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目睹,我们哭泣

    我正往南飞到外高加索,那是我熟悉的土地,但已经有很长一段(超过二十年以上)的时间没再踏上。起初我想走老路线,从提弗利司出发,经过耶烈万,再到巴库。但是时代变迁,耶烈万到巴库已不能通行,所以我选了另一条路线,改从耶烈万出发,先到提弗利司,再到巴库。

    在飞机上,右边坐着一位莫斯科民主主义份子李欧尼·P.(Leonid P.)。莫斯科民主主义者是一群新兴人士,一九八〇年代经济改革下的产物,他们不是异议人士,因为异议人士(从来都不多;一九八六年有六位异议人士在莫斯科红场抗议莫斯科武力干预捷克斯洛伐克。)不是逃出国外,就是如马镇柯(Marchenko)被关进牢里。民主主义人士大多来自知识份子,有学术界或文学界的,抗争的是执政的高官显贵和共产主义。

    西方民主主义者和莫斯科民主主义份子的思维模式完全不同。西方民主主义者自由的穿梭在现代世界各种问题之间,思考如何生活得更好、更快乐,如何让现代科技提供人类更好的服务,如何保证个人生产更多的产品,并且在精神上愈来愈健全,然而这些全在莫斯科民主主义份子的范畴之外,他们唯一的考量是:如何击败共产主义。在这个议题上,他们可以精力充沛的谈论上好几个小时,策定谋略,提出方案和计画,完全不知道在此同时,自己已经又再次沦为共产主义的牺牲者。第一次是因为违反制度,遭到武力逮捕;而这一次却好像是自愿当祭品般地在共产主义层层的圈套下,被捕入狱。这就是极大邪恶的恶魔本质,先试图朦蔽我们,再迫使我们掉入束缚当中。

    我会观察伦敦和多伦多,鹿特丹和桑坦德当地有莫斯科民主主义者列席的听众,(听众)自由的心灵和(演讲者)被挟制的心灵是互相牴触的。听众礼貌的专心聆听,尽管都认为自己是民主主义者,心中却滋生两方信念,往两个世界运作,听的人心中想着的是如何增进生活中的舒适与满足,然而演讲者在滔滔不绝演说时,脑海里盘踞不去的,却是索忍尼辛所提出的问题:我们怎会掉入这个(即共产主义)泥沼中?

    在前半段的旅程中,李欧尼·P.试着说服我,如果托洛茨基我们目睹,我们哭泣 - 图1当初多听一些建议者的话,他就有机会赢过史达林,成为列宁的接班人。不幸的是,纵使有许多人想抛下生命中的一切来追随他,托洛茨基却太过自信,甚至是任性,使得人们转而反对他。我们假设如果托洛茨基成为苏联领导人,那会变成怎样的局面?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不知道吗?」他变得兴致勃勃,「这可值得好好的谈一谈!」

    亚美尼亚人想要在一起!

    在后半段的旅程中,我的邻座思索着亚美尼亚是否会从帝国统治下分裂出来,身为一位民主主义人士,他贊成分裂;但若以俄国人的身分,他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他说最好的结果就是有人能成功把共产党驱逐出去,并彻底实施民主化,他狂热的为这点子加油添醋,却仍礼貌性的问了一下我的想法。

    我诚实的回答他,说我不相信一个经过数百年不断的征服和合併所形成的苏联,一夕之间就会民主化。不提久远的罗马或土耳其,就拿我熟悉的七〇年代伊朗为例,推翻伊朗国王的革命是对抗独裁政府的民主运动、解放运动,但是伊朗是个由波斯人统治的多种族国家,被统治的种族有阿拉伯人、亚塞拜然人、俾路支人、库德族人,还有其他位在边界的少数民族。当时这些受压制的种族一听到有人在德黑兰谈论民主,马上就把民主化转成独立的口号,想要藉此脱离伊朗,创立自己的邦国!伊朗立刻陷入分裂、陷入失去几个大省份和降格进入遭人截肢断脚情境的危险当中,于是此时大波斯民族运动从中崛起,柯梅尼和什叶派(Shiite)教士重获权力,民主也从「抗议」布条中消失,革命最后变成一连串反亚塞拜然、反库德族等等的血腥战争,独裁统治赢得胜利,伊朗的边界没有任何改变。因为飞机即将降落,我赶快下结论,帝国最终的苛刻和独裁,与民主的弹性和容忍在本质上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冲突。生存在帝国里的少数民族,伺机以民主为理由摧毁帝国,让自己独立,让自己自治。对他们而言,对应「民主」这个口号只有一个反应,就是自由,在他们的理解中,自由就只是分裂,这么一来就会激起执政当局的反对,当局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只好诉诸武力,又回到独裁的局面。

    飞机的轮子一着地,在又大又笨重的这架AN—八六客机上的三百名乘客,就好像是被判以电刑的人,跳离座位,在一片欢唿声中,争先恐后推挤着彼此,全往出口冲!但是我们才刚刚触及跑道;飞机还在滑行;机身还在摇晃,轮子还在上下跳动;避震器还在发出砰砰声;空中小姐对着旅客,半请求半威胁的大声叫着;她们试着把旅客推回座位,但是没有用。没有人可以再限制住群众;他们已经被一种原始力量所攫取,掌控了一切。

    所幸我们总算到达航空站,梯子放下后,又是一阵新的疯狂袭击。我这趟旅程的同伴跳过阶梯,直接冲下柏油路,然后提起袋子、篓子、包袱冲向航空大楼,因为已经有一群热情的群众在等他们,在我看来,已经火力全开、激动到颤抖不已的双方就像着魔似的,展开彷彿毫无止尽般的拉扯、拥抱、扭斗和欢唿。

    亚美尼亚人!他们非得在一起不可,他们在世上追寻着彼此,但命中注定悲剧性的矛盾是,他们越是颠沛流离、分散各地,就越渴望聚在一起。只有在了解亚美尼亚人的特性后,才能体会纳戈尔诺—加拉巴赫我们目睹,我们哭泣 - 图2,这事对他们而言是多么痛苦的一根心头刺,明明只隔十几公里,却不能在一起!这是永恆的伤口,永恆的烙印。

    与亚美尼亚文化相遇

    我的亚美尼亚守护天使瓦纳利·沃塔尼亚近乎奇蹟地把我从群众中带开,开车载我到城里一间拥挤的公寓。所有家族的成员聚在一起,宽大的餐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食物,有肉、面包、起司、洋葱、辣子鸡、各类蔬菜、蛋糕、糖果、几瓶酒,还有白兰地。这里就是这样。有其他新鲜事吗?新鲜事就是如今孩子们会激动得进门,甚至是带着股顽固的决心,唱着阿拉伯圣战突击队的军歌。这些日子以来,这支圣战突击队是大家的英雄,这些年轻人不惧怕死活,将为纳戈尔诺—加拉巴赫的自由而战。

    是的,现在我明白自己已经到达另一个亚美尼亚,一个有着圣战突撃队的亚美尼亚,而且每个如我这般在多年之后才又造访耶烈万的人,都会注意到另外的这个有着许多和以往不同的面向。

    首先,你可以看到,从前只是一个小小的、安静的,只有一匹马的小镇,已经变成一个热闹、喧嚣、多采多姿、极具东方传统的大都市。到这里好像到了大马士革、伊斯坦堡、德黑兰般,市场拥挤,街道上挤满了车子,想到哪,就能到哪,唯一的交通规则是:撞到人就得赔偿。吵闹的喇叭声喧嚣着:每个人,真的是每个开车的人,都不停地按着喇叭,好像这样就表示真正在开车。到处有新开幕的酒吧,到处有卖沙威玛的摊贩,到处有小餐厅。叫声、吼声、吵架、讨价还价、比手画脚,形成一片混乱。大多数政治解体的国家,也就是像这样(虽然常令人生厌,却也不失为生活的另一种风味)。一种很难定义是否为东方城市的风味:阵阵尘埃、有癞痢狗的广场、不通风的燥热,外加随处可得,在人行道上、靠墙边、入口处和树下断简残篇般的隐蔽凉荫。

    第二,任何象徵俄国和苏维埃的东西,全都从街道中消失无踪。俄文的招牌、海报、画像全都不见了,这个城市正在进行一段密集及仔细的去俄罗斯化,许多俄罗斯人离开了,俄罗斯学校关闭,俄罗斯剧院也是,已经没有俄罗斯报纸和书籍,在亚美尼亚学校里也不再教俄文,但是因为缺乏教授英文与法文的老师,亚美尼亚人逐渐只懂得他们自己艰涩的语言,渐渐将自己从世界中隔绝,我只能透过懂俄文的大人来和小孩沟通。

    第三,游击队。他们成群走在街上,开着卡车到处闲逛,在城市里各处设置卫兵哨。某些歷经旧帝国的人,到处可见游击队的景象恐怕是最离奇之事。曾经一度只有红军才可携带武器,不过几年前,拥有武器的人可是冒着被关进劳改营,甚或被处死的风险,现在,据说已有三十七团之多的私人国家军队,他们的穿着千奇百怪,有什么就穿什么,只要能让人联想到那是制服,或是游击队的即时印象就可以了。但是要怎么分辨谁是属于哪个游击队的人呢?我想他们应该是靠脸孔来辨识每个人,在这个小国家里,好像每个人都互相认识似的。

    在我住的旅社对面,有人正在拆除一个耶烈万的老社区,他们拆掉老房子、门廊、卧室,空中花圜、花床、菜田,假山、假水、假瀑布,以及花朵铺盖的屋顶和缠绕葡萄藤的篱笆;现在他们正在拆除木板楼梯,毁坏墙下的长椅,拆除柴房和鸡舍,所有的这些全部将从眼前消失。人们看着推土机压过这片已不知经过多少年才塑形的地景(原址将盖起由大片板模建构而成的水泥盒子),看着它们践踏过去,把这些宁静、绿意盎然、舒适的街头小巷变成垃圾,站在一旁的人边看边流泪,置身其中的我不知不觉也哭了。

    所有的事都过去了,什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什么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什么共产主义,这些都过去了。但是,共产教条里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尽可能破坏一切的习惯却深据人心,存活下来;而且还感觉不错的不断地成长茁壮。

    哈兰·玛帖沃辛(Hrant Matevosian)是亚美尼亚的杰出作家,生于一九三五年。身材高瘦还微微驼背的他有一张忧心忡忡的脸,他忧国忧民的思虑也从未停过。全世界一千万个亚美尼亚人都关心他们的未来,他们是否有机会生存下来呢?更重要的是,只有三百万亚美尼亚人居住在亚美尼亚,其它数以千计的亚美尼亚人正不断地移民出去,留在亚美尼亚的人能够生存下去吗?犹太人的命运是否会降临到他们身上:他们或许可以生存下去,但是会不会像犹太人一样在世界各地流浪,而且还可能是在世界各地的贫民区中?

    跟亚美尼亚人在一起,被理所当然的期待只谈有关亚美尼亚人的事情,会发掘出他们住在哪个国家、他们姓什么、地址在哪里。例如有人会问:「在塞内加尔有没有亚美尼亚人?」想了一下后,回答是:「有个法国医生的太太是亚美尼亚人,不过他们已经离开了,现在住在马赛。」

    每个地方的亚美尼亚人都试着表现善良的一面,我知道有个亚美尼亚的医生曾经努力想要救回遭土耳其人下毒的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的生命吗?我不知道?但这是歷史事实!

    但是跟玛帖沃辛在一起时,我们不是谈塞内加尔,也不是谈密茨凯维奇,我们谈过去。过去的事有可能被抛在脑后吗?亚美尼亚的过去像一棵依然投下阴影的悲剧树,要是没有过去,没有一九一五年百万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我们就可以和土耳其人有共识,跟伊斯兰教有共识,并且能和他们和平相处。但就是有过去。在与他们对话的过程中,我们彼此无法做出结论,也无法找出任何答案。我想起了法国哲学家安东尼·库尔诺我们目睹,我们哭泣 - 图3的观点,说我们无法解决困难,只能将困难转移。「澄清事情的技巧,」他说:「就如同协调的艺术,说穿了就是把困难点当作技巧转移的艺术。有人或许会说,那些深藏在人心底层不可理解的事情,是不可能单凭人类有限的智力来移除问题或大事化小的。有时只得先将事情留在晦暗不明之处;而其他时候当你不惜利用别人搞清楚某些特定事物时,却只让事情变得更加黑暗、深不见底。」

    说再见的时候,玛帖沃辛跟我说:「打电话给我,在电话中大叫哈兰,我要喝茶!」

    我在回饭店的途中,看到了早秋温暖和煦的黄昏景致,街道上有着成群的流浪者。面对街道,面对这城镇,我有一股亲切感。在某条后街巷弄里的深幽黑暗中,见得到有人升起炭火,一个小男孩正坐在铁炉边,烤着沙威玛,两只大大的眼睛直视着炭火,那种深情专注的凝视,彷彿已看穿了时空。

    亚美尼亚作曲家提格·曼修灵(Tigran Mansurian)的大提琴协奏曲被波士顿和伦敦交响乐团演奏过,最近他写了〈墓园>(Le tombeau)来纪念一位年仅十二岁就死于斯皮塔克(Spitak)大地震的小提琴家希拉努斯·马靼翔(Siranus Matosian)。

    「这里?」他重复着我的提问:「这里是文化沙漠,我们这里有世界前十名的女高音阿拉克斯·妲芙钦(Araks Davtian),但是没有人认识她,没有人听过她的名字,若邀请她来演唱,台下可能空无一人。这里?这里的人只知道扣扳机,那简单得很。一年将结束时,他们会对自己说:运气真好,一年又过了!」曼修灵是一位充满精力,却容易紧张、十分神经质的作曲家,到现在尚未出过唱片,可是这里没有人在乎这件事。

    他凝视着窗外。他住在一栋布里兹涅夫时代老旧公寓的四楼,这是一栋粗制滥造的建筑物,已经扭曲变形、倾向一边,应该拆掉,根本不该出租给房客。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里头的电梯就像是给矿工搭乘的那种铁笼,屋里所有的电线都一束束地裸露在墙外,或散挂在楼梯旁。只有社会菁英份子才会有洗衣机和烘干机,又没有顶楼可使用,其他人只好在阳台与阳台间、大楼与大楼间,或街道与街道间架起绳索,洗好的衣服才有地方晾干。在奇蹟出现、店铺有肥皂的日子里,你可以看到家家户户都在洗衣服及晾衣服,于是当风吹起时,那些衣服便随之飘扬翻腾,整个亚美尼亚的城市彷沸成了一艘艘武力强大的舰队,要从波涛汹涌的海上驶向遥远的海岸。

    在曼修灵的房子前面种着一排排高大的树,从窗户看出去,抖动的树叶会在阳光中闪着银白色的亮光。「我的世界,」坐在他狭窄的公寓里,曼修灵告诉我:「只有德布西和这些树叶,我可以不停地听着这些音乐。」沉默了一下之后,他侧着头,用手指头指着窗外。他问,「你听到了吗?」随即笑了一笑。在这些树带有节奏的沙沙声所创造出来的丰富音乐背景下,可以听到不肯稍歇的树叶窸窣音,伴随着高低震盪交错的鸟鸣,散落的合奏成一种细緻、流动的音律。

    前往太阳神庙所在地与提弗利司

    瓦纳利还开车载我到耶烈万东边三十公里的加里(Gari),我其实没有太多时间前往加里,但是,最后却演变成前往加里这件事是刻不容缓且义不容辞的!在这里你必须如奴隶般谦卑、顺从及接受,否则你就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学不到。

    放眼望去,被几百万年来的风侵蚀琢磨成光秃平滑的岩石山丘上,不见一丁点儿树的踪影,但突然间在岩石山丘上却出现了一头乳牛,就像一颗石头般钉在地上动也不动。这里没有草、没有树叶、什么都没有,这只可怜的动物能吃什么?一头被遗弃的乳牛,彷彿被所有一切给淡忘了,被迫只能仰赖自己,靠自己的耐心,靠自己的运气。而我们终于可以明瞭那位坐在巴黎,一直梦想着用双臂紧紧拥抱一头乳牛颈项的叶赛宁我们目睹,我们哭泣 - 图4的心情了。

    沿途,瓦纳利不时停下来指给我看叶济雪·哈连斯(Egishe Harenc)喜欢待的地方。哈连斯是他们最伟大的诗人,一九三七年遭史达林杀害。他说:「当你行过馨香的田野/春天走在你的身旁……」

    从这里望出去的景色,辽阔、高耸,一山接着一山,薄雾、微明、强光,总透出粉彩的亮光,简直就是一幅印象派的图画。

    加里是两千多年前为了荣耀美丽的太阳神赫利欧斯(Helios)而建造的一座庙。我一定要到加里来一趟,因为万一对于亚美尼亚是否属于地中海世界,也就是古希腊罗马世界的一员这事心存疑惑怎么办?来吧,证据就在这里。此外,这里还到处可见当初用来抵抗蒙古人、鞑靼人等各色野蛮亚洲人入侵的堡垒废墟,那就是加里时期的殖民意义,意味着当初所建造的道路、房子及宏伟的爱奥尼亚神庙至今也仍被使用着。但是时至今日,这些建筑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让打赤脚、忍着挨饿、带着恨意的人民拿起了卡拉希尼科夫步枪(kalashnikov)!

    乘坐公车从耶烈万到乔治亚,再到提弗利司,在市区边界有个路标写着:

    提弗利司——两百五十三公里
    莫斯科——一千九百七十一公里

    高速公路沿着塞凡湖而行,到达一处离湖水很近的地点,有群男孩拦下了我们的车子,向我们叫卖鲜鱼。在帝国时代,只要哪里有新货出现,马上就会形成人潮,大家大唿小叫、脸红气喘的抢成一团。此时乘客们也一如以往,马上冲下公车,开始抢夺起鲜鱼,因为鱼身滑熘,所以这场抢夺战变成了一场艰鉅战。尤有甚者,这些鱼依旧活蹦乱跳又灵巧有力;有些乘客想把鱼藏在外套或是口袋里,最终若不是被牠们逃脱,便是有人取巧趁乱把鱼抢过去占为己有。

    鱼人相战的结果是,一半的人手上湿湿黏黏的,但空无一鱼,其他人则把这些虽还活着,却已奄奄一息的鱼当作礼物,塞进任何能塞得进去的地方,整辆公车臭得像鱼市场一样,但我们仍然继续开下去。

    途中,我读着一本由中古时代晚期来自大不里士(Tebryz)的亚美尼亚歷史学家阿拉克良(Arakelian)所写的《歷史之书》(The Book of History),在第五十三章,作者介绍我们进入宝石神祕及五彩的世界:

    刚玉,或称钢玉石,它的功效如下:如果将它含在嘴里,就不会口渴;如果融解黄金,再把一颗刚玉丢进去,刚玉不但不会烧掉,而且颜色光泽也将完整无缺。传说还有:将它带在身上,将会带给身旁的人快乐;听说对中风的人也有疗效。

    我们的车沿着断崖行驶,底下是溪水,上头是厚厚的白雪,突然一个转弯,就看到了边境巡逻队,是俄国的军队。他们上车四处张望,像是要找什么东西似的,很明显的是在找武器。这时突然有个亚美尼亚人,还是乔治亚人开始叫嚣,骂巡逻队员耽搁了我们的公车,占用了我们的时间等等,他叫了又叫,我以为红军会当场将他给毙了,但却没有发生那种事,现在时代不同了!士兵开始解释并道歉,说他们也是奉上级命令才这么做。不久,整个巡逻队即迅速离去,我们则沿着山路爬,继续行程。

    玛瑙,拥有刚玉石所有的特徵,不管谁载上它,都可以袪除痲疯、疥癣虫或类似的病。载上它的人,财富、土地均不会缩水,行为言语还能令人愉悦。也有人建议,为了增加好的判断力,可以经常配戴;喝酒的时候戴着它,可以让人千杯不醉。这是他们说的,我并不大相信,因为酒像狮子的牛奶,豪饮的人通常会失去名声、理智和财富。

    我们到达乔治亚了,用不着路标显示也知道,因为路标已经不一样,变成了乔治亚文。这里颇值得一逛。跟亚美尼亚相较起来,乔治亚比较有钱;房子比较富裕、葡萄园比较大,绵羊、乳牛也比较健康好看,菸草种植范围较广,草原也是到处都绿油油的。

    钻石,如果你问及钻石的功效,说明如下:如果有人皮肤有斑点,钻石可以袪除斑点。佩戴钻石的人能取悦国王;他的话能赢得人尊敬;他不怕奸邪鬼怪、不会胃痛或染疥癣,记忆力超强,可以活得长长久久。如果将钻石放在铁钻上捣碎给人服用,却会像毒药一样毒死人。

    车子越爬越高,终于到达山顶,突然间,整片城市都在眼前,一览无遗。

    这便是提弗利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