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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件发生在一九九〇年的夏天，之前我无法讲述，因为那样会危及帮助过我的人。
出发到耶烈万的前一天，我在莫斯科遇见了嘉莉纳·史塔罗伊托娃
（她是圣彼得堡大学的教授，当时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亚美尼亚代表，随后成为叶尔钦的国际事务顾问），我是第一次见到她，她个头大，但态度迷人，笑容温暖友善，我知道她隔天要飞到耶烈万去。「我们那里见，」她说，随即补充：「或许我们可以帮你，我不知道，再看看。」
我可以理解她口气中的嘲讽，我说要到纳戈尔诺—加拉巴赫去，实际上是个毫无希望的要求，根本没有陆路路线可以进入：纳戈尔诺—加拉巴赫是亚塞拜然领土内的一块亚美尼亚土地，被派驻的红军和亚塞拜然国民兵包围，他们把守着所有的通道、高速公路、铁道、小径，守卫着岩缝、断层、山隘、绝壁和山峰，想要强渡这戒备森严的交织网绝对不可能，即便熟知这些地方的人也不会做这样的尝试，那就只剩下空中路线，具体而言，就是俄罗斯航空公司的小飞机不时会（非常不规律的）从耶烈万飞到纳戈尔诺—加拉巴赫的首府史特潘纳凯（Stepanakert），但那条路我也没机会。不光是和取不取得机位有关，因为大家都会在耶烈万机场露宿多天（而我既没有时间，也没钱做这件事。），所以原本就已经够困难的了，更大的问题还在于买机票需要附上纳戈尔诺—加拉巴赫居住证明的苏联护照，或是莫斯科军事参谋部的许可证，就我的情况而言，两样证件都不可能取得。
冒用护照，想办法出发
我在夜里抵达耶烈万，隔天一整天都待在旅社等电话。我随身带着一些亚美尼亚的编年史，那是有千年歷史的美丽文章，可是没有办法一下子读太多，因为里头蕴含着那么多的绝望、那么多的痛苦、那么多的眼泪。亚美尼亚的命运：几世纪的迫害、几世纪的放逐、离散、无家可归的流浪、屠杀，全部记述在编年史中，每一页都有人为苦难祈祷，有人乞求活下去，每一页都恐怖，每一段字里行间都有着颤抖和恐惧。
隔天早上电话铃响，我听到嘉莉纳·史塔罗伊托娃的声音。「从昨天开始，」她说：「我们一直在考虑你的事，审慎思考，想要帮你找出办法来，请耐心等待一位年轻人过去找你。」
青年名叫古伦，他身材结实强壮，动作俐落，活力充沛，一看到我，他就担心起来。「怎么了？」我问道，他打开他的手提箱，里头有亚美尼亚人的护照，不过都是亚美尼亚的青少年：最老的二十四岁，全都死了。
「这个在苏姆盖特（Sumgait）被烧死，」古伦说：「这个在纳戈尔诺—加拉巴赫被掐死。」
「这一个呢？」
「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死的，」照片中一对同样严肃的黑眼眸专注的盯着我们看，最后古伦挑了一本上头照片有些模煳（是水渍？汗渍？）的护照，告诉我就拿那一本。
接着他让我坐进一辆破烂不堪的莫斯科人汽车，除了引擎和（我希望！）刹车还管用外，其他的全坏了，开过整座城，我马上感觉自己身在第三世界，好像突然间赫然发现自己身在德黑兰、加尔各答，或者拉哥斯，没有人会去看任何调度、看灯号或标志，但所有的紊乱、混乱、疯狂的交通却都依循着某种内在的逻辑（欧洲人眼睛所看不见的），保证尽管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高兴开，依照纯靠心意而定的方式，横越、倒车、迂迴、转圈，最后每个人（至少是大部分的人）还是都到达目的地。身为在废气污染中晃动、在疯狂喇叭噪音中的微粒的我们，也朝我们的目的地前进，目的地在哪里，其实我完全不知道，但是经验已经教会了我无论何时，只要人家带我去走上一场混乱、不定、未知的征程时，问问题是不对的，要是你问了，就表示你不信任他们；你不安；你害怕，但你还是得说你想要这么做，下定决心，你到底准备好面对任何事情了没有？更何况已经没有时间了！要犹豫不决、踌躇不前、想要二者择一已经来不及。
到了市中心有座老公寓建筑物，古伦带我走上二楼，这是一栋典型的苏联公寓，凌乱、拥挤，就算只是每天想要维持一点点的干净与秩序，都得费尽心力，这是没有奥援的努力，没有肥皂、没有洗洁剂，经常连水都没有。事实上，绝大部分常见的情况是没有水，因为这个城市在渐渐干涸当中；水极为难得，有时出现在这里，有时出现在那里，必须自己去找，必须耐心等待。我现在所在的这间公寓的露台改建成游廊，玻璃墙深入植树的庭院；在游廊上有一张桌子，坐着几个人，其中我只认识嘉莉纳·史塔罗伊托娃，其他主要都是留着鬍子的年轻男子，鬍子男的出现显示附近有战斗，在某个前线争自由、争权力之类的。亚美尼亚有两个前线，一个和帝制战斗，另一个是与亚塞拜然，城中尽是阿拉伯突击队员，他们穿着旧衣服，或站在街上，或坐在卡车上，用任何能够拿到的东西来武装自己，不过所有的人都留着鬍子。坐在桌旁的突击队员非常亲切的招唿我，但是在最初的发声之后，他们就越来越平静、一迳的沉默下去。
「瑞斯札德，」我听到某个人说：「你今天就飞到史特潘纳凯去，和史塔罗伊托娃代表同机，可是你得以机师的身份飞，而且你和她互不相识，明白吗？」
「当然，」我说：「我明白。」听起来就像是我在发一个重大而神圣的誓言。
我在公寓没待太久，古伦就说该到机场去了。
我应该形容（我已经藉由其他各个不同机会认识的）耶烈万机场吗？我应该形容在机场的这个早上吗？形容几百个、甚至是几千个醒来的人，睡在长椅上、在铺上大理石的水泥地上，在石阶上的人，形容这些人如何在脏话、诅咒和婴儿的哭声当中慢慢甦醒过来？形容他们在这里睡了多久？呃，有些不是那么久；这只是他们的第一夜，而那边那些全身皱巴巴、没有刮鬍子又邋遢的人呢？那些，已经待了一个礼拜，还有其他那些臭到无法再接近一点的呢？那些待了一个月的。他们所有的人都成了一个人，醒过来，胡乱的四处张望，搔搔痒，打打呵欠，一个男人起身，正把衬衫塞回裤子里，一位女子努力把头髮塞回方头巾下，髮色如《天方夜谭》里所形容的又黑又亮。到了大家都想要解放一下的时候，东张西望开始了，越来越焦急的东张西望，哪里可以去，哪里可以躲，哪里可以蹲下来？机场有四间厕所，就算乐观的推测它们全都运作正常好了，让每个人都上完也要花好几个小时，不幸的是，它们全都坏了，更准确的说，是根本不堪使用，就这么回事。从前，很久、很久以前，便盆堵住了，因为堵住了，秽物堆积如山，人们开始往便盆周围的空间填，用一种异乎寻常的一丝不苟，填满地板上的每一平方公分，因为他们在厕所附近已经找不到任何活动范围，便开始更进一步的扩张，用一种可以理解的天生决心，征服新的区域，而且越闢越广。
呃，好吧，让我们推论在找隐密处的成年人，看到黏在四间厕所门上的恶臭物时，会压抑他们的需要几个钟头，但孩子们呢？毕竟小孩子们……不得不去，两岁小女孩得上，就算是五岁的小男孩，尽管已经够大了，还是得上，所以机场的领导到处走动，并且对着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直接就在角落里解放的小孩大发脾气有什么意义吗？
有些、跑来跑去，想要弄清楚有没有航班，有吗？什么时候会有？以及诸如此类的事，至于有没有位子他们倒是没问，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从来不会有空位可坐，这些像疯了一样到处跑来跑去，想问出个所以然来的，是天真又没经验的菜鸟；他们截至目前为止，可能只待了一或两夜，老鸟就哪里都不去了，他们知道那样做没有什么意义，宁可守在他们的长椅上，他们一动也不动的坐着，像患了自闭症，和外界毫无接触，像是精神疾病疗养院的人一样。
假冒机师
我应该形容那个拥挤小房间里的景象吗？在里头我尽听着抱怨：执勤的亚美尼亚人从外观来判断，八成是某种拳击手、马戏团铁人、摔角手转业的，但也只有这样的竞技者在外型上才压得住推挤、咒骂、威胁的群众，他们举起的拳头甚至挥向了他，就像是致命石头的洪流一样。这些群众中蕴含着多少的不幸、多少戏剧性的事件。这位女士今天一定要飞到乌拉尔去参加她死在军队中的儿子葬礼，我不打算描述她的大吼大叫、她的脸庞、她的十指撕扯着头髮；这个男人突然失去视力，他必须飞到基辅去动手术，是避免永远瞎掉的唯一机会；沿着房间墙壁而立的一排女人，也都因为某些原因非上飞机不可。他们静静的站着；他们不能紧绷神经，因为胃已经鼓胀，随时都会痛起来。
古伦和我挤开这些人票，穿过固执、狂热的推着某些东西（或是某人？）的群众，来到了驾驶员的房间，一看到我们，其中一名就起身迎接，他瘦瘦的，比我高一些，叫做苏伦，他叫我跟着他，带我走向停车场，上了他的车，卡车上他备有一套制服，一件外套和长裤。「我熨了整夜，」他骄傲的说：「我们还要帮你弄肩章和帽子，」他补充道。我在车里换衣服，把自己的衣服塞进一个塑胶袋里，然后回到建筑物里。苏伦找到一位女空服员，我看得出来他在跟她说事情，她旋即不见了，我们一边聊着天气一边等她，最后她终于回来，点头示意我跟着她走，她有飞行员更衣室的钥匙，在那里帮我挑选了适当的肩章和帽子，我将以飞行员的身分飞行，她带我出门到走廊说：「我会待在更衣室里，你自己回苏伦那里去。」她可不想被人看到跟我在一起。
我过去了，但马上碰到一个意料之外的情况，就是我才现身机场大厅，大家一看到我这位机师，马上带着一堆问题朝我冲过来：我们要飞到哪里去，我们会载他们吗？什么时候？
我应该想得出办法来处理，但现在就有两个人，或者应该说显然很快就变成了两个竞争者，一边推开乘客，强行逼到我眼前，一边几乎是同步用蛮横的口气对我宣告：「所有的机票都只能透过我这里取得！」（简而言之，在这条确保一张纸真正拥有有效机票的价值的荆棘路上，一张正式买到的票，只是预备动作，甚至是预备的预备动作。一个人能不能上飞机，端赖付给黑手党的贿赂够不够，两方的头子现在就站在我面前。这正是会让许多西方人失控的场面，他们总是用透明、易懂和逻辑化的态度来面对通常也都是透明、易懂和逻辑化的现实，可是怀抱着这种哲学投入苏维埃世界的西方人，会有种随时被扯后腿的感觉，直到某人跟他解释他认识的现实并非唯一，更确切的说，是并非最重要的一个。这里存在着最多样化的复数现实，交织成一个无法解开的巨大之结，其本质是多逻辑性的：最矛盾的逻辑系统充满着奇异混乱，难怪不时会被以为世上只有一种逻辑制度的人错称为不合逻辑或非逻辑。）
我意识到，依我的情况而言，眼前最小的失误都会导至悲惨的结果，于是被迫採取决定性的行动，我火力全开地推开众人，走到机师的房间去。苏伦把我介绍给将与我们同飞的第二飞行员，他叫做艾维瑞克，我们立刻喜欢上彼此。艾维瑞克知道伴随着整件事而来的莫大风险，但里头也蕴含着让他深深着迷之事，而打从一开始他就准备好面对一切。他知道要是他们逮到了我，他也连带会下狱，但至少在我们刚碰面时，他是愉悦又活力充沛的，苏伦正好完全相反，他始终相当镇定，静闭且无言。
在恐惧中等待
苏伦和艾维瑞克开的飞机是小型喷射机JAK—四〇，可承载二十六名乘客，在耶烈万起飞时没有问题，一辆巴士载着我们和旅客到停在航空站远处的飞机，我在旅客当中看到了史塔罗伊托娃和古伦（他以她助理的身分登机），其他则都是累坏了的亚美尼亚人，精疲力尽到连为终于要回家了的远景露出愉悦的表情都办不到，苏伦、艾维瑞克和我进入驾驶舱关上门，苏伦开始发动引擎，驾驶舱内的气氛很好，因为我的整个远征计画安置在一个相当坚实的基础上。一位卓越的苏维埃大人物，一个大众熟知又受欢迎的最高苏维埃代表要来拜访她的选区，她带来礼物给学校，还要跟投票给她的人碰面，所以她自然会受到尊敬的欢迎；而我，在这个普遍好客和诚挚的氛围里，看起来就像，或许是她的私人飞行员。（如果这部分因为某些原因无法成功的话，我就得假装我完全不认识史塔罗伊托娃。）
我们的小喷射机在四十五钟之内飞越了耶烈万到史特潘纳凯的距离，来往于纳戈尔诺—加拉巴赫两座山脉（也称做为上加拉巴赫山，因为也有一座下加拉巴赫山）间的旅程。高加索山支脉的上、下加拉巴赫山和缓的倾斜，好像是逐渐丧失了它的活力和冲劲，转而形成库拉河（Kura River）河谷：往西再飞两、三百公里，这条清澈河流就会流进被油污染的黑色里海。
飞机由苏伦和艾维瑞克驾驶，我扪坐在驾驶员座舱里，像是悬在半空中的剧场包厢，从上头可以看到山脉舞动的非凡美景。这场舞跳得缓慢，如梦游一般，几乎不动，但在沉静当中，石化的山形活动着，不断的改变位置，不断的转圈，或往地面下降，或朝云端垂直拔高，或成双成对，或跳着群舞，或者列队，不断更新排列的方式。我感觉从八方迎面而来的，根本就是瑞士，这里有吃草的羊群，那里有奔流的河流，再过去是青翠的森林与空地。
史特潘纳凯机场空中交通管制员的声音把我从冥想当中拉出来，我们开始降落了，已经可以看到小山谷，以及勉强可见的房屋线条，然后过了一下，苏伦指出了降落跑道线，结果我发现这条跑道既短又不平；再大一点的飞机就无法降落了，事实上连我们都在非常尾端的地方才停下来，前头就已是一排橡胶了。我们慢慢的朝棚房滑行过去，那就是航空站，越接近之后，苏伦跟艾维瑞克一脸僵硬：这地方被军队包围了，到处都是国民军，在纳戈尔诺—加拉巴赫内有个战争国度，而那区域是由军事委员所统治的，部队属苏联国安会单位，来自俄罗斯深陆。
「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苏伦嘟哝着。
他才刚刚把引擎关掉，我就看到武装同志们包围了飞机，官员也接近了，苏伦跟艾维瑞克说了些话，指一指我，艾维瑞克会意的点点头。
「走在我前面，」他说。我们走出机舱，唯一的机门在飞机机尾，艾维瑞克打开门，阶梯往地面落下，我感觉到一阵热空气，看到士兵在梯底集结。
「出去，马上出去，朝前走，」我听到艾维瑞克的声音说。
我知道我连一秒钟都不能迟疑，或者做什么不确定的手势，出现什么不必要的动作，我跑下阶梯，穿过已经挤在底下的官员，经过同志和民兵，直接朝前行进，艾维瑞克走在我旁边，而他（我就靠他这一点了）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最重要的是没有人叫我们，没有人命令我们停下来，我们直接走进一排武装的卡车和坐在卡车阴影下的军人间，这里也没人把我们挡下来，我们毕竟穿着飞行员制服，人人都看到我们刚刚才飞下一架飞机。我们走过约一百公尺远的整排卡车，直到闸口，附近矗立着一座小木造建筑，里头算是酒吧，只供应一样东西，热柠檬汁，艾维瑞克帮我买了一杯（兵荒马乱当中，我忘了带钱。），并且对我说：「坐在这里等，」之后也没说再见就消失不见。过了一段时间后，一个我从没见过、留着鬍子的年轻人走过我身边，透过齿缝嘟哝着：「坐在这里不要动，从现在开始，你在我的保护之下。」然后消失不见。
等待开始延长，越来越久，我好像坐在燃烧的煤上；酒吧里有好几张桌子，但都没人；坐在里头的只有我，不过却仍有不少动静；人们不断进来喝柠檬汁，最大的威胁是民兵巡逻队。想想看：一个位于郷间深处高山上的权宜机场，有时有架小飞机来，并且几乎是马上又飞走，唯一的吸引力是酒吧，里头卖柠檬汁，天气热，大家都口渴，民兵巡逻队是最渴的，因为他们戴着钢盔，穿着防弹背心，最上头还负载着武器，这些巡逻兵该做什么？其实什么都不用做，就是走动窥探，走动搜寻、观察、提问，然后在死寂和无所事事的厌烦当中，人家奉上了一份大礼：在酒吧中（还是唯一的一家！），在空盪盪的酒吧中，坐着一个飞行员，要是有个人就那样走过来问他问题呢，这么说好了，像是你打哪里来？或者说你要到哪里去？毕竟一个人总是可以提问，尤其是在身为值勤民兵巡逻队的一份子，尤其是在战争的状态中，尤其是在像纳戈尔诺—加拉巴赫这样麻烦的地方，人们很少到这里来，很难到这里来，他们不让任何人进来。
要是一个俄罗斯巡逻员与我攀谈，那还不会太糟：我会假装我是亚美尼亚人；我会说俄语，但是带着亚美尼亚腔，如果是一个亚美尼亚巡逻员与我攀谈，那也不会太糟；我可以说带有立陶宛人或拉脱维亚人腔调的俄语，我最怕的是俄罗斯—亚美尼亚人种族混合的巡逻队，碰上他们的话，我就无力招架了。
第二个问题在于我没有任何文件的事实，对，我衬衫口袋冒出了苏维埃护照的边边，但那是一个在苏姆盖特被杀的亚美尼亚青年的护照。
一个小时后，那个鬍子男又出现了。
「听我说，」我说：「我不能坐在这里，他们会进来这里捉我。」我看得出来他很紧张。
「坐着，」他回答道：「没路出去，坐着，」然后他不见了。
不管多热，我把帽子往下拉盖住眼睛，假装我在打瞌睡，那是顶大帽子，非常华丽壮观，覆盖着各式各样的装饰、条纹和橡树叶子，我视它为一种掩护，一种我可以躲在后头的帘幕，我也试着摆出一种排拒任何接触的姿势，那种性情乖戾、原始粗暴的不搭姿势，是一种警示任何人：「最好不要再靠近！」的姿势。
距离坐进酒吧的两小时后，我听见飞机飞走的隆隆声，感觉愈发的寂寞，感觉陷入困境中，幸运的是，现在鬍子男又现身说：「跟我来。」我走出酒吧，感觉像是把坚固的牢狱之墙甩在身后似的。我们沿着机场通往城镇的路走，可是没有超过一百公尺，就来到路旁一个比路稍低之处，原来是座停车场，入口处一棵行道树荫下，坐着一位老亚美尼亚人。他和我的年轻鬍子男交换着了然的点头，于是我的导游把我带向金黄色的拉达，他说：「坐在这里不要动，」然后……消失不见。一方面我觉得在这里比在酒吧内自在，在那里我活像个容易被击中的靶子，但另一方面，这在大太阳底下停了一整天的车子像个火炉，让我好想要下车，到停车场散个步，这时，那个蹲在树荫下的老人说：「不要出去，他们就在附近！」真的，大约在五十公尺外，就有个路障，旁边就是民兵警卫哨站。若看到有个飞行员为阳光照射所苦，再自然不过的是就是邀请他进入营帐中喝一口清凉的茶，接着就算只是为了闲聊下去吧，也会问他是谁、做什么、好不好、哪里来，毕竟一个人总得说话，这是自然的本能，人会说话，特别是实行开放政策的现在，现在可以跟陌生人说话了。
最糟的是，我依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显然我们在耶烈万准备的乐观计画已经失败。原本是认为史塔罗伊托娃会在机场接受当地权贵人士的欢迎，仪式会持续个十五分钟，呃，或许进行半小时吧，接下来我们就搭车到城里去，吃晚餐，送礼物给学童，参观公园，和史特潘纳凯的居民碰面，过程应该都是温暖、友善、悠闲的。然而事实上，机场没有名人等我们，只有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突击队员，根本没有欢迎的气氛；我们直接陷入困境之中。
我问老人（他一直坐在树下朝机场的方向看，连跟我交换只字片语时，头也没动一下。）史塔罗伊托娃已经出城了没，但他用忧心的口气说没有，那意味着，我推论他们要不把她限制在机场里，就是已经下令她搭我们的飞机飞回耶烈万去了，但那个亚美尼亚人并不知道。
街道树荫下的那个老亚美尼亚人——所有的东方谋叛都靠这样的人，他们像卵石般动也不动的置身于这国家岩石遍佈的景色中，在东方城市的泥土后巷中拄着柺杖，他们什么都看过；什么都知道。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他惊慌失措，没有人可以骗过他们，没有人可以击败他们，现在也是，拜树下这个人的存在所赐，我感觉好多了。
我开始运用他们逮住我这件事做天马行空的想像。
你从哪里拿到这身制服的？审问的官员会问我。
哪里？我在华沙买的，你可以从俄罗斯人手中买到任何你想要的制服，空军上尉、陆军上校，甚至是将军的，你也可以买武器，但就如同你所见的，我没有携带任何武器。
如果你说的是实话，为什么要买飞行员的制服？
因为长久以来我就想进入纳戈尔诺—加拉巴赫，而我知道没有别的方式可以让我到这里来，我不计任何代价都想搭上这班飞机，因为我被命中註定要被根绝的人民，以及註定要被根绝的纳戈尔诺——加拉巴赫居民的命运所深深打动。
你这么认为？审问的官员会问。
哎呀，恐怕是的，这是个基督教小岛，几年内就会被伊斯兰基本教义派海洋所淹没，这海洋的波浪已经高涨，你没看到吗？
你从哪里拿到苏姆盖特那个人的护照？
那本护照就躺在耶烈万机场一扇窗户的窗台上，根本没人注意到。
谁让你上飞机的？
没有人，我自己走上去的，我和其他乘客一起搭上巴士，然后一起登机，如果乘客问一个飞行员为什么搭飞机，那很奇怪吧。
警卫！审问的官员叫民兵，把囚犯带到他的监狱去！
我手头上有很多时间，所以我构思出其他各式各样的切结书替代版，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不要连累任何人，不要造成任何人的负担。
从降落之后已经过了四个钟头，从城里的方向开来一辆黑头礼车，停在距离哨站有一段距离的地方。那是帝国比较高阶的官员会搭乘的那种车子，所以我想啊哈，他们派那辆车来，或许他们要让史塔罗伊托娃进城了，一会儿之后，鬍子男现身（一直都非常的紧张，怀有阴谋似的）并说：「用种果断的方式走路！」用不着他说，我也知道在这种情况中，果断的迈步佔了战斗的一半。
我们上车，用力关上门，然后马上开走车子，我们朝城里的方向去，柏油路沿途间歇性的每隔几公里就佈置着武装车和小型坦克车；整个地区就像是一个陆军大营区，突然间，眼前的快速道路上出现了高耸的大规模水泥街区，形成了迷宫，车子必须慢下来，小心的穿梭其间，直到被驻守的军人叫停盘查为止。看到这个障碍，鬍子男说：「躺下来假装烂醉。」他想不出其他办法，我马上瘫在后座上，用帽子盖住脸，我听到鬍子男跟把头探进车来的军人说：「喝醉了，醉了也累了。」
我们又再度朝城镇飞驰，右手边是一座山丘，左手边有座深峡谷，底部可见已经废弃不用的铁轨，「你可以坐起来了，」鬍子男说：「但是如果他们又把我们拦下来，就再假装醉得不醒人事。」但接下来我们经过的步哨站都只是挥手让我们继续走，眼前很快出现了小街道，两旁绿树成荫，街道呈直角交叉，然后车子进入一个四周环以公寓建筑的中庭，那个鬍子男说：「下车！」我跳下车，车子又马上开走，我甚至没有机会环顾一下四周，一位年长女性就冲向我，拉起我的手臂，把我推进一个楼梯井去，只说：「三楼，」然后就走掉了。我走上三楼，有扇门已经打开了，很快的我就发现自己置身在一间公寓里头，被妇孺所包围，每个人都欢唿出声，抱着我、拥着我，对我叫着什么。我看到红通通的胜利面庞。「流氓、无赖、霸佔的人！」女人们激动起来。「他们到底还要这样折磨我们，囚禁我们多久！」一边继续发出更有创意的诅咒，一边帮我热已经冷掉老久的晚餐。
几个人走进来，也拥抱了我，因为他们的到来，整个吵闹暂时平息；孩子们隐入某处的角落；女人们不再哀悼与诅咒，我可以去换衣服了，他们给了我几件平民服装。
空气中瀰漫着不确定、恐惧和仇恨
傍晚的时间在谈话中流逝，所以我才会到这里来，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和加拉巴赫委员会的人碰面，他们不准离开这里，被迫保持沉默，只能做无声的抵抗，而他们真正想要的，是让全世界知道在地亚美尼亚人的命运，他们的不幸、他们的戏剧性事件，那种让某处听到声音的渴望，是被奴役之人的特性，攀附着世上可能有正义的信念，就像是一个溺水的人攀附着舢板，相信只要人家听到了他们的声音，就会了解他们，而且光凭这一点就能够证明他们的论点，赢得胜利。
夜幕低垂，我们坐在大房间里一张厚重的长桌旁，这是亚美尼亚典型的公寓：桌子是最重要的家具，是房子和家的中心点，为了不要空空盪盪的，必须把所有的东西都堆上桌，凡是手边可以拿到的东西都要摆上去，因为一张光秃秃的桌子会疏远人际关系，会冻结谈话，桌上的东西摆越多，就展现了越大的诚意和尊敬。
「我们的问题是，」出席的某个人说：「我们怎么生存下去？亚美尼亚人已经揹负了这个重担好几百年，我们已经拥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语言和字母好几个世纪，基督教已经做了亚美尼亚十七个世纪的国教，但是我们的文化有种被动性，是少数民族、採防御性的城池文化。我们从来没有把我们的习俗、我们的生活方式强加在别人身上，佈道意识和统治慾望对我们来说都是陌生的，但我们却发现自己被挥舞着预言的大旗、总是想要征服世上这一部分的人所包围，在他们眼中，我们是伊斯兰健康体内的一根毒刺，他们老想着该如何拔除这根刺，意思是如何把我们从世界表面上抹消掉。」
「纳戈尔诺—加拉巴赫处于最糟的危境之中，」另一个人也出声了，「我们曾经是亚美尼亚领土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一九二〇年，土耳其军队进驻，把住在今天亚美尼亚共和国与纳戈尔诺—加拉巴赫边界的亚美尼亚人口削减到仅剩一人，我们的祖先躲到加拉巴赫山中去救了自己一命。亚美尼亚与加拉巴赫间的灭绝地带被高加索山的土耳其人，也就是亚塞拜然人殖民进驻，几乎只有十三公里宽的地带，被他们整个隔离起来，根本没有办法开车或者走过那里，就这样，我们成了位于伊斯兰教亚塞拜然共和国心脏地带的基督教孤岛，而上头的亚塞拜然人是什叶派教徒，柯梅尼是振奋他们人心的来源；在处理掉我们之前，他们不会安歇。」
「史达林，」坐在我旁边的人补充道：「史达林熟知高加索山，毕竟他自己就是高加索出身的人，他知道住在山区的百来个国家总是彼此对战，它是世界的后巷，有四重封锁线：被黑海和里海两个海切开，又阻隔在两座高山山脉后，谁会到这里来？谁有勇气深入内地？史达林知道如何加油添火，他知道纳戈尔诺—加拉巴赫永远会是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争夺不停的骨头，所以他才不要亚美尼亚统一纳戈尔诺—加拉巴赫，让我们这块区域处在亚塞拜然之间，在巴库的控制之下，莫斯科就这样取得了最高决策者的位置。」
「撇开我们住得离巴黎和罗马那么远不论，」桌子末端的一位老人说：「我们是基督教欧洲的一份子，或者严格的说，是在尾巴，让我们看着地图，欧洲边缘的西半部有着明确的海岸线，过去就是大西洋了，但在东边呢？一个人要如何画出界线来？在东边这里根本不明确，在这里欧洲融化、稀薄、消失了，我们必需採用某种标准，在我的意见里，标准不该是地理上，而是文化上的，欧洲的东边可以远至住有基督教徒的地方，我们亚美尼亚人就是这样的国家，是最东南方的教徒。」
「伊斯兰教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前线有两条，」桌子同一端的某人补充道：「一条沿着地中海，第二条沿着高加索山的山峰，要是一个人思及有越来越多的土耳其人和阿尔及利亚人搬到欧洲去住，就可以推论出我们的孩子有活着看到史特潘纳凯成为世界上少数基督教徒城市之一的一天。」
「要是我们撑得了那么久，」几个声音同时发言。为了印证刚刚那论点的不确定性，我们的主人领着我来到窗边，天际高悬着排排灯光。「在高山上，」他说：「横卧着亚塞拜然的城市舒沙尔（Shusha），他们把我们掌握在手掌心里，这样随时都可以射杀我们。」
不确定、恐惧、仇恨，这就是一个人在此唿吸到的气息。
「亚美尼亚人，」有人说：「从来没有对失去纳戈尔诺—加拉巴赫这件事甘心过，不管史达林的残酷，不管布里兹涅夫的镇压，每隔几年亚美尼亚人就会因为这件事发生暴乱和骚动。一九八八年六月，亚美尼亚最高委员会答应了纳戈尔诺—加拉巴赫最高委员会的请愿，使我们成为亚美尼亚的一部分，但巴库说不行，莫斯科永远站在强的那一边，而亚塞拜然比我们强，纳戈尔诺—加拉巴赫才佔亚塞拜然百分之五的面积，才佔共和国境内百分之三的人口。莫斯科利用了巴库威胁说要佔领纳戈尔诺—加拉巴赫这件事，宣称进入战争状态，让自己的军队进驻于此，于是我们陷入困境。我们是在莫斯科的佔据之下没错，可是一旦莫斯科离开了这里，我们就会落入巴库手中。」
在讨论进行当中，我们听到楼梯平台突然传来一阵骚动，门打开了，史塔罗伊托娃带着一小队随行人员走了进来，她显得疲倦和紧张，但还是努力保持平静，并营造一种愉悦、开朗的气氛，她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她一下飞机就被几个官员逮捕，后来才知是领导纳戈尔诺—加拉巴赫的军方司令，他们宣称她没有权利飞到史特潘纳凯来，试着说服她回耶烈万去，但史塔罗伊托娃拒绝接受，并宣称除非他们把她送回飞机上，否则她绝对不回去。官员了解这个问题，第一，因为史塔罗伊托娃是一个外型颇具份量的女性，还有第二，因为国际丑闻会外洩。谘商和商议开始无止无尽的展开，要怎么办？结果整件事的触媒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阿亚兹·穆塔利巴打电话给在巴库的戈巴契夫，誓言要是史塔罗伊托娃没有遭到驱逐，就要对史特潘纳凯发动攻势。莫斯科方面想跟穆塔利巴、伊斯兰教、土耳其、近东等等维持友好关系；谁在乎史塔罗伊托娃和纳戈尔诺—加拉巴赫！史塔罗伊托娃在拖延时间，因为她愿意不计任何代价地留在这里和人碰面，她想要他们感觉有人还记得他们，她强硬的争辩着：看到眼前发生的事情，飞行员利用混乱的优势，已经赶紧飞走了。他们很清楚史特潘纳凯的机场没有照明设备，而现在天色又已经黑到他们没有办法在同一天里尝试另一次的降落。
史塔罗伊托娃在巴库有对手，因为亚塞拜然人就像亚美尼亚人一样，会把人分成两个相对的阵营。
对亚美尼亚人来说，同盟就是相信纳戈尔诺—加拉巴赫是有问题的人，其他的都是敌人。
对亚塞拜然人来说，同盟就是相信纳戈尔诺—加拉巴赫不是有问题的人，其他的都是敌人。
这些情况的极端和结果真是非同凡响，不只是在亚美尼亚人中不能说：「我相信亚塞拜然人是对的，」或者在亚塞拜然人中不能说：「我相信亚美尼亚人是对的。」这样的态度绝无可能出现，因为两边都会马上仇恨你并杀了你！在错误的地方，或是置身在错误的人群当中，甚至只是说：「那儿有问题」（或是「那儿没有问题」）都足够置一个人于被勒死、吊死、石头丢死、用火烧死的风险当中。
在巴库或耶烈万发表以下的演讲也是无法想像的：听着，几十年前（我们当中还有人记得那时候吗？），一些土耳其帕夏和野蛮的史达林往我们的高加索巢穴丢进这颗可怕的杜鹃鸟蛋，从那时开始，我们国家、世世代代都饱受折磨，互相杀戮，而这些人在他们陈腐墓穴里的笑声却大到人家都听得见，但我们活在极度的贫困中，毕竟到处都是落后和污泥，我们真的应该调和我们的差异，最后终于採取一点行动，做一些事！
这个人永远无法完成他的演讲，因为两边都无法理解他的演讲，这个不幸的道德主义者和调停人会被剥夺生命。
三个瘟疫，三种传染病威胁着这个世界。
第一种是国家主义传染病。
第二种是种族主义传染病。
第三种是宗教基本主义传染病。
这三种都有个共同的特性，这是一个公分母，是一种挑衅、全能、绝对的不理性，任何人受这其中一项瘟疫侵袭，都会失去理性，在他的脑袋里烧着神圣的火葬柴堆，只等着牺牲的受害者上门，任何冷静交谈的努力都会失败，他并不想要交谈，而是一个你必须同意他，承认他是对的，说要加入他的理想的声明，否则你在他眼中就毫无意义，你并不存在，因为你只是个工具、道具、武器，没有人的存在，只见动机。
被这种传染病碰触到的心，是一颗封闭的心灵，只有一个面向、单旋律、只绕着一个主题，也就是绕着他的敌人转。想着我们的敌人支撑着我们，让我们存在下去，所以敌人才必须恆在，要一直跟我们在一起。耶烈万附近一位当地导游带我去看亚美尼亚一间古老的长方形建筑，他用一个充满藐视的口头问题结束他的注解：「那些亚塞拜然人盖得出这样的长方形建筑吗？」稍后在巴库，一名当地导游把我的注意力拉到一排装饰华丽、艺术新潮的房子前，他用一句充满轻蔑的评论结束他的解释：「亚美尼亚人盖得出这样的房子吗？」
另一方面，亚美尼亚人和亚塞拜然人双方有件共通的事足以让人嫉妒，他们均不忧虑世界的复杂性，也不被人类命运既不确定又脆弱这事所侵袭，人的焦虑通常伴随着像是下列这样的问题：事实是什么？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正义？这种焦虑对他们而言完全陌生，他们并不知道会问自己这些问题的人承受了多重的负担。但我说的对吗？
他们的世界小小的，就是几座河谷和山脉；他们的世界很单纯，一边是我们，好人，另一边是他们，我们的敌人；他们的世界被一种明白的排外定律所统治，我们或是他们。
然而要是还有另一个世界存在，他们可能会要什么？只要让他们安居乐业就可以，他们需要安居乐业，这样才可以把彼此打得更彻底、更落花流水一点。
冒着生命危险离开
早上被阳光叫醒的我，跳下床走到窗边，随即停步，完全说不出话来，这是世上最美的角落之一！就像是身是在阿尔卑斯山、在庇里牛斯山、在洛多皮山脉，像安道尔、圣马利诺或柯提纳安培佐。昨天因为紧张，我都没注意到周遭的景色，直到现在才看到展现在四周的是什么，温暖，但风同时是冷冽清新的，因为我们在山上，到处都是蓝，强烈、深刻、透明的钴蓝色；远方高处的山上顶着白雪，近一点也一样是山，却尽是绿意，强烈的绿，充斥在矮小的山松、在野草、在草地、在苔痕上。
在这片恬静醉人的风景上，坐落着史特潘纳凯社区破烂、荒废的水泥公寓群，一片片沉重的水泥板黏腻、笨拙又凌乱的组合在一起，显得邋遢、鄙陋，我待了一晚的建筑群形成一个封闭的长方形，在它们里头、在阳台之间，住户拉起了铁线，铁线上的小滑轮就晾着衣服，在直射阳光下可以晾整天的衣服，那样干得比较快，不过因为空间不是很大，所以必须执行某种时间表，执行某种具备共识的程序表，详述谁在什么时候可以挂出多少的衣物，而从衣物的种类、组合和外观来判断，可以了解邻居一大部分的个人生活，也可以得到重要的购物资讯，例如对门邻居是打哪里买到那么精緻的长统袜。在院子上、种在这里的树上延展的铁线网，是那样的有创造才华，又那样的纠结，或许只有当地妇女知道要如何技巧及顺畅的运作。衬衫和宽松裤子、内衣和袜子的这整场游行，这会儿往前，这会儿朝侧又向后，不时栩栩如生地活络起来。
史塔罗伊托娃要回耶烈万去了，而在窝藏我的公寓里，亚美尼亚人从早上开始就商量要怎么处理我？我要怎么离开这里？各个不同的信差从机场带回来的报告，听起来都很可怕，纳戈尔诺—加拉巴赫的军队司令官（一位我忘了他姓什么的将军），想要平息穆塔利巴书记和他莫斯科盟友的怒火，决定展现力量：他会尽全力确保史塔罗伊托娃永远不会再踏上这里一步，并且是在一种胁迫和敌意的气氛下离开，所有开往机场的车子都要经过搜查；机场挤满了军人；跑道上甚至配置了突击队队员。
我可以看到这边的亚美尼亚人神色紧张，开始吵起来，我听不懂争论确切的内容，但肯定是关于我的事，因为他们不时会中断讨论，朝我这个方向飞来一句：「穿上这套制服！」（我穿上制服。）过了一会儿：「不！穿上平民服装！」（我穿上去。）经过另一轮的争论：「不！穿回制服！」我顺服的执行这些矛盾的指令，因为我看出情况真的严重：我陷在困境当中，无法穿过天罗地网去搭飞机。
史塔罗伊托娃（她在这里非常受欢迎）到来的消息传遍全镇，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群众开始聚集到我们屋前。只要有群众，部队就会迅速出现；要是部队来了，就会开始询问为什么有群众聚集等等；然后他们会跟着这条线走，一直追到线轴，我们的藏身处为止。那些亚美尼亚人越来越紧张；争吵的温度急遽升高。
终于有信差来了（昨天带我出机场的那位出色的鬍子男），他跟亚美尼亚人说了些话，他们马上陷入沉默，看着窗外，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个对我说：「你看到那辆旋转着灯光的民兵车了吗？」停在我们建筑之前那辆车的车顶上，缓缓转着天蓝色的灯光。「你走下楼去，」那个亚美尼亚人说：「穿过群众，坐进车后座，司机后面那个位子，你必须让人看起来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
我穿上了飞行员制服，走到庭院，在群众当中看到了一张张的脸庞；我推开大家，笔直地走向那辆民兵车，里头只有司机一人，一个亚美尼亚中士，我坐进后座等待，史塔罗伊托娃出现了，群众包围着她，就在那时，一队陆军巡逻兵停下来，个个金髮，所以是俄罗斯人；情况变得危急，史塔罗伊托娃缩减了会面，坐进停在一旁的伏尔加。两名亚美尼亚民兵坐进我所搭乘的车子，也是亚美尼亚人的民兵上尉则坐到副驾驶座。
我们先开出去，伏尔加紧跟在后，巡逻兵沿街而立，一脸茫然，因为他们理应盘查每一辆车，但这毕竟是一辆军车，警铃鸣叫着，我们总算是依照某种方式开车穿过了水泥区块的迷宫，然后通过拉起的栅栏。巡逻队里的士兵都是身材高大的金髮年轻人——斯拉夫人，蓝眼睛，口操俄语。
阳光直射，热气氤氲，快中午了。
坐在司机旁边的上尉很紧张，他知道此刻自己正在冒多大的风险，我想我们其他人也都知道，尽管我们开得很快，眼前的道路还是变成了心理上的各各他，延伸到无限漫长。
最后终于到了机场，我看到停着的JAK—四〇，飞机来了！但我们还有多长的路要走啊！我们还要越过最困难的障碍，也就是通往跑道的关口，关卡附近有一群人：突击队员、官员。我们在一段距离前停下来：载着史塔罗伊托娃的车子停在我们后面，我车上的民兵下车，位置由她替补，队长取出他的身分证说：「我是总部的舍若维亚上尉，我有陆军总司令直授的命令，要载史塔罗伊托娃代表到飞机边去！」他开始跟挤在我们窗旁的军人一遍又一遍的重复：「我是总部的舍若维亚上尉，我有命令……」等等，等等。
慢慢的，军人退到一旁，栅栏举起来，就在我们朝飞机开去的途中，史塔罗伊托娃却要车子停下来并说：「我要去跟机场的司令官说再见，你们利用这段时间把瑞斯札德送上飞机安顿好。」
苏伦和艾维瑞克站在通往飞机的阶梯旁，「进机舱去，」苏伦说（因为到处都是民兵，所以这话他说的很轻）：「坐在操纵盘前，戴上耳机。」我登上飞机，发现里头有个军人，正用一种金属探侦器检查墙壁和地板，显然是在捜寻有没有走私进来的武器。
过了一会儿，乘客获准上机，然后史塔罗伊托娃登机，苏伦和艾维瑞克已经上来了。
飞行员发动引擎，我们慢慢滑向跑道。我问苏伦，「我们还是有可能被叫回去吗？」他回答：「可能，」跑道两旁间隔平均的站着突击队员，钢盔上伪装着树枝和迷迭香。
我们朝东起飞，飞进了阳光之中，朝山脉、朝雪飞，然后转向东飞，飞向耶烈万和亚拉腊山，大概过了半小时吧，然后头戴式耳机传来沙哑的声音，苏伦开了他的麦克风，他们聊了一下，然后苏伦拿掉头戴式耳机跟我说：「他们不会再叫我们回去了，你自由了。」
他露出笑容看着我，然后把他的手帕递给我。
一直到那时，我才感觉到从我大大的帽子底下，如雨般的汗水正流下我的脸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