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国王搬进巴黎

在《人权宣言》中，国民议会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何处置国王。

原则上他们决定主权在民，而非国王。但是，他们并未决定废黜国王，也未将法国引向共和政体；三年后，他们才走到这一步。此时正值1789年夏末，他们处境尴尬，虽然声称完全拥有国家主权，却认为需要制定新规则融合国王及其威望与民望，以此名正言顺地大展抱负。

一小撮温和的革命派认为革命操之过急。让-约瑟夫·穆尼埃领导的君主派，成员包括克雷芒-东奈公爵、皮埃尔·维克多·马鲁哀男爵，还有特罗菲姆·热拉尔男爵、拉利-托勒达勒侯爵，认为法国应仿照英国体制，拥有手握大权的国王和两院制议会。他们相信这种制度意味着赋予国王对国民议会的举措的绝对否决权。如果他们真的相信主权在民，这种立场相当吊诡；如果保留国王，他们必须为他找到合适的定位。

阿德里安·杜波尔、安托万·巴纳夫、亚历山大·德·拉梅特属于新近成立的激进的布列塔尼俱乐部（因大量创始人来自布列塔尼地区而得名），他们自称爱国者，领导着更有野心、人数甚众的革命派。这些革命者希望比君主派更进一步，他们反对给予国王任何否决权。

眼下关于宪法雏形的争论暂被搁置。革命派急于求成，他们需要国王，或者说起码他们认为需要国王来认同和批准他们近期的重要决策：推翻封建主义残余，公布《人权宣言》。后来，迄至1792年推翻君主政体，革命派才认为可以废黜国王，但在现在这个当口，他们依然坚信君主是政府合情合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最后达成了两项妥协。其一，1789年9月10日，议会进行大规模投票，最终以849票对89票反对设立第二议院。既然三个等级纳入一个国民议会是第三等级的重要成果，为什么还要设立两个机构加以拆解复旧如初呢？此外，很多人担心第二议院将成为贵族恢复特权的工具。其二，9月11日，国民议会再次进行投票，最终以673票对352票（赞成者仍占多数，但与前一天的结果相比，比重有所下降）颁布法令，规定国王只有质询权或延搁权，这些权力允许他暂缓国民议会的举措，交由至多两个立法机关商讨，或者最长延期四年。

革命派相信，或者起码希望，倘若他们投票要求国王行使质询权，国王就会做出让步。他们错了。路易十六在9月18日做出回应，拒不认同推翻封建主义制度，也不批准《人权宣言》。与此同时，他将屯扎于法国东北部的皇家兵团佛兰德斯步兵团召集到凡尔赛，该兵团预计9月23日到达。他似乎再次下定决心对付革命派，必要时将动用武力。

由于当下局势不稳，关于宪法的谈判变得更加复杂。革命派反倒深陷其中，试图全盘改变法国的政治体制。此外，巴黎人民处于极端骚动当中，同推翻巴士底狱息息相关的骚乱刺激了他们，而经济危机和不断上升的失业率进一步激怒了他们。食物短缺日趋严重，尽管当年收成甚好，但粮食尚未运抵商店，结果物资匮乏，面包店门前被挤得水泄不通，4磅重的长面包的价格已从平日的12.5苏涨到了13.5苏。

革命派一边协商拟定新宪法，一边着手改革地方政府。1789年7月，他们几乎立刻开始了行动，当时（如第四章所述）他们已经推翻了旧制度遗留的巴黎市政府，以选民委员会取而代之，西尔万·巴伊任市长，同时创立了国民自卫军。然而当年晚些时候，选民委员会作为地方政府全国性改革的一部分遭到撤销；1790年5月21日，革命派通过了重新确立巴黎市政府的法律。

这项改革为巴黎人民提供了民主政治机构，他们能够通过该机构发出呼声，不像以前那样被一味地置之不理。60个选区将选出由300人组成的市议会，其首要任务是制定该市的宪法。但是民众动乱时期举行的选举活动大大刺激了60个选区的政治活力，每个选区都开始表现得像地方自治市，兼有委员会和全体会议；这催生了民众领袖的出现，比如冉冉升起的革命派律师乔治·丹东，还有安托万·约瑟夫·桑泰尔，他既是腰缠万贯的酿酒商，又是势力强大的地方领袖。这些选区会议的热情促进了革命的雄心壮志，鼓舞他们勇于挑战市政府大厦的权威，斥责任何束手束脚的让步行为。

1790年春，随着市政选举的举行，巴黎的民间动荡日见激涨，其时60个选区在5月21日重组为48个选区，每个选区都选出了议会。巴黎市议会，即巴黎公社，此时由144名议员组成，每个选区选送三名代表。这些选区的议会从一开始就时常开会讨论时事政治问题，有些议会每10天举行一次座谈。随后在一年日益高涨的政治动乱中，各选区愈发活跃，其中不少形成了常设会议。（“常设会议”是大革命时期的用语，意指他们有权按选区意愿例行会面，无需征得上级机关许可。）原则上，这些选区隶属于公社，可他们很快下定决心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行使自己的话语权。但是巴黎公社手握大权，远不止于简单地管理市政事务。公社有权监管首都的食品供应，理论上还可以为商店中售卖的食品定价；它有权调动国民自卫军，下达戒严令。

因为大量针对三级会议的政论报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民众骚乱和政治辩论日益如火如荼。新一波小册子作者中最能言善辩者当属卡米耶·德穆兰，他是一位29岁的辩护律师，待在咖啡馆的时间远多于法庭，而且在奥尔良公爵的巴黎府邸—皇家宫殿的花园里，他会站上桌子慷慨激昂地发表煽动性的演说鼓动群众。1789年7月，国王罢免内克尔后，德穆兰是煽惑巴黎民众反对宫廷的人之一，他还参与了“征服”巴士底狱的行动。他的小册子《自由法国》和《巴黎灯塔演讲词》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而他当年晚些时候发行的小报《法兰西和布拉班特革命报》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让他成为宫廷最畏惧的小册子作者。

另一位崭露头角的明星记者是让-保尔·马拉，他是一名瑞士籍医生，一度雄心勃勃地渴望成为医学科学家，但由于未能赢得科学界的尊重而愤恨不平。1789年9月，他出版了带有强烈民粹主义的报纸《人民之友报》。德穆兰当即提出要为这份报纸出力，马拉却无情地拒绝：“老鹰向来独来独往，唯有火鸡抱成一团。” [28]

因此，革命派于1789年秋季着手起草宪法时，他们愈发意识到巴黎民众也盼望拥有发言权。革命派中的保守分子认为宪法必须源自法国源远流长的历史，因此君主不可或缺。对激进派而言，法国的政治体制并非自然的或固有的，他们认为眼前的任务是从头开始构建全新的政治体制。1789年1月，革命早期激进派的知识领袖埃马纽埃尔·西耶斯出版了开创性的小册子《第三等级是什么？》，他在书中认为考证所有的宪政制度之后，最终的政治现实就是国民。“国民先于一切而存在，它是一切的本原。国民的意志永远合法，它就是法律本身。” [29] 大多数革命者都希望保留君主政体，譬如所有保守分子都是如此，但对多数人而言，这只关乎政治上的便利，而非内在的需要。西耶斯的激进主义直接体现于《人权宣言》中，其第三条指出“整个主权的本原根本上乃存在于国民。任何团体或任何个人皆不得行使国民所未明确授予的权力”。

1789年10月1日，国民议会要求国王接受《人权宣言》和已获通过的宪法条文，但路易十六起初未批准《人权宣言》。他说：“其中包含适宜指导你们工作的箴言，但其原则窒碍难行，见仁见智，不易理解，除非这些原则的真正含义依法固定，而它们正式作为法律的首要依据。”他继续指出自己“认可”但不“接受”目前的宪法条文，并提出了明确的保留意见：宪法一经拟定，应当保留君主掌握的行政权及附属的所有特权。他似乎威胁要否决《人权宣言》和未来的宪法。

很多议员无法接受路易十六的答复，其中包括来自阿拉斯的初露锋芒的年轻律师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他说：“国王的答复不仅贻害宪法，而且损害了国民享有宪法的权利。任何强加条款于宪法者将有权阻碍宪法，他将个人意志置于国民权利之上。”这一厉声反驳立刻使罗伯斯庇尔从民众中脱颖而出。他和大多议员一样都是政坛新人。他冷漠、谨慎而且孤僻，不是天生的演讲者，但他迅速在革命派中确立了领袖地位。他的观点得到了另一位重要的左翼议员热罗姆·佩蒂翁的支持。后来成为巴黎市长的佩蒂翁说：“据说国王与国民之间存在社会契约。我不认同。国王只能依照国民交予他的法律管理国家。”来自图卢兹的律师贝特朗·巴雷尔说《人权宣言》不必经过国王的批准。议员们随后委托现任议长让-约瑟夫·穆尼埃去请求国王接受《人权宣言》，并采取措施改善巴黎的食品供应问题。国王一连数日始终顽固地保持沉默，不但不作回应，反而将佛兰德斯步兵团调到凡尔赛。

在民情激愤与小册子推波助澜的形势下，国王调遣佛兰德斯步兵团，而步兵团已于1789年9月23日到达凡尔赛的消息传到巴黎，自然不受待见。这支部队训练有素，但是规模不大，仅有1000名士兵，路易十六调遣它的用意何在呢？当时巴黎市长与民兵司令拉法耶特可调用新征募的资产阶级国民自卫军维持秩序，这支自卫军理论上有48000人，实际上规模也达30000人，所以调度一支植根于旧制度的军队有何必要？国王打算在凡尔赛对国民议会动用武力吗？或者正如谣言所传，他准备逃往国外？

在一触即发的局势下，一切疏忽之举都可能成为导火索。10月3日，导火索出现了：巴黎民众了解到，国王手下驻凡尔赛的卫兵在两天前设宴招待了初来乍到的佛兰德斯步兵团，临宴者多次举杯致敬王室，却一次也未致敬法国民众。巴黎当前食品供应紧张，大摆宴席是严重的挑衅行为。然而最糟糕的是，据称宴会期间，作为革命标志的国民帽徽遭到踩踏，没人知道这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之举。次日，10月4日，各种风言风语在巴黎散布开来，包括人们由来已久的恐惧—某些王室和贵族密谋使平民挨饿。正是在这个时间点前后，据传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说出了惊世之语：“那就让他们吃蛋糕吧。” [30] 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她说过这句话。

10月5日，民众骚乱演变为一场叛乱。熙攘的人群聚集在市政府大厦讨要面包，他们特别要求国王提供面包。快到中午时，人群整合成浩浩荡荡的队伍，主力军是妇女，他们在狂风暴雨中徒步游行。走在队伍前头的是斯坦尼斯拉斯·马利·马亚尔，他以前是地方长官的属下，最近以“巴士底狱征服者”之一的名号而为人所知，随时准备参与革命期间的街头骚乱。他们一边前进，拖着几门大炮，挥舞着能找到的所有武器，一边兴奋地鼓动路人加入队伍。他们在傍晚到达凡尔赛时，浑身又湿又脏，队伍大约已有7000人。

就像法国大革命中发生的很多事件一样，人群如何组成游行队伍，之后又如何被领向凡尔赛，至今已成谜。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支队伍组织得井然有序，不可能是纯粹自发形成的，还有些历史学家猜测奥尔良公爵在背后支持；但我们无从知晓。

表面上，拉法耶特是统率国民自卫军的司令，但他的行为同样令人费解。游行队伍出发后，警钟（tocsin，昔日的科德利埃修道院的大钟）敲响，国民自卫军便开始集聚在市政府大厦前，等待号令。然而，拉法耶特却不见踪影，直至当日一切进展顺利，他方才现身。他显然不知如何是好，也可能是不愿意领导自卫军跟随游行队伍前进，以免遭人指责置巴黎于失守的境地。但是自卫军不甘袖手旁观，拉法耶特最终率领2万名卫兵冒雨出发，在深夜到达凡尔赛，浑身湿透，疲惫不堪。

与此同时，当天下午晚些时候，路易十六匆忙从猎场赶回凡尔赛宫。国民议会始终态度强硬，加之浩大的游行队伍近在眼前，而拉法耶特的国民自卫军据称也在风雨兼程地前进，迫于重重压力，路易十六终于妥协。当晚8点，他以书面形式通知穆尼埃，他将接受议会关于《人权宣言》和延搁权的法令。他还承诺尽力将凡尔赛所有的面包提供给民众，并下令从邻近的桑利和努瓦永等城镇调运小麦。拉法耶特最终到达凡尔赛时，某些侍臣对他的到来刻薄地评论道：“又一个克伦威尔来了！”事实证明，他可谓略带几分滑稽色彩的英雄，全身上下毫无克伦威尔的气质；他在国王面前一向毕恭毕敬，但他现在正式要求路易十六不仅得接受《人权宣言》，而且必须随他返回巴黎，国王迫不得已点头同意；如此一来，凡尔赛大游行的目的似乎全然实现了。国王上床睡觉，穆尼埃和拉法耶特亦然。

但是从巴黎游行至此的人群无处可睡，他们通宵达旦地把酒言欢、载歌载舞。10月6日清晨6点，一些示威人员攻入凡尔赛宫，有些人鸣枪示威，国王的两名侍卫丧生，头颅被挑在长矛上。最后，有人叫醒拉法耶特（记者安托万·里瓦罗尔称他为“摩耳甫斯将军”，取自古希腊睡眠之神的名字），他随即赶往凡尔赛宫平息事态，劝说国王的侍卫与革命派的国民卫兵结为朋友。国王、王后与皇太子随后站在阳台上，面对人群。人们叫嚷道：“回巴黎去！”路易十六回应道：“我的朋友们，我将携妻带子前往巴黎。良善而忠诚的子民们，我将自己最珍视的一切托付于你们的爱里。”

下午1点，礼炮奏响，国王将离开凡尔赛。一支庞大的队伍启程出发，规模多达6万人，国民自卫军的先遣队走在队伍前头，运送小麦和面粉的货运马车紧随其后，妇女和市场搬运工簇拥在周围。运粮车后面是国王的侍卫团、佛兰德斯步兵团、瑞士卫兵队和载有王室成员的皇家马车队。拉法耶特骑马紧跟车队，一些载有议员的马车队跟在他身后。熙攘的人群走在最后，反复呼喊道：“我们正把面包师、面包师的妻子和面包师的小儿子往回带。”这句话表明他们希望国王提供面包。

晚上8点，这支队伍抵达巴黎。国王在市政府大厦受到市长西尔万·巴伊的欢迎。市民友好地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仪式结束后，路易十六和家人终于在当晚10点到达了皇家杜伊勒里宫，这里是他们的新家。

国民议会的革命派得知国王将被带往巴黎时，决定前往首都，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和国王互为依存。国王和国民议会双双进驻巴黎时，他们身边以政治俱乐部为首的大多数政治机构也来到了这里。

革命初期，政治俱乐部已然草创；1789年三级会议期间，首个政治俱乐部—布列塔尼俱乐部在凡尔赛成立，它由一群来自布列塔尼的议员组建，后来其他人陆续加入。布列塔尼俱乐部目前扎根于圣奥诺雷街的雅各宾修道院；它采用了“宪法之友协会”的正式名称，但此后一直被称为“雅各宾俱乐部”，并在革命后期成为最权威的政治辩论中心。

1790年2月，国王迁入巴黎后，另一个政治俱乐部“真理之友协会”成立了，它旨在成为欧洲各地文人雅士的通信中心，并聚焦于卢梭的作品；它在皇家宫殿的圆形剧场举行了群众大会，与会者多达5000～8000人，还发行了较为激进的杂志《钢铁炮口》（意为“火炮口”或大炮）。1790年4月，丹东、马拉和德穆兰在巴黎创立了科德利埃俱乐部，其官方名称为“人权与公民权之友协会”，而其非官方名称源自位于医学院街的科德利埃修道院（方济会），他们在这里安营扎寨。科德利埃俱乐部比雅各宾俱乐部更加奉行民粹主义，其成员社会地位更低，其性质更为激进，甚或粗暴，而且它的成员经常亲身参与或间接参与巴黎所有的政治示威活动。

大多数俱乐部的名称都取自以前的天主教修道院，这并非偶然。实际原因是国民议会关闭了所有修道院，理由是社会不再需要这类尸位素餐的机构，于是修道院的地产因空置而被人征用，征用者还包括革命派的新兴团体。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大多革命者必然都曾长期在教会机构接受教育，因为教会正是提供教育之处；所以这些新住户的思维方式和他们修道院的老师与前辈的思维方式息息相通，饶有共鸣，这就不足为奇了。

从凡尔赛到巴黎的迁移是大革命的一大历史转折点，但革命派并未预见到这一转折的所有后果。实际上，国王现在是身处巴黎的囚徒，受到来自首都各界的物质上和道义上的压力，革命派和国民议会稍后也是如此。革命派起初通过国民议会的权威性与合法性基本保持对事态的绝对控制，但他们将逐渐面临来自巴黎民众的政治压力，这些压力一部分来自官方议员，例如市政府大厦的巴黎公社和48个独立选区，一部分来自受到动员的广大群众的力量。国民议会中的革命派无法料想到他们的政策将在多大程度上异化巴黎的大部分民众，所以他们无法完全预见动乱中的巴黎人将如何极端地利用新兴的地方政治机构提出要求，也无法预见这些要求将与国民议会的革命派制定的原则存在多大的冲突。

大多数情况下，最终的拍板者仍是国民议会。但是，现在出现了第二个权力中心，它能够动员街头暴民，先是反抗国王，之后再反对国民议会，这加剧了议会内部不同派系之间存在的严重分歧。结果，革命逐渐演变为这些不同派系之间以及他们与巴黎的平民力量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