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结果

随着罗伯斯庇尔的倒台，法国大革命骤然中断。但是革命并未停息，因为问题尚未解决。

1792年8月，罗伯斯庇尔曾利用无套裤汉的影响力推翻了他们的敌人—国王。1793年5月到6月，他又利用无套裤汉推翻了自己的政敌吉伦特派。然而，事实证明，他和无套裤汉在政治目标上存在巨大差距，只有实施恐怖统治并放弃构成大革命基础的所有法律原则才能遏制这种分裂。恐怖统治疏远并威胁了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中最有权势的资产阶级同僚，因此他们发动反叛将他推倒。至此，大革命是否已经结束？

法国政界围绕这个问题争论了一个多世纪。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大革命动乱掀起一波又一波政治动荡，只在1799年拿破仑·波拿巴通过政变掌权之后，才出现短暂的停歇。

一些革命党人早就对革命不抱幻想，丹东和宽容派已经主张结束革命。然而，尽管很多人想知道大革命将去往何方，他们得到的唯一答案却是在山岳派的安排下，国民公会1793年10月10日发布的简单宣言：法国政府将成为“革命政府，直至法国实现和平” [192] 。但是在接下来的22年里，和平并未到来。不是等到大革命胜利，而是等到法国战败，法国大革命乃至随后的法兰西帝国被推翻之后，和平才真正来临。

国民公会中很多幸存下来的革命党人，尤其是曾经投票支持处死国王的人（在不太革命的新政权时期出版的书中经常被定义为弑君者），站在大革命的一方，坚持认为大革命依然在进行。

然而，罗伯斯庇尔倒台之后，局势扑朔迷离，甚至混乱不堪。1794年7月28日，处决当天，国民公会中一位走中间路线的议员、救国委员会的缔造者之一贝特朗·巴雷尔上前宣布，政府将继续正常运作。然而，推倒罗伯斯庇尔的阴谋者，也就是众所周知的热月党（从推翻罗伯斯庇尔当天开始，共和二年热月10日），迫不及待地废除罗伯斯庇尔体制。这很容易实现，因为随着罗伯斯庇尔的众多追随者被处死，国民公会中的权力平衡已经向右翼倾斜。山岳派势力锐减，彻底失去影响力。剩余的山岳派成员是众所周知的“山顶派”。其中很多人逐渐投靠平原派，而处于中间的平原派现在成了国民公会的重心。一年前曾因抗议推翻吉伦特派而被驱逐和逮捕的73名代表被释放出来。1794年12月，他们和成功逃跑的少数吉伦特派成员，包括皮埃尔·克洛德·弗朗索瓦·多努、让-德尼·朗瑞奈和让-巴蒂斯特·鲁韦重返国民公会，有些还加入了热月党人的阵营。

国民公会对行政委员会和恐怖统治机构进行了系统改革，推翻了革命政府的统治工具。国民公会对救国委员会展开了肃清行动。俾约-瓦伦、科罗·德布瓦和贝特朗·巴雷尔最先被清除出去，他们被国民公会指控为罗伯斯庇尔的同谋，1795年春他们受审并被判流放圭亚那；巴雷尔逃脱了判决，但另外两人被流放。国民公会还立即下令，罗伯斯庇尔倒台之后，救国委员会成员不得担任特派员；这就意味着（土伦的）让-邦·圣安德烈和（布雷斯特的）皮埃尔·路易·普里厄·德拉马尔纳被自动清出救国委员会。兰代、年轻的普里厄（科尔多省）和拉扎尔·卡诺，按照正常的轮流，于10月10日退休，但鉴于卡诺在管理战争方面的重要作用，经过特别安排，他又重新被任命。这样一来，到了月底，他成为救国委员会中唯一留任的委员。 [193] 而且，救国委员会的支配地位也被降低：现在它只是16个委员会中的一个，每个委员会只负责相关领域的政策。公安委员会继续负责警察事务，而救国委员会则专司国防和外交。

更明显的是，国民公会遏止了恐怖统治机器，并恢复了之前的法律秩序。革命法庭检察长安托万·富基耶-坦维尔于罗伯斯庇尔倒台四天后被逮捕。革命法庭实际上停止运作。1795年5月正式关闭革命法庭，富基耶-坦维尔和另外15名成员被送上断头台。革命委员会—各市区各市镇为实行恐怖统治建立的警察委员会的职责也被大肆削减，整个巴黎只保留了12个。国民公会还废除了牧月22日法令（1794年6月10日颁布），该法令剥夺了被指控人在法庭上的所有辩护权。之前，根据恐怖统治的法律而被逮捕的数百名囚犯被释放。罗伯斯庇尔倒台之后几天时间内，仅在巴黎就有500人被释放。恐怖统治宣告结束。

当罗伯斯庇尔动员无套裤汉反对吉伦特派时，他就敞开了阶级斗争的大门。随着罗伯斯庇尔倒台和恐怖统治结束，资产阶级立即准备报复。伴随政府的变革，这一轮新的阶级斗争立即爆发，针对巴黎已知的雅各宾派团体的惩罚示威一波接一波，而在主要的省会城市，来自富裕资产阶级的年轻人，即众所周知的纨绔子弟，也聚集起来举行暴力示威。这些示威是由一些在推倒罗伯斯庇尔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革命派策动的，其中包括塔利安、安托万·梅兰·德蒂翁维尔和路易-斯坦尼斯拉斯·弗雷龙。示威者们通常被称作“金色青年团”。

很快，国民公会正式取缔整个雅各宾体系。1794年10月，国民公会禁止雅各宾俱乐部建立网络或组织联合请愿。11月12日，国民公会关闭了雅各宾俱乐部。雅各宾派曾经主导的巴黎各区被喧闹和凶恶的纨绔子弟和温和的资产阶级霸占。

各省对大革命进行了激烈的反击。南方和东南各省的反击尤其激烈，大量反动和保皇团伙成立，例如，里昂的耶稣会和南方的太阳会。这一轮白色恐怖从里昂开始，主要形式是屠杀已经失去权力并被投入监狱的雅各宾党人。1795年5月4日，里昂超过100人被谋杀。紧接着，在普罗旺斯大区艾克斯市，又有40人被谋杀。1795年6月5日，最惨无人道的屠杀发生在马赛的圣让要塞。国民公会的一位代表敦促一帮年轻人用马刀和霰弹枪屠杀了约100名雅各宾派犯人。在尼姆和阿维尼翁也爆发了反革命暴力活动，但是，国民公会逐渐开始反对白色恐怖活动，到夏天结束，终止了白色恐怖。

纨绔子弟派也被称作“不可思议”派。他们长发披肩，身着奇装异服：头戴宽边圆帽，胸前系着硕大的领带，下身穿丝绒裤子，脚上穿丝袜和尖头鞋。总而言之，他们的着装意在表明他们不是无套裤汉。他们被称作“不可思议”派，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夸张的服饰，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采用的明显是一种做作的上层社会的演讲形式。他们故意不发“R”这个音，所以他们又被戏称作“（无R的）不可思议派”。

无套裤汉已成明日黄花。实际上，穿成无套裤汉的样子十分危险。无套裤汉们的装备—宽松的裤子、工作服，加上平直而未扑白的头发上的红色的无边帽—变得十分老套，很可能会遭到逮捕。不久前必须称呼人们公民，并用熟悉和通俗的称呼“你”；现在，人们打招呼的时候却习惯使用更加礼貌的称呼，例如“先生”、“女士”和“您”。

在富人和少数特权阶级中间，节约之风不再。恐怖统治结束时紧张有所缓和，助长了个人放纵的热潮。大革命的不确定性，再加上教会财产投机、通货膨胀和经济混乱，使得一些人通过自身努力或贪污腐败变得无比富有—这些人包括金融家、银行家、贸易商、武器制造商和投机者，还有通过贪污腐败和敲诈勒索大发横财的特派员。很多暴发户过上了奢靡享乐的生活。

富家太太们的私人沙龙主导了社交生活。街上车水马龙，仆人再次成为抢手职业，舞会和聚会悄然流行。21岁的泰雷扎·卡巴吕年轻貌美但声名狼藉，离过婚的她嫁给热月党人塔利安，她是这群富有、美丽的年轻女人中的典型代表。这些女人都是朋友，性格放荡不羁，相互攀比，她们通过身着大胆、近乎赤裸的服装出现在公众面前来制造轰动。这群女子当中最惹眼的包括将军之妻、18岁的福蒂内·阿默兰；银行家雅克·雷卡米耶之妻，16岁的让娜·雷卡米耶；以及新近孀居、31岁的约瑟芬·德博阿尔内。福蒂内和约瑟芬是朋友，两人都是克里奥尔人：福蒂内来自圣多明戈，而约瑟芬来自马提尼克。约瑟芬的前夫亚历山大·德博阿尔内将军在罗伯斯庇尔被推翻前五天被送上断头台，原因是在奥地利人的攻击下他没有保卫好美因茨。不到两年之后，1796年3月9日，约瑟芬又嫁给了拿破仑。

最终，新政权转而反对一些名声最恶劣的革命派恐怖统治者。1794年9月，卡里耶被审判，并因为对南特数百名叛军施行大规模屠杀（淹刑）而被判刑。12月16日，他被推上断头台。到12月底，国民公会建立一个委员会审查具有争议的革命党人：巴雷尔、俾约-瓦伦、科罗·德布瓦和公安委员会中对实施恐怖统治负主要责任的瓦迪埃。1795年春，巴雷尔、俾约-瓦伦和科罗·德布瓦被判刑并被驱逐到法属圭亚那，瓦迪埃被驱逐到马达加斯加。但是巴雷尔和瓦迪埃在被驱逐之前逃脱，并活到19世纪。

新政权还要应对迫切的政策问题。法国正费尽心机赢得与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战争。总体来说，法国经济仍然十分混乱，通胀势头严重，食品短缺日趋严重，群众抗议蜂起。众所周知的“最高限价”政策体系，出台得十分糟糕，政策不得人心，基本被人规避，1794年年底干脆被废弃。当年冬天的天气十分糟糕，发生了18世纪最严重的霜冻灾害，很多人被冻死或是饿死。罗伯斯庇尔倒台之际，指券的价值已经跌至面值的31%；到了12月，继续跌至20%；而到了1795年春，价值不足面值的8%。农民越来越不情愿出售食品换取指券。当年春天，食品短缺和通货膨胀尤其严峻，法国很多地区都爆发了争夺食品的骚乱。在亚眠和鲁昂，示威的人群高喊：“我要面包！我要国王！”在巴黎，呼喊更加具有革命性：“我要面包！我要1793年宪法！”在这种情况下，少数富豪放纵的生活显然会诱发人民群众的不满，很多民众生活贫困，有些还忍饥挨饿。

在巴黎，每天的面包配额持续下降，而面包店门前的队伍却越排越长，有时排到最后一无所获。在1795年前三个月，巴黎的生活成本指数上升了55%。几周之后巴黎近郊工人阶级无套裤汉和国民公会资产阶级革命党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3月，圣安托万郊区工人生活区的两个区派了一支吵闹的代表团到国民公会申请帮助。国民公会做出回应，通过一项法令，威胁要对侮辱国民公会议员的人判处死刑。4月1日（芽月12日）一群无套裤汉在没有任何人领导的情况下侵入国民公会，但很轻易地就被有秩序的军队加上塔利安动员的一帮“纨绔子弟”镇压。同一天，国民公会任命弗勒吕斯战役中的英雄、现任北方军团司令让-夏尔·皮舍格吕将军担任国民自卫军新任（临时）司令。

此举创造了一个不祥的先例。国民自卫军是由巴黎市政府组建和动员的地方资产阶级市民武装。在1789年天真和任性的日子里，它的傀儡领导者是张扬、傲慢而又幼稚的拉法耶特侯爵，他骑着白马到处蹦蹦跳跳。任命皮舍格吕是第一次将国民自卫军交给经过战争历练的职业军人，这是应对动荡政治局势的做法，最终让军队发挥决定作用。

随着面包配额继续下降，从1795年2月每人1.5磅到3月每人1磅再到4月每人0.5磅，群众的骚动日趋激烈。5月，面包配额降至每天0.25磅，达到饥饿的水平。5月20日（牧月1日）一大群来自圣安托万街区和圣马尔塞工人区的饥饿的抗议者闯进国民公会，他们人多势众，席卷了会场。在一阵混战之中，议员让·贝特朗·费罗被杀害，他是吉伦特派的友人，在那个关键的夜晚参与了推翻罗伯斯庇尔的行动。示威者们不分青红皂白，当场砍下他的头颅，挑在长矛上，当着国民公会主席、温和的保守派和君主派拥护者弗朗索瓦·安托万·布瓦西·丹格拉斯的面挥舞。大厅里抗议者们威胁叫嚣，现场人声嘈杂、场面混乱，几乎所有的议员都逃离现场，只有少数几个山岳派（他们曾支持无套裤汉示威者），布瓦西·丹格拉斯保持克制，并向长矛上的人头鞠躬致敬。

一时间，这次示威的成果似乎存在疑问。会议大厅里屈指可数的几名山岳派通过了几项对无套裤汉有利的措施，无套裤汉逐渐散去。但是，午夜过后，保守派议员们陆续返回，废除了这些措施，并将山岳派代表逮捕起来。接下来的几天里，保守派表面上对示威者做出一些调解的姿态，但是在背后他们正集结力量准备反击。4月1日无套裤汉闯入国民公会之后，国民公会4月10日下令“对在独裁统治下参与过恐怖活动的人解除武装” [194] ，这里指的是参与罗伯斯庇尔发动的恐怖统治的人。在大革命过程中，携带武器是革命公民身份的象征，这就意味着针对无套裤汉的阶级斗争正式开始，正好与《惩治嫌疑犯条例》相反。5月23日，热月党人召集了2万人，包括3000名骑兵，进入反叛的圣安托万郊区。群龙无首的无套裤汉未经抵抗就直接投降：牧月抗议宣告结束。

投降之后报复开始。左翼革命法庭的右翼继承机构—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审判了149名叛乱分子，判处36人死刑、18人入狱、12人驱逐出境。被判处死刑的人包括与抗议者站到一起的6名山岳派代表，其中3人自杀，另外3人上了断头台。随后从各区抓捕了一大批犯罪嫌疑人，共有1200人，包括雅各宾派、之前的恐怖统治参与者，事实上他们与国民公会的示威毫无关联。国民自卫军中政治立场不坚定的人员都被肃清，5月23日，公安委员会宣称监狱人满为患。 [195]

1795年（共和三年芽月）春抗议的失败标志着无套裤汉的决定性失败，他们的所有梦想随之破灭。阿尔贝·索布尔感叹道：“民众运动精疲力竭、杂乱无序、群龙无首、缺乏领导，从共和党到旧政权的残余势力，再到军队支持下的资产阶级联盟，都与之作对。大革命的春天—民众运动被瓦解之后，大革命宣告结束。” [196]

这种判断可以理解，但问题是，在关键点上，它与事实不相符。大革命的春天不是民众运动，正如索布尔所说的：大革命的春天是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发起了大革命，制定了革命规则，推动了革命发展。最有可能看到的是资产阶级掌控一切，罗伯斯庇尔和他动员的无套裤汉会遭受失败。

从狭义上说，法国大革命已经结束。然而，政治不一定是零和博弈，不一定要有最后一步。罗伯斯庇尔倒台之后唯一严重的政治问题是，资产阶级是否明确了自己的理想、如何对待自己的胜利。尔后多年，且不说两百年的证据表明，资产阶级对此并不明确。

推翻罗伯斯庇尔之后，1795年3月到8月，热月党人制定了一部宪法，改革选举条件，做出对富人有利的规定：要想成为选民，年龄必须超过21岁，并且有缴纳直接税的经历；但是要成为下一层级的选举人—也就是说，选举国会成员—根据各区的规定，必须已经缴纳等同于100～200天工作量的税收。这一规定将法国全国选举人数减少到3万人，略高于全国2800万人口的0.1%。

之前的所有宪法中，全国政府国民议会只有一个机构，与之前的所有宪法相比，这部宪法创建了国会的两个院：下院由500名30岁以上的年轻人组成，称作“五百人院”；上院由250名40岁以上的人组成，称作“元老院”。下院的职责是起草法律并递交上院，上院没有修订权，只有通过或否决权。在这种制度上面建立了一个新机构，称作督政府，包括五名督政官，由两院提名并选举产生。两院都会进行轮流选举，每年重新选举1/3的成员，而五名督政官则每年改选一名。

这种安排背后的理念是，上下两院加上频繁的选举将最大程度地维护稳定，并降低各种形式的独裁发生的风险。实际上，每年一度的选举更可能导致不稳定，因为对于政府和国会两院之间的冲突缺乏相应的解决机制。更糟糕的是，热月党人对选举制度做了特殊改变，以保证他们在新体制中占得一席之地。他们清楚他们在左翼中间很不受欢迎，而作为弑君者，在右翼复兴保皇党中间也不受欢迎。因此，他们发布命令，议会两院2/3的代表，也就是750人中的500人，必须是国民公会的现任议员。顾名思义，国民公会包括所有幸存的弑君派。如果选进两院的议员人数达不到500人，被选举的议员将有权指定剩下的议员以补足人数。没有什么制度比这种制度更容易导致骚乱了。

1795年9月6日，宪法被提交给全民投票，从某种意义上说，宪法得到高票通过：916 334人投票赞成，只有41 892人投票反对。但是出席人数仍然少得可怜，在500万选民中，不足100万人参投，等于是遭到抛弃。“三分之二法令”更加不受欢迎：只有205 498人投赞成票，投反对票的人数是108 754，这一法令在法国1/4的省中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在巴黎48个区中，有18个区对投票结果表示质疑。

然而，宪法于1795年9月23日（葡月1日）正式通过，但是社会各界对于新的制度的不满很快就爆发了。9月24日，巴黎爆发保皇党骚乱；10月4日，又爆发了一场严重示威。国民公会意识到面临的危险，先发制人，通过任命5人组成的督政府来实施宪法。这5人中包括国民公会议员中军政事务经验最丰富的巴拉斯。当10月5日（葡月13日）爆发一场更大规模的起义时，国民公会命令雅克·梅努将军进行镇压。45岁的正规军官梅努是负责指挥巴黎军团的将军，他5月份已经在圣安托万街区镇压过一场起义。但是这一次，他犹豫不决，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首都大部分地区陷入起义者手中。国民公会解除了他的指挥权，并将镇压的组织活动交给巴拉斯，后者召集他的亲信，包括当时官居准将头衔但暂时处于赋闲状态的波拿巴。

路易·米歇尔·达尼康将军领导了这次起义。他是正规军官出身，属于共和党人，但是当国民公会指责他的多位同僚在旺代犯下暴行之后，他被赶出国民公会。于是，他开始效忠保皇党起义军。他领导着2万人的队伍，沿着塞纳河朝杜伊勒里宫的国民公会大厦挺进，但是在波拿巴动用的大炮的轰击下，起义军纷纷倒毙，造成200人伤亡，而国民公会的保卫者死伤较少。到晚上6点，国民公会军队取得胜利，这是大革命期间巴黎人民的最后一次起义。

波拿巴得到巴拉斯的大力嘉奖。在成功镇压“葡月起义”三天之后，他被提拔为国内防军副司令。8天之后，他从准将晋升为中将；10天之后，1795年10月26日，他成为国内防军总司令。第二年春，1796年3月9日，他迎娶了约瑟芬·德博阿尔内，两天之后，他离开巴黎前往意大利，担任驻意大利军司令，从此以后，他将为法国军队、为法兰西共和国和他自己，挣得无尽的功名，成为法国最重要的战争英雄。

镇压葡月起义正好伴随着革命政府形势好转。旺代起义已经筋疲力尽，共和国的军队在旺代取得重大胜利。1796年2月23日，一名叛军首领尼古拉·斯托夫莱被捕并于两天后被行刑队处死，另一名首领弗朗索瓦·沙雷特3月19日被抓获并于10天之后被处决。对欧洲各国的战争局势也有所好转。法国军队占领荷兰，荷兰割让荷属佛兰德斯地区并同意赔款1亿弗罗林。普鲁士直接退出战争，集中精力争取自己在波兰第三分治的份额，在第一次《巴塞尔和约》（1795年4月5日）中，普鲁士正式接受莱茵河左岸归属法国。

然而，六年的大革命造成法国从上到下政治分裂，一边是左翼固执的雅各宾派及其并不稳固的同盟无套裤汉，另一边是右翼报复心强、思想守旧的保皇党。由于热月党人制定的宪法并没有建立协调这种分裂的机制，必然会导致爆发违反宪法的活动。

一些法国历史学家将这些活动称作督政府的四次政变。实际上，从1792年推翻国王到1794年推倒罗伯斯庇尔，法国大革命的第二个阶段就可以被视为一系列大规模政变，中间夹杂着一系列愈演愈烈的小型政变。

这轮新的政变中的第一起，也就是众所周知的“果月政变”，发生在1797年秋天。当年4月的选举产生了右翼国会，这个国会自动与巴拉斯、路易·马利·德拉勒韦利埃-拉勒维里和让-弗朗索瓦·勒贝尔领导的督政府中的革命党残余势力的政策存在冲突。巴拉斯请求波拿巴的支持，后者同意帮助，但是提出一个条件：要求督政府支持《坎坡·福尔米奥条约》 [197] ，该条约是波拿巴无视巴黎政府的指示，私自与奥地利人协商签订的临时和约。巴拉斯答应之后，波拿巴派驻意大利军团的一位将军夏尔·安热罗赶到巴黎，安热罗被任命为首都第十七军团司令。然后，他带领军队包围巴黎，1797年9月4日，4月选举的结果在49个省被取消，177名右翼代表被取消资格。

其中一位代表是皮舍格吕，他曾在1795年4月1日镇压雅各宾派起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果月政变”之后，他成了被驱逐到法属圭亚那的65名政客之一。 [198]

这次政变直接导致次年春天发生另一起政变。由于前一年选举结束之后驱逐大批议员造成了大量议员空缺，1798年春需要补选，看起来补选会造成偏向左翼的局面。1798年5月11日发生的“花月政变”中，督政府直接开除了106名不合需要的议员，从而确保议会中温和派占多数。

第二年春天，该体制中一贯存在的政治不稳定症状再度出现，但是这一次，是1799年国会选举中获胜的新雅各宾派先发制人，对督政府采取措施。他们取消了对他们怀有敌意的一名督政官的选票，迫使巴拉斯改变立场，并强迫另外两名督政官拉勒韦利埃-拉勒维里和梅兰·德杜艾辞职，然后选举两名更加配合的人选替换他们。

这一群督政官中的两人，大革命中早期激进派的思想领袖埃马纽埃尔·西耶斯（他最终走上前台，开始发挥政治作用），当然，还有巴拉斯，决定消除整个体系的不稳定性，这一次，他们想发动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政变，并改变体制。西耶斯请求波拿巴的帮助。波拿巴1799年10月9日刚刚返回法国，他的身上笼罩着荣誉的光环，但实际上他远征埃及却以失败收场。1799年11月9日（共和八年雾月18日），波拿巴的军队推翻了宪法政府，代之以所谓的执政府，波拿巴本人是第一届的三执政人之一。革命派和弑君者可能希望波拿巴会支持他们的主张，建立代议制政府；然而，他们随即发现，波拿巴企图成为他们的主人。拿破仑时代已经开始，法国大革命真正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