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罗伯斯庇尔倒台

丹东倒台之后的三个月里，为了驾驭大革命，罗伯斯庇尔极力强化恐怖统治，并不断发声，为国家不断解体的法律制度进行辩解。最终，恐怖气氛甚嚣尘上，于是他的敌人将他推倒。

恐怖统治不断强化的同时，政府的权力也日臻集中。1794年3月和4月，罗伯斯庇尔先后赢得针对埃贝尔派和丹东派的公审，救国委员会迅速强化了对所有政治机构的控制，尤其是控制受无套裤汉直接影响的所有活动。为应对无套裤汉的需求于前一年秋天创建的革命军，与调查囤积食品的专员一样，这时都被叫停。因为两者都被认为在政治上同情埃贝尔派。政府还关闭了公众宣泄愤怒的所有通道：革命法庭接受的所有指控现在将直接来源于两个执政委员会，一开始是公安委员会，当公安委员会建立了自己的警察部门之后，是救国委员会。

1794年4月22日，是恐怖统治期间一个重要而疯狂的日子。这一天，革命法庭将两位地位显要而备受尊敬的革命者和一位旧制度下极其出色的公务员送上了断头台。

雅克·纪尧姆·图雷是一位重要的宪法律师，他在大革命的早期，在法国重新组建成83个省的过程中，以及在法国新的司法体制尤其是陪审团制度的建立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恐怖统治下，他成为犯罪嫌疑人。伊萨克·勒内·居伊·勒沙普利耶是另一位革命派律师，他的名字与《谢普雷法》一起传世，这部法律禁止组建工会，从而招致无套裤汉的憎恶。革命法庭给他定的罪名是过于平和，也就是反革命。山岳派将他送上断头台，但没有废除他的法律，他的法律继续出现在法令全书上，直到1864年。

第三位受害者是纪尧姆·克雷蒂安·德拉穆瓦尼翁·德马勒泽布，他来自法国最杰出的律师和皇家执事家族。他是个自由主义者，曾保护过启蒙时期的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逃避旧制度的审查。他的反革命罪行是在审判国王的过程中充当国王的辩护律师。

革命法庭审判的大多数嫌犯现在都被冠以阴谋的罪名。第一起是“监狱阴谋”，26名各不相干的人被指控阴谋攻击监狱并释放嫌犯。这一罪名纯属捏造，审判并未经过多长时间，从1794年4月10日开始，三天之后结束，7人被判无罪，19人被判死刑，死刑人员中包括巴黎公社的领导人皮埃尔·加斯帕尔·肖梅特；被罢免的巴黎主教让-巴蒂斯特·戈贝尔；名声败坏的将军狄龙伯爵阿瑟，他已经因为被怀疑牵连保皇党阴谋而被多次宣判缓刑；另有卡米耶的遗孀露西尔·德穆兰。

罗伯斯庇尔立即安插他的心腹、救国委员会委员克洛德·弗朗索瓦·德·帕扬顶替肖梅特，担任起义公社的领导人。当然，帕扬没有经过选举，他在新岗位上的头衔不是检察长而是全国代表。实际上，自1793年12月4日以来，法国各地当选的检察长都被清除，或者，在得到批准之后，被重新任命为全国代表，充当恐怖政权的一分子。

1794年5月10日，巴黎市长、前战争部部长、埃贝尔派领导人让·尼古拉·帕什突然被捕，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位忠诚的罗伯斯庇尔派分子、革命法庭副检察长让-巴蒂斯特·爱德华·莱斯科-弗勒里奥。起义公社被纳入全国政府的直接管辖。

罗伯斯庇尔下令关闭全国各地此前处于独立地位的辩论俱乐部。政府此前企图通过限制各区召开官方全体大会来限制无套裤汉的平民政治活动。无套裤汉则通过建立非官方的辩论俱乐部来规避这一限制，而政府做出反击，禁止了该机构。因此，1794年4月和5月，巴黎39家辩论俱乐部直接消失 [171] ，取而代之的是雅各宾网络的分支机构，垄断政治辩论和舆论。

这一举动可能导致形势最终不利于罗伯斯庇尔。因为尽管此举在加强中央政治权力方面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与此同时，它也公开强化了无套裤汉和资产阶级山岳派之间的根本分裂。罗伯斯庇尔与无套裤汉大众之间的政治接触（无套裤汉的群众运动曾帮助罗伯斯庇尔掌握权力）现在基本丧失，圣茹斯特承认：“革命已经冻结。” [172] 当几个星期之后危机发生时，罗伯斯庇尔和他的敌人之间必须做出选择，无套裤汉中起关键作用的少数已经不再支持他。

下一步，罗伯斯庇尔公然掌控了政府。1792年8月10日推翻国王之后，部长会议被6人组成的临时内阁取代，后者在国民议会的授权下行使政府职责。1794年4月1日，临时内阁又被12人行政会议取代，尽管该委员会由国民公会任命，实际上却受救国委员会直接控制。

4月19日，救国委员会进一步限制国民公会的独立性，召回派出的21名全权特派员。他们被召回的原因是滥用职权或者涉嫌腐败，人员包括保罗·巴拉斯、让-巴蒂斯特·卡里耶、约瑟夫·富歇、路易-斯坦尼斯拉斯·弗雷龙和让·朗贝尔·塔利安。从此以后，救国委员会派出自己的代表：圣茹斯特经常离开巴黎，前往军队执行任务。

事实证明罗伯斯庇尔犯了致命的错误，因为召回这些有嫌疑的特派员，意味着他们即刻面临被革命法庭指控的危险。巴拉斯在攻陷土伦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土伦攻陷之后，他大发横财。路易-斯坦尼斯拉斯·弗雷龙是国民公会议员，被称作臭名昭著的“恐怖统治牧师”。他在平定土伦的过程中与巴拉斯通力合作。他曾吹嘘自己每天杀掉200人。在马赛，他也取得了类似的成绩。卡里耶因残酷镇压南特的叛军而闻名，富歇则因为在涅夫勒省进行残酷的去基督教运动，以及在镇压里昂期间与让-马利·科罗·德布瓦合伙进行屠杀而闻名。塔利安因为在波尔多野蛮镇压叛军而声名远扬。巴拉斯、弗雷龙和塔利安都有大量贪污腐败嫌疑。

6月，在政府推动下，恐怖统治进入最后的发作阶段。借口是有人企图于5月20日暗杀科罗·德布瓦。三天之后，一名持刀女性被逮捕，据称她计划袭击罗伯斯庇尔。作为回应，政府通过了臭名昭著的牧月22日（1794年6月10日）法令，该法令剥夺了革命法庭嫌犯的所有辩护权：对嫌犯不必展开讯问；不必提供证据；不准聘用律师；嫌犯不能传唤证人；法庭只能选择两种判决：无罪或死刑，而判决不是基于证据而是基于陪审员的道德信念。

该法令第6条大幅扩展了“人民之敌”的范围：

通过破坏和诽谤爱国主义，支持法国敌人有关行动者；宣扬负面情绪，腐化堕落，破坏大革命原则的纯洁和能量者；所有通过各种隐蔽手段攻击自由、攻击或阻止共和国统一和安全者。

该法令表示，问题不是对这些人进行惩戒，而是要将其彻底摧毁。

这便是“大恐怖”的开始。其目的是大力提高审判速度：革命法庭每一次审判都有“成炉的” [173] 罪犯，很多时候嫌犯的罪名之间完全没有联系。正如重组军队一样，这些互不相干的嫌犯被捆绑在一起，被称作“大杂烩”。

法庭的首要问题是处理成千上万名被逮捕的嫌疑人，而很多人的指控并不确定。巴黎各大监狱关押了约8000名犯人，一些是违反普通法的犯罪分子，而一些只是“嫌疑人”，其中很多人将以“合谋从监狱释放其他‘嫌疑人’的罪名”被审判。1794年6月，三批犯人被从各处监狱（比塞特监狱、卢森堡监狱、卡尔姆监狱和圣拉扎尔监狱，这些监狱之前都是修道院）送到法庭并被指控监狱阴谋罪，7月份又有七批犯人被送到法庭。

一时间，巴黎的定罪和执刑速度并驾齐驱：从1793年3月到1794年6月15个月的时间里，1251人被送上断头台。然而，从1794年6月牧月22日法令通过到罗伯斯庇尔六个星期之后倒台期间，被执行死刑的人数达到1376人。“人头仿佛屋顶的石板一样纷纷落下” [174] ，革命法庭检察长富基耶-坦维尔的措辞令人印象深刻。

然而，有些数字却表明恐怖统治的速度开始减弱。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全国而不只是巴黎的情况，在牧月22日法令下执行死刑的速度似乎并未出现快速增长。从1793年3月到9月，死刑判决为518例；从1793年10月到1794年5月，10812例，平均每月1351例；1794年6月到7月，2554例，平均每月1277例，而1794年8月仅86例。 [175] 原则上讲，所有判决都应该在巴黎进行。但是，巴黎仿佛开始对恐怖统治感到疲倦，尽管罗伯斯庇尔加大努力，但死刑判决的速度似乎略有降低。丹东和德穆兰曾主张实施宽赦，到头来却被送上断头台。似乎大家与两人的意见一致，但是出于恐惧，他们选择了沉默。嗜血杀戮已经无法继续提振人们对大革命的热情：之前，公开执刑曾吸引大批尖叫和嗜血的民众，如今却遭人厌恶。在执刑场地，面对囚车队伍开赴悲哀而令人恐怖的刑场，人们转身离开，店铺关闭大门。

尽管罗伯斯庇尔的恐怖统治计划开始回火，到1794年春，全国动员却收到良好成效。法国在战场上建立起多支军队。海军也重整旗鼓，舰船和人手得到恢复。政府开始看到法国在欧洲战场决胜的曙光。然而，面临国内的经济压力，政府不只停留在理想和理论上，而是制定了十分现实的战略。在1791年至1792年的战争预备阶段，人们曾对解放战争、革命战争甚至是解放友邦高谈阔论；1793年1月第二阶段开始，在战争开始之后，丹东发动了现实政治政策：进行战争扩张，但是只瞄准“自然”疆界（尽管丹东曾要求将比利时“并入”法国）。1794年春，国内食品短缺和法国人民的经济困难加剧，政府突然决定改变战略：新的命令是征服和掠夺。

这一政策是由救国委员会的政府首席军事战略员拉扎尔·卡诺于3月底向军队负责人宣布的。“我无法向你们隐瞒”，他写道，“如果你们不尽快进入敌方领土，获取各种食品和资源，我们将遭遇失败，因为法国已经无法继续忍受目前的压力……我们必须依靠敌人存活，否则就会灭亡。” [176] 他5月份又对将领们写道：“我们必须依靠敌人存活；我们不是去给他们送礼。” [177]

1794年6月26日战争出现转折，让-巴蒂斯特·茹尔当将军领导的桑布尔河和默兹河方面军在弗勒吕斯取得一场关键性胜利。弗勒吕斯是比利时的一座小村庄，靠近沙勒罗瓦，这场战斗直接关系双方的控制权。双方各有4000～5000人阵亡，经过一天的战斗，奥地利军队战败，法国夺回比利时的道路敞开，战争的局势发生了逆转。

这场战斗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法方大量的将领都是年轻人，大都来自部队底层，并从战争尤其是内战中迅速成长起来。茹尔当是一名32岁的职业军人，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1789年7月，大革命发生之后，他27岁，成为国民自卫军上尉。四年之后，他在乌沙尔麾下参加了翁斯科特战役，被提拔为北方军团司令，并在瓦蒂尼战役中击败了科堡公爵。与他一起参加弗勒吕斯战役的还有让-夏尔·皮舍格吕。后者曾是职业军人，1789年28岁时担任军士长，1793年被提拔为莱茵河方面军指挥官，现在已升职为北方军团司令，年仅33岁。让-巴蒂斯特·克莱贝尔曾是建筑师，1789年大革命爆发，36岁的他成为国民自卫军的一名手榴弹兵，1793年击败旺代起义军时他在战场上被提拔为中将，时年40岁。弗朗索瓦·塞弗兰·马尔梭也曾是一名职业士兵，1789年大革命爆发后加入国民自卫军，1793年旺代战争时在战场上被提拔为中将，年仅25岁。

除了上述将领，还有更多的年轻将领，为自己和法国赢得了巨大的军事荣誉。巴黎中央著名景点仍然记载着其中两人的名字：巴黎第16区的克雷贝尔大道和克雷贝尔地铁站；巴黎右岸最优雅的一条大街，第8区和第16区的马赫索大道。马赫索英年早逝，1796年在阿尔滕基兴战役中因伤不治身亡，时年27岁；克雷贝尔1798年跟随拿破仑进入埃及，并于1800年在法军撤退的混乱中被一位叙利亚青年刺杀身亡。

茹尔当在比利时取得了更多胜利，卡诺1794年7月初写信给他：“你必须将比利时抢劫一空，防止他们（比利时人）帮助我们的敌人（奥地利人）东山再起。” [178] 随着法国军队的向前开进，他们严格执行这条战略。成千上万袋谷物、成千上万头牲畜、数百万品脱美酒、数十万单位的草料被运回法国。军队还从布鲁塞尔人民手中掠夺了5000万里弗硬币，从图尔奈掠夺1000万里弗，从茨魏布吕肯掠夺3000万里弗，从诺伊施塔特掠夺4000万里弗。 [179] 与此同时，一大群法国海军护航队从美国运来的食品抵达法国海岸，经过与英国的激烈战斗，食品顺利抵达布雷斯特港。

法国在东北的战争目的，正如卡诺对北方军团的将领们所说的一样，表面上十分有限。他1794年7月写信给将领们说：“我们只想保护我们的边界—也就是说，左边是西佛兰德斯全境和荷兰佛兰德斯，在法国右边，位于萨姆伯河和默兹河之间的乡村，中间只有埃斯考河和恩河此岸。” [180] 但是这样的疆界意思是说，安特卫普将处于法国控制之下，连马蒂厄都承认，对此英国不可能接受。 [181]

1794年7月，是法国大革命中最神秘的一个月份。随着弗勒吕斯战役的胜利以及随后取得的胜利，法国可能认为在军事层面已经暂时获救，随着之后进行的掠夺，法国至少可以暂时在经济上得到拯救。然而，政府却没有采取新的政策加以应对。九个月前，1793年秋，法国已经告诉全世界，恐怖统治和中央无宪法政府将是“革命的政府，直至实现和平” [182] ；然而，尽管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而且，从理论上讲和平已经近在咫尺，政府却没有减轻恐怖统治。

相反，罗伯斯庇尔回避公共事务。从1794年7月3日（获月15日）开始，他至少有三个星期没有在国民公会上露面，直到7月23日，他才出现在救国委员会的办公室里，当时，为了协调两个委员会，救国委员会正在与公安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在此期间，他似乎偶尔才出现在雅各宾俱乐部，但他没有发表任何演讲。他似乎没有生病，至少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生病，因为他在家接受了政府文件并签署了其中的五份。 [183] 然而，在为期三周的最大危机中，罗伯斯庇尔始终远离政府事务。

没人清楚他为何缺席，也没人清楚他做了什么。我也没有看到同时期的任何资料对此进行客观描述。这表明，他决心保持神秘，他的保密措施十分有效。我猜测，当恐怖统治四处横行，到处弥漫着无尽的恐惧和怀疑时，罗伯斯庇尔的头脑中也充满类似的感受。但这只是猜测。

毫无疑问的是，罗伯斯庇尔缺席期间的恐怖统治造成政治局面分裂。在救国委员会内部，由于他在众多支持者面前缺席数周，他的地位被削弱。1793年9月25日之后，根据米什莱的说法，救国委员会约一半的委员经常外出执行任务，而剩下的多数委员都不是罗伯斯庇尔的支持者。这些委员包括卡诺，他是个温和派，实际掌控着军事政策；科尔多省的克洛德·普里厄也是个温和派，是卡诺的亲信；贝特朗·巴雷尔是来自平原派的温和派；当然，还有埃贝尔派的雅克·俾约-瓦伦和科罗·德布瓦。 [184]

卡诺与圣茹斯特之间为争夺对战争政策的掌控权而发生冲突，他与俾约-瓦伦联合反对罗伯斯庇尔，指控他企图变成独裁者。马蒂厄认为这种怀疑没有事实根据；但他承认罗伯斯庇尔的性格和行为招致很多人憎恨。他的原则十分隐秘，马蒂厄说，他“从来不会露马脚，对大多数人保持冷淡和距离，显得心机深重、野心勃勃。他觉得自己不被理解，并且为此苦恼” [185] 。

两个行政委员会之间的摩擦也与日俱增。公安委员会主要负责警察事务，但是当罗伯斯庇尔在救国委员会中建立一个警察署时，公安委员会十分恼火。对此发表意见的一位委员是马克-纪尧姆·阿历克西·瓦迪埃，他是恐怖统治的官方主要管理者之一。马蒂厄将他描述为“一位愤世嫉俗又放荡不羁的老头儿，他的心里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无神论” [186] 。瓦迪埃曾经操纵缩短丹东的审判而将其置于死地；他憎恶丹东，并形容他是“吃饱的大菱鲆” [187] 。

但是罗伯斯庇尔最大的威胁来自被国民公会派出又因纪律原因被召回的21名特派员，其中包括声名显赫的人物，例如巴拉斯、卡里耶、富歇、弗雷龙和塔利安。他们回来时，每个人都拜访过罗伯斯庇尔或者写恳求信给他，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和保护。“他轻蔑地拒绝了他们。”马蒂厄说。“不仅如此，他毫不隐晦地告诉他们要惩罚他们。”实际上，根据马蒂厄的说法，罗伯斯庇尔正开始着手将其中的4～5人送上革命法庭，他们直接面临死亡判决的威胁。 [188] 原则上，存在已久的宪法赋予国民公会议员豁免权，保护这些惹火上身的特派员不受起诉，但是宪法并未保护吉伦特派或者丹东及其支持者。他们已经亲眼目睹这一系列审判，政府对于匆匆通过违反宪法的法律并没有感到不安。如今，政府一次又一次地企图通过臭名昭著的牧月22日（1794年6月10日）法令剥夺这种豁免权，但因遭到国民公会其他成员的反对而受阻。这种时断时续的报复威胁在罗伯斯庇尔的最终危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为拒绝特派员们的恳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指控发生在1794年7月26日（即热月8日），罗伯斯庇尔从隐居状态重新现身，在国民公会发表长篇演讲，指责他的敌人和大革命的敌人。他一开始指责小威廉·皮特和英国的同盟；继而将话锋转向国民公会经济事务主管皮埃尔·康邦。“反革命的根源在于财政管理。”他抨击说，康邦只是最近因腐败被处死的国民公会议员沙博和法布雷的追随者。

此时的国民公会已经沸沸扬扬、战战兢兢：罗伯斯庇尔下一个会指控谁？出人意料，他对自己政府的成员展开了猛烈抨击：

“当前公共自由面临阴谋反叛；而国民公会核心成员助长了阴谋活动。他们与公安委员会和该委员会的办公室合谋控制了公安委员会；共和国的敌人已经勾结公安委员会反抗救国委员会，并制造了两个政府；而救国委员会委员也参与了这起阴谋……”

“如何制止这起罪恶？”他反问道，“惩治叛国者，重塑公安委员会的机构，肃清公安委员会，将其置于救国委员会的管理之下；肃清救国委员会，建立在全国公会最高权力领导下的联合政府。”

国民公会目瞪口呆。罗伯斯庇尔几乎指控所有人犯有反革命阴谋罪；他攻击了全国政府所有的重要机构。但除了康邦，他没有点任何人的名字。罗伯斯庇尔忠实的支持者乔治·库东提议对罗伯斯庇尔表示感谢，并建议将罗伯斯庇尔的演讲印刷发行，而国民公会议员们沉默地举手通过。但是之后，康邦站起来，要求享有答辩权：“在我的名声被玷污之前”，他说，“我有话对法国说！”他指责罗伯斯庇尔让国民公会陷入瘫痪。他的愤怒改变了辩论的进程，因为他给了俾约-瓦伦勇气，使后者提议罗伯斯庇尔的演讲不应该像平常一样印刷并分发给全国的市镇，而应该先提交给两个行政委员会审核。罗伯斯庇尔的地位开始显得动摇。巴黎公社曾经最具革命性的领导者艾蒂安·帕尼斯起来挑战罗伯斯庇尔，要他说出阴谋叛变的国民公会议员的名字，遭到罗伯斯庇尔的粗暴拒绝。国民公会掀起一阵骚乱，取消了将他的演讲印刷的决定。罗伯斯庇尔的地位似乎处于危机之中。

当晚，他前去参加雅各宾派的会议并在此宣读了自己的演讲。他受到忠实支持者的热烈欢迎。在场的科罗·德布瓦和俾约-瓦伦被喝倒彩并被赶了出去。当晚晚些时候，在救国委员会的办公室，他们与圣茹斯特之间发生了暴力冲突，后者被指派代表罗伯斯庇尔派于第二天在国民公会发表演讲。争吵结束，但是圣茹斯特承诺他将于第二天上午在国民公会开会之前在救国委员会大声朗读演讲的终稿。

然而，第二天上午，圣茹斯特没有出现在救国委员会上，而是直接出席国民公会。时间是1794年7月27日（热月9日）上午。在越来越猛烈的骚乱中，他登上讲坛准备宣读演讲，但是罗伯斯庇尔的敌人决心阻挠大家听到发言。晚间，四五位最可能受到革命法庭起诉威胁的主要特派员和国民公会中的温和派，即众所周知的“平原派”（他们已经决心结束恐怖统治）已经进行了秘密磋商。罗伯斯庇尔的政府和恐怖统治陷入危险境地。在国民公会主席科罗·德布瓦的串通下，塔利安和俾约-瓦伦不停打断讲坛上的圣茹斯特。罗伯斯庇尔起身试图说话，但他的声音淹没在吵闹的呐喊和愤怒的反抗声中。会议由塔利安、巴雷尔和瓦迪埃牢牢掌控，而主席的角色已经转交给救国委员会前委员图里奥，他曾与罗伯斯庇尔发生争吵后辞职。

俾约-瓦伦站起身指责罗伯斯庇尔对牧月22日法令负全部责任，简言之，罗伯斯庇尔是个独裁者。塔利安走上前来，挥舞着一把匕首并要求逮捕罗伯斯庇尔的亲密追随者。国民公会立即表决逮捕罗伯斯庇尔派将军、国民自卫军司令弗朗索瓦·昂里奥，并逮捕勒内·弗朗索瓦·迪马，罗伯斯庇尔派的革命法庭庭长。罗伯斯庇尔又想说话，但他的声音再度被叫喊和主席不断摇响的铃声淹没。最终，国民公会的深处，一个寂寂无名的丹东派议员路易·卢谢的声音盖过了嘈杂：“是时候算总账了！投票逮捕罗伯斯庇尔！” [189]

投票立即展开，一致通过逮捕罗伯斯庇尔。他的弟弟奥古斯丁要求与他一起被捕，圣茹斯特和库东也加入他们，紧接着来自加来海峡省罗伯斯庇尔的寂寂无名但又忠心耿耿的追随者菲利普·弗朗索瓦·勒巴也加入他们。五人被立即逮捕。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恐怖统治日趋疯狂，大革命戏剧的倒数第二幕仍然根据四年前革命派自己制定的国会程序正式规则上演。

至此，戏剧应该已经结束，但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中，事态进一步升级，形势出现混乱。罗伯斯庇尔已经被逮捕，但公社领导人极力拯救他。忠诚的罗伯斯庇尔派成员、巴黎现任市长弗勒里奥-莱斯科下令关闭城门，拉响警钟。他禁止巴黎的监狱接收已被逮捕的罗伯斯庇尔和其他议员。他号召各区派遣炮手和其他人赶到市政府大厦。

起初，他的号召似乎得到响应。一些区—不是所有区—的炮手聚集到市政厅前的格列夫广场，罗伯斯庇尔的支持者在雅各宾俱乐部集会，他们企图与巴黎公社的领导人协调政策。他们派人释放昂里奥，然后耀武扬威地将他接回市政厅。

但是这次起义最终平息下来。格列夫广场上的人们在等待一位领袖，然而，尽管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同事晚上都被释放出来，奇怪的是，他们却一点都不急于掌控形势。一开始，罗伯斯庇尔拒绝前往市政府大厦。库东坚持待在监狱直到午夜。深夜，开始下雨。各区派来的人渐渐散去。起义以失败告终。

国民公会的反击十分缓慢。当国民公会意识到起义失败时，便命令有经验的军队指挥官巴拉斯，从温和派和相对资产阶级的区调集反击部队。国民公会通过一项法令，宣称所有起义者和逃脱逮捕的人均为逃犯。这就意味着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同事可能会被立即执行死刑。集结反击部队需要时间，直到凌晨2点巴拉斯才调集到足够的部队，在市政府大厦外排成两路纵队，突然冲了进去，大声喊叫昂里奥泄露的事先商量好的暗号：罗伯斯庇尔万岁！

在市政府大厦大厅里，他们发现罗伯斯庇尔正和他的支持者们向军队写呼吁书。罗伯斯庇尔的弟弟奥古斯丁从一个窗户纵身跳下，在石头路面上摔断一条腿。勒巴则掏出手枪饮弹自尽。罗伯斯庇尔的下颚被手枪打烂，要么是他企图自杀，要么是闯入的卫兵向他开枪。很多人都说，他在市政府大厦的一张桌上躺了好几个小时，痛不欲生，下颚缠着绷带，血流不止，直到他被执行死刑。

被验明身份之后，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弟弟奥古斯丁、圣茹斯特、库东和昂里奥，还有另外17名罗伯斯庇尔派分子，都被定为逃犯。那天下午5点半，1794年7月28日（热月10日），他们被执行死刑。在断头台上，罗伯斯庇尔被砍头之前，他下巴上的绷带被残忍地扯下，他发出疼痛的尖叫。

第二天，1794年7月29日（热月11日），起义的起义公社中另外73人被集体处死，罪名是反叛国民公会，第二天又有12人被处决。忠诚的罗伯斯庇尔派分子勒巴因为自杀而未能被处决，革命法庭中臭名昭著的法官让-巴蒂斯特·科芬纳尔逃跑被抓并被处决，如果将这两人也计算在内，反对罗伯斯庇尔的政变直接导致的死亡人数达到107人。

法国大革命的罗伯斯庇尔主义时期宣告结束。马蒂厄说：“参与热月9日政变的很多人晚上会感到后悔。杀害罗伯斯庇尔，等于扼杀了民主共和国长达一个世纪之久。” [190] 这种判断的问题在于，不幸的是，罗伯斯庇尔不曾采取可能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政策，1793年，他故意撇开新的民主平民宪法，这种宪法才有可能引领法国走上民主共和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