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1792年战争：从瓦尔密到热马普

1792年秋季关键的几周里，法国人扭转了战局，反败为胜，击退了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侵略军，这支侵略军一度威胁要征服巴黎，推翻革命。

在9月20日的瓦尔密战役中，法国革命派赢得了第一场胜利，这是一场至关重要的胜利，入侵的威胁暂时告一段落。作为一场军事行动，瓦尔密战役不见得多么惨烈。它基本上是一场长时间的炮击交火战争，当天交战结束时，双方都未遭受多大人员伤亡，大概只有300名普鲁士人与200名法国人殒命。没有人清楚法国最终取胜的理由或方式；不伦瑞克本可以从这里向巴黎进军，但是他撤退了，把战场拱手让给法国人。

一种解释是，不伦瑞克震惊地发现法国军队比他预计的更为精良。普鲁士人向来认为，他们纪律严明、经验丰富的军队与大革命的这帮混乱无序的乌合之众之间不论发生任何冲突，他们都能轻而易举地赢得胜利；但是当他们看到这帮混乱无序的乌合之众毫不示弱，大声呐喊“国家万岁！”之时，他们顿时无所适从，不知所措。另一种解释则是不伦瑞克的军队正普遍饱受疾病之苦，而国内的军粮也补给不足。第三种解释则是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长期以来互相猜疑，这种信任危机如今在即将分裂的波兰问题上爆发，不伦瑞克的几位顾问认为波兰问题比继续推进对法战争更为重要。

有传言称，法国的迪穆里埃将军设法通过行贿促成了普鲁士人的撤退；不过这场革命始终充斥着贿赂与背叛的谣言。既然如此，这种说法似乎略显牵强，但不可否认的是迪穆里埃对革命的态度日益矛盾，而且并未不遗余力地在普鲁士人撤退的过程中穷追猛打；他反而让敌军的撤退尽可能轻松，并同他们保持频繁友好的外交往来。

德国诗人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以普鲁士士兵的身份参加了战斗，他多年后告诉同伴，或者说他声称：“从这个地方开始，从这一天开始，世界历史开启了一个新纪元，而你们都可以说自己见证了这一时刻。”事实上，歌德在1819年到1822年之间所著的《法国的政治运动》一书中写下了这句话，瓦尔密战役距此至少已有27年之久。他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承认自己当时对所发生的事情胸中无数。 [90]

虽然歌德需要一些时间去意识到这一点，但在法国与欧洲其他地区，瓦尔密战役胜利的心理影响与政治影响势不可当。迪穆里埃得以进一步巩固胜利成果，法国人壮起胆量在法国边境周围发起一波攻势，范围不局限于迪穆里埃最初进攻的北部地区，更向东部、东南部与南部扩展。在南部地区，雅克·贝尔纳·德安塞尔姆将军占领了尼斯城，并强力推动雅各宾政府在此执政，这里在过去长达400年的时间里都是萨瓦省的总主教区。在东南部地区，孟德斯鸠将军占领了萨瓦省的省会尚贝里，而法国军队则入侵了巴塞尔的主教辖区，宣布成立“独立的”共和国。在同德国接壤的东部地区，屈斯蒂纳伯爵亚当·菲利普将军（据蒂拉尔说，他的知名度源自于上唇浓密的八字须 [91] ）在9月25日攻陷施派尔，10月5日攻下沃尔姆斯，10月21日攻克美因茨，之后逼近法兰克福。

历经瓦尔密战役，普鲁士人撤军之后，曾经围困里尔城的奥地利人也撤退至如今的比利时地区。大路已对迪穆里埃敞开，他可以恢复原计划，向北进攻，从奥地利殖民者的手中解放比利时人。行政会议（法国革命内阁）赞成他的计划，任命他为远征军总司令，“以解救受压迫者，并将共和国的死敌（奥地利人）追击至他们本国领土”。迪穆里埃率领现已增员至4万人的大军向北部地区进发。11月6日，他在距蒙斯城不远处偶遇奥地利军队，并在附近的村镇热马普击溃了他们，大获全胜。奥地利人撤军，蒙斯沦陷，一周后法国军队进入布鲁塞尔；比利时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被征服，于是迪穆里埃准备攻打荷兰。

此时，法国大革命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迪穆里埃原本计划一旦解放比利时，就允许该国自由独立，他现在也提出了这一想法。他从严治军，并向比利时人民发布了激动人心的声明，这份声明远远超出了国民公会授予他的权限:

“勇敢的比利时民族，我们正进入你们的领土，帮助你们培育自由之树，不会以任何方式干涉你们行将采用的宪法！只要你们接受主权在民，不再生活于专制君主的统治下，我们就会成为你们的兄弟，你们的朋友，你们的支持者。我们会尊重你们的财产与法律。” [92]

迪穆里埃显然是在法国政府的支持下采取了行动。10月30日，法国外交部部长皮埃尔·勒布伦就已致信法国驻伦敦大使，称“法国已经宣布放弃一切征服行动，这份声明应该让英国政府对迪穆里埃进入比利时一事打消疑虑”。热马普战役获胜后，他重申了这一立场：“我们不希望横加干涉，将非此即彼的政体强加于任何民族。比利时的居民会选择最适合他们的政体。” [93]

虽然迪穆里埃提出的自由主义政策获得了顶头上司的支持，但是它却被国民公会即刻制止了。12月4日，一支比利时代表团来到巴黎要求国民公会承认比利时的独立，国民公会横加拒绝。三天后，法国军队残酷地镇压了布鲁塞尔的一场呼吁比利时独立的公众示威活动。

迪穆里埃将自己的政策被推翻一事归咎于投机者与战争部新政权的阴谋：“我对奥地利人的胜利是徒劳的，这支卓越的远征军将以悲剧收场，因为我的计划全盘受阻，因为他们正打算对这个国家施行暴政，因为贪婪的投机者得到了战争部相关部门的支持，并以供养军队为借口囤积所有军事补给，事实上却是让军队弹尽粮绝。” [94]

迪穆里埃的抱怨涉及新任战争部部长让·尼古拉·帕什出台的改革措施。帕什是一位兢兢业业的公务员，也是吉伦特派内政部长让-马利·罗兰长期以来的追随者。然而，他被意外地任命为战争部部长之后，突然投诚于山岳派，并将大量无套裤汉调入战争部，这些无套裤汉大都缺乏经验、能力不足，但全部致力于山岳派的事业。他还引入了一套集中控制所有军事物资的制度，这让很多习惯于自行为军事补给做交易的将军感到不快；有些将军一直以此为契机，从中牟取暴利。11月22日，帕什下令逮捕所有过去向驻比利时的军队提供物资的供应商。此类改革显然十分必要，但倘若新政权制止了旧政权的财政腐败，那么新政权同时也为自己的腐败打开了大门。

帕什未能在战争部立足太久，吉伦特派人士与将军们联手发动了一场造谣诽谤活动，他于1793年2月4日被迫辞职。但是他大量雇佣无套裤汉的举措使得他在巴黎的工人阶层当中备受欢迎，一周之后，他于2月11日以压倒性的多数票被各选区选为市长。

迪穆里埃一直想推行宽容的战争策略，这一战略旨在解放比利时，并由其发展为独立自治的国家。然而，法国的外交政策急转直下。丹东和他的朋友兼特使让-弗朗索瓦·德拉克鲁瓦极力要求彻底征服并兼并比利时，而他们的政策被采纳了。

11月19日，热马普战役结束不到两周，国民公会颁布了一项对所有国家表示“友谊”的法令：

“国民公会以法兰西民族的名义宣布，我们将向所有希望恢复自由的民族表示友善，提供援助，并嘱托政府务必号令众将支援这些民族，保卫可能已经遭受欺压或可能面临欺压的国民，一切为了自由的事业。” [95]

关于实施这则表面上利于他国的新政策的真实理由，皮埃尔·勒布伦阐释得很清楚：通过吞并比利时，法国人口数量将增加300万，军队士兵将增加4万名，财政收入则增加4亿里弗。公会的委员补充道：“拯救共和国的希望在比利时；唯有把这个富庶的国家并入本国领土，我们才能重振财政，继续战争。” [96]

这是务实主义的声音，在此不可不提皮埃尔·约瑟夫·康邦，正是他在说服政府与公会采取这种方针并如此表态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康邦是一位老成持重的政客，说话带着一股浓重的南方口音，他是蒙彼利埃的某位布商之子，而他自己也曾从商；在公会中，他在经济政策方面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甚至比财政部部长克拉维耶更具影响力。

米什莱描写道：“这个人30岁上下，面色红润，满腹牢骚，洁清自矢，心狠手辣。除了毫不掩饰的举止外，他的智识就像粗野的外省商人，也像有权有势的农民后代……你看得出当他凝视共和国的军火供应商们时，他们一定局促不安，而且面对这样一个人，他们恐怕也感到人头不保。” [97]

米什莱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康邦在公会中地位稳固，提出了指券与出售（教会财产）的重大议题，这也是最突出的革命问题。这一问题促使康邦继续向前；他渴望战争，他希望战争无处不在，以便将指券推广到各地……他此时只有一个念头，跟丹东不谋而合，就是彻底改革比利时，出售这里的一切教会财产或封建财产为战争买单，并摧毁这个国家。” [98]

作为公会财政委员会的要员，康邦对法国公共财政的糟糕状况、可靠的赋税收入的极度匮乏与数额庞大且不断增长的战争支出心知肚明；他将自己的所见所想视为唯一合理的结论：法国必须吞并比利时，以攫取比利时的财富。欲达此目的，首先要国有化比利时的教会财产，然后对外出售，再以熟悉的花招发行指券换取比利时的金银铸币。

他说：“我们必须在我们所进入的国家宣布我们是一股革命力量；装模作样是没有意义的；专制君主们知道我们想要什么。禁绝不彻底的革命！任何不肯听从我们建议的民族都是我们的敌人，他们将咎由自取！” [99]

1792年12月15日，公会颁布了一项阐述革命战争新原则的法令。这项法令声称法国人并非“以征服的勃勃野心为导向”，也不想支配或奴役任何民族，而是尊重国家的独立。但是新政策一目了然，它的目标就是征服，纵然暂时以其他名义粉饰。

在已攻破的所有外邦，法国将领都受命即刻废除所有什一税、封建税费与各种奴役制度。他们将通盘颠覆现有的政治当局，举行临时政府的选举，同共和国作对者全被排除于选举人之外。以前的所有赋税制度都将被废弃，不过属于税务机关、贵族与教会机构的财产将被悉数扣押，以巩固指券的发行。从这时开始，获取外国资产的需求—金钱与各种财富，尤其是金钱—是法国战争政策的决定性因素。为了支付各项开支，法国需要金钱，而获得金钱的唯一途径就是从外国人手中夺取；法国现在必须不断扩张征服战争的范围，以支付日见增加的征服战争的开支。

在比利时，民众显然不欢迎最终演变为入侵的行动，也不愿意投票支持法国人促成的“解放”；在巴黎，革命派耽搁了一个多月之久，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做。康邦最终占了上风，尽管公会不敢冒险在比利时全境举行全民公投，但在法国的武力威逼之下，吞并政策在暴力抗议的氛围中通过一连串的地方投票继续推行，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

接下来的数月内，法国在战争中几经浮沉，在一段时期内，至少在英国置身于战争之外的那段时期，革命派就解放与征服的相对利益进行了一些辩论。当法国的胜利迫使英国必须加入第一联盟时，这场战争变成了生死存亡的斗争，而这些争论基本上就此销声匿迹。

法国这时只有一个选择：战胜或战败；战胜涉及规模极其庞大的征服和抢夺，其规模之大可能是自一千多年前的罗马帝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法国利用战争大量敛财，若干将军与全体军火供应商、投机者、中间商亦然；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部分政客也是如此，特别是那些被派往各省几乎掌握无限的生杀大权的政客—特派员。革命开始后，革命派宣称财产是神圣的，但战争真正打响后，战争使得他们的价值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马蒂厄将这一切都归因于吉伦特派极其残酷的战争政策：如果吉伦特派愿意放弃对国王的审判并允许他安全离开法国的话，法国本可以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保持和平。这一论点的问题在于，尽管吉伦特派可能主要负责制定战争政策，但是他们在多数情况下仍然愿意拯救国王的性命，反而是山岳派与亲罗伯斯庇尔派坚决认为应该处死国王。马蒂厄遗憾地总结道：“因此我们可以说，派系之间的斗争与外部局势的发展一样，干扰了和平，加剧了战争。” [100]

派系斗争的始作俑者实际上是罗伯斯庇尔与山岳派；从现在起，斗争会愈演愈烈，直至山岳派最终把吉伦特派拉下马，并将他们赶尽杀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