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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沃尔库塔，冻死在火堆里
我们应该是晚上抵达沃尔库塔，但却在白天阳光下降落，所以这一定是别的机场。
哪一座机场呢？
座位上的我坐立不安，却立刻发现自己是唯一焦躁不安的人，其他人连眼皮动都没动一下。我大概已经搭飞机在这个国家里飞行了十万公里，从中观察到两个现象：飞机永远都客满，在每一座机场，不管哪个目的地，总是有大批人群在等候，有时候一等就是好几个星期，所以任何地方要找出个空机位飞过去都是极端不可能的；第二，整个飞行途中，机舱里总是一片安静。乘客文风不动地坐着；没有人讲话。如果有人听到嗡嗡响、听到突然传来的笑声，还有杯子碰撞声，那表示有一群波兰人在机上：天知道原因是什么，总之旅行就是会让他们进入一种无限兴奋的状态，几近狂喜。
不，这不是沃尔库塔；这里是瑟克特夫卡尔。
为什么要问问题？
我不知道瑟克特夫卡尔是什么地方，我忘了带地图。我们费力走过雪地到机场大厦，里头很热，通风不良又挤满了人。想要在长椅找个空位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所有的长椅上都睡满了人，他们睡得那么深沉，那么安稳，彷彿很久以前就已经放弃了某天可以飞离这里的希望。
我决定和乘客们一起牢牢盯着我的飞机，害怕不这么做的话，就会错失重新登机的通告，被留下来。我们站在大厅中央，实在是因为连靠墙的地方都被人佔了。
我们站着，就那样站着。
我们站着，而且一直站着。
我穿了一件羊皮外套（我毕竟是要飞越北极圈），但是又热又不通风的大厅里既拥挤又热得难受，所以我开始滴汗了。要脱掉羊皮外套吗？但我要拿它怎么办？我手上都是袋子，这里又没有挂钩。我们已经站着超过一个小时了，情况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
然而，通风不良和汗水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的是，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我还要像这样在瑟克特夫卡尔站多久？再一个小时？二十四小时？我的后半辈子？而且，说真的，我在这里做什么？我们为什么没有飞到沃尔库塔去呢？真的会飞到那里去吗？什么时候？有机会脱掉羊皮外套，坐下来喝一点茶吗？有这个可能吗？
我看看身边的人。
他们站着，两眼直视着前方。就像那样：两眼直视着前方。表情中不见不耐烦。没有焦虑、不安、愤怒。最重要的是，他们什么都没问：他们没问任何人任何事。或许他们没问是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吗？
我问其中一个人，问他是否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起飞。在这里，如果你突然问某个人一个问题，一定得耐心等待。因为你可以从被问的那个人脸上看出，只有在刺激（这个问题）的影响下，他才似乎醒了，才似乎活了过来，开始启程从另外一个星球辛苦跋涉到地球来，这可是需要时间的。接下来他脸上会闪过微微、甚至被逗乐的惊讶表情，表明了心中在想：这白痴在问什么啊？
被问话的那个人会认为问他话的人是个白痴，绝对是正确的。因为所有的经验都告诉他，问问题并没有好处，无论如何，一个人到头来都会搞清楚（不论有没有问问题），不论他们有回答他（或者，不回答他）：而相反的，问问题是非常危险的，会让那个人大祸临头。
没错，史达林主义时代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但是记忆犹新，而且那个时期的训诫、传统和习惯都还在，都固定在意识里了，会长期影响人的行为。他们当中有多少人（或是他们的家人、熟人等等）因为在会议上或甚至私下谈话时问这问那，而被送到集中营去的？有多少人因为这么做而毁了他们的事业？有多少人丢了工作？有多少人丢了性命？
多年来，官僚和警方维持着一个发展完备的监督和通报系统，设计的目的就为了用来揭露唯一的一个罪过：有人发问吗？他问了些什么？告诉我发问者的名字。
以下是两位好朋友在开会之前的对话：
「你知道，我想在会议上问那件事。」
「我求你，别这么做，你知道他们会把你关起来的！」
或像另外两个朋友之间的对话：
「菲帝雅，我想给你一个忠告。」
「真的？」
「我一直注意到你问太多问题了。你想伤害自己吗？放聪明一点，控制一下你自己，别再问了！」
在文学作品中（例如瓦西里·格罗斯曼），描写有人从集中营返家的场景。一个人在西伯利亚受苦十年之后回来了。第一个晚上，他和他的妻子、孩子、父母亲一起坐在家里的桌前吃晚餐，也许还有对话，可是没有一个人问这个刚回家的人这些年来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有过什么样的经验。为什么要问呢？ 《圣经·传道书》里有一句很有智慧的话：「了解的人承受痛苦。」
卡尔·波普
曾经详细阐述这个痛苦的想法（我是凭记亿引用），说无知并非单纯和消极的缺乏知识，而是一种积极的态度；是拒绝接受知识，不情愿拥有知识；是对知识的拒绝。（或者，用三个字来说——反知识。）
问题的范围是那么的广泛，对人生而言又似乎是必须的，不仅是一块被禁止的佈雷区，也是一种纯然有害且可憎的说话方式；另外还因为在苏维埃，问问题是审问警察的专利。有一次，我搭火车从奥德萨到基希涅夫时，和邻座乘客聊了起来。他过去是聂斯特河地区集体农场的一员。我问了他有关工作、房子和收入的事。每当我问一个问题，他对我的怀疑就越深，最后，他终于狐疑的看着我冷哼道：「这是在干什么，你是警方侦讯人员吗，还是什么？」后来他就闭嘴不谈了。
正是如此！如果我是警方侦讯人员，那就没有问题；警方侦讯人员是可以问问题的；警方侦讯审问人员是要问问题的。但是一般人呢？一个坐在从奥德萨开往基希涅夫火车车厢里的普通人呢？
「我是这里问问题的人！」侦讯官员利法诺夫大声对被误捕的艾维格尼亚·金兹伯格（採自《陡墙》〔The Steep Wall〕）说。是的，唯有他，那位侦讯官员，有权利问问题。
不过，大家都知道，警方侦讯人员提出的是不切实、不公平的问题，是要探究我们隐藏的秘密。不，警方侦讯人员的每一个问题都隐藏了致命的控诉；就是为了要毁掉你才会问那个问题，为了把你击垮到地，彻底瓦解。「交叉火力质问」这个词是从战役、前线、战争、死亡借来的，绝非偶然。
因为审问语言是由警方、由所谓的学术推理法、由独裁政府所佔用的，一个表达想要知道某件事的句子的曲折变化显示了危险，说不定还预告了不幸的命运。结果就导致帝国越来越少人发问，问题也越来越少。
这就说明了想出问题的艺术（因为那确实是一门艺术！）逐渐消失的原因，甚至连问问题的需要也不见了。渐渐的，所有的事情都呈现一种原本就应该这样的样子，无可质疑和不能反驳的事实大获全胜，由于事实本该如此，就完全不再有问题了。
在他们那里出现许多格言、标语和表达认同那件事的文句特色，或至少是漠不关心、缺乏惊奇、卑微的贊同、顺从：没关系！那又怎样！任何事都有可能！这个嘛，好吧！顺其自然吧！Vsievo mira nie piereycbiosh！（你无法诅咒全世界！）你会活下去的，看着吧！Nachelstvo lutshe znayet！（老闆们最懂了！）人生！就是这么回事！不需要更好！一头卑微的小牛吸吮两头母牛！你不会去抓正在飞的鸟！等等，等等，这可是一种非常丰富的语言。
一个不问问题的文明国家，一个原本是透过问题来明确表达自己的国家，却把内部整个焦虑、批评和探究全部抹煞掉的文明国家，是一个光会站在那里、瘫痪了、无法动弹的文明国家。那正是克里姆林宫里的人所追求的目标，因为统治一个静止不动的噤声世界是最容易的。
不关窗的旅馆
在瑟克特夫卡尔几个小时后，我们飞往沃尔库塔。（到现在我还不知道那次降落在瑟克特夫卡尔，或是那次绝望、让人筋疲力尽的等待，目的究竟为何。）晚上飞这条路线是一次最艺术化、最具图画纹理的经验。飞到几千公尺高度时，飞机会突然进入某种雄伟、广大剧院的后臺。我们看不到舞臺本身，因那淹没在地球某个阴暗处，只能看到挂在天际发光的帘幕。它们是轻巧柔和的帘幕，黄绿相间，高达数千公尺。
这些布幕散发出一种脉冲、振动的光。
飞机好像已经迷失在明亮的褶幕里，好像迷路了，失去了方向感，开始在延伸至空中的彩色与褶幔布料间，不安的绕圈圈。那绿色啊！最醒目的就是绿色！「绿色和蓝色在浓淡交接处会增强」，这是李奥纳多·达文西在他的《绘画论》（Treatise on Painting）中所说的。确实，对照黑色，对照柏油般的黑色夜空，绿色丧失了天然的镇定和平静，呈现出强烈及专横的色调，使得旁边其他的顔色都变得暗淡无光，全退到背景里去了。
当北方光线的奇观消失，融入黑暗之中时，我们已经在机场上空了。
温度是摄氏零下三十五度。我立即感受到那股冷劲，立即感受到冰雪刺骨，唿吸困难，浑身打颤。大家都散了，小机场大厦前的广场空无一人，空无一人且灯光昏暗。要做什么呢？我知道自己在这种寒冷里撑不了多久。航站里头有个民兵岗哨，穿着羊皮大外套的民兵说公车很快会到，我可以搭公车进城，到旅馆去。「这里只有一间旅馆，」他说：「你很容易就找得到。」
公车老旧狭小，拥挤、客满，且壅塞。全身紧紧裹着羊皮、毛皮、围巾、毛毯的人，就像是大型、僵硬、笨重的茧状物。公车一停，那些茧就会勐然向前倾；公车突然开动时，他们又往后倾。每站都会有几个茧消失在黑暗之中，他们的位置又换上其他的茧（意思是，我认为他们是其他的茧，因为所有的茧看起来都大同小异）。有时候会有某样东西用力踩上我们的脚，力气大到我们觉得自己的骨头都要裂开了，结果是某个小茧正要开路走向出口。关于旅馆的问题必须对着茧的上半部发问，换言之，就是朝我们正前方那个球状体，好像是对着麦克风说话似的，还得拉长了耳朵仔细听回答，因为不是针对我们回答，而是从茧那里发出的声音。这种旅行方式的缺点是，你可能正好坐在一个很漂亮的女孩身旁，却浑然不知，因为根本看不到脸，也不可能看见自己身在何处，厚厚的霜雪和繁密华丽的白色花朵覆盖了所有的窗户。
我在这些茧之间逗留的时间并不长，因为，你看，过了半个小时，我们便抵达旅馆附近的某个地区，于是当门砰的一声打开时，那些茧便体贴地分站到两边，这样刚从远方来的人才可以从公车里面脱困，下车，消失在黑暗和寒冷之中。
无论是罗浮宫或卢瓦尔河畔的城堡，都无法像沃尔库塔旅馆阴暗和简陋的内部那样，让人觉得如此的愉悦和难以忘怀。在这里运作的是古老的相对定律。从巴黎踏进罗浮宫的人行道并非从人间到天堂的通道，但从街上进入沃尔库塔旅馆的大厅却是。旅馆的大厅救了我们一命，因为它很温暖，而温暖是这座小镇最珍贵之物。
我拿到一把钥匙，跑向我的房间，但我几乎才走进去，就以更快的速度跑了出来：窗子不仅开得大大的，而且窗框还包了一层厚重的冰，窗子根本没有办法关上。我匆匆忙忙地找到打扫房间的女服务生，告诉她这个令人惊恐的消息，结果她丝毫不觉得讶异。「我们的窗子就是那样。」她试着要我冷静下来；不希望我激动。你能怎么办，人生就是这样，沃尔库塔旅馆的窗子就是那样。
一个旧列宁主义者的问题（或者可以远远的回溯至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时期）：怎么办？我们商量了很久。最后我了解到，没伸手到行李里去拿出纽约制的昂贵古龙香水，她是不会想出方法的，果然一送给她，她立刻就想出了一个简单又实际的点子。她消失了一会儿，之后从走廊暗处冒了出来，手上多了一把铁鎚，就像印地安首领打败白人时，得意洋洋地挥舞的战斧。
我们开始行动，那可是一份适合瑞士钟錶师傅的工作，重点在于既要从窗框上撬下大块的冰，又不损伤到窗上的玻璃。如果我们打破玻璃，所有的工便都白做了，女服务生解释道，因为新的玻璃要到夏天才会安装上去，距离现在还有半年之久，而到那时我早已经离开了。「在那之前怎么办？」「在那之前我们就只能忍受，」她回答道，耸耸肩，嘆了口气。我们花了好长的时问，但终究敲下了一块沟槽深的长方形冰块，窗子总算勉强可以关上。为了替我打气，女服务生也送了壶热水给我，冒出来的水蒸气让房间热了一会儿。
我手头有个想见的人的电话号码，我拨了那个号码，另一头爆出嘶哑的声音。「盖那地·尼古拉耶维奇吗？」我问。又发出嘶哑的声音，是。我很开心；他也很开心；他知道我要来；一直等着。他说，「搭公车过来。」我心想，但现在是晚上啊，接着我立刻想到年中这时候，这里是永夜，于是回应道：「我这就出发。」
我说：「我这就出发。」却不明白自己正要踏上濒临死亡的旅程。
双眼所见只有雪
这个问题、这段戏剧性过程，还有沃尔库塔的恐怖，皆源自于煤矿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关连。沃尔库塔位于科米共和国（Republic of Komi）越过北极圈的境内，在二〇年代时发现了丰富的煤矿，煤田迅速出现，大部分是由囚犯、史达林恐怖统治牺牲者的双手所开垦出来，接着许多集中营也冒出了。不久之后，沃尔库塔就像马加丹一样，变成一个名字/象徵，一个会唤起害怕和恐惧的名字，一个可怕的地方，还经常是最后的放逐地。造成这种现象的是苏维埃秘密警察在集中营里的恶行，煤矿里残暴的劳动，杀死成批囚犯的飢饿，以及恐怖到几乎无法忍受的酷寒。这里的寒冷折磨着毫无防御能力、半裸且长期飢饿的人，筋疲力尽到了忍耐的极限，成为形式最复杂的酷刑的牺牲品。
今天，沃尔库塔仍然是座煤田。这座煤田包括了十三座矿场，围绕在小镇的四周。每座矿场旁都有矿工的住宅区，其中有些还是以前的集中营，仍然有人居住。有一条环状道路连结矿工住所和矿场，路上始终有两辆公车相对行驶。由于汽车在这里很罕见，公车就成了唯一的交通工具。
我便搭这样的公车去拜访尼古拉耶维奇，只知道要问柯索莫尔斯基城六号屋。一个小时之后，司机停在一个应该是柯索莫尔斯基村那一站的地方，打开车门，指出我要走的方向，但是他的指示那么不明确，可以解释成我要去的地方是银河几百万颗星中的任何一颗，他不精确的手势反正也不重要了，因为下了公车后，我很快就完全迷失了方向。
首先，我意识到自己的四周一片黑暗，一开始，我什么都看不到，不过等视力开始适应黑暗后，便察觉到自己是在大雪堆的包围之中。每隔一会儿就有阵阵的强风侵袭这些雪堆的山峰，把大量云状的白雪捲至空中；看起来彷彿山顶上一而再，再而三的喷出白色熔岩似的。到处都是堆积如山的雪，没有灯光，没有人影，而且酷寒到我每次一深唿吸，肺部都有被刺穿的感觉。
自我保护的本能应该已经告诉过我，自这情况脱身的唯一方法就是不要离开公车站，等下一班公车，下一班公车应该迟早都会到（虽然时间已经过了午夜）。可是本能有负于我，所以，在某种致命好奇心的驱使下，或者可能只是有欠考虑，我开始寻找柯索莫尔斯基村和六号屋，这个轻率举动基于我完全没有搞清楚自己是在黑夜的北极圈外，在一片白雪沙漠里，在攫住我的脸，让我快要窒息，让我无法唿吸的寒冷里。
我往前走，不知道自己置身何处或是接下来要怎么办。我可以选择其中一座山做为目标，但是在我想办法费力走过深雪，快要窒息，而且越来越虚弱的接近之前，它就消失不见了。是连续不断的强风，是致命的极地净化，将几座雪山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改变它们的位置、它们的成分，改变了整个景致。我没有东西可以固定我的视线，也没有东西可以定位自己。
就在某个时刻，我看见前面有一个坑洼，里头有间木头平房。我半滚着滑下被冰覆盖的山坡，滑进坑洼里。不过那是一间已经上了锁的店，这地方看来似乎安静又舒适，我甚至想留在这里，却也同时想起极地探险家们的所有警告，他们说在一个白雪沙漠里，如此暖和的地方等于是葬身之所。
所以我站了起来，再度出发。可是要到哪里去呢？我该朝哪个方向前进？我越来越看不清楚，因为雪黏附在我的脸上，盖住了我的眼睛。我只知道自己一定要继续走，如果我躺了下来，就会死掉。而恐惧，人体内的那种动物性的恐惧，害怕被某个既无法认清，也无法反抗，却感觉得到的可怕力量折磨到死的恐惧正不断逼迫着他，逼迫着越来越虚弱、越来越愈无力的他进入白色的深渊。
我的力气已经快要用尽了，但还是一再激励自己再走几步，就在这时，我瞥见一个女人的侧影弯腰弓背，努力顶着强风。我赶紧拖着身体走向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六号屋，」然后再说一遍：「六号屋！」声音里充满了希望，彷彿整个救赎就封存在这个地址里。
「你走错方向了，男人。」她用比风大的声音叫道：「你现在是朝着矿场的方向走，你应该走……那个方向。」就像公车司机一样，她的手指向组成银河的数百万颗星星。
「不过我也要到那里去，」她接下去说：「来，我来告诉你在哪里。」
走进尼古拉耶维奇住的房子，和走进这片住地的其他房子没什么两样。首先，从远方一定会看到确确实实的雪山：在里头下面，便矗立着房子。你必须爬上山顶，下头可见一栋平房的屋顶。从山顶到门那里有从雪和冰墙挖出来的阶梯，于是你怀抱着恐惧，努力且万分小心的走到下面，然后在居民的协助下，和一堆堆的雪搏斗，得用力才能把门推开到足以让人进到里面。
每一位新来的人在这里都是非比寻常的事件，以至于所有屋里（每间屋里都有好几个房间）的居民都出来欢迎，还会邀请你进去，就算只坐一下都好。
尼古拉耶维奇刚满五十岁，是位退休矿工。这么早退休是在如此恶劣的极地环境里工作所能得到的额外补贴，然而那是个相当含煳的额外补贴，因为只有百分之二十的矿工能够活到五十岁。浮肿的大胸部，使得说话时嗓子粗哑，还会发出唿唿声，他是末期黑肺病患者。他十六岁时就到这里来工作了，是被送到集中营吗？不是，因为家乡闹飢荒，那是在库斯克附近的一处集体农场。有人告诉他：如果你想吃东西，就到沃尔库塔，很明显的，那里有食物，而事实上，他也可以买到面包，有时候甚至还有一片肉。现在情况比较糟糕，因为你唯一拿得到的是驯鹿肉，硬的和石头一样。「真是糟蹋牙齿，」盖那地·尼古拉耶维奇说，露出牙齿微笑。他的牙齿有些是金的，有些是银的，在这里牙齿的颜色很重要；那象徵一个人的社会阶级。地位越高的人，越多金牙。地位比较低的就用银牙，地位最低的人用人工牙，颜色和外观都类似天然的牙齿。我突然想问史达林的牙齿是哪一种的，但是我知道答案：没有人知道，史达林从来不笑。
我问他有关一路上所看到的棚屋，他说那些都是旧营房，可是我看到窗子里有灯光啊！没错，他说，因为有人住在那里。那些营房已经正式关闭，意思是已经没有派发判决、没有守卫、没有酷刑。以前的囚犯很多都离开了，但是有些人留了下来，只因为无处可去：他们没有家人、朋友。这里至少还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还有工作，还有同伴，沃尔库塔是他们在尘世间唯一的去处。
对盖那地·尼古拉耶维奇而言，营房和营房外世界之间的界线并不是那样的明显，并不是奴役和自由的界线，只是束缚程度的问题。据说他是志愿到沃尔库塔来的。志愿？他来这里，因为他被家乡的飢荒赶了出来！据说他可以随时离开。离开？上哪里去呢？他能住在哪里呢？他能靠什么养活自己？尼古拉耶维奇相当贊同伊凡·索罗涅维奇的见解——罗涅维奇是少数在一九三四年成功逃到西方的囚犯之一——整个俄国就是一个集中营。
他知道我之所以来这里，是因为这里有个矿工罢工活动。他的矿场已经復工了，但其他矿场还在继续罢工中。如果我想要的话，我们可以到矿场去。我们投入一片漆黑之中，投入雪之中，投入一阵严寒强风之中。我们紧拉着彼此的手，那样风才不会把我们击倒，也不会将我们推往反方向。
在沃尔库塔，我头一次体会到冷不只是刺骨、有穿透力的冷，而是剧烈的身体疼痛。我觉得冷到头像是要裂开来一样，脚和手臂都痛到无法触碰。
强烈的暴风雪中不时出现隐约的人影，模煳的侧影，弯着身子，像对折般缩成一团。「那是第二班，」盖那地·尼古拉耶维奇气喘咻咻地在我的耳边大声说。「第二班要回家了。」
经过我们身旁的这些人不见天日可是有几个月的时间了，他们在漆黑之中到矿场去；接着到下面，进入地底下，同样也是一片漆黑，然后，当他们下班回来时，周遭还是一片漆黑。他们就像潜艇的船员，只有手錶，还有越来越强烈的疲惫、飢饿和困倦，才能告诉他们时间的推移。
来到共青团矿场，只见冰覆盖的墙壁，冰覆盖的建筑，光线不足，脚底下是湿湿的淤泥。妇女们负责分配手推车，操作某种控制桿、传动杆、支撑物。「你想和她们谈话吗？」尼古拉耶维奇问。但是要谈什么呢？如此的寒冷，如此的黑暗，如此的悲伤。那些女人忙碌、疲惫、心情沉重，或许担忧着某些事，或许被什么事情伤害到？让我对她们表示一些尊重，让她们轻松一下，就算只是不问她们任何问题，不要求她们做些额外的事情，甚至仅是不回答一些例行性问题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
矿工罢工活动
我们回到住处，回到米哈依尔·米哈依洛维奇的房间，他和另一位年轻的矿工叶夫根尼·阿列克谢维奇已经在等我了。他们会带我到瓦尔卡斯何维斯卡矿场（Vargashovska mine），那里的罢工活动仍在进行当中，而且即将举行一场会议，但我们还有许多时间。黑髮、身材高瘦的米哈依尔静不下来，相当激动，气愤他的矿场（我们刚刚去过的那个矿场）取消了罢工。原因是领导承诺改善食物。「这个国家成不了任何事。」沮丧的米哈依尔说：「对这些人来说，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就是吃。吃！」他大发脾气怒吼道：「吃！吃！吃！」挑动的叫声让人开始要流起口水来。「推动我们的飢饿，是我们唯一的关切。」
他显然希望我了解，他，米哈依尔，是与众不同的，和那些穿着较好的人不一样。他骄傲的从一个衣橱抽屉里拿出他认为很宝贵的东西，一本漂亮、华丽、一九〇〇年版的瑟吉圣经（Sergei Bible），还盯着我看，看我是否会因而觉得惊讶和狂喜。接着他随意翻开那本巨大的书，开始读：「自己收集一些小麦、大麦、乔麦、豆子、扁豆、小米和巢菜，然后把它们放进一个碟子里，自己做面包……」
他停了下来，既吃惊又生气。就连圣经谈的都是怎么吃！
「你还读什么其他的书？」稍后我问他。他正在读渥夫纳尔格斯，他把一本一九八八年绿皮列宁格勒版本拿给我看。「这里有很多有趣的东西。」他讲的是这位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的箴言集。「『奴役会把人的品格降低，到后来，他们甚至会爱上奴役。』多么真实！」他点了点头。「可是这位法国人在另一个地方又说：『透过狡猾的行为，我们不会有什么收获。』这点我不能认同，在这里，你可是可以透过狡猾获得一切的。」
邻居们开始陆续抵达；米哈依洛维奇的房间开始挤满了人。阿列克谢维奇打开摆在衣橱上方的彩色电视。那个樱桃木色的大盒子发出强烈的咆哮声，仿彿随时准备来场格斗似的。「戴纳摩对斯巴达克。」阿列克谢维奇小声向我解释，因为其他人早就知道了。
我盯着电视萤幕看，不见清晰的影像，只有好几千条的彩色火花飞快的掠过凸状的玻璃表面，电视机坏了，但是如果柯索莫尔斯基城里这样的设备坏了，就没办法修理了。
我从未见识过这样的事。十几个人专注的盯着不时爆出火花的萤幕，就像有人不时丢进干杜松枝的火堆一样。闪光、线条、点点光芒、摇晃、闪烁和脉动，活像是飘逸多变的仙灵摩根海市蜃楼。多么多彩艷丽的光线啊，好一个不屈不挠的疯狂默剧演员。所有的闪光看起来好像疯狂又不合逻辑，不过我错了，其实有个完美的次序掌管着这些错乱的彩色颗粒，它们不停的跳动，快速的转变方向。萤幕的左边突然开始闪动红光：红色在那里呈波浪状的振动，激烈不已，突然间，房间里发出一声喊叫：「好耶！戴纳摩得分了！」「你怎么知道他们得分了？」我苦恼的问阿列克谢维奇，尤其是电视机连声音都付之阙如。「你说如何是什么意思？」他应答道，一副吃惊的样子。「戴纳摩是穿红衬衫的！」过了一会儿，萤幕的另一边出现一团蓝色（斯巴达克的颜色），而这个房间（显然是帮戴纳摩队加油的）的人抱怨说：「他们打成平手了！」中场休息期间，火花平静下来，甚至变得动也不动，均匀的摊在整个萤幕表面上，只有在新的急转和跳跃时才会再次出现，但是时间已经晚了，我们必须去参加会议。
对照雪白冰冷黑暗的，是瓦尔卡斯何维斯卡的灯光，那是沃尔库塔欧格尔公司（Vorkutaugol Company）最北边的矿场，喀拉海（Kara Sea，北极海的一部分）离这里一百八十公里远。
我穿着一件破旧的拼布外套，把脸藏在一顶有御寒耳罩的大驯鹿帽里，通过卫兵室，之后没有人要求看我的通行证或身分证明，甚至还有人非常礼貌的指点会议室的方向。那是一个标准的会堂，有列宁石膏像，称颂共产主义胜利的旗帜，前面还有一张铺上红布的桌子。
会堂里的座位约可容纳三百人，此刻全满了，瀰漫着一股好奇的气氛，同时也有某种程度的焦虑：经验告诉这些人，挑衅当局可不是件好玩的事，另一方面，莫斯科那里又宣称有新思维，所以某些事或许会改变。
会议一开始就显得混乱、喧闹，毫无秩序可言。谁要主持会议呢？谁有权利把发言权给其他人？谁有权利决定第一个说话的人是高个子，稍后再轮到矮个子发言？或者坐在会堂最后面的人先说，稍后再让左边那个女人说话，毕竟她已经要求发言很久了？还有总的来说，我们会议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已经集合了，现在呢？我们已经宣布罢工了，那现在呢？
随即大家一定会想到缺乏领导人，也不时有人想要指挥集会。「高斯洛夫！让高斯洛夫主持！」高斯洛夫想了又想，坐立不安，说话吞吞吐吐，无法决定该让谁先发言，是这个问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在五号仓库里安装窗户玻璃的人，还是那个从会堂另一端大叫，要求知道列宁的书什么时候会出版的人。「皮耶特洛夫！」他们大叫，不满意高斯洛夫的表现。「快给我们皮耶特洛夫！」但是皮耶特洛夫同样吞吞吐吐。皮耶特洛夫同样也在烦恼；他也不知道要如何处理这些好斗的与会人士。
最后，解决方法却自己出现，而且理所当然，是个熟悉的解决方式。理所当然，管理阶层出现了。几位领导进入会堂，会堂墙上有罢工人士想办法挂上的两个标语：「打倒官僚！」和「打倒一党专政！」（就像我写的这样，官僚小写，一党专政大写。）惊恐的出现在罢工人士，而非领导之问，这些领导人露出讽刺的微笑，好像是说，对，对，打倒我们，但少了我们，你们可是一步也动不了！还有什么好说的，领导们的话一点都不错。你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比在这里更清楚的看到社会分成了管理阶级和被管理阶级，而且这种分法至少可以回溯到彼得大帝的时代，改变的只有阶级名称，但是它们之间的从属比率、不对称和奴隶身分始终相同。怎么会是关于如何安排及主持会议这么简单的事由管理阶级垄断？千真万确，进入会堂之后，领导长官就像理查·史特劳斯或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站在指挥臺后面一样，带着信心十足的自在表情站在桌子后面。
会堂安静下来。
「哪个人想发言的？」领导平静的问。有几个人举手，领导排定了顺序，他们将依照顺序发言，并用扫视的目光提出纠正，强迫某个想要跳过其他人的人坐回椅子上。
不过首先，领导自己先发言。
「会议已经进行了五个小时了。」他说：「你们解决了什么事？」
会堂里有几个人回答：「这个嘛，什么都没有。」
「啊，你们看吧，」领导说，一副沮丧的模样。「你们看，什么都没解决。另一方面，我已经处理了矿场的事。没错，我已经处理好了！我昨天才从莫斯科回来。」（这时说你之前人在莫斯科，在阶级制度里立刻就又升了好几级。）
他停顿了一会儿，盯着突然一片寂静的会堂看，过了一会儿，他带着感伤继续说：「我们，光靠我们，没有莫斯科的介入调解，要把我们的煤出口到英国和美国去！我们，直接从瓦尔卡斯何维斯卡出口！」
会堂里掀起一阵热烈的气氛，兴奋、欢欣，到美国去是什么意思？表示美元！而美元代表什么意思？美元代表一切，实实在在的一切！
我可以看到这些冻僵的可怜人，经常好几个星期不见天日的人，已经被这个昨天才从莫斯科回来的人给愚弄、戏弄和欺骗了。我看得出来，可是我却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不能站起来大叫：人们啊，别相信他！我不能，就算只是为了不要剥夺了他们从瓦尔卡斯何维斯卡将出口煤到英国和美国的想法中所得到的些许安慰，我都不能。
表决结束罢工之后，米哈依洛维奇开了一辆破旧不堪但速度很快的莫斯科人，载我进城回旅馆。那是一段三十公里的路程，沿路结着光滑的厚冰。米哈依洛维奇以每小时一百公里的速度狂奔。我们面前随时都有可能冒出石头来，在这种路上，以这样的速度，一颗石头可能意味着死亡。我两眼瞪着前方，心想：啊哈，这是你看世界的最后一眼，这片黑暗，这些头灯，还有，就在你面前的，这条发亮的结冰道路，随时都可能让你碎尸万段。
受难之地沃尔库塔
我到沃尔库塔来看罢工，但我也是来朝圣的，因为沃尔库塔是个受难的圣地。沃尔库塔的集中营里死了好几十万人，到底是多少？没有人算得出来。第一批囚犯在一九三二年被带到这里，在一九五九年释放最后一批。最多人是死在建造铁路那段时期，今天的煤都是沿着这条铁路运往阿干折斯克（Arkhangel’sk）、莫曼斯克（Murmansk）和圣彼得堡。铁路建造期间，秘密警察的一位官员说：「没有足够的铁路枕木吗？没关系！你们就可以拿来当枕木了！」
确实就是如此。那是一条沿途延伸出几百公里长墓地的铁路线，现在肉眼是看不到的，唯有那些走在邻接路堤（一年只有两、三个月没有雪的时间，才有可能走在上面）冻土地带上的人，才会发现里头到处都是腐烂的尖木梉，上头钉着小小的木牌。举例来说，要是一块板子上刻了「A8I」，就表示这个地方埋了一千人。这是集中营的簿记员使用的密码，他们总是谨慎的记录被杀害和已故的人数，以按照比例减少面包的配给发放。这里没有人死于特定的武器，全都是极度残酷下的牺牲品，由秘密警察监督及一手造成。
这里，在北方，罪犯最大的敌人（除了苏联秘密警察之外）就是寒冷：
可怕、无人道、处罚的苦劳，在炽烈的火焰、刺眼的强风下，在北极的夜晚之间，数以百计，数以千计的铲子闪闪发亮，抛扬着应该是由推土机从铁道清除的雪。只有足够持续全程，不断动下去的意识和体力，才有机会活下去，忍耐下去。可是每一天总有大约十几个裹着他们所有的破烂衣衫，缩成一团的人聚在火堆旁，他们动也不动的坐着，对着从兴奋爆裂的木头碎片里冒出来的温暖，围成一个圈。他们已经是行尸走肉，任何东西都挽回不了这些人的健康或生命，他们身体朝向火堆有热度的这一边暖和，被燃烧树枝冒出辛辣的烟烤着，身体的另一边却曝露在零下几十度的寒冷之中。任何生物都无法忍受体内有这么大的温差。脸、手、胸部和腹部血管里变暖和的血液，竟是由一颗虚弱的心脏打进一副几乎要降为冬眠状态的身体里。这人体内正上演着他无法解释的事物，困倦和噁心排山倒海而来，超乎寻常的寒冷征服了他，于是他悄悄的往火堆又靠近了一点，几乎就要爬进火堆里了。这样坐了几个小时之后，火堆旁只有尸体，或是仍在做最后痛苦挣扎的人。没有任何事可以让这些人稍稍离开火堆一步，武力胁迫、拍打不成，任何试图拨动僵硬肌肉和挑动冷却血液的努力也不成，一切都徒劳无功。等强制把他们拉开之后，他们已经像木头般倒进雪中动也不动。每天都有十几具左右僵硬的尸体被人用担架抬进集中营里。
（马利安·马克。贝利卫兹〔Marian Mark Bilewicz〕，《我逃出黑暗》〔I Escaped the Dark〕，一九八九年。）
我在漆黑、寒冷、大雪覆盖的沃尔库塔四处走动。你在大街尽头可以看见地平线上椭圆形、平坦的建筑，那些全是旧集中营的营房。公车站里这两位老妇人呢？哪一位曾经是集中营里的囚犯，哪一位是她的监督者？如今年纪和贫穷让她们平等了；不久后，冰冻的土地还会让她们达到终究永远的和解。我费力走在雪堆中，经过看起来完全相似的街道和房子，不是很清楚自己置身何处，我眼前这一切尽是尼克莱·费多罗夫（Nikolai Fiodorov）的视野。
费多罗夫是位哲学家，一位爱幻想的人：许多俄国人认为他是圣人。他一辈子穷困潦倒，身在俄罗斯寒冷的气候里，却连一件外套也没有。他是莫斯科的图书馆员，住在一个小房间里，睡在硬梆梆的衣柜上，以书代枕。从一八二八年活到一九〇三年，他走遍了各地。他死于一场大风雪，当时有人苦劝或许他该穿上羊皮外套，搭雪橇外出，结果第二天他就恶化为肺炎过世了。费多罗夫认为名誉和声望是伤风败俗的象徵，于是用笔名出版文章，不过其实大半根本都没有发表。这位大师过世之后，两位学生收集了他的作品，出版了一本名为《共因哲学》（The Philosophy of the Common Cause）的作品，印了四百八十本，免费分送出去。
坚信生命永垂不朽的费多罗夫认为，基督信仰当中最重要的元素就是復活的观念。受到这个想法激励的他，全心奉献在研究如何让所有的死人復活，是全世界每个曾经过世的人喔。
但是沃尔库塔过世的人回返世间会是什么模样呢？城里的街道上会突然出现好几队由士兵驱赶的可怜人吗？衣衫褴褛的挨饿人影？一长排骨瘦如柴的人？尼克莱·费多罗夫梦想让他们全都死而復生，但究竟要恢復成什么样的人生呢？
我注意到其中某条街上的一个木头亭子，一位皮肤黝黑的亚塞拜然人正在卖这里买得到的唯一一种花——红色康乃馨。我说：「帮我挑，选最漂亮的。」他挑了一打康乃馨，小心的包在报纸里。我想把它们放在某个地方，却不知道该是哪里。心想就插在雪堆里吧，但到处都是人，这么做实在尴尬，便走到远一点的地方，可是到了下一条街，情况不变，人好多。在这过程当中，开始结冰的花都僵硬了。我想找个空旷的庭院，但到处都有孩子们在玩，我担心他们发现后，会拿走康乃馨。我沿着街道和巷子漫步到更远的地方，感觉到指间的花渐渐变硬，已经像玻璃一样脆，遂走到小城边界之外，在那里，悄悄地将花放在雪堆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