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从宗教发作到丹东倒台

1793—1794年冬天，所谓的罗伯斯庇尔“派系战争”将恐怖统治推向了高潮。在这场战争中，他极力打击他的批评者、政敌和反对者，以及他认为可能通过犯罪和腐败破坏大革命原则的人。然而，与此同时，不容忽视的是，恐怖统治将罗伯斯庇尔和他的支持者拖入到有关大革命未来的激烈争论中，争论的一方想让大革命加速，另一方则想放慢大革命的脚步。

从很早开始，人们就在问一个根本问题：大革命将于何时结束？由于大革命起初几年对普通人的命运没有带来丝毫改善，越来越多的人希望结束革命。但是这个根本问题无法回答，因为革命派进入凡尔赛宫时没有形成一致计划，他们对革命的最终目标并没有愿景。

对于最纯粹和最激进的革命者来说，大革命本身就是目标。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一样，对他们而言，大革命实际上相当于一种新的宗教，尽管很多核心概念有所不同。

法国大革命不受地理限制……它超越了国界，创造了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各国人民皆成为它的公民……因此，如果我们想借助比较来帮助理解，那就必须将法国大革命与宗教革命相比……

法国大革命对世界的作用，与宗教改革的作用完全相当：它不依附具体社会，将市民视作抽象的整体，正如宗教不依附具体时空，将人类视为整体一样。

法国大革命的目的似乎不在于让法国获得解放，而是让人类获得重生。它点燃了民众的激情，这种激情胜过自古至今最暴力的政治革命。它改变了人们的信仰，催生了政治宣传……革命本身就演变成一种新的宗教，一种不完美的宗教，它是真实的，脱离了上帝，摒弃崇拜的形象，放弃来世的寄托，然而，就像伊斯兰教一样，它的士兵、使徒和殉道者淹没了整个世界。 [163]

因此，当德穆兰和后来的米什莱将雅各宾俱乐部比作天主教宗教裁判所时， [164] 他们都抓住了大革命偏执的宗教特点。托克维尔对这一特点明察秋毫。对一些激进的爱国者来说，这一特点正是大革命的核心所在。对有些人来说，有必要将这些准宗教的特点形成文字、付诸实践并载以仪式；而对别人来说，更重要的是与其他各种形式的宗教，尤其是天主教会展开斗争。

1792年9月21日的共和国宣言，不是革命者认为他们带给这个世界的唯一的新体制：他们宣称第二天是共和国的“元年”。他们受到摧毁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鼓舞，勒令公共教育委员会创造新历法。该委员会由科学家和有识之士组成，采用了每年12个月、每月30天，外加5天（闰年6天）的年历；每周7天被每周10天取代；新创的具有农业意味的月份取代了具有基督教含义的所有月日名称。

革命派中对新历取名贡献最大的是诗人和剧作家菲利普·法布雷·德·埃格朗蒂纳。他为秋季月份取的名字比较严肃：葡月、雾月和霜月；冬季月份的名字略显沉重：雪月、雨月和风月；春季月份的名字十分欢快：芽月、花月和牧月；夏季月份的名字格外响亮：获月、热月和果月。国民公会1793年10月5日采用了这一历法。议员们认为，世界由此迈入新的纪元，但是他们认为世界从1792年9月22日就进入了新的开始。

因此，当国民公会宣布“法国临时政府将成为革命政府，直至法国实现和平” [165] 时，旧历正值1793年10月10日，而新历则是大革命二年葡月19日。

从此以后，很多传统的法国大革命历史学家便根据革命历法来记录时间。我主要使用大家熟悉的现代年历，这样更方便读者理解。实际上，革命派并没有成功开创世俗世界的新纪元。法国人可能一直坚持使用革命历法，直到1806年大革命结束之后很长时间，但是世界其他国家并未采用这种历法。然而，一些最重要的大革命事件和最有影响力的法律仍然沿用革命历法的日期标示。在适当的时候，我会两者兼用。

新历法的颁布，标志着最激进的无套裤汉中间去基督教化运动的开始，首先是反对所有桀骜不驯的牧师，继而是反对所有牧师（无论桀骜不驯还是墨守成规），然后是反对全体教会，再后来是反对基督教甚至所有宗教。最终，这些激进分子宣扬理性主义、无神论和公共理性。这是一场神秘的运动，因为没人清楚它根源在哪里、动力是什么。它几乎自发产生，首先席卷巴黎附近的农村社区，然后在法国各地迅速蔓延，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滑稽的反对宗教仪式，关闭教堂，强制成千上万的牧师结婚，迫使成千上万名牧师退休，并将教堂转变成理性殿堂。

这场反基督教运动令人十分疑惑，直到今天，仍然让人不解。米歇尔·伏维尔是法国大革命这一阶段最权威的历史学家，他指出，这场运动并不是巴黎革命政府强制实施的，而是在不同地区自发地涌现。 [166]

最具戏剧性的是，1793年11月7日，巴黎主教让-巴蒂斯特·约瑟夫·戈贝尔遭到来自起义公社的检察官代表皮埃尔·加斯帕尔·肖梅特的人身威胁，致其颜面扫地、被迫退位，在公众面前屈服，将他佩在胸前的金十字架和戒指亲手交给国民公会办公室。但是这并未拯救他的生命：四个月后，他与左翼埃贝尔分子一起接受公审，最终难逃上断头台的厄运。

戈贝尔退位3天之后，反基督教运动进入高潮，人们在巴黎圣母院举行了“自由与理性节”，场面盛大、载歌载舞，年轻女孩儿身着白色服装、手举基督教仪式的滑稽漫画游行，漫画中耶稣被罗马共和国英雄卢修斯·尤利乌斯·布鲁图什的画像取代。这次活动由多名国民公会中极端激进的议员策动，包括约瑟夫·富歇、马利·约瑟夫·勒基尼奥和雅克·莱昂纳尔·瓜雷·德拉普朗什，他们利用自己的职务向当地人民施加反基督教思想。在涅夫勒，富歇进行了剧烈的反基督教运动，捣毁当地教堂并开展各种破坏行动，最著名的是，在所有墓地的入口钉上标语：“死亡是永恒的长眠。”

罗伯斯庇尔企图抵制这一波反基督教运动，他企图采取怪异的对策，强加一种他自己创立的革命信条，相信某种上帝的存在，即“最高存在”。（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他有力地证实了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元宗教精神本质的洞见。）

1794年春，罗伯斯庇尔企图赋予这种伪宗教信条可信度，他在新创立的公众盛会上充当了仪式主导者，带领一群国民公会议员走上战神广场上的假山，他们高唱赞歌，发誓摧毁所有国王。或许他明白，与激进的无套裤汉相比，法国大多数民众还没有做好准备抛弃基督教或类似宗教、但是国民公会的大多数资产阶级议员对罗伯斯庇尔施加自己的宗教、并以主教自居的企图表示蔑视，私下里对他加以嘲弄。罗伯斯庇尔倒台之际，他的宗教也轰然倒塌。

罗伯斯庇尔和极端激进派之间对于大革命元宗教或者反宗教核心的斗争逐渐消失，因为双方都无法从仪式上或者情感上对其进行充分的包装以博取支持。但是罗伯斯庇尔与反对者之间对世俗问题的斗争却依然激烈。新的限价制度并未明显改变频繁发生的食品短缺，随着1793年粮食欠收，食品短缺更加严重。埃贝尔已经加入了反基督教运动，他对政府的口诛笔伐也从未停歇。因此，1793年秋，罗伯斯庇尔决定让他偃旗息鼓。10月，巴黎省封禁了埃贝尔的报纸《杜申老爹报》，并且罗伯斯庇尔在对雅各宾派的一场演讲中攻击了“埃贝尔派”。埃贝尔明白了个中深意，随即保持沉默。短时间内，他安然无恙。但是12月17日，他的两名主要追随者，旺代战争中的共和军司令夏尔·龙桑将军和战争部秘书长弗朗索瓦·樊尚一起被捕，此外还有斯坦尼斯拉斯·“重创”·马亚尔 [167] 。他们6周之后，即1794年2月2日被释放。但是这只是一个警告：1794年3月13日晚至14日凌晨，埃贝尔与龙桑、樊尚和巴黎公社印刷员安托万·莫莫罗一起被捕。第二天，圣茹斯特发表演讲，指责埃贝尔派阴谋勾结外国势力反叛国民公会。

这是编造的罪名，但是不到一周之后，3月21日即展开审判，将埃贝尔派分子和一群完全不相干的外国人和半外国人绑在一起，包括荷兰银行家让·康拉德·德科克；富裕的德国男爵阿纳卡西斯·克洛茨（他不仅是法国大革命的热爱者，而且是归化的法国人和国民公会议员）；皮埃尔·普罗利，他可能是奥地利外交家文策尔·考尼茨伯爵的亲生儿子；以及犹太裔葡萄牙烟草商雅各布·佩雷拉。对这19名所谓的外国代理人，国民公会并未拿出真正的证据。然而，1794年3月24日，经过3天的审判，18人被判死刑并被送上断头台。被宣判无罪的让-巴蒂斯特·拉布罗是一名内线犯人。

“派系战争”的第二阶段发生在9天之后，对丹东及其支持者（即丹东派）的审判。这一轮斗争的政治目的—打倒罗伯斯庇尔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和雄厚实力的竞争对手—被部分粉饰，表面上是打击丹东伙伴的腐败行为，而且说指控对象串通外国势力和敌对分子。

丹东派有时被称作“宽容派”，因为1793年秋，丹东和他的一些朋友已经对恐怖统治感到沮丧和失望，因而呼吁回归正常生活。当年11月，丹东敦促采取更加温和的政策：制止永无止境的嗜血杀戮，废除《惩治嫌疑犯条例》，并建立宽赦委员会。他和朋友们还敦促采取比恐怖统治（例如控制物价和征用粮食，他们一直不喜欢这些政策）更加温和的经济政策，并且探索与法国在欧洲的敌人开展和平妥协。

丹东的提议得到好友和被保护人德穆兰的支持，德穆兰自大革命一开始就是法国最有影响力的记者之一。1793年12月5日，在丹东的支持下，他开始发行一份新的政治宣传报纸《老科德利埃报》，该报第一期呼吁对《惩治嫌疑犯条例》的犯人实施宽赦。这一呼吁得到公众的强烈回应，霎时间恢复了德穆兰的名声。《老科德利埃报》广受欢迎，在被关闭之前，一共发行了超过10万份。但是，它的生命十分短暂，总共只印行六期：罗伯斯庇尔发誓不让第七期面世。

著名的1793年12月17日第三期，正好在龙桑、樊尚和马亚尔被捕之前发表，德穆兰猛烈攻击了革命法庭的政策和恐怖统治的基本原理，呼吁恢复出版自由。“救国委员会认为”，他写道，“为了建立共和国，在一段时期内，需要采用专制法理。”

罗伯斯庇尔对德穆兰了如指掌，因为两人曾是巴黎的路易大帝学院的同学，他很喜欢德穆兰。但是罗伯斯庇尔一直迁就他，或许是因为德穆兰年轻两岁—他被大家称作“卡米耶”，罗伯斯庇尔曾经形容他是个“被宠坏的孩子”。这一次，罗伯斯庇尔本能的反应是安抚性的：12月20日，他提出了一个反对案：设立司法委员会审查《惩治嫌疑犯条例》有关案件。在恐怖统治的巅峰时期，如果罗伯斯庇尔是认真的话，那么提出这样一个建议令人十分惊讶。但是德穆兰拒绝了这一提议，并在1793年12月24日面世的《老科德利埃报》第四期上辩解说，有更好的办法挫败阴谋：“打开关押你所谓嫌疑犯的20万市民的监狱，因为，在《人权宣言》中，没有怀疑的空间……你想用断头台消灭所有敌人！但是还有什么比这更疯狂吗？……相信我，如果你建立宽赦委员会，自由会不断加强，欧洲也会被征服！”

第二天，12月25日，罗伯斯庇尔被德穆兰坚决的挑战彻底激怒，他发表了《关于革命政府原则的报告》，报告的主要目的就是进行辩护：在革命形势下，需要专制的革命政府，而不是以法治为基础的立宪政府。

“立宪政府的目的”，他写道，“是保护共和国；而革命政府的目的是建立共和国……在宪法制度下，公共权力几乎足以保护个人，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在革命制度下，公共权力需要保护自身免遭各种敌对势力的攻击……这些认识足以解释所谓革命法律的来源和本质。那些将其称为专制或独裁的人只是愚蠢和堕落的辩士，他们企图混淆对手。”

尽管德穆兰挑战罗伯斯庇尔的权威，令后者越来越恼怒，但是罗伯斯庇尔仍然愿意调解。1794年1月7日，他告诉雅各宾派，没必要将德穆兰驱逐出雅各宾俱乐部。相反，他说：“我们会烧毁他的报纸。”如果说这是友好的提议，德穆兰则立即不屑地表示拒绝：“烧毁报纸不是解决办法。”

在法国大革命历史上，德穆兰干脆的回答颇具传奇色彩，有人似乎认为他在附和卢梭。实际上，卢梭并没有说俏皮话的爱好，这种反驳来自卢梭的敌人伏尔泰。卢梭的革命小册子《社会契约论》已经于1762年发表，该论著造成广泛影响，因此在他的家乡日内瓦被官方的行刑官公开烧毁。卢梭一直令伏尔泰十分恼火，彼时伏尔泰与卢梭的矛盾已经公开且不可调和。但是这一次他为卢梭，并为所有作家感到愤怒，他当时就这起事件写道：“他们在我们的国家（日内瓦）烧毁了这本书。烧书的行为与写书一样可憎。明智的政府必须忽略某些事情。烧毁一本争论的书就等于是说：‘我们没有足够的智慧来回应。’” [168]

此时，罗伯斯庇尔与丹东派之间最终摊牌似乎已经不可避免，随着对丹东和几位友人及同事参与腐败和洗钱的大量指控的出现，这一刻终于爆发。这很有讽刺意义，因为革命立法的主要创立人和丹东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法布雷，在上年夏天与国民公会中的几位同事一起，作为主力参与指控了所有投机者，尤其是针对大型殖民地贸易和种植园公司印度公司的活动。

他们的主要指控是，金融公司（尤其是印度公司）采取了隐瞒伎俩避税。活动参与者包括体格肥胖、生活放荡的议员弗朗索瓦·沙博，他曾是方济各会修士，但是现在故意身着低档服装，扮作普通的无套裤汉和人民的代表；曾任出庭律师和法官、短暂与丹东一起任第一届救国委员会委员的让-弗朗索瓦·德拉克鲁瓦；还有来自昂热的前出庭律师约瑟夫·德洛内，他后来先后被（沙博和其他人）指控阴谋腐败和敲诈。这次活动很成功，国民公会下令对所有这些公司进行打压、关闭股市，并授权以法布雷等人为主清算印度公司，包括将外国人持有的公司大部分资产予以充公。

然而，这次立法政变并未阻止国民公会内外的骚乱，针对腐败堕落的指控与反指控持续肆虐。经济领域的严重压力和扭曲为投机倒把和攫取暴利创造了理想的机会。革命派还没有建立起必要的道德标准和职业精神来管理和抑制有关犯罪。

而且，众所周知，大量国民公会议员，包括一些重要的特派员，都利用职务之便，徇私枉法，大肆敛财。丹东是腐败嫌疑最大的角色之一。在推翻君主专制之前，几乎可以肯定他从朝廷领取工资，但没人清楚他拿着工资为朝廷做了什么事情。但是，应当记住，直到1792年8月，有很多人，包括很多革命者，都想拯救专制制度，这种情况可以从国王的审判中找到证据，有些人（例如米拉波）准备与朝廷合作，并从朝廷收钱。专制被推翻之后，丹东短期担任司法部部长，这时他能接触到司法部大量秘密资金，他一直无法说明资金的去向。人们普遍怀疑，1792年12月至1793年2月之间，他多次前往比利时的法国前线的过程中，可能通过与军队签订合同甚至是与奥地利人进行叛国交易而大发横财。

罗伯斯庇尔公开谴责德拉克鲁瓦在比利时非法获利；毫无疑问，沙博在塔恩省和阿韦龙省大肆敛财，据说他迎娶了两个奥地利人的妹妹，并获取了20万里弗的神秘嫁妆。收复土伦时，国民公会另一位重要议员巴拉斯成为一城之主，他滥用职权，大肆贪污。

指控和反指控的风暴愈演愈烈，沙博是经常遭到指控的对象，他惊慌失措，为了开脱罪名，他亲自前去拜见罗伯斯庇尔，然后前往公安委员会—他曾任公安委员会委员—他向公安委员会检举法布雷，承认他收受10万里弗，并辩称印度公司的欺诈行为牵连巴龙·巴茨为首的外国银行家更大的阴谋。起初，公安委员会并未留意这些指控，而是相信法布雷是无辜的。

然而，1794年1月13日，丹东派的反投机运动又吹了回来，这一次法布雷因被指控而遭拘捕，说他利用议员的职务之便，欺骗并改写了印度公司的清算条款。

国民公会下令政府官员应当关停印度公司。但是这条法律的有关条款被做了修改，允许公司自行清算，从而避免支付拖欠的巨额税费。结果发现，修改的地方到处留有法布雷的痕迹，作为回报，他和他的朋友从公司获利50万里弗。沙博和德洛内也牵涉其中。据称，法布雷和他的手下发动对印度公司的行动是为了动摇公司在股市上的表现，从而在公司清算之前投机公司股票。这次欺诈行为成为审判丹东派的核心，沙博的陈述更是导致这一审判变成对想象的国际银行家阴谋破坏大革命的审判。

罗伯斯庇尔立即采取行动，应对轰动性的法布雷被捕事件。罗伯斯庇尔是想表达对背叛革命理想的行为做出公共的抗议，意在表明，不仅大革命需要道德指引，而且他自己就是道德的化身。1794年2月5日，他来到国民公会，发表了一场名为“共和国内政管理中指导全国会议的政治道德原则”的抗议演讲，不仅宣扬品行道德的必要性，而且为恐怖统治辩护。

他说：

“是时候阐明大革命的目的以及我们最终想实现的状态了……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和平地享受自由和平等……然而，既然共和国或民主的核心是平等，那么爱国必然就包括热爱平等……道德不仅是民主的灵魂，它也只能存在于这样的政府之中……如果在和平时期民主政体的春天是道德，那么在革命时期民主政体的春天就是道德和恐怖统治：没有道德，恐怖统治会毁灭一切；没有恐怖统治，道德便毫无用处。恐怖统治不过是正义，它及时、严苛而又灵活。因此，它是道德的起源……”

这是罗伯斯庇尔最后一次企图为大革命的元宗教灵魂辩护。但是他的雄辩未能减少左翼煽动者的抗议，因为它对普通无套裤汉的遭遇毫无作用。新推出的扩大“最高限价”政策对于控制食品价格效果微乎其微，对于解决食品短缺也毫无作用。对于工资的控制有所放松，但对于大多数无套裤汉而言，生活愈发艰难。商店和市场上排着长队，几乎出现骚乱。罢工和威胁性的公众示威不时涌现。部分埃贝尔派和他们的朋友呼吁发动新的起义。1793年12月17日对龙桑和樊尚的逮捕更是煽动了平民党科德利埃俱乐部的反政府示威者，因为经济危机日趋严重。

救国委员会和公安委员会成员开始意识到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改善穷人的困境。1794年2月26日和3月3日，圣茹斯特力推一系列法律，即所谓的“风月法令”，旨在将“人民的敌人”的财产大规模重新分配给穷人。

他说：

“形势迫使我们作出我们意想不到的决定。财富聚集在大量革命敌人的手中。需要迫使工作的人们依赖他们的敌人……爱国者的财产是神圣的，但是反叛者的财产属于所有需要的人。穷人是地球的力量。他们有权与不能照顾他们的政府的官员对话。” [169]

根据这条法令的规定，所有市镇都得到命令，起草应得到赔偿的穷人爱国者名单，各区或者各市镇的监察委员会应提供流亡贵族的名单，以及1789年5月以来因政治原因入狱的所有人员名单。经过公安委员会的审核，这些“大革命的敌人”的财产将被立刻没收和出售，并将销售所得分配给穷人。如果“风月法令”得到充分实施，数额巨大的财产将被重新分配给穷人，因为被剥夺财产的嫌疑犯和流亡贵族人数达30万之多。

像马蒂厄这样的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代表了救国委员会果断地转向左倾平均主义，以满足无套裤汉的需求。罗伯斯庇尔一年之前，1793年4月24日在国民公会的一场演讲中曾说过：“财富的极端不公平是万恶之源。”1794年5月24日，救国委员会命令每天向巴黎的穷人和老弱病残分发15苏至25苏不等。在其他地方，地方政府的行动比较缓慢。其他历史学家怀疑这些法令是否代表了雅各宾政策的根本转变，他们认为这只是为了安抚示威者的权宜之计。这些政策的操作细则并没有说明，政府也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直接干预经济，以改善无套裤汉的状况。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事情的真相，这些法令刚开始实施，罗伯斯庇尔就倒台了，于是这些法令很快就被废除了。

法布雷被捕之后，对丹东及其朋友的审判已经不可避免，审判紧跟对埃贝尔派分子的审判。1794年3月18日，国民公会下令审判所有牵连进印度公司案件的人员：法布雷、克洛德·巴西尔、沙博和德洛内。11天之后，3月29日晚至30日凌晨，丹东与其他被指控为宽容派分子的人员一起被捕：德穆兰、德拉克鲁瓦、皮埃尔·尼古拉·菲利波。朋友们已经警告过丹东，也有人建议他逃跑，但遭到他的拒绝。他说：“逃跑的人无法肩负国家的重任。”被捕之前，他去见了罗伯斯庇尔两三次，请他看在自己以往对革命忠心耿耿的份上，网开一面。但是罗伯斯庇尔不为所动。来自诺曼底的律师让-巴蒂斯特·罗贝尔·兰代是救国委员会12名委员中唯一拒绝签署逮捕令的委员。“我在救国委员会的职责是拯救公民”，他说，“不是杀害爱国者。”

1794年4月1日，国民公会鸦雀无声，聆听圣茹斯特宣读针对丹东和其他被告长篇累牍的指控书；控告几乎全是些无凭无据的影射之词，控告他们过去与米拉波（此人三年前因为工作过度和生活放荡而死亡，时年42岁）密谋，与朝廷进行秘密交易（现在朝廷人员已经都被驱逐或流放），与迪穆里埃（现在在奥地利一座监狱忍受牢狱之灾）存在私密关系，与吉伦特派（大多数人已经死亡）进行叛国交易，企图拯救皇室（皇室成员现在有的死亡、有的坐牢、有的流放），参与活动争取宽容与和平，对革命措施进行无声的抵制，牵涉腐败，以及结交外国犯罪嫌疑人等。毫无疑问：这又是一起象征性公审。

此外，为了混淆司法过程，国民公会将大量外国人、投机者、奸商和丹东的朋友穿插进来：埃斯帕尼亚克地区的神父马克·勒内·马利·德·阿马齐，从事军需生意的臭名昭著的投机商和奸商，严重牵涉到印度公司的投机生意之中；安德烈斯·马里亚·德·居兹曼，西班牙冒险家和政治煽动者；西格蒙德·尤尼乌斯和埃玛纽埃尔·尤尼乌斯，他俩是摩拉维亚犹太人，已改姓弗赖，被怀疑是奥地利间谍，并牵涉到沙博案件中；丹东的朋友弗朗索瓦·韦斯特曼将军，被指控在旺代进行屠杀；还有马利-让·埃罗·德·塞舌尔，一位富裕而广受欢迎的贵族，罗伯斯庇尔对他早就怀恨在心，同时又羡慕他的迷人气质。

审判于1794年4月2日开始，在之前的巴黎议会大厅举行，审判时间不长。第一天专门审问印度公司案件，有关法布雷及其朋友的证据十分确凿。第二天讯问丹东，丹东不仅为自己辩护，而且激烈地抨击指控他的人，指责他们是骗子。他的发言很有气场，在街上都能听见他的声音。越来越多的人涌进公众旁听席观看审判。公安委员会多名成员出现在法庭中，以提振革命法庭庭长埃尔曼和检察长富基耶-坦维尔的决心。第三天审问其他人，他们也学习丹东，大声要求传唤证人。富基耶-坦维尔陷入恐慌，他写信给救国委员会寻求建议。仿效审判吉伦特派的案例，救国委员会决定采用另一个手段来让丹东闭嘴，从而扫除法律的障碍。圣茹斯特去国民公会并推动其通过了一条法令：“任何被指控阴谋反叛罪的人一旦抵制或者诽谤国家司法制度，将被立即终止诉讼程序。”这一法令得到一致通过，可以迫使丹东保持安静。第二天，1794年4月5日，富基耶-坦维尔宣读了法令的内容，陪审团被说服通过有罪判决。当天晚些时候，丹东和另外15人，其中9人为国民公会议员，被送上断头台。

在断头台上，丹东对执行者说：“把我的头拿给人们看看：它值得一看。” [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