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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德罗戈贝奇小鎭的波梦娜
在顿内次克（Donetsk）的大学街上，我看到一位妇人在卖牛蹄。大学街是市里几条热闹的大街之一，她站在刺骨的寒风中搓揉着双手取暖，一对对磨平的牛蹄陈列在她前面的桌上。我走向前，问她牛蹄有什么好吃的，「你可以把它们拿来熬煮成汤，」她回答：「牛蹄有脂肪。」
白天鹅百货公司矗立在离这里不远处。在世界的这个角落，有一大群顾客正像西方同样会受到色彩鲜艳的广告所吸引的顾客们一样，争先恐后、蜂涌冲向一楼的柜檯。原来是有批鞋子到货，我走向前瞧个仔细，发现一人只能买一双。售货小姐甚至不管鞋盒里装的是什么鞋，也不管是卖给谁要穿，反正一人只能买一双，每个顾客也是拿了一盒鞋子就挤出人群站到一旁去，那里马上又形成了一个换鞋中心。渐渐的，经过一番交易、讨论和协商后，每个人都朝他们的理想前进，得到了她或他所想要的鞋子。
经济学教授贾尼纳·果比尔纳（Galina Gobierna）告诉我，顿内次克的工厂或矿场的利润所得如何分配：莫斯科拿百分之五十四，基辅拿百分之三十，顿内次克当局则分到了百分之十一，他们本身只能获得百分之五的利润。
生活太可怕了！
我问一个站在公车站的女孩如何到火车站去。「我带你去！」她提议。虽然这是市中心，泥巴却深及脚踝。今天是阴天；冷冽的寒风唿唿吹着。
顿内次克是乌克兰煤区的中心；在某些社区里头，一堆堆的煤炭和煤渣就直接堆在路上。墙上都是黑黑的煤灰；许多外型相似的建筑物，一栋接一栋地延伸了好几公里，营造出黑色的条纹，灰色的水渍，褐色的锈状地衣。
「你喜欢顿内次克吗？」女孩怯生生的问我。大家对这类问题都很敏感，如果说了一些批评的话语，恐怕会伤害感情。我开始竭力找些正面的字眼来描述这个城市，但口气似乎少了真诚，因为我停顿下来的时候，女孩便用坚定又近乎骄傲的口吻回应我：「但在夏天，我们的城市会开满玫瑰花。一百万朵。你可以想像吗？一百万朵玫瑰花耶。」
晚上有一半的时间被我花在顿内次克车站等火车。傍晚时刻，这里所有的店都已经打烊：包括卖甜茶的唯一一家酒吧、报摊，以及售票亭。大厅里的灯光昏暗，乘客或相依而坐或躺下来，睡在木头长条椅上。经过旅途的奔波和漫长的等待，疲倦的他们睡姿都异于平常，像是精神分裂似的，包着披肩和头巾、裹着大外套、戴着御寒耳罩，从远处看来，好像一排排鼓胀的綑包、背包、包裹，一动也不动。
这里寂静无声，窒闷得一点风都没有，而且黑暗无光。
突然间，在大厅的一个角落，从这些行李之一看不见的深处传来尖叫声，一名妇人跳起来绕着大厅转，无助的跳着。「Vory！Vory！（小偷！小偷！）」她绝望的大叫，大概是醒过来发现皮包不见了，她在长椅间找了好一阵子，嘴上不断哀嘆：为什么，为什么是她的皮包？她向上帝乞求帮助。但是大家毫无动静，她只好再来回寻找，最后她头髮凌乱，一脸倦容地回到位子上坐了下来，蜷起身子来，陷入沉默。
然而一会儿之后，又从另一个角落出现同样可怕恐怖的叫声，「小偷！小偷！」另一位妇人在我们之间找来找去，让我们看她双手空空，但是人人依旧视若无睹；照样缩着身体藏起来，蜷成了一团。
只有坐在我旁边的一位老奶奶稍稍睁开眼睛，或许是对我，也或许是对她自己说：「Zyt’strashno（生活太可怕了！）」边说边把她的油布袋子抱得更紧，再度回到她警醒的浅睡中。
在我的车厢中，有一位妇人要去奥德萨参加她儿子的婚礼，她来自西伯利亚，住在勒那河附近。通常一个车厢可容纳两人、四人或六人，男女不分，但风俗习惯却很严格。首先，要先礼让妇人铺好床、换好衣服后，才轮到男人。以前大家会穿睡衣；现在则都穿运动衫之类的衣服。在车厢中度过的时间相当愉快，每个人都给其他人一些什么；会把自己有的食物，像是饺子、烤鸡、起司、面包等拿出来与大家分享。有一回旅行时，我看到一名带着汤的妇人，还带上了几个碗和几根汤匙，这样才可以分一些给别人。你也几乎总会在车厢里看到一瓶伏特加或白兰地，总是有人会记得带上这些。有时候我没东西可吃，其他人马上递出他们有的任何东西给我。曾经一度大家对彼此都有防卫心，车厢里一片寂静，现在却瀰漫着开放的气息，大家马上讲起话来，话匣子一开，彼此的不信任感就不见了。讲故事的声音此起彼落，还有自我告白，以及意见交换。
西伯利亚可说是全球最大的监狱，沙皇曾把数十万的人民驱逐到这里；布尔什维克党则把数百万无辜的人民关在这里。但我们的西伯利亚人克劳蒂亚·米纳诺瓦（Claudia Mironova）却把西伯利亚当做庇护所、自由之岛。一望无际的荒野、茂密的针树林，外加无路可通，变成了一个遗世独立的避难所，让人得以消失无踪。克劳蒂亚·米纳诺瓦说，所有在这里的异议人士都可以存活下来。他们从沙皇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手中存活下来，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哪里。曾经有名男士乘船碰见过他们，她继续叙述着。他随身带着纸和水彩、铅笔和蜡笔，乘船沿着勒那河而行，遇到村庄或农舍就停下来，妇人们依序拿来学校或护照上的小照片，为她们那些死在战场上的孩子画像，这就是他独立讨生活的方式。克劳蒂亚·米纳诺瓦自己又是如何生活呢？当全部的人被赶往集体农场时，某一晚，她和她先生偷了一条母牛和两只猪，就那样逃进针叶林。他们在那里定居下来，先是盖了一间棚子，然后变成有围墙的房子。她骄傲的说，整个史达林时代，他们没有见过半个陌生人。她推断他们存活下来的关键是罐装猪油。猪油，其中蕴含着存活下去的秘密和自由不可或缺的要件。如果没有猪油，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这基础、基本的财富，你就不会有自由。这是克劳蒂亚·米纳诺瓦所说的，她与我们分享生命最重要的课程。过了一会儿，她解说要如何烫洗瓶瓶罐罐，才能将猪油保存得很好，还有针叶林中採集到什么草药，可以加入猪油中，她也给了我们配方和调配比例，说明该如何去除猪的内脏，以及怎么切块。
由车窗往外望，我看到废弃的大砲零件：中型口径的砲管半埋在和铁轨平行的沿路边，十几支颇新的砲筒和盾牌也插在泥巴中；其余的则早已沉入泥塘和水里。几分钟后，我看到约有二十辆武装车，一样半埋在路边。平坦的乌克兰平原里，看不到任何生物，空空盪盪，什么也没有。
前往奥德萨的途中，克劳蒂亚·米纳诺瓦用一把锋利的小刀将一大块猪油切成小块，涂在面包上给大家吃，又香又营养。
从奥德萨到基希涅夫的郊区火车像是破铜烂铁，用一些铁钉和锡板加上满是破洞的木板和三合板拼凑而成，到处都是破坏过的痕迹。每辆车子到底被砸毁、洗劫过多少次？车厢内有一些典型的当地帮派份子：狐群狗党、阿飞、小太妹和小混混。这火车是他们的，这个月台、这个世界都是他们的，他们在这里大声推撞、谈笑，却并不愉悦；这种充满侵略性、警告性的喧闹就是要激怒你。因为我们一群人紧靠在一起，所以我心中毫无怀疑，认定迟早肚子会被捅上一刀，或者眼前亮过刀锋。这种不安一直持续到他们在提拉斯普（Tiraspol）下车，才舒缓下来，车上只剩一些罗马尼亚农民，他们温和安静，眼睛直盯着窗外的星光看。
我们花了整个早上在参观基希涅夫的景色，在这里每件东西都混着奇怪的组合：街道上的招牌有法文、波兰文、俄文、德文和亚美尼亚文；较常用的语言与街道的名称则是摩尔多瓦语（Moldavian），也就是罗马尼亚语；路边小贩在他们的商品、水果上标上罗马尼亚文；蛋捲、桃子、西瓜和其他水果全部依重量贩卖。我们住的客栈也有用波兰文标示；有一个掮客是犹太人，这在我们国家很常见；他雇用的马车夫是从维尔纽斯
（约瑟夫·伊格纳希·克劳日夫斯基，《奥德萨、雅夕和巴迪札克回忆录》，〔Memoris of Odessa,Jassy and Budzak〕，一八四三年。）
基希涅夫还留有什么？如今那里分成了两个城市，其中一个是最近几十年来建的，高高的公寓大楼，外墙贴上白色石灰板的社区，这样一排排蚂蚁窝似的城市，正迅速取代并摧毁基希涅夫那迷人、古老的东南方小镇：散布在山丘上，尚有几处让人昏昏欲睡的角落，几条小街道像棋盘似的垂直交错，我们可以一直走在街道上，当太阳高照时，街道上树影婆娑，到处可看到老树，有榆树、白腊树和栗树。街道的两旁则有着浓密的紫丁香和茉莉花，伏牛花和连翘花。在这里散步，可以瞥见庭院深处的花园、凉亭和阳台，繁花盛开，温馨诱人。
傍晚时分，我们沿着陡峭弯曲的路开车前往公墓，天下起小雨。接近入口处，在昏暗的天色里隐约可见公墓管理员住的小屋。曾经在基希涅夫服务好几年的安东尼·安格罗聂堤斯神父是个年轻的立陶宛人，讲波兰语，在这小屋里有一间房间。他带我们去参观附近一间老旧荒废的公墓教堂。当我们看完后，他又打开了一扇隐藏的门，我们沿着阶梯走下去，看到了地下陵墓，在那里又有一间小教堂，颇为宽敞明亮。那是当地一些德国信徒，偷偷盖起来的地下陵墓和小教堂，作为祷告的秘密地方。他们利用晚上和假日极端隐密地盖了好几年，以免被当局发现，他们还把挖出来的土倒到公墓四周的山丘上，只因为任何一撮新土都可能引起怀疑。
稍后一位高瘦、顶着稀薄的金髮，行动充满活力的传教士，开着一辆老旧的莫斯科人，载我到旧基希涅夫市中心的一间教堂去。他推开粗重的大门，打开电灯，地方当局才刚发还这间被当作仓库使用的教堂，但是信徒们想办法盖了一座简单的神坛，并将墙壁粉刷了一番。
这里明亮、安静，但是荒凉。
我们走路的时候，脚步声的迴音很大，然后停在圣坛所前。
「只有我一个人留下来，」传教士告诉我，「我那一千五百名的德国信众，已经全部离开基希涅夫了。」
我被带到里欧李·尼亚多夫（Leonid Niedov）工作的地方，那是一间既黑且大的水泥地窖。只因说了：「在罗马尼亚时代，我们有吃不完的香肠。」这句话，尼亚多夫被关进了劳改营七年。一九六四年被释放出来后，索忍尼辛从梁贊（Rysan）发电报给他：「Vsie dushoy pozdravlayem,raduyemsia.（我真心的迎接你，让我们庆祝一下。）」这时赫鲁雪夫刚好下台，克里姆林宫由布里兹涅夫掌权。尼亚多夫释放出来后，饿着肚子又失业的他思考该如何维生。因为他颇具艺术天份（就让我们说是颇具艺术机伶吧），他决定用铅铸造当红政党领导人的人像，再卖给政府机关和市场的老百姓。这是个不错的点子，那个时代如果不买这样的人像，可能会被控告为苏维埃当局的敌人。他先做列宁，但是因为铅不够，加上缺乏经验，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人像铸成玩具小锡兵那样小。尼亚多夫开始担心他会不会因此再一次被送进劳改营，并在那里终结一生。
列宁很伟大，审问的军官可能会说，你却将他做的像小锡兵那样小。
「我怕死了，」尼亚多夫继续说：「所以赶紧把所有的列宁人像丢到火炉里熔掉。」好吧，那现在要换铸谁的人像呢？史达林？不，他的名声不好；赫鲁雪夫？不行，他的名声也不好。所以就只能做布里兹涅夫。这一次尼亚多夫就比较小心了，确定他有足够的铅，也做了一个够大的模子。就这样，拜布里兹涅夫所赐，他铸了各种不同的模子，人头、半身、全身的，二十年就这样活了下来。当我下楼到他阴暗、也可以说是全黑的地窖，站在炙热火炉旁的尼亚多夫就像强健的火神赫斐斯托斯般，笼罩在高热熔铅所释出的呛人有毒的烟雾中，几乎看不到他的身影。现在又是另一个时代，尼亚多夫把布里兹涅夫的人像熔掉，以便铸造圣乔治和当地的贊助厂商圣史蒂芬。
人生戏剧一齣齣
晚上从基希涅夫出发到基辅。我没睡觉，等着开进文尼察（Vinnitsa）的火车。现在已经是凌晨三点钟，一片漆黑；老车站里只有几盏小灯亮着。月台上的乘客一动也不动。小雨下着；雨点滴滴答答的打在窗上，窗外虽是什么也看不到，但你还是知道文尼察就在那里，在车站之后，在深夜里。文尼察就像卡亭（Katyn），是乌克兰另一个遭受大屠杀的地方。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时，俄国秘密警察在这里屠杀成千上万人，没有人知道真正到底死了多少人，一九三四年挖掘出来九千四百三十二位受难者之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再进一步挖掘。躺在墓园里的，大多是乌克兰人和波兰人。在文尼察城的某个地方，靠近栗树林的旁边，他们又挖掘出了十三座大型墓场，共有一千三百八十三人埋在里面，他们全都是因为后脑勺中枪致死；埋葬了这些受害者后，墓园上面马上就盖了一座文化休闲公园。挖掘之后，改盖了好几座露天音乐舞台，在其中一座舞台上还设有一个笑声部。
在基辅，我住在国民之友大道附近一位名叫蜜兹的年长妇女家里。我拥有自己的房间，虽小却很温馨，还有很多的书，包括西班牙文的书，因为我的女房东是个西班牙文译者。就像其他国家一样，厕所也很小间，但是从地上到天花板到处都塞满了一捲捲的卫生纸和洗衣精。这个好心的女房东蜜兹很照顾我，甚至有时我很晚才回去，她还会热碗汤给我，而且汤里总会有一块带肉的骨头。当我喝汤时，她告诉我她是如何神奇的弄到这些佳餚，当然，蜜兹和我都清楚这的确是最真实的神奇故事。
我会提到蜜兹，是因为最近我刚好必须对一群人解释什么是戏剧，命运的戏曲、生命的戏剧化，还要举出例子，而蜜兹这一生正好是这样的例子。十年前，她的先生移民到纽约，刚开始的日子十分辛苦，直到犹太社区的人帮忙，才度过了难关。后来她的先生，现在是前夫了，靠着双手打下一片天。现在跟她比较亲近的人，只有她十五岁的孙女。蜜兹的身体不好；她体重过重，而且不良于行。有天我回到住处时，发现她手里握着一封信，神情显得很激动。这封信是她丈夫、她前夫寄来的，信上写着：把孙女送过来，我可以让她在这里读书，帮她发展，给她一切。她的丈夫、她的前夫是对的，蜜兹也很了解这点。留在基辅，她的孙女能有什么未来？再说孩子是那么的有天份！可是，如果她的孙女走了，蜜兹将孤独一人，完完全全的孤独一人，加上——还需要明说吗？——大家都知道老年人是禁不起岁月无倩法则摧残的，她必须正视这个现实。然而另一方面，她又怎能剥夺孙女这么好的黄金机会呢？她在那里或许可以成为医生、成为小提琴家，遇到一位有钱的老公。
「先生，对于这件事，你认为如何呢？」蜜兹绝望的问我。我眼看着她整个身子在颤抖，一遍又一遍的读着那封不知该悲或喜的信（信的内容尚未让她的孙女知道），感觉自己踏进了一齣人生戏剧的中心。我静默了好一会儿之后，然后乞求蜜兹的谅解。「请原谅我，」我说：「不要生气，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基辅的外表会驱人
在这里，政治掌握了一切，让我本能的想用乌克兰议会刚通过之决议文的大纲，或用与当地激进份子的对话，来写这份报告，但是再想了一想，不，我还是写其他的好了，我要来赞美基辅这个城市。在前苏联时代，这是唯一一座不仅为匆忙回家的人设计，也为闲晃的人设计的大城市，分享这特质的，或许只有圣彼得堡，但那里的气候是个障碍，冷得多，而且多风多雨又多霜。反之，基辅阳光普照、温暖又安静。在下午的市中心可以看到成群的人，不是谈论政治、辩论抗议的群众，只是数以千计的路人，离开他们密不透风的办公室或公寓，来到这里唿吸新鲜空气。此外，老式的咖啡厅似乎又在基辅盛行起来。在这里，当然要先大排长龙一段必要的时间后，才可以买到一杯茶或糕点，这在好比说莫斯科，可是难以令人相信的事。
这个城市位于山丘上，有些街道蜿蜒陡峭；山丘顶上可以看到聂伯河谷和聂伯河，它跟亚马逊河一样宽，跟尼罗河一样平静缓慢，有着无数的支流、河湾和小岛。有一天乌克兰富裕之后，这些水域将航满帆船和游艇，但目前这里仍是平静且空盪盪的。
基辅的建筑，则另有一番故事。你可以看到各个时代、各类型的建筑，从奇蹟式保留下来的中世纪修道院、东正教教堂，到可怕的史达林式社会写实主义的建筑，而在那两者之间，还有巴洛克和新古典建筑，以及最重要的，还有极度华丽丰富的艺术新贵创作。这曾是多么美丽的城市呀！从一九一七年起，这些建筑古物开始遭受破坏，至今未止。有一天，我买到一份由热爱基辅的一群人士所出版的特别文献，记录基辅的地图和一份列有被刻意破坏的建筑、教堂、宫殿、陵寝等的清单。这两百五十四栋建筑物之所以被布尔什维克党夷为平地，是为了要抹灭基辅文化的轨迹。两百五十四栋，天啊，那已经是整座城了呀！幸好，这里无能又没效率的系统有利于艺术，当局无法毁掉一切，许多美丽的教堂和建筑物得以保存下来。
尽管如此，可别被这城市久远的外在魅力所误导。许多建筑物的整个住屋设施非常糟糕：楼梯井污秽恶臭、窗框破损、附属建筑物和庭院也因灯泡被偷或被敲坏而显得阴暗。许多房子不是没冷水就是没热水，甚至连水都没有。蟑螂，还有其他各种难以处理的寄生虫，则成为有如瘟疫般的普遍性灾难。我住过一些大楼公寓，也曾到其他大楼去拜访朋友，知道情况如何。这些所谓的苏维埃人，首要就是精疲力尽之人，如果没有力气为刚赢得的自由欢唿，也不必太过惊讶，因为他们就像长跑选手在率先抵达终点时累垮、瘫倒，甚至连胜利的手势都比不出来了。
我会提到这些日常生活的艰苦与噩梦，是因为在前苏联瓦解后，在流出世界的资讯中，对一般人的生活，对数百万穷困、筋疲力尽、挫败和赤贫，寻找着食物、衣服、有时还只是求得可以栖身之屋檐的市民，都没有提到只字片语，生活中可说没有什么能给予他们欢愉，让他们欢喜，和感觉到热情的了。
基辅的河腊沙机（Kreshchatik）就像巴黎的香榭大道，那里曾有好几家藏书丰富的书店，但是目前都是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已不再出版和贩售，而新文学尚未产生。简单的说：转型期。目前每件事都可用「转型期」这句话来解释。共产主义瓦解了，大家都在观望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每个人都把自己对自由的远景投射到未来，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期待、希望和梦想。但是也有成千，或者上万的人，是不敢有幻想的。这些人不分昼夜的围在其他国家的领事馆外。（在莫斯科，我甚至在刚果领事馆前面看到排队的人群！刚果？没错，就是刚果。只要能远离这个……接下来是一个毫无爱国心的粗鲁字眼。）苏维埃人现在想起来他们不是苏联的公民，而是希腊人、德国人、犹太人、印度人、西班牙人、英国人、法国人等等，所以他们想要回去他们的祖国、他们象徵性的家园、他们祖先所在的地方。他们要离开，放弃一辈子所努力获得的财产吗？什么财产？他们惊讶的回应。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人拥有过任何一样东西。呃，或许有，像是被关在劳改营好几年，或人民公社里一块漆黑的角落，或每个月三块钱的退休金。
在河腊沙机的大街中有个广场（曾经被叫做十月革命广场，现在称为独立广场），在今天（一九九一年八月三十一日），还有一座列宁的石像。但是今天早上工人们已架设好起重机，他们要移除这座石像。现场有许多围观的民众，还有本来在基辅超级无聊的西方电视媒体，现在终于有事可忙了。眼前首要之务，这座石像一定要移走，因为写在石像上的口号对这位革命之父已确切无奉承之意：刽子手、党卫队，较温和的是写路西法。乌克兰的列宁石像毫不匮乏，据说有五千座。这个数目是怎么来的？简单，只要把所有的工厂、学校、医院、集体农场、部队单位、港口、车站、大学、乡村、镇、市、大型广场、桥樑、公园等等地方加总起来所得的数目，就是答案了。因为这些地点一定都会设有一尊列宁石像。
顺带一提，就像现在要拆除一样，当初架设列宁像也一样麻烦。我在摩尔达维亚附近碰过一位男士，就只是为了要在二楼的房间摆放一座沉重的列宁半身雕像，而在劳改营待了十年。起因是所有的门都太小了，这个不幸的人决定用绳子绑住《马克思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Marxism and Empirical）作者脖子，以便将它吊上阳台，结果他还没有机会解开绳子，就已经被捕入狱了。
语言是革命的原因之一
如果我们跳过这个石像继续往下走，就会到达一条小而安静，叫做奥尔多尼绮的街道，这是乌克兰（具有象徵性的）发生全面性革命的地方。入口处矗立着一座不太讨人喜欢且年久失修的小宫殿，那是乌克兰作家联盟总部，也是革命总部。附近，几乎就在它的对面，耸立着一栋有力、庞大、压到性的建筑物：乌克兰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也是共和国恐惧的人物如卡嘉纳维屈、谢查比希（Shcherbici）、伊凡舒等人办公的地方。这两栋大楼就像是建筑上的大卫与歌利亚，歷史上他们之间战事不断，而这回有个令人喜欢的结局：大卫击败了歌利亚。
一年前我就曾造访奥尔多尼绮街的小宫殿，因为人家告诉我在那里可以和诗人伊凡·德劳奇（Ivan Drach）碰面。他是乌克兰重整运动（RUCH，Popular Movement for Reconstruction of the Ukraine） 的领导人，这个组织一直迟至一九八九年九月才成立，成员都是长年受到迫害和压制的各个反对派团体，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团体是「乌克兰赫尔辛基团体」（Ukraine Helsinki Group）。不令人意外的，「乌克兰语言社」（Ukraine Language Society）这个一样受过迫害的团体也参与了这个组织。就如同其他地方一样，语言也是乌克兰革命的部分原因。在五千两百万的乌克兰居民中，有一半的人不会说乌克兰语或说得并不流利。这是被「俄罗斯化」三百五十年后不可避免的结果。禁止用乌克兰文出书的禁令曾执行过几十年。早在一八七六年，亚歷山大二世就规定乌克兰的学校只能用俄文教学。几个月前我去参观乌克兰第三大城市顿内次克，彼时有关至少要开放一所小学教授乌克兰语的斗争已经进入第二年了。老师们把小朋友集合在公园里，在那里教他们乌克兰语。教乌克兰语？天啊，这可是反革命、帝国主义者的阴谋呀！
同样在顿内次克，在一场抗议活动期间，有一名胆子够大的乌克兰重整运动年轻人，从他的夹克里拿出黄蓝色的乌克兰国旗，高高挥舞着，旁边的人都惊讶得张口结舌。「就让他们习惯吧！」他会意的告诉我。
简而言之，可以说有两个乌克兰：一个在西，一个在东。西乌克兰（即之前的加利西亚〔Galicia〕，大战前属波兰的领土）比东乌克兰更像乌克兰。这里的居民说乌克兰语，百分之百觉得自己是乌克兰人，而且引以为荣。这个国家的灵魂、性格和文化在这里保存了下来。
东乌克兰则是另一种风貌，它的领域比西乌克兰来得大。住在这边的俄罗斯人有一千三百万，半俄罗斯人也至少有六百五十万人以上；俄罗斯化的情形更加深入且蛮横；史达林几乎杀尽了所有的知识份子。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他还让数百万的乌克兰农夫活活饿死，并下令枪决数万名知识份子。只有逃到国外的人才能倖免于难，于是乌克兰文化在多伦多、温哥华反而比在顿内次克或卡尔可夫（Kharkov）保存得还好。
我去拜访西乌克兰（也称乌克兰山麓）和东乌克兰的时候，它们差异仍然相当大，而那几个月正值争取独立期间。莫斯科出版的《国民之友》（Friendship of Nations）月刊（一九九〇年第四期）上面写到：「基辅有三百万人口，四万人将参加支持独立的示威游行。勒佛夫（西乌克兰首府）人口一百万，有三十万人会来。比勒佛夫人口还多的顿内次克则有五千人会来。」
我回到奥尔多尼绮街，前往作家联盟宫殿，现在要见到伊凡·德劳奇已非易事，几十个人挤在他的办公室，都是从乌克兰各地前来，想要对他倾吐他们的困难，以寻求建议和协助的人。我看得出来没有机会谈话，所以当天稍晚，我从旅馆打电话给他。他用疲惫的声音说：「我们明天试试看吧。」德劳奇是优秀的诗人，作品都有明确的主体，但现在的他却没有时间写作。「得把诗放到一边去，」他说：「先救救乌克兰、救救它的文化。」俄罗斯化的速度这么快，再过几年恐怕就没有几个人读得懂乌克兰新文学了。此外，首先得让现存的文学重现在读者面前，一般的乌克兰民众甚至不认识两位二十世纪文学界最伟大的作家米寇尔·奇维洛威（Mikol Chvilovy）和弗拉基米尔·文尼琴科，这都是政府当局想要迫使人民遗忘的名字。另外又有多少乌克兰人有机会读到瓦希利·史图沙（Vasili Stusa）、阿雷克希·提却（Aleksei Ticheg）和尤里·利文（Yurii Litvin）这些几年前被国安会谋杀的诗人作品呢？
乌克兰的书籍在这里只佔总出版量的百分之二十，其他的都是俄文。从一八六三年起，除了一些抒情文以外，莫斯科就禁止用乌克兰文出版任何书籍了。
一九九〇年一月，在我多次前往基辅旅行的其中一次，我所碰到的人都为他们聊的事情深深感动，而他们谈的都是同一件事，也就是一月二十一日那天的事。乌克兰曾在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宣布独立，不过只维持一段很短的时间，不过还是有好几十万人手牵手从基辅到勒佛夫、再到伊凡法兰科夫斯科（Ivano Frankovsk），绵延成长达五百公里的人龙来纪念这个日子。今日，不论从一九九一年八月发生的事来看，或从横跨欧亚大帝国的瓦解来看，这样的人龙，即便绵延五百公里或许都没什么，但是对于那些跟我谈这件事的民众而言，这可是一个震撼、一个奇蹟、一个革命。会如此说是因为以下几个理由：第一，这是第一次并非由中央委员会下令执行，而是由一个年经的独立组织「乌克兰重建运动」所发起的大型活动。是的，所谓「党的领导阶层」演变到后来，已经变成一个空虚的名词，真正的领导阶层已由社会产生的草根组织所接替，而且整个社会也只听他们的。第二，显然乌克兰人民对于第一次独立运动的记忆、对于布尔什维克党七十年来努力要抹灭乌克兰文化的记忆犹新，如此一来，这样的人龙就产生了相当巨大的心理意像，紧紧掐住了苏维埃主义噩梦的脖子，感觉那已经毫无转圜余地，已经成了绝望的代名词。
从那时刻起，乌克兰的歷史就加速进行。也是在一月份，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批准可以建造乌克兰天主教堂。（在乌克兰共有四个基督教社群，分别为乌克兰天主教会、罗马天主教会、东正教教会、乌克兰独立东正教教会，其中的恩怨情仇是乌克兰现代歷史上另一不同的章节。）三月份，共和国内举行各级议员选举。三个选区中（又是指西乌克兰），由民主反对党获得胜利。（我最喜欢的乌克兰作家文尼琴科，也是乌克兰民主化思想的创始者，会多么开心啊！）终于，六月十六日到了，国会通过了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主权宣言，声称共和国的法律超越苏联的法律，而且共和国有权拥有自己的军队，铸造自己的钱币。宣言声明乌克兰为一个非核子武器的中立国家。（这很重要，因为大批的毁灭性武器都存放在共和国境内。）然而六月十六日的声明之所以在歷史上具备了相当的重要性与说服力，不在于它只是记载事实的文件，而在于它是一份宣示了意图的声明。
因此，战争持续下去。秋天时，学生和矿工爆发罢工，学生佔领了基辅的市中心，要求共和国的苏维埃领导干部们交出政权。同年大约有二十个政党成立，但是较具有影响力的只有乌克兰共和党（Ukrainian Republican Party）和乌克兰绿党（Ukrainian Green Party）。（车诺比距离基辅北方只有八十公里远。）
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九日这一天到来。
莫斯科发生政变。乌克兰境内十分平静；乌克兰在等待。但是几天后，乌克兰最高议会在基辅集合，八月二十四日最高议会宣布「独立的乌克兰政府产物，也就是乌克兰共和国成立」，声明稿补充道：「乌克兰领土是不可分裂也不可侵犯的」，之后在类似事件以滚雪球般的速度和强度横越过整个世界时，欧盟成立了，突然变成一个大政府（这里所谓的大，是以欧洲陆地大小的标准来看）这件事并没有给大家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美国的政治评论家瓦特·李普曼曾经这样描述：我们西方国家对于这些事件的想像力是慢一大拍的，需要较多时间来测度事件的意义和理解它们的重要性。
但是俄罗斯人马上就理解到发生了什么事，我正在莫斯科看苏联最高议会会程，那是个戏剧化的时刻，因为这个议会会长陆基亚诺瓦（Lukianov）正在发言，他是戈巴契夫的左右手，正在控诉人家指他为整个阴谋的意识策划者，通常很吵杂的议事厅，现在则是鸦雀无声，一片安静。
突然，议程的副主席拉普亭（Laptin）打断了会议进行，并且以紧张的声调宣布：「同志们，基辅有些新的状况，我们必须马上组成一个苏联最高议会代表团飞过去！」叶尔钦的副市长卢兹寇伊（Rudzkoy）和圣彼得堡的市长索布恰克（Sobchak）随即带领代表团出发。这两个人在击败新史达林派的政变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也因为两人都是俄罗斯人，所以相当清楚如果没了乌克兰，俄罗斯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没有了乌克兰，」波兰歷史学家J.华斯威兹（J.Waswicz）在三〇年代曾写道：「莫斯科就只像是个北方的荒原罢了。」
乌克兰与世界各国的关系
乌克兰的未来会从两个方向着手：一是与俄罗斯的关系；一是与欧洲和世界各国的关系。如果这些关系能顺利发展，那么乌克兰将有绝佳的机会。因为这里土地肥沃，天然资源丰富，又有温暖宜人的气候。此外，这里还有超过五千万个强壮、精力旺盛、企图心强的乌克兰人民。
一九九〇年秋天，亚歷山大·索忍尼辛出书，提出他心目中相信应该在原苏联之地兴起的政府蓝图，在《如何重建俄罗斯？》（How to Rebuild Russia）这本书中，他提议将来国家要由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北方的哈萨克来组成。至于其他国家，他则建议归还，因为「我们力不及周遭。」
乌克兰反对这个蓝图，其他的国家则贊同。「乌克兰问题唯一解决的方案，」乌克兰的异议人士李欧尼·普拉时杰（Leonid Plushch，即前述的Leonid P.）最近这样写：「就是建立我们自己的国家，一个可以组织国防机构和发展文化的国家。」曾经害怕俄罗斯共产党迫害的乌克兰知识份子，现在正密切注意俄罗斯民主人士的态度。当乌克兰杰出的政论家之一尼可莱·李亚布查克（Nikolai Riabchuk）在写俄罗斯民主改革运动方案时，将他的忧虑转化为警惕问道：「是帝国民主主义，而不是帝国共产主义了吗？」沙卡洛夫的遗孀艾莲娜·波蕾（Elena Bonner）在九月初也抒发类似的情绪。「我害怕，」她说她害怕潜伏在俄罗斯人内心之物，他们「那种扩充和掌控的心态。」
至于乌克兰和世界各地的关系如何？乌克兰在一九一七年以前，有些地方甚至直到一九三九以前，都是世界上文化、宗教或语言最多采多姿的地方之一，还拥有色彩最丰富的花园，西方人士常为之着迷不已。尽管经过摧残蹂躏，有多少波兰人、俄罗斯人、犹太人、匈牙利人、义大利人、奥地利人、德国人、罗马人，仍然驻足于此？九月时，我到一个位在济託密尔兹（Zytomierz）的波兰墓园（从基辅往勒佛夫方向一百五十公里处）去看：这是墨纽兹卡的儿子之墓、这是克拉斯兹斯基的太太之墓、这是帕德瑞斯基的姐妹之墓，这是康拉德的家族之墓。直到前不久，达布朗斯基将军的家族墓园还偶尔被当作妓院使用。
相较于其他国家，乌克兰的优势是它迁徙在外的移民。加拿大的亚伯达和安大略省有相当大面积是乌克兰农民种植的麦田，在底特律、纽约、洛杉矶与西欧，都形成了极具经济和文化影响力的乌克兰社区，这些移民对乌克兰都有着相当强的向心力。乌克兰的爱国主义有一股农民特质：生根在自己的土壤上。今日，在基辅已经有许多从加拿大和美国回流的乌克兰人。他们有的想设立银行和公司，有的想进行贸易，有的想开出版社。很快的，乌克兰将有自己的航空公司、有自己的商船、有自己的货币，和自己的军队。
被问及乌克兰的未来时，有一位领导人米海洛·何瑞恩（Mihailo Horyn）在基辅回答我：「我们要使乌克兰成为一个开明、优良、民主、人道的国家。」
开明、优良、民主以及人道。阿门。
惨绝人寰的过往
勒佛夫。一天傍晚，卢威·卡密洛夫斯卡神父带我到他家去，希望我见见和他住在一起的母亲。
布朗尼拉葳·卡密洛夫斯卡太太是一位年纪很大的妇人，有着一张热切慈善的脸庞，驼着背，彷彿背着一个看不到的重担。她描述事情的语气，平静祥和到令人以为她是在讲自己某个前世所发生的事似的，和坐在我面前的这位名叫布朗尼拉葳的妇人，没什么共同之处。之后想到她时，我就想起保罗·克劳岱年老时写下的一句话：「我看着早先的生活，就好像一座岛，渐渐消失在远方。」歷史的不断前进，和反覆无常是我们这时代的本质，支使着大多数拥有多重角色的我们，互相冷漠对待，甚至彼此对立。
卡密洛夫斯卡太太生了十个孩子。其中六个因挨饿而死在她的眼前。她像是约伯的女性化身，是大飢荒时代的约伯。像她这么一位熬过大变革期存活下来的女性，只确定了一件事实，那就是大飢荒中受害较多的是小孩和男人，结果显示相对而言，女人是最坚强、也是回復最快的人。「上帝是多么美好，」卡密洛夫斯卡太太当时这么说：「祂给了我这么大的力量！」
在小小的公寓里，我透过卢威神父母亲的双眼，看到大飢荒的一幕幕的情景。（神父是她最小的儿子。）我并没有问往生者的名字，或问他们的坟墓在哪里，因为我觉得我不应该发问，只要专心倾听她吐露的心声即可。
但是首先，我先简单的叙述大飢荒的歷史。一九二九年一开始，在第十六届苏维埃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全员大会中，宣布了全国集中化计画。史达林决定在一九三〇年秋天之前，全国的农民（当时农民佔了全国四分之三的人口，人数超过一亿）都必须住进集体农场。史达林用两种方式来压制他们的反抗，先将数十万农民送进劳改营，或放逐把他们移居到西伯利亚去，其他的被他强迫挨饿，直到顺从为止。
受这计画最大冲击的是乌克兰塞皮雅托卡（Szepietowka）县的巴特朗（Butryn）村，也就是卡密洛夫斯卡太太和她先生约瑟夫及小孩住的地方。
正式说来，事情是这样发生的：莫斯科决定了每一个村落有一定的配额运送给政府，包括多少谷物、马铃薯、肉类等等，但是这个配额却远远超过土地所能出产的。可以理解的是农民根本无法完成中央强制施加的计画。所以，当局开始强迫，通常是以武力强迫捜括村里所有可吃的东西。如此一来，农民既没得吃也没得种了。于是从一九三〇年开始，展开了一场延续七年的大飢荒。最惨的一年是一九三九年。今天大部分的人口统计专家和歷史学家都一致认为，那些年下来，史达林饿死了大约一千万人民。
飢饿的形成既恐怖又多样化。挨饿已变成生活的常态。整个国家里，只有特定人士拥有足够的营养。他们是高级官员及掠食者，但这两种人都只佔社会的一小部分。数百万飢饿的人民，愿意为一片面包做任何事……飢饿拉开了人们的距离，许多人失去了同情的能力，不想帮助别人……在那时期的照片中，我们看到人们冷漠的走过躺在贫民窟中的小孩，我们看到妇人在路边的尸体堆旁平静的聊天，我们看到车夫一派舒适的坐在马车上，上头尸体的手脚则横陈在外……六岁的坦尼雅·波基寇从隔壁加维尔·特寇的菜园里摘了一瓣大蒜。结果加维尔把小女孩毒打一顿，小女孩拖着身体爬回到家里后就死了。这小女孩的父亲史迪潘还是红军游击队员。他带着因为飢饿已经全身浮肿的四个小孩到县府当局寻求协助，当他被拒绝时，他对着县议会的书记波罗尼斯基说：「与其要我看着孩子受苦，不如你把他们吃掉，这样我反而比较好受。」说完，他就在议会大楼前的一棵树上吊自尽。有位叫做菲尔多却克的农妇，因为可怜隔壁邻居六岁的小孩尼可拉斯和两岁的欧拉，答应他们的双亲每天会给他们一人一杯牛奶。但是这两个小孩子并没有拿到牛奶，因为他们的父亲对母亲说：「所有邻居的小孩早都已经死了，为什么我们还要餵我们的小孩？我们应该在还来得及之前先救自己。」一个七岁男孩子在市场里偷了一条鱼，愤怒的民众追上他后，抓着他并且不断往他身上踹，直到小男孩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人群才散去。一名叫瓦西·卢奇科的农夫跟太太欧珊娜住在一起，他们有一个十一岁的女儿，两个分别是六岁和四岁的儿子，他的大太是个积极的妇人，能够为了找寻食物远行到波塔瓦去。有一天，邻居来到瓦西家，看到大儿子被吊死在门框上。
「瓦西，你这是做了什么事呀？」
「我吊死了儿子。」
「那另一个呢？」
「我昨天就把他吊在衣橱里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没有东西可以吃呀。欧珊娜带面包回来时，总是全部都给小孩子吃，现在这样，她回来的时候，就也会给我一些东西吃了。」
这样的悲剧不断上演，那些外出去寻找食物的人，回来时却发现已经没人活着，死亡垄罩整个乡村。可以一次容纳数十人的大型坟场都事先挖好，没有人会怀疑几天内就可填满，到时又得再挖新的坟场……装运尸体的马车进出坟场已经成为村庄的常态景象……政府官员会一家家去问有没有人过世，有的话他们会来帮忙载到公共坟场……人民吃什么呢？橡子算是不错的美食，此外还有麦麸、粗糠、甜叶菜、树叶、木头刨花、锯木屑、猫、狗、乌鸦、蚯蚓、青蛙。隔年春天草要长高时，痢疾和腹泻又毁掉草地，比被人因飢饿吃掉的数量更多。在三〇年代中期，乡村的情况变得更加恐怖，被捉去牢里关的人反而认为自己比较幸运，至少在监狱里还可以吃到一片面包。
（谢尔盖·马克苏多夫〔Sergei Maksudov〕，《环节》〔Zvenia〕，莫斯科，一九九一）
为了粉碎农民的反抗，当局关掉村庄里的商店、学校和诊所，不准农民离开他们的村庄，也不准进城。在被视为叛乱的村庄入口处贴了告示：不准在此逗留、不准跟别人交谈！铁路沿途村庄每当有火车靠近时，农民就会冲向铁轨，跪在地上，哀求的举起双手大声唿喊：「面包！面包！」火车上的工作人员受命关上窗户、拉下窗帘。
先是整家人死亡，之后，则是整村的人死亡。
看到死亡渐渐逼近，村庄开始在哀嚎。全村的农民在哀嚎，不是理智或心灵的的唿喊；比较像是风吹在树叶上或麦梗上的沙沙声。我会生气起来：为什么他们嚎哭得那么悲伤？他们已经不再像是人，却还是哭个不停。有时，我走进田里听着：有人在哀嚎。我再走远一点：哭声似乎停了。但是再走几步又听到哭声，是邻村的哀嚎声。似乎整个世界都跟着人们在哀嚎。上帝不在了，有谁会听到？
（瓦西里·格罗斯曼，《万事奔流》〔Everything Flows〕，华沙，一九九〇。）
卡密洛夫斯卡太太说一九三二年的夏天情况最严重，当时通过了一条法律，农民把它叫做麦穗法（Law of the Blade of Grain），是史达林亲自发明和起草的，事关保护集体农场的财产。根据这条法规规定，如果偷了一串的谷物、一根红萝蔔或一颗甜菜，就可能会被判处七年徒刑或甚至被枪决。类似的刑罚还用来对付弄坏了曳引机的曳引机司机，或者弄丢了锄头、铲子的农场员工。
这条法律在八月初公布，当时田里的谷物正待丰收，很多种裸麦或小麦的地方都设置了瞭望臺，秘密警察拿着随时可开射的步枪在这些地方站岗，驱走任何胆敢拿走一串谷物的人，农地和道路周围也配置了秘密警察在巡逻，看守收成。甚至还有一些小哨兵也被叫来帮忙，但后来都撤了，因为这些都是小孩子，而小孩子大量死亡，不只死于飢荒，也死于自相残杀。
所以人民看得到小麦，也看得到挥舞的麦穗；只要还有力气的人，就会走出自家去看看这些正在生长的谷物。但是农夫们必须站在稻田的远处观看，他们知道要是站得太近，子弹就会射过来。如果在夏天刚好又热又阳光普照，从窗子往外看，可以看到远远地平线那端的黑点，全都是饱受高烧和风寒之苦的人，骨瘦如柴、衣衫褴褛。他们有些人就是不回村庄，宁可待在那边，远远望着。
卡密洛夫斯卡太太回忆着说，有时候会看到马累死在秘密警察的脚下，因为这些牲畜也很瘦弱。在麦穗梢上能看到秘密警察骑着马的侧影，他会坐在马上环顾四周，然后突然消失不见，马就那样瘫倒在他底下，接下来便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秘密警察会一阵混乱，大家可以趁这几秒钟到田里拔几叶麦穗，这样至少有东西可以吃一天，或者两天，总之有东西可吃。
死亡有时是因为飢饿，有时却是因为吃太多。有时候，会有一队叛乱份子从城里带面包过来，人们一涌而上吃了又吃，然后就痛得身体扭曲、又哭又叫，有的人马上就死了。
最惨的事，莫过于捜查全家。政府官员会掀开地板、耙开每一吋菜园、挖掘土地，确定任何地方都没有藏匿任何食物。要是发现了食物，他们会把食物拿走，并把窝藏食物的人抓进牢里。他们抓走卡密洛夫斯卡的先生六次，她叫他尤济克，每次她都会到公所的办公室去又跪又哭。她是个幸运的女人，因为每次他们都会让他生还。而她断言，他们之所以能这么幸运，是因为她相信上帝。上帝从来不放弃人，她坚信不移的对我说。她自己也是最好的见证。因为之后不久，他们把她放逐到哈萨克，把她的先生送上战场。哈萨克的情况跟乌克兰一样艰难，但气候更加糟糕，她必须穿过风雪走八公里到集体农场上工。她几乎认定她的先生战死在德国了。但是，瞧！她的先生居然从战场上回来了！正因为有这样的重逢，才有了坐在我们身边，面带微笑的卢威神父。
布尔什维克党到底打算如何，文字实在难以形容，有一次，有人从城里带了份报纸，里面有一张照片，显示田里长着高高的谷物。旁边的文字叙述着城市将遭飢荒，大家日夜排队等面包，因为农民偷懒，他们不愿去收割谷物，于是所有的东西都在田里腐烂了。大家对这些农民仇恨至极，然而真正因飢荒而死的，毕竟是农民。当他们把农民送上坐往哈萨克的火车时，会经过荒废的村庄，窗户被钉住，半开着的门在风中吱吱作响的摇晃着。一个人也没有，或许只会出现一个秘密警察吧。没有牲畜，牠们不是饿死，就是被宰了，连一声狗吠也没有，因为老早以前，狗就被吃光了。
马克苏多夫相信，乌克兰的种族灭绝实为大飢荒；虽然官方所知是因为农业集体化和集体农场制度的建立所致，带给了这片农耕地至今仍无法恢復的可怕诅咒。「但是在这场残酷战争中的胜利者生活，」他写道：
也没有变得多好，因为这是场以重大牺牲换来的胜利。农业集体化后，在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八年间增加了两倍的谷物产量，虽然这些地区的人口一直在增加，但二十五年下来，产量却依然维持不变。牲口的饲养从未超过当时因屠宰或饿死的十亿头马、乳牛、公车、绵羊和猪的数量。毫无疑问的，苏联之所以有持续不断的农业危机，原因就在于那些年不断的破坏所导致，那些「胜利」，最后都变成了挫败。土地和农民用他们唯一能够的方式来报復那些当初征服他们的人。也就是农地不再生长作物、农民失去了到农地耕作的热情。这是一个可怕，却也是正义的报復。
歷史学家用各种角度来解释发生在乌克兰（和北高加索）的种族灭绝。俄国歷史学家认为这是为了摧毁传统社会，转而创立一个无形式、易驾驭、半奴隶的新苏维埃人的手段。乌克兰的歷史学家（其中包括瓦雷廷·莫罗兹〔Valentin Moroz〕）认为，史达林的目的是要救帝国：若没有了乌克兰，帝制就不復存在了。然而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却目睹了「莫斯科远在天边！」口号下乌克兰民族主义雄心的崛起。乌克兰精神的主要指标是农民，为了破坏这个精神，史达林一定要消灭农民。那时约有三千万个乌克兰农民。技术上而言，只要建立一个毒气室网路，就可以消灭一大部分的农民，然而史达林并没有犯这个错。盖毒气室的人必须承受所有的责难，自己会招致无耻兇手的骂名。史达林反将罪过全部推到受害者的身上：你死于飢饿是因为你不要工作、因为你没有看出集体农场的好处。他更进一步的抱怨：就是因为你，城市居民要挨饿，妇人没有乳汁哺餵孩子，小孩虚弱到没有体力上学。
被世界孤立的乌克兰农村，在只能啃着树皮、啃着自己鞋子上的皮革，和忍受都市里大排长龙等着买面包的市民无情的歧视中，无声无息的消逝。
饥荒与美食开始的作品
我在勒佛夫接近黎明的时分起床，走上街道时，天色还暗暗的。我看到远处有一盏小灯光摇曳着：今天的第一班街车正开过来。搭车到火车站后，我买了一张到德罗戈贝奇的郊区线车票，等我到达的时候，天色已亮，微微的阳光从薄云间照射出来。（时值二月，）李斯札克·加拉斯（Liszek Galas）和艾佛特·次列叶尔（Alfred Szrejer）在月台上等着我。加拉斯先生必须赶去上班，但是次列叶尔先生已经退休，所以可以陪我一天。
之所以到德罗戈贝奇来朝圣，是因为作家布鲁诺·舒兹在这里出生，在这里创作，在这里逝世。次列叶尔曾是舒兹的学生。舒兹先生在弗瓦迪斯拉夫·优吉罗（Wladyslaw Jagielo）中学除了教写作和画画外，还教手工艺和素描。「当我们不想再上课时，就拜託他讲个故事，他也会停止教课，讲故事给我们听。他对这样的事还满乐此不疲的。」
舒兹住在佛罗伦斯加街十二号的一栋平房，从那里到位于日尔罗纳街上的学校，大约只有几百公尺。他只要走两条小街，再穿过一个漂亮的广场，就到学校了。附近有间教堂，再来一个广场，教堂后面广场的旁边，有一间面包店。一九四二年，一名叫做卡尔·甘特（Karl Gunter）的盖世太保就是在这条街上，用一把女用小手枪射杀了布鲁诺·舒兹。
布鲁诺·舒兹的生活一直都在小镇里，到后来，甚至更加缩小到仅限于佛罗伦斯加街、日尔罗纳街，和面包店旁广场这小小的三角形内。今天人们花几分钟就可以走完这条路线，深深思索着布鲁诺·舒兹超凡想像力的神祕，但是否能像布鲁诺·舒兹达到任何清晰洞见的结果呢？唯有这么漂亮的小镇才能散发出如此非凡的奥祕，也唯有那么一次、独独对布鲁诺·舒兹这么警醒敏感的一份子，才会散发出朴素及静静流动的精神来。
所以我的问题才会显得那样的荒谬：「次列叶尔先生，肉桂店在哪里？」
次列叶尔停下来，用一种惊讶、讽刺甚至有点谴责的眼光看着我。「肉桂店在哪里？」他重复我的话说，「怎么说？他们是在舒兹的想像里呀！就在那里闪闪发亮！就在那里散发出如此独特的香味！」
次列叶尔先生想要让我看他的资产，或者更准确的说，是曾经属于他家族的资产。这间药房是他祖父的、这栋房子是他父亲的，他的父亲在苏黎士拿到化学博士学位，曾在雅夕炼油实验室当过主任。
他的家人大多死在贫民窟里，少数生存下来的则全部移民到阿根廷去了。
在战后十六年来，次列叶尔先生一直在歌剧乐团拉小提琴和唱歌，首先在基洛夫（Kirov）（以前的万达〔Wanda〕），后来到柯索莫雷克（Komsomolec）（以前的史图卡〔Sztuka〕），最后到学校教音乐。
「这里，」在城里走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次列叶尔先生说：「这里以前是犹太教堂，现在是家具仓库。看到那边的枯枝没？夏天时，这里都是野草。」那个白痴女孩特鲁亚曾把她的床舖放在这里吗？或许有。
每件事都这么暧昧不清、无法理解。在乌克兰大飢荒最严重的那一年，舒兹在离乌克兰不远的德罗戈贝奇写下了他的《肉桂店》（Cinnamon Shops）。他对那个大悲剧应该是一无所知，彷彿藏身在这个世界之外似的。然而，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在这里运作着，到底是什么样神祕的趋势、联想、连结和对立，让他用这样充满着饱足的景象来开启书的序幕？
在阳光普照的早晨，雅黛拉从市场回来，她就像波梦娜女神在阳光中浮现，绚烂的阳光从她的篮子里洒落，有果皮吹弹可破、鲜美多汁的粉红樱桃，有闻起来比实际吃起来还棒的奇特黑樱桃；还有摆放了好几个下午、内含果核、包覆着金黄色果肉的杏子。在如此诗意的水果旁，她拿出如键盘般的排骨，两侧带有肉质结实，富有弹性的痩肉，以及像章鱼和花枝般的海带。这荤素海陆皆备的晚餐材料，口味未定的原始素材，一起散发出某种原始的乡村野味。
Donizetti，一七九七～一八四八，义大利着名的歌剧作曲家。最着名的代表作，也是他的成名作，是一八三五年首演的〈拉美莫尔的露契亚〉。
SS，德文Schutzstaffel的缩写，是德国纳粹党一个庞大的半军事组织，算是纳粹党的禁卫军，以两道闪电做为SS象徵。
Vladimir Vinnichenko，一八八〇～一九五一，乌克兰作家和政治家。他早期的故事属自然主义，后来的小说则关注个人的冲突与社会，屡受迫害，后住在法国。
Walter Lippmann ，一八八九～一九七四，二十世纪美国专栏作家、新闻评论家和作家，六十年的卓越工作使他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政治专栏作家之一。
Paul Claudel，一八六八～一九九五，法国重要的象徵主义剧作家之一，也是一位诗人、记者与外交官。姊姊即是与罗丹相识，甚为知名的艺术家卡蜜儿·克劳岱。
Job，圣经人物，热爱家庭，是个成功的商人，突然间世界崩塌，在短短的时间内失去儿女、财富和健康，却始终未曾失去对上帝的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