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赴战

1791年10月1日新成立的国民立法议会的人员构成极为年轻化，745名议员全都是年轻人。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说：“从未有过比立法议会更为年轻化的议会。其中大部分议员尚不满26岁。”原先的制宪议会悬殊的年龄差异和等级差异一去不复返，白发苍苍的老一辈退出了政治舞台。米什莱还说：“这看起来像一支由男性组成的统一的队伍，所有人几乎年龄相仿，等级相同，言谈相近，穿着相似。一个崭新的法兰西端坐于此，清一色满头乌发的年轻人。”

国民立法议会正在杜伊勒里宫中之前的骑术学校（Le Manège）举行会议。1789年10月国王搬到巴黎时，骑术学校一并迁入巴黎，其旧址随即成为议会大厦。骑术学校的大厅面积很大，作为辩论厅规模正合适，距住在杜伊勒里宫的国王也不远，十分便利。从正面看，大厅的纵向长度远长于其横向长度，议长主持会议所站的位置处于纵长一侧的正中，一排排议员座位则摆在议长的周围，包括他的左右两侧和正前方。大厅两端更高的楼层上设有面向公众开放的旁听席。

议员们听到自己的名字时，便走上前来在大厅中心发言。但是骑术学校的传声效果很糟糕，发言者必须大喊才能让别人听到自己的声音。国民议会的会议允许公众入场时，发言者的声音时常被观众的嘘声和谩骂声淹没。

同之前一样，国民立法议会的座位由议员自发安排、自行择座。较为激进的革命者选择一起坐在议长的左侧，尤以雅各宾俱乐部的全体成员为主；而君主政体的拥护者往往坐在右侧，多是斐扬俱乐部的成员。因此，政治术语“左翼”和“右翼”原来是偶然地从法国大革命流传而来的隐喻。

国民立法议会之所以年轻化，是因为罗伯斯庇尔于1791年5月16日说服了其前身国民制宪议会颁布法令，规定制宪议会的议员都不能参选立法议会，因而国民立法议会全部由新成员组成。

这是罗伯斯庇尔进入国民议会后取得的首个实质性的成就，也是他成为革命领军人物之一的最初迹象。他的目的或许是提拔年轻人，期望他们成为更本能的革命者。但是从实际角度来看，这项决策为大革命的政治稳定带来了不堪设想的后果。

在过去的两年半中，也就是大革命富有创造性的最初几年，很多参与者都在国内汲取了政治经验，而现在把这帮人全部排除于新成立的议会之外，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将政治力量转向别处。对他们而言，最佳去处莫过于政治俱乐部的辩论会，有些人通过这些俱乐部继续领导自己的派系，譬如罗伯斯庇尔。所以，整个革命运动而今分裂出两个对立的政治机构：新近选举出的国民立法议会处于核心位置，一批政治俱乐部如众星拱月。结果，国民议会的辩论和政治俱乐部的辩论之间的论调永远在针锋相对，尤其是雅各宾俱乐部。最具革命精神的政客们在下午面向国民议会发表演讲之后，通常在晚上向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重述一遍，希望获得拥护者们的热烈支持，仿佛诉诸高等法院。

起初，雅各宾派是国民立法议会中的少数派，745名议员中只有136人业已报名加入雅各宾俱乐部，这一数字在立法议会存在的12个月里可能也未显著增加。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愈发强硬、敢于直言并最终占据统治地位的少数派。

相比之下，有264名成员注册加入斐扬俱乐部，以此宣布自己是保守派或保皇派，这一比例略高于总人数的1/3。当年年底，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334人，仅略低于全体议员的半数。这个右翼派系，也就是斐扬派，出现了分裂，一些人继续追随拉法耶特，而另一些人则追随所谓的“三巨头”：亚历山大·德拉梅特、阿德里安·杜邦与安托万·巴纳夫。这三巨头同宫廷关系密切，他们打算长期坚守阵地，反抗到底，而且倘若宪法不经修订、不纳入在议会设立第二议院和赋予国王绝对否决权的条文，他们就誓不接受宪法。但是拉法耶特却受到宫廷的怀疑和憎恶，相当重要的原因是他想要紧循现行的宪法。虽然由于战神广场的大屠杀，拉法耶特作为进步“爱国者”的名誉扫地，可他依然深受右翼分子的欢迎，颇有影响力，而且他毫不动摇地坚持《人权宣言》的原则，因为他认为自己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

还有一个人数众多但未公开宣布的中间派介于斐扬派与雅各宾派之间，约有300名议员，同任何俱乐部都没有关系，他们日后被称为平原派，后来也被嘲讽地称为沼泽派。他们倾向于支持现行的宪制，支持君主政体，并可能同保守派投相同的票。

换言之，经历了两年半的革命之后，从严格的现代意义上讲，只有不到1/5的国民议会议员还是真正的“革命者”。但是这并不妨碍这一小撮人夺取革命的果实，并于两年后在政治上将革命引入死胡同。

国民立法议会的辩论会很快被一帮年轻有为的左翼政治家主宰，他们来自法国西南部，后来被称为吉伦特派，因为多位领导者来自吉伦特省。吉伦特派最杰出的演讲者之一是皮埃尔·韦尼奥，他是来自波尔多的34岁律师。他更年轻的朋友—26岁的让-弗朗索瓦·迪科也来自波尔多，其家族从商并经营种植园，因而他曾跟随父亲从事贸易。迪科的妹妹嫁给了让-巴蒂斯特·布瓦耶-丰弗雷德，后者也是议会成员，来自波尔多地区的另一个从事贸易和航运的家族，其家族在圣多明戈也拥有房产。

韦尼奥的另一位任职于立法议会的密友也是左翼人士，他叫玛格丽特·埃利耶·加代， [37] 是来自波尔多的33岁辩护律师。他是非凡的、充满激情的演讲者，并将成为罗伯斯庇尔在国民议会中最强有力的对手之一。吉伦特派的第五名成员是阿尔芒·让索内，他也是来自波尔多的辩护律师，也是33岁，同当地的商人阶层关系密切。

或许令人吃惊的是，这群所谓的吉伦特派的领袖并非来自法国西南部，而是来自巴黎地区。他叫雅克-皮埃尔·布里索，1754年生于沙特尔市，是博斯地区某地主之子。他比来自吉伦特省的同僚们年长三四岁，更为见多识广，因而轻易地就让这群同僚黯然失色。他曾学过法律，后来却决心投身文学，从此开始了自由新闻、政治论战和金融冒险主义的生活。有些人嘲讽他是文学和政治投机者，但是异常丰富的国际经验和四通八达的政治关系让他毫无争议地成为了这群革命者的领袖，即便他只有37岁。最初，他们更常被人称为布里索派，而非吉伦特派。

布里索派及其盟友在政治议程中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对待国王和大革命的国外敌人，但是议会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是法国日趋严重的经济危机。

这场危机始于一连串严重的食品贸易供应中断导致了周期性的食物短缺的问题。1792年2月，敦刻尔克地区的一些食品商人的仓库遭抢，因而发生了一场暴力冲突，造成14人死亡、60人受伤。3月，在法国中部和南部各省（康塔尔、洛特、多尔多涅、科雷兹与加尔），新近成立的国民自卫军的部分卫兵袭击并劫掠了多座（他们认为）属于移民的城堡。引发食品骚乱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西印度群岛的圣多明戈爆发的叛乱。

圣多明戈是法国最繁荣的殖民地之一，其种植园因生产糖、朗姆酒、咖啡和棉花而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该地经济本质上是建立在奴隶贸易基础之上的，3万名白人奴隶主处于支配地位，但所有活计却是由50万黑人奴隶来做。还有2.7万名白黑混血儿介于两者之间，他们虽是自由人，但不属于白种人。布里索于1788年创立了黑人之友协会，但未能获得国民制宪议会对废除奴隶制度的任何支持。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种植园的生意关乎一些革命者的个人利益，不仅仅事关斐扬派的部分右翼成员的利益，譬如拉梅特兄弟，还有关我们在上文有所了解的若干左翼的吉伦特派成员的利益。1790年3月8日，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法令：在殖民地建立地方自治议会，只有白人有权投票，也只有白人有权担任议员。从这一点上讲，革命派避重就轻地把奴隶制的问题撇在了一边，他们准备展开辩论的唯一相关的议题就是赋予白黑混血儿何种权利，如果这些人拥有权利的话。一年多以后，1791年5月15日，国民议会赋予了白黑混血儿公民身份，但是殖民地的白种人拒不执行该法令。他们的拒绝首先引起了白黑混血儿的叛乱，之后在1791年8月，杜桑·卢维杜尔又率领黑人揭竿而起。

叛军将种植园付之一炬，造成了直接的经济反冲。虽然糖、咖啡和朗姆酒相对昂贵，但它们此时已在巴黎成为日常消费品，而现在供应量突然大幅削减。在其他食品短缺的情况下，这一现象加剧了指券价值下跌造成的物价上升。当地食品市场出现混乱，人们纷纷谴责囤粮行为，要求政府介入给食品定价。1792年春，埃唐普市市长雅克·西莫努拒绝了当地群众呼吁他为食品定价的要求，结果他惨遭一伙暴徒的杀害。但是指券价值的持续下跌才是导致法国经济困难最深层的原因，因为它正在推高通胀水平、扰乱食品供应，并严重干扰了法国的对外贸易。

布里索派宣称指券价值的下跌并不能归咎于指券是没有国家信用作为支撑的纸币，远未同税收收入相平衡，也不能归咎于其发行数量过多，完全是因为革命之敌正在蓄意破坏货币信用，这些人包括欧洲各国的君主、国王的兄弟、其他移居国外的贵族，尤其是拒绝宣誓忠于革命的顽固牧师。他们认为只有直面这些外部威胁，才能解决日益严峻的国内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对布里索派而言，应对外部威胁意味着对抗外国势力，迫使他们承认并接受革命，并让他们终止接收移民这一颠覆活动。最后，这还可能意味着战争。

事实上，几乎每个人似乎都执意挑起战争，尽管理由截然不同。国王渴望战争，因为他希望奥地利人来拯救他；拉法耶特及其拥护者渴望战争，因为他们大多是军人，因而认为自己在战争中能够如鱼得水，起码足以控制革命局势；一些布里索派成员渴望战争，一定程度上是出于理想主义的原因，他们相信胜利将促使他们让其他国家受惠于大革命。

几乎只有罗伯斯庇尔领导的一小撮左翼革命者不希望爆发战争。罗伯斯庇尔之前的提议使得他无权加入国民议会，但是他经常在雅各宾俱乐部满怀热情地发声。他是一位高产的演讲者，1791年9月至1792年8月10日，他在制宪议会发表了500多篇演讲，在雅各宾俱乐部发表了100多篇演讲。据说他也是一位蹩脚的演讲者，声音尖细刺耳，并带有浓重的法国东北部阿图瓦省的家乡口音。 [38] 但是他的演讲想必引人入胜，因为听众似乎心神专注，甚至内容违背个人意愿也无碍。如今罗伯斯庇尔的言辞或许不好理解，但从其革命派同僚的结论中可见一斑。他的人格魅力和坚定信念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甚至包括那些政治理念相左者，以及右翼和中间派中强烈反对他的人。米拉波说：“他将大有作为，因为他相信自己所说的一切。”70年后，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回首过去，传神地描绘了罗伯斯庇尔于1792年秋在国民议会上让在场者如痴如醉的画面：“罗伯斯庇尔是个审判官似的人物，他憔悴疲惫，眨巴着藏在眼镜片后面惺忪的双眼，如斯芬克斯般神秘莫测，即便一个人不想看到他，却会不由自主地始终盯着他。” [39]

罗伯斯庇尔反对战争，因为他认为战争不会有好结果。他警告称法国尚未做好作战准备，而且除非大规模重整军备，否则不可能准备就绪。此外，一场胜仗可能会让一位凯旋的将军夺取政权。

1791年12月18日，他对雅各宾俱乐部成员说：

“战争永远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企图更进一竿的首要愿望……在战争中，行政机构将部署最令人生畏的力量，实行只能恫吓我们初露端倪的自由的独裁统治；在战争中，人民忘却了那些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息息相关的理念，只关注国外事务，他们分散了在政治代表与治安法官身上的注意力，转而将所有兴趣和全部希望寄托于将军和大臣……

“在战争期间，绝对服从的习性连同对叱咤风云的军事领袖出于本能的热捧将把国民的士兵转变为国王的士兵或将军的士兵。（因此）军队的领导者将成为国家命运的引领者，他们还将打破均势，支持他们决定支持的派系。倘若他们是凯撒或克伦威尔，他们就会自行攫取政权。” [40]

罗伯斯庇尔坚持认为，革命的真正敌人在国内，而非国外。他的警告鬼使神差般地具有先见之明，不仅适用于拿破仑，还适用于他在拿破仑之前领导的革命政府。但是这一警告遭到忽视，战争在所难免。

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国王的角色问题在国内仍未解决，因此对革命合法性的基本要求在国外尚未得到认可。革命派本该在法国解决这一国内问题，但是由于他们未能就法律政策达成一致意见，更由于革命的合法性不断受到移民与欧洲其他各国君主（以奥地利皇帝为首）的质疑，在主战派看来，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诉诸战争。

国王已经正式接受了新宪法，但是所有人都知道，或者说起码怀疑，宫廷反对这场革命。国王的兄弟们已经逃离法国，正倾尽全力集结一支法国移民组成的军队，并鼓动欧洲其他国家反对革命，以奥地利和普鲁士为首。国王出奔瓦雷讷之后，移民的规模显著增加，其时军队中有半数军官离开法国。虽然革命派怀疑国王的目的是让法国蒙受失败，以便确保欧洲其他君主助他重树权威，但是各方仍在就法国是否应首先宣战的问题争论不休。

面对国内的不满，革命派打击敌人，从而加大了促使战争势在必行的活动力度。1791年10月31日，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法令，要求国王的兄弟普罗旺斯伯爵返回法国，否则他将失去继承权。11月9日，国民议会又通过一项法令，规定移民在两个月之内回到故土；如果他们拒不返回，其财产将被充公，个人将被判处合谋罪，处以死刑。在国民议会强制推行饱受争议的《教士公民组织法》16个月后，革命派于11月29日转而非难那些尚未移民的不守规章的牧师，以剥夺退休金和处以两年监禁相威胁。这是一项镇压誓不从命的牧师的计划的开始，该计划周期漫长，内容详尽，且残酷无情。

国王行使延搁权阻挠这些法令的通过，但他于11月29日却接受了另一项法令，该法令威胁特里尔与美因茨的选民，称如果他们不将法国移民驱逐出他们的领土，法国将发动战争。这两处的选地后来遵从了这份最后通牒，但是国王渴望战争，他原以为自己能亲手挑起战争，因为倘若他胜利，个人权威将极大加强，他能够抑制甚或颠覆革命；而倘若他战败，就能指望欧洲的其他君主加以干预，助他复位，从而镇压革命。事实上，他期望战败，正如他从瓦雷讷回来后所写：“如果这不是一场内战，而是一场政治战争，那么状况将会好得多。法国的物质状况和道德境况已然至此，无力展开这样一场战争。”国王所指的“政治战争”用意何在并不明确，但是他的结论有根有据。法国军队规模不大，并未做好充分准备，也没有精良装备来投身战场。

拉法耶特也希望开战，他认为自己将担任总司令，而且假设军队如他所愿凯旋，他就能挤走雅各宾派。作为职业军人，拉梅特兄弟也希望开战，他们认为一场短时间的局部战争将有利于将军们稳定革命局势。国民议会的若干左翼分子受到布里索和吉伦特派几位主要演讲者的鼓动，也渴望发动战争。他们认为，法国和欧洲之间需要进行革命斗争，因为这将迫使国王表明其真实立场。

很多最热切的战争支持者现在开始相信发动战争易如反掌，因为法国军队将在邻近的欧洲国家大受欢迎，这些国家的人民将通过起义摆脱封建压迫者的枷锁。无论如何，法国人有义不容辞的义务，必须帮助解放欧洲其他地区的潜在革命者。罗伯斯庇尔视此为另一个错误。1792年1月2日，他告诉雅各宾俱乐部成员：“政客的大脑孕育的最不切实际的想法莫过于相信一个民族单单动用武力就足以融入异族，促使异族人民采用该民族的法律与宪法。没有人喜欢全副武装的传教士；天性和谨慎向他们传达的第一条忠告就是断然拒绝，视之为敌。”

事实上，革命派近期已在阿维尼翁目睹了“解放”蕴含的内在风险和潜在冲突，并且对此记忆犹新。阿维尼翁是法国南部地区的五六个重镇之一，全镇居民2.8万人。但它是一块飞地，自14世纪以来，这座城镇连同相邻的维奈桑伯爵领地（首府是卡庞特拉）一直是罗马教皇的领地。在革命初期，该地人口的两极分化愈益严重，矛盾集中于神职人员与贵族同资产阶级与手工艺人之间，神职人员与贵族依然保守地忠于教皇，而资产阶级与手工艺人则希望参与法国热火朝天的革命进程，并从中获益。1790年，两派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而阿维尼翁（更多的城镇人口也更具有革命精神）与卡庞特拉（当地人口更为保守）之间的冲突也在不断加剧。起初，巴黎的革命派不愿介入这场冲突。但经过漫长的讨论，国民议会在1791年秋举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罗伯斯庇尔在会上宣称“阿维尼翁的运动是场全世界的运动，它事关自由”。9月14日，议会宣布阿维尼翁与维奈桑伯爵领地理应隶属法国。

不幸的是，事件并未就此结束。在阿维尼翁，天主教徒与贵族并非默许领土兼并或是建立温和的市政当局，于是他们在10月16日掀起了一场反革命暴乱，造成了一位名为莱斯屈耶的革命派“爱国者”的死亡。

这也引起了暴力的反示威活动，领导者是当地军人马蒂厄·儒弗·茹尔当，他也是一位投机者，后来诨名“砍头人”茹尔当。一连串杀戮惨案相继发生，导致了针对暴徒的大屠杀，大约60名右翼嫌疑分子在教皇的格拉西耶塔楼的宫殿惨遭杀害，遇害者从这里被扔到室外。法国的革命派对这一消息感到震惊，阿维尼翁多年来一直是一个分裂的社会。

与此同时，战争的势头在巴黎逐渐增强。路易十六的外交部部长让-马利·德莱萨尔竭力维持和平，但革命派的情绪对他不利。1792年3月10日，议会指控他犯有叛国罪。国王的其他大臣全部请辞，于是他委任了由布里索之友组成的新内阁，他们都支持战争：中将夏尔·弗朗索瓦·迪穆里埃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日内瓦籍银行家艾蒂安·克拉维耶担任财政部部长；让-马利·罗兰担任内政部部长。（他们的下场都很凄惨。迪穆里埃背叛祖国，投奔奥地利人；克拉维耶为防被判死刑，自杀身亡；罗兰听闻妻子被送上断头台，自杀身亡。）

4月20日，国民议会以压倒性票数支持向奥地利宣战。仅有7名议员投票反对。宣战当日，罗伯斯庇尔彻底改变立场，向雅各宾俱乐部发表了讲话，呼吁发动一场国家武装战争。

“既然我们已经宣战，我认为我们还必须征服布拉班特、低地国家、列日、佛兰德斯等地。从今以后，唯一值得我们关心的事就是践行这一益国利民的事业的方式，换言之，正如我屡次所提，我们此刻绝不能再发动宫廷战争，而需发动一场人民战争。法国人民现在必须奋起反抗，全副武装，无论是为了出国作战也好，还是为了警惕国内的专制统治也罢。”

这番话颇具预见性，因为直至一年以后全国上下为大规模战争充分武装，法国才开始赢得重大的战略性胜利，这些胜利改变了欧洲版图长达25年之久，并彻底改变了战争的性质。