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革命政府

巴黎的政治局势越来越不稳定。推翻吉伦特派之后，罗伯斯庇尔和山岳派取得国民公会的绝对控制权，但与此同时，罗伯斯庇尔又面临一个更加严峻的挑战：下层无套裤汉的不满濒临爆发。

罗伯斯庇尔借助无套裤汉的街头势力，推翻了吉伦特派。问题是，用政治话语来说，双方事实上并不处于同一阵营。国民公会中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包括大多数山岳派成员，都信奉自由主义价值观，维护选举代表的独立。与此相反，无套裤汉则信奉直接民主，主张在公众面前大声唱票，即对选举的代表进行日常管控，并有权免除代表资格。罗伯斯庇尔对这两种观点都不赞成。为了动员更广泛的战争力量，更为了稳定局势，面对日益高涨的起义活动，他需要一个权力集中、专制而非民主的政府。

正当危机处于巅峰之际，他在笔记本上写道：

“我们必须拥有单一意志。这个意志只能是共和的意志或是保皇的意志。如果采用共和制，我们必须设立共和的部长、共和的报纸、共和的议员和共和的政府。内部威胁来自资产阶级，要打败资产阶级，我们必须发动人民。一切已经准备就绪，要将人民置于资产阶级的统治之下，要让共和国的捍卫者在断头台上死亡。” [129]

罗伯斯庇尔似乎在暗示，他认为敌人和评论家都是保皇党。他当然清楚事实并非如此。有些吉伦特派成员或许想拯救国王的生命，但他们是革命派，与山岳派一样，很多人是革命的奠基者。诚然，法国革命派和保皇派之间存在严重分裂，这一点从内战中已经可以看出端倪。山岳派和吉伦特派之间的斗争造成这种分裂恶化，导致吉伦特派的一些支持者从保皇派（和其他人员）中间寻找同盟。但这是推翻吉伦特派之后的而不是之前的事。

毫无疑问，罗伯斯庇尔所谓的“单一意志”来自卢梭《社会契约论》（1762）中“共同意志”的概念，意指社团近乎神灵论者的行动。但他真正的意思是说法国需要一个单一的中央政府，应该彻底镇压任何反抗力量。他或许相信有必要这么做，一方面为了应对与欧洲的战争，但主要是赢得内战，重新取得巴黎对法国其他地区的控制权。

我们不清楚，罗伯斯庇尔是否认为有可能将他的“单一意志”理想和法国人民的意愿调和起来（显然，法国人民的意见和利益存在各种各样的分歧），更不要说他的理想能否与法治相调和。毫无疑问，几乎所有的革命奠基者都想发动一场基于法治的革命。现在，尤其是推翻君主专制、处死国王和内战爆发之后，摆在他们面前的尴尬是，他们能否让革命继续在他们创立的法律框架内进行。这个问题十分紧迫，因为来自无套裤汉的挑战越来越大，革命派领袖只能通过恐怖统治和中央集权的专制政府控制局面。

而且，罗伯斯庇尔在革命运动内部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分化。山岳派成员都是先天注定和后天形成的资产阶级，尽管发生了大革命，很多人仍然十分富有。但是无套裤汉遭受的贫困却日益恶化。食品短缺不时导致骚乱，商店遭到抢夺，食品运输遭受劫掠。通货膨胀和指券价值的连续下跌导致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差距急剧扩大。这些经济困难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治冲突。

1793年2月，在推翻吉伦特派和内战爆发之前，无套裤汉已经开始明确提出经济要求。2月12日，48个区向国民公会派出一个代表团，持请愿书要求实行“最高限价”，控制小麦价格。国民公会怒不可遏，断然拒绝了这一请求。无套裤汉随即制造了一波骚乱，抢劫了食品商店。2月25日，罗伯斯庇尔对此表现出傲慢和轻蔑：“当人民起来起义，不应该找个值得的目标吗？他们应该关心可怜的购物清单吗？人民起义，不应该为了几斤糖，而应该打倒强盗。” [130]

有关大革命的历史文献清晰地记载着“卑鄙的购物清单”这个不明智的说法。几个月之后，罗伯斯庇尔就改变了腔调。为了保持无套裤汉的支持，他和他的支持者不情愿地做出一些让步。4月11日，他们同意通过随意发行法定货币冻结指券的价值，当然，此举并未奏效，因为他们并没有改变发行指券的政策。5月4日，他们同意对谷物实施限价管制，这一举动也无济于事。5月20日，他们同意向富人强行借贷10亿里弗，这一举动得到下层阶级的欢迎，但并没有改变食品供应的局势。

这些让步明显是策略性的举动，但也可能反映出罗伯斯庇尔的观念开始转变，这在国民公会的争论中有所体现。在推翻吉伦特派的过程中，国民公会进行了长达数周的激烈争论，争论的一个焦点围绕新宪法的具体条款展开。其中一个核心问题便是权利：新宪法是否应该与之前的宪法一样，最大限度地赋予个人权利，尤其是财产权（在大革命刚刚开始之际，财产权被描述为“神圣的权利”），或者应该更加注重社会权利，例如工作权甚至生命权？吉伦特派坚持个人权利居于第一位，而迫于无套裤汉支持者的压力，罗伯斯庇尔和山岳派强调社会权利的合法性。

罗伯斯庇尔4月24日在雅各宾俱乐部的一场演讲中，提议为《人权宣言》增加一系列新的条款：

关于财产，他建议：

第1条 财产权是每个公民享有的处置法律保障的商品的权利。

第2条 财产权与其他权利一样，受到限制，必须尊重其他人的权利。

关于社会权利，他建议：

第1条 所有政治团体的目的都是保障自然和不可侵犯的人权和发展人的能力。

第2条 人的主要权利是维护其存在和自由。

推翻吉伦特派之后，有关争论随之消失。但是，在食品供应方面，与无套裤汉的争吵并未停止，相反，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愈演愈烈。

在推翻吉伦特派之前的准备阶段，5月30日，救国委员会得到加强，接收了5名新成员，包括富裕、机智的马利-让·埃罗·德塞舌尔，更重要的是，也包括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最亲近的两名支持者，跛腿律师乔治·库东和年轻、潇洒而又傲慢的路易·圣茹斯特。扩大和加强之后的救国委员会迅速起草了一部新宪法，在一个星期之内修订完善，并于1793年6月24日在国民公会得到核准，距离推翻吉伦特派刚好三个星期。

这部宪法比之前的宪法看起来更加民主。之前的所有革命宪法都通过财产或收入大幅限制选举权，而新宪法则赋予“普遍的”选举权，尽管妇女仍然被排除在外。 [131] 同时，这部宪法看起来更加满足比较激进的无套裤汉的要求。事实表明，这些表象极具欺骗性。

与之前的宪法一样，新宪法以《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为前言。为了讨好无套裤汉，该宪法的第一个创新是在第一条中阐明“社会的目的是全民幸福”；该宪法还宣告各种全新的和史无前例的自由原则，包括工作权、接受国家救助的权利和教育权。更重要的是，用政治术语来说，新《宣言》承认反抗不公正政权的权利。第33条规定：“反对压迫是人行使其他权利的结果。”而最后一条第35条更进一步规定：“如果政府违反人民利益，对所有人民来说，起义是最神圣的权利和最不可分割的义务。”

然而，事实很快就证明，有关反抗压迫的权利纯粹是一纸空文。尽管罗伯斯庇尔4月份做了提议，新宪法并未对现有财产权的范围作出限制。相反，新宪法重申了经济自由主义的价值。

该宪法1793年秋天被提交给全民进行公决。由于正值内战，有些地方的公决拖延至1794年春。但是宪法以高票通过：几乎没人投反对票。然而，在近700万合法选民中，仅不足180万人投了赞成票。革命者再次举行选举；选民则再次表现出冷漠。宪法得到正式批准，但并不受欢迎，因为革命并不受欢迎。革命导致了太多困难：太多通货膨胀，太多食品短缺，太多失业。人们对政治理论已经丧失兴趣，他们需要的是食物。

政府的经济政策立即引起了民众的抗议。1793年6月25日，在推翻吉伦特派三个星期之后，也就是新宪法得到核准一天之后，雅克·鲁斯以格拉维尔区的名义率领一个代表团，与博讷努威尔区和平民党的科德利埃俱乐部一起来到国民公会，发表了一份宣言，这份宣言后来成为著名的“愤激派宣言”，鲁斯在宣言中谴责议员让“富人为富人”创立的法律得以通过。雅克·鲁斯此前在昂古莱姆当牧师，他是最早对《神职人员民事组织法案》宣誓，表示服从革命政权的人物之一，他成为格拉维尔区的领袖之一，1792年8月10日之后，该区将他选为国民公会议员。

资产阶级革命派怒火中烧，几乎当场将其逮捕。然而，罗伯斯庇尔开始意识到民众的不满如此严重，已经对政府构成严重威胁。推翻吉伦特派之后，他的当务之急是平息刚刚帮助他赢得战斗的无套裤汉的抗议活动。

内战已经让部分巴黎革命者逐渐认识到，大革命已经让法国太多地方的太多人感到厌倦，他们必须采取行动，应对人民的不满情绪。1793年7月8日，新近当选救国委员会委员的圣茹斯特表示，部分起义军罪行相对较轻。他认为，只有9名真正的叛国者（夏尔·让-马利·巴尔巴鲁、贝戈安、让·皮罗托、比佐、戈尔萨斯、朗瑞奈、让-巴蒂斯特·鲁韦、佩蒂翁和让-巴蒂斯特·萨莱）和五名帮凶（加尔迪安、让索内、加代、莫勒沃和韦尼奥），其他人只是受他们误导。但是罗伯斯庇尔认识到，玩文字游戏已经为时已晚，他说服革命派，如果要赢得人民大众的支持，必须对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6月3日，国民公会放松了出售逃亡贵族财产的限制，让穷人更容易购买财产。6月10日，国民公会又采取相似的措施，减少公共财产分裂。7月17日，国民公会最终完全废除所有残存的封建特权，包括受古老的历史文件保护的特权。最后一步的重要性在于，几乎所有的资产阶级革命者，包括山岳派在内，都深信法律保护的财产权。只有在面临日益严峻的政治危机时，他们才准备否认基于书面法律合同的财产权。

国民公会还采取措施改善中产阶级的经济状况。6月8日，国民公会提高了政府官员的工资，对所有年收入不足1万里弗的已婚夫妇和所有年收入不足6000里弗的单身人员，免除强征10亿里弗借款的义务。

尽管做出了让步，公众的不满情绪依然强烈，愤激派继续煽动人民，要求政府直接采取行动干预经济：控制食品价格，由政府出面征购谷物，对富人征收更高税收，对投机者和囤积食品的人处以死刑。忿激派的领袖是鲁斯，他经常抨击法国社会充满不公：“只要一个阶层的人可以肆无忌惮地让另一个阶层的人忍饥挨饿，自由就只是一句空话。只要富人对他们的同胞掌握生杀大权，平等就只是一句空话。” [132]

罗伯斯庇尔发动一轮反击，胁迫鲁斯。借助雅各宾派的影响，罗伯斯庇尔终止了鲁斯在公社从事社论的工作，命令他改过自新。实际上，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镇压鲁斯和愤激派。但他面临着一个更严重的挑战，那就是雅克·勒内·埃贝尔及其支持者的政治竞争。因为鲁斯和他的朋友力量分散，顶多算是孤立的煽动者，缺少强大的组织力量。而埃贝尔和他的支持者则不然，他们组织严密，人脉广泛，根深蒂固。两个人所在的阵营的起源和政治目的都很相似，一前一后，紧密相随。

埃贝尔是一名成功的大众记者，在起义公社身居要职，与政治官僚机构，尤其是战争部中持激进观点的人际圈子往来密切，因此具有广泛的人脉资源和深厚的政治根基。他生于1757年，父亲是珠宝商，年轻时他倾向于保皇派而不是革命派。然而，1791年7月，国王逃到瓦雷讷之后，他曾在战神广场签署请愿书呼吁免去国王职权。1792年8月10日，他所在的博讷努威尔区派他作为代表参加起义公社的叛乱推翻国王。之后，他当选为起义公社代表，成为皮埃尔·加斯帕尔·肖梅特的副手，后者1792年12月取代了路易·皮埃尔·曼努埃尔成为总务委员。埃贝尔身居要职，背后有起义公社支持，在第二年无套裤汉反对吉伦特派的运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

埃贝尔是受人欢迎的记者，早在1790年，他就成为大众流行报纸《杜申老爹报》的出版商和发言人。杜申老爹表面上是故事的讲述者，是露天市场笑剧中虚构的人物—一个出售火炉的流动商贩，与英国传统木偶戏《潘奇和朱迪》中的人物一样。《杜申老爹报》有八个小版面，每周出版三期。这份报纸之所以在无套裤汉中间广为流行，与埃贝尔采用的口吻有关：该报采用的是十分口头、流行和粗俗的语言。他的文章充满不宜刊印的脏话，这种语言寻常百姓喜闻乐见，但很少从印刷媒体中见到，因而得到了普通读者的青睐。自命清高的人对它的粗俗（后来的一位评论家将它称作“粪堆上的荷马”）嗤之以鼻，但是埃贝尔丝毫不觉尴尬：“所有喜欢诚实和正直的人都不会因为我表达我的喜怒哀乐时掺杂的粗话感到惊慌。” [133] 自命清高的人错了，埃贝尔是对的：几年之内，《杜申老爹报》就成为大革命时期法国发行最广的报纸。

这份报纸大获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埃贝尔人脉广泛，政界的众多朋友为他的报纸发行起到了推动作用。他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是战争部部长让-巴蒂斯特·布绍特。布绍特是个粗俗的军官，天赋平平，身份卑微。但他是大革命的忠实支持者，1793年4月，在叛变的迪穆里埃将时任战争部长的伯农维尔移交给奥地利人之后，他意外地坐上了伯农维尔的位置。

作为战争部长，布绍特利用他的购买力推广《杜申老爹报》，战争部购买了数千份报纸分发给部队士兵。1793年夏天，法国战争机器大幅提高了运行效率，到9月份，战争部稳定地订阅1.2万份《杜申老爹报》，占该报总发行量5万份的近1/4。这就意味着埃贝尔的声音代表了规模庞大而又组织有序的宣传机器，在士兵和无套裤汉中间拥有广泛的读者。因此，当他和朋友抗议食品价格与食品短缺、抗议政府的不合理政策时，政府必须引起重视。

布绍特还在战争部中安插了很多埃贝尔的朋友和支持者。弗朗索瓦·樊尚曾经担任行政秘书，他是平民党科德利埃俱乐部主要的激进演讲者之一。布绍特提拔他，让他坐上战争部最高的位置—秘书长。布绍特的一位助手夏尔·菲利普·龙桑也在战争部。他也是个老兵，一度放弃军旅生涯，从事爱国戏剧创作，大革命开始时又回到军队，担任国民自卫军上尉。1793年，凭借与布绍特的关系，他平步青云，一个星期之内从上尉被提拔到准将，参与旺代战争并击败拉罗什雅克兰。1793年9月，他晋升巴黎革命军总司令。

另一位有影响力的埃贝尔派分子是安托万·莫莫罗，他不在战争部，而在起义公社任职。莫莫罗生于1756年，是资历丰富的排字员、印刷员和图书馆员。1789年，他出版了一本印刷员手册。随后，他谋得了巴黎公社印刷员的美差。其间，他加入了科德利埃俱乐部，登上秘书官的位置。作为激进分子，他参加了1791年7月在战神广场举行的示威，并被短期关押。1792年9月，国王被推翻之后，他发表了激进的小册子《权利宣言》，要求限制土地所有者的财产权。旺代战争期间，他在龙桑帐下效力。

一般认为，莫莫罗推动了“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普及。部分罗伯斯庇尔主义者声称这一口号是罗伯斯庇尔三年前创立的，但是大多数人认为直到1793年6月21日，莫莫罗说服时任巴黎市长让·尼古拉·帕什（他也是埃贝尔派，还是执政的山岳派的批评者）将这句口号刻在首都所有公共纪念碑上后，它才流行开来。

埃贝尔不仅是对食品短缺表示抗议的记者，而且在各方面都是政治策动者。当国民公会在兼并萨伏依和审判屈斯蒂纳将军（他是莱茵河、法国北部、摩泽尔省和阿登高地联合总司令，被指控抱定失败主义思想—不是与奥地利人串通）犹豫不决时，埃贝尔开始怀疑部分议员肯定是反战主义者或者保王派，他便毫不犹豫地利用《杜申老爹报》公开指责山岳派包藏叛国者。迫于压力，屈斯蒂纳的审判时间被缩短，并于1793年8月28日被推上断头台。

埃贝尔还反对政府尤其是所谓的政府委员会日益专横的权力。他选择的目标没有错，因为罗伯斯庇尔正准备借助救国委员会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革命政府。1793年7月10日，该委员会成员进行了调整，罗伯斯庇尔的支持者库东和圣茹斯特继续留任，但丹东落选。之后，7月27日，罗伯斯庇尔本人也成为救国委员会委员。两个星期之后，随着两名雄心勃勃的年轻军官的加入，该委员会的军事权力得到大幅增强。这两名军官是拉扎尔·卡诺（后来以绰号“胜利的组织者”而闻名）和他的朋友克洛德·安托万·普里厄-迪韦努瓦（即有名的“科尔多省的普里厄”），两人都是工兵部队上尉。

埃贝尔的意见十分坚定：“只要各委员会霸占所有权力，我们就永远不能建立政府，或者说，我们只能建立一个糟糕的政府……只要部长们不过是一群顽童，对国民公会最底层的清洁工唯命是从，我们就永远不会获得自由，我们的宪法将只是幻想。” [134]

这样的言论十分危险，但是埃贝尔无所畏惧，他开始筹划对法国政权展开一轮大规模抗议示威。8月28日，在雅各宾派面前，他提议，在巴黎48个区和政治辩论俱乐部的支持下，率领代表团前往国民公会请愿，要求肃清政府雇员中的参谋，解雇所有贵族成员，并采取其他公共安全措施。

所谓的“政治辩论俱乐部”指的是巴黎各区无套裤汉经常光顾的政治俱乐部。1793年秋天，俱乐部的活动更加频繁，政府企图通过限制各区官方代表大会召开的频率来镇压无套裤汉的政治骚乱。因此，无套裤汉将大部分政治力量转移到非官方的政治俱乐部中。

埃贝尔得到了他的朋友和支持者、山岳派代表雅克·俾约-瓦伦的支持，后者是暴力激进的左翼作家和无业律师，他刚从北方军队前线访问回来。俾约-瓦伦强烈谴责政府软弱无能，提议建立一个委员会来监督执法，建议将有罪者送上断头台。

罗伯斯庇尔对这一计划立即表示反对。“建立这样一个委员会”，他说，“会带来危险。委员会不会忠诚履职、监督执法，反而会忙于个人恩怨，成为名副其实的弹劾委员会。我已经不止一次看到这种情况，看似是帮助救国委员会的工作，实则是迷人眼目，徒然让救国委员会陷入瘫痪。” [135]

丹东提出一个妥协意见：国民公会不必建立一个独立委员会监督救国委员会的行动，相反，应该向救国委员会增加三名成员。国民议会将他的提议转给救国委员会，而后者对其坐视不理。因为如果救国委员会接受三名新成员，俾约-瓦伦肯定会入选，而他是公开批评政府的人。

局势也给政府造成巨大压力。1793年9月2日，土伦和整个法国地中海舰队向英国投降的第一批报告抵达巴黎，这一消息在9月4日得到官方证实。埃贝尔筹划的示威已经无法阻止。

部分历史学家认为埃贝尔有不可告人的动机。“他是不是要篡权？”蒂拉尔等人问道。“他的行为已经充分证明这一点。” [136] 马蒂厄也持有相似的观点：“（埃贝尔派）认为，他们自己掌权的时机已经到来。”这些历史学家没有提供具体证据来证明他们的猜测，但是埃贝尔的抗议行动很容易被视作对政府的威胁。

无论如何，群众要求政府对政策进行大力改革的压力不断增长，已经无法压制。5月4日推出的部分限价措施，即所谓的“最高限价”，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由于限价仅限于当地的小麦价格，结果导致针对小麦的投机行动，因为各省都企图从别的省份寻求供应，造成经济竞争，导致多地小麦和面包出现阵发性短缺。

在巴黎，1793年9月4日上午，2000余名愤怒的无套裤汉涌入市政府大厦前的格列夫广场，大声呼喊：“面包！面包！”有些文献认为鲁斯领导了这次示威。他当然也在现场。不过显而易见，真正的煽动者是埃贝尔。巴黎公社行政长官肖梅特企图平息事态，他向示威者承诺，国民公会已经决定在一个星期之内对所有食品实施限价， [137] 但示威者的喊声淹没了他的声音：“我们不要承诺，我们只要面包，现在就要！” [138]

肖梅特似乎放弃了绥靖政策，他爬上桌子，开始高谈阔论：“好，我也是穷人出身，当然知道穷人的处境！这是富人针对穷人的公开宣战，他们想打倒我们。那好，我们必须阻止他们，我们必须亲手打倒他们。我们有力量打倒他们！” [139]

因为肖梅特在巴黎公社任副指挥，埃贝尔建议示威群众解散，第二天同一时间在国民公会继续集会。因此，1793年9月5日，国民公会前面出现一大帮示威者，领头的是埃贝尔。他们冲进大厅，胁迫议员通过一系列镇压法规：逮捕嫌疑人；建立由6000名步兵和1200名炮兵组成的革命军队；扩大革命法庭，拓展到四个部门；向富人强制借贷1亿里弗。

然而，如果埃贝尔想发动政变的话，那么他完全被罗伯斯庇尔击败了。因为，就在同一天晚些时候，在罗伯斯庇尔的率领下，在所有48个区的代表团的陪伴下，一个由雅各宾俱乐部组成的代表团也来到国民公会。他们要求：对吉伦特派进行审判；他们也呼吁组建革命军队（主要任务是征用必需的食品，如果有必要可以动用武力），从政府部门清除所有贵族。但是雅各宾代表团最重要的新主张是将恐怖统治“提上日程”。 [140]

没人知道恐怖统治具体意味着什么。对于这暴风骤雨般的一天，大家众说纷纭；对于“恐怖统治”一词是什么时候、由什么人第一次用于大革命，也没有统一说法。马蒂厄告诉我们，是国民公会议员、宪法主教（即对《神职人员民事组织法案》宣誓过的主教）让-巴蒂斯特·鲁瓦耶在5天之前发表的《将恐怖统治列入日程》 [141] 中率先使用了相关表达。根据米什莱的说法，贝特朗·巴雷尔称起义公社说将恐怖统治列入日程的是革命法庭。 [142] 有关大革命最动荡时刻的记述中，关于细节问题经常出现这种混乱。然而，现在普遍认为恐怖统治从1793年9月5日正式开始，真正被“提上日程”。

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派代表团到底说了什么，已经难以确定，但他们的用意十分清楚：他们决定占据无套裤汉示威者的上风，将他们的要求纳入新的、更加深远的政治议程。罗伯斯庇尔大幅增加了政治赌注，决心掌控局面，无论付出多高的成本。1793年9月6日，声明实施恐怖统治的一天后，他和救国委员会接受了两名新成员：落魄的演员让-马利·科罗·德布瓦和俾约-瓦伦，两人都属于埃贝尔派。如果埃贝尔真有颠覆计划的话，这可能是对他的沉重一击，因为他的两位主要支持者现在已经被政府拉拢过去。

1793年9月11日，正如肖梅特9月5日向示威者承诺的一样，国民公会通过了一项制度，在全国统一了谷物限价。9月29日，国民公会通过了物价和工资全面限价。除了谷物之外的所有食品，价格将按照1790年的价格加上1/3，工资则根据1790年的工资加上50%。

限价法律甫一实施，山岳派就改变了对新宪法的态度，10月初他们明确表示，无意执行新宪法。新宪法要求进行新的选举，但他们担心危及自身的权力。相反，他们将在缺乏宪法的情况下继续执政。他们希望象征性地展示出民主的诚意，做了一个夸张的举动，即庄严地将夭折的宪法文本放置在雪松木箱子中，仿佛在保存不确定的未来。这部宪法再也没有被拿出来，也从来没有被执行过。但是在接下来的很多年里，它仍然是怀旧的革命者对于激进、民主宪法的参照。无论哪里出了差错，他们总是要求“将1793年宪法搬出来”。

我们不清楚山岳派为何会戏剧性地改变立场。当宪法公投可怜的结果开始公布时，他们可能会失去平衡。也有可能当法国在国内外各条战线上应对战争时，罗伯斯庇尔等人就是想看到摆在面前的各种严重危机，他们已经认定法国无法实施自由宪法。似乎还有一种可能，山岳派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实施新宪法，从起草到公投的整个行动，只是公关伎俩。

无论如何，1793年10月10日，山岳派促使国民公会宣布，“法国临时政府将成为革命政府，直至法国实现和平” [143] 。正如圣茹斯特解释的一样：“共和国建立的过程中，无法制定宪法；它将被自身破坏，将成为攻击自由的保障，因为它缺少必要的力量来镇压他们。” [144]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山岳派费尽心机为这种反常的形势开脱。1793年12月，罗伯斯庇尔将宪法秩序和革命秩序做了对比：“后者屈从的一致规则更少，因为革命秩序形成的局势如暴风骤雨般动荡不安，而且，它被迫不断利用新的和快速的资源，应对新的和紧迫的危险……我们必须组织自由的专制来摧毁国王的专制。” [145]

“自由的专制”这一表达根本不需要说明。

从此以后，救国委员会成为名副其实的法国政府。起初，救国委员会有13名委员。但其中1名委员，丹东的坚定支持者雅克·图里奥因为与罗伯斯庇尔势同水火而于9月20日辞职。剩下的12名委员任职长达10个月，直到罗伯斯庇尔及其支持者1794年7月28日倒台。在这12名委员中，9名是律师，两人二十几岁，六人三十几岁，另有两人刚满四十，只有两人四十多岁。

原则上讲，救国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公会的立法管辖范围内。实际上，救国委员会支配着国民公会，几乎在所有方面，救国委员会建立的运作方法都与国民公会以及之前的所有国民议会相左。

之前的所有国民议会会议，例如巴黎各区的会议，通常都是大规模的公共会议，会场通常喧闹不堪，人们进进出出，在旁听席上大声喧哗。有时，当天选举的主席费尽周折才能控制住辩论场面，主席尽力保证会议遵循议会的议事规则，这些议事规则是最近由革命派自己制定的。

辩论的主要形式是发表事先准备的演讲，这些演讲通常措辞优美、旁征博引，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繁复冗长、雕文织采。会场的噪音很大，因为聚会的议事厅音响效果很差，发言人通常要高声喊叫，观众才能听见。他们不仅经常被其他议员起哄打断，而且总是被旁听席上的叫喊声打断。

对于国民议会的进程没有官方记录，但是在著名出版家、编辑夏尔·约瑟夫·庞库克发行的法国日报《总汇通报》上有大量非官方的记述，很多人将这些记述视作官方记录。除此之外，国民议会可能会下令将一些反响良好的演讲印刷发行。

主要俱乐部中的辩论，尤其是雅各宾俱乐部中的辩论，几乎与国民议会中的辩论一样。这些俱乐部也会下令将最受欢迎的演讲印刷发行。再加上私人印发的报道和评论国民议会或政治俱乐部进程的册子和传单，所有对时事政治感兴趣的人都可以获得大量印刷信息、时事报道和相关评论。

救国委员会的议程则完全不同，具有非常现代和险恶的意味：会议关起门来，以完全秘密的方式进行。救国委员会每天上午9点和晚上7点召开两次会议。对于会议议程没有任何出版记录或者投票记录。唯一的记录便是谣言和恐慌。正是这种秘密的状态，让救国委员会的权力越来越大，越来越令人恐惧。它将成为集权国家的典型工具。

在救国委员会12名委员中 [146] （不包括图里奥）只有六人在罗伯斯庇尔恐怖统治的动荡中生存下来。一人（埃罗·德塞舌尔）在罗伯斯庇尔的命令下于1794年春被推上断头台；三人（罗伯斯庇尔、库东和圣茹斯特）在罗伯斯庇尔倒台时被推上断头台；两人（俾约-瓦伦和科罗·德布瓦）于罗伯斯庇尔倒台之后在清算账目时被驱逐出境。这个死亡率，与我粗略估计的法国大革命参与者的平均死亡率非常一致。 [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