣安德·保保拉活活烧死的那位邻居告诉母亲说,那种感觉就好像马车活生生辗过她似的,隔天她总是浑身都痛。
同学和老师不见了
班上率先不见的是帕维,因为冬天快来了,老师提说帕维可能感冒了在家休息,可是隔天或隔週他都没来,这时我们开始明白他永远不会再来了。不久以后,我们看到杰内和日比卡坐的第一排座位空了,我们很难过,因为他们两个开的玩笑最好笑,所以老师才会安排他们两个坐在最前面,以便就近看管。其他班级的孩子一样消失不见,而且越来越频繁,很快的就没有人再问为什么他们没来,或者他们到哪里去了,学校变得空空盪盪的。放学后我们依旧玩棍球、捉迷藏和打球,可是情况有异,球变得沉重,捉迷藏时,也没人想要跑得快一些,而在玩棍球时,每个人都用老手法挥动棍子,搞怪的争论和激烈的缠斗一下子就洩了气,之后每个人都走了,气唿唿、闷闷不乐或者无精打采。
有天我们的老师也不见了,大家一如往常的在八点以前到校,钟声响过后,在我们都坐到座位上时,校长鲁柏崴基先生出现在教室门口,「孩子们,」他说:「回家去,明天再来,你们会有位新老师,一位女士。」打从父亲离开后,我首度感觉到心脏一阵紧缩,他们为什么要带走我们的老师?他一直都很紧张,经常往窗外探看,他会说:「啊,孩子们,孩子们,」同时摇着头,一直那样的严肃,又好像非常忧郁,他对我们很好,要是学生在读列宁的书时结结巴巴的,他也不会大吼大叫,甚至还露出浅浅的微笑。
我气馁的走回家,就在穿过铁道时,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有人在叫我,货车沿着铁道排列,挤满了要被驱逐出境的人,声音就来自那里,在其中一个车厢的门口,我看见了老师的脸庞,他在对我招手。天啊!我开始朝他的方向跑,可是一秒钟后就被一个士兵捉住,往我头上重重地敲了一记,打得我跌倒在地,我马上站起来,但痛得头昏脑胀,这时他好像又要打我了,结果并没有;只是开始对着我咆哮,要我马上离开这里下地狱去,还叫我狗娘养的。
不久以后,飢荒开始,还没有降霜,放学之后我们开始会到菜园里去觅食,我们对于纠结纷乱的地形知之甚详,因为就在那些地层及灌木间,我们曾经玩过永无止尽的游戏,打仗、捉迷藏,还有印地安人;每个人都知道谁家园子长着大苹果,哪里的梨树值得一摇,哪里的梅子熟透了,紫成一片,或者哪里有胖墩墩的甘蓝菜大丰收。这些远征充满了冒险性,因为园主会很兇的赶我们走,每个人脸上开始出现飢容,而人人都想预做准备,大家连颗杏子、桃子或醋栗都不敢丢,找那些已经被捉走关进货车车厢的人家,去他们的圜子觅食比较安全,因为无人会看守他们的果树或菜圜。
品纳河上的市场通常是乡下人用船载着他们宝贝的鱼啊、蜂蜜、荞麦片等等来卖的地方,但那里早就荒废了,大部分的船不是关门大吉,就是被抢了。唯一的希望是乡下,我们的邻居会带着一枚戒指或一件皮衣到附近的村落去买面粉、盐渍培根或是家禽的肉,然而却发生了当这些妇女出城去时,苏维埃秘密警察就到他们家里来把孩子带走放逐的事。我们的邻居浑身抖个不停的谈起这件事,对我母亲提出警告,其实早在那之前,她就已经决定寸步不离地守着我们了。
飢饿常在
我们这个在夏天时绿意盎然、热气腾腾的小镇,到了秋天就转为褐色,在阳光的照射下,恍如琥珀般闪闪发亮,等到十一月及十二月间,又会突然一夜转白。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间的冬天来得既早又酷寒,是冰雪风霜的炼狱,从史博寇纳街,从我祖母长眠的墓园那边,妹妹和我尽可能远远地藏在灌木丛里头,从那里看得到支线铁轨上停着一辆火车,车厢里载着要被驱逐出境的人,要载到哪里去?大人说是西伯利亚,我不知道那是哪里,可是从他们说这个字眼的方式,很明显的是光是用想的,这个西伯利亚都足以让人颤慄。
我没看到老师,他一定很早以前就离开了,因为流放一波接一波。我们藏坐在灌木丛中,心脏因恐惧和好奇而鼓动,呻吟和哭泣声从支线那边传到我们耳旁,很快的就变得非常大声,尖锐刺耳,马车经过一个个车厢,收集那些夜里因为飢寒交迫而亡的尸体,四个苏维埃秘密警察走在马车后头计算着、书写着,再写再数、再数再算,然后他们关上车厢的门,那些门一定很重,因为看他们关得很辛苦,门在小小的滚轴上移动,而滚轴轧得厉害,最后那些人拿铁丝固定住门,用钳子把铁丝牢牢绞紧,接着四个人又检查锁头,确定没有人可以打开铁丝,我们蹲在矮丛中,寒冷又激动得目瞪口呆,火车头拉了几次汽笛后,火车便开始启动,等到距离拉远,那四个苏维埃秘密警察就做个向后转的动作,走回车站。
我们什么都没跟母亲说,也不惹她生气,一日将尽时,她总是一动也不动地站在窗旁。她会连续好几天动也不动地站在窗旁,有时甚至可以连续好几个小时都不动一下,家里还有一些裸麦片和面粉,有时我们吃裸麦片,有时母亲在炉上做面粉煎饼,我注意到她本人几乎什么都没吃,我们吃的时候,她会转开身去不看,或干脆到另一个房间去。我们出门的时候,她会说:「带点树枝回来。」于是我们在附近走来走去,从雪地底下挖出干茎和枝桠,她可能早就没有力气自己外出了,而我们必须温热暖炉,即便只有一点点都好,因为我们已经冷到快变成冰柱了。晚上我们坐在黑暗中,寒冷或恐惧到全身颤抖,等着被驱逐出境。
有时我会跟朋友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亮的冰封城中漫游,偷偷摸摸到处去找吃的,也不是真的期待能够找到什么。可以吃一点雪,或是塞进一片冰,但那只会让人觉得更饿。最折磨人,但有时也是最愉悦和稀罕的就是烹调食物的香味。「嘿,同伴们!」我们其中一人会大叫,挥手招唿大家,我们马上冲过去,而他早就把鼻子塞进篱笆间,盯住某户人家看了,大伙儿开始吸起朝我们飘来的烤鸡或泡菜炖锅香味,之后还得互相用力,才能把彼此从篱笆前拉走。
有一回我们实在饿到不行,竟然狗急跳墙的接近守卫营房入口的军人,「Tovarishch(同志),」休伯特说:「day pokushat。(给一点吃的。)」并做出把一片面包塞进嘴巴里的动作,可是守卫只是耸耸肩,最后其中一名哨兵终于伸手进口袋,但不是拿出面包来,而是掏出一个小小的麻布袋,一言不发的递给我们。里头是褐色近黑,切得细细的菸草茎,那个红军还给我们一张报纸,教我们怎么捲成筒状,再把那些潮湿发臭的菸草碎屑倒进去,香菸是用好的菸草和菸纸做出来的,换句话说,目前拿不到正常的香菸。
我们开始抽,菸立刻掐住了我们的喉咙,弄痛了眼睛,世界开始旋转、摇动,上下倒置,我吐了起来,头痛欲裂,但所有强烈、恼人的饥饿感都告终止、减弱,撇开那难闻的味道,撇开那痛苦的噁心感,这比起那持续撕扯着我们肠子的尖锐感,充塞我们胃部的需求要能忍受多了。
我们班已经缩小了一半,老师安排我跟一个叫做欧利安的男孩坐在一起,我们马上就聊起来,并且一起走路回家。有天欧利安跟我说札瓦纳街上有人要卖糖果,如果我要去的话,可以一起去排队。他跟我说起糖果,算是个美好的表示,因为很久以前我们就不再梦想甜味了。取得母亲的许可后,我们走到札瓦纳街去,天色灰暗又下着雪,店门口已经排了一长排的孩子,展延过好几间房子,商店用木头活动遮板关着,排在最前头的孩子说明天早上店才会开,所以大家得在这边站一整夜。我们垂头丧气的走回队伍的尾巴,可是依然不断地有孩子前来;队伍已经长到看不到尾端。
白天变得比平常更冷,霜雪冰冷、尖锐、刺人,随着一分钟一分钟、一小时一小时的过去,越来越站不住,我脚上有些由来已久的脓疡,双手则为流脓的肿胀灼热所苦,此刻的冰冻更让我痛得受不了,每动一下都会令我忍不住呻吟出声。
在此同时,队伍中各自成形的小团体分散开来,散落在冰天雪地的街道上,为了暖身,小孩们索性玩起捉人的游戏,他们扭打缠斗,在白色雪花中翻滚,接着再回到队伍,换另一堆人吼着跑出去一下。夜里,有人燃起了一堆火,爆出迷人、丰实的火燄,就算只有一下下,我们还是一个个轮流到火旁去温暖我们的手,想办法挤到火边的孩子的脸上反映出金色光芒,在火光中,他们的脸庞因为温度而暖洋洋、热烘烘起来,温暖之后就回到他们原来的位置上,并把他们还保有热度的光线传给依然站在队伍中的我们。
到了早上,睏意征服了队伍,说千万不要在冰温中睡着,因为那会死人的警告根本不管用,再也没有人有力气去管火堆,或者跳方块舞玩绕圈圈的游戏,残酷的寒气吱嘎的穿进骨头,手脚都麻痺了,为了自救熬过这一晚,我们排成一列地挤在一起,一个紧贴着一个。尽管我们像是不顾一切,紧紧的鍊在一起,所有的残温却依然逃逸无踪,越来越多的雪淹没我们,为我们铺上一层白白的、软软的羊毛皮。
在仍是一片黑暗的清晨中,两名包裹着厚围巾的女人抵达并开始开店门,队伍活了过来,我们梦想着堆积如山的糖果、壮观的巧克力宫殿,想像力如火如荼;每样东西都闪闪发亮,最后店门开了,队伍动了起来,每个人都往前推,一来温暖自己,也为了要赶到前头去。可是店里既没有糖果,也没有巧克力宫殿,那女人卖的是空的糖果罐,一人限买一个,大大的圆罐侧面画着雄纠纠、气昂昂的彩色公鸡,以及波兰文的题词,写着「E.WEDEL」。
起先我们失望、沮丧到极点,欧利安甚至哭了起来,可是等我们更加仔细的看过战利品后,却慢慢开心起来,这些罐子里堆积着残留的糖果五彩碎屑,厚厚的残渣还飘着水果味。嘿,母亲可以用这些罐子煮些水,给我们一杯甜甜、香香的饮料!心情平息、甚至是满足了以后,没有直接回家的我们,反而转进公园,到夏天马戏团进驻的地点去。马戏团很久以前就离开了,但因为走得匆忙,把旋转木马留了下来,旋转木马的马达和大部分的座位都被偷了,不过有个座位留了下来。如果有人找了几个男孩来,就可以用棍子推动旋转木马,把它转得像疯了一样快。
公圔里空盪沉静,我们冲向旋转木马,开始转起来,等到转得吱吱作响时,我便跳上座位,用鍊子扣住自己,欧利安则负责发号施令,大声驱使那些男孩们,要他们继续,他们就像是船上的奴隶一样,使尽全力推棍子,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欧利安火力全开、放声大叫,其他孩子也陷入了疯狂状态,推着木马大转,刺骨的冰雪寒风打在我脸上,一阵阵的风越来越强,我搭乘着风的翅膀,觉得自己像一个飞行员、像一只鸟,也像一片云。
全名Andrei Andreevich Andreyev,一八九五~一九七〇,原为农民之子,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一九三二~五二年间的共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员,曾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总书记。
全名Kliment Yefremovich Voroshilov,一八八一~一九六九,原苏联元帅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一九五三~六〇年间总书记。
全名Andrei Aleksandrovich Zhdanov,一八九六~一九四八,其唯物论的思想成为日后日丹诺夫主义的基础。
全名Lazar Moiseyevich Kaganovich,一八九三~一九九一,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史达林的支持者,也是大规模屠杀的长官,曾命令造成几百万人的死亡,并大规模的毁坏基督教纪念碑和教堂。
全名Mikhail Ivanovich Kalinin,一八七五~一九四六,前苏联政治人物及一九一九~一九四六年的国家元首。
全名Vyacheslav Mikhailovich Molotov,一八九〇~一九八六,前苏联政治人物,一九三九~四九年的外交人民委员及一九五三~一九五六年的外交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