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三级会议

路易十六最终认识到，所有直属政府机关都在按部就班地牵制他，贵族与巴黎高等法院将对他的求助坐视不理。1788年8月2日，他决定越过贵族与巴黎高等法院举行三级会议（étatsgénéraux），希望通过在凡尔赛召开的会议帮助自己度过财政（与政治）危机。这个议会组织如此命名的原因在于它代表全体法国人，而法国人在名义上又分属于三个等级分明的阶层：第一等级为神职人员，其次是贵族，平民则处于最底层，属于第三等级。 [10] 三级会议是被长期忽视的国家顾问机构，它历史悠久，早在近500年前的1302年就已设立；三级会议鲜有召开，其职能既不确定，亦不可靠。近百余年来，由于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唯我独尊的威权与高度集中的权力，三级会议实际上已遭废弃，175年间从未召开，上一次举行还是路易十三（路易十六的曾曾曾曾祖父）统治的初期—1614年，庆祝他的13岁生日。这一时间点意义重大，因为路易十三后来明确推行了绝对王权的政策，而路易十四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这一政策，宏伟壮丽的凡尔赛宫长久以来的辉煌气派足以佐证。

到1788年，形势完全不同往日，纵然路易十六在凡尔赛宫过着与世俗隔绝的富足生活，但他绝未真正承续“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气魄。路易十六生于1754年，1770年迎娶奥地利大公的妹妹玛丽·安托瓦内特。他当时是年仅15岁的王储，而她不过14岁。安托瓦内特经过几年方才怀孕，这招来许多不怀好意的流言与臆测。1774年，路易十六继承王位；1778年12月19日，玛丽·安托瓦内特产下了长女玛丽·特蕾莎，这是四个孩子中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比父母长寿的孩子。 [11]

当年34岁的路易十六大腹便便，一如之前的虔诚，懦弱胆怯且优柔寡断。他满怀善意，却无力抵制妻子轻佻阴险的随从的干预。他不再大言不惭地信守专制主义，转而谦逊地乞求“忠实的臣民”帮助他“克服本王在我国财政状况上碰到的所有困难……并且让我们体察到国民的愿望与怨言” [12] 。

路易十六提到的“愿望与怨言”暗指一种古老的传统，即召开三级会议理应随附法国全境所有选区各代表团提交的陈情书。这些陈情书由三个等级中每个等级的地方代表拟定：在每一辖区（bailliage），神职人员举行会面，共同起草陈情书；贵族亦然。由于平民人数远超神职人员与贵族，他们的起草流程稍显复杂：每个教区需草拟一份初稿，然后由辖区一级进行修订整理。

很多情况下，既出于方便考虑，也无疑是出于忧虑和盲目因袭的原因，代表团借助各类陈情书模板撰写书面报告。这些模板唾手可得，广为流传。部分教区借鉴了两份甚至多份模板，例如，学者们已经在南锡辖区的陈情书中辨认出11份模板的痕迹。在乡村地区，人们往往只得依靠这些模板，因为多数人既不会读，也不会写。这一起草整理的过程催生了60000份陈情书，数量着实惊人，托克维尔后来称这是“古老法国社会的遗嘱，是其愿望的至高表现，亦是其最终意志的真实反映” [13] 。

这些陈情书频繁表现出对财政赤字的震惊，并普遍质疑国王管理公共财政的专断权力。引人侧目的是，三个等级不约而同地赞成这一提议：引入解决金融危机的方案之前，三级会议应当坚决要求制定宪法。

平民拟定的陈情书自然切合当地实际情况，囊括种种不同意见，但也有些相近的主旨：强烈的君主情结，对国王身为一国之君的信任，改善生活条件的普遍愿望，以及对时灵时不灵的政治体制运行模式的诸多指责。尤其是，平民广泛要求简化司法制度，甚或改革和减轻赋税制度。

第三等级对徭役制度极为不满，这是一种强加于最低等级的社区职责（通常以体力劳动的形式），主要目的是维护道路。然而，更令他们愤愤不平的是贵族垄断狩猎权，强加给他们有偿使用贵族磨坊和面包烤炉的义务，并且贵族还手握行使当地领主审判权的权力。一般而言，第三等级希望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审判不含歧视性，赋税制度也一视同仁—不再豁免贵族和神职人员的税赋，以免这些苛捐杂税大多落到第三等级的头上。

话虽如此，但显而易见的是，收集平民陈情书的制度—首先由教区一级起草，再交由辖区一级修订整理—导致了有政治倾向性的筛选，因此定稿更为强调社会上层要员的意见，顾及农场主而非农场工人，顾及大师工匠而非其雇佣的熟练小工。但是，人们都普遍而强烈地要求制定更为平等的赋税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就这些陈情书而言，平民对自己须向当地领主或地主缴纳的各种半封建性质的税费意见不一。几乎所有人都质疑其中某一种税费，可很少有人要求全盘颠覆整个制度。更引人注目的是，根据后来发生的事件可知，贵族与第三等级都曾在多份陈情书中主张充分利用教会资产，或减轻国家债务，或缓解贫困危机。这一切促使各方要求制定宪法，限制国王权力，建立国家代议制，赋予他们征税与制定法律的权利。

因此，三级会议的召开并未解决国王的财政危机，反而直接导致了革命的爆发，因为陈情书最常提及的首要问题是政治合法性这一不可回避的议题。

正如上文所提，在巴黎设有一个机构—高等法院，实际上还有十多个次一级的高等法院，位于法国全境各省。它们不像英国下议院和美国国会那样通过民主选举产生，而是处于司法系统的最顶端。具体而言，巴黎高等法院的一大任务便是记录并在某种意义上对国王的政策举措签署意见。如果高等法院认为王室的举措同其他法律原则存在冲突，则有权发声反对；它时常声称这一职能赋予了它一定程度的民主合法性，就好像它代表全体国民。然而所有人都清楚，巴黎高等法院是特权与财富的权势机构，是律师的天堂，正在崛起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能够通过这个平台获得穿袍贵族的特权地位，同宫廷中世袭的佩剑贵族分庭抗礼。因此，高等法院自称拥有民主政治合法性，但这一点并未得到认可。

相比之下，三级会议由选举产生，因而可以宣称自己代表全体国民。按照传统，这三个等级应当分别开会、辩论以及投票，而且每个等级都有一个规模大致相当的代表团。即令平民等级代表了大约98%的人口，但神职人员与贵族这两个特权等级往往投票争取己方特权，否决平民提议，这是必然的结果。

在选举代表的前几个月，此项安排公平与否是政治辩论的主要议题。令人惊讶的是，1788年12月，路易十六竟然被生于日内瓦新教家庭的银行家雅克·内克尔说服。内克尔当时担任财政总监，提出第三等级代表团的人数应是其他两个等级代表团的两倍。这似乎意味着只要平民票往一处投，他们就不会轻易地被另外两个特权等级以多数票否决。但是，国王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核心问题：这三个等级是各自单独开会投票，并遵循古老的封建传统，仍然给予特权阶级额外关照，还是同处一室开会投票，从而使第三等级投票否决其他两个等级的代表成为可能。

国王已经在迈向更为民主的代议制度上走了一半，却半途而废，这件事很典型。受过教育的第三等级人士将这个不靠谱的折中方案视作严重的挑衅行为，继而在1788年下半年出版了大量颇有争议的小册子。

许多小册子的作者都是胸怀抱负的政治活动家，其中有些人后来声名鹊起。名声最大、令人满腔愤慨者当属第三等级的代表奥诺雷·加百列·里克蒂，即米拉波伯爵。维克多·雨果后来描述称他是“令人难忘且振奋人心的其貌不扬之人”，他因童年时期感染天花留下了伤疤而惨遭毁容。青年时代，他是反政府主义者、浪荡者、决斗者以及疯狂的冒险家，可在革命早期却成为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以其深受欢迎的雄辩而广为人知。他曾自称：“我只要一甩动那鬃毛般的骇人头发，就没有人敢打断我！”

1749年，米拉波生于贵族世家，其父是米拉波侯爵维克托·里克蒂，原籍普罗旺斯大区，具体位于巴黎南部卢瓦雷省的勒比尼翁。他17岁时加入骑兵团，但不久之后做了不甚光彩的劣行败迹，被父亲囚禁于雷岛。获释后，他迅速晋升为上尉，没过多久却离开军队，开始了冒险放荡、伤风败俗的生活。他娶了一位富有的女继承人为妻，之后却与妻子的家族反目成仇，最终以一场备受关注的官司收场。后来，他还有过一段骇人听闻的经历，同胞妹保持近乎乱伦的关系，事发后被迫逃亡。此后的15年中，父亲经常以王印文书（lettres decachet） [14] 追捕他，他因而多次遭到囚禁。他逃出其中一座监狱茹堡，同迷人的苏菲·德·莫尼耶私奔，她是一位高级法官的年轻妻子；他因此被控绑架与诱奸，应判死刑，于是不得不逃到国外，先后踏上瑞士与德国的领土，最后在荷兰落脚，并在此获得公民身份，靠为当地书商写作谋生。1777年，28岁的他被父亲引渡回法国，在万塞讷的监狱被羁押了3年。他在这里遇见了萨德侯爵，但对此人厌恶至极，转而撰写了很多书籍，包括《王印文书与国家监狱》，以此猛烈而巧妙地抨击法国当时专横且不公的刑罚制度。

米拉波早已结识年轻的神父佩里戈尔，佩里戈尔是未来的塔列朗亲王，他在巴黎将米拉波引入上流社会，将其介绍给达官显贵。出狱不久，米拉波结交了一批未来的革命者。1782年，他在纳沙泰尔见到了因日内瓦政治动荡而流亡海外的银行家埃蒂安·克拉维耶；1784年，他在巴黎结识了雅克·布里索和乔治·丹东；他还在巴黎与新近独立的美国的代表本杰明·富兰克林一同工作。1788年，他联合布里索、克拉维耶、孔多塞 [15] 等人创建了“黑人之友”协会，以废除奴隶制度。

国王召开三级会议时，米拉波立刻设法取得代表身份，但其所属的贵族阶层不需要他；1789年2月8日，贵族代表组成的议会投票将他拒之门外。米拉波随后向第三等级靠拢，出版了小册子《诉诸普罗旺斯人民》（L’appelàlanationproven?ale），他在书中声称自己致力于为第三等级争取权益，反对贵族享有特权，这帮助他成功当选为普罗旺斯大区艾克斯地区第三等级的代表，并以此身份出席三级会议。

1789年1月，40岁的神父埃马纽埃尔-约瑟夫·西耶斯出版了最有影响力的革命小册子。作为神父，西耶斯属于神职人员，但不是彻头彻尾的牧师；诚然，他在教廷担任过几任要职，并于1783年在沙特尔大教堂任咏礼司铎。数年教会生涯，让他得以同日后的巴黎市长热罗姆·佩蒂翁亲如手足，并结交了米拉波的朋友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尔。佩里戈尔此时是欧坦教区主教，也是神职人员当中积极倡导改革的人之一。1788年夏，西耶斯被要求编辑一本由奥尔良公爵的秘书皮埃尔·肖代洛·德拉克洛［有伤风化但大获成功的长篇小说《危险的关系》（Lesliaisons dangereuses）一书的作者］ [16] 撰写的小册子。他在编辑过程中大受鼓舞，于是决定自己写一本小册子，并于1789年1月发表了标题耸人听闻的小册子—《第三等级是什么？》。

西耶斯在小册子的开篇提出了三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第三等级是什么？是一切。

迄今为止，第三等级在政治秩序中的地位是什么？什么也不是。

第三等级要求什么？要求取得某种地位。 [17]

西耶斯继而明确表示第三等级是“整个国家”，而贵族与这个国家格格不入：首先，原则上它并非发端于人民；其次，由于其自身性质，它不捍卫普遍利益，仅捍卫私人利益。

西耶斯的小册子立刻在政界引起轩然大波。最初几周，拢共卖出3万多本，随后连印三版。米拉波感谢西耶斯给自己寄来一本，附言道：“这么看来，法国至少有一位大丈夫。”拉法耶特侯爵 [18] 断言西耶斯的小册子“在所有发表的著述中”数一数二。

从三级会议开始，西耶斯批驳贵族特权的檄文几乎立刻在大革命的第一阶段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革命势头日渐高涨，革命派的领袖很快与神职人员和教会为敌，最后也与国王反目。革命最初的主旋律是批判贵族及其享有的半封建性质的特权，但正是西耶斯的小册子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第一阶段的焦点问题。

在18世纪，法国的人口数量增加了约35%，接近2800万人，是当时西欧人口最多的国家。唯一可与之匹敌的国家是东面的俄国，那里可能有3000万人。相比之下，英国仅有800万至1000万人，普鲁士则更少，只有600万。然而，法国的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速率不成正比，工资水平也未跟上物价上涨的步伐，结果导致大量人口经常处于经济困难之中，粮食减产，人们食不果腹。18世纪80年代的数年间，寒冬漫漫，夏季多雨，庄稼歉收，贫穷和饥饿的情势更加严峻。

大多数普通法国人仍然生活在乡村，他们遭受贫穷与饥饿的影响最大，但法国正在发生变化，政治重心正从乡村转移到城镇。在基本上以乡村为主的社会，贵族享有半封建性质的特权或许有章可循，尚可接受，但在社会与经济活动形式愈发现代化的国家，伴随着新兴中产阶级的壮大、城镇数量的增长与城市生活的发展，贵族的特权日益不为民众所接受。未来的革命者几乎全都生活在城镇，从事法律行业实质上是进行一项城市活动。

1789年2月，三级会议的选举在法国各地区开始。所有贵族每人一票。神职人员当中，主教和教区牧师（curés）也每人一票，但每座修道院的隐修院全体修士只有一票。第三等级中，投票仅限于纳税达到一定数额者，这立刻将大部分家庭排除在外，而且投票分几个阶段进行，又进一步削减了平民代表的数量。

选举过程稍显混乱，我们不清楚参选代表的确切人数，但是总体情况很明朗：神职人员代表团有291人，贵族代表团有285人，第三等级代表团则有578人。 [19] 神职人员代表团包括46名主教，占据主导地位的却是206名教区牧师，他们大多和教区居民一样贫穷，同样反对等级特权的原则，而高级神职人员多数非富即贵，隶属特权阶层，尽管其中某些人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者，譬如塔列朗。1754年，塔列朗出生于巴黎的某个名门世家。鉴于出身，他本可选择从军，但因畸形足致残，转而投身教廷，即便缺乏宗教使命感。通过担任兰斯大主教的叔叔的帮助，他在1788年奉命出任欧坦教区主教一职，时年34岁。虽然同代人大多瞧不起他，可事实证明，他是最善于生存的人之一，在历史上比罗伯斯庇尔与恐怖统治、拿破仑与法兰西帝国都存在得更久，至1838年他才去世，享年84岁。

1789年5月，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召开，正式的安排似乎意在凸显对第三等级的歧视。5月2日，国王分别会见了三个等级的代表，第三等级的代表被迫等待三小时才得以向国王鞠躬致敬。5月4日，代表们在圣路易教堂参加了礼拜仪式，可第三等级代表再次蒙受羞辱：贵族身着金色长袍，上层神职人员身披红色或紫罗兰色斗篷，第三等级却被要求穿上黑衣，类似死后在葬礼上的着装；神职人员和贵族的座位事先被划分好，第三等级却必须争先恐后地抢座位。

三级会议的首场正式会议在凡尔赛的欢乐菜单公馆举行。这里大厅面积开阔，距凡尔赛宫不远，通常用于为宫廷戏剧演出制作布景道具以及储放运动器材，比如老式网球（Jeudepaume） [20] 所需的器材。

代表点名的过程冗长而烦琐。由于内克尔与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约瑟夫的到来，现场响起了掌声，鼓掌者多是第三等级。奥尔良公爵是国王路易十六的堂兄，也是法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但他以自由主义的观点闻名，更以在其位于巴黎的富丽堂皇的家—皇家宫殿—而名贯法国。该宫殿内建造了带有柱廊的花园，并在拱廊下兴办多家咖啡馆与餐厅供公众辩论或娱乐之用。就在三级会议拉开序幕前，这些咖啡馆与餐厅已然成为了人们谈论政治与发表政治演说的首选之地，而且革命一开始，这里很快就变得更受欢迎。 [21]

国王按照惯例简短致辞，全场掌声雷动，“国王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掌玺官夏尔·路易·德·巴朗坦随后也简短发言，内容同样循规蹈矩，但现场完全听不清他的声音。然后，内克尔就公共财政状况发表了长达三个小时的专题报告，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的大部分报告都是请人代读，因为他早已声嘶力竭。内克尔的报告一结束，国王当即宣布会议结束。

会议尚未讨论任何议题，尚未解决任何问题，总之，一切尚未真正开始。

其时，众人在最基本的基于程序的准备工作上僵持不下。神职人员和贵族着手分别登记他们所属等级全体代表的凭据，可第三等级拒绝进一步进行本方代表的认证工作，因为他们不接受各等级单独召开会议的原则。

认证工作的僵局持续了五周。之后在6月10日，第三等级转而采取攻势，向另两个等级提议三个等级理应同场开会，并公开表态称，这将同样适用于三个等级全体代表认证工作的阶段，大家共坐一堂。贵族拒绝了这一提议，神职人员则犹豫不决。

这轮攻势的主要领导者是让·西尔万·巴伊、米拉波、西耶斯、安托万·巴纳夫和让-约瑟夫·穆尼埃。巴伊是赫赫有名的天文学家，作为第三等级的资深代表，他于1789年6月17日成为国民议会（第三等级后来更名为国民议会）的首任议长。巴纳夫和穆尼埃来自法国东南部多菲内省首府格勒诺布尔，他俩都是才华横溢的青年律师。巴纳夫信奉新教，拥护君主立宪制，是第三等级新任领袖中最能言善辩、引人注目的人之一，也是少有的能够不打底稿就能即兴发表长篇大论者之一。米拉波作为出色的公众演说家，对巴纳夫深表钦佩，他评价道：“不可能有人比他更具真知灼见、精力充沛且谈吐优雅。”穆尼埃同样拥护强有力的君主立宪制政体，他早前靠分析三级会议的小册子为自己赢得了名声，而且当年晚些时候，他在起草《人权宣言》（Déclarationdesdroitsdel'homme）前三个条文的过程中居功至伟。

6月12日，第三等级开始点名选出了全体代表。翌日，来自普瓦图的三位教区牧师加入第三等级；6月14日，6位牧师紧随其后；6月16日，又有10人效仿。贵族、上层神职人员与国王仍然不肯让步。

6月17日，经过为期两天的辩论，第三等级的代表决定先发制人，不再深入洽谈，他们宣布就此成立国民议会，因为他们代表全国98%的人口。这个新国民议会随即宣称自己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以制定赋税政策，并将“国家的债权人置于法兰西民族荣誉和忠诚的保护之下”。换言之，他们将从国王手中夺走管控国家偿付能力的职责。大革命就此拉开帷幕。

随着这戏剧性一幕的发生，第三等级随即打破了此前宣布的原则，即在宪法出台之前，不会出面解决国王所面临的财政问题。

神职人员被第三等级的举措吓得心惊胆战。6月19日，神职人员代表团以149票赞成、137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决定加入第三等级。然而，贵族依旧不以为然，国王也是如此。

国王的若干大臣与平民步调一致，他们有时候也会称自己为平民，但以王后为首的大多数亲信都力劝国王勿对第三等级示弱。路易十六决定召开三级会议的王室特别会议，借此维护自己的权威，要求平民遵守秩序。会议定于6月22日举行。

出于现实原因考虑，会议时间被迫推迟至6月23日，欢乐菜单公馆的大厅则暂时封闭，以便筹备这一重要活动。然而，会议延期的消息并未对外公布，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致命错误。到6月20日，第三等级的代表发现大厅没有如他们所以为的那样对他们开放，于是自发地聚集到他们能够找到的开阔场地—网球场上再次召开会议。他们在那里宣誓要团结一致、绝不分裂，直至法国宪法起草完成。

第二天是周日。但是在周一，6月22日，国民议会再次召开会议，地点是圣路易圣母院的大教堂，这座教堂由路易十五于1743年建在凡尔赛的中心地带，设计者是伟大的建筑师儒勒·芒萨尔之孙雅克·阿尔杜安-芒萨尔。第三等级在此欢迎150名神职人员与两名贵族加入。然而，国王在目前定于次日举行的皇家会议上表明立场之前，第三等级并未真正有所决定，也无法作出决定。

与此同时，国王召集御前会议成员举行了三次会议，决定下一步的打算。6月19日，内克尔制定了一项行动计划，该计划获得了几位自由派同僚的同意。内克尔提出赋税制度理应一视同仁（即不应偏袒神职人员与贵族的特权而顾此失彼）；所有公职向全体公民敞开大门，包括平民；三级会议的投票根据代表的人数而定，而非根据等级而定，纵令这次照旧，但以后的会议将一改故辙。内克尔他还劝告国王切莫设法拂逆第三等级的全部要求。

6月21日，国王和御前会议否决了内克尔的计划，国王决意对第三等级的决议置之不理，坚称三级会议必须按各自的等级分别开会和投票。

两天后，在欢乐菜单公馆的大厅正式举行的皇家会议上，路易十六坦承可能会进行一些细微的改革，他表示希望特权等级认同税收平等，并接受了经协商同意基于个人自由与新闻自由征税的税收原则。但是，他并未表明对全体公民放开职业限制，并坚定地支持贵族社会传统的等级制度。事实上，他仍旧反对权利平等的原则，只接受贵族没有异议的改革。

会议行将结束时，国王说道：“诸位先生，我命令你们立刻解散，明天上午前往各等级指定的大厅，在那里继续开会。”

贵族似乎已经赢得了胜利，并打击了第三等级的雄心壮志。很多平民代表此前从未走出过自己的城镇，他们此刻面对君主，周身被等级、财富与极度奢华的贵族光辉所环绕。但是，他们毫不胆怯，继续端坐，一言不发，丝毫不理会国王下达的解散命令。

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如此描绘接下来的场景：

国王走了出来，贵族与神职人员紧随其后。平民仍然坐在那里，平静而沉默。

大司仪官(德勒-布雷泽侯爵亨利·埃夫拉尔)返回会场低声对会议主持人(巴伊)说：“先生，您没有听到国王的命令吗？”巴伊回答：“……在我看来，汇聚于此的国民不能听他差遣。” [22]

米拉波随后开始叫板:“我们因全体国民的意愿来到这里，只有武力才能驱逐我们。” [23]

这则轶事深受后人的喜爱，流传到我们这一代已有诸多版本。两天后发布的半官方性质的报纸《箴言报》上则登载了另一版本：

我们业已听闻向国王提出的愿望；而先生你无权担当国王面向三级会议的发言人，你毫无一席之地，也无权过问，更没有发言权，你没有提醒我们国王之言的资格。去告诉那些派遣你过来的人，我们依照人民的意愿来到这里，只有刺刀才能驱赶我们。 [24]

两种版本都不完全准确，因为当时现场并无速记员，但是这一平民无视国王长久以来至上权威的极富戏剧性的轶事在法国流传甚广，作为法国大革命的一大传奇代代相传。法国历史学家常将这一事件概称为“米拉波的反驳”，后世画家也经常提笔描绘这一场景。

平民代表声称代表法兰西国民，从而挑战了王权的合法性。并非所有法国人原来都有国民意识；事实上，当时大多数法国人往往对自己家乡所在的省或者更小的地方更有认同感。然而，巴伊与米拉波却在这里声称以整个法国的名义发言。

国王的权威公然遭到忤逆，但他并未回应这些人的挑战。次日，6月24日，大部分神职人员加入第三等级；一天后，又有47名贵族成员步其后尘，其中包括奥尔良公爵。

两天后，国王干脆妥协，他请求“忠诚的神职人员和忠实的贵族们”加入第三等级。在最首要也是最根本的原则问题上，第三等级赢得了胜利，既无枪林弹雨，也无残忍的暴徒，只有一群平民沉默地端坐于座席，不畏恫疑虚喝的仗势。他们只是坐在那里，陈说愿景，之后继续安坐不动。

总而言之，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并非因为大批巴黎人攻占了巴士底狱，也不是因为成群结队四处劫掠的农民间或纵火焚烧贵族们的乡间城堡（他们确实做过），而是因为国王向第三等级示弱投降。危机来临时，路易十六时代的君主专制政体犹如枯木朽株轰然倒塌。正如傅勒所言：“旧制度在倾垮之前已然枯朽。”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