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推翻君主制

起初，战争进行得并不顺利。迪穆里埃采取的作战策略很简单：在多数方位保持防御态势，唯独进攻北面，穿过奥属低地国家，大致相当于今天比利时的大部分地区。三年前，1789年秋，低地国家起身反叛，曾短暂地驱逐出奥地利人，但是奥地利人很快卷土重来，再度占领这片土地。因此，迪穆里埃误以为此地的人民会起来欢迎法国的革命者，视他们为解放者，于是他命令三位法国将军—拉法耶特、罗尚博与卢克纳发起进攻。

然而，法国军队似乎无心应战，北面的进攻逐渐迎来颓势。将军们抱怨军队装备不善；尤其是罗尚博，他明确表示对国民自卫军的志愿军部队毫无信心，因为他认为他们缺乏训练。这些因素可能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关键因素似乎是将军们不愿出战，犹豫不决。罗尚博无疑表现出消极怠战的态度，随时准备无理由撤退。他手下的两个骑兵团仓皇逃窜之后，突然扑向率队将领泰奥巴尔·狄龙，指控他叛国，进而将他杀害。

严格地讲，部分问题出于军事。法国尚未做好作战准备。军队缺乏资金，缺少装备、武器和弹药，而且全军至多只有15万名士兵；大规模的移民已经使得军官阶层人士所剩无几，而士兵临阵脱逃的现象也很常见，尤其是骑兵团。最糟糕的是，志愿军部队的革命意识形态中充满更为崇尚自由的新理念，这些理念削弱了同他们并肩作战的常规部队的士气和纪律。因为军队被划分为两派：一派是传统的皇家军队，他们身着白色制服（白衣军团），通常按照严厉甚或残酷的纪律标准接受训练；而另一派是新组建的更加民主的革命派志愿军，他们来自国民自卫军，身着蓝色制服（蓝衣军团），薪俸更高，并习惯于选举率队军官。在征募士兵的过程中，士气问题暴露无遗，国王出逃瓦雷讷一事发生后，政府从国民自卫军中征召志愿军，原本希望征募10万名新兵，最终却只招募到3.3万人。

自革命开始以来，白衣军团中爆发了一连串纪律涣散的事件，其中最严重的是1790年在南锡兵营发生的兵变，当时部队的士兵们反抗率队军官，并与当地的国民自卫军亲善。这次哗变被布伊莱侯爵残酷地镇压了下去，布伊莱侯爵也就是后来受命为国王出逃瓦雷讷保驾护航的那位。秩序复如当初，但是凶暴的镇压活动（一名男子被处以车轮刑，42人被处以绞刑，另有41人被送上桨帆船做苦役）加剧了白衣军团的士兵同他们的贵族军官之间日益尖锐的对立情绪。1792年春法国参战时，这些士兵在自己与蓝衣军团之间感受到了另一种差异。迄至1793年革命派才把握住差异问题的本质，决定“合并”白衣军团与蓝衣军团，将士兵归入同一部队，恪守统一的军规。但是，合并过程相对缓慢，1794年才正式开始，而到1796年才宣告完成。

战争的最初几周，由于敌人同样犹疑不决，法国人幸免于祸。奥地利在荷兰只部署了3.5万名士兵，而普鲁士几乎尚未开始动员军队；奥地利王国的利奥波德二世极不情愿参与任何战争，无论何种形式，也无论对手是谁。1792年3月1日，他突然去世，其子弗朗西斯二世继位，弗朗西斯二世的性格更加好斗，迫切希望同革命派作战，以支持法国君主。

然而，俄国却分散了奥地利与普鲁士全心全意投入对法战争的注意力，它计划重新分割它们背后的波兰。1792年5月，波兰的塔戈维查联盟请求帮助，于是俄罗斯出手干预波兰。这导致了波兰的第二次分裂，俄罗斯占领了25万平方公里的波兰领土，包括西乌克兰，而普鲁士则占有5.7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包括但泽（今天的格丹斯克），奥地利此次一无所获。普鲁士现在得以毫无忌惮地攻击法国，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坚持任命不伦瑞克公爵卡尔·威廉·斐迪南为普鲁士-奥地利联军总司令。结果，这却成了战事拖延的另一个因素，因为不伦瑞克公爵不赞成同法国交战。事实上，他根本不是一位好战的将军，据说他是“惶恐不安生怕无法撤退而战败的人之一”。如果法国人早知道这一点就好了，他们的敌人其实并没有那么令人生畏。

但是法国人并不知道。当法国军队未能执行军令大举进攻时，罗伯斯庇尔公开指责将军们，将军们则怪罪于军队。罗尚博辞去军职，许多军官擅离军队，三支骑兵团投靠敌军，法国国防部部长赫拉弗侯爵随即辞职。

问题的核心关乎政治。法国的战争管理机制混乱不堪，主要是因为巴黎的革命派未能对前线的军事领导人施加对平民般的政治控制。譬如，拉法耶特向驻布鲁塞尔的奥地利大使发去信函，要求暂停敌对行动，并提出同他的军队一起挺进巴黎，驱逐雅各宾派，改革宪法。大使的答复含糊其辞，但在1792年5月18日，三位法国将军自作主张共同决定停战。批评者怀疑拉法耶特和宫廷之间存在叛国阴谋，这是长期以来对宫廷与奥地利人—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与她的兄长利奥波德二世，现在则是她的侄子弗朗西斯二世—之间叛国阴谋所持怀疑的延续。

管理不善的另一个原因是，革命派利用虚假的借口发动了战争。虽然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发出了威胁性警告，似乎不怀好意，但他们尚未宣战，也未入侵。法国革命派本可以相当合理地把他们的精力投入到军队的训练和装备上，可他们却仓促地开始一场对外战争，希望借此间接地解决—通过将注意力从革命的核心政治问题上转移开，而他们尚未解决这一问题—如何处置国王的问题。短短的三个多月内，他们就将发现无套裤汉解决了这个问题，解决方式既未征得他们的许可，而且同他们的想法背道而驰。

战争开局很糟，雅克·布里索及其吉伦特派盟友的第一反应是加强活动力度，反对国内的那些被怀疑是革命之敌的人，首先从国王和顽固的牧师开始。1792年5月27日，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驱逐顽固的牧师出境的法令。两天后，国民议会通过另一项法令，解散由国民议会于前一年9月组建的国王的宪政护卫队。6月8日，又一项法令通过，在巴黎附近设立一座兵营，容纳来自各省的2万名半军事化的志愿军，名为同盟军。布里索和吉伦特派成员声称，一旦奥地利人突破防线，需要这支部队保卫首都；斐扬派与其他君主主义者却声称，这是雅各宾派劫持国王并就此将其作为人质的阴谋的一部分。

路易十六批准了解散其宪政护卫队的法令，但他在6月11日对其他两项法令行使了否决权。他还罢免了三名吉伦特派重臣，分别是罗兰（内政部部长）、克拉维耶（财政部部长）和约瑟夫·塞尔旺（战争部部长），取而代之的是忠心耿耿的斐扬派成员。顿时谣言四起，风传他正计划通过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同奥地利人串通一气，以铲除雅各宾派、解散议会、召回移民、结束战争。

6月16日，拉法耶特从北部前线的营地向国王和议会发来了一封篇幅很长的谴责信，斥责雅各宾派和其他俱乐部，以及吉伦特派的几位前任大臣和迪穆里埃。国王留下了迪穆里埃，将他调往战争部。迪穆里埃再次现身国民议会时，就军事形势发表了一份悲观的长篇报告，他的声音逐渐被叫嚷声淹没了。他告诉国王政治形势岌岌可危，力劝他撤回否决权。路易十六断然拒绝。迪穆里埃辞职并受到处罚，被调派到北部前线担任师长。

公众舆论愈发激愤。这种激愤的情绪在街头巷尾和巴黎各选区的政治机构中最为激烈。这些选区本应受到巴黎市政府（现在被称为公社）的控制，或者至少是监管。公社由出自左翼的革命派领导人牢牢掌控；雅各宾派的热罗姆·佩蒂翁最近在巴黎市长大选中获得了多数票，并任命路易·皮埃尔·曼努埃尔为总务委员（procureur-syndic），曼努埃尔则委派左翼的民粹主义者乔治·丹东为自己的副手。尽管公社受到了严格的管制，他们也不再指望国民自卫军，尤其是在自卫军的英雄拉法耶特离开后。此外，因贫困而愤怒不安的平民百姓现在正拿起武器，通常是长矛（因为缺少步枪）。由于长矛的盛行，它成为了民众抗议的标志。正如罗伯斯庇尔所言：“这种武器在某种意义上是神圣的。”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暴力解决的时机现在已经成熟，群众行动日即将拉开序幕，法国人称之为“一天”（unejournée），第一轮行动的日期定在1792年6月20日。同大革命中屡次发生大规模群众事件类似，这起事件由谁策动或由谁领导至今仍然是个谜。研究大革命的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阿尔贝·马蒂厄说是吉伦特派起的头，但弗朗索瓦·傅勒却说是由当地不知名的人物发起，他们之后的行动受安托万·桑泰尔指挥，桑泰尔是生活在圣安托万城区的富裕且受欢迎的酿酒商。

总之，雅各宾俱乐部筹备这场大规模示威活动至少是在一周以前，甚至很可能更早，而且罗伯斯庇尔也参与了策划环节的讨论会，这一点似乎显而易见。到6月16日，每个人都在讨论6月20日这一当前预定的示威日期。巴黎的省督政府全面负责，其成员包括塔列朗，他希望加以阻止。佩蒂翁知道示威活动无法避免，可他想要稍加牵制，于是召集国民自卫军的全体士兵，让他们与示威者一起游行。 [41]

公众参与示威游行的势头不可阻挡，但大多数雅各宾派成员坚决反对。米什莱说：“罗伯斯庇尔非但没有参与，而且强烈反对此事；他不喜欢这类大事件。他精心打扮，戴上假发，并在发套上涂脂抹粉，因而不可能在喧闹的打斗甚至粗暴的社会骚乱中甘冒生命危险。” [42]

6月20日，示威活动如期举行。这是为了纪念1789年的网球场宣誓，但现场似乎乱作一团。大约有1万人聚集在国民议会的议事厅骑术学校外边，他们由选区组织，领导者是桑泰尔、勒让德、富尼耶、圣约克戈与让-弗朗索瓦·瓦雷。他们要求国民议会现身接见，以便提交请愿书。国民议会只同意接见少数成员—一支代表团。示威者随后要求获得游行横穿骑术学校的权利。议员们不情愿地答应了，游行持续了三个小时之久，很多示威者都喝醉了。

某些示威者对游行感到厌倦之后，找到了几处通往杜伊勒里宫的大门，而杜伊勒里宫既无守卫，也未上锁。他们涌入宫殿，偶然碰见国王；他们推搡他，侮辱他，并对他大喊：“撤回否决权！”国王极其冷静，同意戴上一顶象征自由的红色无边呢帽，并陪他们喝了一杯红酒，但他拒绝撤回否决权。

与此同时，当天晚些时候，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领导、阻止或控制示威游行的佩蒂翁出现了，他告诉民众暴力不是良策，并劝说示威者和平撤退。示威者一无所获。巴黎省督政府将佩蒂翁停职。但是在三周后的巴士底日纪念日公众庆典上，民众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这些人都对宫廷怀有强烈的敌意，于是国民议会决定让他官复原职。

巴黎的48个选区里没有一个否定6月20日的游行示威。 [43] 然而，中产阶级短时间内对此产生了亲王室的反应，各省尤其如此。拉法耶特长期以来一直是君主主义者，他也不例外，像有些人一样在一年前脱离了雅各宾俱乐部，抗议有关共和主义请愿书的会谈。现在，他对国王遭到粗暴对待一事义愤填膺，抛下了前线的军队，匆忙赶回巴黎。6月28日，他在国民议会上露面，受到了鼓掌欢迎。他要求立即解散雅各宾俱乐部，严惩所有在6月20日犯下暴力罪行的人。不消说，他的提议未被采纳，而吉伦特派领导者之一的玛格丽特·埃利耶·加代提出了一项责难他的行为的动议，但该动议最终以339票对234票同样遭到了否决。

拉法耶特似乎认为他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时刻已经来临。他听说国王定于次日检阅国民自卫军，于是决定指挥军队向雅各宾俱乐部进军。他或许以为自己能够通过一场政变控制局势，他甚至可能以为自己能够夺取政权。然而，他的计划走漏了风声，传入王后耳中，王后对此并不认同，她说：“我明白拉法耶特先生想拯救我们，但是谁又会拯救我们摆脱拉法耶特先生呢？”王室随从向佩蒂翁通风报信，佩蒂翁随即取消了阅兵。35岁的拉法耶特侯爵感到灰心丧气，两手空空地回到了军队。

与此同时，军事形势危如一发引千钧。拉法耶特等将军单方面中止敌对行动为奥地利和普鲁士留足了时间重整旗鼓。普鲁士军队在不伦瑞克公爵（此处指的是卡尔·威廉·斐迪南）的率领之下准备入侵法国领土，法国移民组成的部队紧随其后，而法国军队似乎无力抵抗。

7月1日，国民议会宣布，所有的官方机构从现在起必须当众举行会议，希望借此争取到民众对政府战争政策的支持。翌日，议会通过了一项法令，将各省的国民卫兵召往巴黎参加7月14日的庆典，从而规避了国王对征集2万名同盟军并设立军营的提议的否决。城市中街头巷尾的公众舆论中充斥着愈来愈多的怀疑，民众纷纷疑心宫廷正同敌人互通声气。7月3日，吉伦特派领导者之一的皮埃尔·韦尼奥发表演讲，控诉国王效力于敌人，从而导致了法国的军事挫败。实际上，他在呼吁推翻路易十六。

7月6日，国王通知国民议会，普鲁士军队已经越过边境。7月10日，斐扬派大臣们敦促国王将他们领入国民议会，以便他在那里公开谴责战事的管理不当；国王表示拒绝，于是他们辞职。次日，议会宣布启动国家紧急状态（lapatrieen danger）。这标志着危机迈入了新阶段，也是国民议会试图维护其权威的新尝试。这份声明允许议会推翻国王的否决，而所有公共机构就此进入常设会议状态。国民自卫军全体士兵都被动员起来，多个志愿军组成的新营也组建成型；几天后，1.5万名巴黎人报名参军。

按照马蒂厄的说法，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罗伯斯庇尔决定接管与日俱增的民众抗议活动的领导权。

在雅各宾派，罗伯斯庇尔与（弗朗索瓦·)安托万……接管了群众运动的领导权。罗伯斯庇尔的角色至关重要。他面对同盟军作长篇演讲，也就是那些从各省赶来巴黎的准军事志愿军部队，他控诉将军们背信弃义，谴责拉法耶特逍遥法外。他告诉他们，国民议会遭到了拉法耶特的羞辱，现在到了同盟军拯救国家的时候。他呼吁同盟军切勿宣誓效忠国王。罗伯斯庇尔没有被吓倒，他起草了愈来愈具有威胁性的请愿书……他在7月17日的请愿书中倡议推翻国王。经他授意，同盟军成立了秘密理事会，成员包括他的朋友(弗朗索瓦·)安托万(他在国民议会和雅各宾派内部都是一位激进的发言人)，而这个理事会有时在他居住的细木器商人迪普莱的屋子里开会，安托万也住在这里。 [44]

吊人胃口的是，这段描述模棱两可，它突出了法国大革命中最引人关注的一大问题：罗伯斯庇尔在推翻国王的过程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马蒂厄告诉我们，罗伯斯庇尔呼吁推翻国王，不过并未提及他要如何推翻国王。这段话的笔调暗示罗伯斯庇尔已然加入叛乱者的队伍，但是“请愿”一词的使用却同样清楚地表明他尚未加入。因为如果存在请愿书，除了国民议会外，这些请愿书还能递交给谁呢？议会是唯一可能具有推翻国王的法律权威的政治机构。但是政治困境的核心在于到目前为止，国民议会对这个办法犹豫不决。

倘若罗伯斯庇尔已经改变主意，不再公然反抗国民议会，那么他为何这样做以及究竟有何决定，这些尚不清楚。可能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第一个因素是成千上万的同盟军现在已经抵达巴黎，并在安托万的监督下征募新兵和加强训练，以参加计划好的叛乱。罗伯斯庇尔很可能认为，这股潜在的叛乱者确实如滔滔洪流般淹没了他实行符合宪法的行动的选择权。另一个可能的因素则是，他也许认为倚仗国民大会废黜国王相当困难，甚至毫无可能。当公众舆论在战争事件的影响下转而反对宫廷时，罗伯斯庇尔与其他革命者原本或许希望国民议会采取相应举措控制事态。到目前为止，他大概已得出结论，这绝无可能；这一结论将在8月8日得到印证，其时国民议会以多数票同意洗清拉法耶特的叛国罪名。

无套裤汉没有等罗伯斯庇尔改变主意。6月20日示威当天，在起义公社的支持下，尤其是在总务委员曼努埃尔与副手丹东的支持下，无套裤汉成立了秘密的起义委员会。

米什莱说：“在7月25日，一个面向同盟军的市政集会在巴士底狱旧址举行；25日深夜至26日凌晨，起义委员会在附近的一所名为金太阳的小型夜总会集合。到场者包括五名同盟军委员会成员，两名郊区领导人—桑泰尔与(夏尔·)亚历山大，三名实干家—美国人(克劳狄·)富尼耶、(弗朗索瓦·)韦斯特曼与(克劳狄-弗朗索瓦·)拉佐斯基，还有雅各宾派的安托万，以及两名记者—(让-路易·)卡拉与(安托万·约瑟夫·)戈尔萨斯，他俩都是出走吉伦特派的年轻人。” [45]

曼努埃尔现在要求将各个选区纳入叛乱的规划当中，并争取就此达成共识。中央通信局顺势成立，它实际上由雅各宾俱乐部掌管。这意味着包括罗伯斯庇尔在内的雅各宾派的领导者与无套裤汉派的领导者都深度参与了推翻国王的计划。 [46]

法国诸多重镇传来的消息纷纷要求推翻国王，而且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同盟军抵达巴黎。7月17日，他们向国民议会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停止国王的职权、赋予男性普选权、选举国民公会。7月29日，罗伯斯庇尔紧跟他们的步伐面向雅各宾派发表了重要讲话，呼吁废黜国王，选举国民公会。7月30日，一伙来自马赛的600人队伍迈步走进巴黎，欢唱《莱茵守军战曲》。这首歌由年轻的上尉克劳狄·鲁热·德利斯勒于数月前在斯特拉斯堡谱写；它后来以《马赛曲》之名闻名于世，即今天的法国国歌。

大势所趋，无可阻挡，压力自下而上地骤增。

在巴黎，1790年5月设立的48个选区已经迅速成为了政治骚乱的活动中心，它们甚至惊动了国家权威机关。1791年5月以后，除非获许，否则它们不得举行公众大会，而且国民议会禁止它们以任何目的召开会议，事关市政当局行政管理的辩论除外。言下之意是，48个选区被禁止就一般性的政治问题召开辩论会。

但是各选区拒不服从禁令，战争为他们提供了苦苦找寻的借口。1792年7月24日，驿站选区要求国民立法议会赋予所有选区进入常设会议的权利，意即他们可以随时召开会议，无需征得同意。国民议会认定所有公共机构的会议必须当众举行，各选区代表置之不理，在议会的议事厅内搜检旁听席，议事厅立刻被政治煽动者占领。这自然吓跑了温和的市民，他们对煽动者的威胁言论和侮辱行为大惊失色。在这种压力之下，这些会议上的政治骚动愈发激烈。

原则上，这些议会代表的成员资格同加入国民自卫军类似，仅限于有行为能力的公民，即缴纳了一定数额税款的人。但是在7月 25日，罗浮选区要求所有公民都应被视为有行为能力者；7月27日，法国剧场选区擅用职权赋予了公民这项权利。这就保证了串联各选区的中央通信局组建完成后，它所面对的来自底层的压力非常之大。 [47]

事实上，韦尼奥于7月3日就曾呼吁推翻国王，但吉伦特派现在认为路易十六在7月20日罢免斐扬派大臣的举动或许表明他们再度掌权的时机已然来临，于是他们改变了策略。7月26日，布里索谴责了所有要求推翻国王的言论：“如果有人致力于在《1789年宪法》的废墟上建立共和国，那么法律之剑应该像打击科布伦茨的反革命分子那样向他们挥舞。”（路易十六之弟普罗旺斯伯爵已在科布伦茨建立流亡宫廷，并试图号召欧洲的君主们向法国大革命宣战。）然而在这危急关头，吉伦特派投机取巧的大转变无法扭转局势，事态正在不断朝推翻君主制的方向发展。此外，这一政策的突然改变可能是造成他们与更为激进的雅各宾派之间无法挽回的敌对状态的一大因素，这也最终导致了吉伦特派的垮台。

随着《不伦瑞克宣言》的发表，政治氛围突然变得更为严峻。尽管从军事上来讲，战争仍然只是半心半意，但在1792年7月25日，奥地利-普鲁士联军总司令不伦瑞克公爵发表了一份篇幅很长并极具威胁性的最后通牒。部分内容如下：

“法国人，尤其是巴黎人，应当立即听命于国王……如果国王与王后陛下以及王室遭到些微的暴力伤害，（普鲁士与奥地利的君主）将对他们（巴黎人）严惩不贷，武装入侵巴黎城，改天换地，严刑拷打罪恶的叛乱者，这是他们罪有应得。” [48]

宣言的相关消息在8月1日传到巴黎街头，这非但未能唬住叛乱者，反而激怒了他们，并坚定了他们的决心。所有人都整装待发。同盟军与雅各宾俱乐部在各街区、各选区以及公社都部署了组织委员会与协调委员会，包括罗伯斯庇尔在迪普莱家的住所。然而，即使在这最后关头，叛乱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大部分主要参与者身先士卒，但是仍有很多颇具影响力的革命者对正在酝酿的叛乱深感不满，他们希望另辟蹊径。

成千上万的同盟军抵达巴黎。1792年7月17日，他们派遣了一个代表团前往国民议会，旨在呼吁议会采取行动，惩治叛国者，指控拉法耶特变节，要求暂停其内阁职权。简而言之，他们意在统领全局，掌管政权。国民议会对他们的诉求充耳不闻。7月27日，科德利埃选区在丹东的支配下发表了忠于宪法的声明。这用意何在尚不清楚，但它似乎排除了叛乱的可能性。随后在7月31日，马康塞尔选区宣布不再承认国王的地位，并宣称将于8月5日挺进国民议会。这显然说明纵令马康塞尔的民众此时仍未拿定主意推翻国王，但他们依然希望国民议会代为完成。

一切为时已晚。国民议会犹如一盘散沙，迫于形势而分崩离析。议会将很快复如当初，重新发挥作用，甚至夺回对革命的控制权，但这在危机的关键时刻，它土崩瓦解了。

巴黎市长佩蒂翁孤注一掷，最后三度设法阻止叛乱。1792年8月3日，他得到了48个选区当中47个的支持，率领一个代表团来到国民议会，要求推翻国王。所有历史学家都强调了这一举动的重要性，却很少有人强调其同样明显的弦外之音，即各选区希望国民议会罢免国王，但是是依据法律程序废黜，而非通过叛乱。

昆茨-维格茨选区加入马康塞尔选区的行列，协同马康塞尔选区实施8月5日挺进国民议会的计划。佩蒂翁劝说他们将计划推迟至8月10日，以便给国民议会更多时间去废黜国王。同样，鲜有历史学家强调这一事实的重要性。

最后在8月7日，佩蒂翁前往罗伯斯庇尔的家，要他稳定民心。

我们无从知晓罗伯斯庇尔的回应；事实上，我们并不确知他在法国历史的这一关键时刻的立场。8月3日，他并未面向雅各宾派讲话，8月4日与8月5日也没有。叛乱之前的关键几日，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言之甚少，这真是不可思议。如果我们无处可知罗伯斯庇尔在这关键时刻的立场，那么结论显而易见：他并不想让我们知道；他决心避免当众表态。 [49]

但是随后发生的事件清楚地表明，他当时肯定已经决定参与叛乱运动，而且很可能是在最后一刻。亲罗伯斯庇尔派历史学家克劳狄·马佐希科告诉我们，罗伯斯庇尔并未直接牵涉进8月10日的叛乱：“就像马拉……他对催发民众坚定8月10日叛乱的斗志是有帮助的，但他绝非组织者。” [50] 弗朗索瓦·傅勒进一步阐述称罗伯斯庇尔没有参与任何旨在打破国民议会宪法权威的阴谋，无论是6月20日的示威游行，抑或是8月10日的叛乱，他只是通过次年（1793年）的政变攫取了权力。 [51]

间接证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罗伯斯庇尔的同僚安托万，也就是跟他同住于迪普莱家的那位，是叛乱策划委员会的成员；而中央通信局实际上由雅各宾俱乐部管理，罗伯斯庇尔即是该俱乐部的主要成员之一，即便他不是负责人。他确实没有亲身参与8月10日的暴力叛乱，但是叛乱一爆发，他人就在那里，同叛乱者的领袖与巴黎的无套裤汉出入相随，而几周之内，这些人就推选他为全新的国民公会的首批代表之一。因此，即使他未曾当众表态或有所行动，但他必定在叛乱爆发前就曾私下告诉叛乱者的领袖们：他与他们同在。从那时起，罗伯斯庇尔成为了巴黎无套裤汉这派街头力量的主要领导者。

8月10日至20日，何人做过何事，其行事的时间为何，同伙又是谁，这些问题依旧成谜，这也是法国大革命历史的典型特征，每逢危急时刻即是如此。但是所有身处巴黎的人都知道叛乱正在规划当中，因为他们几乎都参与了规划的制定过程，而且他们也清楚行将领导推翻君主制的人正是各选区的无套裤汉。

他们计划首先推翻巴黎公社，继而建立自己的公社。（他们本可以发动一场初步的叛乱反抗国民议会，此举同样有效，但他们似乎心存畏怯。）8月9日晚8点至9点，所有选区都召开会议推选代表。晚11点，科德利埃修道院的大警钟敲响，代表们齐聚市政府大厦，每个选区都选派了三名代表，他们在那里占领了一间大厅并建立起义公社，置合法成立的巴黎公社于不顾，并且在名义上软禁了市长佩蒂翁。佩蒂翁并未抵抗。

起义公社驻留在此，并于1792年8月10日至9月2日从市政厅确立起政治权威。这是恣意妄为的一段日子。根据索布尔等人的说法：“这个公社的组织结构混乱不堪，极不稳定，反复改组。各选区随心所欲地撤回、暂时替换或彻底更换代表人选。” [52] 据米什莱所言，第一批代表大多是名不见经传者，不包括任何伟大的领袖人物，譬如罗伯斯庇尔和马拉。一位历史学家清点出363名无套裤汉的姓名，这些人都是在1792年8月9日至17日之间的某个时候注册入会。 [53] 根据历史学家阿方斯·蒂拉尔的说法，起义公社最初的代表人数超过526名，每个选区远不止三名代表—事实上，几乎是11名代表。 [54] 他们主要是那些在各选区的公共旁听席上大声发言的煽动者。没过几天，起义公社试图将代表人数限制到144名，即每个选区三名，从而建立某种秩序来规范这些粗暴吵闹、不守规矩、毛遂自荐的代表。但是迫于各选区的压力，代表的数量很快翻了一番。

罗伯斯庇尔确实成为了起义公社的一员，大概是因为叛乱的领导者拉他入伙。但是在叛乱爆发的次日，8月11日，他才加入其中。

与此同时，起义公社委员会于8月9日遣散了原先合法的巴黎公社委员会，后者干脆就此退出。但是起义公社委员会恢复了后者的若干市政厅行政人员及其高级雇员的职位，这些官复原职者统统属于雅各宾派。佩蒂翁担任市长，曼努埃尔担任总务委员，丹东担任曼努埃尔的第二助理。

曼达侯爵安托万·让·加约是杜伊勒里宫国民自卫军驻军指挥官，他于8月10日被传唤到市政府大厦。由他的名字可见，他是一位贵族；他同样是君主忠诚的军事官员。他未存疑心，只身前往，未带一名护卫。他刚到达市政府大厦便被团团围住，随后得知指挥权亦遭剥夺，并被当场击毙。杜伊勒里宫的自卫军现在失去了指挥官。午夜时分，若干议员前往国民议会，意图拯救国王，大部分是斐扬派。吉伦特派在8月10日早上7点才出面，也许他们惴惴不安。傅勒说，目前大约只有200名议员现身国民议会，而议员总数为745人。

当天早晨，一名起义公社的官员（可能是丹东）同另外两名官员进入国民议会，宣称至高无上的人民在各选区开会之后业已任命起义公社委员，这些委员将行使一切职权，此外他们已经暂停了巴黎公社总理事会的职权。 [55]

彼时，大批示威者涌入杜伊勒里宫，有些人来自圣安托万郊区，有些人来自左岸地区，以来自马赛和布雷斯特的士兵为主的同盟军在背后鼎力支持。上午9点，第一波人潮已经冲到宫殿的大门。杜伊勒里宫内的国民自卫军旋即同示威者亲善。但是皇宫尽职尽责的守卫者—瑞士侍卫队的士兵奋起反抗，顿时枪声四起。入侵行动此时极为暴力，瑞士人很快溃不成军。一天下来，入侵者最终取胜，许多瑞士人惨遭屠杀。但在暴力事件发生之前，国王已在上午10点听从劝告携家人离开了杜伊勒里宫，躲到隔壁的骑术学校避难，并受到（他所以为的）国民议会的保护。他捎口信给瑞士侍卫队说切勿抵抗，但为时已晚。战斗已经打响，硝烟四起，而战斗结束时，包括示威者与守卫者在内共有800人死亡。

攻陷杜伊勒里宫之后，起义公社派代表前往国民议会表态，称他们希望推翻国王，重新选举议会。国民议会故意拖延，但最终曲意顺从，同意暂停国王的职权，“迄至国民公会表述意见”。

次日，韦尼奥告诉国民议会，王室将收押于卢森堡宫。官复原职的起义公社总务委员曼努埃尔推翻了这一决议，宣称唯有起义公社有权决定国王的命运：国王及其家人将被遣送至圣殿，这是圣殿骑士团最初修建的修道院的一栋建筑。

韦尼奥接受了这一决定，暗示将国王关在圣殿的大宅院里。曼努埃尔对此予以否决，坚称必须将国王关进圣殿的监狱。国民议会再度屈服于起义公社的权力。1792年8月12日，国王及其家人移交至起义公社手中，他们随后被关进了圣殿的监狱。

现在，无套裤汉独揽大权。这种状况为时不久，但这无疑表明世界正在发生改变。在这个变化的世界里，法国革命者事实上已经越过决定其命运的底线，走上了违背法律的道路。

过去三年多以来，国民议会中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一直和平地掌控革命局势，最重要的是奉公守法。巴黎的无套裤汉如今暴力地将他们排挤出去。从这个角度来看，革命的主旋律是这两派之间无法调和的权力斗争。 [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