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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浓雾深锁科累马
我在雅库茨克机场等前往马加丹的飞机起飞等了四天。科累马受到暴风雪肆虐；覆盖了所有的一切，将万物埋在底下，因此，预定的班机暂时全都取消了。
在西伯利亚旅行就是这个样子。
大部分的机场皆照明不足；穿梭机场的飞机不但老旧还经常故障；有时候得在某个地方等燃料横越整片大陆送到机场来。整个旅行期间，我都处在紧张的状况下，非常焦躁，害怕突如其来的停留和延误会错过转机，丧失了预约班次，然后好戏就会上演，惨剧发生，大难临头。因为你在这里不能改来改去，不能换机票，不能选择其他时间和路线。你可能会在一个陌生和永远都挤满了人的机场连续卡上好几个星期，没有机会快速离开。（所有的机票几个月前就已经销售一空。）那么你要怎么办，要住在哪里，要吃什么呢？
我发现目前我在雅库茨克就是这种状况；我也无法回到城里，因为万一科累马的暴风雪突然减弱了呢？如果那样，飞机立刻就会起飞，所以我们得全力撑着，因为如果它走了，如果它飞走，我们就错过了。
所以，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坐着干等。
残酷的虐待
当然，那是一种可怕的无所事事，一种无法忍受的无聊，就这样动也不动的坐着，在一个心智麻木的状态下，实际上什么事都不做。但是另一方面，成千上万的人不就是以如此消极的方式打发时间吗？他们不就是那样好几年、好几个世纪了吗？不论宗教、文化和种族，不都是如此吗？在南美洲，我们只需要进入安地斯山或开车穿越皮乌拉或是航下奥利诺科河，到处都会碰到贫穷的泥浆村庄、部落和小镇；会看到许多人坐在屋前的土制长椅、石头和凳子上，动也不动的坐着，几乎没在做什么事。再从南美洲到非洲，我们探访撒哈拉沙漠上的孤单绿洲，还有几内亚湾沿岸黑人渔夫的村落，让我们探访刚果丛林神祕的俾格米人、尚比亚只有一匹马的小镇摩边佐、苏丹漂亮的丁卡族，到处都可以看到光是坐着的人。有时候他们会讲一、两句话，晚上在火堆旁取暖，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做任何事，只是无所事事的坐着，没有任何动作；而且是处于（或者我们可以假设）一种心智昏睡的状态。那么在亚洲有什么不同吗？开车沿着喀拉蚩到拉合尔，从孟买到马德拉，或是从雅加达到玛瑯，我们不会目瞪口呆的发现，事实上有成千上万的巴基斯坦人、印度人、印尼人和其他亚洲人都没什么动作，就只是无所事事的坐着，盯着谁知道是什么玩意儿看吗？且让我们飞到菲律宾和萨摩亚，让我们探访广大无边际的育空领域还有热带牙买加，到处、到处都是同样的景致，都是人们动也不动的坐着，连续好几个小时坐在旧椅子上、坐在厚板子上、坐在塑胶条板箱上、坐在白杨木和芒果树的树荫下，靠着贫民窟的墙壁，靠着篱笆和窗框，无论是在一天的什么时间里，无论季节，无论阳光普照或是阴雨绵绵，迟钝和没有表情的人们，彷彿处在一种长期困倦的状态里，没有真正在做什么，没有慾望也没有目标的活着，同时也（可以假定）淹没在心智的冬眠里。
我周遭的雅库茨克机场情况呢？不是没有什么不同吗？一群人坐着，不讲话也不动，一群呆滞到好像连抽动都不会的人，在我看来，甚至连唿吸都没。所以我们就别再兴奋和扭动，别再拿那些女空服员答不出来的问题去折磨她们，然后追随我们巴尔迪维亚（Valdivia）附近的寂静村落圣胡安（San Juan），和被高温摧毁的戈壁沙漠，以及设拉子（Shiraz）杂乱市郊的兄弟姊妹们的榜样，让我们动也不动的坐着，两眼盯着空间看，陷入心智麻木的状态，随着时间的流逝，越陷越深。
四天之后，科累马的暴风雪过去了，体型丰满的女空服员在航站里跑来跑去，大声叫着：「马加丹！谁要前往马加丹？」叫醒正在睡觉的人。我们匆忙而紧张的收拾好袋子、布袋、包袱、旅行箱，裹上围巾，扣好羊皮衣，将附有御寒耳罩的大帽子从头上拉下来，急急忙忙、乱七八糟的冲到飞机那里，飞机立刻滑到跑道上，我们飞了起来。我身旁坐了一位要去探望儿子的妇女，他在科累马的军队里服役。他的来信让她很担心；信上清楚地显示他不太能忍受老兵虐待新兵的状况。
我听过老兵虐待新兵吗？是的，我听过，那是一个由士官和老兵搞出来的新兵待遇残酷制度，侵蚀红军的恶性肿瘤之一。苏维埃社会缩小为一个排或连并穿上军装，这个社会的本质是强者以残酷的手段对待弱者。新兵是弱者，所以他上面的那些人凭藉阶级或在军队服务的年资，逼他成为他们的奴隶、贱民、擦鞋童和痰盂。新兵必须进入残忍的共同体，必须丧失他的个性和尊严。为达到这个目标，他们虐待新兵，骚扰他、毁坏他，摧毁他，他们会打他或折磨他。有时候新兵受不了折磨、残忍的行为和恐怖的事；会想逃跑或自杀。忍受着艰苦和老兵虐待，在无情牢房活下来的新兵，心中只有一种想法，那就是获偿、报仇、报復他所蒙受的羞辱，像是他们将他拖过泥巴和污物，他得闻下士们的裹脚布，他们用靴子踢他的脸等等。可是昨日才来的新兵能报復什么人呢？他能偷谁家里寄来的包裹，能弄伤谁的肾脏呢？当然，只有比他更弱的人，所以那就是更新的新兵了。
虐待狂行为、种族和宗教冲突在今天的军队里延烧，使这个传统更加恶化：乌兹别克族杀害塔吉克族，一排东正教徒（俄罗斯人）和一排穆斯林（鞑靼人）起冲突，萨满教徒（摩尔达维亚
）在无神论者（德国人）的背后捅上一刀。
受惊、害怕的母亲们开始组成各种不同的联盟和社团，强迫有关当局正视老兵虐待新兵的问题。你可以在不同的示威运动和示威游行上看到她们，她们走路时前面总是拿着两张照片：其中一张照片里有个年轻的男孩，那是他离家从军时给母亲当作纪念的照片；另一张照片，同样那张脸，同样的头，却已经躺在棺木里。如果这名母亲比较有钱，这些照片就镶了框，装上玻璃，但是你也可以看见贫穷的妇女拿着边缘磨损的破烂照片，雨水和雪花淋洗和弄脏了年轻脸庞的五官。就算你只是在经过时停下来一会儿，那个女人也会感谢你的致意。
机上的邻座告诉我有关她新兵儿子的痛苦，对着我的耳朵轻声细语，因为她毕竟是在洩露伟大军队的秘密。我不知道她是否读过米海洛夫斯基对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研究，那是一部一八八二年的旧作。身为俄国评论家和思想家的米海洛夫斯基不贊同杜斯妥也夫斯基，称他为「残酷的天才」，但同时又惊于他的洞察力和他的才华。米海洛夫斯基写道，杜斯妥也夫斯基发现人有一种令人恐惧的特质，他称之为不必要的残酷，那是一种既没有理由，也没有目的，只是要让别人受苦的癖性。一个人会毫无理由地折磨另一个人，除了折磨能带给他一种快感之外，而这种快感他还永远都不会大声承认。这种特性（不必要的残酷），结合权力和自尊心，兴起世人最无情的暴虐。米海洛夫斯基强调，发现这件事的是杜斯妥也夫斯基：在《史坦潘区可夫村和村民》（The Village of Stiepanchykovo and Her Inhabitants）的故事里，他描写一个名为风马·欧皮斯金的卑微乡下人，残忍、蛮横，让人痛苦。「将恐怖伊凡或尼禄的力量给予风马·欧皮斯金，」米海洛夫斯基写道：「那他在各方面的表现都不会输给他们，会以他的罪行震惊世人。」史达林稳固在克里姆林宫地位半个多世纪前，在希特勒得势之前，杜斯妥也夫斯基就已经在风马·欧皮斯金这个人物上构想出这两位专横人物的前辈。
风马折磨他的被害人，满足他残酷成性、折磨、造成他人痛苦的需求。风马并不是个讲求实际的人（「他需要那些不必要的事」）；藉由把痛苦强加在他人身上，他并没有达到任何目的，因此我们无法依据任何理性、务实的范畴去了解他。他并没有想到残酷成性的对待他人，没有任何成效，也不会带来任何成果，对他而言，重要的是残忍行动本身的过程，是虐待本身，是为了残酷而残酷。风马「会没有任何理由，就殴打一个完全无辜的人」，这带给他快乐以及一种权力至上的感觉。这种对于强加痛苦的行为彻底、纯粹的漠不关心，被定义为「不必要的残酷行为」。米海洛夫斯基认为这是杜斯妥也夫斯基伟大的心理学发现。
可是为什么，米海洛夫斯基不明白，为何风马这种人会在俄罗斯找到这么可以恣意发挥的环境？他的回答是：因为「在俄罗斯人个性里的民族编码，就是对痛苦持续不断的追求。」没错，描述风马角色的人，发现他黑暗的灵魂、充满「不服输、自我产生的忿怒」的人，表现出他可怕、不可思议的秘密，展现给我们看的人，一定得是俄罗斯人。
各种黑手党
机翼下是一片白色的平静平原，森林点缀其中，单调和空旷的空间，和缓起伏的丘陵上有平坦的小山丘，所有的一切都吸引不了目光，吸引不了注意力，那就是科累马。
在马加丹，从机场到小镇有五十多公里，但我很幸运的找到一辆计程车，一辆凹陷、生锈的伏尔加，搭车时我提心吊胆，因为我并没有进城的通行证。我担心自己在想了那么久要到这里来，在好不容易前来堪称这世上仅次于奥斯维兹的最糟糕地方后，会被拦下来。我们沿着一条被雪覆盖的快速道路前进，两边都是山丘，偶尔还会经过稀疏的幼松林，突然间，从其中一座幼松林里冒出两个年轻男子，他们戴着深色眼镜，穿着高雅的西式竖领外套，活像犯罪影片里的角色。他们要我们停车，想知道我们是否能载他们进城。司机看看我，我认为没有问题，我们当然该载他们。结果显示是好心的天使派他们来的，因为往前再走十公里就有个检查哨，我们得停车。远远看到民兵，我立刻摘下眼镜藏好。当地人戴的是黄色或褐色的塑胶镜架，而我的镜架是很轻的金属框，这样的差异显示我不是当地人，马上就会引人注目；每当我希望自己不存在时，就会把眼镜藏起来。穿着廉价羊毛衬垫外套，戴着驯鹿皮帽的我，看起来就像是从鄂本斯克或托木斯克（Tomsk）来的人。民兵立刻对我们那两位年轻人的深色眼镜产生兴趣，开始争执、口角、对抗，他们被拉出车外。简言之，民兵挡下两位年轻人，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计程车司机称那两个被拘留的人为「高加索黑手党」。「黑手党」这个名词现在相当流行，逐渐取代了「民族」二字。这里曾经有一百个民族「如手足般和谐」共处，现在出现了一百个黑手党。民族消失了，不存在了。三个大黑手党取代了他们的地位，分别是俄罗斯黑手党、高加索黑手党和亚洲黑手党。大黑手党又分成许多小集团。有车臣和乔治亚黑手党、鞑靼和乌兹别克黑手党、车里雅宾斯克和奥德萨黑手党。小一点的黑手党又分为更小的团体，这些更小的团体再分成极小的团体。小，但具有危险性，有手枪和刀做为武装。因此，有黑手党是以全国性规模、共和国的规模、城市规模、社区、单一条街（甚至单一庭院）的规模在运作。黑手党的佈局非常复杂，但对于什么人属于什么团体，其他集团成员可是一清二楚，毕竟他们的命就建立在这种识别能力上。所有的黑手党都有两个特色：一，集团成员不工作但生活优渥；还有二，他们持续不断的分赃结清。偷窃、走私或分赃结清，这就是黑手党成员每日生活的写照。
这种摆脱不了黑手党，凡事都以黑手党来思考的讨人厌习惯，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有极深、极不幸的根源。本世纪头三十年里发生的巨变如世界大战、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和接下来的内战及大批饿死的人民，夺走了俄罗斯几百万儿童的父母亲和他们的家园。这几百万名孤儿，几百万无家可归的人在国家的街头流浪，晃过村庄和城市，寻找食物和一个能够遮风避雨的地方，（在非洲和在俄罗斯挨饿流浪确实不一样；在俄罗斯，没有一个温暖的角落，你可能会冻死。）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当中有许多人遂以偷窃和抢劫为生。
今天，许多俄罗斯黑手党成员的祖父母都是当年四处流浪，而且经常无名无姓、无家可归的人。要切断一个人的过去并非一件容易的事，通常还是件完全不可能的事。无论是谁，任何曾经和当局起冲突的人，都会把他准备战斗的状态延续给儿孙。在今天后苏联的社会里不仅有个别的犯罪、不仅有犯罪元素，同时也存在一个家族系统和传统均有别于社会其他部分的完全犯罪阶级。每个连续的危机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净化、布里兹涅夫时代的腐化、苏联的瓦解等，都更加深化及扩大这个阶级的地位。
世人以疯狂、固执的眼光将黑手党视为一张包罗万象的大网（谁想要脱离乔治亚？阿布哈兹〔Abhazian〕黑手党。谁在攻击亚美尼亚人？亚塞拜然黑手党等等），而这张网还另有根源。首先是歷史的阴谋理论，这一点史达林谈了好多年：任何不好的事情后面都有阴谋集团、组织、黑手党。第二点，传统、惯例和神祕的风气是这个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特性。（谁当权？戈巴契夫的黑手党。未来几年谁会入主克里姆林宫？另外一个黑手党！）
恐怖的科累马
城里没有人问我任何事。尽管马加丹旅馆的接待员一脸严肃，而且（原因不明）用挑剔的眼神看我，她还是给了我一间明亮又温暖的房间，二五六号房。从窗子可以看到被雪覆盖的街道和公车站，更远的地方有一道墙，墙后面是一栋旧监狱。
你可以像我在旅馆遇见的三位日本人一样来到马丹加，他们来自札幌的纺织品公司。
他们其实并不知道自己置身何处。
他们只忙着做生意和鞠躬，有礼貌、干净又有效率的他们想卖纺织品；这是他们来这里的原因。尽管他们满载高雅的布料来到这里，不过你可以带着完全不同的行李来，那就是关于这地方的知识行囊，我发现自己就正在和日本人谈这个地方，谈着事实上，我们目前正站在人骨上头，即使知道这件事后，你会往后跳一步，或甚至跑开好几百公尺，那都没什么影响：到处都是坟墓，更多的坟墓。
马加丹是西伯利亚东北部领土科累马的首府，以流至这里的河流命名，是一块极寒、永久冻土、暗无天日的土地，一片空旷、贫瘠、几乎无人居住的地带，只有少数游牧民族，如楚可特人（Chukot）、埃文基人、雅库特人。科累马只有在我们这个世纪才引起莫斯科的兴趣，当时谣传这里有黄金。一九二九年秋天，第一个基地在诺迦耶夫湾（Bay of Nogayev，临鄂霍次克海，为太平洋的一部分）盖了起来，这个新拓居地就是马加丹的起源，那时只能经由海路到达此地，从北方的海参崴或纳霍德卡（Nahodka）搭船过来，大约需要八至十天的时间。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大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会採取一种解决方法，在科累马创立信託公司开採黄金、银和其他金属，这间公司名为达斯特洛依（Dar’stroy）。三个月后，萨哈林号（Sachalin）轮船驶入诺迦耶夫湾，载来达斯特洛依第一任总裁——拉脱维亚共产党员，联合国政理事会的将军艾德华·贝尔辛（Edvard Berzin）。贝尔辛当时三十八岁，还有五年的寿命。贝尔辛的到来显示炼狱的开始，这炼狱以科累马之名，会和奥斯维兹、特雷布林卡、广岛和沃尔库塔一起成为二十世纪最大的梦魇歷史。而在俄罗斯口语里，科累马被诡异地改成一个蕴含相对理论安慰的字眼，也就是说，当情况真的很糟糕、很吓人、很可怕时，一名俄罗斯人就会安慰另一名俄罗斯人说：「别丧气，在科累马更糟糕。」
在科累马冰冻的荒原里，人是需要工作的，所以莫斯科才会在成立达斯特洛依的同时，在这里成立一个西北劳改营理事会。西北劳改营理事会之于达斯特洛依所担任的角色，就像奥斯维兹/比克瑙集中营之于法本化学工业公司一样，都是提供了奴隶。
马加丹的起源和史达林恐怖时代的开始统治是同一时间，几百万人被关进牢里。在乌克兰有千万名农人饿死，可是他们并没有全部死光，还是可以把数不尽的大群「kulak（沙皇时代剥削贫农的富农阶级）」以及其他「人民的敌人」放逐到科累马，只是运输上有些瓶颈，因为只有一条铁路线通往海参崴，而且也只有少数船只定期从那里驶往马丹加的港口。就是这条路线，二十五年来毫不间断地横跨整个帝国，将活的人皮骷髅运往马加丹。
活人，但也有已经死掉的人。在集中营里二十年的沙拉莫夫谈到金姆（Kim）这艘可载运三千名囚犯的船，囚犯反叛时，护送他们的人会用水去淹他们，而当时的气温是零下四十度，等他们到马加丹时，都已经冻成冰块了。另一艘搭载了好几千名被放逐者的船被困在北极的冰里，一年之后才靠港，那时船上所有的囚犯无一倖存。
运送女犯人的船「德鲁玛」（Dzurma）抵达马加丹时，已有许多女犯人已经因为寒冷和精疲力竭而濒死。这样的人，在一种慢性痛苦状态里，被称为dohodiags，在集中营里的语言是「濒死者」。
「濒死者」一个个用担架运出去，他们被运出去，然后成排安置在海岸上，显然是为了方便计数，以避免写死亡证明时产生混淆。我们躺在岩石上，看看四周的同伴，他们拖着脚步进城接受公共蒸汽浴和消毒的折磨。
（摘自艾维格尼亚·金兹伯格，《陡墙》）
登上运输船的人已经被几个月来的监禁、审问、饥饿和挨打搞得精疲力尽，现在又要面对关在牲畜车里、在污物里渴得发狂的折磨（因为他们没有任何东西可饮用），他们不知道自己要上哪里去，也不知道等在旅程最后的会是什么。在炼狱里活下来的人被送进马加丹，送到大型的野营区，这里有个运作中的奴隶市场，设在矿场附近营区的指挥官会过来挑选身体最好的囚犯。指挥官的权力愈高，能为自己挑选的囚犯也就越强壮。
马加丹和科累马共有一百六十个营区，或也被称为北极圈死亡营区。几年下来，囚犯的面孔会随着时间改变，但随时都有大约五十万居民。这些居民当中又有三分之一会死在营区里，其他的，经过几年辛苦劳动下来，离开时不是身体残废，便是带着永久性的精神伤害。任何在马加丹和科累马活下来的人，都回不到过去的模样，完全变了一个人。
营区是个经过缜密思考、残酷成性的组织，其目的在于用人死之前会经歷最大的侮辱、痛苦和折磨来摧毁一个人。这是一张毁灭的铁刺网，人一旦掉了进去，就无法自己挣脱。其中包括了下列元素：
（寒冷）裹着单薄可怜的破烂衣衫，一直忍受寒冷之苦的囚犯冻僵了。
（饥饿）他更加深切体会这种寒冷，因为他一直处在残忍、过分饥饿的状态下，仅以一片面包和水煳口。
（辛苦劳动）饥寒交迫的他必须卖力工作，做到精疲力尽，超过忍耐的限度去挖土，并用手推车将土运走，压碎岩石，砍伐树林。
（缺乏睡眠）他饥寒交迫，加上辛苦工作而体力透支，经常生病，睡眠也被剥夺。在冷冰冰的营房里，睡在硬木板上，他只能裹着工作时穿的破烂单薄衣衫，睡很短的时间。
（骯脏）他不准洗自己，除此之外，也没有时间或地方可供清洗，所以他身上会復盖一层黏黏的尘土和汗水，闻起来很臭，臭到令人难以忍受。
（寄生虫）他一直饱受寄生虫骚扰。虱子在他的破烂衣衫里筑巢，臭虫在营房里的木板床上结成块，夏天时，成群的蚊子令他痛苦不堪，还有可怕的西伯利亚苍蝇会成群攻击。
（苏维埃秘密警察的残忍行为）护卫和守卫人员，也就是秘密警察的监督者会不断将自己的愤怒强加在他身上。他们大声咆哮，挥拳打他的脸，踢他，放狗咬他，而且为了微不足道的理由就开枪射杀他。
（囚犯们的恐怖行动）政治犯遭到囚犯们的胁迫、抢劫和折磨，只因为他们拥有低阶权力。
（不公平的感觉）忍受不公平的感觉是种精神上的折磨。政治犯全都是无辜的，他们没有犯任何错。
（乡愁和恐惧）所有的人都因渴望最亲爱的人、渴望家（刑期高达二十五年）而苦，为与世界完全隔离而苦，为一个未知、越来越骇人的明天而苦，为恐惧死亡随时都会到来而苦。
「看到集中营是一件可怕的事。」沙拉莫夫这样写科累马：「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该认识集中营。在集中营里体验的每一件事都是负面的，每一分钟都是。一个人为了适应它，只会变得更糟，不可能有其他方式。集中营里有许多人不应该知道的事，但是看到生命最底层并非最令人恐惧的部分，最令人最恐惧的，是一个人将底层挪为己用的时候，是他的道德权衡借用集中营经验的时候，是当囚犯的道德应用到生活里的时候，是当人的智力不仅把集中营的观点正当化，同时服膺它们的时候。」
稍后他又写道：「对一个人而言，集中营是性格的大考验，是平凡人的道德测验，而百分之九十九都没能通过这个测验。那些想办法要通过测验、想要比其他人更好、对自己更加严苛的人，和那些没有通过测验的人一起死去……」《科累马故事》（Kolyma Tales）。
邪恶之最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日，贝尔辛被召回莫斯科，史达林认为这名刽子手太过温和，命令将他逮捕并枪决。同一天，尼可莱·叶兹夫号（Nicolai Yezov）抵达马加丹，带来科累马两位新管理人员，取代了贝尔辛。坎普·帕甫洛夫（Karp Pavlov）上校担任达斯特洛依的总裁（他之后于一九五六年自杀），他的副手史堤潘·加格宁（Stiepan Gcaranin）上校则成为科累马死亡集中营的头子，当时加格宁三十九岁，后来又活了一年。
加格宁是科累马的邪恶传奇人物。
「伊凡·库兹米区，你记得加格宁吗？」
我记得吗？你八成是在开玩笑。我毕竟近距离看过他，就像我现在看你一样。他当时正在审视一列囚犯，而且不是独自一人，还有随行人员陪着。在他现身之前，他们已经用电话传递了讯息：他可能会来这里，亲自主持营区的视察。我们立正站好时，他人还在马加丹。所有的一切都清理过了，粉刷好，地上还铺上黄沙。指挥部苦恼又愤怒；完全无法控制紧张的状况。突然间，轻声细语响起：他们来了，他们来了。营区的大门大开。他和他的护卫队开车穿过大门，好几辆小客车，外加好几辆载着他个人护卫的卡车。他自第一辆车下来，随员即刻如闪电般快迅分站两旁。
他们全都佩带了毛瑟枪，穿着羊皮短外套，他本人则穿着一件熊皮外套，脸上表情兇勐，酒醉的双眼沉重如铅。我们营区的指挥官，一位少校跑到他跟前，用颤抖的声音报告：「西北劳改营理事会指挥官同志，营区系统的自治分营区已经准备好接受检阅。」「这里有囚犯逃避工作吗？」「有。」少校心惊胆颤的回答，随即有十二个人左右自队伍里往前跨一步。「狗娘养的，所以说你们并不想工作啰？」他手里已经有一把手抢在握。砰！砰！砰！他解决了所有的人，还在动的则由他的随员解决。「这里有创记录的人吗？那些超过配额的呢？超级配额工人呢？」「有的，西北劳改营理事会指挥官同志。」一列开心、快乐的超级配额工人向前踏一步。他们没什么好害怕的。加格宁和他的随员走到他们身边，手中仍然握着空弹匣的毛瑟枪，他没有转身，就把枪往后交给他的人，然后从他们手中拿过一把新装了子弹的手枪，放进一个木头枪套里，但手并没有离开枪托。「超级配额工人是吗？你们超过配额？」「是的，」他们回答。他再问了他们一遍：「超过配额的人民敌人？呃……你们，可恶的人民敌人！像你们这样的人必须遭到清算……」然后又是……砰！砰！砰！又有大约十个人躺在一滩血泊之中。这时他才露出高兴的表情，眼神变得平静了一点，用血满足了自己。营区的指挥官随即带领他可敬、高尚的客人到餐厅享受准备好的宴席，他很高兴自己躲掉了子弹。加格宁想要的话，也会射杀营区指挥官。加格宁主事期间真是目无法纪，人们感觉自己简直像是苍蝇。
（摘自阿纳托里·赛古林〔Anatoly Zygulin〕，《黑石头》〔Black Stones〕）
加格宁一天要射杀好几个人，十几个人，有时候是好几十个人，他杀人时会大笑或哼唱快乐的小调。贝利亚会突然下令他杀人，理由含煳不清，表面上说因为他是一名日本间谍。但追根究柢，相当有可能的是这位魁梧肌肉男、这位白俄罗斯农夫之子，这位以打铁为生的铁匠，这位半文盲，甚至不知道有日本这样一个国家的存在。
一去不返的海岸
我带了三个电话号码到马加丹来，拨了第一个号码，是一位年轻男子接的电话，他告诉我，我要找的那位妇人已经过世了。第二个号码，电话响个不停，没人接。我拨了第三个号码：二三三四三。接电话的人声音低沉，心情愉快。我做了自我介绍，听见相当亲切、甚至是高兴的回答，好像电话的另一头（我个人其实并不认识他）已经等待我的拜访多年。我们安排好见面的时间，他会想办法从某个地方借一辆四轮汽车，那样我们可以到处走走，看看。
早上，一辆绿色的高士小货车停了下来，驾驶是位女性，她表示她四十七岁了。这么说是很奇怪，可是我并不记得她的名字（或许她根本没告诉我），只记得她的年纪。「四十七岁」是个魁伟、强壮的妇女，她身上的每样东西都是往前凸，尤其是她的双眼和胸部。她健壮的肩膀强而有力，我无法想像出一个男人的块头，足以站在她身旁后，会让她自觉害羞、娇弱、渺小的。任何东西（我想，还有任何人）都无法与她抗衡。
驾驶座旁坐着昨天和我谈过话的男人亚伯特·米尔塔胡迪诺夫（Albert Miltahudiov），他是作家，成年之后三十几年来都在科累马，从事写作和研究西伯利亚这区域的地理。（因为以前只能经由海路到达科累马，习惯上就会说它是一座岛，更加强调出它和其他世界的隔离。任何离开科累马的人都会说：「我要到大陆去。」）
「Pojechali！（我们走吧！）」四十七岁用一种既是问题又是命令的语调说。我们才出发，她就开始称赞罗马尼亚人。「Molodcy rumyni！（罗马尼亚勇敢的年轻人！）」她大声说：「他们砍了希奥塞古的头。」虽然这件事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她显然还印象深刻。「我们什么时候要砍掉克里姆林宫里那些傢伙的头？」
我心想：我人在科累马。她的话并没那么令我害怕，反倒是，事实上，她单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比画着该如何正确的砍头；而我们正行驶在一条有可怕的沟渠、坑洞、窟窿的街道上，让我觉得自己活像是真空室里的太空人，不知道自己的头在哪里，腿在哪里，这还更可怕些。车子一下子后面往上翘，好像要飞上天似的，一下子又突然往前倾，像是要进入无底的深渊。
可是四十七岁根本没在看路，她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哦，他们把我们骗得多惨！」她会生气的说：「他们让我们变成了什么笨蛋！」
她的精力、她的愤怒、她所有憎恨的火力全都瞄准了克里姆林宫。对四十七岁而言，那里有人把她当白痴，散布十分荒谬的事，还命令她要相信。
「不过，我们会打倒他们的！」她陶醉在盲目、愤怒的愿景里。
我们抵达诺加耶夫湾（Bay of Nogayev），停在水边，就在某些弃置、生锈的刀具旁。这是个地方象徵，一个地方证明，类似奥斯维兹的大门或是特雷布林卡的铁道斜坡，有着象徵性的重量。这座海湾、这座大门，还有这条斜坡是相同场景里三个不同的舞臺设计：都是进入地狱的坡道。
从覆盖碎石的多岩海岸上岸的几百万人当中，在我们现在所站的这座海岸上，有三百万人再也没有回来。这座海湾和日本隔开的鄂霍次克海入口非常的窄，看起来像是灰褐色的表面平静的大湖，就连碰上暴风雨，这里也不会起大浪。你从各个方向都可以看到深灰近黑的山丘，缓和的山坡光秃秃的，没有一点绿色植物的踪迹，就像是很久以前弃置的一堆堆煤或是火山渣。一个无变化也无生气的枯燥世界，没有树木，不见鸟儿，你看不到动静；你听不到声音。低矮的云沿着地表缓慢移动，总像是要往我们的方向，正对我们飘移过来。
这种环境会导致极端的行为，在这里你会陷于精神错乱，陷入疯狂，或者屈服于最压倒性的沮丧；最困难的是维持正常感觉，以及秉持大自然会是友善的信心，相信大自然并不想摆脱我们。在一个像科累马这样的地方，大自然和刽子手成了好朋友，协助他摧毁无防御能力和无辜的受害人，大自然为虎作怅，在他们面前卑躬屈膝，总是不经意的给他们新的折磨工具，如刺骨的寒冷、冰冷的寒风、一层楼高的雪堆、巨大、无法通行的寒冷荒原。
船只搭载一批批挤在一起的囚犯来到这座海湾，饥饿和窒息让他们只剩下半条命。那些还能动的走下梯板上岸，首度看到这座海湾。许多人在回忆录里这么写到第一个印象：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回头路了。他们被编入纵队，接着开始计算囚犯人数。许多守卫都是文盲，计算庞大的数字对他们而言很困难，于是点名会持续好几个小时。半裸的被放逐者在大风雪中动也不动的站着，饱受强风鞭打。最后，随扈人员宣布例行性的警告：向左一步或向右一步都会被认为有逃跑企图，我们会直接开枪射击，不提出任何警告！这个准则同样适用于苏联全国的领土。整个国家，多达两亿人，必须以严格的队形朝命令的方向前进。偏左或偏右都表示必死无疑。
现在他们从海湾沿着马加丹的大街前进，我今天住的旅馆就在这条大街上，那是小镇的第一条街，由贝尔辛建造，也用他的名字命名。苏维埃秘密警察的领导们会用他们的名字为城市、广场、工厂、学校命名，直到形成名符其实的苏维埃秘密警察土地。一九三五年，贝尔辛在马加丹开闢了一座文化公园，以他上司的名字（苏维埃秘密警察领导）雅戈达的名字命名。三年后，贝尔辛和雅戈达双双遭到枪决，贝尔辛街更名为史达林街，雅戈达公园则以秘密警察新领导人叶兹夫的名字重新命名。一年之后，他们枪杀了叶兹夫，这座公园更名为史达林公园。一九五六年，史达林街被改为马克思街，史达林公园重新命名为列宁公园，持续多久没有人知道。最后，镇议会想到了一个好主意，现在可以给街道取的是无政治意义的名字，于是有了加兹南亚（Gazetnaya）、波却托佛亚（Pochtcvoya）、加拉兹纳亚（Garaznaya）、那比尔兹亚（Nabierzhaya）。毕竟，报纸、邮局、车库和海岸线会一直都在。
经过贝尔辛——史达林街后，精疲力尽的纵队消失在临时难民营的大门内，镇上和附近地区有几个临时难民营。一直到最近，马加丹的砖头建筑都还寥寥可数，由许许多多上面设有瞭望臺的木头小屋组成的整座小镇，看起来就像是个分布在山丘上的大难民营，冬天时被雪覆盖，夏天时则浸泡在泥浆里。
几天之后，囚犯纵队再度出发，押送他们的人用喊叫、来福枪托和小狗的吠叫声沿路催促，最重要的就是到达最后目的地，只要是虚弱倒下去的人就完了。纵队拖着脚深入科累马，到他们指定的集中营，到原始的黄金、白金、银、铅和铀矿场，用尖锄挖空矿场。几十年来，他们从马加丹开始前进，有时候是每天，有时候是每週，一个接一个，几百人接几百人，几千人接几千人，沿着小镇唯一一条路，也就是北边的那条路，走到他们指定的地点，一个接着一个消失在永无止尽、浓密、冰冷的雾里。
「亚伯特，」我问：「我们可以看看旧集中营吗？」我们开始要由海湾往上开，沿着囚犯们的足迹，开到小镇。
四十七岁正在咒骂地方官僚。事情是这样的，马加丹和阿拉斯加州达成了一个协议，一群美国小朋友受邀到这里来访问两週。每个小朋友住进一个俄罗斯家庭，小镇因而引发战争，因为每个人都想要家中有这么一位小客人。当然，押注的重点不仅仅是一个相当慷慨的美国小朋友，所以这里的人都很乐于招待他们，重点是，分派到这样一个外国客人的人，整栋公寓大楼都可以立即获得大修：粉刷墙壁、更换楼梯井的灯泡、窗户装上玻璃、打扫庭院、修补污水管、修好水龙头、换过水槽和浴缸，门上的锁和铰鍊也会上油。四十七岁住的公寓大楼里就正好有人想要争取一位美国小朋友，可是她跟我们说时，边说边叫，又笑又骂，他给的贿赂太少了。所以楼梯井仍然暗暗的，还是没有热水。
总之，生活很辛苦。
马加丹的一位居民，K.I.伊凡基恩柯写了一封抱怨信给报社：
几天前，我在《农妇》期刊上看到我的星座，从期刊上的星座来看，我推测可能可以成功的买到某件昂贵但有用的东西。因此，我就到美洛蒂亚店门前排队，还没开门前就去排了，希望能买到一架电视机。不幸的是，我没买到。不过隔壁就是一间鞋店，所以我就冲进去买鞋。不幸的是，我在这里也没买到。我连续去了三家蔬菜店，马铃薯都已经卖完了。我开始走过一间间的商店，想要买点东西，任何东西都可以，不一定是要贵的或有用的，可是我到处都买不到柬西。最后，我发现自己在第十三家商店里，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三只小猪，他们卖的是啤酒，不过那不重要，因为结果是只有你从家里带来大啤酒杯时，他们才会卖啤酒给你。
（《马加丹区真理报》，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我们没有开多远。旧社区里仍保有旧集中营，靠近白雪覆盖的街道没有人行道，也没有街灯。有些集中营已经变成仓库或储藏处，其他的则腐朽成碎片。瞭望臺还在，到处可见，变形了，倾斜了，腐朽了。损坏的大门、篱笆和没有铁丝网的柱子躺在雪中和泥中，铁丝都被偷了。大部分的营房都被拆来当柴火：还有几间仍然立着，可是它们是空的，没有门也没有窗子。
在沃尔库塔、在诺利斯克、在马加丹的每个地方，你都会撞见集中营世界的脏乱，会看到极度破烂的贫困，制作粗陋、草率的暂时性、马虎和原始。那是一个用补丁和破布缝在一起的世界，是随便拿一般斧头，用生锈钉子钉出来的世界，是用粗麻绳绑在一起，再拿条旧电线固定的世界。
如果你想要湮灭罪证，这里没有东西需要破坏、拆解和炸毁。半数的古拉格已经沉到泥沼了。西伯利亚半数的集中营已经长满了树林，通往集中营的道路已经被春天的洪水沖走。在城里，盖在许多集中营旧址的是新的社区、工厂及运动场。
夏天，如果由北方那条路开车横越科累马前往卡兰肯（Karamken）、斯特列卡（Strelka）、布希维克（Bol’shevik），知道旧集中营的所在位置，就会发现一堆堆腐烂的柱子、一根铁栏杆、厨房的泥土遗迹，不过可能就找不到任何可用的东西：不会有汤匙或碗，不会有尖锄或铲子，不会有砖头或木板，那些全都被囚犯或是守卫拿走了，或是被当地人搜刮殆尽，因为每一件东西都有价钱、有价值。
几年之后，集中营世界的最后一丝遗迹就会消失殆尽。
我又发问了，亚伯特，当年的马加丹没剩下任何东西吗？没有具体的证据吗？
他认真的思考。「实际上什么都没有了。」过了一会儿，他说：「达斯特洛依的总部被拆掉了，秘密警察的营房被拆了，审问用的监狱被拆了，到处已经都是新房子和新街道了。
「但是还有一栋建筑。它逃过了一劫，因为它在有点远的地方，藏在住宅区的公寓大楼间，就是秘密警察的旧政治教学处，科累马集中营的本部。」
我们到那里去，攀上巨大的雪堤。那是一栋旧平房，今天看来显得很小。大厅里有大约十几个女学生，一脸苍白严肃的表情，正在练习芭蕾舞步。
杀人兇手的作战指示就在这个大厅里执行，他们就在这里决定处决的次数和规模。这里有加格宁和帕夫洛夫，尼基雪夫（Nikishov）和叶戈罗夫（Yegorov），还有好几百个其他枪管都还热的人。在他们的眼前，因为他们的协助，有时候甚至是他们亲自动手，三百万人丧失了性命。
我们在空旷的建筑里走动。「这里呢？」我问亚伯特，手指着一扇门。
门后面是刽子手的浴室，一般房间大小，没有马桶，只有凹凸不平的水泥地，和上头六个椭圆形的洞，灰色的墙上覆盖着棕色的水渍，外加一个坏掉的水龙头。
「就剩下这些东西吗？亚伯特。」
「就这样了。」他回答道。
两种看法
我随身带了两本书：沙拉莫夫的《科累马故事》和亚力克斯·魏斯伯格—赛普斯基（Alex Weissberg-Cybulski）的《大清洗》（The Great Purge）。把这两位作者、他们的观点和立场并列，相当引人入胜。比较能够让人了解，就算只是稍微都好，都能让人了解俄罗斯人的想法，了解其难以理解的谜团和本质。两本书谈的是同样的经验，布尔什维克镇压受害者的经验，但是两位作者的想法有多大的差异呀！
两个人都是同一个世代的人（魏斯伯格生于一九〇一年；沙拉莫夫生于一九〇七年），两个人都是在一九三七年被逮捕：沙拉莫夫在莫斯科（对他来说，已经是第二次）；魏斯伯格则是在查尔可夫（Char'kov），他在那里担任合约工程师。两个人都受到苏维埃秘密警察的折磨、拷问、不断的骚扰和羞辱，分明都是完全无辜、清白、诚实的人。
不过从这之后，差异就开始了。
问题是这样的：我们内心里什么东西会佔上风，决定我们和生活、和现实的关系？文化、我们所成长的传统，或是信仰，还是我们拥有及承认的意识形态？
澳洲裔的魏斯伯格来自西方，在笛卡儿哲学的理性主义精神、敏锐和批判的想法中长大。
沙拉莫夫是个百分之百的俄罗斯人；他从未到过俄罗斯以外的地方；只有偶尔接触西方的想法；有关他的一切，从头到尾都是俄罗斯的。
同时，这名西方人士魏斯伯格是位忠诚和坚定的共产党员，这位俄罗斯人沙拉莫夫则是个彻底的反共产主义者。
对于身为粗野镇压以及「不必要的残酷行为」的受害人，对于史达林清洗、监禁、集中营和处决的整个噩梦般的周遭世界，现在他们各自要抱持着什么样的态度？
魏斯伯格深信自己已经进入精神病院，秘密警察的调查官员也精神错乱。史达林时代的苏联是个精神失常、偏执狂、荒谬的世界。此地发生的事，他写道：「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这是一个行为不检点党政机关的胡作非为，蔑视所有理性的解释。」或者：「我抓着我的头，我是在疯人院里吗？」或：「所有的事毕竟都是愚蠢至极。我只是找不到描述这种情况的适当字眼。」等等。而且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放弃他的信仰：「我是德国共产党员，」他轻蔑的看着审问员：「我到这个国家来参与社会主义的建设，我热爱苏联。」
魏斯伯格深信自己是在精神病院里，深信自己处在一个极可怕的世界，疯狂和荒诞不经的偏执狂世界里，他并没有崩溃；在最令人恐惧的情况之下，在拥挤、骯脏、血淋林的监狱里，他的心，西方理性主义者的心，强烈的运作，它为发生在自己周遭的事寻找一个理性、合理的解释。在被关进的每座监狱里，魏斯伯格都努力讨论，努力质问，努力交换意见。
但这正是魏斯伯格受难的俄罗斯同志们将他看成疯子的原因！你究竟在研究什么？他们说。你到底想在这里完成什么？还是乖乖坐着受罪吧！
两种态度之间是没有交集、没有共同语言的。这是我不知道魏斯伯格和沙拉莫夫能否了解彼此的原因。
沙拉莫夫认为他周遭的一切都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集中营属于大自然的顺序，而不属于人类的顺序。一个人能够反抗严寒或可怕洪水的现实吗？如果洪水来了，有人开始挥拳对着河水，大家会说他疯了，说他是从精神病院逃出来的。如果洪水来了，就必须爬上最高的树，耐心等待水退去。那才是合理的行为，那才是唯一合理的反应。如果一个人发现自己在集中营里，他不应该造反，因为他们会因为他造反而射杀他；他应该就活在一个确保自己能活下来的方式里。或许某时，河里的水会退去，或许某时，他们会将他从集中营放出来，无法也不需要任何原因。
在《科累马故事》里，集中营铁丝网外的世界并没有真实的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消息是很久以后才传到这里来的，而且也没有什么影响。真实和唯一的世界就是集中营。集中营是一个完整、合理的组织。为何魏斯伯格认为这一切都不合理呢？如果集中营不合理，应该会马上瓦解。集中营确实有其逻辑，谋杀的逻辑，一种和澳洲工程师共产党员所寻找的不同合理性。
沙拉莫夫的心智是理性、是逻辑的，而魏斯伯格的心智偏离了正道，迷失在不切实际的观念里。
「每次命运所带来的干预，神的意志干预，都是不适当的，和集中营的管理规范互相牴触。」沙拉莫夫回想。在这几句话里：任何认为他能够表现有所不同的人，从来没有接触到人生的真正底线：他从来都不需要在「一个没有英雄的世界里」唿吸人生最后一口气。
沙拉莫夫和魏斯伯格立场相异以对的压制世界，也就是他们被弃置在内的「另一个世界」（亨林—格鲁金斯基），由或许是俄罗斯最伟大的哲学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来解释：「东方和西方文化的对立，已经犀利的描述了人类歷史的曙光。如果东方文化的基础是建立在人对一个比较高的权力、对超自然力量绝决的主从关系上，那么在西方就正好相反，任凭人听从自己的创造，容许了一个宽广且自我产生的创造力。」
沿着马加丹的街道穿过从雪中挖出的高墙通道很窄，窄到另一个人经过时，你得停下来让他过。有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发现自己和某个年长的人正面相对，心里总是会浮现一个问题：你是谁？是刽子手还是受害人？
为何我会乱想？为何我不能以平常心来看待这个人，不带有那种反常和打扰的好奇心呢？因为要是我能鼓起勇气问他这个问题，如果他认真回答，我可能会听到这样的答案：「你看，在你面前的既是刽子手，也是受害人。」
这也是史达林主义的特色，许多情况里，这两个角色是无法区分清楚的。首先，某个身为侦讯官员的人会打囚犯，之后他自己会被丢进监狱里，遭人毒打；等他服完刑期后，又会出来报仇，如此等等。那是个封闭的循环世界，只有死亡这么一个出口，是每个人都会迷失的噩梦游戏。
我冒险走到更远的地方，一直走到海湾。这里再也听不见城市的声音，尤其听不见科累马的声音。越过往下降到海湾那座山丘的某个地方，有死者躺在寂静和黑暗之中。我在一本回忆录里读到，科累马的永久冻土保存尸体的功能相当好，好到那些被埋葬的人的脸上甚至都还保有他们的表情，而就如沙拉莫夫所警告的，那些脸庞，都曾经看过那些不该看见的。
我仔细思考了苦难的徒劳之事，爱会留下了它所创造之物，也就是下一代会来到这个世界，那是人类的延续。可是苦难的经歷留下什么？人类经验中这么大的一部分，最困难和痛苦的经验，居然船过水无痕。要是能收集这里几百万人痛苦所发出的能量，将之转化为创造力的话，想必可以将我们的星球变成一座繁荣的花园。
不过是什么东西留了下来呢？
生锈的船只残骸、腐朽的瞭望臺、某种矿石被挖掘过的深洞。凄凉、毫无生气的空虚。四处皆无人迹，因为精疲力尽的纵队已经通过，并消失在永恆的寒冷雾气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