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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南方 一九六七
在西伯利亚铁路旅程的九年后，我再度踏上帝国之地，这趟远征带着我经过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南边的七个共和国：乔治亚、亚美尼亚、亚塞拜然、土库曼、塔吉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旅程的节奏险恶，只有七天供我认识每个共和国，我很清楚这样的接触有多肤浅和即兴，但谈及一个如此难以进入、如此封闭、如此充满神祕的国家，当然连最小、最预期不到的机会都要好好利用，好拉起就算只是一点点都好的无法穿透的沉重帘幕。
和帝制三度交手最意外之处是什么？在我的想像中，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组合出一个制式、单调的产物，里头的一切全都是灰色、阴暗、单调和陈腔滥调，这里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超越必然的基准，突显自己，展现出独特的个性。
然后我到过曾是帝国的非俄罗斯共和国，它们为什么吸引我的目光？就是撇开苏维埃权力的僵硬、严厉和束缚不谈，这些国家仍成功地保存了他们某些传统、歷史之物，还有一直隐藏的骄傲和尊严，我在那里看到摊在阳光下的东方地毯，很多地方还保有古老的颜色，以及原始设计醒目的多样性。
壮观的古艺术：乔治亚
提弗利司（Tbilisi）的博物馆理应一游，它的前身是史达林念过的神学院，入口处有块大理石纪念匾额记录这件事。这栋位在市中心及旧下城区边缘的建筑物晦暗但广阔，展览室实际上则是空的，一位名叫塔米拉·堤朵拉兹的学生带领我参观，她是个纤细、浪漫的漂亮女孩。
乔治亚古艺术之壮观让人无法抗拒，最棒的是圣像！比俄罗斯圣像创作的年代要早得多；远在安德烈·卢布烈夫
之前，最棒的乔治亚作品就已经问世。据塔米拉说，他们收藏的原作大部分都凿在金属上；只有脸是用画的，这类创作最辉煌的年代从十八世纪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圣人的面孔黝黑，但在光线的照射下闪闪发亮，固定在厚重至极的黄金身躯上，装饰有珍贵的宝石。打开来的圣像就像维特·施托斯的祭坛，体积大到堪称巨大。有动用好几代大师之力，歷时三世纪才完成的圣像，还有个小十字架是全博物馆里价值最高的展示品，也是谭玛拉皇后唯一的遗留物。
再来是乔治亚教堂里的壁画，那样的让人惊艷，却又鲜少为乔治亚之外的世界所知，而且实际上可以说是什么都没有了。斯维特茨哈维里教堂是乔治亚境内最大间的教堂，画满内部的壁画原是最棒的作品，不幸的是皆已毁坏殆尽。一〇一〇年时，这座教堂建于提弗利司附近乔治亚的前首都梅塔（Meht），是和沙尔特（Chartres）的彩色玻璃齐名的中世纪杰作。当初是在独裁者的命令下绘画，他要画者「像我们的农妇粉刷炉子一样的」粉刷教堂，之后再如何努力想要恢復，都没有办法把这些壁画重新带回到世上来，它们的璀灿已经永远消逝。
斯维特茨哈维里教堂是欧洲保存得最好的十一世纪遗迹，即便从来没有重建过，教堂看起来仍好像不超过一百年，由乔治亚建筑师阿肃基札（Arsukizdze）所建，后来帝王下令砍掉他的双手，这样他就不会再盖出任何足以匹敌的作品，帖木尔好几次想要炸掉这座教堂，但最多都只是让墙壁摇晃了一下而已，一路开放至今，乔治亚教会，也就是整个乔治亚区天主教牧首的领导人杰佛瑞二世（Jerffrem II）都在此主持礼拜。
虽然仅仅是照片，但我还是看到了瓦迪亚（Vardzya），那是现代人无法解释的无解之谜之一。瓦迪亚是乔治亚十二世纪的城市，由岩石凿出整座城来。不是水平状的，而是像楼层般的垂直而立，有件事很重要，那就是要搞清楚这可不是一堆雕刻品或者废墟，而是一整座城市，有计画、有街道、有原始的建筑物，只不过这一切都是雕进活生生的岩石，嵌在一座巨大的山里，但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工具凿出来的？雕凿出这样的一座城市，一定比建造埃及金字塔更加困难，瓦迪亚曾是实用的创作品，今天却像金字塔一样失去了生命，只剩下了石壁，成为郁闷的超现实作品。
最后，塔米拉带领我进入尼可·皮罗马那史维利之室，好让我看看那些即将送往巴黎展览的画作，塔米拉说尼可·皮罗马那史维利最近在巴黎正火红。尼可逝于一九一六年，他是乔治亚的尼基佛或卢梭。
伟大的朴素。
尼可住在纳屈洛维（Nachalovce），是提弗利司附近的游民和穷人区，他始终一贫如洗，连画笔都自己制造。尼可画中的主色是黑色，之所以大部分都採用黑色，是因为颜料是从制棺人那里拿到的，他也蒐集旧的锡招牌，这样才有东西可以作画，所以他的画作背景有时会出现字母，没有完全盖掉「Magaz」（杂志）或者「Tabak」（菸草），乔治亚的朴素艺术铺盖在俄罗斯的商业新艺术上，因为广告是用金色或红色写的，其上则是尼可黑白的影像。尼可都在小酒馆或者窒闷的纳屈洛维酒吧中作画，有时旁观者会买酒请他。或许他有肺结核？或许有癫痫？世人对他所知不多。他的许多作品都灰飞烟灭了，只留下一部分。他画作的主要主题是晚餐。
尼可画的晚餐像维洛内些。
只不过尼可的晚餐是乔治亚式和现世的，通常以乔治亚风景做为背景，然后是一张摆着飨宴的桌子；乔治亚人就围着这张桌子又吃又喝。摆在前景的桌子最重要，尼可着迷于料理，那里有什么好吃的？人会狼吞虎嚥什么？尼可就画这些，他描绘他想要吃的，以及吃不到的，今天吃不到，或许永远都吃不到。桌子叠得老高，烤牛肉、油腻的乳猪、如小牛血般浓稠血红的葡萄酒、多汁的西瓜、芳香的石榴。即便尼可的艺术是愉悦，甚至是幽默的，这画中蕴含着受虐狂的意念，仍像是会朝人的胃部插进一把刀。
尼可的乔治亚是餍足的，永远尽情吃喝，酒足饭饱，天赐美食，大地流着牛奶，所有的日子都肥滋滋，纳屈洛维的居民在夜里就梦着这样的乔治亚。
尼可画出了纳屈洛维的梦。
绘画并没有带给他幸福，他有个名叫玛格丽特的女友，没有人知道她是什么样的女孩。尼可爱她，为她画像，依据伟大的素朴惯例来画玛格丽特的脸庞，让五官都过大且超出比例，如过大的双唇、凸出的眼球、巨大的耳朵。尼可把这幅画送给玛格丽特时，惹得那女孩气得尖叫，满怀恨意，在暴怒下离开了他。他的天份注定了孤独。
从此他过着孤单的遗世生活。
桌子衬着山景，他一次又一次的画着他的恐惧。五十四岁时尼可死于提弗利司的某个房间里，死因不明，是飢饿，也或许是疯狂。
瓦坦·伊纳许维里带我去看他工作的地方：一座大堂，里头皆是堆至天花板的桶子，放在木马架上的桶子又大又重，静止不动。
桶子里是成熟中的白兰地。
并非每个人都了解白兰地是怎么来的，想要制作白兰地，你需要四样东西：葡萄酒、阳光、橡树和时间；如同每项艺术一样，在这些之外，你还必须有品味，其余的则会随之而来。
秋天葡萄收成期后，就开始制造葡萄酒，把酒倒进橡木的桶子里，白兰地所有的秘密都藏在橡树的年轮当中。橡树成长，把阳光收集到自己树干里头，就像琥珀沉淀在海底一样。阳光慢慢沉淀进橡树年轮，这段漫长的过程，持续好几十年。年轻橡木制造出来的桶子是生产不出好的白兰地。当橡树成长；树干转为银色，表示橡树逐渐壮大；木质收集了力量、颜色和芳香。不是每棵橡树都会养出好的白兰地，最棒的白兰地是由长在干燥的土地、宁静的地方的单生橡树林所养成的。这样的橡树在阳光中烘焙，里头就像蜂窝中的蜂蜜一样，也有许多的阳光，这可以在白兰地里马上感觉得到。小时候受过伤的树也产生不了好的白兰地。在受伤的树干内，汁液无法正确的循环，木头不再有那样味道。
然后桶匠开始制作桶子。桶匠必须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要是他砍坏了木头，木头就不会释放出香味，木头会释放出颜色，可是不包含香味。由于橡树是懒惰的树，桶匠必须有着如小提琴制作师一样的触感，和白兰地在一起的橡木必须是能运作的。好的桶子可以持续用上一百年、两百年，甚至两百年以上。不是每一桶都会成功，有毫无味道的白兰地，也会孕育出如黄金般的白兰地，路遥知马力，过了几年，就分辨得出孰优孰劣。
朝桶子里倒进葡萄酒，或五百、或一千公升不定，然后把桶子摆在木马架上，顺其自然。人不需要再多做什么；必须等待，时机正确，水到就会渠成。酒现在进入了橡木，然后木头释放出一切，释放出阳光；释放出香味；释放出顔色，木头挤出它本身的汁液；开始运作。
所以需要宁静。
一定要有横风，因为木头得唿吸，而且空气必须是干燥的，溼度会破坏了颜色，会赋予沉重的颜色。而没有亮度。葡萄酒喜欢溼度，但白兰地不能忍受，白兰地是更加善变的。第一杯白兰地在三年后出现，三年，三颗星，标上星星的白兰地是最年轻、品质最差的；最好的白兰地有名字，没有星星，那些是熟成十年、二十年，甚至高达一百年的白兰地。但事实上，白兰地的年龄还要更了不起一点，我们得把制成木桶的橡树年龄也给加上去，这次的橡木是在为法国大革命期间封存的酒努力。
一个人可以从味道分辨出白兰地是年轻或年老的：年轻的白兰地尖锐、快速、冲动，味道会酸；反过来说，老成的亲切、温柔，稍后才开始发光。老白兰地中有许多温暖、许多阳光，会平静的进入一个人的脑袋，毫不慌张。
而且会尽它应尽之道。
石头十字架：亚美尼亚
瓦尼克·山萃亚（Vanik Santrian）带着我们穿梭在耶烈万（Yerevan）的巷弄之间，因为那正是我的要求：带我们逸出常轨。就这样，我们撞见贝尼克·佩垂杨（Benik Petrusyan）的后院。四面被公寓的墙面围住的后院是贝尼克固定的展场基地，他今年二十八岁，毕业自耶烈万学院（Academy of Yerevan），是位雕刻家，身材瘦小，个性害羞，住在他拥挤的工作室里，门口正对后院的展示场，工作室里挂着一个壮观的亚美尼亚石头十字架，他们称之为hachkars，是亚美尼亚人过去刻在悬崖上的。在亚美尼亚，到处都会碰到石头十字架，因为它们是亚美尼亚存在的象徵，或是边界的标记，有时是路标，在最难以到达的地方，你都可以发现古老的石头十字架，有时是高在悬崖峭壁顶上。大部分的雕刻家都是僧侣，如今真是难以想像当初他们怎么爬到那上面去的。
贝尼克请我们喝酒，我们坐在耗费他多年心血的石雕木板床上。他打开了录音机，好让我们聆听patark，那是亚美尼亚独有的赞美诗，媚惑又美丽。贝尼克有一张新录制的法语版赞美诗，是一队亚美尼亚唱诗班在巴黎吟唱的。在亚美尼亚，出了耶烈万，到爱西米雅金（Echmiadzin）去仍可听到这种赞美诗，那里是亚美尼亚教会的梵蒂冈。
贝尼克既雕刻石头，也练习chekanka，那是一种金属浅浮雕。他在这方面有着非凡的天份，雕刻和金属浅浮雕的主题永远都是爱；更准确的说，是深情的拥抱。但这姿态中的欢愉甚少，因为恋人只在永远分开的时刻，才会这样的拥抱彼此。贝尼克的画作主题之一是亚当与夏娃。
他的雕刻甚少找得到展览的地方，大多数的时间都像现在这样竖立在他的后院，放在树下或者靠在墙上，甚至直接躺在地上。贝尼克会为他后院四邻的住户雕刻，为地方主管和邮差雕刻，为来清扫成堆垃圾的清洁员雕刻，为因为好玩、或者想要一块糖而来清洗这些雕像的孩子雕刻，为电力公司的收费员，也为过来处理公务的警察雕刻。
阿玛亚·贝德扬（Amayak Bdeyan）的工作室也在贝尼克住的街坊，贝德扬大量制作的双耳细颈瓶、水壶是在耶烈万各广场展示。大型的陶制品，正好适合在耶烈万大道的草地上展示。他喜欢用明亮、开朗的颜色，但材质却是粗糙、凹凸不平的。他就在波浪起伏的突起点上覆以清淡、明亮的釉色，让瓶子和水壶可以闪闪发亮。贝德扬的双耳细颈瓶在这城市中到处可见，身为亚美尼亚艺术学院教授的贝德扬提倡一个运动，目标不只是将整个耶烈万变成一个建筑作品，也要把它变成一个艺术的展场，市政当局全力支持他的努力。就这样，贝德扬设计了耶烈万的剧院装潢，那是当代装潢艺术最有趣的创作之一，阿拉克斯咖啡馆（café Araks）如亚拉腊山餐厅灿烂的装潢，都是他的杰作，亚拉腊山设在地底下，是以风雅和压抑风格来实现的现代设计范本。这样的地方在耶烈万已经有很多，一件接一件的，亚美尼亚的首都已经变成一座最新的艺术博物馆。
我们在倾盆大雨中来到贝德扬家，他低于街道的工作室正在淹水。贝德扬像是古董陶艺家一样，用陶土模塑出一只纤细苗条的花瓶。他拿展览的照片给我看，今年四十二岁的他，块头大、沉默寡言、精力充沛，已经去过加拿大、瑞士、义大利和叙利亚。遗憾的是，贝德扬最有趣的作品只在耶烈万才看得到，因为他最早、最重要的创作就是城市本身。
我们还拜访了年轻的作曲家艾明·阿瑞斯塔高扬（Emin Aristakesyan），感谢瓦尼克带我去那里，我才有幸听到伟大的科米塔斯的歌声。科米塔斯之于亚美尼亚人，就像萧邦之于波兰人：是他们的音乐天才。他本名苏姆·苏摩央（Soomo Soomonyan），因成为修道士而为自己取了修道的名字科米塔斯，本地人都这样称唿他。一八六九年，他出生于土耳其，当时大部分亚美尼亚人都住在土耳其，数目不太一定，约在两、三百万之间。他到柏林学作曲，把一生都贡献给了亚美尼亚的音乐，在各村落间漫游蒐集歌曲，成立了好几十个、也有人说是好几百个亚美尼亚合唱团。他是个云游的民谣歌手；喜欢即席创作史诗；会引吭高歌，创作了几百首壮观伟大的歌曲，世界各交响乐团皆知，他也写了许多的弥赛曲，至今仍在亚美尼亚教堂中传唱。
一九一五年，土耳其展开了亚美尼亚大屠杀，那是一直到希特勒时代才又有的歷史大屠杀：共一百五十万人被屠杀。土耳其士兵把他带到一处悬崖，打算把他往下推，就在最后一分钟，他的学生，也就是伊斯坦堡女儿所生的苏丹救了他，可是他已经因为目睹过深渊而得了失心疯。
当时他四十五岁，有人把他带往巴黎，但他并不知道自己身在巴黎，后来又多活了二十年，却没有再发出一个声音。在治疗精神病的疗养院里住了二十年，他几乎不能走路，什么话都不说，可是他会看，人们可以推论他还是看得到的；去看他的人说他会盯着人的脸庞观察。
人家问他问题，他也不回答。
他们做了各式各样的尝试，让他坐在风琴前，他会站起来走开；放唱片给他听，他做出听不见的表情，有人把塔尔琴这种民俗乐器放在他膝上，他小心的把它摆到一旁去，没有人确知他是否病了，说不定他只是选择了沉默？
或许那就是他的自由。
他没死，但也没活着。
他在生死间的边缘、在疯狂的炼狱中深入又淡出，探视他的人说他越来越疲惫，他变得佝偻、憔悴；皮肤黝黑暗沉。有时他会敲桌子，静静的敲，因为桌子不会发出声音。他安安静静，始终严肃。他死于一九三五年：距离他的学生、伊斯坦堡女儿的苏丹将他救出深渊，不过仅仅二十年。
亚美尼亚古籍和文字
在曼坦纳达朗（Matenadaran）可以看到亚美尼亚的古籍，对我来说，它们具有难以进入的双重意义：静静的躺在玻璃的箱子里，我又不知道如何研读。我问瓦尼克是否看得懂，他说算懂，也算不懂，因为他会读字母，却不明白其中的意义。十五个世纪以来，字母从来没有改变，不过语言变了。亚美尼亚人走进曼坦纳达朗，就像穆斯林走进麦加一样，那是他朝圣的终点；深受感动，完全慑服。在亚美尼亚的歷史上，这本书是国家遗宝，担任我们导游的那位同志（长得那么美！）用急促的声音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手稿得以保存下来，都是用人命换来的，这里就有沾染上血液的书页。有些书藏在地底下，在岩石缝隙中藏了好几年，亚美尼亚人用和敌人埋葬他们战旗一样的方式来掩埋它们，要找回这些书一点儿也不难：藏匿处的资料会代代相传下去。
一个没有领土的国家在符号中寻求救赎，对其而言，保护符号，就像其他国家保卫边界一样重要，符号的狂热信仰变成举国狂热信仰的模式。保护符号变成爱国的行动。不是说亚美尼亚人从来没有过国家，他们有，不过在古时候就被摧毁了，到九世纪时再度重生，可是一百六十年后，又以早先的模式永远灭亡。那不只是国家地位的问题，亚美尼亚人至少有两百年的时间处于绝种的危险，直到本世纪的一九二〇年，他们仍备受威胁。
亚美尼亚的歷史是以千年来算的，我们处在世界习于称为人类文明摇篮的部分，等于是在最古老的人类生存遗迹中活动。耶烈万附近的瑞丹河（Razdan River）河谷挖出了五十万年前使用的石器，距离亚美尼亚首度被提及已有四千年的歷史。但是在那之前，如同石碑碑文所宣告的，在亚美尼亚的领土上已经出现过六位皇帝和好几百座城市，亚美尼亚因此成为世上同期最古老的文明，巴比伦和亚述都是它的邻国，圣经上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都发源于它的国界。
亚美尼亚的计时方式与我们不一样，两千五百年前就已经经歷了他们的第一段歷史，他们的新生復兴发生在我们西元的第四世纪，也比我们早七世纪接受了基督教，而且比我们早上十个世纪，开始书写自己的语言。但亚美尼亚和古代的埃及、苏美和拜占庭共有世上这地区一个戏剧化的典型，那就是本质缺乏歷史的连贯性，本身的史书上会突然出现空白的章节。
一次壮观的提升，接着是令人气馁的沉落。
渐渐的，生在这人类摇篮里的国家，就算曾经创造出伟大、不朽的文明，也会像是被超人的成果所累垮，或甚至是被他们往前进、却无力再继续发展的庞大所压垮，只能把缰绳交给了比较年轻，活力充沛且想要活下去的人，于是欧洲上场，然后是美国。
亚美尼亚一切不幸的源头，皆来自它灾难性的地理位置。一个人得学着不是从我们有利的位置、从欧洲中心去看地图，而是从完全不同的角度，要从亚洲南部那些决定了亚美尼亚命运的人的方向来看。从歷史上来说，亚美尼亚人盘据在亚美尼亚高地上，间歇性（这样的片段持续了好几世纪）的，亚美尼亚人也会伸展得更远，成为三海，也就是地中海、黑海和里海之国，但是让我们就保持在高地范围内吧，那是亚美尼亚歷史记忆所画出来的区域。十一世纪后，亚美尼亚人就不曾成功地在这领域内重建起亚美尼亚。
从南亚看过去的地图解释了亚美尼亚的悲剧，命运真的不可能把他们的国家放在一个更不幸的点上了。高地之南和波斯与土耳其这两个昔日最可怕的势力接壤，再加上阿拉伯君主势力，甚至还有拜占庭。四个政治巨头野心勃勃、极端的扩张主义，狂热又贪婪，当四个势力的领导人看着眼前的地图时，他会看到什么？看到要是他把亚美尼亚拿到手，他帝国的北方就有理想的边界圈住，因为北边的亚美尼亚高地会受到严正的保护，两座海洋（黑海和里海），外和高加索山巨大的屏障警戒，而北方对波斯和土耳其，对阿拉伯和拜占庭都是危险的，因为当时亚美尼亚的北方有狂野的蒙古人阴森森的逼近。
于是亚美尼亚给了所有帕夏和帝王无眠的夜，每位都希望他的领土有道美好的完美边界，这样在他的领土里，就能如腓力国王的一样成为日不落国：有道不是散落在平原上的界线，而是倚靠在适切的山上，抵着海边。这些野心的结果就是持续的侵略亚美尼亚：不断有人进行征服和摧毁，总是在压制它。
那是政治的范畴，另外还有宗教问题。三〇一年，在亚美尼亚梯里达底三世亚拉绪坤尼（Tiridates III Arashakuni）的君主政权时期，亚美尼亚正式接受了基督教，那是基督教被提升到国教阶级的第一个国家。空气中瀰漫着纷争，邻居波斯信奉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即祆教），敌视基督教，而很快就逼近的南方伊斯兰教则敌视这两者。解除迷信的时代开始了，却也是一个宗教屠杀、宗教派别、宗教分裂、中世纪疯狂的时代，亚美尼亚就进入了这样的时代中。
亚美尼亚有他们自己的教堂，称之为神圣使徒亚美尼亚教会（Holy Apostolic Armenian Church），在梵谛冈和拜占庭长达数世纪的世仇之间，他们採取中立，不过还是比较偏向于梵蒂冈，所以尽管他们属于实行希腊仪式的教会，但在君士坦丁堡，他们却被算成自行其事、甚至是异教徒的。「他们的仪式，」朗契曼报导道：「和希腊有所分歧。他们乐意做血腥的动物献祭，在四旬节前的第三个星期日实行大斋戒，平日在週六斋戒，最重要的是会在圣餐上用未发酵面包。」因为他们异教徒式的坚持这种面包，导致他们被轻蔑的叫做「未发酵的」。
亚美尼亚教会的领导人被称为「牧首」，传统上都定居在靠近耶烈万的爱西米雅金。牧首里有不少极为杰出的诗人、哲学家、音乐家和文法家，在亚美尼亚国家并不存在的期间——以领土定义而言，几乎是种永远的状态——代表亚美尼亚出席国际竞技场的，一直都是牧首，他们为不存在的国度执行非官方领导人的功能，藉此衍生出额外的威信。
亚美尼亚文的命运
亚美尼亚字母是由一位叫做马什托茨的教士所创造出来的，马什托茨的一生都带着匿名、隐居的记号，完全隐藏在他的作品中，亚美尼亚人称他为「天才马什托茨」。因为这套字母，教堂封马什托茨成为圣人，这可视为一种国家荣耀。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当时一个籍籍无名僧侣的发明，会那样迅速普及，他们是亚洲海洋成员中特异的基督教岛屿，山脉救不了他们：差不多就在马什托茨的字母公告之后，亚美尼亚也失去了它的独立国度。
从那时开始，波斯人、蒙古人、阿拉伯人和土耳其这些外国敌人便像邪风般横扫过这个国家，成为一个紧咬住这片土地不放的诅咒，过去建造的一切都被摧毁，血流成河，编年史中充满了凄凉的影像，「亚美尼亚玫瑰和紫罗兰已经死了，」亚美尼亚中世纪的歷史学者里欧绝望的说：「亚美尼亚变成了痛苦的祖国，逃亡的亚美尼亚人要不是成为外国风土人情中的流浪者，就是飢饿的迷失在尸体遍野的自家土地上。」
失去了有力的领土，亚美尼亚转而在修道院写字间里找到了救赎。那是个引退之处，但这个撤离之地是尊严且能存活下去的。什么是修道院写字间？可能是间单人小室，有时是泥土小屋中的一个房间，甚至是个山洞。在写字间里有张桌子，后头站着一个抄写员不断的写着。亚美尼亚的自觉总是充满了一种即将毁灭的感觉，伴随而生的还有种热切的解救感，一种想要拯救世界的渴望，既然不能用刀剑拯救，就让它的记忆保存下来吧。船会沉，但让船长日志留下来。
于是出现了世界文明中独特的现象：亚美尼亚文书籍。有了字母，亚美尼亚人开始写书，马什托茨本人立下了范例，他不只创造了字母，我们还发现他也翻译了圣经。在亚美尼亚文学另一位杰出人士撒卡·帕提夫（Saak Partef）牧首，以及从整个教区召募而来的翻译团的协助下，马什托茨展开了中世纪抄写员的伟大运动，在亚美尼亚人之间发展到世界其他各地都未知的极致。
第六世纪前，他们已经把亚里斯多德所有的着作都翻译成了亚美尼亚文。到了十世纪，他们已经翻译了大半希腊和罗马哲学，几百本古文学着作。亚美尼亚人有种开放、同化的智能，拿得到的他们都会翻译，他们这一点让我想起了日本人，不管碰到什么，他们都会照单全收，予以翻译。许多古文学的存活，完全拜保存在亚美尼亚翻译的事实所赐。抄写员投入任何新颖之物，并立刻拿到写字桌上去。当阿拉伯人征服了亚美尼亚，亚美尼亚人就翻译了所有的阿拉伯文，等波斯人侵入了亚美尼亚，亚美尼亚人就翻译了波斯文！他们和拜占庭是在战斗中没错，可是只要出现在市场上，不管是什么，他们一样会拿来翻译。
整个藏书开始活了起来，藏书量一定相当丰富：一一七〇年时，塞尔柱帝国毁了休尼克（Syunik）其中一间图书馆的一万本藏书，全是亚美尼亚文手稿。留存到今天的亚美尼亚文手稿有两万五千份，其中一万多份在耶烈万和曼坦纳达朗（Matenadaran）。若想看这一万多份之外的，就得走遍全世界，最大一部分的藏书收在耶路撒冷的圣约伯图书馆（Library of St.Jacob）、威尼斯的圣拉撒路图书馆（Library of St.Lazarus），以及维也纳的瑁基塔瑞安图书馆（Library of Mekitarians）；巴黎和洛杉机的收藏不少，波兰也有过庞大的收藏，勒佛夫（Lvov）则因缘际会而拥有了大批亚美尼亚的印刷品。
起先他们写在皮上，后来写在纸上，曾经制造过一本重达三十二公斤的书，用了七百只小羊，但是他们也有微型书，像蜉蝣一样大小，会读会写的人都可以抄写，但是也有职业抄写员把一生都花在写字桌后。十五世纪，欧文涅斯·曼卡雪伦斯（Ovanes Mankasharence）抄写了一百三十二本书。「整整七十二年，」他的学生察查利沙（Zachariash）记述道：「无论冬夏、不管日夜，欧文涅斯总是抄写着书，到了晚年，他已经视茫茫、双手发抖，写起字来非常痛苦。八十六岁时，他在帕奴（Panu）过世，而我，查利沙，身为欧文涅斯的学生，将继续完成他未竟的手稿。」这些是劳苦功高的巨人，是自身热情的殉难者。另外一个抄写员形容在飢饿的时候，他是怎么把最后一分钱花在树脂块上，好照亮他所抄写的纸页。这些书当中，许多都是书法艺术的杰作，小亚美尼亚字母的黄金军队爬过好几百页文件间，微型画的艺术在亚美尼亚的书中达到世界级的水准，有两位微型画家的名号特别突出，托洛斯·罗斯林和沙克斯·皮卡克（Sarkis Picak）闪耀着不朽的光芒，罗斯林装饰手稿的十三世纪微型画还保留着饱满的原始颜色，至今仍从曼坦纳达朗的书页中发出光芒。
这些书的命运就是亚美尼亚人的歷史，被迫害和灭绝的亚美尼亚人用以下两种方式之一来回应他们的处境：有些上了山，躲在山洞里，有些移民出去，散落在各大洲。两种人都带着亚美尼亚的书随行，当流浪者徒步离开亚美尼亚，某些特定的手稿，好比那些太重的就分成了两半，流浪到世界的两端。
没有秘密的地方：亚塞拜然
古拉纳·谷司诺瓦（Gulnara Guseinova）在石油工人大道上实行花香疗法。那些苦于年老体衰的人，就让他们嗅闻月桂叶；有高血压的人，就给天竺葵；对于气喘病，迷迭香是最好的。人们带着一张盖沙诺夫教授开的处方笺来找古拉纳，上头写着教授指定的花名和应该嗅闻的时间长度，你坐下来吸，通常是吸上十分钟，古拉纳会盯着每个人吸到他们该吸的；比如，对一些年老体衰的人而言，就别嗅闻迷迭香。排放着花朵的玻璃房是植物办公室，类似温室。古拉纳叫我坐下来，也吸点东西。我察觉到香味了吗？什么都没闻到，这个嘛，呃，那是因为花朵不是为自己而香的，一个人得动一动茎，花朵感觉到有人对它有兴趣，才开始释放出香味，花朵不会为自己而香，都是为别人而香，对于每一个碰触，花朵都会回应芳香，它是纯真轻挑的；想要取悦每一个人。「同志，摸一摸花！」古拉纳跟坐在办公室里的老人说，他便开始像在扫掉蚂蚁一样的轻晃花茎。
我问这个医学院学生盖拉纳是否相信花可以治疗人，我说的不是治疗精神上有病的人，因为那已经证实有可能，而是治疗肉体上的，像是让一个已经钙化的膝盖马上恢復弹性。古拉纳笑了，她只针对从世界各地前来找她的人提供协助，她强调：「甚至有从美国来的。」盖沙诺夫教授的花香疗法早就出名了。
我想，对古拉纳、对我而言，这方法的迷人之处在于美学方面，还有它智慧中的欢喜与慈悲。面对一个忘掉自己生日的七十岁老先生，一位教授可以怎么办？当然可以把他放在拥挤的医院病房里，四周充满了氯仿麻醉和碘化物的味道，但有什么用？花儿的微香不是比氯仿麻醉的臭味更美？所以当某人必须看着他的身分证件说出自己的生日，过来找盖沙诺夫抱怨脑袋像塞满了泥泞一样时，教授就会专心聆听，然后为他在一张纸上写下：「处方：月桂叶，一天十分钟，三个礼拜。」而你瞧，古拉纳说来看教授的人潮不断，你要等好几个月才约得到诊。
我和古拉纳坐在海边的石油工人大道上，巴库从这儿的石头台地缓缓隆起，整座城市躺在海湾里，有着圆形剧场的形状，可以一览无遗。古拉纳问我是否喜欢巴库，我回答说喜欢，是的，非常喜欢，这里的建筑物以各式建筑风格和时代滑稽大剧的方式展现，什么都有！堂皇和漂亮的现代建筑物中，有仿哥德式、伪巴洛克、后摩尔和柯比意派，外加二十世纪的结构学和大厦，独一无二的壮观景象，所有的东西各在其位，每一种风格排排展示，就像是地产经纪人寇克斯先生的伦敦办公室橱窗一样，提供每个人他们所想要的房子。
再过去，还有好几个巴库。
最古老的巴库是最小的，不只小，而且还那么的拥挤、那么的压缩、那么的喧嚣，以至于我一走进去，就不由自主地做个深唿吸，以确保我有足够的空气可唿吸。要是一个人停在街道伸展双臂，那么一只手可以抚摸睡在左边公寓摇篮里的孩子头髮，另一只手还可以拿到右边公寓桌上的梨子，在这里都得单人行走，因为如果两人并肩而行，马上就会造成阻塞，而巴库的老城毫无规画，或许原本有计画，却是那样的超乎现实，以至于一般的心智无从了解起。一个人在这里永远找不到路出去，我是和这里土生土长的瓦纳利一起来的；做了各式各样的选择，这样走、那样弯，却都没有用，我们就是走不出去，直到几个孩子来帮忙才获救。
这部分的巴库叫做Ichen-Shereh，「内城」的意思，充满了传奇，并且备受当地歌谣的颂赞。对于范围较大的巴库居民而言，内城始终呈现出彻底的异国风，是一个人们说着他们自己语言，并像同住屋檐下，完全没有秘密的地方。今天内城已经渐渐被拆毁；这里将会出现新的街坊。
环绕着内城向外伸展而出的巴库相当的合宜、广大，外带一点点的俗不可耐，因为这个大巴库是为私掠船、暴发户、巴库石油诸王量身订制的城市。回溯远至十世纪时，阿拉伯作家便形容巴库是个买油的地方。根据《阿德亚阿德—杜尼亚》（Adjaib ad-Dunia）这篇十二世纪的波斯论文说：「巴库像火焰般整夜发光发亮，他们在地上架起一个大锅，并在里头烧水。」一个土耳其的旅行者艾佛利·区乐比在一六六六年形容这沸腾为：「巴库有各式各样的不毛之地，如果一个人或一匹马把脚放下在那里站一会儿，脚就会开始热起来，商队嚮导挖开那里的土，把茶壶放上去，食物马上沸腾，神的智慧如此奇异。」
马可孛罗写道，商队运送至全亚洲的油，是治疗骆驼皮肤病首要及最主要的无价解药，而且就某种特定层面而言，中世纪时，中亚的运输网路就倚靠巴库的油了。而因为燃烧的大地，巴库也成为印度拜火教徒的麦加，他们远从印度而来，以接近他们燃烧的神祇来温暖自己。拜火神庙的四支烟囱如今虽已熄灭，但依旧保留了下来。
一百年前，巴库架起了第一座油井的铁架塔，开启了这城市眩目多变的事业。一个波兰人来了，听说他是一个霸气又优雅的人士，雇了一辆敞篷四轮马车载着他到处逛，就在某一刻，他勐一脱帽，丢到地上去，对着瞠目结舌的车夫指着帽子落下的地方说：「我们要在这里钻油，」稍后他成了有钱人。开发巴库原油的外国公司超过两百家，「一八七三年，」哈维·欧康纳（Harvey O’Connor）写道：
巴库的油从一座自动矿井中喷出来，接下来的十年间，巴库成为世界级的首富城市，亚美尼亚和鞑靼的石油百万富翁也开始能够与德州的百万富翁分庭抗礼，这个城市成为举世最大的炼油中心。俄罗斯认定这里是天然油大出口商的位置，再过几年就会超越美国。一八七五年诺贝尔兄弟偶然间来到这里，一年后盖起了他们第一座炼油厂，并在一八七八年成立了诺贝尔兄弟石油公司，一八八三年时，已经控制了百分之五十一的原油制品，在巴库区打造了第一条输油管，从宾夕法尼亚州带来钻井人，并把最新的科学进展运用于这混乱发展的工业组织。在短短几年内，诺贝尔兄弟就建立了一队庞大的远航蒸气油轮，以及较小的河轮，用于窝瓦河上的油料运送，这是发生在航行船只仍用桶罐从美国运送原油时代的事。随便任何人，就算只在巴库的石油鉅子之间住上一年，就无法成为文明人，但诺贝尔兄弟却是这规则的一个例外。巴库的「黑色城市」成为世上最丑恶、拥挤和粗糙的角落，鞑靼人、亚美尼亚人、波斯人和犹太人，加上俄罗斯人，一起透过不时爆发的残暴屠杀，创造了一幅种族镶嵌画。油藏丰富的油田被独裁者当成礼物送给各宫廷亲信宠臣的相当不少，投机事业解禁，财富与日爆增，这是世上空前的景象，连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西方人都没见过。因为喷出的油流不可能完全承接，便用防护堤把油井串联起来，形成了油湖，然而整个原油流还是经常从油井直接流进海中。
「不好意思，我讲起话来，可能会带点民族主义。」这个好斗的亚塞拜然女孩很有趣，一方面知道民族主义是个禁忌之果，另一方面又无法抵抗这样的诱惑。我们站在一幅中亚的立体模型地图上，她要跟我介绍亚塞拜然曾经多么伟大（这就是她所谓的有点民族主义）。我告诉她，今天，她想要呈现给我看伟大昨日的渴望，算是世界共通的冲动。一个人不管到了哪里，发现在每个国家的人民都会夸耀自己的祖先曾经远征至哪里，人民似乎需要这种体认，说不定还会随着时间越来越强。我告诉她，这其中必定有种代偿的法则在运作，世界原本宽敞，但如果有个国家突然觉得它想要扩张，这一扩张可能就没完没了了。想想罗马人令人印象深刻的扩充，看看蒙古人把自己扩充到何其壮观，土耳其如何扩张。此外，对于西班牙人的自我扩充，有人会不为之赞嘆吗？甚至是威尼斯，明明那么小，终究在扩张上大为成功。
在边界扩充以日益缩减为法则的今日，扩张是困难又危险的，所以各国必须改用一种深度感来满足对幅度的天性，意思是深入歷史去证明他们的力量和意义，那是所有小国找到一种能令自己心平气和的处境，他们自然会珍惜。幸运的是，若是仔细研读人类歷史，我们会发现每个国家，在这个或那个时代，总会出现一个膨胀和扩充的时期，至少是一股爱国的冲动，让人明确相对的，在今日其他人类之间，仍得以保有一种特定的灵魂平衡。
我甚至不知道这位亚塞拜然女孩的名字，这里女孩的名字都象徵着某样东西，所以父母对于命名相当慎重。古拉纳意味着「花朵」，纳吉丝（Nargis）是「水仙花」；芭赫（Bahar）是「春天」；艾达（Aydyn）是「光」：席维（Sevil）是在爱中的女孩。瓦纳利告诉我，革命之后，他们开始为女孩子取个能够庆祝如今现代发明纷纷进入乡间的名字，所以有些女孩名叫崔克特、崔佛尔；一位显然倚赖减税的父亲，他的女儿取名为菲诺戴尔（Finotdiel），那是金融部（Finansovyj Otdiel）名称的字母头简写。
所以我与这无名的亚塞拜然女孩站在亚洲地图之上，往下看着亚塞拜然一度如何伟大，从高加索山到德黑兰，从里海到土耳其，苏维埃的亚塞拜然代表的只是早先亚塞拜然较小的一部分，其余的落在现在的伊朗，大部分亚塞拜然人，约有四百万人口，住在那里，苏联境内的则约三百五十万人。
过去的亚塞拜然比较是地理与文化上，而非政治上的概念，歷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央集权的亚塞拜然国，它的歷史因而有别于乔治亚和亚美尼亚。经由黑海和安纳托利亚，乔治亚和亚美尼亚和古欧洲，以及稍后的拜占庭一直保持接触，他们从那里接受了基督教，在他们的领土内发展，对抗伊斯兰教的散佈；相较之下，欧洲的影响对亚塞拜然打一开始就很微弱，处于次要之位。高加索山屏障和亚美尼亚高地浮现在欧洲和亚塞拜然之间，另外东亚塞拜然则是全面开展，易于进入的低地。
亚塞拜然是中亚的入口。
主要宗教一开始是琐罗亚斯德教，接着是伊斯兰教，可是当我阅读八位作家合写的《亚塞拜然歷史与哲学概述》（Sketches from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时，诧异的发现竟然有那么多的异教徒、变节、无神论、教派分裂、反对派、神祕派、地窖居住者和在这里寻求庇护及讲道场的隐士，因为亚塞拜然有玛达兹沃派（Matazwlites）、巴颓尼叶派、伊斯玛仪派（Ismailis）、玛兹达教（Mazdakites）、摩尼教（Manichaeans），还有基督一性说派（Monophysites）、拜火者、比克特西教团（Bedtashites）、努格达夫派（Nugdavites），以及苏非派（Sufis）、胡兰派（Hurramites）、纯净教友派（Pure Brethem）、据知是数字神祕主义者的侯鲁非派（Hurufites）、谢尔别德派（Serbedites）、卡迪尔派（Kadirites）和逊尼派（Sunnis）。说到和东方国际中心的关系，这区域八成会被视为深乡之处，一个避难和收容的地方，不过这也不完全是真的：一四一七年异教徒哲学家伊玛戴椗·涅兹米（Imadeddin Nezimi）就在这里被活生生剥了皮；再往前推几年，侯鲁非派的首领那伊米（Shichabedin Fazlullach Naimi Tebrizi Azterabadi al-Hurufi）也因受伊斯兰教徒的审讯而死于亚塞拜然。
这殉道者的门徒，称为侯鲁非派，也就是数字神祕主义者、祕术师、占卜者，他们深信我们可以用数字二十八和三十二来理解宇宙的起源。运用这些数字，一个人可以解释每件事的谜团，侯鲁非派教徒相信上帝透过美来展现自我：东西越美，越能彰显上帝本身，美是他们评量现象世界的标准。
他们在人脸上寻找上帝。
然而穆斯林是在漂亮的女人脸上看到真主。
十二世纪亚塞拜然出了一位世界知名的诗人，名叫聂札米，与康德一样，聂札米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出生地干达汗（Gandzha），也就是今日的基罗瓦巴德（Kirovabad）。黑格尔说聂札米的诗「温柔又甜蜜」。「在夜晚，」聂札米写道：「我提炼诗歌的明亮珍珠，在百束火燄中烧灼着我的脑袋，」他对于「字的外观必须广阔」的评论乃明智之言，聂札米是个史诗诗人和哲学家，致力于逻辑、文法，甚至是宇宙哲学。
由于一边受土耳其，另一边受波斯压迫，亚塞拜然根本没有办法确保它的自治，公国的确存在过，但是它们的意义都仅止于地方。好几世纪以来，亚塞拜然都只是波斯的一省，一五〇二至一七三六年是波斯的萨非王朝，那是亚塞拜然的衰落期，在这朝代下，波斯经歷了荣耀的年代，但亚塞拜然的语言并不属于波斯语群，而是土耳其语，乌兹别克人、鞑靼人、哈萨克人、亚塞拜然人、楚瓦什人（Chuvashes）、土库曼人、巴什基尔人（Bashkirs）、吉尔吉斯人、雅库特人（Yakuts）、朵儿根人（Dolganes）、卡拉尔帕克人（Karakalpaks）、库米特人（Kumites）、图瓦人（Tuvinians）、哈古斯人（Haguzitcs）、回纥人、卡拉恰耶人（Karachai）、切尔克斯人（Chakasites）、丘尔人（Chulites）、阿尔泰人（Altays）、巴拉序人（Balashites）、诺加人（Nogai）、图瓦人（Tuvinians）、土耳其人、史莱特（Shirtes）、迦来特人（Karaites）、克里米亚犹太人和塔法尔人（Tofals）全都是说土耳其语，当乌兹别克人碰上鞑靼人，吉尔吉斯人碰上巴什基尔人都可以使用自己的语言交谈，且能互相理解，毫无窒碍。
海上的城市
那天晚上，尼克—尼克（Nik-Nik）要我爬上高塔。
从塔上我可以看到油岩闪闪发亮，而尼克—尼克说看过之前不能离开，高塔立在海水中央，虽然名叫里海，但水是黑的，而我正爬着吱吱嘎嗅的通天阶梯。会吱吱嘎嘎是因为整座塔都是用木头钉起来的，包括通往星空的阶梯，不过即便风吹得它像细茎一样，它仍挺立着，弯曲但不会折断。高塔上的我正爬向天空，这里很暗，事实上是如海面般漆黑，我很乐意就此打住，够了就是够了，但是偏偏听得见尼克—尼克还在往上爬，我只好也跟着进入黑暗、进入深渊、进入断层之中，所有的一切都变得不再真实，因为我再也看不到任何东西，意思是我只看得到环绕着我的木制品，粗糙、没有刨过，好像往天空挤入一根髮丝般的天然木头，在一个无端之处，从黑暗中冒出来，抽象不太确实。
「尼克—尼克！」我大叫。
因为你晓得，我身在某个无法理解的奇怪情境，实际上是悬在一个不确定的地方，倚靠着这块木头，感觉十分孤单，因为在这块木头之外，是一片漆黑，根本没有什么可以参考并赖以协调的东西，没有机会走几步，点根香菸，冷静的思考下一步：最重要的是，我不知道要拿这把木头梯怎么办。于是我留在原地，紧巴着黑暗、愚蠢和毫无意义不放，直到听见在我上头的某处，好像是银河系的另一个区域里传来尼克—尼克的声音，
「看到了吗？」早就消失在视野之外的尼克—尼克气喘吁吁的说。一直到现在，我才首度往下看，不过是怀着莫大的颤慄感，因为我惧高。
我看到了城市。
看到一个城市没什么好奇怪的，今天即便是乡下人也习惯城市的景象了，但我看到的是一个位于开阔大海上的城市，在狂暴、骚动、广大的海上；这城市距离最近的陆地有一百公里远。
我看到城里的灯光、它的街道，一直绵延到海平面上才消失；看到喧嚣的下城，人们好像正从电影院出来，我自己前一天也才去看过一部叫做〈回力棒>（Boomerang）的波兰电影。霓虹灯在市中心闪闪发亮，巴士来来去去，一间咖啡馆大放光明，商店和公寓的窗子透出灯光，一艘运油船停在船坞中，因为那里有一座港口，事实上是两座，还有一座机场，远处可见油井上的铁架塔，尽管几乎听不见，它们还是发出了像蜂窝般拥挤的嗡嗡声，塔上正在进行夜班交替，这是一座不眠的城市，甚至到了早上也一样。
下头，在城市底下，海起伏着。
海拍打着城市赖以矗立的排排钢条，流进支撑着街道、广场和水上房舍的钢铁结构迷宫里，但是城市仍屹立不动，倚靠在稳稳打入海床中的巨柱上，让我们换个方式说好了：这是个盖在高山顶的城市，只不过这些山是在水平面之下。
一道水下的山脉连结着里海的东西两岸，在土库曼境内从巴库蜿蜒至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海面平静时，选在特定之处，一个人可以看到海水下的山脉之巅，从裂缝、从岩石下，这里、那里、四处不断的滴着油，所以岩石才会被称为油岩，而造在海中央的这座城市也因而得名。
游牧民族创造文明：土库曼
阿什喀巴德（Ashkhabad）是一座平静的城市，不时有辆伏尔加开过街道，不时有驴子的脚蹄踏在沥青路上。他们在俄罗斯市场卖热茶，一壶二十戈比，但茶的价值可以这样算吗？在这里，茶可是生命，一位土库曼老人拿起茶倒进两个小碗里，一杯给自己，一杯递给一个黄髮男孩，「纳去吧，」他对男孩说。「哎哟，大叔」小男孩回答说：「我一直跟你说你应该说拿去，而不是纳去（Nu）。」大叔大笑了，原因或许和在我心头浮现的想法一样：已经没法再教他什么了。一个活得够久、鬍子灰白的土库曼人什么都知道，他脑袋里充满智慧；他的双眼读过生命之书。得到第一只骆驼时，他学到了何谓财富；第一群羊死掉时，明白了贫穷的不幸。他看到了干涸的水井，所以知道何谓绝望；他也看过满满的井水，因而知道喜悦的滋味。他知道阳光带来生命，也知道阳光带来死亡。真正了解这道理的欧洲人，一个也没有。
他知道口渴的感觉，也知道止渴的滋味。
他知道热的时候，一个人还是必须穿得温暖，穿上罩衫和羊皮，而不是像一些人一样脱得光熘，穿着衣服的人会思考，而脱掉的不会，一个裸体的人什么傻事都干得出来。创造出伟大事物来的人，总是穿着衣服，在苏美利亚（Sumeria）和美索不达米亚，在撒马尔罕和巴格达，不论有多酷热，人们总是穿着衣服走动，伟大的文明在那里兴起，既不是澳洲，也不是非洲赤道地区，裸体走在阳光底下的人们是吹嘘的，你只需去读一下世界史就明白。
这个老人有可能知道莎士比亚最大问题的答案。
他看过了沙漠，看过了绿洲，在最后的分析后，得到了这一个分配结果。世界上的人越来越多；绿洲变得过度拥挤，连最大一块如欧洲这样的绿洲都是，更不用提恆河和尼罗河的了，生于沙漠的人类，如同其他来源所证实的一样，难道不会想要回到摇篮去吗？然后这流着汗的都市人，开着坏掉的飞雅特汽车，带着无处可插插头的冰箱，还可以去请教谁呢？难道不会开始找鬍子灰白的土库曼人，或者包着头巾的图阿雷格人（Tuareg）？他们知道水井在哪里，那意味着他们知道生存和救助的秘密，他们的知识或许缺乏学理和教义，却是伟大的，因为适用于生活。欧洲的人习惯说沙漠中的人是落后的，非常的落后，从来没有人想过绝对不该这样断定一个在最可怕的条件下，犹能生存千年的民族，他们创造了一种因为实用，所以最有价值的文化，让整个国家得以存在。而在那同时，许多定栖文明陷落，并且自地球表面上永远消失不见。
有人以为人是因为穷困才走进了沙漠，因为他已经毫无选择，但其实正好相反，在土库曼只有拥有牛羊群的人可以进入沙漠，而且只有有钱人才办得到；游牧是种富有的特权，「旅居沙漠，」盖布尔教授说：「是一种荣耀，沙漠是上帝所选之地。」对游牧族而言，转为定栖生活一直都是最后的诉求，是一种生命的失败象徵，一种降格，一个人只能用强迫的，藉由经济和政治的高压统治来让游牧民族安顿下来，对他而言，沙漠给予的自由无价。
我们想像得出没有游牧民族贡献的人类文明吗？看看金帐汗国和帖木儿帝国，它们都是中古世纪最大的帝国，世界文学上最长的史诗，叫做《现识》（Manas），共四十卷，是游牧民族吉尔吉斯人的国家史诗。就以伟大的蒙兀儿人游牧朝代统治下涌现的印度艺术来说吧，还有千万不能忘了伊斯兰，一个已经影响了全世界十三个世纪的现象，一个后续仍在发展的宗教，拥有遍佈全球的成员，从塞内加尔到印尼，从蒙古到桑吉巴。
最重要的是，在不识飞机的数千年，以及更早不知道轮船为何物的年代，游牧民族已经掌握了征服死寂区域的伟大及危险的艺术；就在他们不断流浪的过程中，创造了算是世上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大众传播系统，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块大陆到另一个大陆、从一个世界尽头到另一个世界尽头，不只载运黄金、香料和枣子，还有书和信，政治消息以及发现的报告，伟大的知识及想像创作的原本及副本，在分散和孤绝的当时，让文化成就和发展交流成为可能的事。
在土库曼老人、那个男孩和我喝茶的隔壁，立着一个花摊。「Gradzanki，」她叫道：「nev zabyvajtie roz」阿什哈巴德玫瑰，沉重无力，可是根本没有人买花；白天的市场空空盪盪的；此刻是沙漠的中午，被热气压垮的阿什喀巴德横在太阳下，瘫痪、沉默。此地距离我的旅社一百公尺，到伊朗边界的车程约一个钟头，但距离莫斯科十分遥远，有四千三百公里，距离华沙则超过了五千公里。一九三五年一群土库曼人骑马出发前往莫斯科，他们夜以继日的骑了三个月，总共骑了八十三天，这个记录还註记在《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The History of the Turkmen SSR）中。
市场有蔬菜小贩，意味着苏联集体农场的人会拿他们私人园子和小块土地的产品到这里来卖，还有卖药的小贩，让人可以在他们的摊子买些东西，另有国际化的书商和理髮师。理髮师不少，但服务对象仅限男士，土库曼的女人绑辫子，根本不需要理髮师，也有卖铅笔和笔记本的小贩，汗水淋漓、是货真价实的汗如雨下，就像在淋浴似的，「乌兹别克人！」他对着卖茶的小贩大叫，「Daychayu！」自己一碗接一碗的灌下热飮。「Grazdanie！」稍后他大叫：「支持文化！买本笔记本！」
整个市场都铺满了沥青，街道也是，街道上跑着手推车，热得像火炉一样，街道两边种着树，也有很多草皮和花床，看得出来很在乎绿意；整座城市受到很好的照顾，干净而整齐，树木提供了树荫，可是还有另一个心理上的功能，当前的绿意平息了绿洲住户备受折磨、深感疲惫的幽闭恐惧症。定栖人害怕沙漠，沙漠让他心中充满惊骇，他只需要走到城镇边缘，经常只是到他自己后院的边边，就会发现四处都是沙漠。沙漠侵入城市，埋掉广场和街道。我人在撒哈拉当中的奴阿修（Nuakshou），在沥青上堆积成堆的沙经常移动，就像家乡冬天街道上移动的雪一样。在亚他的绿洲，我看到一种持续不断的劳动，是农人忙着把被沙子埋到树梢的枣椰树挖出来。沙漠攻击着房子，所以除了永远关着的窗户，这里的房子都没有开窗户。这样的气候啊！但人就是用这样的方式保护自己，对抗毁掉家园、装备和财产的沙子。
树制造了安抚人心的景象，让绿洲不再是不断受到沙漠成分攻击的岛屿，而是一块比较大适合人住和植物生长的片段之地。
阿什喀巴德在两种意义上算是个年轻的城市。它起源于一八八一年俄罗斯军队突破土库曼的抵抗后，在这里建立的一个堡垒。堡垒开始冒出小树，周围逐渐形成小镇，一九四八年发生了一场在现代歷史上堪称最严重的地震之一，十五秒内，整座城市从地表上消失，米夏回忆城中原本只有一座墓园，地震过后骤增到十六座，城市建物中，只剩下列宁的雕像存活下来。
你今日所看到的阿什喀巴德是灾难后才建立的，本质上是整个从头来过，所以这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供古蹟喜爱者前来探访。
河水和水源的重要性
洛琐德给我看乌兹博伊河（Uzboj）流域的地图。
它从阿姆河引水，切过卡拉库姆沙漠（Kara Kum Desert），注入里海，洛琐德说这是一条美丽的河流，跟塞纳河一样长。现在这条河死了，他说，它的死亡开启了战争，随即补充说考古学家尤斯普（Yusupov）研究了乌兹博伊河的歷史。根据尤斯普的说法，这条河流是最近才突然出现在沙漠中的，大约是在五千年以前吧。随着水流，鱼和鸟也来到沙漠，之后，人来了，他们属于阿里伊里（Ali-ili）、绮查（Chyzr）和堤维迪札（Tivedzij）族。土库曼人当时分成一百一十、甚至是更多族，阿里伊里、绮查和堤维迪札把乌兹博伊河分成了三段，每个民族享有三分之一的河流流域，乌兹博伊河岸变成繁荣且人口稠密的绿洲。村落和制造业中心、菜园、农场都出现了，沙漠最中心开始变得拥挤和吵杂，这就是水可以带来的，水是一切的起源，是第一道滋养，是地球的血脉，人们用三条波浪曲线代表水，线条上画着一条鱼，鱼是幸福的象徵，三条线加一条鱼就表示生命。
从印度往安纳托利亚、从科日（Khore）往波斯的商船都会载货物通过这里。乌兹博伊河举世闻名，在人民能够读写的国家里头，与其相关的各式文献流传了下来。在乌兹博伊河河岸边停着慇勤待客的大客栈，供划桨手休息，让他们有个地方睡觉和吃饭，在朵夫—卡拉（Dov-Kala）、欧尔塔—库伊（Orta-Kuy）和塔拉伊罕（Talaychan）都有市集，在这里人人皆可买到从世界各地运来最高品质的货品。
乌兹博伊河河域人民崇拜圣石，这是典型的沙漠居民，崇拜现有的一切，岩石、峡谷、井和树，有圣石矗立的地方禁止战斗，石头会保佑人不死，其中有浓缩的力量禁锢在一个固定的形式里，让它永垂不朽，吻石头给人近乎感官的喜悦，洛琐德招我过去看《游记》（The Voyage）的片断，Abū Abd allāh Muhammad ibn Abd allāh ibn Muhammad ibn Battuta al-Rawātī al-Tanjiī，或者为大家所知的伊本·巴图塔，写下：「亲吻石头时，双唇觉得甜得不得了，所以一个人会想要一直吻下去。」对乌兹博伊河的人民而言，石头是圣物。
那时人的思想都跟着水的分配在转，我们可以透过推论来确定这一点。就算革命之后，改革已经进行，水的分配对土库曼人来说，还是与战争爆发和签署和平一样重要。基本上，一切都倚靠它，水透过河渠流到土地称之为aryk（灌溉河渠），分配在主要的灌溉河渠中进行，要是泉源丰富，水分配就变成一场庆典，但是泉源罕见丰沛，一整年的雨量可能只有欧洲一场阵雨那么少，也可能从天而降的整年度雨量会集中在两天内下完，然后便仅余干旱。这时，水的分配就会转为战争，灌溉河渠两旁的墓园不断扩展，沟底躺着人骨。
有钱人有大条的灌溉河渠，穷人有小条的，穷人想要偷偷打开阀门，让多一点水流入他的灌溉河渠，有钱人则压制这种事，这就是阶级斗争的模样。水是一种投机品；是黑市的一项商品，有水交易、水景气、水破产，人们或因水而致富，或因水失去一切，兴起各式各样只有革命可以消除的习俗。女人无权获得水配额，只有已婚男子有配额，因此一个生了儿子的男人会让婴儿娶个成年女子；婴儿婚后就有了水配额，对于那些生了很多儿子的人来说，水就是通往财富之路，一直到一九二五年，土库曼第一立法会才批准了革命性法令，禁止婴儿娶妻，并且让妇女有了水权。
每个人都尽量住得离乌兹博伊河越近越好，河流中有水；带有生命的河岸边走出了商队的痕迹，成吉思汗的军队让他们的马喝乌兹博伊河的河水，岸边来自撒马尔罕和约穆德（Yomud）的商人，则是奴隶贩子。
洛琐德说这条河的苦恼始于四百年前，就像突然出现在沙漠中一样，现在这条河也开始突然消失。乌兹博伊河在沙漠的正中心创造了一个文明，支撑着三个民族，连结东西方：在乌兹博伊河的两岸有着许许多多日后会由尤斯普挖出来的城市和拓居地。如今沙子吞噬了河流，不知道是谁先注意到的，它的活力开始减弱，水流转细，总之阿里伊里、绮查和堤维迪札人都集结到岸边来看着河流、看着这生命之源离去。他们会坐下来看，只因人们都喜欢观察自己的不幸，水位日日下降，他们眼前出现了深渊，整班人为阀门的开关辛苦挣扎全失去了意义，谁有什么样的灌溉河渠已经没有差别，反正都没水了。人们跑去找大师，跑去找老大，拥抱他们碰到的每一颗石头，但完全没有帮助，土地不断的干涸，树不断的枯萎，少许的水就可以买到一头卡拉库尔（Karakul）羊，过去在这或那停的商队，现在只会快速通过，好像传染病降临了这块土地似的，市场渐渐荒芜，生意人关闭了他们的商店。
挖出乌兹博伊河流域先前绿洲遗址的尤斯普宣称那里发现的物品毫无章法可言，人们就那样抛下了他们的一切，孩子丢下他们的玩具;妇人丢下她们的锅盘，一定完全被惊慌、歇斯底里和恐惧所攫住，毫无疑问一定是流传着最恐怖的流言，或许连预言家和算命师都来了，人们感觉到沙漠圈往内紧缩，沙子在他们的门前唿啸。
如出埃及记般的大迁徙开始，阿里伊里、绮查和堤维迪札族（此族又称为骑骆驼族）人民朝南走，因为南方有当时有名的玛尔（Mar）和提仁（Tedzhen）绿洲。离乡背景的人走过卡拉库姆沙漠，卡拉库姆意指「黑沙」，是土库曼和整个中亚最大的沙漠，身后是条已经死掉的河流，像只破水壶一样躺在沙中，沙子也吞噬了灌溉水道、田地和房子。
沙漠和绿洲的战争
洛琐德说河流干涸的族群遭遇到南方绿洲居民，也就是特克人（Tekke）和撒里可人（Sariq）的抵制，他们都是土库曼人，新来的和在地的都是；等于是一个国家因为争水而分裂。洛琐德说在绿洲当中，始终有个水量和居民数的理想比例在，所以绿洲没有办法再吸收新来的人。绿洲可以吸收客人，可以吸收商人，但无法吸收整个族群，因为那会立刻打乱绿洲赖以维持基本生存的平衡，所以沙漠和绿洲间一定要有战争。人们发现比起他们那些住在气候宜人区的兄弟们而言，住在这些气候区里的他们处在一个比较戏剧化的情境之中。也因为如此，这里的战争起因比较深远。说起来，相较于史载战争是起源于如冒犯君主、如王朝封地、如某位领导人有迫害狂躁症这类小事的欧洲，也更加人道。在沙漠中战争的起因是活下去的渴望，人一生下来就纠缠在对立间，里头蕴含着戏剧化，所以土库曼人永远不知统一为何物：干涸的灌溉水道分隔了他们。
把它的族群赶向南方的乌兹博伊河之死，在土库曼人间引发了同族相残，战争延续了好几世纪，直到革命之后。不过这些对抗已经比较政治化，洛琐德说今天有部门专责分配水。他说，一九五四年推土机开到了波沙卡（Bosaga），波沙卡在土库曼境内的阿姆河上，距离阿富汗边境不远，他们开始在这里挖沟渠。就这样，曾经自生又自灭的河流再度被引进沙漠之中，这次是经由人手，呈现出所谓的歷史循环。一如以往，和水一起被带进沙漠的，还有鱼和鸟，沟渠的两岸转变成繁荣热闹的绿洲，现在沟长八百公里，完成后会再长一倍，就像乌兹博伊河昔日那样直达里海。
洛琐德说沟渠里的水是甜的，他装了一壶要我喝，果然清凉好喝。岸边浮盪着一艘平底船，周围尽是沙漠，在平底船上，一个墙上贴满女明星照片和裸体女郎海报的房间里，住着叶洛斯拉夫·舒切维亚（Yaroslav Shchaviey）的工作人员，是四个乌克兰人。洛琐德和我是他们的客人，不过纯属意外，因为我们的汽艇坏了，不得不停下来。这一队人在挖沟渠的支流，那样才能把水引到附近一处集体农场去。无数辆卡车把沙子从一地载往另一地，每辆轮子都有一人高。沙堆山上站着一个蓝眼女孩，记录每个司机跑的趟数，她怎么记录呢？用一种可以确保司机跑足配额的方式。她叫做帕里娜，来自哈尔科夫（Char'kov）附近的某个地方，如果司机人很好，帕里娜会给他多到足以成为超级配额员工的铅笔记号。酷热时，帕里娜就放下笔记，跳进沟渠，游到对岸再游回来，继续做她的铅笔笔记。舒切维亚会跟在她后面去网些鱼，派出其中一辆大卡车，到集体农场去买伏特加，他们为我们办了一场奢侈的酒宴。我们在傍晚时离开，沟渠水面辉映着船上的灯光。
在土库曼的最后一天回到马利（Mary），马利是木加布（Murgab）绿洲的首府，也是排在阿什喀巴德之后的第二大城市，人口六万。土库曼人口不到两百万，分住在五个绿洲上，而这共和国其余部分的地表，有百分之九十是沙漠。马利的中心是一栋漆成蓝黄两色的老旧平房，曾有好几百家的小商店，有乌兹别克、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式的；如今不是国有化，就是转变成工场或仓库。这里闷热、空气稀薄；在中午变得灰濛濛的，来自沙漠的沙尘暴逼进，强风与烟尘填满了天地之间，沙尘遮蔽的视线又令人呛噎，几乎无法唿吸，所有的动静都停顿了。机器轧轧的停下来，现在帕里娜、舒切维亚和其他人都躲在角落里，挤入缝隙，拉起床单、毯子或任何手边拿得到的东西，盖到头上去，以免窒息。沙尘暴埋葬了一切，洪流淹没了人和羊群（因为在沙漠里真的有洪流！）。呛咳、窒息、箝制到死，沙粒，这些几近无物的东西（石头被风力和水力研磨成粉末），悬浮在空气之中，被太阳晒热，然后变成干雾，是所有沙漠人民的恐惧。干燥火热的迷雾，就像燃煤一样热的粉云；是沙漠在震怒当中还要人做的唿吸。我在旅馆里，在房间里；没有灯光，更要紧的是没有水；电线八成被风给扯断了，水管也给沙堵住；水壶里还有一口温暖的飮料，但之后会怎么样？城里没有水；电话断了；只有收音机畅通。我躺在床上，但一切都潮湿又灰浊；枕头像火炉般散发出热气；在沙漠的风暴里，人们陷入渴水症之中，突然间就把他们饮料全部喝光光，贪心、欠缺思虑，真的是疯狂，之所以会喝是因为彼时他们为口渴所苦，为了恐惧而喝，惊讶的认定没有水了，感觉像是为了打击那无可避免的一击而喝，等于是先下手为强。街道荒凉，安静的旅馆，走道空盪盪，我下楼去，餐厅空无一人，酒吧女侍坐着看窗外，一个俄罗斯人从街上走进来，风尘僕僕，连衬衫都被风吹得扯出裤头，他头戴附着耳罩的帽子，紧扣在下巴上。「给我们两百公克，」他对酒吧女侍说。她随即起身，倒给他一杯伏特加，他喝完之后，发出一个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声！「好多了，」他说，然后带着肚子里这把火出街，走进沙漠之火中，酒吧女侍的眼光跟了他好一会儿。「他是我们的一份子，」她说：「受得了一切的那种人。」然后她看着我，亲切的表情中带着点讽刺意味，一语不发的递给了我一瓶柠檬汁。
会自己的语言：塔吉克
我们要到靠近杜尚贝（Dushanbe）的科明特纳（Komintern）集体农场去，村落一共有十五个，是个很大的集体农场，不过还不是最大的。科明特纳的指导叫做阿杜卡伦·夏瑞普（Abdulkarin Sharipov），身材高大，在护卫乌克兰的战役中被德国的榴弹打中，失去了一条腿；被送到医院去的他在出院后便直接返家，但无论是在战争当中及之后，他都没见过一个德国人。
无法走路的夏瑞普，用他小小的指导货车载着我们到处跑，途中覆述集体农场成员拥有什么：三头牛、十二只羊，以及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的驴子和马，一只好羊值一百五十卢布，而一间新房子要花掉十五只羊。除了养动物之外，集体农场成员也种田，一公顷能够收成八百磅的小麦。收成那么少却要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惊讶的，因为田地都坐落在高度不同的高山上，所以低的田地收割得早，而高的晚，塔吉克到处都这样，整年都在播种和收割。六月份，瓦赫什（Vahsh）河谷已经是收成时刻，但帕米尔（Pamirs）的农夫才刚要去播种而已，列宁巴德（Leninabad）的杏仁已经收割了，伊斯法（Isfar）的杏树才开始开花。
我们穿过一个村子，塔吉克女子停下来背对车子，用手掩住了脸，革命把她们的脸从掩盖下解放出来，可是拿掉面纱的女人，反应却仍在。我在杜尚贝的大学里碰到萝雀·纳比捷瓦（Rochat Nabijeva），一九六三年，她成为第一位获得学位的塔吉克女子，论文的主题是废除面纱的抗争，这抗争付出了许多人命，好几百个女人因为露出她们的脸而被杀，盗匪公开处决了这些女人。本质是那样果决及永恒不变的人类，竟然会在不同纬度区创造出这么矛盾的习惯，实在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在某些文明中，男人的野心是女人的脸暴露得越多越好，而在其他的文明中，是尽量的把它藏起来。
夏瑞普把我们载到村边一棵开阔的树荫下，他在这里办了宴会。他们捧出了樱桃、杏子和苹果，一碗碗的蒸肉，成堆的小麦煎饼，各式各样的汤、本国料理、沙拉，不同种类的食物堆积如山，一箱箱的伏特加酒，夏瑞普不喝酒，说穆斯林禁止喝酒，但最后他喝了某样东西，随即起身脱掉衣服，还拿下他的义肢，然后跳进附近的河流中，农人都看着这位裸体的领导。他在干什么？其中一个回答说他在降血压。
没有指导的盛宴继续进行，很多人集结过来，其中一名开始讲故事，其他人不时爆出笑声，我问他们在说些什么，接下来一位老师帮我翻译，说这是个年轻塔吉克人的故事，他从战争中归来，到科明特纳集体农场去，却忘了自己的语言，开口就说俄语。村子里懂俄语的人很少。「说塔吉克语，」他的父亲告诉他，可是这位塔吉克青年假装听不懂父亲在说什么，人们开始到他父亲家门前来，想要看看忘掉母语的塔吉克人是个什么模样。起先只是附近的人来，后来整村的人都来了，一群人围着看这位从战场归来的塔吉克青年，有人开始笑，而笑声不断的散播出去，引得整座村子都笑起来，充满了隆隆的笑声；笑到抱着他们的肚子，在地上打滚，最后那个塔吉克青年受不了了；他冲出房子对着那些人大叫：「够了！」用的是塔吉克语，自己跟着开始大笑起来，就在塔吉克青年想起自己语言的那一天，村内宰了一头羊，每个人都大吃大喝，狂欢一整夜。
「会俄罗斯语不错，」老师结论道：「但是身为塔吉克人必须会自己的语言。」我们敬了举世所有的语言一杯。
那天早上我飞往吉尔吉斯坦，图然送我到飞机场，四面八方的景色都不一样，往北是和缓的绿色山丘，南方是被雪覆盖的高山，东边是烈日烧烤的沙漠山丘，还有绿意盎然的杜尚贝，在被雪覆盖的高山那头是印度，越过了沙漠山头则是中国。
兄弟关系：吉尔吉斯
在吉尔吉斯，我由罗斯坦·乌拉林作陪，罗斯坦是个话很少的人；一整天下来，他只说了几句话。「我不太爱说话，」碰面的第一天他就说，结果我们便默默相处。周日我们出发到城里去，弗龙之（Frunze）类似阿什喀巴德和杜尚贝，只是天气较好，而因为这个或那个的理由，必须住在亚洲的
俄国人都会想办法在弗龙之安顿下来。这城市的外观和氛围都是欧洲，是俄罗斯风的，主要大道叫做二十三号议会的CPSU街，像是条散步道，看得到很多年轻人成群或成对的散步，一对俄罗斯人、一对乌兹别克人、一对吉尔吉斯人，在二十三号议会的CPSU街上可以买到冰淇淋和包肉的饺子；可以看现代店面橱窗，也可以坐在长凳上。
非洲学生聚集在旧邮局前面，非常优雅，但也非常无聊，那些人都是男的，难以釐清他们要去哪里。是有间酒吧没错，可是大排长龙，我们来到体育场，看见少年队在比赛，露天看台空空盪盪。我们又继续走，但要到哪里去呢？要做什么？我感觉到罗斯坦不晓得要拿我怎么办，罗斯坦必须陪着我走，因为这排在我的拜访行程里，我不知道该怎么样中止这次的散步？「也许我们该停下来，不要再走了？」我问罗斯坦，但他反驳说，「怎么可以？不，不，我们继续走，」他再度陷入沉默继续走；我跟在后面；他紧绷着，我也紧绷着；无法舒服的吻合上，变得亲近、变得友善；我们连看起来最简单的事情，像是要不要停下来都达不到共识。
我们从二十三号议会的CPSU街转进苏维开亚街，这里有一幢幢的小屋，看起来温馨，照顾得很好的样子，窗下长着锦葵和覆盆子，风景直接从斯摩棱斯克转送过来，到天山（Tien Shan）的山脚下。门廊坐着俄罗斯老奶奶，不管天有多热，老奶奶的头上还是包着格子方巾，身穿羊皮无袖短上衣，裙长及脚踝，小心谨慎的补货，只单调的摆出一或两个玻璃罐樱桃，每罐卖十戈比。老妇人们就这样孤独的坐着，沿着好几公里远的整条苏维开亚街，每个门廊坐一个。
当天晚上我住在狄诺马·史曼诺夫（Dzhumal Smanov）圆顶帐篷里，天山的苏沙米尔河谷 （Susamyr Valley）距离弗龙之两百公里，狄诺马负责为潘非洛夫集体农场牧羊，因为在工作上表现杰出，获得政府颁发「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杰出牧羊人」的头衔。狄诺马牧的羊有六百头，如果仔细的问，会发现其实这群羊只有一半是集体农场的羊，其他则是他自己、他兄弟、他叔伯、他邻居等等的。狄诺马读到七年级，今年四十一岁，有九个孩子，他的家族很大，有很多孩子，狄诺马整个夏天都住在他的圆顶帐篷里，冬天才回到集体农场去。他和太太、其他的牧羊人、他自己及其他人的孩子们，住在同一顶帐篷里。对于我完全出乎意外的抵达，这些人表现出非比寻常的好客热情；狄诺马杀了一头公羊，办了一场盛宴，整个营帐里都是人，他们都是接到一个骑马信差的通知，从其他牧草地赶来的。我们蹲在毛毡地毯上，啃着羊骨头，喝伏特加，吉尔吉斯人喝起伏特加来比俄罗斯人还要兇，波兰人就更不用提了。女人也喝，按照规矩，在宴会进行当中，她们得待在营帐外头。有时主人会倒杯红牌伏特加，叫个女人的名字，那时她就会走进营帐蹲下来，将那杯酒一仰而尽，然后一言不发，一口东西也没吃，直接站起来又消失在外头的黑暗里。
在盛宴中，他们会用盘子端上煮熟的羊头招待客人，客人必须吃下羊脑，然后还要掏出一颗眼睛来吃掉，另外一颗由主人吃，这样就建立起兄弟关系了，这种经验可不是很快就能忘掉的。
沉默的尊严：乌兹别克
艾金说他在城里有事就走掉了，把我一个人留在布卡拉酋长的要塞。要塞里有博物馆，看得到酋长的金袍；看得到刽子手的刀，已经用到几乎看不见刀锋了。年长的美国女人在院子、酋长的卧室到处穿梭跑步、拍摄、窥探地牢深处，袍子和刀子都看得她们悚然而惊。「现在看看这里，」有位老师对着一群学童说，他们聚集到用铁条隔开的地牢入口，里头的半明半暗中，有着代表酋长囚犯的塑像，一个人吊在缰绳上；另一个人全身覆血，另外还有几个塑像坐在地上，被链在墙上，老师解释着酋长是个多么残酷的领导人，还有所有的这一切：要塞、袍服、吊在缰绳上的人等等，总结起来就叫做封建领地。
时间是中午，我走出要塞，走进一个灰濛濛的大广场，对面是一间茶屋，白天这时候茶屋里头已经都是乌兹别克人，头上戴着无边便帽的他们蹲着喝绿茶，他们会像这样喝上几个小时，有时甚至是喝上一整天，在一块小地毯上，在亲密朋友间，这种在树荫下度过的生活是愉悦的。我坐在青草地上，也点了一壶茶。一边是要塞景象，像克拉科夫（Krakow）的瓦维尔堡（Vavel Castle），只不过是泥造的，但我在另一边看到了更棒的景象。
另一头矗立着一栋雄伟的清真寺。
清真寺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因为它是木造的，在材料典型是石头和泥土的穆斯林建筑之中是相当罕见的，而且在沙漠正午的炙热、麻木的沉静当中，竟然听得到清真寺内传来碰撞声，于是我把茶壶放在一旁，过去看个究竟。
碰撞的是撞球。
这座清真寺叫做波罗考兹（Bolo-Khauz），是十八世纪中亚建筑的独特范例，基本上也是那个时代唯一倖存的建筑物，波罗考兹门口和内墙的木头装饰之美、之精确，举世无双，让人只能为之深深着迷。
我往里头看，里面有六张绿桌，每张都有几个金髮蓬松的小男孩在玩撞球，旁观者则为不同的撞球者加油。一张桌子租一个钟头八十戈比，所以是很便宜的，难怪想要进来玩的顾客在入口大排长龙。我不想站在里头，那样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欣赏内部，便再回到茶屋去。
炫目的阳光洒在广场上，狗儿到处晃，旅行团从堡垒出来，起先是美国女子，然后是孩子，在堡垒变成的博物馆，与清真寺变成的弹子房之间，有坐着喝茶的乌兹别克人，他们默默的坐着，以符合父老的方式面对清真寺。在这些人的沉默风采中，有着一种尊严在，撇开他们破烂的灰色罩衫不说，他们看起来是极为突出的。我有股冲动，想要走过去跟他们握手，用某种方式表达我的尊重，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在这些人当中，在他们的举止当中，在他们明智的平静里，我真挚的尊崇感自然而生。他们在这茶屋坐了好几代了，茶屋是老的，说不定比要塞和清真寺都还要老，现在许多许多、却绝非全部的事情已不一样了，一个人可以说这个世界在改变，但并没有完全改变；无论如何，都没有变到一个乌兹别克人不能在工作时间里坐在茶屋内喝茶的程度。
在布卡拉，我也看到了拥挤和多彩的市场，这些市场年代久远，可以回溯到千年前，却仍生气蓬勃，人山人海，艾金让我看阿维森纳爱逛的市场，他带领我看伊本·巴图塔买过椰枣的市场，小店、摊子、小贩卖部，全都编上一个号码，因为他们已经国有化了。艾金说乌兹别克人比较喜欢在市场买贵，也不喜欢在店里头花比较少的钱买东西，市场是个传统所在，见面和聊天的地方，是第二个家。
我到密尔—阿拉伯学术教育中心的院子去，这个学术教育中心是一所穆斯林大学，密尔—阿拉伯是建于一五〇三年的雄伟建筑群，革命后大学关闭，但现在再度开启，新名字叫做中亚及哈萨克共和国穆斯林神学院。
这种大学在苏联就这么一间，第一班在一九六六年入学，每个入学名额都有十六名候选人争取。
蓝色的美丽撒马尔罕
布卡拉呈褐色；那是阳光烘焙下的泥土色；撒马尔罕则是强烈的蓝，那是天空和水的颜色。
布卡拉是商业、喧嚣、水泥和物质的；是个小贩和市场的城市；是亚洲腹地的大仓库，是沙漠里的港口。撒马尔罕则是充满启发性，抽象、高尚和美丽的；是个浓缩和迴响的城市；是个音符、是幅画；面向星空。艾金告诉我，必须在月夜下，尤其是满月时看撒马尔罕，那时大地一片黑暗，墙壁和塔楼吸收了所有的光线；然后城市开始发光，然后向上漂浮，如同灯笼一样。
H.派沃斯（H.Papworth）在他所写的《帖木儿传奇》（The Legend of Timur）书中质疑撒马尔罕的奇蹟是否真是帖木儿，又名帖木尔的功绩。他写道，有件事无法理解，就是这座以其美丽和架构，把人的思绪导向神祕与沉思的城市，竟然是如帖木儿这种残酷的魔鬼、掠夺者和暴君所创建出来的。
但撒马尔罕的声名是在帖木儿统治期间的十四和十五世纪之交与其后打下的基础，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帖木儿是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歷史现象，他的名字引发几十年的恐怖感。他是个伟大的统治者，将亚洲纳在脚下，不过那并没有阻止他专注在细节上。帖木儿花很多时间在琐碎的事情上。他的军队以残酷闻名，帖木儿所到之处，阿拉伯的歷史学家萨伊德·渥夕非（zaid Vosifi）说：「血就像从瓶子倒出来那样，从人体体内流出来，」还有「天空成了郁金香田的颜色。」帖木儿本人会带头站在每一次远征队伍前，亲自监督一切，他会下令砍断被他征服之人的头，再下令用头颅筑起塔楼、墙壁和道路，并亲自监督打造工程。他会下令剖开商人的胃找金子，一样亲自监督过程，以确定这些人的身体有被仔细搜索过。他下令毒杀对手和反对者，也为自己常备一份毒药，他执行着死亡标准，这项任务佔用了他半天的专注，另外半天他则专注于艺术上。帖木儿用支援他散佈死亡的同样热诚，将自己奉献给了艺术的传播。在帖木儿的认知里，艺术和死亡的间隔仅如毫髮，而派沃斯所无法理解的也正是这一点，帖木儿杀戮是真的，但他没有赶尽杀绝也是真的，他赦免了那些有创造质素的人。在帖木儿的帝国里，最好的圣殿是才华，帖木儿把才华规划进撒马尔罕；他徵求每一位艺术家，任何带着天赐火花的人都不许伤及毫髮，艺术因而得以盛放，撒马尔罕得以盛放，那个城市是他的骄傲。在其中一个入口上，帖木儿下令刻上这句话：「heiti要是你怀疑我们的能力，就看我们的建筑！」这句话比帖木儿多存活了好几个世纪。今天撒马尔罕依然以其无比的美丽、杰出的形式和艺术天才让我们震惊，帖木儿自己监督每一次建筑，不成功的都毁掉，他的品味出类拔萃，连装饰他都会仔细考量各个不同的可能性；评判设计的精巧，线条的纯粹，随后他就会再度投入新的军事远征中，投入屠杀、投入血腥、投入火燄、投入哭喊。
派沃斯不明白帖木儿是在玩一种少有人有办法玩的游戏。帖木儿在测试人类可能性的极限，帖木儿论证了杜思妥也夫斯基稍后描述的，说人有能力做任何事，一个人可以透过圣修伯里一句话来定义帖木儿的创作：「我做了任何动物所做不到的。」好坏皆有。帖木儿的剪刀有两刃，创造之刃和破坏之刃，这两刃界定了每个人活动的极限，不过一般而言，这把剪刀甚少打开，有时只打开一点点，但帖木儿的情况，则是尽全力把剪刀打开到极致。
艾金带我去看帖木儿在撒马尔罕的绿色软玉墓，皇陵入口前有块碑文，作者就是帖木儿本人：「快乐是一个人在世界抛弃他之前，就先抛弃了这个世界。」
一四〇五年，他死在前往中国的征途当中，享年六十九岁。
Andrey Rublyov，一三六〇～一四二七或一三七〇～一四三〇，中世纪俄国最伟大的画家之一，杰作〈三圣像〉现藏于莫斯科特列季亚柯夫（Tretyakov）美术馆。
Vit Stoss，一四三八～一五三三，十六世纪德国最伟大的雕塑家及木刻家之一，其作品外形刚健有力、有稜有角，风格平实，技艺超群，这里提到的应是波兰克拉刻圣玛利亚教堂内可开阖的祭坛。
Sveti Tschoveli，意指赋予生命、生气勃勃的十字架，所以此教堂的外观就设计成一个十字架，也有意译为「生命支柱」。
全名Henri Rousseau，一八四四～一九一〇，于一八五五年从巴黎一收费站退休后，始全力作画，是现代素人艺术家的原型，所绘茂密丛林、野兽、异国人物的色彩丰富而鉅细靡遗。
Chopin，一八一〇～一八四九，波兰作曲家和钢琴家，歷史上最具影响力和最受欢迎的钠琴作曲家之一，也是波兰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为欧洲十九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
尊称为Sir Steven Runciman，一九〇三～二〇〇〇，英国着名史学家，专长于中古世纪，在其三卷本的巨着中，曾把十字军东征定位成非道德的战争。
全名Immanuel Kant，一七二四～一八〇四，德国哲学家及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被认为是对现代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也是启蒙运动最后一位主要的哲学家。康德终生没有离开过出生地哥尼斯堡。
Volga，俄罗斯高尔基汽车厂的一款着名汽车品牌，曾被广泛地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务用车。在东欧、中国、朝鲜等国也极为常见。配备一辆伏尔加汽车，在当时着实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标志。
Golden Horde，蒙古帝国的西方部分，由成吉思汗之孙拔都创建。幅员广阔，首府设在窝瓦河上的旧萨莱城，或称拔都萨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