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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三罗马
一九八九年秋天，我开始展开帝国边境周游之旅。我和这大国的接触零星，而且每次都短暂，年代却已经非常久远，心想那点现在将成为我的一大助力，结果我错了，旅途最后的段落因为两个理由而成为一种启示。首先，对这个国家，我向来不是非常感兴趣；我不是专家，不是俄罗斯专家，不是苏维埃主义者专家，不是克里姆林宫事务专家等等；吸引我的是第三世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多彩大陆，我几乎把自己全部奉献给了这些地方，我对帝国的实际熟悉度因此是微不足道、随意而肤浅的。第二，随着史达林和布里兹涅夫时代越来越往后退，我们对这套系统和国家的知识则呈几何性的成长，新素材和新消息的出现不是以每年或每个月来算，而是每星期和每天都有！对最近视共产主义为一种意识形态，以及帝国对举世政治都算不合适产生兴趣的某些人来说，可能不明瞭现在可取得的材料，就算比例不是更高，也至少有百分之九十，在几年之前连个影子都还没看到！
就像哥伦布生在每一次的航海远征都会改变世界地图的那个地理发现的伟大时代一样，我们今天也活在一个政治发现的大时代中，不断揭露出来、越来越新的真相正在改变我们同期的风貌。
踏上歷史现场
一九八九年春天，看着从莫斯科传来的消息，我心想：那里值得去一趟，当时人人都有种好奇心，有种会发生什么非比寻常之事的预感。时值八〇年代末期，好像世界正进入一个重大变化、一个转型是那么深远及根本的阶段，谁都无法忽略，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无法视而不见，世上最后一个帝国苏联当然也一样。
传导民主和自由的气候正以加速凌驾之势，横越过整个世界，各个大陆上的独裁政权一个接一个倒台：乌干达的奥博特
、菲律宾的马可仕、智利的皮诺切特。拉丁美洲的专制军政府失势，转而拥护较为现代文明的政权，而在非洲几乎是无处不在（也是怪异和彻底腐败的定律）的一党制度则渐次分解，退出政治舞台。
与举世这一连串势不可反的新事件对抗，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史达林—布里兹涅夫制度则寻求越来越独裁之道，就像是一个徒劳无功的衰败遗风一样，危险力量虽然已属落伍事物，威力却犹存。举世关注帝国经歷的危机，不过是一种焦虑的关注，每个人都察觉到这个权力中心配备着足以炸掉我们星球的巨大毁灭性武器，然而骇人的黑暗态势还是掩盖不掉共产主义正步向结束，以及在这事实当中，有着某种无可抵抗的句点所带给人的满足感，于是举世同感宽慰。
德国人称之为Zeitgeist，即时代风潮，一个包含着应许的迷人时刻，当这可怜及冷淡昏睡的时代精神像站在枝头的湿透大鸟，没有具体的理由（或至少没个能提出全然合理解释的理由），突然毫无预警，大胆且喜悦的展翅高飞，我们都听到了飞行的咻咻声，那挑动了我们的想像力，也给了我们活力：于是我们展开行动。
我在一九八九年盘算着，如果可以，我想要走过整个苏联，走过它总共十五个联邦共和国。（不过我可从没动过念头要一路走完总共四十四个共和国、行政区和自治区，因为我的寿命完全不可能长到足以那么做。）有关于我的旅程，最恣意任性的想法是：
西至——布列斯特（与波兰交界点）
东至——太平洋（海参崴、堪察加或马加丹）
北至——沃尔库塔或新地岛（Inovaya Zemlya）
南至——阿斯塔拉（Astara，与伊朗交界点）或铁尔梅兹（与阿富汗交界点）
这是世上很大一块区域，不过话说回来，帝国表面佔地超过两千两百万平方公尺，而它的陆地边界线比赤道还长，绵延四万两千公尺长。
请记住，只要技术上允许，这些边界都用厚厚的铁刺网线圈标註（我在帝国和波兰、中国与伊朗的边境都看到这些围篱）。而因为恶劣的天气，这些铁丝很快就会败坏，因此必须经常做几百，不，是几千公尺的更换，我们可以放心的推测苏维埃的冶金业，有一大部分是奉献在制造铁刺网上。
这件事可不仅仅止于围起边境！有几千公尺的铁丝是被拿去围古拉格群岛呢？那几百个散布在整个帝国领土内的营区、驿站和监狱！另外还有几千公尺被吞噬去围大砲、坦克和原子射程，还有军营的铁丝网？还有各式各样的仓库。
如果我们按年代把苏维埃政府实际用到的铁丝网加起来，就可以轻易看出为什么在斯摩棱斯克或鄂本斯克的店舖里头买不到锄头或铁鎚，更不用说是刀子和汤匙了：就是没做这种东西，因为必要的金属原料都拿去做铁刺网了，而这还没有告一段落！毕竟数以吨计的铁丝是得用船只、直升机、骆驼、狗队运送到帝国最远、最难以抵达的角落，然后还得卸下、捲开、切割和松绑，很容易就想像得到边界守卫的指挥官、古拉格营区的指挥官、接下来还有典狱长不断发出那些要求要更多吨铁刺网的电话、电报和邮件来催促，想像得到万一碰上中央仓库存货不足时，要建立存货补给是多么的痛苦；也很容易就想像得到那几千个分派在帝国整片领土上的委员会和控制小组，以确认一切都确实围住了，确认围墙够高也够厚，可以细细密密的纠结与编织，甚至一只老鼠也挤不过去；也很容易想像莫斯科官员打给他们乡间属下的电话，那是以诸如：「你真的有用铁丝好好围起来了？」的问题，表达持续警戒及关切为特色的电话。所以相较于拿去为自己盖房子和医院，相较于维修持续恶化的污水处理和电力系统，人们（幸好不是每个人！）经年忙着用铁丝网从内在与外在、在当地与全国，围住了他们的帝国。
伟大旅程的念头源自于读到改革新闻的途中，消息几乎全部来自莫斯科。就算是发生在一个远如哈巴罗夫斯克之地的相关事件，仍然会註明「莫斯科」，我的记者魂会为此产生反感，碰上这样的时刻，我就会被哈巴罗夫斯克所吸引；想要亲自过去一探究竟，这个诱惑更强之处在于即便我对帝国的知识甚微，依然可以感受到莫斯科和国内其他地方（尽管不是所有的一切）是多么的不同，还有这超级势力的广大区域（即使对莫斯科的居民而言）依旧是个极度未知的领域。
但我立刻心生疑虑，在莫斯科之外搜寻改革新思维是对的吗？我刚读了一本新书，着名的歷史学者纳森·艾德曼（Nathan Ejdelman）所写，在一九八九年初出版的《俄罗斯高层的革命》（Revolution from the Top in Russia），作者视改革新思维只是俄罗斯歷史一连串转捩点的另一个而已，并且提醒我们这国家所有的转捩点、革命、动盪和突破会出现，都源自于沙皇的意志、总书记的意志、克里姆林宫或者圣彼得堡的意志，艾德曼说俄罗斯国家的活力一直都不是花在一般民众个别的主动权上，而是花在实行菁英份子的意思上。
那些文章字里行间都传达着这样的讯息：看克里姆林宫的意思，那里能够容忍多久，改革就会延续多久。
所以，要是一个人想要了解风向与强度，最直接的作法，或许是到莫斯科去，接近克里姆林宫，观察安置在墙内的地震仪、温度计、气压计和风向标？克里姆林宫总是让我想到气象学，在那里往往能收集到比在歷史与哲学的十字路口更多的知识。
一九八九年秋天是我与帝国分别多年之后的首度重逢，上一次来是在二十多年前布里兹涅夫时代刚开始时，史达林时代，赫鲁雪夫时代，布里兹涅夫时代，在那之前是彼得一世的时代、凯萨琳二世的时代、亚歷山大三世的时代。除了这里，世上还有哪个国家统治角色的个性特徵、狂热和恐怖，会在国家的歷史、过程、上升与下降上留下那么深刻的烙印？因此俄罗斯本身和世界各地才会那么专注在歷代沙皇及总书记的情绪、消沉和任性上，大家多么倚重这个啊！（密茨凯维奇论尼古拉一世：『沙皇一惊讶，圣彼得堡的居民就恐惧的发抖，/沙皇生气，他的弄臣吓到死掉；军队开拔，其神和信仰/是沙皇。沙皇生气：让我们死吧，我们会取悦沙皇！』）
纵观俄罗斯的歷史会发现，几世纪以来，在字面上，沙皇都被当成是神，一直到十九世纪才有沙皇下令，将沙皇的画像从东正教的教堂中取下来，沙皇下令！没有沙皇的命令，可没有人的胆子会大到去碰这样的画像，或者说是圣像，就算是巴枯宁那个无政府主义者和破坏份子、激进份子及炸药份子，也称沙皇为「俄罗斯基督」，而就如沙皇是神的教皇一样，列宁和史达林也是世界共产主义的教皇，一直到史达林死后，才开始了与全能之神统治的宗教分离的缓慢过程，世俗化之外，还佐以渐进的全能腐蚀；布里兹涅夫对此发出抱怨。一九六八年秋天想要在捷克斯洛伐克改造制度的杜布切克和他的人民，结果引来苏联的坦克车，辗上他们的头，布里兹涅夫因而悲嘆道：「你以为你权力在握，就可以为所欲为，但那是个重大的错误！就连我也不能为所欲为，在我希望成真的事情当中，成功的比例可能只有三分之一而已。」（《来自东方的冰雪》〔The Frost from the East〕，日德尼克·慕尼拿）
就这样，我来到机场的护照管制前，小小窗口里是守卫边界的年轻军人，开始检查护照，细看、研究，不过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搜寻照片，有了！军人看着照片，然后看我，看照片，又马上看我，看照片又看我，他觉得有什么看起来不太对劲。「把眼镜拿下来！」他下令，看看照片，看看我，看照片，再看我，但我看得出来摘下眼镜后，现在看起来更不对了。我看得出他淡色眼眸中的专注，感觉得到他的心思开始狂热的运转起来，我想我知道此刻这颗心正致力于什么，正在搜寻敌人，敌人额头上可没有盖上印记；正好相反，敌人是戴着面具的，所以诀窍在于剥下他的面具。我眼前这位军人和他数千位同僚在学校就是接受这项技巧的训练；中士说，你们这里有一百张照片，其中有一个是间谍，谁猜得到是哪一个，可以有一个礼拜的假期。男孩们认真的看了又看；额头冒出汗水来，一个礼拜的假期耶！
这个？或是这一个？不，不是这一个，这看起来像个正派的人，所以你以为间谍的头上有长角吗？间谍看起来有可能像正常人，甚至还可能有和蔼的微笑！他们当然没猜对，因为在千百个选择当中没有一个间谍，现在已经没有间谍了，没有了吗？想像得出来一个没有间谍的世界吗？军人的心思运作、捜寻、穿透，有件事是肯定的，间谍不计任何代价的想要进来这里，渗透及突破进来，唯一的问题是，在每张都耐心等待自己这双小心警戒的苍白眼眸巡弋到他脸上的几十个人当中，他是哪一个？有人说冷战已经不存在了，但其实还在，就在照片和脸庞的来回凝视，在持续及锐利的瞪视，在谨慎而狐疑的瞥视，在最后到底要拿我们怎么办的焦虑和犹豫不定里。
拿破崙所见的莫斯科
莫斯科的景象令夏多布利昂（Chateaubriand）为之着迷，他是《超越坟墓回忆录》（Memoirs form Beyond the Tomb）一书的作者，陪同波拿巴踏上往莫斯科的远征。一八一二年九月，法国军队抵达了这座大城：
拿破崙骑马出现在前锋附近，又越过一个高地；它围绕着莫斯科，就像蒙马特围绕着巴黎，并且称之为宣誓效忠之丘，因为俄罗斯人会在看到圣城身影时，跟看到耶路撒冷的朝圣者一样，就地祈祷，如同斯拉夫诗人所说，黄金圆顶的莫斯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两百九十五座教堂，一千五百座宫殿，覆盖着雕刻木头的房屋，黄的、绿的、粉红的，只缺柏树和博斯普鲁斯而已。覆盖着发亮和油漆铁片的克里姆林宫是这整体的一部分，莫斯科河流过砖头和大理石盖成的优美别墅，围绕在松树林园之中，那相等于棕榈的天空，就连威尼斯在亚得里亚海上的辉煌时代也不会更加灿烂……莫斯科！莫斯科！我们的士兵大叫着开始鼓掌。
「因为俄罗斯人会在看到圣城时，跟看到耶路撒冷的朝圣者一样，就地祈祷。」
是的，因为对他们而言，莫斯科就是一座圣城，是世界的首都，是第三罗马帝国，这个见解是十六世纪由普斯柯夫（Pskov）的贤人和远见者菲洛修斯所提出的。「两个罗马帝国已经殡落（彼得和拜占庭），」他在写给同时代的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的信中说：「第三罗马（莫斯科）矗立，不会再有第四个了，」他向大公断言，莫斯科是歷史的尽头，人类在地球上漫游的终点，通往天堂的入口。
俄罗斯人深信不疑，而且是狂热的相信。
拿破崙在一八一二年九月午后阳光下所见的莫斯科已不復存在，俄罗斯人隔天就把它给烧掉，迫使法国回头，稍后，莫斯科又烧了好几次。「我们的城市，」屠格涅夫在某处写道：「每五年烧一次。」那是可以理解的：俄罗斯的建筑材料是木头，因为到处都是森林，木头便宜，用木头可以很快就盖好一栋房子。尤有甚者，木墙具备良好的保温效果。可是一旦失火，就会烧个精光，包括整座城市，俄罗斯城的居民总是几千名又几千名的死于火海之中。
只有用砖头和石头打造出来的教堂和贵族宫殿有机会存活下来，但在俄罗斯实在罕见那种奢华的建筑，因此布尔什维克党人毁坏东正教教堂的举动不但是和宗教的战斗，也是对过去、对全部歷史的唯一遗留物的摧毁，只留下了废墟，形成黑洞。
改革获胜！
尝试把老莫斯科永远摧毁掉，毁掉那个现在只能在米哈伊尔·品莱耶夫（Mikhail Pilayev）的画中看到旧莫斯科的人，是史达林。
与年代或国家无关，所有的独裁者都有个共通的特性：他们什么都懂，是一切的专家，格达费和希奥塞古，伊迪·阿敏和阿尔弗雷多·史托斯纳尔，全部具备毫无止尽的深度与智慧。史达林是歷史、经济、诗歌和语言学的专家，结果显示，他也是建筑的专家。一九三四年，也就是在一次恐怖的净化，以及下一次更恐怖的净化之间，他授衔重建莫斯科，记录虔诚的说他奉献了许多时间和关注，新莫斯科在外观上要显示出以下的时代特徵：胜利、权力、巨大、权势、严肃、广阔、神圣不可侵犯（引自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号《哲学问题》〔Voprosy filosofii〕期刊，作者是E.V席多林〔E.V.Sidorin〕）。他们精力充沛的开工，炸药、十字斧和推土机开始运作，把原本住在美丽的中产阶级公寓里的好几万人，赶到帐篷或者贫民区去。老莫斯科从地球表面消失，原地浮现笨重、单调却有力的建筑物，那是新权势的象徵。幸运的是，一如确切社会主义下常见的例子，失序、懒惰和缺乏工具让城市这一块躲掉了被彻底毁灭的命运。
如同我所说的，几条老街、旧房子和小公寓被保存了下来，无人闻问，是的；破破烂烂又覆盖着苔藓，也是。但它们还在，还矗立在那里，只要稍加努力，就想像得出来这里曾是个舒适的现代化城市，一个人可以随意挑个小门廊坐下来，挑张树下的小板凳坐下来喘口气，走进一家小客栈、小酒馆或者小酒吧放松一下，温暖一下身子，喝杯茶或白兰地，今天的莫斯科却完全没有那样的东西！我已经在这城市走了好几个钟头，却无处可去，几间餐厅不是关着，就是有老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模样的人站在前头，就等着捉住你的衣领，把你丢到交通繁忙、车来车往的街道中心去。尤有甚者，靴子里的袜子已经扭曲到我没有办法再继续往前走；我一定要整理一下。可是哪里可以坐下来？在下着雨雪的莫斯科深秋里，当一个人走在街上，没有家或旅馆（家或旅馆都太远了），而且剩下的地方只有结冻的泥泞时，哪里还可以坐下来？
这样走过古老莫斯科的街道时，我突然开始明白了二十世纪的大事件，也就是十月革命的意义，众所皆知，这场革命也改变了人类的歷史。我注意到搭盖在这些房子和小公寓的一楼，在很久很久以前是商店、工坊、小餐馆和咖啡馆的舖位，这可以从展示窗、阶梯、门的形式和广阔的内部空间获得印证，这里曾鼓动着商业化、喧嚣和欢乐的老旧莫斯科心脏，曾有一群群人经过街道，洋溢着多彩、吵闹、拥挤和异国的风情，今天走过同样的这些街道，却只剩一片空盪死寂。我本能的看着展示窗，每一户里头都摆着桌子，没有柜檯或棚架，没有百货或布料，只有破烂程度不一的桌子，而且桌子还紧紧塞在一起，拥挤不堪，像是强迫使然，差不多是层层堆积，如军营里头的舖位床一样。针对这件事、这必要的主题进行过多少次讨论，举办过多少次会议，耗费多少的深思熟虑，只为了确认哪里还挤得进一张桌子吗？（透过展示窗可见）那些桌上堆着调查、表格和问卷，以及到处都是的茶杯。
机智经常出现在最简单的事物上，我现在走过的街道便印证了这个事实，带给布尔什维克党人胜利的策略包含了驱逐和剥削商人（依照商业法则自我指导的独立个体），并派遣职员，也就是温顺服从当局的工具到他们店里去，柜檯后的人换成了原本坐在办公桌后的人：革命大胜。
莫斯科，即便是广大无垠的老莫斯科，房子和街道均无尽头，甚至可以把所有的集中营都盖在里头，而它仍显空旷和整齐，是这样的空旷成为城市突出的特徵。正如同身在世上每一座庞大城市里一样，不管要到哪里去，都必须不断的走，或者搭好几小时的地铁、巴士和计程车，这对住在首都中心周围广大新区域的那些人特别麻烦，但这些问题打不退任何人，人人都想住在莫斯科，城里人口约在千万之间，另外还有千万人每天过来工作和购物。莫斯科作家弗拉基米尔·索罗金称他的街坊邻居（事实上就是住在俄罗斯城市的一般居民）为城市乡巴佬，这些人是社会学现象。以前他们离开了村落，现在回不去了：村子不在了，被集体农场毁灭及取代，但是这些人持续着一种记忆，一定的习惯和反应，自相矛盾的是，俄罗斯村落的精神不是在广阔的窝瓦河流域存活下来，而是在莫斯科新区：在别利亚耶夫（Bielayev）、梅德韦德科夫（Miedviedkov）、加里亚诺沃（Golianov）每一栋都是几十层高的摩天大楼里，而且要到其中任何一个地方去都不太容易。尤其到了晚上，要是一个人不是熟门熟路的话，根本就找不到路。莫斯科计程车司机对这情况发展出的幽默小调之一是：
我会带你到冻原，
甚至到伊万诺沃，
我会带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只是不到加里亚诺沃（梅德韦德科夫、巴博罗夫等等）。
一九八九年末到莫斯科是进入了一个被激增、放肆的言论所统治的世界，在噤声、沉默和监禁多年后，水库爆发了，狂暴、强力、遍佈的言语激流淹没了一切。俄罗斯的知识份子再度（或者说是首度）发挥本性，无止无尽、不屈不挠、激情狂热的讨论，他们多爱做这件事啊，给他们的感觉多棒啊！不管在何处，只要有人发表某些讨论，马上有无数的群众集结过来，讨论的主题五花八门，什么都可以，但比较偏爱的，当然是过去，所以说呢，列宁如何，杜思妥也夫斯基如何，布哈林如何呢？诗人和政治人物一样重要，曼德尔施塔姆是因为飢饿死于集中营，或者是传染病的结果，谁该为西维塔叶夫（Cvietayev）的自杀负责，这些议题可以辩上好几个钟头，直到天亮。
但更多的时间是花在电视机前，看最高苏维埃会议日夜不停的转播。剧增政治狂热的情况拜几个因素同时发生所赐，首先，这里的最高阶政治权力，几世纪以来都被一种密闭、近乎神祕的秘密所包围，人民的生死完全由领导者决定，但这些人却永远无法亲眼见到领导人，然后突然间，他们竟然来到了眼前，领导者生气了，在挥舞手臂时扯歪了领带，竖起了耳朵。第二，随着最高议院的审议过程，他们第一次有了参与重要事件的感觉。
终于，改革和这国家的电视扩张一致，电视造成的改革，是帝国史上其它事件未曾有过的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