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国王出逃

对巴黎民众而言，路易十六在1789年10月6日从凡尔赛迁往巴黎一事似乎标志着人民意志的大获全胜。然而，国王的地位本质上不合情理。理论上，国王必将配合革命，因为他将长期受到首都人民的影响；他一再屈服于公众压力，承诺合作，但是他从未心悦诚服地认同革命的合法性，民众最终到来时，虽然他表示支持，却始终是心不甘情不愿。事实上，正如我们所见，国民议会已经扮演起政府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国王的职责很不明确。

此外，国王并非心甘情愿遭受囚禁，因为任何囚犯最明显的反抗就是企图逃跑。宫廷对此早有争论，认为国王应该外逃，而他的幼弟阿图瓦伯爵夏尔·菲利普早已于1789年7月16日逃往国外，并在位于都灵的潜在的反革命宫廷中确立了地位。5个月后，即当年年底，自称侯爵的法夫拉想出一个方案，绑架国王并强行将其带到梅茨的避难所。但是他太过多嘴，于是拉法耶特派人监视，结果计划败露，他在1790年2月19日被处以绞刑。

国王仍然犹疑不决。1791年年初发生的事件促使国王相信自己必须设法逃跑。当年2月，他的两位年迈的姑妈启程前往罗马朝圣。2月19日，她们被多管闲事的官员半路拦下并带回巴黎。革命派深思熟虑后认为她们的旅程并未触犯法律，所以她们获准再次启程。但是，这一前车之鉴令人不安，国王随即着手制定计划。他特地接触了驻法国东部（阿尔萨斯、洛林和弗朗什-孔泰）的法军司令布伊莱侯爵弗朗索瓦·克劳德·艾罗，这位司令在1790年9月就曾引起国王的注意，当时他野蛮残暴地镇压了驻扎于南锡市的部分国王传统军队的叛乱。布伊莱现在安排了六个骑兵团一路护送路易十六逃跑。

1791年4月18日，国王主意已定，但他企图动身前往圣克卢的城堡时，若干好管闲事的国民自卫军卫兵与一群资产阶级示威者挡住了他的去路。他们显然受到了谣言的蛊惑，据传国王打算去圣克卢向一位顽固的神父做复活节忏悔。为了打消众人的疑虑，路易十六声明已向欧洲主要的君主们发去信函，通知他们他本人赞成革命，并且身先士卒。但是他同时向欧洲的君主们发去另一封密函，推翻了上一封信函的说辞。他现在决意出逃。6月20日晚，他携妻子、一双幼子及贴身随从乘坐一辆租来的大马车溜出杜伊勒里宫。他们安全地经过巴黎北部门户的屏障圣马丹后，便换乘了一辆宽敞但行驶缓慢的旅行用马车（berline，四轮双座篷盖马车），由此启程赶往东北部地区。根据布伊莱的建议，他们的目的地是蒙特梅迪的大本营，距离卢森堡不远。路易十六的目标是寻找一处庇护所，但不离开法国，因为他担心离开法国将破坏君主对其臣民的声誉。

国王的弟弟普罗旺斯伯爵（殿下）路易-斯坦尼斯拉斯·格扎维埃同时离开了巴黎，但同国王毫不相干。他畅通无阻地逃到了奥属尼德兰，并从这里迁往科布伦茨，建立了自己的宫廷。

倘若路易十六按计划如期到达蒙特梅迪，他会怎么做就不得而知了。他或许希望欧洲的君主们召集军队攻入法国拯救他。这毫无疑问，因为他在1790年12月3日致信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要求威廉二世在军事力量的支持下召开一轮欧洲会议，帮助自己重树权威。但是，如果君主们不进攻—尚无证据表明他们有此打算—路易十六将凶多吉少，而他远离巴黎的政治中心，只身处于蒙特梅迪，其地位比之以前待在杜伊勒里宫更不合乎情理。他承受的压力必将愈来愈大，需要追随他的兄弟们出奔国外以使自己的地位合理化。

实际上，路易十六根本没有到达蒙特梅迪。起初，他的行程有条不紊，全然无阻，却慢慢吞吞。但是布伊莱布置的沿途保护国王的骑兵护卫队很快误入歧途，不久之后，他们开始引起沿途经过的村庄的怀疑。在圣默努尔德，当地邮政局长认出了国王，据说他在硬币上见过国王的肖像，于是发出了警报。国王往前没走多远，便在瓦雷讷被当地居民拦住，他几乎被逮捕并强制遣返巴黎。国王回到首都后，不计其数的人在街头或屋顶冷眼相看，周遭鸦雀无声。

国王被免除了所有职务，国民议会商定如何处置他。从各方面来看，国王的地位现在非但不正当，而且难以为继，革命派却忐忑不安地对各种备选方案狐疑不决。全国各地都涌起一波要求国王接受审判的声音，但矛盾的是，很少有人要求废黜国王或建立共和国，至少最初是如此。目前国民议会的大多数议员都看不出君主制之外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他们焦虑不安，不想推翻宪法，因为宪法的制定已接近尾声。因此，他们宁愿假装国王遭到了布伊莱侯爵领导的贵族的合谋绑架。

这很难令人信服，因为路易十六离开巴黎时，留下了一份《国王致法国人民声明》（Déclaration du roi adressée à tous les Fran?ais），他在声明中说自己“对目睹主宰议会中诸多俱乐部的无政府主义与专制主义深恶痛绝”，希望确保自己与家人的安全。尽管革命派给出的官方说法悖于情理，却更有说服力，因为布伊莱了解到国王的出逃以失败收场后，便越过边境进入卢森堡，并从那里致信国民议会，声称为“绑架”负责。议会认同该说法，对外宣称路易十六是绑架行动的无辜受害者。7月16日，议会以必须接受递呈的宪法为条件，恢复了国王作为立宪君主的所有职能。从此刻起，要求审判国王或取代他国家元首的地位均是非法行为。

这项决定引发了工人阶级的愤怒抗议，他们正挨苦受穷，不断面临失业，认为国王背叛了他们。造成工人阶级失业率急剧上升的一个因素是他们的雇主与主顾移民国外，其中多是贵族。国王出奔瓦雷讷铩羽而归后，移民浪潮加速，尤其是军官。到1791年年底，约有6000名军官离开了法国，人数约占全国整个军官队伍的一半。

国王逃往瓦雷讷，结果却被强行遣返巴黎，此事加剧了欧洲各国君主的恐慌。国王计划出逃时，也许希望其他各国的君主会动用武力来拯救他，而他回到巴黎之后，君主们一度似乎会有所行动。1791年8月20日，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二世宣布，如果法国国王接受法国宪法，欧洲列强也将予以承认。然而不久之后，迫于法国移民尤其是阿图瓦伯爵的压力，利奥波德说服了腓特烈·威廉二世和他一起在萨克森州的皮尔尼茨就法国形势发布了一份具有威胁性的联合声明。两位君主在8月27日发表的这份声明中凶狠地表示，法国国王的地位是“欧洲所有君主共同关心的对象”：

他们希望这些君主不会拒绝联合采用相对其所握权力而言最有效的办法，助法国国王完全自由地巩固君主政体的基础，这既符合这些君主的权益，又契合法国国民的福祉。那么，在此情况下，两位陛下（奥地利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决定根据共同协议立即采取行动，必要时动用武力以期实现这一共同目标。 [35]

这看起来是近期将发动军事行动的严重威胁；法国国内普遍持威胁论，国王移民国外的兄弟们也极力如此解读。但事实上，利奥波德的声明只是纸上谈兵而已，他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因为这份声明暗示只有其他所有欧洲君主对此表示同意，奥地利和普鲁士才会有所行动。既然利奥波德早已知道英国国王决定保持中立，他自然清楚军事斗争不会发生。据称利奥波德私下里说过：“‘那么，在此情况下’对我而言，是律法和先知。”

随着外国军事行动的威胁，即便只是虚张声势而已，以及成千上万贵族移民的大潮，现在的问题是革命派能否继续仰仗国内民众尤其是巴黎的无套裤汉的支持。但是在1791年夏，国民议会实行了激进的反劳工措施，这突显了资产阶级革命者与社会底层工人之间的利益鸿沟之深。1791年3月，国民议会取缔了贸易行会与贸易企业。这可以视为自由主义政策的一种体现，也是一项反对雇主限制竞争的企图的举措。然而当工人群体开始联合起来要求提高薪水时，革命派就跟他们翻脸了。6月14日，国民议会正式通过以议员艾萨克·勒沙普利埃的名字命名的《勒沙普利埃法》（Loi Le Chapelier），该法严禁工人组织工会，更明令禁止任何形式的工会活动。这项反工会的法规一直沿用了76年，至1867年7月才被废除。鉴于该法规源于一场自由主义革命，它看起来似乎是走回头路的行为。两周后，这项法规激起一群失业者的示威游行。但是工会制度的概念当时尚处于萌芽阶段，巴黎的绝大多数工人都是个体劳动者，并未凝聚成大规模的无产阶级。他们现阶段的主要社会关注点并非工资水平，而是食品供应，他们希望食物数量充足、价格合理。唯有食品稀缺、物价高昂时，平民百姓才会被迫举旗抗议。

事实上，食物短缺的问题在1791年秋日益严重，这很大程度上是肆无忌惮地发行指券带来的通货膨胀直接引起的。食物价格的持续上涨和供应量的忽多忽少导致未来三年频繁爆发粮食骚乱。除了法国生产的食物短缺之外，殖民地出产的食物—糖、咖啡、朗姆酒—也出现了短缺，原因是圣多明戈的法属加勒比地区殖民地（当今的海地）在1791年8月爆发了奴隶叛乱事件。 [36]

法国通货膨胀的后果之一是外币汇率暴跌。对外贸易寸步难行，国内的经济危机也愈加严重，因为法国的金属硬币当时正被大量囤积并退出流通市场，而进口商品必须以金银铸币支付。

国王的出逃，以及国民议会对他的无罪裁决，这些因素相结合，在一些更为激进的革命者当中引发了一场强烈的反君主制运动，运动的领导者则是科德利埃俱乐部。科德利埃俱乐部成立于1790年4月，最初由丹东与马拉把持，相较于雅各宾俱乐部，它更为迎合底层群体，同时左翼色彩更为浓厚，而且最重要的是更加民粹化。科德利埃俱乐部在48个选区街头巷尾的政治活动中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而在巴黎民众的政治骚乱中也冲锋在前。接下来的两年里，科德利埃俱乐部将在巴黎所有的叛乱中扮演关键角色。1791年6月21日，他们得知国王逃亡后立即公开呼吁“诛弑暴君”，即处决国王；次日，他们发布了要求成立共和国的请愿书。7月1日，请愿活动得到了支持，街头出现了一份新刊物《共和国报》，这本刊物公开呼吁变革政治体制。著名知识分子兼伏尔泰之友孔多塞侯爵与来自英国的政治煽动者兼小册子作者托马斯·潘恩联合编辑了这本刊物。

潘恩起先以激进的小册子《常识》于1776年在美国引起了轰动，他在书中拥护美国独立运动。1791年3月16日，他最新的小册子—《人权论》的第一部甚至在英国引起了更大的骚动。这本小册子中有一部分大书特书对民主的支持和对英国政府体制的批驳，另一部分逐条证明法国大革命的合理性，并反驳埃德蒙·伯克对大革命措辞强烈的谴责。《人权论》在英国掀起了轩然大波，潘恩不得已在4月暂时逃往法国，他在这里得意扬扬地受到欢迎，并和孔多塞强强联手。

《人权论》第一部发表11个月后，潘恩于1792年2月在英国出版了该书的第二部，这次他设想得更为长远，概述了宏大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并未全然否定私有财产的权利，极力构建出福利国家的轮廓。这一部甚至比第一部更为成功，据说在潘恩有生之年一共卖出了150万本。但是英国政府认为它的普及程度过高，于是以煽动诽谤罪起诉潘恩，罪名为意图煽动民众推翻政府。他被迫再度逃往法国，从此再未重返英国。但是他自由主义者的名声早已远播天下，以至于在英国审判必然定他有罪之前，他就得知法国国民议会已经授予他荣誉公民身份，并给予他加入新成立的国民立法议会的议员资格，而他欣然应允。

国王从瓦雷讷被遣送回巴黎，国民议会在1791年7月（有条件地）判他无罪。之后关于国王地位的问题本该了结，然而这激起了左翼人士的愤怒，关于国王今后角色的争论在政治俱乐部内愈演愈烈。科德利埃俱乐部认为应该举行全民公投决定他的命运。雅各宾俱乐部不愿接受共和制度，但也不甘保持沉默，于是在1791年7月16日发布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务必通过宪法的手段”罢黜国王、确立新王。这番话似乎排除了建立共和国的可能性，但言外之意似乎为国王的堂兄奥尔良公爵继任王位敞开了大门。很难相信这就是雅各宾俱乐部的初衷。无论如何，他们于当晚撤回了请愿书，相当重要的原因是数百名成员，包括几乎所有在国民议会任职的成员，都退出了俱乐部，转而成立了保皇派俱乐部—斐扬俱乐部，它得名于他们居住的另一个空置的修道院—位于圣奥诺雷街的斐扬修道院。

然而，科德利埃俱乐部的共和主义活动家们联合同样激进的真理之友协会的盟友积极推进一项请愿计划，他们打算在巴黎市中心的大型公园——战神广场上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展示请愿书，并且劝说尽可能多的民众签字同意。最终的请愿书号召国民议会撤销宣布国王无罪的判决，它指出“路易十六的罪行已被证实，国王业已逊位”，因此必须“重新召开制宪会议，以便以真正的全国性的方式审判有罪之徒，更重要的是以此进行全新的行政机构的更替与架构”。这番措辞并未明确提及建立共和国，纵令其推行共和主义的意图尤为明显。但是相较于后来发生的事件，这份请愿书的精神本质上蕴含的法治主义显然值得一提。

7月17日，请愿书被放置于战神广场上新建的革命圣坛，一大群和平示威者也在此聚集。这一天是周日，当天的请愿活动行将结束时，大约有6000人在请愿书上签了名。然而，巴黎市长西尔万·巴伊认为此举违宪，他宣布戒严后派拉法耶特指挥国民自卫军镇压在场群众。士兵们遭到了一阵密集的石块的攻击，拉法耶特命令他们开火。大约50名示威者中弹身亡，数百人受伤。随后的镇压行动气势汹汹。共和主义者遭到了骚扰和逮捕，他们的出版物也被查禁—真理之友协会的内部刊物《钢铁炮口》被取缔，而孔多塞与潘恩创办的《共和国报》（仅仅发行过四期）与《科德利埃俱乐部报》的命运相同。科德利埃俱乐部暂停组织活动三周，其中两名主要的激进的煽动者弗朗索瓦·尼古拉·樊尚和安托万·弗朗索瓦·莫莫罗遭到逮捕。对卡米耶·德穆兰等人的逮捕令也签发了，马拉闻风潜匿，丹东暂时逃往英国。

罗伯斯庇尔隶属雅各宾俱乐部，他（眼下）小心翼翼地尽量不卷入任何暴力的共和主义事件中。他算得上一名革命派议员，不过他提心吊胆、惶恐不安，战神广场的示威活动以及对示威者的屠杀惨案之后，他开始担心个人安危，于是离开了位于巴黎玛莱街区圣通日路64号3楼设施齐全的住所，接受了细木器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工厂主莫里斯·迪普莱的邀请，去他家里寄宿。1791年10月1日，罗伯斯庇尔搬进了圣奥雷诺路398号和迪普莱一家同住，此后除了去胞妹夏洛特家中小住过一段时间外，余生皆在此度过，迪普莱一家为他效劳，对他优待有加，保护他免受外界的骚扰。

国民议会在宪法起草的最后关头做了最后的修订，这些修订全部具有保守性：国王的地位稍有强化；其大臣获准参与国民议会的辩论；成为选举人的财产资格的标准有所提高。修订后的宪法于1791年9月3日正式通过，并于9月13日得到国王认可。鉴于宪法已制定完成，国民制宪议会决定于9月30日解散，让位于全新的国民立法议会。在制宪议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议长雅克·图雷在闭幕致辞中宣布：“国民议会已经为国家引入了宪法，它将同时保证自由与君主政体。”

事实上，这一切无济于事。国王虽然宣誓忠于宪法，但他的本意并非如此；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没有切实可行的办法调和他的角色与革命派的要求。国民议会和巴黎市政府中的保守派显然已经击退了科德利埃俱乐部与真理之友协会中的共和主义活动家们，但是战神广场大屠杀留下的痕迹将被永远铭记。

从今往后，革命充满美好愿景的浪漫色彩被政治冲突的残酷现实所掩盖；共和国的理念已深入民心，无法一扫而空。拉法耶特曾经被公众奉为“两个世界的英雄”（即新大陆和欧洲大陆，因为他年轻时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而今由于战神广场的大屠杀声名扫地。巴伊辞任巴黎市长后，拉法耶特随即辞去了国民自卫军司令的职务，并希望竞选市长一职。然而11月16日选举当天，激进的雅各宾俱乐部成员热罗姆·佩蒂翁以6728张选票当选市长，而拉法耶特不争气地只得到3126张选票。拉法耶特不再涉足巴黎的政治生活，重新开启军旅生涯，担任中央集团军的司令。

国民立法议会的首轮选举于1791年6月上旬开始，其时国王尚未出逃；次轮选举则在8月29日至9月5日之间进行，当时全体国民正处于对国王出逃的审判结果的巨大骚动中。这两轮选举的规则远不及三级会议代表选举的规则民主。早在两年前，国民制宪议会在1789年12月4日通过并纳入宪法的选举法将公民分为两类：有行为能力者与无行为能力者。有行为能力的公民须缴纳相当于至少三天薪水的税款，大约是每年2～3里弗，然后他们才拥有投票权；无行为能力的公民缴纳的税款少于三天报酬所得，他们因而没有投票权。此外，所有女性、家佣（理由是他们并非经济独立）及25岁以下或被指控犯罪或破产的男性同样没有投票权。

区分有行为能力的公民与无行为能力的公民只是排除底层阶级的第一步。尽管全体有行为能力的公民都有权在第一轮选举中投票，但这些票选的目的是筛选出合适的选举人。要成为真正的选举人，即真正能够在推选国民议会议员的次轮选举中投票，则必须支付相当于10天劳动所得的税款，大约每年7～10里弗。要具备担任国民立法议会候选人的资格，则必须缴纳相当于1马克银币的税款，大约是50里弗。据估算，有行为能力的公民中约有430万选民，而无行为能力的公民中约有300万非选民。但是，城镇的贫困率似乎远超过乡村，甚至极度贫困率也是如此；而且，乡村地区每日薪资水准的界定比城镇更低。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大多数乡村人口可以获得有行为能力公民的资格，从而享有投票权，而城镇地区的人口仅有1/3享有投票权。

这意味着虽然大多数成年男性可以参与选举制度的第一阶段，但是所有底层阶级都被有意地排除在参与政治决策的正当程序之外。法国大革命从一开始便是资产阶级革命，而资产阶级革命派早已打算利用1789年12月4日通过的选举法巩固自身的支配地位。

激进的爱国志士们反对这条评定选举人资格的规则，因为他们认为用1马克银币作为检验标准的排他性相当离谱。德穆兰说：“如果要揭露该法令的荒唐，你只需指出，连让-雅克·卢梭和皮埃尔·高乃依(著名剧作家)都没有被选举权。”在宪法草案的最后修订中，革命派将选举人应缴纳的最低税款由10里弗上下提升到15～25里弗，但取消了上文描述的对选举人资格的进一步限制，即所谓的1马克银币。然而，这项改革并不适用于立法议会当时的大选，因为大选早已开始。

不过1791年6月至9月间举行的选举并未调动民众的热情，就像近期巴黎市长的选举一样。在市长选举中，佩蒂翁以压倒性的胜利击败了拉法耶特，但8万名本该投票的选民中有7万人待在家中。在全国选举中，投票率也不容乐观，甚至更低。城镇人口的投票率低于乡村人口，巴黎的投票率勉强达到10%。

法国民众似乎日益受到革命的异化。这究竟应该归咎于近期的政治事件，譬如革命派与天主教会日见激烈的争端、国王逃往瓦雷讷引起的大骚动和随后雅各宾俱乐部的分裂，还是应该归咎于通货膨胀、粮食短缺与经济困难，目前尚无定论。不管怎样，结局不可避免，在国民制宪议会解散并向国民立法议会过渡之际，法国民众和巴黎民众几乎丧失了对大革命的全部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