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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逃离自我
在巴库，我住在一位俄罗斯女子的公寓里。当巴库发生暴乱，抢劫纵火到处可见之时，她想尽办法逃出那里，于是我跟她在与家人同住的莫斯科碰上。她把公寓钥匙交给我的时候，坚决的说：「我永远都不会再回去了。」武装部队正在巴库四处掠夺，她心有余悸，告诉我当时她能够到达机场，都要感谢一位愿意载她的救护车司机，要不然她是不敢单独上街的。
雷瓦兹的公车到巴库站时已是黄昏，从郷下各地来的公车牛步在震耳欲聋的喇叭声和拥挤的群众中，有来接客人、送客人的，有卖番茄、小黄瓜和沙威玛的，有一群群要钱的小孩，还有手拿警棍、一副懒懒散散、无精打采的警察。街道中弥漫着大茴香、小荳蔻、炸辣椒和羊肉油骚味，一种东方、非常东方的味道，大概就像伊斯法罕或吉尔库克、伊士麦或赫拉特，是种喧闹、古怪、自我封闭、外人无法接近的异国风味。无论何处，只要一群人聚集在一起，那里马上形成一个多采、喧闹的集会、市集、露天市场；马上出现撕破嗓子的喊叫和吵闹声，但紧接着（耐心点！）一切又都安静下来，变成一个平价小餐厅，像朋友般的聊天、亲切的点头，转变成一小杯的薄荷茶、一块方糖。
复杂的家谱和种族意识
在车站，我立刻发现自己处境的无助，我不知该如何到达那栋房子，也不知道它确切的位置，还带着一只塞满书的行李箱（谁叫我有到处买书的毛病），外加四十度的高烧？「麻烦是否可以告诉我，」看到人我就问，甚至拉着人家的袖子或领子。「庞屈街一百一十七号在哪里吗？」但是被我问到的人都不耐烦的推开我，匆忙走开。我最后才知道他们很多人来自乡下，有集体农场的农夫，有达杰斯坦（Dagestan）来的布料商和水果商，还有从车臣诺—印古什（Checheno-lngush），甚至远从卡巴尔丁—巴克尔共和国（Kabardino-Balkar Republic）来的，所以从他们身上我问不到任何答案。这些来自高加索地区的高山居民已经被大城市搞得瞠目结舌、迷迷煳煳，怎么会知道庞屈街一百一十七号在哪里呢？我绕了又绕，半死不活又渴得要命，没有东西可以喝，时至傍晚，唯一一辆卖克瓦思飮料
的槽装货车也卖光了。
这里也没有计程车，失望到几近崩溃的我站在街上，伸出我拿着一支毕克（BIC）原子笔的手。我没有站太久，小孩子总是有着像老鹰一般的眼力。有一位坐在爸爸车内的男孩看到我这个显然要送人原子笔的人，便要求他爸爸停车。我向他请教庞屈街一百一十七号后，他们让我上了车；驱车前往。车子开了很久，离之前的公车总站有一段相当长的距离，在旧市区的一条又旧又暗的街道停了下来。（这里我没有看不起旧歷史建筑，或对骨董的光采与珍贵有任何鄙视之意，所谓一栋老房子就是指歷经七十年，内部从不整修的房子。）我走进一个暗暗的入口，一个暗暗的院子：我踏着一堆堆的垃圾，听到一个老妇人的声音，问我在找什么。她走过来，拉着我的手，带我到隐藏在暗处的门边，「为什么，」她问我：「男人，你的手这么烫？」
（这里已经越来越不说「同志」了，但他们又不能叫「先生」，因为听起来资本主义的味道还是太浓，若称唿一个不熟的人为「你」又不太有礼貌，所以他们波此称唿「女人」、「男人」。）
「因为我在发烧。」我回答。在黑暗中，我们找到了门，门上挂着锁。走进去之后，妇人打开了灯，我看到了床。「妳知道，」我告诉她：「在美国有一种明信片，上面写着：『快乐是……』然后有好几个插画代表快乐的意思。对我来讲，现在快乐是看到一张床。」
「是的，你真的病得很严重！」她说。之后她帮我准备一壶热茶，以及一盘各式果酱与糖果。
她问我是哪一国人。
就像全世界的农夫见面时会问谷物收成好不好，英国人每次见面会讨论天气一样，在帝国时期，跟人接触时的第一句话，是确认彼此的国籍，因为很多事情会取决于此。
大部分的场合里，区分的标准是清楚容易的。这是俄罗斯人，这是哈萨克人，这是鞑靼人，这是乌兹别克人。但这国度里头有极大比例的一群人，实在很难界定自己是哪一国人。就拿我的朋友洛斯兰来说，他是车里雅宾斯克的人，他的祖父是俄罗斯人，祖母是乔治亚人，他们的儿子，也就是洛斯兰的父亲决定要当乔治亚人，之后娶了一个鞑靼人，基于对母亲的爱，洛斯兰宣称自己是鞑靼人，长大后在鄂木斯克的一所大学里，洛斯兰娶了一个乌兹别克人，现在他们有一个儿子叫穆塔，穆塔到底是哪一国人？
有时候还有比这种家谱更复杂的，所以许多人并不觉得和国籍有关联，这就是所谓的「新苏维埃人」，不是用任何特定的意识或态度来界定自己的身分；有这样的称唿，决定因素只在于他们之前是苏维埃的盟国一员，但如今随着苏联的解体，这些人也正在找寻他们新的身分。（所谓的他们，也就是指那些甚至不再思考这一切的人。）
「新苏维埃人」是旧苏联的歷史产物，其中一大部分是由不断、密集及大规模的迁徙、配置、运输和流浪人口所组成的。这个运动始于十九世纪放逐或到西伯利亚殖民的人，也有到亚洲去的人，但到了一九九七年后，才达到顶点。数百万人失去家园，流浪街头。有些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从前线返家：有些则因为大规模的内战前往战区。一九二一年的大飢荒曾迫使数百万人四处流浪寻找面包。许多被战争与革命夺去父母的小孩无家可归，这几百万名的无家可归者（bezprizorny）发起飢饿运动，得到四面八方的积极响应。之后，大批工人为了工作和面包长途跋涉至乌拉山区，或国家其他也正在兴建工厂、铸造厂、矿场和水坝的角落，以便找到工作。超过四十年的时间，有数以千万的人被下放到劳改营和监狱，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只要哪里成为前线战区，就会有大批人潮被派送去支援。在此同时，身处在后方的贝利亚又把波兰人、希腊人、德国人、卡尔梅克人（Kalmuk）下放到高加索和西伯利亚，结果就是整个民族的人都发现自己在陌生的国度里，陷入贫穷和飢荒中。这样运作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让每个人都离乡背井，让他们成为无根之人，剥夺了他原来的文化、环境和家园，之后，无力反击的他们就只好任由专制的政权支配。
在人民被迫不断大规模迁移的图画上，让我们再加上无数的共青团志愿军，只要打着「祖国需要钢铁」、「重耕休耕地」、「征服树林地」等这样的口号，就能号召许多人加入：另外也别忘了因为各种族间的冲突，而蔓延至全国各地的一波波难民潮。
今天尚有数千人被下放在外，在机场、在火车站、在军营、在贫民区、在帐篷里。在这些地方，流浪生活的气氛仍然存在，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我的住址不是房子的号码，不是街道的名字，不是城市的名字，而是苏联。」（今日称为独立国协：不知明天帝制又要被叫做什么？）
有了这种连续不断的大迁徙和好几代种族的融合，使得初次接触到在帝制统治下居民的人，特别会去注意到这些族群的单调性，而不是注意到他们之间的多样性和特殊性。
内心的地狱
住在庞屈街一百一十七号那位女子的恐惧是种夸大的恐惧：这里的人根本不接触俄罗斯人。一个乌兹别克人可能和塔吉克人打架，布里亚特人可能和车臣人打架，但没有人敢靠近俄罗斯人。密茨凯维奇说明了这个刚见识到时，无法理解的现象：一个专制的官员驱赶一整队的图瓦人去劳改营，这些不幸的奴隶没有一个人敢反抗，毕竟他们大可以把这个官员杀了，再逃进森林里，但不，他们就是顺服的走着，听着官员的口令，默默承受他语言的暴力。密茨凯维奇解释说，在这些受奴役的图瓦人眼中，官员象徵着专治政府的威权，令他们胆颤心惊、怕到半死，举手反对这位官员就像反对整个强权政府，没人敢这样做。图瓦人作家亚伯特·梅米在他写的《殖民图像》（Portrait du colonise）中精准地呈现仇恨加上害怕，形成了被殖民的人对统治者，也就是殖民者的态度——恐惧，梅米观察到经过最终的盘算之后，恐惧会凌驾仇恨，超越及瘫痪了恨意。
只需看最近发生种族冲突的城市就好，甚至是菲加纳（Fergane）或奥什（Osh）都可以，在乌兹别克人、卡拉尔帕克人和塔吉克人那些被烧掉或摧毁的房子间，清晰可见俄罗斯人的房子毫髮未损。贫穷的喀拉蚩人被愤怒的土耳其人攻击时，谁为喀拉蚩人撑腰呢？大部分是喀拉蚩人，而在俄罗斯人背后的是什么呢？是卡拉希尼科夫步枪、是坦克车、是核子弹。
然而我在巴库的俄罗斯朋友，一听到街上动盪，一听到军队靠近过来的迴响，明明和所有人一样，都知道那些部队是冲着亚美尼亚人、而且只锁定要攻打亚美尼亚人，还是匆忙的收拾行李冲到机场去，庆幸自己成功的脱离地狱，但地狱在哪里？哪里找得到地狱？
在她的心理，在她的意识里。
我想起六〇年代在非洲阿尔及耳、利欧波德维（Léopoldville）和乌苏姆布拉（Usumbura）机场的景象；七〇年代，同样的情景又出现在卢安达、洛朗索马克（Lcurenço Marques）机场。一群群白人难民，大包小包的露宿在外，疲惫加上恐惧使他们呈现出恍神状态。他们是昨天的殖民者，这些土地前任的统治者，然而今天他们唯一的愿望是尽速逃离这里，把他们花团锦簇的豪宅、庭圜、游泳池、帆船全都抛在身后。这么匆忙果决逃出的动机从何而来？是什么迫使他们突然逃回欧洲？是什么巨大的力量迫使他们无情的抛下阳光普照的舒适居所？或许是当地人开始屠杀他们的白人老闆？或许是他们豪华的社区已经被纵火？不，完全没有发生这种事。
完全是殖民者意识里的地狱来了，那是内心的地狱，是心底不洁的思想被唤醒，浮出了表面，一直以来，这些邪恶意识都以千百种方式隐藏着，既不是很清楚，也难以理解。并非每个殖民者都会被影响，许多殖民者都觉得自己是无辜的，实情也确是如此。尽管他们曾经帮忙创造出这样一个具体的名为殖民的状况，其本质是种不对称的原则，是被殖民的人为殖民者的附属关系，但其实他们本身也是这种状况的受害者。矛盾的是，纵使我不想要当殖民者，甚至抗议殖民主义，仍然因仅为殖民他人的国度一员，就成了殖民者。唯有付出放弃我的国家和国籍，甚至是改变我的肤色（一种推论）的代价，才可以摆脱这个污点与恶评。但就因为这都是不可能的选择，所以机场才会出现急躁拥挤的情景。十几年前的卢安达机场，现在一九九〇年的巴库机场，情况相似。
但是你要逃离谁呢？不是逃离你自己吗？
不过葡萄牙人、法国人的逃离非洲，还是不同于俄罗斯人离开晴朗的巴库、美丽新潮的里加，回到阴暗、寒冷的诺利斯克（Norilsk），或者回到骯脏、烟雾瀰漫的车里雅宾斯克。他们并不想要离开？我可不觉得讶异！为了救他们自己，他们在之前的殖民地设立各式各样的工会或团体，而他们的口号是「待在原地，不要乱动」。住在庞屈街一百一十七号的俄国女士是个例外，那是因为她在奢华之处有一席之位，她家人有房子，而且就在莫斯科！
巴库：我喜欢这座城。它是为人民，而不是为反人民而建。（真的，有些城市真的是为反人民而建。）你可以在这里连续散步好几天。巴库有漂亮的大道，好几条有壮观新潮建筑物的街道，都是石油之王艾佛列·诺贝尔先生所盖的，事实上，任何想像得到的建筑形式，这里都看得到。在主要大道边，矗立着几栋亮丽豪华的大型公寓建筑，那是亚塞拜然领导人盖达尔·阿利耶夫为他的党羽所盖的居所。阿利耶夫曾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首脑，之后在七〇年代，又成为共和国的共产党总书记。他是布里兹涅夫的学生，后来被任命为苏联的副总理，一九八七年，戈巴契夫除去他副总理的职务。阿利耶夫是布里兹涅夫的人马之一，属于一群高阶腐败象徵的人，尝尽东方式的豪奢，彻底堕落。他们的腐败可不是偷偷摸摸的干：相反的，是明目张胆、卖弄挑衅的做，这些盖在巴库最主要、
最具代表性街区的大型建筑物，正是最佳的明证。阿利耶夫根据他手上的名单分派这些房子，甚至会亲自将钥匙交给他钦点的人。分配的标准很简单，他最亲近的家人分到最好的房子，接下来才是他的表兄弟和他的高阶党羽。在这块土地上，种族的情结凌驾一切，数千年来，始终不变。
我所住的地方，正是其中之一，房子的主人在当地国会上班，他是阿利耶夫的表兄弟，薪水仅足煳口，但是电视机、影印机、扩音器、喇叭、电灯等一堆天晓得是什么的玩意儿沿墙而立。但即使他能赚上几百万卢布，也无法在商店里买得到这些东西，因为商店并没有卖。桌子上还有各类食品：蜜饯、枣子、核果。最惹我房东生气的是沙卡洛夫。「沙卡洛夫？为什么我们需要沙卡洛夫，他的太太是亚美尼亚人呢！」但除了一个问题（意思是，除了沙卡洛夫）以外，所有的事都很好。他请我吃从荷兰来的起司，从巴哈马来的虾子。心满意足的坐在他的家人中间，四周的电器彷如彩色的小眼睛般，一闪一闪的照着他的脸。
共产主义留下的后患
隔天我和马缅朵夫（Ayudin Mirsalinoglu Mamedov）教授聊了一场。自一九一七年以来，首度许可建立一个土耳其文化会社，所以他显得好奇、机智又开心。这几年来，教授一直用土耳其文编辑期刊，并非人人都知道约有六百万人口使用的土耳其语，是帝国的第二大语言，亚塞拜然人可以在安卡拉、塔什干和雅库茨克用土耳其语沟通，说土耳其语的朋友到处都是。就某种意义而言，前苏联是一个斯拉夫—土耳其语的超级强权组织，索忍尼辛的想法是将土耳其语元素剔除，独留斯拉夫的超级权力。
自一九三七年以降，才有亚塞拜然人这个称唿，之前他们的身份证写着土耳其人，目前他们视自己为亚塞拜然人、土耳其人及穆斯林。
马缅朵夫说，共产主义带给人们意识最大的迫害，就是让人们不想好好工作、不想好好生活，只想随便工作、随便生活，这是真的。
让我们看看大学。研读辩证的物质主义四年，研读苏联共产党党史四年，研读共产主义四年，最后全部变成谎言。
歷经七十三年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后，人们不知道什么叫做思想自由，所以他们就地实行行动自由，而对他们而言，行动自由就是杀戮自由，这就是苏联式的改革新思维。
共产主义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在数以百万无家可归、赤脚走在俄罗斯街头飢饿孤儿的帮助下，史达林建立了共产主义：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偷尽所有东西，后来，史达林将他们全部放在寄宿学校。他们在那里学会了仇恨，长大后，他们穿上秘密警察的制服，秘密警察用残忍的恐吓掌握了整个国家，这便是你眼前的共产主义。
史达林的盘算是什么？他重新安顿这些民族、混合之后再撤除掉他们，于是你必须先伤害某人、移开某人，才能再调动其他人。最近在边境地区就发生了三十六场冲突，甚至还可能更多。这就是史达林为你所做的盘算，是我们莫大的悲哀。
巴库市中心的一家小餐厅。土耳其式的？伊朗式的？阿拉伯式的？亚塞拜然式的？在世界的这里，这些小地方彼此都极为类似。小小的独立房间。沙威玛、米饭、番茄和柠檬汁。晚餐我和亚塞拜然民族阵线的领导人，也是作家尤希夫·萨缅多格鲁（Yusif Samedoglu）一起吃，他正努力协调当地派系老大和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的冲突。对自由派人士、对中央人士、对想要拥抱对方的人而言，都是一段艰难的时期。我知道他要说的巴库目前情势是什么，所以我就不再问这些问题；反而问他目前有没有在写什么？他摇摇头说没有。而且，他应该要怎么写呢？他一向用西里尔字母书写，现在他们正要废止西里尔文，所以是要如土耳其般，只用拉丁字母，还是回头使用阿拉伯语，没有人知道。他之前用西里尔字母写的书该怎么办？再把它翻译成其他字母？谁要做这种事？值得吗？一个作家在人生中最精华的时光却徒留空白，只剩下一些难以辨读的作品。
我生平第一次搭到像在颠峰时段公车般拥挤的飞机，在巴库的机场，一群激动的群众尽全力挤进机舱中，谁也没考虑要退让。机长边诅咒边威胁的大叫，似乎没什么用。大家挤在通道中，对于机长所言充耳不闻。最后机长只得挥挥手，关上驾驶员的座舱门，发动引擎，起飞升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