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吉伦特派倒台

吉伦特派倒台发生在救国委员会（CSP）最终获得政府主导权之前几个月。国王曾经代表了法国的最高权力机构，此时，随着国王被推翻并处决，法国政府迎来了一段“真空”时期，既没有国家领袖，又缺少政府首脑。国王之死还导致国民公会内部敌对派系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从某种角度上说，国王曾经充当了法国政治体制的拱心石，在各种势力之间维系平衡。国王在世之时，他是革命者的首要目标；国王死去后，革命者对权力毫无节制的竞争便失去了制衡。

吉伦特派曾经居于主导地位，但是现在他们逐渐失去对形势的掌控。内政部部长罗兰曾经是吉伦特派最有权势的支持者之一，但是国王被处决之后，罗兰辞去了职务。他的继任者多米尼克·加拉是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奉行置身事外、明哲保身的政治哲学。吉伦特派成功翦除支持无套裤汉的战争部部长帕什，将其调任巴黎市长；但继任战争部部长（被迪穆里埃移交给奥方的伯农维尔之后的一任）让-巴蒂斯特·诺埃尔·布绍特，也是无套裤汉的亲密同盟。

布绍特在军中长期服役，表现平平，他刚被提拔到上校的位置后不久，此时，得益于民粹主义政治，他平步青云，入主战争部。他遭到多方面的憎恶。在战场上，由于他推广左翼分子埃贝尔出版的粗俗而又具有煽动性的报纸《杜申老爹报》（LePèreDuchesne）而激怒了丹东派。将领们对他不屑一顾，认为他出身卑微，只不过是个暴发户；将领们痛恨他对战争部内改革者们横加干涉，妨碍他们从私人供应合同之中谋取暴利。但是与帕什一样，他在战争部内大量任用无套裤汉和左翼分子愤激派。受到攻击之后，他两度引咎辞职，但是没人愿意染指战争部的“金杯毒酒”。

吉伦特派仍然可以信任财政部部长克拉维耶和外交部部长皮埃尔·勒布伦-通迪，然而，如今称作执行委员会的部长会议，逐渐落入救国委员会的掌控。由于行政委员会的成员是国民公会派系斗争相互妥协的结果，所属成员行事谨慎、走中间路线，处事十分小心。最初选举的九名成员之中，有七名来自中间派（“平原派”），两名来自山岳派中的丹东派，即丹东和他的亲信让-弗朗索瓦·德拉克鲁瓦中尉；但是没有一人来自吉伦特派，也没有一人来自山岳派中的强硬派罗伯斯庇尔派。

自然，救国委员会一开始势单力孤、四分五裂，因此无法实施有效的政策：它未能击退奥地利的入侵，未能处理内战，也未能解决指券危机、通货膨胀和食物短缺。更严重的是，丹东已经开始与法国的战争政策分道扬镳，开始试探通过和平渠道解决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有人怀疑他收受了奥地利人的贿赂。

因此，在一段时期内，中间派在救国委员会中维系了权力平衡。中间派的主要成员包括来自西南地区能力卓越、口才出众的律师贝特朗·巴雷尔和在国民公会中主管财政和经济的皮埃尔·康邦。两人都是骑墙派：都来自“平原派”，但只要他们觉得有必要挽救革命，就会投票支持山岳派。另一方面，他们对起义公社深深怀疑，因此对丹东及其党羽心存芥蒂，因为丹东及其党羽与科德利埃俱乐部的平民党和无套裤汉街头演说家关系密切。每当国民公会就影响巴黎人民或政治的问题进行表决时，两人总站在吉伦特派一边。这就意味着，在斗争一开始，山岳派就不能指望通过正常的规则程序击败吉伦特派。

几个星期之后，也就是5月底，救国委员会进一步扩大，吸收了五名新成员，政治天平开始向山岳派倾斜。这时，山岳派已经决定将冲突升级，从国民公会规则之外下手，直接呼吁巴黎无套裤汉的支持。

在对国王的审判中，吉伦特派（或者说部分成员）曾试图挽救国王的生命，理由是任何裁决都应经由人民批准。1793年4月5日，山岳派首先发难，将巴黎雅各宾俱乐部的一份传单分发给国内各个分部，呼吁罢免—也就是从国民议会中开除—曾经试图拯救“暴君”生命的议员。吉伦特派议员听说这个传单之后，义愤填膺地指责签署传单的雅各宾俱乐部主席马拉。他们呼吁在革命法庭上弹劾马拉。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国民议会以226票对93票的结果，通过对马拉的指控。赞成票之所以占大多数，原因之一是多数山岳派成员作为特派员被派到各省去推动30万征兵工作。吉伦特派的胜利只是暂时的，因为革命法庭里到处都是山岳派的支持者，当马拉4月24日进入革命法庭时，他轻而易举地立即被宣判无罪，并趾高气扬地回到国民公会。

早在马拉被宣判无罪之前，4月15日，一大群咄咄逼人的巴黎无套裤汉（代表48个区中的35个区）在新当选的巴黎市长帕什的领导下，蜂拥来到国民公会前，声援雅各宾传单，叫嚣要控告吉伦特派的22名领袖，包括布里索、韦尼奥、加代、让索内、比佐、佩蒂翁、拉索和朗瑞奈，指控他们“犯了反叛至高无上的人民的重罪”。 [114]

吉伦特派则呼吁巴黎另一半民意的支持。4月底，佩蒂翁发表了一本名为《致巴黎人的信》的小册子，他在小册子中指责山岳派故意煽动阶级斗争，呼吁支持者维护法律和秩序：

“你们的财产正受到威胁，但你们却对这种危险视而不见。人们正在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挑起战争，而你们却坐视不理。一群阴谋者、一撮派系斗争者正在强迫你们，将你们引向暴力和轻率的行动，而你们却没有勇气抵制。你们不敢回到各自的区去反抗他们。你们看到富人和拥护和平的人离开巴黎，你们却坐视不管……”

一开始，呼吁似乎产生了效果：无套裤汉利用新近创立的革命委员会广泛的权力对富人强征特别战争税，一些富裕的巴黎人已经被无套裤汉激怒并产生警觉，他们开始反击，回到自己的区投票否决战争税。在工作时间，工人阶级成员无法回到自己的区，因此，在很多区，包括磨坊山区、槌球场区、香榭丽舍区，富人白天能够暂时占据人数优势。但是无套裤汉不甘示弱予以还击，于是在工作以外的时间，各区对立派别之间频繁爆发暴力冲突。雅各宾派和国民公会积极支持无套裤汉，下令大肆逮捕敌对人员。

在山岳派的怂恿下，无套裤汉逐渐做好了动员准备。几个星期以来，罗伯斯庇尔一直公开指责吉伦特派的领导，一开始指责他们有不忠的嫌疑，而1793年4月5日之后，又指责迪穆里埃叛变。4月10日，他来到国民公会，呼吁控告奥尔良公爵、布里索、韦尼奥、让索内和加代。 [115]

4月晚些时候，罗伯斯庇尔开始为起义制造舆论，他转而采用更加对内的政党政治话语，公开支持针对吉伦特派的阶级斗争。4月底，在面对雅各宾派以及之后对国民公会的演讲中，他公开质问财产权“神圣”的原则，表示必须服从公众利益。

阶级斗争政治成为新常态。在革命的前三年，在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制度下，无套裤汉愿意服从资产阶级革命者的领导，反对旧制度。他们得到的回报是，贵族统治被推翻，封建主义枷锁被解除。然而，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封建主义制度和国王业已被推翻，但是相较以前，无套裤汉的处境更加没落，失业率上升，物价高涨，食品供应持续短缺。从某种角度上说，巴黎的无套裤汉在食品价格通胀中得到了保护，起义公社对面包价格进行了补贴，将面包价格维持在每磅3苏。然而，对多数用品来说，通胀令人心惊胆战、苦不堪言。1793年6月21日，在圣安托万郊区的工人阶级生活区，人们听到一个男人叫喊：“以前，香皂只要12苏，现在香皂要40苏。共和国万岁！以前，糖只要20苏，今天糖要4里弗。共和国万岁！” [116] 他因此被捕。

如果在资产阶级的派系斗争中要取得无套裤汉的支持，就必须收买他们。而支付的第一笔定金就是控制食品价格。

尽管食品市场混乱不堪，普通民众苦不堪言，吉伦特派却仍然坚信自由市场的力量。但是由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不断增加，大家纷纷要求政府干预：越来越多的代表来到国民公会门前，逼迫国民公会控制物价。在里昂、马赛和鲁昂等主要城市，市政当局开始收买和囤积小麦，免费或者低价出售。在巴黎，起义公社每天斥资1.2万里弗补贴面包，但是此举使得供应局势更加恶化，因为私营磨粉厂主和面包店主在补贴面包前缺乏价格竞争力，一些厂主和店主只得关门歇业。面包店前的队伍越来越长，在雅克·鲁斯牧师和街头演说家让-弗朗索瓦·瓦雷的领导下，无套裤汉煽动者们的抗议声势越来越大。

在巴黎及各城郊市镇全体市长和市政官员出席的一场会议上，罗伯斯庇尔一开场便炮轰财产权，并得到其左翼同盟的声援。这场会议由巴黎省行政长官路易·马利·鲁里耶召集，他起草了一份宣言，公开指责吉伦特派的经济政策：

“不要让任何人对财产权提出异议！财产权并不等于让市民同胞们忍饥挨饿！大地的粮食，就像空气一样，属于每一个人。我们要求：1.在共和国全境对小麦实行最高限价；2.废除粮食贸易；3.打压农民和消费者之间的所有中间商；4.每次收获之后对所有小麦进行普查。” [117]

面对不断增长的压力，国民公会1793年5月4日通过一项法律，对小麦和面粉实施限价，这就是所谓的“最高限价”。要求各省根据年初几个月的平均市场价格确定粮食价格，并且通过记录商品库存数量开展监督：所有农民和商贩必须上报其持有的谷物数量，当地政府有权对其房屋进行检查，确保他们如实上报。任何导致谷物浪费、损失或者藏匿谷物者都可能面临死刑判决。

在满足了无套裤汉的核心要求之后，罗伯斯庇尔开始推进其阶级斗争策略。5月初，在对雅各宾派的一场演讲中，他敦促无套裤汉起来反抗富有阶级：“你们的区内有贵族，把他们撵出去！你们要维护自己的自由；你们要争取自由的权利，充分发挥你们的能量。无套裤汉队伍庞大，思想单纯，朝气蓬勃！既然他们无法摆脱自己的工作，那么，就让富人向他们支付工资吧！” [118]

至此，吉伦特派与山岳派之间的冲突进入白热化阶段。通俗新闻记者、丹东的朋友卡米耶·德穆兰发表了一本小册子，谴责吉伦特派与英国人和普鲁士人合谋计划将法国分割成20到30个联邦共和国。当然，他的指责毫无根据，因为事实根本不存在；但他厚颜无耻地报告说：“在合谋犯罪中，要求提供证据是很荒谬的。”

在国民公会会议上，经过两侧旁听席的一阵喧闹之后，吉伦特派的一位领袖人物加代呼吁关闭巴黎所有的政治机构，在远离首都的法国中部城市布尔日组建由替补委员组成的后备国民公会。但是，他的建议没人支持，国民公会反而决定建立一个12人委员会平息事态。然而，这个决定让事态进一步恶化，因为12人委员会的第一个举动就是逮捕埃贝尔，原因是他在《杜申老爹报》上发表了一篇挑衅文章。当然，他不仅仅是一位普通的记者，还是起义公社的副检察长。自然而然，起义公社的代表们为他担保，要求立即释放他。

此时，各方围绕12人委员会展开了拉锯战。5月27日，山岳派及其支持者取得了足够的票数，对12人委员会进行压制；第二天，经大多数人投票同意，吉伦特派又恢复了该委员会。国民公会内敌对派系之间的程序斗争陷入僵局，因此罗伯斯庇尔呼吁发动新一轮起义。

“当人民遭到压迫”，5月26日他对雅各宾俱乐部成员说，“当人民遭受压迫、一无所有，只要不是懦夫，就一定会让他们奋起反抗。当所有的法律都被践踏，当专制统治走向顶峰，当信仰和诚实被踩在脚下，这时，人民就应该奋起反抗。反抗的时机已经到来。” [119]

三天之后，48区中33个区的大量无套裤汉代表在前巴黎主教宫集会。他们在此任命一个由九人组成的起义委员会。两天之后，他们派委员会到市政府大厦主张主权，并且声称已经获得大多数区授权。实际上，他们企图罢免合法的起义公社成员。他们声称，他们来的目的是惩戒叛国者。这实际上是1792年8月10日起义的重现。

面对这一挑战，合法的政府当局显得无能为力。法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救国委员会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1793年5月31日下午，起义公社和各区联合起草了一份内容极具威胁性的动议，并在国民议会大声宣读：

1.一份针对22名吉伦特派代表的起诉书；

2.一份针对12人委员会的起诉书；

3.要求在法国所有城市创建无套裤汉革命军，其中包括巴黎的2万人；

4.建立工厂，为无套裤汉制造武器；

5.面包每磅不超过3苏；

6.逮捕勒布伦-通迪和克拉维耶；

7.关闭邮政管理局，整肃所有其他行政部门；

8.解除所有嫌疑人的武装，对其进行逮捕并定罪；

9.选举权仅限于无套裤汉；

10.扩张革命法庭；

11.为老弱人士创办工厂；

12.向富人强行借贷10亿里弗；

13.向国家的守卫者立即支付赔偿；

14.整肃救国委员会和行政会议。

出于对形势的恐惧，吉伦特派众多成员远离国民公会，不少人晚上甚至不敢睡在自己床上。在起义的第一天，国民公会顶住了无套裤汉的威胁。随后国民公会做出让步，同意解散12人委员会，并由救国委员会对冲突展开问询，但国民公会不会采取进一步措施。

如此一来，1793年5月31日的起义没有成功。起义者立场并不明晰，因为他们没有获得全部48个区的一致支持。与1792年8月10日的起义相比，他们的主张背后缺少了强有力的暴力威胁。他们立即聚集起来发动新一轮进攻，这一次他们做了更加周密的安排。6月1日晚，起义委员会命令逮捕罗兰和克拉维耶。罗兰成功逃脱，但他的妻子被抓。克拉维耶仍然行动自由。与此同时，起义委员会命令两天前刚刚被任命为巴黎国民自卫军司令的年轻革命者弗朗索瓦·昂里奥率领“一支大规模的武装部队”包围国民公会。

昂里奥奉命行事。国民公会的会议于第二日，星期天，也就是6月2日如期举行。昂里奥从各区集结了一支8万人的武装部队（包括一支炮队），将国民公会团团围住。起义公社的一个代表团来到国民公会，威胁要求立即逮捕22名吉伦特派成员和12人委员会成员。丹东提议和解：不逮捕22人，但请他们主动辞职。现场一阵骚乱。众多吉伦特派议员怒不可遏，拒绝辞职。许多议员大声指责昂里奥的部队威胁国民公会。

最终，经过漫长而激烈的辩论，国民公会议员们走出大厦，试图挑战外面部署的军队。领头的议员是年轻的马利-让·埃罗·德塞舌尔，他家境富有又广受欢迎，刚刚被任命为救国委员会成员，目前任国民公会主席。在他的带领下，所有成员依次追随。

在大厦外面，他们遭到昂里奥的阻拦，昂里奥坚定不移地下令：“炮手，准备！”议员们停下脚步，撤退下来，回到大厦里面。

在罗伯斯庇尔半瘫痪的朋友乔治·奥古斯特·库东的建议下，国民议会同意交出22名吉伦特派成员和12人委员会成员，前提是他们不会被关进监狱，只是被软禁在家中。之后，马拉将22人中的3人免除处罚，原因是他们遭人误导。

这是重大的让步。接受在家软禁的议员暂时仍保有自由，基本上过着正常生活，可以从事生意，拜访朋友。但是多数议员预见到软禁很可能只是审判和处决的前奏，于是很多人尽快逃离。很多（非吉伦特派）议员对推翻吉伦特派表示抗议，73人因此被起诉并被投进监狱。但是他们没有接受审判—主要是因为罗伯斯庇尔下台前一天提出了这一要求，他插手进行了干涉。

如此众多的吉伦特派成员及其同情者被逮捕之后，尽管罗伯斯庇尔和山岳派在人数上并不占大多数，但他们完全取得了国民公会的掌控权。

推翻吉伦特派是法国大革命走向非法的过程中最近也是最致命的一步。 [120] 这一步并不像推翻君主专制一样剧烈，但1792年8月10日起义有一个关键事实，尽管起义公社的起义者对国民议会进行威胁，但并没有危及国民议会的地位，也没有侵犯议员的豁免权：他们的核心诉求是选举新的国民议会，即国民公会。而1793年5月和6月，起义者的核心诉求侵犯了国民公会议员的豁免权。4月 1日，国民公会被迫决定，如果“存在与自由、平等和共和政府的敌人串通的重大嫌疑”，就取消议员的豁免权。但是现在，起义者更进一步，不仅侵犯议员个人的豁免权，而且侵犯了国民公会自身。因此，这次起义与其说是起义，倒不如说是政变。

在这14条要求中，起义公社的起义者勾勒出一种新的社会安排的雏形，与资产阶级革命者们遵循的自由主义原则出现了明显的分裂。但是此时此刻，这些原则尚不充实，也没有付诸实施。资产阶级依然固守大革命的主流政治话语，抵制并企图粉碎煽动者。然而，1793年6月2日推翻吉伦特派已经打破了仅存的政治约束。合法革命的一切希望顿时破灭。对于这一点，律师罗伯斯庇尔自然心知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