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国民公会

起义公社对权力的控制非常极端，但也只是昙花一现。1792年8月10日，君主制被推翻。次日，选举新一任国民议会的提议得到一致认可并对外公布。旨在挑选合适选民的第一轮选举在8月26日及之后的几日举行，旨在推举议员的第二轮选举在9月份的前三周举行。即将下台的国民立法议会于9月20日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最新成立的国民制宪议会于次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

换言之，正如第十三章中所提，从推翻君主制到正式成立完全经过选举产生的全新的宪政当局，前后不过六周而已。

新成立的国民议会是制宪议会。暴乱分子无套裤汉攻击杜伊勒里宫时，他们其实完成了国民议会长期以来不敢贸然为之的事：彻底从政治平衡中移除国王。即便如此，国民议会仍拒绝废黜国王；议会至多只同意正式地暂时中止国王的职权。但无论是哪种方式，国王都不再是政治体系的一部分，所以革命派需要一部新宪法。这是新任国民议会的根本目的，它在首次会议上的声明即可印证：“法国废除了君主制。” [74]

新国民议会被称为国民公会，以致敬新近获得独立的美国人成立的制宪会议，而且新国民议会由全体男性公民投票选举产生，不存在基于财产或收入的歧视。女性仍旧被完全剥夺了选举权。选民必须年满21岁，依靠就业自给自足，而非受雇做家庭仆役；参加选举的候选人必须符合以上要求，并年满25岁。结果，初步的选民人数较1791年国民立法议会的选举几乎翻了一番，达到700万人左右。由于选举仍非直选，平民选民与代表他们加入国民公会的议员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政治间隙，但是财富或收入的差距不再界定这一间隙。

倘若国民公会的投票规则比制宪议会或立法议会的投票规则更为民主，那么新国民议会就不会跟这些前身一样不具备代表性了，因为选民对投票仍旧几无兴趣。革命派的政策酿成了一系列后果，不论是经济秩序的混乱抑或同天主教会的分歧，更或是战争的压力，这些后果都异化了愈来愈多的选民。很多平民对推翻国王的暴力行径瞠目结舌，而9月份的监狱大屠杀此时加重了他们的创伤，法国境内外继而掀起了一股恐惧的浪潮。虽然选票有所增加，但这是因为大幅扩大了选举权的范围；相较于1791年略高于10%的投票比例，相对的投票率几乎同之前一样低，只有不到12%。

虽然革命带来了磨难和困苦，并因此让平民对投票产生了矛盾心理，但是某些人若无其事，尤其是那些有一些钱并买得起正对外出售的教会财产（最近被命名为国家财产）的人。那些已然大富大贵的人—贵族与资产阶级中的有钱人—自然最有能力购买这些物超所值的地产。人们普遍认为土地是最理想的资产。每个人都想拥有一些土地，尤其是农民。 [75]

很多农民已经是他们所持土地的所有人或承租人，而他们现在有了获得更多土地的途径和欲望。废除教会的什一税与之前向领主缴付的半封建性质的税费之后，农民口袋里的余钱较以往更多；革命派正以优惠条件廉价地出售教会土地。但是农民的妻子与他们并非同心同德，因此教会和教会财产的问题迫使许多农民家庭分裂成两派。多数农民的妻子献身于教会，尊崇她们熟识的传统的顽固牧师，而她们的农民丈夫却急于购买教会的土地。

米什莱就农民的决心写过一段精彩的文字：“买地或者死亡。农民发誓称，他无论如何都要买地。公众事件并无影响；对外宣战，他要买地；王权陷落，他要买地；敌人来袭亦无碍，他毫无迟疑仍要买地。60000普鲁士大军的军讯只不过让他耸耸肩；人数如此之寡，怎能侵占整个民族？” [76]

1792年秋，革命派就已卖出价值30亿里弗的教会财产。米什莱对此评论道：“革命已然深入土地；它已生根。” [77] 事实上，革命者出售教会财产的举措可能是法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土地重划浪潮。

尽管大多数人获得了以绝佳条件收购土地的机会，但他们并不喜欢迄今为止的革命成果。社会异化非常普遍。8月10日，起义公社的发起者煽动了成千上万人侵入杜伊勒里宫，推翻国王，不过大多数平民几周内对此已麻木不仁。巴黎的各个选区有权随时举行会议，却几乎无人与会。在某个选区，3000余名公民具备潜在选民的资格，可只有25人出席会议；其他选区可能有60人到场，但仅有10人积极参与，其余到场者听而不闻，举手投票，好似机械般地俯首顺从。 [78]

至少就现代意义而言，国民公会的选举中没有政治宣传，也没有政党齐心协力制定党派宣言。另一方面，诸多策略都被用以确保志同道合的人当选。例如在巴黎，起义公社坚持选举的投票环节不应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需要当众大声唱票。 [79] 也许是因为这一点，首都的投票率相当低。1791年6月，人们普遍刻意回避巴黎市长的选举，只集合了1万名选民；这一次选举国民公会的24名议员，仅有525名选民到场。他们被周密地带离了法定投票地点巴黎总主教区（之前的总主教宫），并集中到一个更可靠的投票地点：雅各宾俱乐部。 [80]

事实证明这种胁迫的方式卓有成效，以致选票清点完毕，巴黎选民选出的24名议员中除一人之外都是罗伯斯庇尔、丹东或公社其他负责人的追随者。9月5日，罗伯斯庇尔首先当选议员；9月6日，丹东紧随其后，在他之后则是让-马利·科罗·德布瓦、路易·皮埃尔·曼努埃尔、雅克·尼古拉·比约-瓦雷纳与卡米耶·德穆兰；马拉也于9月9日当选。

巴黎以外的一些省份效仿了起义公社的做法，实行了同样胁迫性的投票程序。在别处，没有党纪或政党竞选宣传活动意味着选民或多或少可以因地制宜地投票，以致大多数（巴黎以外的）国民公会的态度相当温和，且带有资产阶级性质，而成员的政治出身也千差万别。

这一次，罗伯斯庇尔于1789年倡导的禁止现任议员连任的议决案并未起效。因此，749位新任议员当中有多位是律师、辩护律师或事务律师（公证人），约1/3的人是有国家政治身份的政客，曾任职于国民制宪议会或国民立法议会；其余很多人曾在其所在省担任过公职。国民公会中也有少数贵族，包括奥尔良公爵，1792年废除所有贵族头衔后，他曾要求公社赋予自己新头衔，于是他被授予听起来颇具民主精神的“平等的菲利普”的称号。公会中还有约莫50名“符合宪法的”神职人员，包括17位主教，他们已经宣誓忠于1790年7月的《教士公民组织法》。牧师埃马纽埃尔·西耶斯位列其中，他是以《第三等级是什么》一书一度扬名全国的作家，如今仍在争取靠前的政治地位。还有一些奉行改革主义的新教牧师，譬如来自尼姆的让-保尔·拉博·圣艾蒂安与来自塔恩的马克-大卫·拉索，他俩都是吉伦特派的主要成员。

尽管引入了男性普选权制度，但749名议员中只有两人来自工人阶级：来自兰斯的36岁的让·巴蒂斯特·阿蒙维尔，他是一名剪羊毛工人；还有来自圣艾蒂安的37岁的诺埃尔·普安特，他是一名铁匠。这可能是因为选举耗时太久，尤其是在那些效仿起义公社需要当众大声唱票的地方；也可能是工人阶级当中的大多数潜在候选人对选举不感兴趣，或者遭到胁迫，又或者他们觉得抽不出几天假。

国民公会中还有少量军官，包括拉扎尔·卡诺与巴拉斯子爵保罗·弗朗索瓦，他俩都在今后几年的革命中扮演了主导角色。卡诺是一名来自勃艮第（科多尔省）的40岁工程师，曾在国民立法议会的军事委员会任要职。作为国民公会军队事务方面的特派员，他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随后会入职新成立并日益壮大的公共安全委员会，这项使命将促使他一举肩负起让法国反败为胜的职责。

巴拉斯的职业生涯更加辉煌。他曾是一名青年军官，但他28岁晋升到上尉军衔时辞去军职，随后在巴黎依靠财产度日，此后才退伍返回法国南部的家中。他在所在省份（瓦尔省）当选国民公会议员后返回巴黎。他不久后作为特派员被派往各省，以加快大规模宣传来动员军队，他在此过程中作为军事专员赢得了良好的声誉。1793年的土伦之围中，他同来自科西嘉岛的24岁年轻炮兵军官拿破仑·波拿巴建立了深厚情谊，拿破仑自10岁起便在奥布省布里涅的法国军事学校学习，16岁时从巴黎的军校毕业成为炮兵中尉。1789年，波拿巴报名参加革命，纵然参加革命的动机大概是出于机会主义。当时，他对家乡科西嘉岛的独立比对法国大革命更感兴趣。巴拉斯将扮演重要角色，他既是波拿巴崛起的推动者，又是随后罗伯斯庇尔倒台的参与者。

国民公会中还有两名外国人，来自德国的阿纳卡西斯·克洛茨与来自英国的托马斯·潘恩。8月下旬，国民立法议会主政末期，有人力劝议会授予值得表彰的大革命的外国支持者们法国国籍，并邀请他们在国民公会任职。这些人包括英国化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英国反奴隶制活动家威廉·威尔伯福斯、德国诗人弗里德里希·席勒、美国政治家乔治·华盛顿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还有另外六名来自德国、瑞士、意大利、波兰与荷兰的人士。几乎所有人都拒绝了邀请。普里斯特利当选议员，可他拒绝议员席位；克洛茨与潘恩当选议员并任职。

让-巴蒂斯特·克洛茨是一位古怪的德国男爵，他富甲一方，来自克莱韦，在革命早期以“狂热追随者”的身份赶到巴黎。他自诩“人类演说家”，并和其他革命者一样给自己取了古典的希腊名字—阿纳卡西斯，取自公元前6世纪前往雅典的一位斯基泰哲学家，这位哲学家被尊崇为坦诚直率的“野蛮人”。克洛茨因鼓吹在整个欧洲发动革命战争而赢得了吉伦特派内部主战派的青睐。吉伦特派衰落后，他在恐怖统治时期下场悲惨，以外国间谍的罪名被莫名其妙地送上了断头台。

潘恩是享誉国际的革命小册子作者，他在国民公会中担任加来海峡省的议员。他得罪了雅各宾派，一部分原因在于他加入了注定失败的吉伦特派；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于1793年出版的《理性时代》 [81] 激怒了山岳派，该书主张信仰自然神论的上帝，而当时无套裤汉正在推行无神论的严厉政策。1793年圣诞前夕，在罗伯斯庇尔的唆使下， [82] 他被当做吉伦特派的支持者关进了卢森堡监狱。他在那里待了10个月，最后逃过了断头台的刑罚，但实属偶然。写明监外处决的标牌挂在他牢房的门外，而房门大敞，就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他本应被带走，但是标牌贴门靠墙未被看到。 [83] 吉伦特派东山再起后，他最终从监狱获释，但他在此后的八年郁郁寡欢，日夜盼望回到美国；他终于到达美国后，门可罗雀，贫困交加，最后孤独终老。

众所周知，国民公会中有约160名吉伦特派议员，约200名极左的山岳派议员，以及389名左右的温和派议员。实际上，国民公会中并无明确的界线来界定政治力量的均势，派系甚至多于之前的国民议会。历史学家提及诸如此类的政治团体，并将每个团体对号入座时，他们更倾向于使用常规的隐喻，而非陈述确凿的有据可查的事实。

就现代意义而言，当时尚不存在党派。但是就像之前的国民议会一样，全体议员分别选择各自的座位，于是所有激进派都坐在议长左侧。然而，更为激进的议员代表团此刻围坐于吉伦特派与雅各宾俱乐部中其他传统的左翼成员的左侧，尤其是罗伯斯庇尔的追随者与其他来自巴黎的议员，他们不仅坐得最靠左，而且也尽可能坐在高处，因此他们被称为山岳派。

每个派系的议员人数并不能真正衡量权力均势。立法议会中可能仅有136名议员是雅各宾俱乐部成员，但是吉伦特派却成功地主导着辩论会。这部分是因为他们的领导者是恣意张扬、赫赫有名的新闻记者兼投机分子雅克·布里索；部分是因为布里索在新议会中往自己身边集合了一帮辩才无碍的演讲者，譬如皮埃尔·韦尼奥、阿尔芒·让索内与玛格丽特·埃利耶·加代；还有部分原因是布里索的朋友与追随者跟当时政府的数名官员关系密切，譬如让-马利·罗兰与艾蒂安·克拉维耶。

在国民公会中，大量涌入的所谓的山岳派成员在人数上远超吉伦特派，而山岳派主要由一帮巴黎选出的议员组成，他们受罗伯斯庇尔的领导，并且背后有起义公社撑腰。作为新一波激进浪潮的旗手，山岳派在巴黎以外的省份表现得更为卓越，譬如直接受到入侵威胁的北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省份，这些省份对政府征募新兵的号召也作出了更为积极的响应，完全不同于西部地区的那些极力抗拒征兵的省份。

即便山岳派在人数上超过了吉伦特派，但是等到国民公会于1792年9月21日开会时，法国人已经在瓦尔密赢得了第一场轰动性的军事胜利，龙韦与凡尔登的噩梦就此遗忘，吉伦特派的作战方针似乎凯歌高奏。吉伦特派促成了热罗姆·佩蒂翁当选为国民公会议长，并霸占了秘书处几乎所有的高层职位。布里索如此沉醉于权势的愿景，以致他声称要控制议会2/3的席位。这持续不了多久；事实证明罗伯斯庇尔与山岳派联手后势不可当，而且罗伯斯庇尔能够在紧要关头号召起无套裤汉的势力。

就在1791年夏国王逃亡之时，罗伯斯庇尔与布里索彼此一度推心置腹。但是，罗伯斯庇尔永远也不能原谅布里索让自己的作战方针落空，政治敌意进而取代了他们的私人情谊。布里索设法在巴黎的国民公会中争取一个席位时，罗伯斯庇尔力保将他排斥于公会之外，于是布里索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接受卢瓦雷省的公会议员席位。罗伯斯庇尔甚至指控布里索犯有叛国罪，他于1792年9月1日对起义公社声称：“没有人敢说出叛国者的名字。啊，为了保证人民的安全，我要指名道姓。我在此谴责布里索，他是自由的破坏者，还有吉伦特派。我谴责他们向不伦瑞克出卖法国，谴责他们为自己的怯懦事先谋取报酬！” [84] 翌日，公社派遣了一帮受雇于巴黎监察委员会的彪形大汉闯入布里索的家中搜查涉案证据，但是他们一无所获。

六周后，罗伯斯庇尔的报复行为更进一步，他将布里索逐出雅各宾俱乐部。罗伯斯庇尔的亲信决心排挤出俱乐部的人远不止布里索及其吉伦特派盟友，还包括意欲质疑他们权威的所有公会议员。他们下令将隶属其他俱乐部的议员统统排除在外，最后驱逐了约200名成员。

此举造成的第一个结果是，吉伦特派成员此后主要通过举行私人会晤讨论政治规划，譬如小型晚餐聚会，或者社交属性更为浓厚的场合，例如罗兰夫人这类首屈一指的官场贵妇举办的沙龙或晚宴。第二个结果则是，罗伯斯庇尔的亲信现在全权掌控了雅各宾俱乐部的议程，并控制了俱乐部内部的言论自由。雅各宾俱乐部成员从此以后不再进行政治辩论，通常以阿谀逢迎的掌声例行公事式地批准罗伯斯庇尔及其亲密的盟友们所采取的政策与主张。

但是罗伯斯庇尔依然不断抹黑布里索，将包括9月份大屠杀在内的很多恶性事件都归罪于他，不过罗伯斯庇尔无法提供任何证据。这种私人恩怨的间接后果与雅各宾俱乐部内部清洗的直接后果是，虽然国民立法议会中壁垒分明的政治团体逐渐消失，甚至大多失去组织，但是在新的国民公会中，吉伦特派与山岳派之间很快呈现出公开且有计划有步骤的对抗态势。

这两个派系的社会根源几乎没有区别：他们的成员都是资产阶级，接受过良好教育，也都包括大量律师，并且他们都相信财产与经济自由主义。一些历史学家（尤其是左翼）声称，山岳派的财富与吉伦特派相比略逊一筹，甚至相差悬殊；毫无疑问，吉伦特派的主要成员当中有商业或贸易背景的人更多，他们大多来自西部地区与西南地区的重要海港或邻近地区，从南特到波尔多（吉伦特省）。

阿尔贝·马蒂厄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是狂热的亲罗伯斯庇尔主义者，他坚持认为山岳派与吉伦特派在政治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很大，甚至达到了阶级差异的地步。他认为吉伦特派是出自本能的富裕的保守派，他们视财产为绝对权利，并对平民的粗言劣行避而远之；相比之下，山岳派则维护吃尽战争苦头的平民的利益。 [85]

这段评论矫枉过激。1792年秋，山岳派与吉伦特派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显而易见的政治策略，无关乎社会根源抑或出于本能的政治同情。如果展开了一场阶级斗争，那是因为山岳派选择先下手为强。在这大革命的关键时刻，山岳派将焦点转向实行制胜策略，吉伦特派却满不在乎。这项策略便是将起义公社的街头力量与无套裤汉结为盟友。在三级会议与国民制宪议会中，绝大多数议员必然来自各地省份。但是革命派于1792年面临国民公会选举时，那些极左派人士基于立法议会的经验、近来起义公社的叛乱以及推翻国王一事得出了若干结论，于是他们制定了全新的计划。

在立法议会中，吉伦特派经常挫败坐在他们左侧的议员，尤其是在关于是否开战的辩论中。激进派没法指望在新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因此他们决定同起义公社共进退，并寻求巴黎无套裤汉势力的帮助。这意味着要谋求巴黎地区议员在国民公会中的议席。罗伯斯庇尔是一位来自阿拉斯的律师，阿拉斯的选民以高票将他选入国民公会，但他早已转而效忠于巴黎，选择了代表这里的席位，并成为巴黎的首位议员。

山岳派的战略与它选举的成功显而易见，而关于巴黎及其议员的权力是否太过强大并意图更进一步的问题在国民公会中引发了一些最初的、也是最激烈的争论。拉索说道：“我不想看到巴黎受到一帮阴谋家的领导，恰如罗马帝国时期的罗马，成为法兰西帝国的霸主。巴黎的影响力必须削减到法国的1/83，就像其他所有的省份那样。” [86] 另一名来自马赛的吉伦特派成员弗朗索瓦·特罗菲姆·雷贝基说：“他们向你们谴责的政派就是罗伯斯庇尔的政派，其目标是建立独裁政权；这就是我们在马赛学到的常识。” [87]

为了消除这种顾虑，吉伦特派做出了合乎情理的后续行动，要求以野蛮的方式防范罗伯斯庇尔及其巴黎盟友的野心。弗朗索瓦·尼古拉·莱昂纳尔·比佐是来自厄尔省的吉伦特派成员，他呼吁建立一支省护卫队来保护国民公会。他说：“必须调派一支军队围绕在国民公会的周围，这样不仅我们自己无所畏惧，而且我们所属的省也能打消顾虑，确信我们无所畏惧。”他提议从各省抽调4名步兵与2名骑兵，共计450名（疑笔误，原因有二：一、法国此时共有83个省，每省抽调6人，总数为498；二、据泡金《法国大革命史》所述，乃为447人。）士兵。但是他的计划遭到了公社的反对，最终被束之高阁。 [88]

令人诧异的是，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成立初期就已经被指责立志于独裁统治。让-巴蒂斯特·鲁韦是吉伦特派成员，也写作略伤风化的小说，他经常指责罗伯斯庇尔抱有狼子野心。1792年10月25日，他在国民公会中说：“我指控你向最高权力迈进。”

罗伯斯庇尔并未否认这一指控，反而选择厚颜无耻地自我辩护，他回应称很多不合法之事在革命时期都有其必要性。他说：“这一切都不合法，就如同革命一样不合法，国王的颠覆与巴士底狱的陷落也不合法，连自由本身都不合法。你不能指望一场没有变革的革命。” [89]

但是，双方暂且尽全力为了表面上的和谐携手合作，并致力于建立王权颠覆后的新政权；法国必须是共和国，这毫无疑问。9月22日，国民公会首次颁布议决案，其中一条规定今后所有立法都将从革命“元年”算起；9月25日，公会又颁布议决案称：“法兰西共和国是统一且不可分割的共和国。”

然而，这片刻的和谐并未持续多久；至关重要的是，巴黎与各省之间的对峙将迫使山岳派与吉伦特派彻底决裂，并促使山岳派大获全胜。吉伦特派越是强调作为革命中心的巴黎的权利与权力，他们—非自愿的外省人—就越会发现自己实则在捍卫法国其他地区各省市的独立。

山岳派动员巴黎的无套裤汉打击吉伦特派，从而击败了他们。但是巴黎的无套裤汉提出了愈发激进的主张，而山岳派能够左右这些主张的唯一途径就是无情地带领法国走上中央集权的革命独裁统治与恐怖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